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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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
著名作家吴泰昌先生
　
   访谈视频——著名作家吴泰昌：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
    2010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该如何纪念先生百年？又该如何回望先生璀璨光华一生？著名作家吴泰昌与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相交多年，著有《我认识的钱锺书》一书，书中回味的许多先生生活细节，于种种小处见钱先生之大气节，亦能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缘此，新浪博客第169期“网上大讲堂”栏目诚邀吴泰昌先生做客，一同回味他与钱先生相知相交之种种，一同用温和平静的心重温钱先生当年风华。
    精彩语录：
    吴泰昌：关于对诺贝尔奖金的看法，当时是敏感的话题，中国也有作家被提名，包括钱钟书被提名，问钱钟书，钱钟书当时说对这个奖不要过于重视。他在观念上、意见上很自信，考虑成熟了以后就讲了。讲了以后，文艺报摘了这段文字，当成头版发表了，《钱钟书关于诺贝尔奖的看法》，送给他看，他说是经过他看过的，比较准确，就没动，后来反应还是很广泛的。后来找我问，听没听到不同意见，希望你们有不同意见也要发。他说我虽然自己考虑的比较成熟，而且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我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吴泰昌谈钱钟书待人：尊重、谦虚、随和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博客网上大讲堂。
    今年11月21号是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今天邀请到著名作家吴泰昌做客网上大讲堂，与我们共同回味钱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泰昌先生您好。
    吴泰昌：您好。
    主持人：我手上拿到您2005年出版的书，叫《我认识的钱钟书》，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谈钱老当年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们用什么样的活动纪念钱钟书先生是比较合适又比较恰当的？
    吴泰昌：钱先生98年去世，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大家都在深切的怀念他。今年适逢他100岁纪念日，据我知道，各地、各媒体、各有关组织都举行了很多纪念活动。我参加了一次11月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钱钟书百年活动，那次会上来了很多海内外研究钱钟书先生的学者和他的亲朋好友。而且为了这个会，很早就有筹备编辑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集。我参加那个会，我也很高兴应编者跟钱钟书先生夫人杨绛先生之请，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深切的怀念钱钟书先生》，表达一个晚辈、后学对我非常尊敬的钱钟书先生的一丝怀念之情。
    主持人：我相信怀念钱钟书的人除了您还有很多很多人。
    吴泰昌：我再插一句，今天新浪网的网上大讲堂请我来做客，让我有机会再一次通过你们媒体来表达我这种深深怀念钱先生的情谊，非常感谢你们。
    主持人：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来。除了您之外，相信有很多读者都非常深切怀念钱先生，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热爱他、喜欢他的文章，包括他的为人。我想问您钱先生哪些人格品质在当下是特别需要再次推崇的？
    吴泰昌：我跟钱先生有些接触，就是从1977年开始，他晚年的一段。我首先是作为一个文艺报刊的编辑跟他往来。编辑做不好，从他手上没约到什么稿子，但是没什么目的跟他交往闲谈的比较多。从我跟他交往的印象只能是点滴，但是真切的，是比较距离近的。我感觉钱钟书这个人是我们国家一个难得的大学者，才华非常出众，他那一代的大师里，我认为他算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跟他接触很少谈他在做什么学问，在写什么东西，就是闲谈。他首先有一点，他非常随和亲切，很尊重人，我原来未去之前，听说他比较高傲一点，不大愿意跟外面打交道，很难接近。
    主持人：很难交往，比较清高。
    吴泰昌：后来1977年是叶圣陶先生介绍我去的，他跟他有交往，他说其实他这个人谈起来，这个人做事很随和、很亲切，特别是对晚辈。那一天，约稿没成功，本来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本来想请他写文章，约稿没完成，他进门第一句话就说“约稿的事今天不谈”。
    主持人：有点泼冷水，本来是想去约稿。
    吴泰昌：我心凉了，本来想走，他给我冲了一杯咖啡，又倒了杯茶，我们三个人一起聊。
    主持人：给你倒咖啡，那会儿他们是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

