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岩：中国美术史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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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郑岩：中国美术史参考书目

注：樗斋已经收罗的书先标红，没有收罗的慢慢收，慢慢标，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书目

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比前一种更完整，收录了金先生后来的许多文章。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

方闻：《心印》，陕西美术出版社，？年。普林斯顿大学老一辈的学者方闻先生讨论中国古代绘画风格学的代表作。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中国近代第一代美术史家的文集。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孙新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凇：《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美术史家论考古学的著作，但值得一读。

贺西林：《古墓丹青——汉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大量采用考古学材料，代表了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艺术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

以上三本文集中的文章，是“汉唐之间”系列国际会议论文的结集，文章不见得篇篇精彩，但选题和方法却各有不同，都值得翻翻。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02年。体现图像材料的史料价值。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以上两种可以看到史学家们如何用考古学和图像材料。他们两位是我佩服的历史学家。同时，请大家参考对这两本书尖锐但切中要害的批评——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读书》2005年2期，页140～145。还有我同学的一篇书评：刘文锁《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学记》，《西域研究》2004年3期，页119－120，后者网上可以搜到电子版本。

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篇篇精彩。

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颜娟英主编《美术与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Wilma Fairbank，Adventures in Retrieval ,Cambridge Mass., 197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Univ. Press,1995.（巫鸿：《中国早期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郑岩、李清泉 译，待出）

Wu Hung,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柳扬、李凇译，三联书店待出）

Spiro, Audrey G. Contemplating the Ancients: Aesthetic and Social Issues in Early Chinese Portrai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owers, Martin Joseph. 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主要论画像石，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打通了形式与内容的界限，贡献很大。有的细节比较牵强。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请诸位批评。可重点读后半部分。刘未和林圣智先生分别在《艺术史研究》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台北《新史学》第十六卷第一期（2005年3月）有书评发表，有表扬，也有很有见地的批评，均可同时参考。

期刊

《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美术史研究中心编，中山大学出版社，每年一辑，已出版五辑。该杂志试图在交叉学科的基础上研究艺术史，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是目前国内较有分量的杂志。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美术史集刊》。

《中国汉画研究》，北大汉画研究所编，广西师大出版社。第二辑待出。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rientations

Oriental Arts

Artibus Asiae

此外，请大家多读一些其他学科的著作，同时想一想我们考古学应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喜欢的几种著作：

费孝通：《江村经济》，费老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讨论人类学和文化的问题。使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的理论具体化。

史景迁（J. Spence）：《王氏之死》。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精彩的著作，只用了三种史料，讨论了山东郯城农村在明清之际小人物的命运，入手点巧妙，但却是大的历史问题。可以当小说读。书店有售。他的其他著作也翻译了不少，都可读一读。

孔飞力（F. Kuhn）《叫魂》。好书！

李欧梵：《上海摩登》，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大家要体会他的方法和表达方式。

杨懋春：《山东台头—— 一个中国村庄》，人类学的精彩著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迷楼》、《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追忆》，均为三联书店2005年新书。另有一种他早年的论文集《它山的石头记》，也可读。

《余英时全集》、《傅斯年全集》

国内一些少壮派学者，如李零、荣新江、陈平原、葛兆光等人的书，可随手翻一下。

不用说，古代文献永远是要读的。

樗斋再补充几本

书目

三联版的高居翰中国晚期绘画史系列：《山外山》、《隔江山色》、《江岸送别》、《气势撼人》、《画家生涯》；国美版的《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

范景中《中华竹韵》、《藏书铭印记》

七卷本《中国书法史》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白谦慎书法论文选》

阮璞《画学丛证》、《画学十讲》、《论画绝句》

期刊

《朵云》、《故宫月刊》

其他

李贞德《公主之死》

【转】范景中：译介经典 不只为美术史学科

袁晓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您与您的朋友便开始从事翻译与介绍西方艺术史学者的著作，当时您是基于怎样的现状与设想来做这些事情的？

