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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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地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陈智超《

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                                                                         集、解读与利用》讲座现场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粗，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也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授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象的订正：《清代学者象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释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律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现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彦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彦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彦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问：您今天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因为是在艺术学院演讲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

答：是的。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术领域也是这样。过去说文史不分家，现在文史两家的差别越来越大。即使就历史学来说，大的就有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专门史等分支。作为专门史之一的艺术史，又分为美术史、音乐史、戏曲史等等。这是科学研究精细化的要求。其结果，一方面是研究越来越细密，越尖端；另一方面则是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专而不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有三种办法。一是培养综合型的人才，比如作艺术史研究的，最好既有艺术方面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又有历史学的素养。一是发展一些边缘学科。再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协作。

我在后一方面有一些经验和体会。

一是关于广东新会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考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宋元沉船在福建、广东沿海相继发现，遥感技术在我国得到比较普遍和有效的应用，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起步。受到这些事实的启发，1991年我提出了对崖门水域宋元大海战沉船进行水下考古的建议。在提出建议之前，我林立了有关历史文献，研究了这次海战的历史，请教了遥感、地理、地质、无线电，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并且实地考察了海战现场。这个提议被采纳以后，我又参加了两次水下考古和一次对宋末崖海成陆区的探测。这三次考察虽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但多学科的合作为进一步探测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教训。

二是对旅日高僧东皋心越的研究。东皋心越是禅宗曹洞宗高僧，曾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东渡日本，在日本19年，直到去世。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僧人，除了在日本开创曹洞宗寿昌派以外，篆刻、琴道两方面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我在日本友人杉村英治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主编了《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此后在浙江浦江、杭州和日本水户先后三次参加了关于心越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参加者许多是中日两国的古琴界人士。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深切地了解心越为什么会在日本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认为我对心越历史的研究对他们很有启发。为心越琴谱定谱的王迪教授一再邀我为她将出版的心越琴谱作序。遗憾的是，这部琴谱没有完成她就去世了。

我对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的考释，出书之前就曾得到白谦慎教授在篆刻和书法两方面的帮助。出书以后，黄惇教授从篆刻学的角度，白谦慎和薛龙春先生从艺术社会学和书法学的角度，还有学者从印刷业和徽州学的角度，对本书加以评论和利用，使我得到启发，也感到欣慰。希望这次演讲能对大家今后研究艺术史有所帮助。即使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多一些历史学的知识，也是有益的。

问：您作为新会陈氏的第三代史学家，陈垣先生和陈乐素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怎样继承他们的学术的？

答：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事实。我们祖孙三代，一开始都不是以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的。祖父陈垣先生在晚清时从事反对清朝、反对列强的斗争，后来学习西医，民国成立后一度从政，到1917年37岁时才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以后逐渐转向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父亲乐素先生，青年时到日本留学，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在中学讲授文史，大革命时投笔从戎，20世纪20年代末研究中日关系和日本史，“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转而研究历史。我高中毕业时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到云南参加国防公路的建设，是一名技术人员。1957年我才得以报考大学，但我选择的不是自己熟悉的公路专业，而是历史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祖父在1936年7月的家书中曾经这样诠释过“教育”这个词，可以解释这些转变。他说：“教是有人教，育是熏染培育，非由于教，此所谓育。见惯了自然晓得。古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是育也，非授也。”祖父是家中第一代读书人，无从受教，他从“商之子”成为史学家，是谁培育了他的史学兴趣呢？是故乡新会的先烈先贤，是他的父亲对他读书买书的无条件支持。父亲和我所受的“熏染教育”，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拿我自己来说，家中除了书还是书。小时便在香港，比较多的接触到叶恭绰、许地山、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前辈。抗战时期在贵州，父亲来往的多是浙江大学的同事，我的同学也多是浙大教授的子女。抗战胜利以后到杭州，也曾随父亲接触过胡适、傅斯年先生。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也可以看到，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祖父对父亲、父亲对我，都采取开明的态度，父亲和我最后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完全是受到启发而不是强求。

当我选定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以后，我常用“大树底下好乘凉”两句话来激励自己。“大树底下好乘凉”，不少人羡慕我这样的家世。如果只满足于这一点，也可以平庸度过一生。“大树底下难成长”，在祖父和父亲的光环下，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总以为我有什么“祖传秘方”、“孤本秘笈”；还有个别心怀叵测的人，更以此来贬低我的成就。因此，即使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我也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

从学术的传承来说，作为后辈，可以用“继往开来”四个字来概括我的工作。所谓“继往”，就是把祖父和父亲的成果完整地提供给现在和将来的读者。首先是精心整理他们的著作，例如主编23册近千万字的《陈垣全集》，整理出版父亲的遗稿《宋史艺文志考证》等。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把他们的方法、经验介绍给大家。今天的演讲，我做的就是这种工作。所谓“开来”，就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不断创新。陈垣先生是第一个明确具体指出现在通行的辑本《旧五代史》的问题的人，并作了大量点校工作。我现在所作的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是要提供一个比辑本《旧五代史》更接近原来、因而将替代辑本的本子。这比陈垣先生的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我可以告慰于祖父灵前的。

我已经是古稀之人，但只要还有工作能力，我将为祖国历史学的发展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