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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权力被分散到各委员会，不再管理具体财务收支
北京十一学校章程发布教师可弹劾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1-7 记者刘博智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1/07/content_429221.htm?div=-1
在章程描绘中，原来处在金字塔顶端大包大揽的校长，将成为扁平化管理体系中行使有限职权的职业管理者。
北京十一学校这次“玩大发”了。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到2015年全国要全面形成“一校一章程”。岁末年初，北京十一学校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北京市十一学校章程》。这份由100多位教师代表以不记名方式高票通过的章程，在很多人看来似乎要“革”了校长的命。 这份已经被众多网友贴上“教师可以弹劾校长”标签的学校章程，让校长今后的日子变得“危如累卵”。章程第六条规定，教代会每年8月底对校长进行信任投票，采取无记名投票，并当场公布投票结果。达不到60%的信任票，校长必须自行辞职；达到60%但连续3年未达80%时，校长也必须自行辞职。 章程第七条赋予教师弹劾校长的权力。教代会代表20人及以上提议，可临时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提请对校长的弹劾或对有关政策方案修改的建议议程，经全体代表60%以上同意后，方可启动弹劾校长或修订政策方案的程序。 李希贵说：“在我们的传统习惯里，喜欢各自划界、独自承包，一旦某一领域划归某一治理主体，其他方就很难介入其中，造成条块分割，致使不同环节应由不同治理主体介入、由不同主体决策的科学治理方式落空。” “让听到炮火的人指挥战争。”在章程描绘出未来改革的福利想象中，原本攥在校长手里的权力，将被分散到教代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家长会。原来处在金字塔顶端大包大揽的校长，将成为扁平化管理体系中行使有限职权的职业管理者。 “没有什么事情一个人说了算。”章程中的分权治理逻辑，不仅来自多重的权力制衡主体，也来自多重的决策程序。第十二条规定，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也同时作为教师职称初评委员会，负责教师职称初评，特级教师和市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推荐，学校学术工作室的设立、管理与评价，以及重大科研项目的招标。特殊情况下，校长如果认为学术委员会决策存在明显问题，可通过校务委员会审议，对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提出重新审定的提议，学术委员会可进行二次审议，如二次审议仍维持原决定，校长则不得干预。 分权的背面是对校长的限权。章程为校长手中的权力划出了诸多禁区，开足了负面清单。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目前的十一学校不仅规定校长不得改变教代会的各项决议，而且也不能在全校以行政手段推行某一种教学模式。” “不让有权的人理财，不让理财的人有权。”章程要掰开校长捂在“钱袋子”上的那只手。章程规定，在学校内部，校长的权力最大，但他只能决定年度预算，具体的财务收支则无权管理。校长不能够直接签字报销任何费用，防止校长在财务支出上的畅行无阻。 一边是限制校长权力，一边是校长负责制，两者边界如何划定？李希贵说：“要让校长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行使无限的权限。既要把校长的权力装进笼子里，又要让校长在笼子里用好权力。”
追寻教育的本质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上篇）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4-1 ■本报记者 李曜明高靓
校长李希贵说：当我们走过一片森林，只会感叹森林的壮观，却对每棵树的情况语焉不详。就如同我们过去只关注学校办得好，但对每名学生发展得好不好缺乏关注。但是，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竞争去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要发现每棵树独特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题海中埋头苦读，为提高分数而殚精竭虑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自己开办广告公司、组建投资银行，甚至还可以用盈余设立奖学金。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拿着全班一样的课表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课间穿梭在没有班级和班主任的校园，奔向自己所选课程的教室。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学校的每一分钟都被他人安排好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
这是一所全新形态的学校。不久前，教育部在这所中学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十一学校实施5年的“创新育人模式改革”首次公之于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为什么是十一学校？它究竟有何不同？自主选课会不会影响目前的中考和高考？取消班级会不会让师生无所适从？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急于找到答案，一拨拨前来采访的记者也希望揭开谜底。
在森林中发现那棵不一样的树
“我还想跟您谈谈数学、语文免修的事。”刚到十一学校，记者就碰上了这样一幕。高二学生郑子豪来找年级主任王春易，声称自己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明年报考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导演系。
出乎记者意料，郑子豪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王春易告诉记者：“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数学、语文教师会为他制定专门的学习方案，学校还在影视中心给他安排了专业教室和指导教师。”
这样的学生在十一学校绝非个例。可以说，这里的每名学生都有一个“私人定制”的未来。
谈起改革初衷，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得很形象：“当我们走过一片森林，只会感叹森林的壮观，却对每棵树的情况语焉不详。就如同我们过去只关注学校办得好，但对每名学生发展得好不好缺乏关注。”
“但是，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竞争去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要发现每棵树独特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这位在中学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县市教育局长等多个岗位历练了大半辈子的教育人，决心让“创造适合每名学生的教育”成为现实。再加上十一学校一脉相承的以学生为本的改革文化，以及老校长李金初为学校打下的良好基础，都让他对把这个理想变为现实充满信心。
从2009年开始，十一学校开始对现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进行整合，通过分层、分类设计，开发出近300门学科课程供学生选择。
在这里，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课程采取分层设计，语文、英语、历史等人文学科采取分类设计。
在这里，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两门课程，开发出了数据库、移动互联应用、电子技术、机器人、电脑平面设计、影视技术、机械技术、汽车造型设计、服装设计与制作、厨艺等15个模块课程。
在这里，体育课变成了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游泳、艺术体操、击剑、滑雪、龙舟等22个模块。
在这里，艺术类课程开发为中国画、油画、书法、动漫、声乐、戏剧等24个模块，仅戏剧课就有音乐剧《歌舞青春》、京剧《三岔口》、话剧《雷雨》等12个剧目的不同选择。
除此之外，学校还设计了综合课程和特需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更有意思的是，所有课程，学生都可以自主选择。
当同类学校的学生每天埋头题海，为分数而无暇他顾的时候，十一学校的学生前所未有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开始关照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希望将来做导演的郑子豪将精力放在了影视编导与制作课上。在老师樊勃的指导下，这个过去大家眼中“意见多、主意大”的刺头学生，在光影世界中汲取成长的养分，还成了全校学生微电影大赛的主办人。
秦雨菲是517生物学科教室的“主人”，大年初二她还在教室里接生了一窝小兔子。虽然文科生只需要选修生物I，但身为文科生的秦雨菲，选择的却是最高难度的生物III课程，还打算向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发起挑战。
“你高考又不考，何必浪费时间？”面对家人的不解，秦雨菲回答：“因为我喜欢，谁规定文科生不能学生物了？”正是因为学校将选课的权利交给了学生，秦雨菲这个文科生才有接触生物学科前沿的可能，让她一下子被生命的奥秘所深深吸引。至于未来，“兴许会诞生一门生物与人文的交叉学科呢。”
2013届学生黄婧怡，本是一名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偏内向的女生，正是选修了戏剧课《雷雨》，并在剧中扮演了女主角繁漪，让她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名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艺术细胞的学生说：“这已经不是一门选修课，或许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经历……我也知道了，有那样一个灵魂，是为镁光灯而存在的。”
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跑道”。十一学校课程研究院院长秦建云说，开设不同的课程，就是为了给学生开辟成长所需要的不同“跑道”。“过去，我们的学生就像一节节车厢，在升学、分数的单一跑道上被动前行；现在，学生装上了‘发动机’，变成了‘动车’，在不同的跑道上奔驰。”
十一学校采取的是一种大课程观，时时处处都有课程。学校除了有通常意义上的课程之外，还开发了“思方”、“行圆”、“志远”、“意诚”等许多“非典型”课程。打扫卫生、参加社团、看电影、听讲座、接待外宾都成为了有评价、有学分的课程。
十一学校甚至鼓励学生自主设计课程。上学期，高二学生刘毅伦创建“校服文化中心”，和一家知名服装公司合作，把学校单一的校服变为近50种款式，深受同学欢迎。前不久，刘毅伦和他的中心被评为自主实践课程“精品项目”。
十一学校提供如此丰富、可选择的课程，着眼点并不止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发现兴趣、才能和需求，将学习与自己的人生方向联系在一起。只有从内到外的充分了解，才能谈得上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学生才能走出“被因材施教”的尴尬境地。课程改革，触及的是这场育人模式改革的核心。
在校园中寻找自由呼吸的空间
学生自主选课后，同一个班里的学生课程安排千差万别，固定的班级授课制已无法容纳变化了的课程。于是，学校索性将所有教室改造成学科教室，任课教师常驻教室，学生走班上课。
走班上课后，行政班和班主任消失了，学校呈现出另一种生态。
高一学生王立婷告诉记者：“过去，我们3年待在一间教室里，只认识自己班里的40多名同学，有事就找班主任，学校里大多数同学、老师、教室跟我都没什么关系。而现在，我一个学期就和200名同学一起上过课，我的朋友里既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不同的事情可以向不同的老师求助。”
当了20多年班主任的历史教师李亮，在取消行政班后找一名学生谈话，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时间，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没有效果，只好约定下次再谈。“过去做班主任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再难对付的学生，最多15分钟结束‘战斗’。现在看来，那时的教育是不真实的。”
而真实的教育一旦还原，教师的管理权威立刻受到了挑战。
年级主任于振丽也经历过丢面子的事情。她曾想约谈一名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学生，这名男生反问道：
“谈什么？”
“谈你的学习，我觉得我得关注你。”
“回头再说吧。”男生漫不经心地回绝了。
面对这样的回绝，于振丽不能强制，只能等待，因为十一学校规定，未经学生同意，教师擅自占用学生时间属于“违法”。“如果强制，学生心里积怨，更不会真正从心里服你。”
等待基于耐心，基于师生间隔膜的消失，基于彼此成为朋友。当师生成为了朋友，就无话不谈了。
曾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主动“约谈”一名教思想政治的教师。“我们互相有好感，但怕影响学习，想问问老师该怎么办”。甚至有学生直接发短信给校长，袒露自己暗恋女生的心迹。
取消班主任、实行全员育人，这些看似因走班选课而不得不改的地方，实际上是改革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因材施教也好，个别差异也好，首先需要教育者走进学生的内心，而平等的师生关系才是一切真实教育的起点。为此，十一学校不惜刻意制造一些“看得见的平等”。
十一学校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拆掉了所有教室里的讲台。“这意味着，教师只能站在学生中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成为常态。”语文教师闫存林如此解读。
每年6月的“泼水节”，学校会在操场上晒好几大箱水，师生抄起水枪、水盆、水桶一起上阵，每个人都被泼成落汤鸡，教师和学生难分彼此，玩得不亦乐乎。
每年最后一天的“狂欢节”，校长必须按学生的意愿进行装扮。他已被学生安排扮演的角色就有“加勒比海盗船长”、“邓布利多校长”和“变形金刚大黄蜂”。
居于平等状态下的学生，深知这样的氛围来之不易。一名女生对记者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为了我们，老师牺牲了很多。”
在无拘无束中发现最好的自己
“我不是标准定义下的好学生。在学习上，我只是个成绩浮动在平均分上下的学生，甚至考过班里的倒数第二，没有任何值得偷偷自豪的资本。但在这个崇尚个性的校园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精彩。”高二学生徐子晗说。
如果你知道他有多么丰富的社会活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徐子晗那么自信。他的诸多“头衔”中包括星月共辉文学社创始人、校文学院院士、模拟联合国骨干成员、松林书院特别管理员以及“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常任主持人。
去年，这个文质彬彬的男生完成了一项“壮举”——带领80多名同学的团队，历时一年，编写出版了十一学校历史上第一部学生年鉴。他也因此成为校园明星，上了校刊《瞰十一》的封面，还获得了校长奖学金。
徐子晗说，自己“成不了学霸，也不期待成为大神；我只是特立独行与非主流的代表；我和你一样，都是世界的奇葩”。
在十一学校，像徐子晗这样的“奇葩”随处可见：
2012届毕业生王栊正酷爱画画，在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到学校访问时，亲手为骆家辉画了一张全家福。当初，因为父母让他学金融，这个孩子曾长期拒绝学习。为了满足王栊正的心愿，学校为他设立了“工作室”、举办画展，并为他举办了个人表彰会。现在，他已被世界顶尖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录取。
高三女生叶大家，是生物课上的“奇葩”。别人坐着讨论、看书，她像老师一样来回巡视。从没听过一节课，却次次考年级第一。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给老师当助教。学生有任何问题必须问她，如果问了老师，她还会着急。为了给同学解答问题，背地里她要多学很多内容。当年高考，她考了十一学校的生物最高分。
在这个校园里，“奇葩”们还开了咖啡店，当上了广告公司总监、银行总裁、联合国大会主席……
在这个校园里，任何不特别的学生，处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都可以变得很特别。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这所学校给予他们的“自主”。
每周一的“校长有约”是十一学校雷打不动的传统，“有想法”的学生都可以跟校长共进午餐。一次，两名学生因为就寝时间，当着校长的面争论起来。于是，李希贵让这两名学生负责调研，拿出解决方案。两人回去后在全校范围发放问卷，访谈调研，历经4个月拿出一份详细的“分层睡觉”建议书。现在，十一学校住宿生的就寝时间有了3种不同选择。
最近一次“校长有约”，高二学生袁烨提出设立“乐群奖学金”。原来，他组建的十一学校青年成就社团，因售卖“校服熊”的创意，赚了1.6万元。他希望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奖学金，专门奖励处于成长期的小社团。
高一学生家长房纳女士说：“如果以功利世俗的眼光来看，无论是经营咖啡厅还是设立奖学金，这些事情似乎都与孩子的学习、高考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教育的目的，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进取、坚持不懈以及责任心，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十一学校的教师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枚硬币，其正面是选择，背面就是责任”。
那名曾经不期待成为“学霸”的徐子晗，现在又为自己作出了新的选择——放弃所有社会工作，转向学习。“不仅仅因为摆在面前的高考，更是因为我需要在学业方面突破自己，于沉潜的平静下积蓄新的力量”。
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生渐渐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对同伴负责，对周围环境乃至社会负责。”
在十一学校，你很少见到东游西逛的闲人，每名学生都行色匆匆地奔向自己的目标。但是每天下午4点15分以后，学生又会遍布校园的各个空间，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问题、制定计划、交换信息，或者聊聊今天的校园新闻、公众人物、社会热点，学校俨然成了学生的公共社区。
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也渐渐有了公民的样子。
有一次，著名媒体人崔永元来学校参加活动，休息时在教室外点起了香烟。两名男生发现了说：“谁在抽烟？”当他们发现是崔永元时，一点不给面子，说：“请把烟掐掉，学校里不能吸烟。”
“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崔永元深有感触地说。
在这座校园里，通过课程的选择性、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学生的自主管理，带来了整个学校的转型，使每名学生的个性充分张扬、潜能充分挖掘、内动力充分唤起。这种育人模式的改变，折射的是教育价值的转变。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正是十一学校努力追寻的教育本质。
让教育回归本真
本报评论员
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崇高事业，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关乎学生的命运，关乎民族的未来。今天本报推出的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的报道，全面诠释了该校创新育人模式的真谛，系统展示了改革给学校带来的冲击变革和活力，读后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令人深思。
