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树农：媒体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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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场

● 蔡树农

书法专业媒体对书法界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已被广泛认可，但我想指出，我们传统的书法专业媒体（纸质，下同）的巨大潜质远没有达到它可以达到的理想高度。 新闻法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限于书法专业媒体的特殊性，这种报道权利并未很好地行使。据我的推测，原因或许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几乎所有一线记者编辑都是书法专业人士，他们与书法圈的名利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除了媒体和领导，还受制于书官的影响。舆论本来是独立的，而当从事舆论的人被不是舆论界的外部势力、人员操控的时候，其舆论的公正性、针对性便大打折扣；于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象产生了：书法专业媒体极少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偶而声带一振即沙哑消歇。第二，书法专业媒体的记者编辑精于专业，疏于新闻，而新闻敏感性的高低决定了该记者编辑的思想行为方式，尤其是报纸类书法专业媒体的记者编辑如果对书法新闻表现麻木，则其采编的文章就很难“保先”。第三，书法专业媒体记者编辑一般情况下多是被邀参加书法活动，“吃人家口软、拿人家手软”，书法专业媒体的“穷”以及不完全是穷的其他因素，导致它的采访不是“派出”式的，而是“请入”式的，其报道的客观性、科学性往往值得推敲。 媒体为什么要在场？一个书法活动，有专业媒体记者在场与否，它的报道会有什么不同？其实，媒体在场的目的是为了更深、更广、更好、更快、更准地进行报道。可我们的书法活动，有无专业媒体在场似乎区别不大。因为我们的书法专业媒体记者基本放弃了他的现场写作，他要么采用活动方提供的新闻通稿改写几字交差，要么惊人相同地写“语录体”的八股歌颂式书法新闻，数家媒体一个调——见怪不怪。当今中国书坛高层抑或地方书法诸侯之所以藐视书法专业媒体的存在，赤裸裸地面对书法专业媒体的“集体监督”实施“阳光下的罪恶”，关键就在于他们中间的“贤达”十分清楚书法专业媒体的软肋，还精通借书法专业媒体之力为自己谋“福利”。君不见中国书协滥置的十个专业委员会中（每个委员会人数众多），一些书法专业媒体的精英分子即被“招安”，这一“绝招”，果然成全了书法专业媒体精英分子的短暂虚荣与空心实惠，导致了书法专业媒体脊梁的损毁，把国家、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崇高地位、光荣职责给“糟蹋”了。雨后春笋般的民间书法网络正是钻书法专业媒体不敢直面“真实”的空子，用它们的“真腔”赢得了无数书法善男信女，从而向传统书法专业媒体发出了严峻挑战（“弱势”的主要传统书法专业媒体不得不与它们“联营”）。 好在书法专业传媒已进入左右时尚阶段，“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觉醒了的《书法》、《美术报》、《书法导报》、《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书法杂志》等新年新气象，令读者充分品尝书法鸡尾酒的美味：针砭时弊，竭诚互助；搞活版面，携手提高。倘能有适当机会，召开一次书法专业媒体的高端峰会，为清洁中国的书法队伍、为繁荣中国的书法事业，贡献专业媒体的一份热情和智慧，书法专业媒体的形象定会由此得到改善、抬升。 七月十六日，我赴兰溪参加浙江书协第十八届书学研讨会，拜读了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郑利权先生的《论书法的现代传播媒介及其对书法的影响》一文，其中一节论述了当代书法美术类报刊对当代中国书法的传播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十分精彩： 民国时期，书法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它是中国书法史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民国初年，随着大量普及性碑帖、报刊、书籍的印制，标志着报刊杂志作为一种独立的元素介入书法的开始。民国书法社团的繁荣带来书法报刊的兴盛。从现有的统计数据看：由书法社团创设的刊物有十九家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有中国书学研究会创设的《书学》、中国标准草书社创办的《草书月刊》和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创办的《国粹月刊》等。除书法社团创设刊物外，一些博物院与出版商也印刷有关书法刊物，这类刊物也有九家左右。一九三四年民国唯一的一份书法专业报纸——杭州《东南日报》的副刊《金石书画》创刊，“该刊以介绍各地藏家珍品，有字，有画，有印，有益于提高爱好者的鉴赏水平、技能水平……且为报纸副刊，价廉物美。故该小报在弘扬名碑法帖、介绍基本知识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可见，书法在当时借助于报刊媒介，呈现出一种十分活跃的发展态势。民国时期报刊媒介作为一个阶层的成熟，不仅在书法普及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书法脱离绘画自成一门学科创造舆论条件和社会基础。报刊媒介的介入使本来较为封闭的书法活动走向社会，并借助媒介信息交换快、交流频率高的优势证明自身的存在。 建国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书法报刊媒介的“黑障区”。一九七七年，《书法》登高一呼，揭开了新时期书法报刊媒介的序幕。之后《书法研究》、《中国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书法之友》、《书法赏评》等专业报刊相继刊出，喻示着真正书法报刊媒介时代的到来。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如果说当书坛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书法热'，那么这个‘书法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出版——书法报刊倡导起来的。”当然报刊媒介对书法的影响不单是一个“书法热”的问题。它在倡导新型书法思想、反映书法新信息、改变书法受众的观念立场和社会的审美趋向、引领各地书法活动、保存珍贵的书法史料、建构书法学科体系、繁荣新时期的书法文化、丰富大众的业余艺术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报刊媒介对书法产生的种种影响，还可以从当代书法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得到证明。由于报刊媒介位于时代的前沿，一些书法的先行者，以书法报刊为阵地，为新书法（有别于传统书法流派，诸如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等）奔走呼号。如现代派书法的思想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为各种书法报刊所宣传和提倡，并形成一些专门介绍现代派书法的刊物如广西美术出版社主办的《现代书法》，由此全国书法界掀起了创作和研究现代派书法的热潮。学院派书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炒作的结果。流行书风更是如此。流行书风的形成是大众审美趋同的结果，当然与现代传播媒介是很有关系的。它不仅在其传播速度上提供便利，而且它的倡导和干预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因此，报刊媒介的宣传和发动成为“新书法”发展的动力之源。一旦离开它们，书法活动便难以维系。可以说报刊作为印刷媒介对于书法产生重大的、历史性的影响没有比倡导形成一种书法新流派更深入人心。 从传播学的角度，报刊媒介之所以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书法，其本质在印刷媒介得天独厚的“扩张性”。日本电影理论家浅沼圭司在《艺术与媒介技术》一文中极力赞赏印刷媒介的扩张性：“绘类的艺术作品，在出现机械复制之前，仅被一部分特权阶层所独占，把它供奉在特别的场所（圣城），然而印刷媒介却可以将其扩展到一般群众所能观赏到的地方。”这种“扩张性”对当代书法的影响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不仅是书法传播学意义上的，而且是书法本体意义上的。 选自《书法》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