    吴泰昌：清茶，咖啡完了就是一杯清茶，就是闲聊。聊了之后觉得他还是非常健谈的，记忆力非常准确，而且也关心他的同辈或者是他的长辈的近况，非常关心他们。闲谈当中谈到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逝世比较早，1958年因公飞机逝世。郑振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老所长，就是钱钟书单位的老所长，原来调到社科院，之前是北大文学研究所，钱钟书就在那里面，我倒是在北大上的学，刚考进去一两年，他说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创作、文物贡献多方面，但是死的过早。
   
    主持人：英年早逝。
    吴泰昌：他就讲了这个。我作为一个编辑，很敏感，我先在人民文学，后来在文艺报，在怀念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的人，同时也应该组织文章怀念他。我又不好意思开口，他说今天稿子都不谈，你作为小朋友，后来我第二天在文艺报副刊请冰心老师写了追念振铎。钱先生该拒绝的拒绝，因为他正在写《管锥》要杀青的时候，正在忙的时候，他没时间去写那些东西。但是他平常渊博的知识，对文坛这些前辈同辈们的尊重，他可以提醒你。
    主持人：提醒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吴泰昌：我们做新闻工作者稍微敏感一点。
    主持人：他只点一下。
    吴泰昌：他点拨你。钱钟书先生谈话比较亲切、随意，外面有一种印象，一个是他忙，他想完成自己的著作，时间有限，所以经常新闻媒体采访，他不愿意解释。还有一般人找他，他也不想接触。但是真正必要的人去跟他接触，他谈起来还是很随意，很尊重人的。
    主持人：其实他很多事情特别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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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追忆钱锺书先生治学态度
   精彩语录：
   吴泰昌：钱钟书治学的经验，治学的态度，以及治学的方法，是我们特别要纪念、要学习的。我们不可能去完全重复他的著作，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在继承的基础上，应该在某一个领域里有突破创造，最后整体出现这样的大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要像他那样长年累月几十年如一日刻苦的学习，积累渊博的知识，贯通古今、贯通中外。你没这个底子的话怎么行？他有过人的才华跟惊人的记忆力。我们要想达到这个水平，必须这些东西要好好学习。我们现在有些学者稍微浮躁了一点，太急了，以为看了两本书，自己有想法，就写文章成为什么了。现在的大师很多。
    吴泰昌谈钱钟书治学：严谨、刻苦、切实
    吴泰昌：我再讲一个例子，因为人家都想听一些情节、细节性的事情。1985年冬天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有一个记者到北京，专门来采访他，钱先生很难接受采访，就找我原来的老领导，文艺报主编冯穆先生，他以为冯穆一定跟钱先生熟，其实冯先生跟他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冯先生就委托我，我给钱先生打了几个电话，把他们的请求提出来，但是不行。
    主持人：他就拒绝了。
    吴泰昌：我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以前每次都是写信给他，或者是约好时间看他去，后来慢慢熟了，有时我不打招呼也就去了，我把他的生活规律摸得比较准，哪个时间可能肯去。那一天我就突然带着这位记者去了。
    主持人：带着直接过去了。
    吴泰昌：不打招呼去了，杨绛先开了门，钱先生当时一愣，最后他说“泰昌，你搞突然袭击，瓮中捉鳖，把我给抓住了”。转瞬间的场面有一点……
    主持人：尴尬。
    吴泰昌：尴尬。马上就缓和下来了，谈得很好。因为香港记者没有什么提前准备好说谈什么问题，不像你有一个提纲。
    主持人：有一个预设。
    吴泰昌：他没有，而且提的一些问题都比较敏感、比较尖锐、比较刁，所以钱先生就要应付这个环境。果然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好。钱先生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天咱们的采访又事先没有沟通，提出要求，请你不要录音，我也帮着记。但是由于钱先生旁征博引谈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谈到对诺贝尔奖的看法问题，谈到很多中外名人，那个记者记不下来，在最后告别的时候，那个记者提出希望跟钱老合影，钱先生同意，我帮钱先生跟他和杨绛先生三个人拍了照片。拍完了钱先生提议，我再拍一张与我的照片，有一张是我拿着摄影师的记者拍的，第二张是我和钱先生再拍一张。
    主持人：你和记者的合影还是和钱先生的合影？
    吴泰昌：跟钱先生的合影。我第一张拍的是钱先生、杨先生加上那位记者。后来钱先生说，没有他，没有这个采访，他应该合张影，我又跟钱先生合张影。最后走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贵报要发表，请你把您写成的文章先发过来看一下，只是这么一个要求。后来那个记者果然把稿子给他看了，他做了很仔细的修改。因为有些名字搞的都不对，他把稿子认真修改了一遍，修改完了，他给那位记者回一封信，说我很抱歉，你给我写了文章发表，我当时是信口雌黄，你一无所获。
    主持人：他很谦虚。