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学生考试分数、学校升学率，衡量教师与学生仅有分数这把标尺，课堂教学只注重教师讲，学生只是被动听，这种填鸭式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创造性。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心态浮躁、过分追逐功利化教育和过分强调分数的环境下，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独树一帜，抓住了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本质，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和示范作用，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把培养人、造就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重点在于育人，其本源意义应该是激发人的真善美。北京十一学校教改以育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尊重学生主体、对学生未来负责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注重教育本质、本源，彰显了对学生个性、人性和生命的尊重。这是该校教改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其改革呈显出一派生机的关键。
启示之二，把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的第一位。李希贵校长提出，北京十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学生第一。以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为己任，最大程度地保留学生的学习个性，针对每名学生的个性需求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发现自我、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学习潜能，给学生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让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这是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的精髓，也是其改革的灵魂所在。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以学生个性化，发现学生的需要作为育人目标，北京十一学校取消行政班、实行走班选课，拆掉讲台、实行导师制，真正实现了教育成为服务的思想转变。教育上，坚持教育的主体性，实施不被拒绝的教育，着力于培养志存高远、诚信笃志、行为规范、思维活跃的民族脊梁和社会栋梁。教学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创造条件努力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让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最喜欢的活动之一，重视教学常规，尊重教学规律，坚持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实现学生多向成才。
启示之三，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十一学校提出，新时期学校的使命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将学生塑造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卓越的品牌，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学校的文化价值观是：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从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改革入手，给学生多样选择，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核心，课程目标是一切为学生成长服务，为每一个学生选择适合生命成长的课程。4000多名学生，每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课程表，做值日、社团、游学、职业考察随处都有课程，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彰显。课程选择已经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路标。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要知道到哪里去，然后自己决定路线。这就是十一学校课程改革的思路。在这里，课程价值不再是盯分数、做题，而是重在培养学生思维和能力，注重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的培养。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北京十一学校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教改的一面旗帜，也是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典范，该校以坚持不懈而丰富生动的实践探索，让教育真正回归其本质、本真、本色，让教育真正回归到其本源、规律上来。这正是其重大的典型意义所在。
数看十一学校
1952年，北京市十一学校在周恩来、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聂荣臻元帅用新中国的诞生日为学校命名。学校占地234亩，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是一所拥有初、高中的完全、优质中学。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
4174 学校共有学生4174人，每人一张课表，就有4174张独一无二的课程表。
1430 走班选课后，学校共有1430个教学班，每个班人数不超过24人。
265 学校通过对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共开发了265门学科课程。
400 学校共开发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等不同类别的校本教材超过400本。
271 学校共改建学科教室271间，1200多类图书、1000多种实验器材进入教室，实现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的无缝对接。
30 学校共开发了30门综合实践课程。
69 学校共开设有69门职业考察课程，分属30个行业，以帮助学生厘清职业目标。
545 本学期，学校共设置了60类、545个学生自主管理岗位课程，如教师助教、图书管理员、晚自习管理员等，学生根据表现可获得相应学分。
272 学校共有272个学生自组织社团，公益慈善类有30个，商业经营类13个。
5 学校设置了体育季、戏剧节、泼水节、狂欢节、电影节等5个节日。
11 学校共开设有11个国家名字命名的外国文化日课程，这些国家分别为罗马尼亚、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
31 学校共设有奖学金等31个评优项目，其中乐仁奖学金、思享奖学金、乐群奖学金由学生设立。
寻找变革的力量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中篇）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4-2 本报记者 高靓 李曜明
十一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被逐一打破——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教书育人的感觉；开发出各种课程“产品”，把课堂还给学生；改革管理和评价方式，唤醒学生的内动力，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如果不改革，丝毫不影响北京十一学校的名校地位——这所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学校，底蕴丰厚、名师辈出、设施一流，而且高考成绩也在北京市名列前茅。如果学校沿这条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平稳而顺畅。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后，十一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学校，承担创新育人模式的重任。
怎么改？十一学校很清楚，各级领导、兄弟学校、师生家长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学校深知，要打破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按照新方向走下去，非得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况且，前面没有任何成功模式可以借鉴，难！
行政退两步，教育进一步
物理教师于振丽成为取消行政班之后的第一个学部主任。
她回忆说，高一开学一个多月后，班主任就纷纷找她反映问题：“学生上的课都不一样，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岂不是放羊了！”因为找不着学生，担任班主任多年的霍轶老师哭着跑出校园。
经过协商，年级组决定采取导师和班主任并行的双轨制，所有任课教师每人指导十几个学生，将大一统的管理变为零散的指导。
但好景不长，“官司”又打到于振丽那里。有班主任反映：“两种角色职责不清，有些事不知该谁管。”导师也来诉苦：“学生总在原来班主任的教室里扎堆，你让我指导谁去？”
担任多年班主任的侯敏华老师告诉记者：“那段时间累并痛苦着，老师们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出现漏洞，于是，导师和班主任都伸出了手，管得更多了。”
把孩子重新护在羽翼底下，显然不符合十一学校改革的初衷。但于振丽知道，学校变革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需要把握火候。于是，她按兵不动。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次年级会上，双方在职责划分上再次争执起来。有人问了一句：“能不能不要班主任了？”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当于振丽把教师们的意见告诉校长李希贵时，李希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总体设计中，取消行政班是早晚的事。
以行政班为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自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组织形式始终无法摆脱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教师就像是学生的“官”，传递和执行学校的指示，实施强制性的管理，努力让学生的言行整齐划一。
十一学校的改革者清楚，只有打破行政班、改变班级授课制的状态，才能够让师生关系更加平等，让师生都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让改革更好地朝着目标去。只是他们没想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声，在改革的实践中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行政班和班主任第一次退出十一学校的历史舞台，所有教师的新身份是没有管理权、只负责“生涯规划、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的导师。
取消了班主任这道门岗，教师和学生都轻松了许多。如果改革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十一学校是这样的：每位任课教师管着十几个学生，定期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谈心、辅导学习，甚至周末带着外出参观，学生不再是某某班的学生，而是某某导师的学生。
“导师不是这样当的。”思维敏锐的侯敏华又一次在年级里“开炮”。在一次导师交流会上，她对导师们争相给学生开会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把导师当成小班主任，这改革就走回了老路”。
“那你说怎么办？不开会怎么教育学生？”一位教师反问。
“取消行政班，不要班主任，不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些自由吗？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方位置于我们的监管之下，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侯敏华寸步不让。
这次争论迫使学校下了最后的决心——取消固定导师。每个学生可以找任何教师指导自己，同时全年级有6位教师兼任咨询师，“问题学生”交由教育顾问处理。年级日常管理事务则以自习管理项目组、课程管理项目组、诊断与评价项目组、小学段项目组、学生管理学院等面孔出现，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去找不同的教师。
宣布取消固定导师那天，是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大会上。于振丽不放心，特意让几个年轻教师坐到学生中间留神反应。对这种自由的管理方式，学生接受度之高出人意料。一个学生说：“不就是取消导师嘛，挺好的呀，于老师为什么还解释这么半天。”
现在的十一学校，学生管理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比如期末评语，学生愿意让哪个老师写，就可以选哪个老师；小学段自习，学生可以提前在网上选择自己信任的老师，请他负责指导规划。
“人人都是班主任，但又不像过去那样把学生看住、管死；一切都是自由的，但一切又都有规则可循。”于振丽概括说，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她曾经担心的“乱”没有出现。
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了教书育人的感觉。曾经的班主任杨文学现在是教育顾问，他说：“过去，我们往往用行政和管理代替教育，把学生的行为管好，把班带好，至于学生内心什么样并不知道。现在，行政退后，教育的力量才开始显现。”
当课程成为产品，教育成为服务
十一学校认为，课程是学校的核心产品。而课程“产品”的开发，被视为这次育人模式改革的关键。
2011年暑假，十一学校上百名教师封闭起来，开始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造。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这项庞大的工程在争论中拉开了序幕。
“吵得最多的一个是怎么分层，再一个就是不考的内容讲不讲。”数学学科主任杨文学负责统筹各年级数学课程开发，当时许多教师还没有从原来的模式中走出来。
杨文学自己也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各地就曾流行过一阵分层教学，但到最后都走不下去了。“究其原因，当时只是按照学生成绩分层，讲课内容、方法、评价手段都不变，自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这次，十一学校从源头开始，把学生按照今后的专业方向大致划分为人文与社会方向、工程与经济学方向、数理方向、出国方向等，并根据不同方向对学科知识能力的要求设计课程。
比如，数学I针对的是人文与社会方向的学生，达到文科高考难度，注重基础落实；数学II和数学III分别针对的是三年制和四年制高中将来可能选择工程与经济学方向的学生，难度对应的是理科高考；数学IV和数学V分别针对两种学制中酷爱数学、将来希望在数理方面继续深造的学生，学习内容大幅扩充。
此外，数学还向上延伸出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先修课程，向下延伸出援助课程，让所有学生都能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需求相适应的课程，都能学有所获。
教授数学V课程的潘国双老师说，他教的是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虽然能力水平差不多，但学生的兴趣点并不一样，于是他又尝试把学生分为5A、5B两层，12个人一组，由两位老师逐一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
“宽松自由的校园里，靠什么把学生‘拴’在学习上？就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课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文件里把教育视为服务业，这曾让李希贵纠结不已。“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怎么就成了服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意识到：在传统模式下，课程是工具，我们用它把不一样的学生加工成一样的“产品”；当教育成为服务的时候，学生成了“服务对象”，课程才是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开发的“产品”。
生物教师王爱丽告诉记者：“现在每一门课程都不再是分数的垫脚石，而是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长期失落的课程目标重新被找了回来。
课程从未像今天这样，彰显出它的价值。但是，带给教师的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十一学校的教师精英荟萃，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改变谈何容易？
“这课没法教。”课改之初，英语组的教师直接向学科主任侯敏华发难。一向讲话率直的侯敏华这次却出奇地理解：“过去，教完单词、语法，让学生做练习题，然后告诉他为什么选A，为什么选B，这个很简单。现在，一个单元7篇文章，要把阅读当作学生终生技能来教，确实很有挑战。”
不过理解归理解，还是得想办法。那段时间，侯敏华每周一次带着全年级英语教师集体备课，每个月还拿出一个晚上，与5个新教师聊下一个单元的能力设计。侯敏华告诉记者，作为学科主任，她还有一个“杀手锏”——如果谁出的试卷还是以前那种ABCD的选择题，她可以不予通过。
33岁就成为特级教师，连续多年赢得学生百分之百满意，这样的教师也要改吗？当学校提出“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时，王春易这位视讲台为生活全部的教师“伤心极了”。
眼见着学生讨论问题时大眼瞪小眼，读个书要花半节课，读完了又不会做笔记，还有学生和家长质疑“老师怎么不讲课”，王春易心里直冒火，“真想把他们重新揽进怀里，把知识喂给学生，那样既简单又高效。”
“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走下去的？”
“是学生的改变。”王春易说。“课堂开始有活力了，学生兴奋了，眼睛有光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现在，王春易对于一堂好课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她的课堂上，甚至会出现一组学生做实验，一组学生看书，一组学生接受老师指导的奇特景象。“活动切合学生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这景象太美了。”
唤醒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的内动力
习以为常的高压突然消失，让学生有些“失重”。
行政班取消、自主选课，每个学期期中还有两周的小学段，教师一点课不讲，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学习。这些事情，光是听听就足以令孩子们激动半晌，但是激动过后，不少人陷入迷茫。
“毫不夸张地说，我一开始是用脚指头选的课，结果碰得头破血流。”陈天泽在高一开学前拿到了一本课程手册，看着300多门课眼花缭乱。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徐子晗在高一的时候一下子报了好几个社团，把自己忙得团团转。
“把小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让问题充分暴露。”教师们反映，学生嗓门大了，似乎不懂礼貌了，甚至在学科教室里都垃圾乱扔。