　　范景中：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刚毕业，想研究美术史却不知从何做起，翻周云青先生编的《四部总录艺术编》、温肇桐先生编的《历代中国画学著述录目》，觉得古人真了不起，可近人的著作殊难引人兴味。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只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拓一新的境界。其实底子弱薄，白日梦而已。空手徬徨，时日虚过，无奈中忽然想起他山之石。这样便开始了西方美术史经典著作的了解与翻译。当然这是一个迂回的战术：为了做中国美术史，不得不从西方美术史开始。这样就一边翻译一边思考西方美术史的学术史，总斟酌着能否给中国美术史送点新鲜空气。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儿不自量力，还留下了一堆毛病和问题，但有一点还可以自豪：西方也是八十年代才真正重视他们的美术史学史的，在这点儿上，我们几乎和他们同步。区别在于，他们有条件出专著，而我们只能停在思想上。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没有胆量走进“抛弃翻译的时代”。我坚定的认为，至少二十年内，我们不可能直接进入西方美术史的研究。除非从现在起就一直生活在西方，或者找点儿容易的，例如去搞西方当代美术研究。我也始终知道自己是个业馀的爱好者，这样我就没有什么负担，也不用去开会，只觉得成天与艺术为友，太幸福太美好了，如果离开艺术，不只感到整个生活乏味，也感到整个宇宙都缺少生气。因此，我全然凭着兴趣去翻译、写作。幸运的是，我这样的业馀工作并不孤单，杨思梁、徐一维、李本正等朋友都与我的感觉差不多。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而且梦想着有朝一日，美术史不再是美术家的附庸，能成为大学的一个人文学科。当时只是梦想。九十年代中期，大学的学科意识增强，到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人们顾后瞻前，夸奖我们，说我们为美术史学科做了些基础工作。这也确实是当时的一部分愿望。

　　袁晓平：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艺术史研究现状？从您最近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您似乎对此充满忧虑。

　　范景中：当初译介美术史经典，还有一个小小的抱负，想让这些经典不只为美术史学科，也为其他领域增益。因为我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感兴趣，所以才这样想。三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抱负。当然，情况已经大变，在艺术史领域，年轻一代的水平越来越高，能向他们学到新知识新见解，精神气也不一样，好像年轻了许多。尤其是想到美术史是个难找工作的学科，即使找到了，也挣不了多少钱，可有的年轻人居然还是甘愿倾注生命、甘愿奉献最宝贵的年华，就不禁会涌起一种感恩的心情：年轻人总是在教育我。这种心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写文章表达，于是，我就想以另一种方式，即写出自己的忧虑，权做感恩。最近，董捷当笑话谈起一个段子，他说：搞哲学的人都想去当官，当官的人都想去画画，画画的人都想搞哲学。这其实是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讽刺。我们这一代人，老实说，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即使“天生我才”，也被时代销磨了。但我们这一代——我常称为“不甘心垮掉的一代”——也是现在身居要位的一代，由于我们的学术能力有限，有了地位有了荣誉就不得不想法自作高明遮遮掩掩，由于我们抵抗不住名气与金钱的诱惑，就不得不大谈老庄，大谈天人合一，大谈中西对比之类的玄学。所以，尽管我们经历过苦难，有对付社会的本领，有时却忘了学术的高贵性，常常误以为学术也可同样用俗气的方式对付。我们这一代确实各种能力都很强，可以当大官，可以画好画，可以造巨厦。但若是搞学术，恐怕还欠缺太多，连够资格给陈寅恪当书僮的都屈指可数。可我们这一代又是所谓的学术带头人，这就是我的担忧。

　　袁晓平：2003年，您主编的《美术史的形状》出版了前两卷，按照计划，应该还有八卷；另外还有潘诺夫斯基、波普尔等人的著作，不知这些著作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并不仅仅局限在美术史的领域之内，这样的规划有什么用意吗？

　　范景中：先说潘诺夫斯基，他的代表作《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很快就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近期已出，收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建筑图像学》中。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图像学小型杰作“图像志和图像学”[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肖像”[Jan van Eyck’s Arnolfini Portrait]就已在《美术译丛》上发表，美术史的必读论文“美术史之为人文科学”[The History of Art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有曹意强教授的精彩译文，可以方便找到。《视觉艺术中的意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是部非常重要的论文集，早有中译本，可惜那时翻译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希望译者重译。潘氏的论著，涉猎面极广，例如《理念论》[Idea: A Concept in Art Theory]，“电影的风格和媒介”[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tion Picture]，尤其是他与扎克斯尔、克里班斯基合作的论《土星与忧郁》[Saturn and Melancholy]的巨著，知识广博得惊人，前二者已有杨振宇和高士明精心翻译的版本，后者也有人在研读。在潘氏的著作中，也许最重要的是Albrecht Dürer，我的一位年轻学生也开始着手翻译。另外，英文研究潘氏的专著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 by M. Holly，已有易英教授的中译本，曹意强的高足范白丁也在准备潘氏的博士论文。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认识潘氏学术思想的时机已经来临。

