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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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什麼？ (上) 龍應台 2008-05-05

本文摘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冬夜清晨三時，台北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台北市議會，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原是台大教授，他說他的症狀是胃絞痛，嘔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一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後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在這個過程中，五十二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台局長」被喚上了質詢台，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麼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清晨三點，台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他怎麼自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螢幕的公領域裡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裡，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裡的保母和工人以禮相待嗎？ 　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範，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麼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沈的社會裡，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後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 　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沈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粉牆下一株薔薇 　清晨三時的議會其實不容許我把話說得透徹；否則，我想我會慢條斯理地繼續說：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裡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麼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醞。什麼叫底醞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台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後一定在在那竹籃裡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裡什麼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麼，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文化，是什麼？(下) 龍應台 2008-05-06 本文摘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盪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 　是因為文化可能蓬勃發展也可能呆滯停頓，人的自覺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對於文化的發展確實會造成不同，所以我們才會去強調文化多麼重要，但是，文化「呆滯停頓」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一定要「蓬勃發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不同？也就是說，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實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術語，文化人的一廂情願？如果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說出科學、經濟、醫學、科技為什麼重要，我們是否也能用同樣乾淨俐落、邏輯清朗的語言說出，文化為什麼重要？ 　二十世紀初韋伯曾經用基督教文化裡的價值觀來解釋為什麼許多基督教國家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哈瑞森、福山、杭廷頓、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現代化的學者都不斷提出論證，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 　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就是說，是的，文化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與自由市場能否接軌、全球化的競爭能否適應、政府管治的清廉與否、公民意識的建立有無等等。有些文化很輕易就過關，有些卻長期陷在傳統歷史的制約泥沼中，無能自拔 。 　為「四郎」哭泣吧 　任何圖表和統計都可能有欺騙性，任何學說都可能被推翻，這些學者以現代性作為衡量文化價值的標準，是否偏頗，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強烈反對的人也很多，但是韋伯和被韋伯所影響的學者們顯然都希望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個科學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來解釋文化的重要。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願意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聰慧善良的鐵鏡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日夜思念母親。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國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砲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我緊握著他的手。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沈默中彷彿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人是一個溫情脈脈、關係緊密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