    吴泰昌：很谦虚去谈这个事情。后来那位记者发表的时候，记者在香港发表的时候，并没有说明他哪些地方是钱钟书改的，就当成自己的一篇文章发了。其中有一段话，关于对诺贝尔奖金的看法，当时是敏感的话题，中国也有作家被提名，包括钱钟书被提名，问钱钟书，钱钟书当时讲了很多例子，他说对这个奖不要过于重视。他说别人会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在观念上、意见上很自信，考虑成熟了以后就讲了。讲了以后，文艺报摘了这段文字，当成头版发表了，“钱钟书关于诺贝尔奖的看法”，送给他看，他说是经过他看过的，比较准确，就没动，后来反应还是很广泛的。后来找我问，听没听到不同意见，希望你们有不同意见也要发。他说我虽然自己考虑的比较成熟，而且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我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他有自信的一面，对自己的观点他很自信。但是他又很谦虚，他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他不会说我的话就怎么着，我讲我的，你讲你的。
    吴泰昌：我感觉到他治学非常严谨，他为人很亲切，而且通达情理，对人很尊重。举一个例子，你看一下他的《管锥》篇，最后一部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是难得的一部著作，他增订了几版，每次增订版，写了一个短序言，二三百字，感谢谁建议我增补了几条，那些注很多都是北大的师弟、师妹，帮他找到了，他鉴定完了，他认为合适用的就采纳了，增订板的序言里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对人的劳动很尊重。一般注释、找材料，我还写你干什么？

    主持人：尤其像自己的师弟、师妹。
    吴泰昌：是我的师弟、师妹。
    主持人：那比他小一辈。
    吴泰昌：说明一个大学者的风度，尊重别人的劳动，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帮过我忙的，这个忙帮的是切实可行的，我就要感谢你，公开的表示。
    主持人：而且都写得很清楚。
    吴泰昌：短序，2、3百字，就写感谢谁，增补了几条。这都是一种真正学者应有的品格。因为做学问是无止境的，每个人只能在它的过程当中去做，做得好、做得不好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要继承前人，感谢别人的帮助，自己做的东西后人再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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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形容钱锺书先生给人以秋天的感觉
   精彩语录：

   吴泰昌：我见他的时候是秋天，而且他给人就是秋天的感觉。整个氛围很秋高气爽，我突然联想，觉得应该是《秋天的钱钟书》，用“秋天”两个字他比较喜欢，不是用冬天、夏天、春天，是用秋天，给人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又不像春天那种喧闹，比较安静的感觉。他对这个题目也很满意。
    吴泰昌谈钱钟书性格：秋高气爽、比较安静

    吴泰昌：我感觉到钱钟书治学的经验，他治学的态度，以及治学的方法，是我们特别要纪念他、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纪念一个我们尊敬的前辈、长者、一代学术大师，我们不可能去完全重复他的著作，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新生代的这批学者，应该在的某一个领域里有突破创造，最后整体出现这样的大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要像他那样长年累月几十年如一日刻苦的学习，积累渊博的知识，贯通古今、贯通中外。你没这个底子的话怎么行？他有他过人的才华跟惊人的记忆力。我们要想达到这个水平，必须这些东西要好好学习。我们现在有些学者稍微浮躁了一点，太急了，以为看了两本书，自己有想法，就写文章成为什么了。现在的大师很多。
    主持人：所谓的大师很多。
    吴泰昌：不是所谓，他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真正的学者，为什么用“真正的”呢？因为很多人并不是学者，大师应该是真正的大师或者是准大师。我感觉钱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他的态度，他的方法，他积累的东西，他的才华跟记忆力，都使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条件。我们怀念他应该切实的学习他这些东西，要力戒过于浮躁的心态。但是我相信我们整个学术水平、文艺水平会提高的，会出现像钱钟书这样一批学识、文学艺术大师，但是他都要努力。现在国家的环境、条件都很好，但是环境好不等于你能够做好，你本身自己还需要努力。
    主持人：就是他治学的严谨，他的精神，他对人的尊重。
    吴泰昌：他的经验、态度、方法。
    主持人：都需要我们去好好学习。
    吴泰昌：我们今天怀念、纪念一些有代表性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切实学习这些东西，为我们现在跟未来的发展吸取宝贵的东西。
    主持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如何纪念钱钟书先生的话题，现在我们把话题回到咱们这本书上，我们知道《我认识的钱钟书》这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当时为什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吴泰昌：这本书写的不算好，因为钱先生已经走了，没有听到他当面的批评、教诲。其实对我来说，这一生写这么多书里，写这本书最漫长、最劳累的一件事情。我跟钱钟书先生1977年认识，我从来没写过他。1990年，他80岁的时候，刚好是《围城》电视剧热播的时候，上海一个报纸《新民晚报》非常诚恳让我写一篇关于钱钟书的特稿，整半版。我当时也没有心情写，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平常我不问他，都是听他讲。第二我听他老说人家写的文章有些是失实的，真实性不够，或者是过誉，见一面就写文章，他有意见，我就不敢写，所以13年中我没有写一篇他的文章。到了90年，我禁不住报社一再的催促，我想再试一试，我就把这个想法，在我去看钱先生跟杨先生的时候讲了，征得他们的同意。钱钟书先生原来说你不要再凑热闹，不要加温，那时关于《围城》的电视剧的讨论很热。后来杨先生说，他从来也没写过你，既然报社这么诚恳邀请，你就让他写一下。