“现在迷茫总比到大学再迷茫的代价小，现在自我释放总比走上社会以后肆无忌惮强。”教师们心里清楚，十一学校决不可能用退回去的方式回避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路只有一条，就是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每学年4次的社会职业考察课，是学生定位成长方向的契机。学校把从业人员最多的30多个行业作为重点，每个单位由一名教师担任考察顾问，带领学生进行体验、考察。
果珈亦的心中有一个公益梦，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中国慈善基金会的职业考察，回来后在职业考察指导教师王志娟的指导下，建立了十一慈善基金会，策划了拜访孤儿院、慈善舞会等很多活动。
任小玮希望以后能成为顶级建筑师，在进行职业考察后，他了解到建筑师离不开数学和绘画等专业技能，从那以后，他开始钻研数学，又重新捡起了搁置两年的画笔，冲刺自己曾认为不可能达到的技能。
在十一学校的各个显要位置，都设立了校园平面图，同时提示学生现在所在的位置。不仅明确“我要到哪里去”，还得知道“我现在在哪里”。这样的路标，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说借助各种机会和平台能让学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帮学生认清“我现在在哪里”，依靠的是评价和诊断。
在十一学校，学生做什么都会反映在评价上。一堂课的表现如何，教师会在课后进行过程性评价。小学段自习，学校会根据学生自主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教导处副主任刘丽云受命创建学生自主管理学院，把日常事务开发成系列管理课程。学校公布岗位招聘，学生自主选择。担任图书管理员、资产管理员、教室安全员等，学生都会获得课程项目组的评价和学分认定。
现在，一个学期结束，学生拿到手的不再是几个枯燥的分数，而是一份包含了历次测验分数走势、所处分数段、文字分析、综合实践评价以及下一步改进建议的诊断报告。
诊断的目的是给学生修正的机会。比如，小学段之后，学生可以对自己选择的课程进行调整。廖丽娜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初中的孩子为了换一门课，可以去征求家长的意见，从不同同学那里收集信息，再找任课老师谈话，“用脚指头选课”的事越来越少了。
“也许失去班级的庇护，曾让我们短暂地失落。”高一学生陈思捷将走班以后的同学关系形容为“点头之交”。但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校园里到处都可以遇到“点头微笑”的同学，这让他在校园里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十一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创造各种同伴交往的机会，组建社团、举办活动、开辟学生休闲区，“点头之交”里渐渐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运动会，这个最依赖班级的集体活动，现在变成了延续两个月的体育季。“篮球、足球自愿结合组队，像游泳、跑步都是个人报名。当我们的内动力被唤起，我们开始为自己奔跑，不管有没有人喝彩。”陈思捷说。
李希贵校长教育感言
□真正的教育需要面对真实的学生。
□只有让教师从“警察队伍”退役，才能发现真实的学生。
□如果校园里也缺少自由的氛围，我们就难以培养出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
□一旦放手，校园里教育机会随处可见，而管理的缰绳一旦勒紧，教育便无从下手。
□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
□即便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选择也往往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愉悦。
□在可能的情况下和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将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学生。
□校园里的师生平等绝不是喊出来的，必须靠一件一件小事把平等做出来。
□改善师生关系的主导力在教师，判定方却在学生。
□学生的成长，才能称为教师的业绩。
□精确的分数不一定是正确的评价。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被评价者的进步。
□聘任是最好的评价。
□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捕捉运用非正式表扬的机会。
□必须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真正的特色学校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富有个性，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成长之路。
在变革中突围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下篇）
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改革，是一场涉及课程形态、班级组织形式、学生管理方式、学校组织结构，最终改变整个学校生态的全方位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伤筋动骨”。
为什么这样一场改革能够在十一学校顺利进行？为什么许多学校觉得不敢改、不想改、不能改的地方，在十一学校都能被彻底颠覆？
深刻的变革往往带给人挣扎。过去的辉煌、经验、习惯，未来的变化、未知和渺茫，就像一道道围墙挡住去路，让教师们纠结、失落、痛苦。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突出重围。突围，既需要先破后立的勇气，也需要先立后破的智慧，更需要等待的耐心与包容。
个人理想与学校愿景的握手
李希贵在业内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过往的多次改革探索，在基础教育界很有些名气。2007年，他从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的官位上请辞，主动要求掌管十一学校，教师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位“能人”的三把火。
谁知，开学一个多月，既没等来全校动员大会，也没有等来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教师们只看见校长经常在校园里遛弯儿，走进办公室找教师聊天，走进教室和学生说会儿话。
渐渐地，平静的校园里，循规蹈矩的教师们显现出另外一面：
教生物的王爱丽是个博士，但怎么也学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一字一句地讲解知识，还得让学生爱听。
英语老师侯敏华害怕开学，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而是因为害怕在一年比一年高的高考分数里迷失了方向。
物理老师秦建云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课下却和绝大多数教师不说话，还扬言“你要是相信了领导，实际上就背叛了自己”。
……
“干了一辈子教育，谁都希望找到一条对的路。”李希贵在自己的随笔中写下了美国教育学者的一句话，“但是，大多数老师都曾经历过一两次对过去学校改革的失望，因此，迅速拥护一种新的改革，这个想法在一些人看起来很傻。要在这样一些经历过变革坎坷和挫败的老师中启动变革，必须细心培育变革的种子。”
与教师们共同勾勒未来的愿景，是诱发变革的第一步。2007年暑假，十一学校启动《十一学校行动纲要》的制定。
会上，不知是谁抛出了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问题：“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
几番争论后，答案浮出水面，“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大家一致同意教师的职业定位应该是“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记者在研读中发现，这份总计100条的学校纲要，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今天教改的一切举措，几乎都可以在这份纲要里找到依据。
比如，课程怎么改？纲要上写着“课程建设应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课程建设应立足学生成长需求，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尤其要关注不同类型学生的成长需要”。怎么管理学生？纲要会告诉你“坚持主体教育，学生能做的，教师不要包办”。
纲要还提出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就这句，开始我特别不理解。”务实的王春易觉得学校把话说得太大，“但是，当我看到要把学生培养成‘志存高远、诚信笃志、言行规范、思想活跃的杰出人才’这句时，我恍然大悟，身为教育者，我们确实应该让自己站得高一点，从民族和国家需要的角度去考虑培养人才。我们的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富于创新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
这份纲要的制定历时长达两年，经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三轮讨论，最终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在构思、表述、争论、修改的过程中，教师们心中的教育理想和激情不知不觉被点燃了。
当教师个人的教育理想与学校的改革愿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突出重围的愿望，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让这场突围有了明确的方向。
一大批老师有了教育家的心态
改革让某些教师感到绝处逢生，而另一些教师却痛不欲生。
经验告诉改革者，这个时候如果用行政命令硬推，只会加深教师们对改革的焦虑和抵触，为学校的未来埋下隐患。所以，改革最好在没有行政要求的状态下发生。
学校决定请秦建云出任课程研究院院长。这个机构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专职人员，却是十一学校改革构思中的技术研发部门、学校的“大脑”。
“改革开始的第一个学期，没干别的，就是找人聊天。”秦建云回忆说，“有的老师要沟通七八次，才略动一动。”他笑称：“这一个学期说的话比过去10年都多，成果是40%左右的老师认可了调整课程的思路，60%的老师表示怀疑、观望或不赞同。”
对这样的结果，十一学校的改革者们心中早有对策，那就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在设计分层、分类、综合课程时，语文和英语没有参与，因为教师们觉得这两个学科不适合分层，但应怎么改还没想清楚。
拆掉教室里的讲台也没有一步到位，而是时机成熟一个拆一个，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
王春易在对课堂变革感到迷茫的一年中，校领导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等待老师的觉醒呢？”
秦建云说，自己看到过太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改革，因为得不到教师真心接纳，最终都走不下去。所以，十一学校给教师空间，给教师选择，让每一个教师朝着自己的梦想，凭智慧走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十一学校的改革没有从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逐步实行。刚刚开始改革一个多学期的高一学部主任田俊告诉记者：“这个地方的改革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共同的模式，它是一个百花园。渐渐地，一大批优秀老师成长起来，开始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教育家的智慧，来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
不走寻常路，不按年级进度备课上课的数学老师潘国双被吸收进课程研究院。被学生评价“有想法”的历史老师贺千红成立了“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总揽全校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开发。曾经发愁讲课的生物老师王爱丽，被推荐到全校老师面前，分享自己的自主学习教学法。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老师们都可以自主成立课题组进行实验。
“那段时间，每天可高兴了，心里就想着改革，走在路上也想，躺在床上也想，恨不得第二天赶紧到学校看看有没有效果，还有哪儿需要改进。”在这样的环境下，王爱丽第一次唤起了对教师职业的热情。
教师们还发现，“学校的会少了，不检查考勤、备课情况了，就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不出来兴风作浪了。看来真要让我们自由成长”。
学校通过这些举措，帮教师分担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教师们顾虑最多的“成绩”。现在，高考成绩不再与教师个人评价挂钩，改为学科团队整体评价。
十一学校的领导者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这样的职业怎么可能靠几张试卷去判断优劣呢？”
不过，他们把评价教师的权利交给学生。
每个学期期中，学生都会对教师作出诊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十大要素，比如“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
还有一些无形的尺子，选课就是其中之一。艺术教师王晓霞告诉记者：“教师们都会上选课平台看，谁的课先被选满，可有面子了，没人选的教师，不得不想办法改变。”
校长走在改革队伍的中间
十一学校大部分改革都是一线教师策动的，校长只是有时出现在教师们中间，说上一些“不要着急”之类的劝慰之语，或者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丢掉雨伞。
李希贵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服务官”，是在教师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为他们递水擦汗、摇旗呐喊的人。因为“真正的领导力恰恰产生于服务，只有因为你的服务帮助别人走向成功的时候，别人才可能成为你的追随者，这时你才有了领导力，才真正可以被称为领导者。这样的组织，被称之为领导型组织”。
十一学校的改革，最终触及的是学校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转型。李希贵认为，从传统管理学中照搬来的模式，对于学校这种知识型的组织来说已不再适用。构建领导型组织，必然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通常，学校组织采用金字塔结构，校长处于塔尖，普通教师处于塔底，中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组织结构下，最权威的决策和指令来自塔尖，而最可能孕育明智决策和管理指令的基础却处于塔底，中间曲折迂回，顺畅对接并非易事。
在改革中，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只有校长、级部和教师三个层次。
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从选择过程到聘任结果，校长无权过问。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而没有批准每一笔财务开支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不得在具体教学方式上指手画脚，更不得从脑袋里想出一个所谓的教学模式便在课堂上运用。
不仅如此，校长还必须“每年接受教代会的信任投票，达不到规定的信任率，校长必须自动请辞”。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收紧了管理者的权力，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成为自己的CEO。
现任高三年级主任的于振丽告诉记者，在改革之初，年级鼓励任课教师参与日常管理事务，由教师以项目组的方式管理早晚自习、诊断与评价、日常行为规范等。在汇报工作时，她习惯性地称之为“分布式管理”，“可每次李校长都会纠正说，是‘分布式领导’”。
“管理是被动的，老师只会对‘上级’负责，领导则是主动的，老师会对自己负责，对他所做的事负责。”于振丽这样理解。
在一些场合，李希贵会讲起哈佛经典案例“谁背上了猴子”。研究者通过对大量公司、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当下属遇到困难时，领导们习惯于替下属把担子接过来，就像背上了一只又一只的猴子。但是，在这场尚无先例的改革中，“纵使你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想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从改革的琐事中解放出来的学校领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为教师们寻找资源、创造机会、发现问题、进行引导。
李希贵说，自己最好的位置是走在改革队伍的中间。“如果领导在前面冲锋陷阵，一旦掉进陷阱里，整个队伍就会乱套。只有在中间的位置，才能知道大家行走的快慢，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站在改革队伍中间的校长，更像是一部导航仪，根据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定位，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向、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效率，确保改革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不同视角看十一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北京十一学校全校4000名学生，有4000张课表，学生们学得主动、学得愉快、学得刻苦、学得成功。这是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的一条正确道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从课程改革入手，放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上，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值得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
作家郑渊洁：
北京十一学校让我感到震惊，每个学生的脸上都有幸福的笑容。当我在休息室为学生签名时，校长李希贵等在一旁，我给很多学生签完名后，他才和我交谈。李校长在学生面前如此平等，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师道尊严。学生们在校长面前没有恐惧，而是像朋友那样。我以为该校的素质教育，足以成为全国学校素质教育的标杆。
学生家长林先生：
孩子刚进入十一学校的时候，有过一段不适应。老师不手把手教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自学，很苦恼。后来，在导师的关心下，孩子按照学校的过程性管理要求一步步走过来，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新的自主学习方式。作为家长，我很感谢十一学校这种把传统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教育改革。
学生陈天泽：
选课制度给了我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我可以连续两个学期选择影视编导与设计，对拍摄电影有了初步积累。对于必修课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课程和老师。更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让我对自己更负责。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意义，让我们从依赖学校变成自己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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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突围！ ——与崔永元同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来源：解放日报 2014年1月17日 作者：徐蓓/崔永元
