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基本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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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基本操守

周 祖 庠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雲：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透露出太史公對先哲一心向學、不為世勢所動高尚品質的響往。無獨有偶，兩千年後，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名篇《贈蔣秉南序》中，也表達了類似的願望：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檢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惟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至樂大幸，不可也。”
它反映了對“讀書”理想境界的追求，這境界，也可以說是讀書人“讀書”的基本操守。
這操守，在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中體現出來了，在司馬遷為李陵辯護遭閹刑後仍忍辱負重堅持著述《史記》的精神中體現出來了，在《史記》中不畏權勢，堅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論述中體現出來了。漢武帝用屠刀予司馬遷以閹刑，而司馬遷以待罪之身在自己永垂青史的《史記》中以一支正直的知識分子禿筆最終判處了最高統治者迫害功臣、侮辱讀書人人格的罪行。
而陳寅恪先生的讀書操守，也以一著名事例及終生操守得到證明。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國科學院派陳寅恪在清華時的學生兼助教汪籛到廣州迎接陳寅恪北上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陳寅恪提出了兩個條件：
“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種要求的提出，不要說在過去那極“左”的歷史背景下，是驚世駭俗、令人“談虎色變”的事情；即使是在政治較為寬鬆的今天，也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答允的。陳寅恪作為一個對歷史及現實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著名歷史學家，他深知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極不合時宜的。但他還是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為了，這究竟是為什麼？陳寅恪對冼玉清教授說明了其中緣故：
“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曆二十餘年而不變。”
這就是要堅持“讀書”的基本操守。陳寅恪最終以失明“臏”足之身，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在數百萬人已經躺下去的形勢下，獨自一人承擔起了為數百萬讀書人爭取“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基本權利的重任，獨自擎起了中國學術之天，直至生命最後結束。
我們這裏不要誤解了，認為陳先生是在反對學習馬克思主義、反對思想改造，甚至是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新政權。陳老以其一生行事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他不是這樣的人，這裏就不須贅述了。陳老在這裏無非是在堅持“讀書”的底線，這就是：
不要強迫一個人不讀書，特別是“不讀聖賢書”（含馬克思著作），所以陳老為明清變亂之際江西寧都魏際瑞九人仍能安心讀書講學于翠微山中的精神而欽慕；司馬遷讚揚被劉邦大兵包圍的魯中諸儒尚能“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也在於此。
也不要強迫一個人讀書，那怕是“讀聖賢書”（含馬克思著作），所以陳老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以上條件並終生堅持，也緣於此。
這條底線與我們所從事的“大同”事業，從理論上來說並不矛盾，它恰恰是我們所應該提倡的。因為它應該是建立在自覺、自願的原則上的。
古人讀書，是為了修身。這修身，從根本上說，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思想改造。陳寅恪先生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強調的就是這一點。“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就是不斷地改造自己。只不過這種“改造”必須是建立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之上，而不能有任何強迫，更不能是作為一種禁錮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甚至是法西斯專制的手段，因為讀書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真理因得以發揚”，否則“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這就是一個真正讀書人的操守。
兩千多年前的儒家著作《禮記·大學》篇，明確地提出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就是強調修身為立身之本。即使是兒童啟蒙讀物《弟子規》，也是重申孔子的“首先是修身養性，然後才是學習知識”的主張：
“有餘力，則學文。”
但也是在兩千多年前，孔老先生就哀歎過：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就是“修養自身”，“為人”就是把修身作為尺度去“律人”，而與自己無關。可見修身之不易。我們僅舉一個與陳先生同時代的學人為例也就會明白這一點，他就是在解放前多次受到陳先生高度評價的著名哲學家馮友蘭。
作為在新的政權建立之前即已在學術上作出傑出貢獻、享有盛譽並且得到最高當局青睞的馮友蘭先生，在解放前夕，一夜之間便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向新的最高當局表態：“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闡明了自己主動接受“思想改造”的忠誠，否定了前期“成功的自我”。其與陳寅恪先生的立場相比，二者不啻壤霄之別。雖然“文革”結束後，馮友蘭先生又用短短十年的時間，找回了“自我”。但他的“失落自我”，也就是喪失了“讀書”的底線，走了三十年的彎路，畢竟對於他、乃至對整個中國哲學，都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在他等的影響下，自覺地、不自覺地喪失了自己“讀書”底線而跪下了的讀書人，又何止成千上萬！
馮友蘭先生晚年撰寫《三松堂自序》時：曾引用過他贈給前來訪問自己的美籍華人弟子的一首詩：
“去日南邊望北雲，歸時東國拜西鄰。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裏尋。”
“這首詩是我在50、60年代的經歷的一個概括。”說明了馮友蘭最終並沒有找到自己身上的原因，依然把“失去自我”歸咎於“客觀形勢使然”。當然，他也就成不了所謂繼孔子、朱熹後的第三代“聖人”。
於今，這種喪失“讀書”底線的現象更嚴重了，嚴重得到了連“學”都不願意“學”的地步，既不律己，也不律人，大家沆瀣一氣、“共同發家致富”就是。
“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綿綿死未休。”
陳先生續命河汾之美夢最終破滅了，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理想的破滅，乃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化的傾圮的結果，這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的道德淪喪。陳先生以其一己病殘之軀，化為了“讀書人”甯折不屈之巍巍崑崙，反映了一個時代手無寸鐵的讀書人，雖然其肉體被制服了、消滅了，但其精神卻浩然永存，那怕只剩下一個人。最終完成了當代中國讀書人在人格上之昇華，成為了真正偉大的“聖人”。而靠武力與現代迷信塑造起來的“神人”，卻最終被從現代祭壇上拉了下來，受到歷史的審判。
前三十年我們時時口頭高喊“高舉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幹著的實際上往往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事情。此後，“極左”時代終於結束了，“改革開放”開始了，似乎我們對馬克思的崇拜也就“壽終正寢”了。隨之在全國刮起的“為利學、為名學、為金錢學、為權勢學、為稻粱學”形形色色的“學”，其實質是金錢驅動，離我們“學”的原旨已經很遠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學，早已名存實亡了。所以當前大陸之學術，浮躁之風盛行也就用不著奇怪了。這就是前三十年我們“強制學習”什麼、“強制不學習”什麼的結果。值得警覺的是，五十多年前，陳先生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它的嚴重危害性，並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作為沉重代價起而抵制；而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卻依然未能覺悟到這一點，還在步前人之複轍，這就更可怕了。


1998年3月初稿于萬州吊岩坪

2010-1-29修改于南京龍王山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