　　波普尔是我喜爱的一位哲学家，尽管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边缘人物，可是在他诞辰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还是有一批名人向他表示敬意。会议于2002年在维也纳举行，主持人是奥地利总统，与会者包括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前葡萄牙总统等等。我读哲学书很少，只是在中学时代读我父亲用过的苏联人编的课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接着是马恩列的主要哲学著作，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读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译中的一些书，记得在批判人性论的专辑中有波普尔，那是初次接触。后来这些书不读了，因为觉得不像读《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巴涅特著，任鸿隽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那样能唤起人对宇宙、对人的智慧的惊奇感。我大学读的是哲学系，可我没上课，每天除了读卡尔·波耶的《微积分概念史》，就是做点塔尔斯基《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的习题，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琉璃厂、王府井的书店里。有一次，杨成凯先生对我说，语言哲学的译文常常读不懂，一翻原文才清楚。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从此我总对译文半信半疑，尤其是我自己的。所以当有人批评《艺术的故事》第一句是惊人的误译时，我非常高兴。我非常欢迎别人赐正，我曾引用波普尔说：我们能够倾听批评的声音，能够在错误中学习，能够通过一种态度，即I may be wrong and you may be right, and by an effort，we may be get nearer to the truth，来获得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在大学呆了一年，就离开北京到江南了，从此告别哲学，回到我从小爱好的美术。可毕竟科学哲学的影响已落在心里。于是想，还是做个业馀爱好者吧。因为是业馀爱好，就不紧不慢编起波普尔的哲学选集来。之所以这样做，简单说来理由有二：一是认为纯粹的哲学即philosophy本意的哲学，应是宇宙论的哲学，是数学的哲学，它大致可归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谈论episteme[真知]；而其他哲学都是现世应对的哲学，都属于doxa[见解]的世界。二是，即使回到见解世界，也很难找到一位哲学家像波普尔那样对专制发动了那么尖锐、那么击中要害的批判。由于我是“文革”过来的人，自然愿意读他的书，以便反思个人经历的历史。附带的一点是，我对波普尔的兴趣与对贡布里希的兴趣，无意中发现他们是终生的好友，正好在我的业馀生活中融合起来。

　　现在我和朋友们已编辑出版了波普尔七种著作，它们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走向进化的知识论》、《猜想与反驳》、《客观的知识》、《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的宇宙》、《实在论与科学的目标》，均由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其中李本正先生出力尤多。

　　目前正在翻译的还有《量子论与物理学的分裂》[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巴门尼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Parmenides]。若问出版这些书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也说不上来。如果说，图书馆是天堂存在的人间证明，那么图书无疑就是它的砖瓦基石。遗憾的是，不是任何书籍都能建筑人间天堂。所以我每选择一本书时，总要想一想，这本书值得我们从生命中拨出一份时间去阅读吗？它能使我们增长见识、阔大心胸，生长我们的金刚力、坚忍心、敬畏意吗？能让我们觉得阅读它的生活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吗？

　　当然这是我的一己之见。由于这个偏见，我从来不敢写书。所出版的书，不是为古人忙，就是为洋人忙，为那些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忙。

　　现在回到美术史。《美术史的形状》其他八卷，都已开始准备，很想今年再出三卷，但我的眼越来越成问题。因此我打算先出版沃尔夫林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洪天富先生据Kunstgeschichitliche Grundbegriffe[Munich，1915]翻译，我据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New York，1960]校订)和《宇宙的图像》，然后，再出版《美术史形状》的第III、第IV、第V卷(三卷合出)。

　　袁晓平：范老师，您的《中华竹韵》面世，在此之前，您曾提及著名的“李约瑟论题”(“Needbham Thesis”)，这本书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应，您似乎有一种说法，即中国文明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感官”

<>而非“科学”，能否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一下您的观点；另外，“李约瑟论题”为什么会引起您的兴趣？