    他缓和了一下，不反对。他说你写完让我们先睹为快，发表之前让我看一下。第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钱钟书》。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写完了，我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家里有客人，杨先生出门，他说你半个小时来取，我们车子就在楼下等着，客人走了，他看完了。回去他们俩人特客气，原稿上面改动的很少很少，后来钱先生还用铅笔在文章后面写了一个“此文甚好”，说原稿留给你做一个纪念。我拿回来一看没什么改变，就是一个清查的清字写错了，还有我引了钱先生一首诗，引半段，他补全了。还有问候上海文坛的几个长者，我把名字次序弄乱了，他说不能乱，先说谁，后说谁是有讲究的，给我调过来。这篇文章后来《新民晚报》1990年12月配图发表了，他文章看过了，对版面安排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件事情增加了我的信心，因为我那里边对于《围城》根本就没有加温的问题，我讲了一句话，后来他笑了，他说钱钟书只是不喜欢过誉，不喜欢别人的文章乱捧他，恰当的鼓励他也是会心的微笑，他说哪儿有这么一个人自己的作品不让人反映呢？过分就不好，要恰到好处的讲。他说我的文章有这一句话，他说你怎么想出这句话来了呢？他看别人对他的评论，不像现在上网那么快，他说有人跟我说，这篇文章写的是理解他的作品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增强了我写的信心。但是我写他并不是我主动想写，因为我当时工作本身很忙。
    主持人：我插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篇文章你的题目要写《秋天里的钱钟书》。
    吴泰昌：因为我见他的时候是秋天，而且他给人就是秋天的感觉。
    主持人：秋天的感觉？
    吴泰昌：整个氛围很秋高气爽，我突然联想，觉得应该是《秋天的钱钟书》，用“秋天”两个字他比较喜欢，不是用冬天、夏天、春天，是用秋天，给人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又不像春天那种喧闹，比较安静的感觉。他对这个题目也很满意。
    主持人：他的性格符合这个季节的特色。
    吴泰昌：这个题目是我自己起的。文章写好以后，我突然想到这个题目，本来我的题目是叫《秋天的钱钟书先生》，后来把“先生”两个字拿掉了，《秋天的钱钟书》更干净一点，真的是这样。
    主持人：非常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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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追忆钱锺书先生生前往事
    精彩语录：

    吴泰昌：钱先生这个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我再讲两个细节，他住院期间，他跟冰心老人住在北京医院北楼同一层，一个是310，一个住在311，一个左一个右，但是每年冰心过生日，他生病都不忘跟杨先生去送花篮。还有一个最使我感动的是94年2月10号，杨绛先生打电话叫我来一下，那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过了4个月住院就没出来。那天本来杨先生说他在里面休息，不再让他出来，有一个细节非常令我感动，我的司机每次去见他都叫他“小胡”，那天我们司机上来接我的时候，钱先生问他“你叫胡什么”，“胡文杰”，问完了马上找了《围城》签名送给他一本书。
    吴泰昌忆钱钟书病中琐事：不忘冰心生日 主动送书给司机
    吴泰昌：后来写书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头儿，也是我的朋友，到北京来开会专门来看我，大概是1991年，他们想编一套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他动员我，钱钟书这本让我来写。我当时没答应，为什么？当时有的传也出版了，因为我平常是不问他的，只是他讲什么我就听。我有一个习惯，比较喜欢记录，当场不记，回去晚上记录，我的记忆力比较好，细节都记下。我也不去问他，写传记是要问他一些问题，所以我犹豫了一段。后来一再催促，我就说回去征求一下钱先生跟杨先生的意见。有一天我就去他们家了，钱先生不同意写他的传，钱钟书先生说“根据你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吧”，就是说根据你自己掌握的情况写。所以，我这本书既不是传记也不是传，也不是评传，我就是用我的视角写，跟你距离近接触的有意思的感觉，我自己知道的写，不知道的我不写，听人家说的都不写。这样拖了好多年，出版社这个计划后来取消了，我又跑了上海访问他的好朋友柯灵，又去北京找钱学研究者，做了一些准备，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那时工作很忙，搞新闻工作很忙，也不会电脑，手写很累，后来就放下了。但是这本书始终在我心里是一个事。