采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是因为崔永元先生的推荐：“这所学校非常特别，甚至有点奇怪。”
这的确是一所“奇怪”的学校：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学生们每天根据兴趣在不同教室“走班上课”；校园里有学生自己开办的“银行”、广告公司、基金会，还有学生设立的奖学金……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走进学校，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阳光、自信、快乐，而且高考成绩也名列北京市前茅。
当很多人面对教育困局束手无策时，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不断“突围”：“让学生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相信他们会因选择而生发责任，进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才。”这是他的突围路径，也是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招好棋。
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
解放周末：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关注又时感困惑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路径，不知从哪里突围。有人说，在你们学校看见了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课程太单一，不同能力、不同兴趣的学生都只能学同样的内容。课堂上大量的重复练习、机械训练，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学校完全处于被管制的状态，缺少生长的空间。
我们的突破是从选择开始的。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了选择，才迎刃而解。商场里的东西，不用粮票布票，你拿着钱就可以买，就很自由；有了自助餐，吃饭喜欢吃什么就取什么，自在了很多。具有选择权，是让学生自由呼吸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取消了班级，也不设班主任，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自己选择的、独一无二的课程表，他们每天背个书包从这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去上课，就是我们所说的“走班上课”。
崔永元：班主任相当于“县长”和“乡长”，掌握着班里每个学生的“控制大权”。您把人家的权力都取消了，对老师们的冲击大吧？
李希贵：如果你们前年来，会发现很多老师非常纠结，甚至苦闷，很多人都哭过。为什么呢？他们感觉失控了啊。以前走进教室，4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老师们觉得心里很踏实。现在你去看，学生都不在。上语文课的在语文教室，上数学的在数学教室，原来一个班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好多个教室里。
还有，没有班级了，老师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权力。过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要先想想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有依据，因为要是没有，学生就不一定听你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真理。
解放周末：这种改变的冲击非常大。
李希贵：过程也非常痛苦！过去老师只管自己备课，我用的参考书你们学生都没有看过，课堂上一讲都是新的，学生觉得老师讲得好，有学问。现在参考书全部公开放在教室里，都放在书架上，有些书老师还没看完呢，学生已经看完了，老师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来教学生是行不通的。电脑都在教室里，有时候讲着讲着学生上电脑一查，说：老师，你刚才讲错了。这种挑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但就算再痛苦，也不能再倒退回去，只能往前走。那时真觉得是在深水区里呛水，不知道能不能游出去。
解放周末：最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了？
李希贵：因为这种改革的成效一点点显露出来了。有了选择后你会发现，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慢慢地，他们也会对别人负责，甚至对学校、对社会负责。这个变化可能一下子看不见，但它确实一点点在那里慢慢发生了，这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崔永元：把选择权给了学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平等。这让我想起李校长您在书里说过，教育就是从平等开始的，您写了自己做错事向学生道歉的故事。我看了这个事，当时觉得不道歉也行，因为您是班主任，权威嘛。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平等？
李希贵：平等了之后，孩子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在老师面前不再需要伪装，全部坦露出来。当然，他一不装，你就“麻烦”了，因为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过去你看到的很多可能都是假象，学生表面上都很乖、很听话，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现在他让你天天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有的学生散漫，有的学生浮躁，有的男女生之间交往过密，他们都不回避老师。有的还主动和老师商量：“我们俩互相有了好感，有点影响学习，你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过去没人这么问过他。类似的新问题很多，老师只能回去重新“备课”。
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来到了，这时候需要智慧的教育。过去学生出了什么问题，班主任更多地是用行政权力批评学生，或者打电话告诉家长，可是学生心里并不服。那是假教育。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因为学生上课时不守纪律，就采用了比较粗暴的方法训斥学生。结果课后老师花了1个小时和学生谈话，也没有把学生说服。陆陆续续谈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一个下午谈明白了，老师和学生互相道歉。这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漫长，却有长期的效益，你这回把学生教育好了，他就是真的好了。
解放周末：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教育改革就是取消了班级、没有了班主任；但实际上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李希贵：对。我们在开始设计走班制的时候，当时想得多的是，没有了班级，怎么加强德育工作，怎么加强控制力，怕乱了。但没想到，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每个老师都是班主任，人人都真正关注教育了。以前你教数学，讲好数学就好了，学生思想工作让班主任去做，现在不一样了，学生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老师们真正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
我们的老师现在真的很累；但他们心里很充实、很兴奋，他们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干教育事业，他们不再有职业倦怠感，因为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学生们不断给老师提出新挑战、新课题，重新点燃了老师们的教育激情。
“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
崔永元：我每次来到这个学校，都觉得李校长在学校里好像没什么权。有一回学校举行成人礼，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说好给校长3分钟时间发言，校长嫌时间短，就跟学生讨价还价，结果也只得到了5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希贵：因为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给学生们选择权，不仅是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社团，而且让他们自己管理学校。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机会榜”，就是把学校日常管理的一些工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给学生去做，比如体育器械招投标、食堂饭菜质量测评、图书购买年度计划等等。这些工作一旦放手让学生去做，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创造性方案。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这场教育改革给您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希贵：是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渐渐有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被激发出来。以前，老师总是觉得，学生只要不在眼皮底下，就是去做坏事了；老师看不到学生，心里就不踏实。而现在的事实证明，不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学生通过自主实践、自主学习，不仅实践能力增强了，而且充满了创造力，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银行”、学生影院、网店、模拟国际组织等，都是学生自己创办的。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一次我问学生 “银行”的行长：“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十一学校里有家“乐仁咖啡厅”，董事长是一名女生，她用咖啡厅的盈利设了一个“乐仁奖学金”，奖励从事公益活动的同学。在每年的颁奖典礼上，我颁的是“校长奖学金”，她颁的是“乐仁奖学金”。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从为自己负责开始，逐渐建立起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
解放周末：现在让很多老师、家长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给学生减负。你们这样让学生额外做了很多事，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李希贵：我认为减负的概念需要重新考量。对于什么是负担，要重新认识。如果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特别有益的东西，他又喜欢去做，那不能叫负担。有一个喜欢影视技术的学生，晚上在家剪辑片子，干到凌晨2点钟，星期六一天没出过房间。他自己愿意啊，你能说是负担吗？在十一学校，重复练习、机械训练，被大大削减，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减掉；但学生喜欢干的事，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解放周末：十一学校的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很多人觉得赞叹；但也有人觉得这种改革像是个天方夜谭，没法复制。您觉得呢？
李希贵：很多同行也来问我，这场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一个深切感受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条件不同的学校，实施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你要是好好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设计改革的话，一定会比原来的效果好。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观念和内心的改变。
解放周末：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一样的 “好学生”，让所有的孩子都走在同一条通往所谓的成功的大道上。但实际上，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发现每棵树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我们的新挑战。发现那棵树，就要为他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唤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只有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入手设计“突围”路径，这场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
■ 崔永元
我对教育是极感兴趣的，又觉得教育特别没意思。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经常“欺负”我的，不是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是停车场管理员等最普通的老百姓。每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心里会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干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平的待遇。我的心里很不平衡，就在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始终得不到尊重，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尊重别人。这个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想通以后，很多事我都想通了。比如大学生投毒，比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做了高级领导，照样干坏事，这些都是教育生态出了问题。
我对学校教育不太感兴趣，因为觉得学校教育说得再热闹也没用，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好的大学，一切都免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是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一直在想，在寻求答案。
我曾参加过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全球五大博物馆高峰论坛，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一起来演讲和讨论。那天我是场外主持人，有一个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问卢浮宫的负责人：“每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特别多，你们怎么看待如潮水一般的游客？”这位负责人的回答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你们觉得人很多；但我们觉得人不多。因为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宗教原因，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也来不了卢浮宫，所以我们卢浮宫设有一个基金，专门用于让这些人来看卢浮宫。”我听完这段话，脑子有点发闷。如果只从博物馆经营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北京十一学校。我觉得李希贵校长就有点像那位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想的问题不是那些普通的事，而是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我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他陪我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我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
第三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我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我总是在想：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跑着去给拿烟灰缸了。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十一学校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我打扮成了一条蛇，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我们在后台，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我和校长的名字时，我们跑出去，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校长是倒数第一个。我很自信，我想当我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我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我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校长准备的。我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
就在那一瞬间，我真想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学校，没赶上这么好的教育氛围。但是有多少做教育的人想过这件事？有多少人从孩子们的角度想过他们真的爱学校吗？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这就是我今天隆重推荐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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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学校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上）
2014年3月29日，来自湖北黄冈市教育界的一批核心人物，包括著名的黄冈中学的校领导，结束了在北京十一学校第一阶段的学习。该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因此见识了一所与众不同的中学。“这是理想中的学校，代表着未来教育的方向。”他说，“时间太不够了，要学的东西很多。”
在他们到来之前，教育部刚刚在十一学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该校6年来的教改经验，新闻发言人形容为“悄无声息”但“惊天动地”。