　　范景中：首先说明，《中华竹韵》不是一本学术书，它是一篇三十多万字长的散文，它的节奏线由引文构成(有的引文不常见，有的是首次发表)，这样做与我对语词的兴趣有关，我总关心文言词汇的生命力，想看看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存活的限度。因此，我不写作，只是尝试，只是探索，只是拾取前人的词句。语言太神秘了，我总是追赶它，追不上而拼命追，就像《论语》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说《竹韵》是散文除了结构的随意、松散之外，也是由于内容。换言之，它不单纯写竹子，而是以竹子为中心，为挂钩，来浅浅的述及中国文明中的琴棋书画等等的艺术品味和生活品味，它想在这实用之世写点儿无用之物。亲历了“文革”，目睹了对文明的毁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文明时时面临的危险。在贡布里希去世那年，我在复旦大学作了次较长的报告《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现重印于同名书中)。《文汇报》的一位编辑听了，热心的要把它发在报上，我劝阻道：报纸的版面有限，一旦删节，意思可能残损。编辑几经踌躇，最终还是让它删节后上报了。王元化先生看了后，不客气批评道，附庸风雅总不大好吧。这让我很后悔，我本应加上一段歌德的轶事冠于篇首，却忽略了。那段轶事说：1793年7月22日占领曼因兹[Mainz]的法军被打败投降，歌德在一条街旁看他们撤退，这时一群本地居民为了发泄可以谅解的愤怒，突然袭击一个令人痛恨的法国雅各宾党人及其家属。歌德见了，推开狂暴的人群，拼命让那些降军逃脱。他的英国画家朋友格尔[Charles Gore]冲着他喊：你发疯了，会出意外的！可歌德的回答是：我宁愿作不义之举，也不让斯文扫地[Ich will lieber eine Ungerechtigkeit begehen als Unordnung ertragen]。

　　每念及这段轶事，我就想学着说：宁要附庸风雅，也不让斯文扫地。

　　这件事后二年，开始写竹子，这就成了动力。我不失时机把记载上述轶事的《曼因兹的围困》[Belagerung von Mainz]中的一段话庄严的引述在书中：

　　在困难时代，他们静静坐在书房里坚持工作，细心照料着科学和艺术的神圣之火，这火即使只是灰烬中的火星也决不放弃，以便在黑夜过去之后，不至于没有不可缺少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1933年，周叔弢先生在天津，见日本灭亡中国之心日亟，毅然以日金一千圆购回宋刻本《东观馀论》，并作跋一通，流露的心曲，正是歌德这段话的含意。跋中说：

　　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

　　以上信口絮絮，想表达的一个信念却是：我们虽是生命有限之人，却想让前人创造的文明永恒无限。因为：文明乃是宇宙的花饰绮采[ornatus mundi]，我们仰望苍空，垓埏虽大，苟无风雅的真气往来其间，就是天地，亦属顽冥。荒荒太古中，其有生机之不毁者，独赖此文明一带。因此《竹韵》对文明的思考就不能只限于艺术，它还要谈谈科学，尽管我完全是门外汉，但我必须做思想的冒险。于是就大胆写了希腊的数学思想如何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最终也推动了技术的变革。这样讲，其实含蓄着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如果我理解的不错，一般说来，李约瑟问题是指为什么欧洲能产生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人而中国不能，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远远超越？这些问题简单说就是：在中世纪或十三世纪之前中国科学领先，而后来却给欧洲抛在后面。但我不这样看，中国虽有伟大的发明，却没有演绎的数学体系，也就是说没有科学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所以中国的科学实际上并没有在中世纪超过欧洲。可从另一面看，中国的文明自有其超拔于世界之林的伟大贡献，因此无须在科学上争长论短。例如诗歌和山水画，我认为不论从技术上讲还是就品格上论，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的贡献比肩。像中国那样，几乎倾其民族的精萃都投入在诗上，恐怕也绝无仅有，我们只要看一些古人的事例就够了：

　　罗孚尹是清初的一位画家，他在诗上下的工夫，却丝毫不减于绘画，他说：“吾辈作时艺，如业屦然。屦无十日之寿，而业之者亦只计其售尔，不问之十日以外也。作诗作古文词，若铸宣铜。虽售只一时，而作者之心，则无有不欲其久远者。”另一位大画家龚贤，于诗用力更猛，有一次竟自嘲说：“天之妒才甚矣。吟诗应有罪，信不诬也。因思我辈之穷，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夺尽，是以久而愈惜。我辈即从今日不识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顷在枕上，勘破苍公之处分如此。因寓书于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两句好诗，亦不枉为天之罪人也。”(与周雪客)