    1996年，我到医院去看钱钟书先生，他当时已经昏迷。有一天突然醒了，看了我就问“这是谁？”，还能讲几句话，你别为写钱钟书陪掉一条老命，自己身体要保重。可见他还记得这件事，我老觉得是一种内疚。
    主持人：因为他一直都记得。
    吴泰昌：他不希望我写，但是他晓得这个事。后来1994年，冰心先生住院的前一年，我到她家去，我就把我这些内心不安跟冰心老人谈了。冰心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不必写传，现在已经有传了，有专门的课题在写。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说我给你想一个题目，就叫《我认识的钱钟书》，这个余地就比较大。你认识的、你知道的就写，不知道的就不写，你不要求全。但是她提醒我一定要有真实的细节、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图片。冰心还开玩笑讲，作家除了评价喜欢看之外，很多作者更希望了解这个活生生的人。
    主持人：从文字上看到人的温度。
    吴泰昌：对，作家不管是谁，首先是一个人，那说你就发挥你的长处，就写这个。这个书名，我跟杨绛先生谈过，她也认为这个书名比评传要好。
    主持人：要妥贴。
    吴泰昌：刚好2003年、2004年我写完了《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之后，就写《我认识的钱钟书》。现在这个书出版以后，其中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也有些建议，所有不当之处都是我负责任的。因为杨绛先生已经是高龄了，不好打扰她，我对文章自己负责，我力求细节讲究真实，场景也要真实，要有根据。
    这个书现在也在我的修订考虑之中，如果要修订，我就想多增加一些细节，能够看出他的人品、风范、待人接物，特别是人品、道德风范那一面，人家不了解的地方提的多一点。到底什么时候完成，不但要看我的健康、精力。因为今年8月份，三联书店给我开了一个“亲历大家丛书”，先出了《我知道的冰心》，还有修订的《我认识的钱钟书》、《我认识的朱光潜》，这三本同时出来，下面我再先写别的长辈、我尊敬的大师，这个书肯定也就在我考虑修订之中。
    主持人：非常值得期待，今天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挺长时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到，还有很多细节和往事值得追忆，但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吴泰昌：钱先生这个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我再讲两个细节，他住院期间，他跟冰心老人住在北京医院北楼同一层，一个是310，一个住在311，一个左一个右，但是每年冰心过生日，他生病都不忘跟杨先生去送花篮。还有一个最使我感动的是94年2月10号，杨绛先生打电话叫我来一下，那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过了4个月住院就没出来。那天本来杨先生说他在里面休息，不再让他出来，有一个细节非常令我感动，我的司机每次去见他都叫他“小胡”，那天我们司机上来接我的时候，钱先生问他“你叫胡什么”，“胡文杰”，问完了马上找了《围城》签名送给他一本书。另外，他建议那个司机、杨绛、我在阳台上拍照片，过两天住院就没有再回来。他想得很周到，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一般司机肯定开口向他求，司机很老实，也不敢开口，他主动把他名字问清楚，当场签了名。
    他对人很尊重，跟我们晚辈接触多一点，稍微关心一点。我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小教员，90多岁高龄，90年在上海逝世，我本来约好看他，后来我写信说我要赶回上海去，我妈妈死了，我妈妈是最低层的小学教员，我回来的时候收到他一封问候信，叫我身体要多保重。一般人很少这样，令我非常感动。我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觉，他说我“海乐神不要吃那么多，一粒海乐神，搭配两粒安定片，不要吃那么多”。他对晚辈朋友式的交往，像我这样的晚辈跟他接触肯定也很多，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层面感受他。我认为钱钟书先生这个人，在我的印象里是非常鲜活的，除了看他的著作，我是普通的读者，他除了是一个长者外，毕竟是前辈，这些接触给我感觉是非常鲜活、立体的。所以，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永远值得我深切怀念的，而且我也想把我自己感受到的让更多的读者能感觉到，但是我只是普通的一个晚辈跟他的接触，同样的晚辈也能讲出更多的东西。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我认识的钱钟书》的再版、修订版能够尽早面世，让我们更多喜欢钱钟书的读者可以看到。
    吴泰昌：那就要看我的精力，看出版社的考虑，但是我可以讲的东西还有很多。
    主持人：有很多很多事情可能埋在心里，迟早自己会再长出来。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也非常感谢吴泰昌先生今天做客网上大讲堂，确实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这一期的网上大讲堂告此段落，希望有时间再跟您谈谈您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冰心先生或者是朱光潜先生。
    吴泰昌：谢谢新浪网，也谢谢主持人，年轻一代机智聪明的主持人。
    主持人：谢谢吴先生，各位网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