虽然在此工作了多年，但有30多年教龄的于振丽“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所学校存在”，高三年级的黄启皓同学则说它“非常神奇”。这所已创办62年的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曾以纪律严明著称，连自行车的停放都得首尾一致。2007年10月，李希贵辞去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负责人一职，出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从前任校长李金初手中接过改革的接力棒。
“我们真正想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发现自我、唤醒自我，最终成为自我。”李希贵说。这使得他所在的中学必须重新定义“学校”：它不只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更是他们寻找同伴、犯错误、生长想法的地方。
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的专业人士对该校高中年级进行了满意度调查，显示校长的良好愿望没有落空：有93.7%的同学认为“学校平时做的和说的一致”，比例更大（97.3%）的学生则“为进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
校园是学生生长想法的地方
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校方提供的材料没有提及高考成绩（尽管该校去年的300多名毕业生中有81人进入北大和清华），他们更在乎师生的真实感受。
十一学校的科学实验班意在培养“未来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首届的30人去年毕业，在回顾“十一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时，有22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自由”、“开放”、“自主”、“灵活”。在这座面积达200多亩的校园里，学生的自由自在，令一些外来参观者感到惊讶。
初一男生刘行健喜欢改写电脑程序，并以攻破学校电教员设置的安全屏障为乐，多次与电教老师斗智。他的“捣乱”行为暴露后，老师不但没有强行制止，反而把酷爱IT技术的他选拔到了枣林村书院，根据其要求“私人定制”了电脑。大约半年后，在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课题报告会上，这名男生旁若无人，手舞足蹈地演示了几款他开发的游戏软件。
“我们培养的不是‘小兔子’，而是‘小老虎’。”刘子宏老师说，她被学生称为“绵羊姐姐”。
“不占用学生自主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是对学生的基本尊重。”这句话被写进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一份确定重大原则与基本价值观的纲领性文件。去年12月，有学生在网络上撰文，批评一些年级不遵守学校规则，在下午4点20分以后的自主时间里安排学科考试、选修课，“不同程度地强制学生参加”。
十一学校要创造学生对自己负责任的教育机制，把大量选择的机会还给了学生，引导他们学会规划和管理自己的时间。从2011年开始，高中部开始选课走班（初中部则推迟一年），学生每学期都得基于各自的现实与理想安排每天的课程表。而每天下午4点20分后的那一个多小时，则属于全体学生的自由时间，这使得社团活动变得前所未有的火爆。但是，在老师重新占用这段时间的大约一个月里，社团显示出了它的脆弱。校团委副书记戴冲看到，校园里原本很活跃的各个角落，“变得安静了”。
选课走班后，学生“神出鬼没”，一些老师感到很不安，认为不少学生都在“瞎晃悠”。过去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埋头做题呢。学生已尝到了自由的甜头，现在又要被老师圈在教室里，大都很不情愿，辩论社的几位同学把意见塞进了年级设立的意见箱，没有得到回应，便在网上发帖，还给校长发了短信。
李希贵曾写过一本书——《学生第一》，他这些年的努力也是为了让这个理念变成看得见的事实。他把学生的短信转给几位学部主任，并问他们“这样做合适吗？”冲突以老师的妥协而告终，但一些人抱怨“校长太惯着学生了”。历史特级教师魏勇却比较兴奋，他说：“学校的教育把学生变得越来越不好管了。”
“拜占庭”街舞社喜欢举办舞会，主管活动的一位老师曾经批评参加舞会的女生穿得太少，要求那些穿抹胸的女孩必须穿上披肩，而且不许外校学生参加。社长是一个男生，特意穿了一件不带披肩的抹胸来到舞会上，以示抗议。
“校园是孩子生长想法的地方。”李校长说。学校设立了众多奖项，鼓励的是学生与众不同、追求卓越、敢于担当的领袖气质与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因为敢想敢干受到校长的嘉奖，他从每年的稿费中拿出一万元，设立了“校长奖学金”。获奖者中有一个叫“学生内阁”的组织，俨然成了校园民主的代言人，它对学生军训改革、食堂等方面的建议，很多都被采纳。
“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备受诟病的校服向来被视为抹杀个性的教育的象征，十一学校在2013年9月改变了它的形象，推出50款新校服，分为休闲装、运动装和制服三大类，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网上引来一片尖叫。
当有人抱怨宿舍关灯太早，校长就鼓励他们成立项目组，进行作息时间的问卷调查，学生拿出了方案，并被校方采纳，学生宿舍从此有了三个不同的熄灯时间。
当一些外来者在课间惊奇地看到十一学校的学生背着书包在各个教学楼“上蹿下跳”时，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孩子正走在发现自己的路上。
这场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用副校长田俊的话来说，没有一位老师怀疑学校改革的方向，“我们都认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其中，就包括“造就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这让十一学校看起来像一家“教育大超市”，它的主要产品是课程，学生各取所需：4174名学生形成了1430个教学班，每人一张与众不同的课表；全校265门学科课程，只有17门属于必选；另有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门职业考察课程和272个社团。这些枯燥的数字对应的是“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通俗地说，是努力实施面向每个个体的教育。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程，许多学生最初手忙脚乱。“常见的问题，是没有想清楚，在选课平台上瞎点，结果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那门课。”耿艺佳同学说。
即便是“卓越学生”陈天泽，在首次选课后，也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他受虚荣心的驱使，不顾自己要出国读书的计划，“选了最多、最难的课”，结果连作业都完不成。
魏勇是“历史I课程”的主要开发者，这门课服务于工程、经济学、数理方向以及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只需选修一年，但理科生陈天泽直到高三还在上这门课。
“我们要在课堂上形成学生将来忘不掉的东西，就是关于历史的体验和思维方式。”魏勇说，教师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设计好问题，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回答“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什么”没什么意义，挑战性的话题应该是：辛亥革命为什么推翻了清政府，却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
魏老师还兼任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书院的一大任务，是为学生创造课程，满足高度个性化的需求。四年制高一学部主任王笃年给魏勇打电话：有十几个孩子特别喜欢历史，能否给他们开门课？于是就有了一门课专聊“历史原著”，每两周读一本书，然后讨论。有几个学生要上数学“实分析”，学校无人能开，便把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请来，每周授课两个半小时。
高二学生刘佳琪不用再以装病的方式逃体育课了，因为她选择了最喜欢的羽毛球。有的同学期待在泳池中一展身手，还有人的兴趣是网球或者击剑，而这些都能在22个模块的体育课程中得到满足。
刘佳琪在话剧《雷雨》中出演了繁漪，并与几位同学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她选修厨艺之后，第一次独立给家人做了一顿饭菜；她上服装设计课的成果，是给一只“小熊”做了一件带抹胸的拖地长裙，被妈妈摆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包含12个剧目的综合戏剧课程、15个模块的技术课程带给刘佳琪与同伴们“神奇的体验”。
“在难度最大的数学教学班里，他可能是全校瞩目的‘学霸’，但在《歌舞青春》音乐剧里，他可能是跑龙套的；在生物学科教室里，某学生已经成为学科助教，而在机械技术的课堂上，他不过是一位初级学徒。”李希贵说，每一位同学每个学期都会选择在近10个不同的同伴群体里学习、生活，他在每一个团队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充满选择的校园和课程中，学生可以找到更多的同伴，尤其是有着共同爱好的同伴。每个学生的交往范围，从过去的平均4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人。2013年的调查显示，超过95%的同学表示，“在学校里，我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学”，“我很喜欢我的同学”。
唤醒“心中的巨人”
刘毅伦不是学生干部也非社团负责人，他的经历颇能说明一个学生的内动力在这里如何被激发。
若干年前，他从外地来到北京上小学，遭到小朋友的排挤，这个阴影伴随他多年，上中学生后，还是“一打电话就结巴”。
十一学校鼓励并支持每一位同学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刘毅伦终于有了试一试的勇气。他抓住了新校服的机会。“能不能办一场校服发布会？”这个腼腆的男孩问。他在网上抢到了“校长有约”的名额，在周一与李希贵校长共进午餐时，鼓足勇气说出了想法。
刘毅伦费尽口舌请到了28名男女生做模特，并邀请了40多位家长到场。2012年12月12日，他亲自主持那场“很炫”的校服发布会，紧张得好几次忘词。他因此获得“校长奖学金”，一改有点“蔫巴”的形象，去年年底，他又成功策划组织了全校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但他更为人熟知的角色，是校服中心热情的导购，他侃侃而谈，充满自信。该中心位于图书馆一楼，看起来与外界的服装店无异，从设想到选址、设计、装修、购买建材，均由刘毅伦和另一位同学做主。“这些经历让我对自己的设计才能更有信心。”他说，其职业方向是设计师。
在十一学校，凡是学生能做的事情，老师都会退居一旁，把空间和机会让出来。即便是接待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夫妇，校长也只是在迎接与送别时体现他的存在，致辞、陪同、赠送礼品之类的任务都交给了学生。
“学校现在特别相信我们。”吴汉霄说。他是学校著名的社团“拜占庭”街舞社的成员，他在其中体验到了音乐的魅力，不久前被洛杉矶音乐学院录取。
“唤醒心中的巨人”是十一学校2014年教育年会的主题。要发现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心中的内动力，该校认为，只能走个性化教育之路，让他们在丰富的选择和体验中发现自己。
200多个社团成了不可替代的渠道，尽管一些老师仍对它抱有偏见。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海报，大都设计精美，招募员工、组建团队、成立公司……
许多学生超越了获得社团课程学分的功利想法，忙得不亦乐乎。梁紫珮除了考试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在乐仁咖啡厅工作大约3个小时。它位于高中楼旁的一个宽约200多平方米的地下世界，与几家经营文具、小首饰、小玩意的“格子铺”为伍，这些“店老板”是招标会上的获胜者，每月只需给学校10元租金。
紫珮最初只想在这里玩一玩，结果“离不开了”，还成了主管。她用一年时间学会了制作咖啡，自信能让懂行的客人挑不出多少毛病。更重要的是，提前实践了自己的商业理想。
如果出现资金和策划上的困难，校园经商者还可以向高二学生韩彦杰负责的“圆梦银行”求助。它目前有3个固定的客户，还投资2000元成了一家小商店的股东。它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是为一名在校园狂欢节上卖鞋的同学提供一万元的支持，两周后收回本金，获得利息100元。
为自己奔跑
“哈佛的独特之处是什么？”陈天泽问哈佛大学的一位本科生。对方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教会学生如何拥有梦想，如何追逐自己的梦想。”
陈天泽认为这表达的正是他对十一学校的感受。他是学校少年社科院的院长，经常组织“院士”们讨论《1984》、《动物农场》、《通往奴役之路》一类的书籍，还举办过校园版的TED大会，并联系美国方面获得了正式授权。
“它很适合我。”陈天泽笑着说，“它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去发现自己，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番话在十一学校有点像“陈词滥调”，因为很多学生都这样说。
但对耿艺佳同学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她生活在一个管教很严的家庭，习惯按照父母的想法成长，“没什么主见”。但十一学校让她变得不同以往。“在这里很多事情必须你自己去选择、作决定，老师只会提供建议。”她微笑着说，这是一位很安静的学生，但你能从她的言谈中感受到一股力量。她曾提出不想参加月考，因为大考后的状态调整，至少会持续两周，影响学习。“老师列举了一些应该参加考试的理由，最后让我自己作决定。”耿艺佳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耿艺佳的父亲特别希望女儿学经济，但孩子已不再言听计从。这个从小就讨厌跟钱打交道的女孩，觉得帮助别人更快乐，比如给同学讲题。高二下学期，她确定了未来的职业方向：老师或者翻译。她最感兴趣的是英语和德语，因此放弃了清华大学的60分加分，决定裸考北大，在她看来，后者的语言学科要强于前者。她的同学黄启皓从初中开始就读《拿破仑法典》、《论法的精神》，也没有接受清华慷慨给予的60分，而要报考北大的法律专业。巧的是，也有两名理科生放弃了北京大学的60分，选择报考清华。
在十一学校，越来越多孩子的高考志愿不再被父母掌控。
魏勇是一位颇受学生追捧的教师，在宽大的“魏勇公民教育”研究室里，他靠在厚实柔软的沙发上侃侃而谈。担任教师20多年来，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如鱼得水。魏勇笑称自己在重庆任教时过的是“人格分裂”的日子，心存一点教育理想，但不得不埋首于分数。
“在十一学校，我的教育理想‘卷土重来’了。”他笑着说，“过去，学校是‘包办婚姻’，不幸的几率很大。现在，是‘自由恋爱’，这未必一定幸福，但是幸福的几率要大，所以人们才追求自由恋爱。”
追求真实的教育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中）
在北京十一学校的“新陈代谢”中，老师正在经历蜕变的痛苦与兴奋。不止一位教师流过眼泪，他们有时希望回到熟悉的老路，但内心又提醒自己“不能用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这场逐渐深入的改革颠覆了老师对学生旧有的理解，促使他们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喜欢和期待的老师，不是把我当做学生的老师，而是把我当做叶枫的老师。”十一学校高中女生叶枫的话，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
“我们以往过分夸大了学校教育的力量，把教育当做自己手上挥舞的感化与惩治的大棒，一厢情愿地把相同的教育强加在不一样的孩子身上。”校长李希贵说，师生关系一平等，真正的教育就出现了。
很多时候，学生是在“装”
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天的时候，44岁的曹书德进京，成为十一学校的老师。此前，他任教于湖北宜昌市的一所中学，是公认的优秀班主任，擅长让接手的班级朝他希望的方向改变。但北京这所名校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初使自己成为湖北名师与特级教师的许多做法“确实是错的”。“老师也要知错就改。”他笑着说。
过去尽管辉煌，但曹老师坦言“那不是深入学生心灵的教育”。他说：“很多人在那样一个班级中间，是被裹挟着前进，而且心生恐惧。”
曹书德个子不高，脸色略黑，笑容憨厚，但在湖北任教时，这位班主任的面孔常是“板着的，有一点苦大仇深”，只要他踱着步子走进教室，喧闹就立马消失，然后是一片翻书声。
有一次，曹书德问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湖北籍毕业生：回忆高中的时候，有愉快的感觉吗？一名学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直言“没有”，但是感谢曹老师当初对他那么严格，“才多考了几分”。
“如果学生的中学阶段不愉快，那我觉得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你不能说就这几年痛苦，毕业后会享受幸福，这怎么可能呢？人生是不能割裂的。”曹老师说。
他在十一学校的同事于振丽，与他有着相似的过去，把自己的印记烙在学生身上，“把你塑造成我，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于振丽教出来的学生”。
从这两位老师的过去，可以看到众多优秀班主任的影子：他们善良，为学生好，想尽办法让大家追着分数跑，有着一股强烈的“我要改变你”的欲望。他们通常都比较严厉，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而且有得力、听话的班干部协助维持纪律。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任”，很多学生是又爱又恨。
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促使“曹书德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历史：原来此前引以为傲的改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很多时候，学生们是在装，是投老师所好。”曹书德说。
十一学校的同一批学生在选课走班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有班主任“罩”着的时候，“绵羊姐姐”刘子宏在孩子面前也能“说A就是A”。
当孩子不再属于一个固定的行政班级后，他们展现了真实的一面。
刘子宏想给一位化学成绩较差的学生讲几道题，被一口谢绝：“老师，我现在要去洗澡。”她还先后6次约一位化学成绩最高也不过18分的男生谈一谈，“但他一次都没来”。
师生之间还上演过一次“猫追老鼠”：气喘吁吁的“绵羊姐姐”追上身高一米八几的学生后，听到对方说：“老师，最近我在学物理。”
连学部主任于振丽也像年轻教师刘子宏那样，被学生用一两句话就打发走了。“我怎么办？只有等待，不放弃对他的关注。”她强调说，“教育需要宽容和等待。”
说这句话容易，真那样去做很难，尤其是对于振丽这样的优秀教师而言，不经历一番内心的纠结很难改变。回到两三年前，黄启皓同学眼中的这位学部主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修正你”：头发长了，不行；不好好走路，不行；上课低头看指甲，不行；作业没写完，不行。这些内容成了去年成人礼上“师生反串”节目的素材，有人捶胸顿足、表情夸张：“我物理考成这样，有何颜面见于奶奶？”另一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XX同学，你头发怎么那么长，该剪了吧，周一咱俩比一比，看谁头发短？”“学生”嘟囔了一句：“这老师真多事！”这时，“于奶奶”就坐在台下，咧着嘴大笑。这位“原来挺爱发脾气”的老师，在学生眼中，现在变得“特别爱笑”。
放养的学生反而最乖
十一学校没有了班主任，却提倡“人人都是班主任”——每个老师都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但又不能继承传统的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他们多了一个绝大多数中学老师没有的身份：导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与职业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少数教师能者多劳，还得兼任教育顾问或咨询师。
一位年轻教师在学校内部的交流发言中，坦言他所遭遇的挑战：学生在觉醒，管理变成了服务，失去权威的老师应该如何服务学生的成长？