　　无数岁月、无数文人把他们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诗，用杜茶村的话说，是 “犹女子之能纺织针线，只是本等事，无容矜异”。并以为，“此乃至平之论，无丝毫之矫激”。所以我认为在艺术上，在感觉的精微上，在艺术生活的精雅上，中国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最辉煌的贡献。这当然是我的一孔陋见，还需要详细的论述，但那是另一本书的任务。《竹韵》只是隐含了一点想法而已。我常常说，语言才使人之所以为人。如果此论不误，中国在这方面就能让其他的文明世世代代从中获益。

　　袁晓平：在您的学生中，先后有两人获得“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今年又有一篇进入“百篇提名”，从这三位作者的论文来看，他们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各不相同，同是您的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曾听到对这三位作者的赞誉，而您身为导师，又会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范景中：您提到的这三篇文章，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的确大不相同。毕斐的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美术史最重要的著作《历代名画记》，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一直领先，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领先了。当然学术不是比赛，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尊重前人的艰辛劳动，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成就向前推进。对前人的成就做不出高水平的反应，决不是尊重。万木春的论文虽然也以文献为中心，但他却写一个特定时期的书画世界，他把那个世界刻画的有声有色，真如文人作画，笔笔写出；而时下的论文，往往如公吏柬帖，一个模子铸就。换言之，他能从《史记》的传统中拾韵一二，这就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史笔”的敬畏。相比之下，董捷是位更年轻的学者，他对戏曲、对版画极为谙熟，他能给版画史研究开一片新天地，让我们从“以地域论风格”的既定模式中拔出泥脚，完全得益于他的童子功。他的论文有观点、有考据，其论点完全改变了大陆从郑振铎以来的研究方式，从版画史的方面为美术史作出了贡献。

　　中国美院还有更厉害的令人敬畏的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孔令伟、高士明、杨振宇、吴敢诸位都是。许江院长又是令人想象不到的重视史论，无疑成了这些年轻人的学术后盾。从这些年轻史论家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说，决不是空话、客套话。就举近日的一例，来说明年轻人对我的触动吧。不久前我把《图像学研究》的清样给刘晶晶女士看，觉得译稿已没什么问题了，想让她学学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以帮助她撰写论文。可万万没有想到，拿回来的清样已贴了不少条子，都是需斟改之处，而且她还重新编了索引。我吃惊的几乎冒出冷汗。定下心来想，以如此的心血和精力来推敲书页上的小小标点，改动索引上的小小数码，值得吗？可又一想，人类的文明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耗费人的心血成就的吗？这一点一滴最终却能成为永恒。我的学生就给我上了这样一课。

　　我对年轻的学生们提不出什么建议，我只是经常跟他们讨论写作而已。我虽然有点儿经验，但他们才是美术史新境界的开拓者。如果他们牢牢把握住美术史家是文明精华的守护者，而不去追随学术的时尚和风潮，那么不用很久，中国美术史将是一个为人文学科赢得光荣的领域。

　　袁晓平：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您似乎比较关注明清两代，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范景中：去年作过一次讲座，专讲为什么我现在要提倡研究明清美术史，后来又写过些文字，现用一段以作回答：

　　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对历史感的最高概括，它让我们在见惯熟闻的常事上看到深远之华，不知不觉处在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一下子产生了上述的情感，从此也迷上了明末清初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关于明清，我们越来越有方便的入手门径，不要说这些年出版的各种工具书、大量的书信、日记、家谱，名目繁多的丛书等等，仅仅《清代诗文集》就裒集800册，更不要说规模浩瀚的四库系列丛书(例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并《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并《补编》与《四库未收书辑刊》等等)，再加上大量的图录，以及各种拍卖会提供的实物，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大陆年轻的美术史家会在明清领域创造杰出的成果，产生各种深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宋元美术史的研究也大为改观。

　　袁晓平：范老师，您现在的工作中心是什么，未来的几年里，有何计划？

　　范景中：我的工作中心一直是读书，我写过一段话要求孩子牢牢记住：人当恨死爱生，存命之喜，岂惟珍惜，亦当感恩；虽人生实苦，但以此安身，勤以读书，友于花竹，即是至福。这是我对幸福的理解，当然也是生活的中心。遗憾的是我的眼睛不那么有利于天天读书，所以我也在调整。很想写本《中国艺术的故事》，自忖能力不行，因此一直鼓动洪再新先生担负。原计划和曹意强先生合撰《艺术概论》，也觉得时过境迁，眼力和心力不足以应命，好在曹意强高屋建瓴，他写出这本精彩的书，当不成问题。而再过几年，我也许会写本《中国书籍的历史》，以表达对书籍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