教育顾问曹书德与所谓的“问题学生”交往比较多，他的经历相信或许会给那位年轻同事一点启发。“与老师交流时，我如果还在说怎样降伏了一个学生，我自己都会脸红的。”他笑着说。在学校“多一些对话，少一点强制”的氛围中，过去那种看起来“立竿见影”的说服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曹老师需要经常克制改变学生的冲动。好在老师能用来约束学生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种叫做“过程性评价”的机制，但它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施以管理，随时随地以评价结果激励学生”，目的还是要实现“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评价指标因学科而异，但都是学校希望学生“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比如自学自研、完成作业、实验探究、与人合作的情况，以及在课堂上思考问题和参与讨论的表现等等。有3个女生因为在魏勇老师的历史课上很少参与讨论，影响了评价的分值，她们在周五中午找到魏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哭了鼻子，这让魏勇暗自得意：“比我主动找她们谈效果好多了。”
中国的学校并不缺少那种动辄给学生贴上某种标签的老师，十一学校的以下主张无疑会解救不少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不健全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
曹书德约一名7次未参加升旗仪式的女生见面。在别的学校，这种学生可能会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她对曹书德说：“曹老师，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啊，那我实话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老曹和颜悦色，赶紧解释：“只是和你聊聊，交换一下看法，说完了也就完了，你服不服都没关系。”他们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讨论：十一学校所有的规则当中，你觉得哪些内容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无所谓的？人出生之后，就决定了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有哪些呢？“学生最后没有完全认同我，但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原有的观点，这种交流是不是给了她一些思考？”曹书德说。
选课走班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十一学校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井然有序。一名性格内向的新生每天战战兢兢，她很少与人交流，还曾萌生转学之意，大约两个月后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
教学楼里的卫生状况也“触目惊心”，有一个教室因为学生活动，一天竟扫出六七桶垃圾。高一年级自主管理学院的几位同学为此组织了一次大讨论，一名男生站起来说，“开这个会没有必要，因为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要率性而为、恣意妄为”。
有的老师抱怨，很多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貌了，还经常与老师争抢电梯。有的学生见到校长也不起身，继续坐在带有轮子的椅子上，在媒体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滑来滑去。
李希贵校长倒不觉得这些值得担心，反而认为那种希望眼皮底下都是乖学生的传统教育更让人忧心，因为它掩盖了学生的真实问题。“如果学生没问题，我们就没有教育机会，也就不需要老师和学校了。”他强调说，学校也是学生犯错的地方。
人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那名在年级讨论会上“大放厥词”的男生后来主动申请成了卫生管理志愿者。刘佳琪的第一个“小学段”（连续两周不上课，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几乎是在睡觉、玩耍和看时尚杂志、故事会之类的书中度过的，最后收获了“于心不安”。在最近的一次“小学段”中，她的表现不一样了：预习了下学期的6门课程，啃完了从未看完的《百年孤独》，完成了研究性论文《论20世纪90年代的颓废主义文学》。
一位宿舍管理员告诉学部主任于振丽，他在学校30多年，感觉这一届高三学生最乖。而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正是从他们开始的。这让陪伴他们走过来的于老师有点得意，她笑着说：“放养的反而是最乖的。”
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十一学校希望打破的是一种叫做“师道尊严”的东西，戴着“权威”和“强制”的面具。这所中学确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地位，是从拆除高学生一等的讲台开始的，这个举动动摇了象征教师知识霸权的角色，迫使老师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学生。
讲台消失之后，教师的办公桌被抬了进来，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2010年，这所学校有50多年历史的教师办公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标有教师名字的学科教室。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指出：只有在师生相处中才能实现有效的教育。老师“必须坚持与学生相处”。那些习惯在课后回到办公室的老师，短时间内很难接受这种变化，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状态全部暴露在学生面前，“感觉很别扭”。但办公室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需要考虑把自己的学科教室当做家一样去布置。这个新事物出现一段时间后，老师们发现，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其实与自己的魅力有关。如果一位老师除了上课期间，一天到晚面对的是教室里的冷冷清清，那他会坐立不安的。
历史教师贺千红“特别优雅，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袅袅地走来，往教室里一站，全班就不说话了，都看着她”。贺老师的学科教室不设垃圾桶，认为“有碍观瞻”，养的花也很精致，还挂了一些字画。当教室里比较暖和的时候，贺千红会语气温婉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我怕蚂蚁进咱们这个屋子里来。”
学科教室成了师生们交流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并在2012年底的调查中，首次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校园场所之一，而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中，教室难觅踪影。也是在这里，耿艺佳同学发现地理教师汪春燕很少能在中午好好的吃顿饭，“她要么不吃，要么就吃方便面，有一次她累得直接趴那儿睡着了，我看着特心疼”。黄启皓同学有一回则目睹政治教师刘梅“看着电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学校把学科教室交到老师手里，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2008年是十一学校的“课堂成长年”，一种理念从此逐渐深入人心：“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老师展示自我的地方。”以精彩授课而著称的生物教师王春易，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
长期以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教学是一回事，就是上好课，讲好那本教材”，没有意识到“自己面面俱到、精彩纷呈的讲解恰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力”。“我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不但没有失去它，还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王春易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折服。2012年，他们一起完成了近30个分组实验，品尝到了自制的果酒、果醋和泡菜。
湖北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第一次走进十一学校的课堂时，“感到很奇怪”：一个课堂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在台上讲，部分学生在听，一个在教室后面角落的办公桌前与几个学生轻声交流，还有几个学生在自己看书，既不听讲，也不发问。“只有当课堂属于学生时，他们才能有这样的自由。”王建学说。还有一回刘梅老师上公开课，主题是“理财”，一名学生走上前台，面对着校内外的老师，滔滔不绝，讲了几乎一节课的股票，大家听得兴致盎然，刘梅很少插话，面带微笑看着学生。
对老师的情感毫不吝啬
“那几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如果不参加考试就好了。”在湖北宜昌时，曹书德身处同事暗中较劲的“分数谁排第一，谁排第二”的环境，偶尔也“很阴暗地这样想”。但十一学校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讨厌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要成为符合十一学校价值观的老师，还必须重视以下两句话，它们也出自《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可以原谅许多，但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对学生和教学的轻慢态度。”
学生黄启皓以略带夸张的表情说：“在十一学校，如果我问一个老师问题，或者想和哪位老师聊聊，被对方拒绝的话，那简直就是惊天奇闻，值得我们在整个午饭时间来说这件事。”
没有了固定的行政班级，不同的学生选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为班级分数排名的做法，在十一学校既无必要也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去影响具体的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心灵、情感。”曹书德说，“与学生交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的情绪由消极变得乐观，这样的成就感比过去给我评一个先进班集体，要大得多。”
曹书德这些老师的行为，需要接受学生的检验。这所学校淡化了评价的力量，围绕学校的生态，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开发了多种诊断指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诊断对象的进步”，因而都从正面表述和引导。师生关系在调查问卷上变得很具体：“成绩不是老师评价我们的唯一标准”、“老师不会因为成绩的好坏而对同学们区别对待”、“老师鼓励我们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老师对同学们都能一视同仁”……
这样的师生关系，会带给毕业生怎样的回忆呢？孙婧妍在2013年高考中获得语文148分的成绩，如今是清华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她应人邀请写了一篇“漫谈语文”的文章，其中这样表达对十一学校四位语文老师的感激：“这些老师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仅仅是分数”。“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喜欢语文的学生的幸运，而从头到尾都由这些老师教导，我只能说，我没法再奢望更大的福气。”
十一学校的孩子表扬和感谢起自己的老师来，就像孙婧妍这样热情奔放。闫朝霞老师在2008年生日当天收到一张学生自制的《京城青年报》，上面刊登了她的两张照片以及全班同学的祝福与感谢。有多位老师在教师节那天成了众多国内外“著名刊物”的“封面人物”，其中校长一张面带微笑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当然，这些刊物都出自学生之手。
高三学生耿艺佳兴致勃勃的展示了老师发给她的许多条短信，小小屏幕上满是各种笑脸、鬼脸和温暖的话语。她说：“老师发的短信，就是一个字我都不会删。”
校长李希贵向全校4000多名学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学生的短信，“即使很无聊，校长也会给我们回复”。去年李希贵生日那天，几名同学想逗他玩，装做是他在山东的老朋友，编了一条短信发过去：“老李啊，还记得咱们一起在山东的日子吗？听说你现在十一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不错啊！今天是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黄启皓哈哈大笑，说：“他居然回一个‘谢谢你’。”
让教育自由呼吸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下）
在今年北京十一学校召开的教育年会上，一位旁听的外校老师向作完主题发言的潘国双提问：“你觉得十一学校与你之前所在的单位相比，有何不同？”潘国双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2009年从北师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到这所中学。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不喜欢太多人管我，也不喜欢被规章制度限制，限制越多，就越不想干事。”但这位年轻博士每天都马不停蹄，有时累得“像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却依然乐此不疲。
36岁的潘国双在课程研究院领衔课程“数学V”的开发。2012年10月，校方还为他成立了“潘国双高端数学研究室”，让他和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待在一起。当时他教的是高二，根据正常的安排，去年他应该跟上教高三。但为了潜心课程开发，他提出不跟高三，也如愿以偿。
建设“家”一样的学校，是去年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时，十一学校工会主席马玉琴的报告题目，而这也契合潘国双对十一学校的感觉：自由自在。
让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制
十一学校的老师累，有目共睹。该校从去年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每个教学班最多不超过24人，这使得老师教的班级增多，工作量翻倍。按高二学部主任王春易的说法，一位老师大致要承担这些工作：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的实施，落实个别化教学，兼顾教育的责任，在各种分布式领导中负责某项工作。
上海迎园中学校长祝郁在十一学校学习期间，好奇地问授课的老师如何克服职业倦怠，“但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伟发现，如果与十一学校的同事谈论房子、车子或者去哪里旅游等话题，“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都在学生，都是教育”。
在职业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础教育界，这群中学老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惊讶。
一群外地教师在一个周末参观十一学校时，在教室里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师，当他们得知这些人是自愿前来，而且没有加班费时，有人嘀咕：“那他们干嘛来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十一学校老师常说的，“我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经历“课堂成长年”、“课程成长年”之后，十一学校的老师今年迎来了“反思年”。“要静下心来，找到真正的问题”。校长说，接下来的3年，选课走班下的小班化课堂教学是重大的挑战，“只有应对好，学校才会安全，才能始终保持优质教育的状态”。
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但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发动老师研究制定《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李希贵出任校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是任何变革的一个基础。”他说，在课程改革之前进行学校行动纲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学校文化‘股份制’，让价值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校长的事。”
从2007年的暑期工作会开始，共有475人次参与了三轮次的大讨论，校方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于振丽老师说，从教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从那以后，这样的争论成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名外校来的挂职干部因此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坦诚，“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这个争论的过程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说，在激烈的交锋中，一些老师固有的想法开始动摇。2009年11月，学校召开教代会对行动纲要的试行进行表决，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其中对教师职业的定位，成为引用率颇高的“名言”：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十一学校认为，优秀的领导者能让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制。为此，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这里的老师不会被要求写教案，学校也不检查他们的考勤、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想怎么上课都行，只要有利于学生。而且，只要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学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缺点”。
数学教师潘国双几乎不给学生留作业，因为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这一点；语文老师黄娟开设的“立人•表达”选修课，追求“真实的表达”与“表达的真实”，上学期的“考试”，是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洞穴之光”。
“我很难想象学校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贾祥雪老师说，“学校不要求一些琐碎的形式，解放了我们很多时间。”
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伴随改革而生的一些新举措，对一些老师来说，以前闻所未闻。而这种颠覆式的改革没有引起教师内心普遍的恐慌，得益于学校倡导的一种改革文化：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允许落后，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研究能力和上进心就会被激发。”语文教师闫存林说，“越压制，反而越不愿改变。”
孟邻老师过去4年都在高三学部，因为那些年高三尚未启动改革，她似乎置身于这场改革之外。去年高考一结束，高三学部召开教师会议，她以为是庆功会，没想到是培训，主题是“转变角色迎接挑战”。会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些名词：分布式领导、教育顾问、咨询师、过程性评价、自主管理学院等，让她感觉“真是一头雾水，非常茫然，想象不出这些工作该怎么做”。
在高一学部工作半年后，孟老师在教育年会上分享自己的转变时说：“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进入课改的老师，大家都已经跟课改结了婚，而我才开始谈恋爱。”
“允许落后应该成为组织推进变革的重要策略。”李希贵说，在我们身边，确有一些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接受某些新生事物的同事，“要允许没有赶上的同事在后面，给他们一个旁观、思考、彷徨的过程，否则他们就会焦虑。”
孟邻老师经历了“谈恋爱时的激情、苦涩和甜蜜后”，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是要减少教师对学生的控制，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会选择”。她说，只有内心认可，才会真心实践，因此她必须振作精神，而不是怨天尤人。
语文和英语学科也没有参加最初进行的分层、分类、综合的课程设计，“因为当时这些课程的老师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经过一年的思考、彷徨，特别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感召下，语文和英语在第二年才进入”。
十一学校推动变革的另一策略是“鼓励先进”，让他们传递变革的希望与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同事。譬如创立“王春易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室”、“方习鹏教学评价研究室”、“周志英探究教学研究室”、“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侯敏华学生咨询工作坊”等等。学校还会创造各种机会让这些“先行者”在各种大小场合现身说法，把他们的照片与主要事迹贴在学校主道旁的宣传栏里。
破除组织结构的障碍
20年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十一学校落实了这一条，因而催生了一句话：“聘任是最好的评价”。该校实行的是学部（年级）与教师之间的双向聘任制，每年一次。
学校把教师的聘任权放在了学部，校长只有确定学部主任的权力，接下来，就是主任与老师双向选择的过程。高三学部主任于振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过大，她只选备课组长，请组长再去组建各自的小团队。一般来说，高三学部优先选择，但有条条框框限制它不能为所欲为把最好的老师“一网打尽”，而必须搭配各种层级的老师。老师们的职级分为8档，从“基础一”到“学科带头人一”，与工资待遇挂钩，特级教师不一定能拿到最高的待遇。
“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刺激。”副校长田俊说，口碑好的老师会被学部主任争抢，碌碌无为者则会遭到冷遇。全校300多名教师中每年都有几位落聘，他们或者离开学校，或者转岗至非教学岗位，或者在学校的交流中心学习，等待机会。
如果学部主任给众人的印象是“不好共事”，或者“没水平”，到第二年双向聘任时，他可能会因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下台。
以年级为单位的“学部”，在十一学校的改革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集教育、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终于扬眉吐气。
从2007年开始，该校用了约三年时间，把10多个中层部门压缩至4个，他们不再行使管理权，只作为职能部门与年级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让企业界受益匪浅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在这所中学扎根。
“谁都不会否认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但真正让这样的追求落地，并非易事，原因就是组织结构存在严重障碍。”李希贵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般的学校里，普通师生与校长之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结构会生出诸多繁文缛节，真的能够以学生为本实在只能靠碰运气。”
几年前，当刘笑还是学校的年级主任时，教导处是她的上级，“我们按照它的各种指令行事，不用动多大脑筋。年级的自我设计与管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她转身成了教导处主任，却已经没有了前任的那种权力，属于她的关键词是“服务、规划、协调”。有老师开玩笑说：见到教导处的不害怕了。
但从理念到行动，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不少教导处的职员依然怀念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服务？那岂不是比学部低一等，伺候别人？”他们这样说时，刘笑只好领着他们重新认识“服务”：不是伺候人，而是要给教育教学一线以有力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归根结底“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刘笑也没想到，连装黑板那种原本属于总务处的活儿也落到了他们头上。刘笑找到校长说：“实在忙不过来，装黑板这个活儿能不能让总务处干？”校长反问她：“只要跟一线的教育教学有关系的事情，你认为总务处和教导处谁更了解？”“这句话点醒了我。”刘笑说。她在2013年暑假心甘情愿地待在学校，与黑板为伍。
自从学科教室出现后，每间教室都在追求各自的特点，“需要个性化设计”。不过，当老师们绞尽脑汁布置学科教室时，并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会成为高考考场。教导处去年布置考场时，把几间教室墙壁上的东西都摘了下来，把书柜搬了出去，“老师们在一旁心疼得直跺脚”。学校只好暂停这项工作，向海淀区教委申请用大白纸盖住教室四周，教委派人来到学校，四处看了看后，终于点头。
今年，十一学校早早递交了报告，申请把考场挪到体育馆、篮球馆、羽毛球馆、报告厅等地，不再使用学科教室。刘笑说：“这样一来，布置考场的任务就变得更复杂了，但作为教师文化象征的学科教室不会再受牵连。”
事实上，如果刘笑不能保护好老师的学科教室，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满意度测评。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对校长信任投票制度、对干部满意投票制度仍在进行。当前者的信任率低于51%时，他将主动提出辞职；后者的满意率低于70%，将不适合承担干部职能。2013年8月28日，教代会公布了有贾祥雪等6位监计票人签字认可的“校长信任票统计结果通报”：正式代表105人，信任103票，不信任1票，弃权1票，信任率为98.1%。
魏勇是老师们选举出来的教代会代表，他说，投票是无记名的，根本不知道是谁投的票。“从校长到各个部门，如果服务不好，我们就会给差评”。
2013年春季的某一天，一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十一学校的毕业生，在人人网上发帖讲述母校在北大的招聘会情况，其中附有一张广告牌的照片，上面有一句口号：“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高三学生耿艺佳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后，心潮澎湃，“一整天都平静不下来”。她说：“一定要回十一学校来做老师。”
田俊老师去年带队赴北大招聘，更多的是向同学们描述了十一学校正在发生的事，告诉北大的毕业生“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通过描述一个共同的愿景，呼唤和吸引那些有着共同教育理想的人进入学校。
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李斌 《中国青年报》2014年04月15日
中国的基础教育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多痼疾，令人忧虑。北京十一学校这六年来的努力，不是在其中修修补补，而是重新定义学校。它以新的形态出现，让许多人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智慧与希望，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
十一学校的愿景是要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这个目标的确立，最初让一些老师感到不解，他们从没想过一所中学也应该伟大，还可以伟大。但仅仅过去几年时间，学校里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在报告、文章中反复引用这句话，这场扎扎实实推进的改革让他们认识到，“伟大”不是一种噱头，而是真正的教育者应有的追求。可以说，这所中学的教改是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发生的，用校长李希贵的话说，他们不只是要办好一所学校，而是要“培养更多的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以及把人类领向美好明天的领军人物”。该校的一句招聘广告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观察这所学校的所作所为，会发现该校的一切努力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围绕着如何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而进行的。它反对以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每过三年，十一学校会在此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一次“关键成功因素”，从它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到学校改革逐步深入的轨迹：2010年包括了“课程”与“改革创新”，2013年出现了“个别化”和“内动力”。他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里，学生们的个别化需求才能得到尊重，内动力才可能更好的被激发。十一学校打破师道尊严，在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追求真实的教育；把资源用在离师生最近的地方；以学生的成长体现教师的价值与业绩；最大限度的弱化行政力量，让学校的管理者转变为师生的服务者——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个个体发展的教育。毫无疑问，这应该成为每一所学校的追求。
教育界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因为它常常只是存在于学校的宣传墙上和校长们的总结报告中，与学生们的实际经历和感受相去甚远，而被讽刺为最好听的空话。但十一学校的学子们认为，学校是学生的。他们有权利决定校长在校园狂欢节上的角色：装扮成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或者《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校长”；学校和老师是他们的成长伙伴，“学校或老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我们提出来后，他们马上就会去反思、去改正”，“他们想的都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而不是要管着我们”。
教育领域众多昙花一现的改革表明，教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遵循教育规律，不着眼于学生和国家的未来，而要为少数人谋取“名利”与“政绩”，就会成为花拳绣腿，经不起追问和考验。十一学校的改革之艰难、教师们的压力之大，都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但他们依然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这源于他们强烈的改变教育的愿望，还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即在学生未来对社会的贡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希贵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改革，只是在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崔永元在《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一文中说，“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由此看来，真正的教育改革能否发生，既取决于学校的价值追求，又取决于它的改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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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一”立场
来源：中国教师报 2014-5-14 作者：沈祖芸（上海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上海新优质学校项目负责人）
今年2月底，教育部“破天荒”在一所高中召开了月度例行发布会，面向中央媒体专题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教育部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发布和解读政策，到走进一所基层学校推介改革经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凭什么“偏袒”这一所？其他学校会“怎么想”？“这一所”足够好吗？但教育部依然走出了表达鲜明态度和明确导向的这一步，这本身就值得赞赏。发布会召开之后，中央媒体马上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台都在头条等显要位置上报道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改革。也许一边倒的正面宣传让人们开始“腻味”，于是，网上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一些网评人更是契合读者心态提出了貌似有理的论据，但我不敢苟同。
优质师资那么容易就可以集聚吗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是稀缺资源，关键是学校集聚的是学历还是人
批评者拿出最大的“把柄”就是十一学校拥有42名博士、100多名硕士、30多名特级教师的“奢华阵容”，并且据此推算，全国需要培养百万名博士才能达到“十一”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十一学校集聚师资资源提出质疑。
第一，我想问的是学校的发展是到菜市场里“选购大量博士”就可以实现的吗？如果这样倒也简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统一投钱给每所学校平均分配博士硕士，然后就坐等“收获”好学校吧？但事实却是，学校要获得发展，靠的不是“死文凭”而是“大活人”。那些指责学校集聚高学历的言论恰恰没有把教师当作“活人”来看待，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仅仅靠爱心、把自己的一生只奉献给一所学校的时代了，教师越来越需要寻找有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当“人”的意识被唤醒，选择就代表了“我”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学校将会更加趋向于“同道中人”办学，教师自然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会因为认同校长的办学追求而选择，会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一起。因为有持续发展的舞台和机会而留下，当然也有教师会因为收入待遇、子女成长、当官升职而走进来。
在十一学校，接触到的很多教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让学生拥有选择的地方，教师也同样如此。比如劳技教师谢小川，参过军、原本学历不高、曾带过校外科技航模比赛，来到十一，学校为他成立了小川工作室，以他对技术的痴迷去影响为他着迷的学生；语文教师黄娟酷爱研究鲁迅，在江苏一所中学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无法把自己的爱好与同样热爱的语文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只好痛苦地选择放弃家乡的学校，来到京城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之后选择“十一”，并在学校里创建了鲁迅主题语文教室，创造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爱戴；生物教师王春易在天津已经是最年轻的特级教师，但因为家庭搬迁走进“十一”，在这里她完成了个人专业发展的三级挑战性台阶——参加竞赛让她找到学科前沿，改变教学让她发现学生能量，学部改革让她领悟教育本质；历史教师魏勇当过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经历过平时上完课就去赶集种地的滋味，也当过县中教师，眼见着在升学指挥棒下教育如何“灌装”学生的过程，之后因为向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办公室氛围，在上海和北京学校的选择中确定了“十一”……因此，“好学校”不是简单的文凭堆砌，而是心灵归属。
不仅仅是十一学校，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为什么会集聚那么多好教师？因为深圳是改革的“代名词”，深圳中学是教育改革的“先驱”，那些怀揣着教育梦想的教育人，情愿砸了在当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选择到这里开始人生的“二次、三次创业”，为什么？因为还有理想，还有想改变的冲动，还有对自我的否定和再造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好教师作为“大活人”存在的意义。
第二，我想问的是究竟有多少校长真正认识到教师的价值？这个问题或许更加严峻。当我们在为十一学校的豪华阵容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无论是在山东高密还是北京十一，始终认定并践行的是“教师第一”，他明白，只有校长打心眼里认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才会实现“学生第一”。对于李希贵而言，凡是教师的事就是头等大事，为教师的教学创造支持的环境，在教师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倾听每一个教师的声音，让“平等、尊重、选择、自由”的思想在人影响人的过程中发生。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永远都是稀缺资源，永远无法做到均衡地“配发”优秀教师。同时，但凡“优质学校”，无论校长办学风格有多不同，对教师的珍视却是共性。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二中，校长钮晓桦设计的校史室是以“教师博物馆”为主体的，这里留下了历年来每一位教师的“物件”，一张誊抄的课标、一本听课笔记、一张用过的书桌、一台淘汰的打字机，一个物件就是一位教师的故事，你想，这里何尝不会成为教师留恋的地方？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信任，善于发现和捕捉每一位教师的潜在优势，并鼓励其大胆探索，于是诞生了徒步走西藏的教师、敢于去探究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教师群体、创造各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团队。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样有许多把教师当至宝的校长。比如七宝中学仇忠海，他尽最大努力为教师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教学、爱学生；他把学校发展中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教师，自己却在荣誉面前不见踪影。比如巨鹿路一小，面对一个“可以为了学生的利益拍着桌子指出校长不是，并‘警告’校长如果不及时纠偏，她就辞职不干”的个性教师，校长楼海凤宽容、反思、吸纳，并把这样的另类教师作为搅动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资源，而这样有个性的好教师也因为有这样的校长而留在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比如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创造一切条件只为“不让一位教师怀才不遇”。
这样的好校长一定能够集聚更多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就目前转型期中的中国教育，这样的好校长依然太少太少了。靠金钱和待遇，或许学校可以一时“揽到”好教师，但真正持久的，还是校长的理念、理想和个人魅力。也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好校长”出现的时候，好教师分布不均的状况才会得到真正解决。
十一学校经验究竟能复制吗
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完全复制，可以复制的是关键经验
以集聚优秀师资这一质疑点为基础，批评者由此推断，十一学校的改革无法复制，并进一步提出这样在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呵护下的改革意义在哪里。
我认为：一、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哪怕是集团化办学中拥有同样校名的两所学校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教育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平衡的过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突破常规和原有制度的过程，没有先驱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三、虽然改革允许失败，但教育改革的潜台词是不允许失败，因为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只能试对、不允许“试错”，因此勇于改革的校长意味着担起了高风险的承诺。
从这三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十一学校改革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观测点：
第一，“十一”为高中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十一学校是否是全盘西化（在我看来是借鉴吸收中的本土改造，这里不做赘述），它都用6年走出来的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很多从美国考察高中回来的教育者都会在羡慕之后摇头说，“这样的高选择、走班制、一人一张课表实在很难做到”“需要多厉害的教师队伍啊”。好，今天，十一学校就用实践告诉你，在中国同样也是可以做到。因为这个先行探路者带来的可能性利好，给了很多正跃跃欲试的高中一种信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的局部改革加快了生长的步伐，比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程设计、上海大境中学的课程组合模块、上海市西中学主题式预约学习、上海市向明中学书院制学习等。
第二，“十一”为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样”。你可以赞赏也可以否定，但谁都无法抹去的一个事实是，“十一”学校为中国高中改革提供了多样中的“一个样”，这种“样”的模式是从教学、管理等组织方式变革开始的。今天放眼中国，你会发现已经涌现了很多种高中改革的样态，比如深圳中学，是从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按需选择的课程体系开始的；北大附中是从独立与分享相结合学习空间设计开始的；苏州十中是从创建最富中国文化元素的校园环境开始的；上海七宝中学是从着眼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大文大理课程重构开始的；上海市第八中学是从“男生班”的创设研究性别学习差异开始的；还有上海长宁区整体的8所高中改革都是从落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学校特色创建层面开始的。
第三，“十一”为我们树立了衡量学校改革的价值标尺。看十一学校是否可复制不在于“人手一张课表”的可行性，也不在于多少位教师能开发多少门校本课程的现实性，而在于树立了一把“自适应”的学校改革价值标尺。今天，当我看“十一”，或者看其他正在改革中的学校的时候，往往产生这样的对照点：一、这样的改革是否根植于“这一所”学校的土壤。李希贵敢在“十一”进行整体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敏感地发现这所学校的前任校长打下的改革基础——让每个教师拥有了“变化就是常态”的适应力，因此，当改革来了，教师们并不害怕也不抗拒。二、学校改革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了学生的发展。这点应该在李希贵推动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且所有提倡的理念和举措都对师生一视同仁。三、一个校长投入学校工作的精力比重。说实话，这点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在今天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所看到的李希贵们，尽管够“大牌”，尽管各地讲学的邀约不断，但他们一周工作的80%时间是留在学校里的，他们的“大牌”体现在可以因为学校而放弃他们认为的“不重要会议”，敏感地洞悉着学校师生每一天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定力，他们才可能始终领先一步做出决策。四、学校拥有的持续优质的能力。李希贵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多学校在优秀面前止步不前，就是因为缺少持续优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的课程构建上，体现在与学校办学追求相一致的每一位教师各具风格的教学主张上。五、把辐射作为学校责任与使命的题中之意。李希贵说，管理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学校产生交往，在同样“平等、尊重、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进而改变自身学校的办学行为。当前，我们的确无法回避有些在改革发展中的学校盘到了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在风险和收益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关键在于收获之后有没有反哺，有没有把自己“赚到的”给更多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希贵推动的“新学校行动”，通过民间的力量，从十几所学校到今天上千所学校的加入就值得圈点，而且这样的行动不是为了“再造十一”，而是通过交流分享，让学校汲取“十一”中可借鉴的因子，进而播种和改造自己的学校。
除了批评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给予建设性意见，提速培育个性校长；给中国教师的经历赋值
当前的教育批评往往出现两种症状：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成为改革热点的学校都大加批判，有的甚至不做深入调查，也许只有针对改革热点的批评，才会产生眼球效应，以提高对评论者的关注度；二是常常用结果推导过程。比如学校拥有多少位博士、多少位特级教师，进而笼统地推导结论就是聚敛师资资源，而且这样的推导的确具有杀伤力，会引起师资匮乏的学校产生心理落差。但是能不能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呢？这些博士多少是在校培养的，多少是博士毕业后留下的；这些特级教师多少是自培的，多少是引进的，引进的来源又是哪里；还有，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有没有被淘汰的教师，他们是不适应还是寻找更加适合的岗位？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批评。
那么在结束此文的时候，我也提两条建设性建议：
一、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中国太需要有理想、有主张、敢担当、勇改革、重人本的个性校长了，不加速这样的校长培育，那么出再多再好的教师，也会无处安身。当前的校长队伍中，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行政任命，因此校长办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很大部分校长没有动力改革，改革对我有什么好处，如何去面对失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没有缺点的校长出现，导致的就是平庸化的人和平庸化的学校。然而，在今天瞬息万变和处处蕴含发展机遇的时代中，校长最关键的不是勤俭、不是摆平，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或政府或民间涌现的，如新学校行动、新基础教育、新优质学校等都是培育新型校长的好途径。
二、请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自从上海连续两次PISA第一之后，世界各地都在寻求“上海秘密”，结果得到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特有的教研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分享，普通教师教学质量通过群体的力量整体得到提升。
但随着接触的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的个人经历丰富性也是成就好教师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师会像中国教师那样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他们或经历动荡，有能力但没有资格读更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师范，他们或面对转型，不断经历阵痛与改变从不让选择到选择太多；他们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农村山区走向城市中心，他们或无奈地接受学校拆并布局调整，而被动地不断适应。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和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合作教研一起成就着每一个独特的教师风格。
然而未来，随着我们时代发展越来越稳定、生活水平越来越安逸，就必然出现教师经历的单一化，或许未来的教师都会拥有高学历，但是他们也会伴随着少经历，为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教师经历赋值”给予政策设计呢？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多走向社会的经历，并给每一种经历进行记录和积分，甚至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的责任与使命。这样的话，当集聚着优秀师资的像“十一”这样的“好学校”，就可以为教师设计“经历档案”，刚刚毕业的博士，你是否要去农村支教？成了特级教师，你是否应该每月在全市或区域层面有同行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特色教师，你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特色传播教育理念？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构成“这一个”教师的经历档案，成为晋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其教师生涯的重要见证。
总之，对于改革，你可以怀疑，但不要轻易持否定态度；你可以批判，但要基于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请不要让改革者成为先烈，也不要让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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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师报 2014-5-21 作者：王国平 （作者系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国语小学校长）
中国人对名人往往是仰视的态度，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北京十一学校和李希贵校长，因为做了太多大家没想到和想到了没敢做的教育探索而被仰视。然而，我主张：平视李希贵。 平视人和事物不会失真，而仰视和俯视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变形，造成误判、误解或浅解。尤其是我们想从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去寻找最有价值的东西时，平视效果最佳。而且，看一个人和学一个人的时候，还要学会线性分析，从历史的成长中找到我们最需要的价值元素。 对于李希贵校长，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去学习和解读。 他是一个学人 当大家都以名校长、教育专家甚至教育家的称呼来谈李希贵时，我更喜欢把他叫做教育实践家，或学人。尤其是学人的说法，不同于学者，因为这个称谓的内在有着更接地气的味道。 1999年，李希贵校长在山东高密一中时，曾到过我任校长的青岛一所大型民办学校。交流中他发现了我办公桌上的一份工作计划，其中，我在管理学校中的每月工作主题引起他的兴趣。尽管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意，但善于随处补充“营养”的李希贵校长却立刻认真起来，就此项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我做了深度探讨，并带走了我的这份文件。 这是一件极为平常的管理做法，当时我的学校也刚刚创办，我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校长，但已经在国内教育界有影响的李希贵校长却用平常、平实的心态，展现了一种只有学人才具备的素养。后来我对我的同事们讲，学人的粗解就是“善于学习别人”。所以，那么多校长，特别是公款出国学习归来后的校长，有几个能有李希贵那样的胆识，敢把美国基础教育中那些别样的做法搬回来，并冲破应试教育的壁障，结合国情和校情去探索实践？很少。 当李希贵校长从高密一中校长的位置，被提拔为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及至后来到教育部任职时，我隐约中感到局长和官员这个坐标点似乎不应该属于他，也曾担心一位专家型校长是否就此画上了句号。直到后来，当他毅然决定回归学校，并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实验平台——北京十一学校。我意识到，李希贵加上十一学校，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而这个加法的结果必将对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如何推进素质教育，会有实际的影响。因为，学人李希贵太需要一所优秀的学校来实践自己的所学了。 他是一名教师 都说他是校长的校长，这是校长们对他的认同和赞誉，但他还是一名教师。因为，他是属于学校、属于学生的，也只有教师才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他在十一学校的故事，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他和学生之间，并因此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贵爷”。我理解，这个称呼是因为他总是“混迹”在学生中，和学生平起平坐才能享有的美誉。 有一次，他在讲座中谈到当年做教师时的一个失败案例，说到自己因不懂教育而使一名学生受到心理伤害时，自责地流下眼泪。早已当了几十年校长的他，还会为自己曾经的教育过失买单，这就是教师独有的教育情怀。 李希贵校长写的几本书我都读过，《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就写得非常平实，是优秀教师才能写出来的书，不仅没有那些居庙堂之高、枯燥乏味的教育理论，更没有一些带着成功人士炫耀味道的虚假和浮躁，而是一则则由教师记录、思考教育的故事。但我读后领略的是，这些故事无一不是在揭示着很深刻的教育思想，鞭笞当下的教育问题。 后来，当《学生第二》和《学生第一》相继出版后，大家被这两部看似矛盾的书题所吸引。我和大家一样，读后并释怀的是，李希贵校长心中装满了学生，他从观念和行动上时时处处从学生出发。所以，我在跟学校教师讲李希贵的学生观时说：他用行动完善了那句口号“一切为了学生”，他的作为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显然，在那些喊着口号的行动弱者面前，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他需要保护 李希贵校长和他的十一学校能否经受得住热捧？因为诸多的历史故事中，不乏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捧杀，二是被棒杀。 首先是被捧杀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里，造神运动似乎是一种习惯动作，大凡有人做出了大事情就会惹来围观，同时赢来掌声。而掌声会不会掩盖一些质疑声？掌声会不会让人听不到杂音？掌声会不会让主场人忘记了场下的世界？ 前不久还真的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上海一位魏先生就撰写了洋洋万字，对李希贵和十一学校提出了种种质疑，包括全盘西化、优质资源的垄断等。尽管文中多有一些激烈遣词和“投匕首”的味道，但我以为正是因为有了别种声音才说明社会文化的完整。或许，只有这样允许发言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尽管我在读这个系列文章时，心里颇有愤然，为李希贵这样的教育“探雷者”抱不平。因此，我也担心有棒杀问题。 但我相信，李希贵校长即便会踩到“地雷”，也绝不会受伤，而是能给后来者开拓出一条成功之路。不过，我还是谈到了“保护”这个词，希望社会和李希贵校长自己，注意保护好“学人”和“教师”的根本。试想，如果李希贵校长从此为名所累，只是被邀请到处讲学了，十一学校的学生该向何处寻找他们的“贵爷”？他还需要继续探索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的时间将如何得以保障？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保护李希贵和十一学校就是不制造样本。事实上，十一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做法也的确不是任谁都能照搬的。但如果我们不将其神化，不把其当作样本来看待，而是基于十一学校的某一点，或基于李希贵校长的某一点，总能找到可以学习的东西。至少，李希贵校长的学习态度、教育情怀、做事风格、创新意识，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作为校长，能学到李希贵的一点长处，也一定有所作为。 所以，不造神，不把十一学校作为全国的样本，就是一种保护。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static/image/common/logo.png){kind=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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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5 2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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