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阅读学会副会长甘其勋：名师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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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阅读学会副会长甘其勋：名师是怎样炼成的（一）

说明：本文刊登于2010年度09和10期的中国语文报刊协会(教育部主管)主办《语文世界》（教师之窗）
“教改的关键是教师。”曾有名人如是说。近年各地纷纷上马“名师工程”，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
名师是怎样产生的？顾黄初先生说：在我国古代，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据我所知，过去的名师都有很好的口碑，却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
事到如今，名师的产生似乎现代化了，也复杂了许多。有了头衔的名师是从中高考的战场凯旋的？是在各级课堂教学大赛中胜出的？是校长钦命的？还是学生选出的？还真不好说。
我1957年开始当小学教师，1984年任高中校长，1987年到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直到退休。积五十多年教学教研之经验，从许多没有“名师”头衔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经历中，悟出了一点偏见：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读书多的未必能成名师，但不爱读书、不善读书的肯定成不了名师。当然因社会风气而捡到“名师”头衔的除外。
一、如镂似刻钻古书
近来，我的书桌上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说苑译注》，（汉）刘向撰，程翔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6开本，565页，996千字，定价68元。1963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程翔，是同龄人中成名最早的语文名师之一，曾被推举为全国青语会理事长。他此前已有《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人生》等七本著作出版，而这本《说苑译注》实现了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向古文献研究学者的华丽转身。认识程翔，是在199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语文单元教学研讨会”上。那时程翔还是泰安六中语文教师，已在山东省的教学大赛中夺魁。程翔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当晚，应山东省教研室吴心田先生之邀，饶先生、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钱任初先生、顺德市教研室钟德赣先生和我，对这节相当精彩的课评头论足。两天后研讨会从北京移师泰安，程翔再次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五位老先生欣然发现，他的教学已更上一层楼，听课教师也给予更高的评价。此后近二十年，我与程翔多次交往，每次都谈到他的教学、读书与写作，常有后生可畏之叹。大约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译注《说苑》的计划，但当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寄到手中时，我仍然大感意外。在给他的回函中，我坦言：原来以为只有二三十万字，想不到竟然是近百万字的煌煌大著！程翔在后记中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书房里，沉浸在书海之中，忘却了外界的一切。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想象程翔钻进古籍中，爬罗剔抉，句斟字酌，冥思苦想，如镂似刻的情景，就象茨威格笔下的罗丹，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我油然而生敬意。
程翔承认他的工作环境是优越的。但环境同样优越的人，并不是人人能成为程翔。所以我认为当之无愧的名师程翔是读书读出来的。他是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论据之二是一套丛书：《名师讲语文》，于漪、刘远主编，语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陆续出版。顾黄初先生在丛书的《序》里列举了20世纪“工于文史”的六代名师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名师中就有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于漪老师，而丛书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我读了中学语文名师的20本“讲语文”之后，曾作过粗略的统计：20位名师中，男17人，女3人；40后3人，50后4人，60后12人，70后1人；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各省市，西到重庆，中部有京、冀、豫、鄂、湘一线诸点，共涉及11个省市。他们确实可以称为“新生代”，而且颇具代表性。其中13位我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其余各位未见其人也大多读过其文。据说MBA教材很重视案例的分析，于是萌发把这20位名师作为个案研究的想法，并作了大量摘记。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计划付诸实施，于是有了这篇迟到的文章。
二、如濡似染沐书香
国外有学者指出：一个人小时候看见玫瑰，后来他就长成了玫瑰，看见野草，他就长成了野草，比喻幼年、童年、少年时的读书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丛书第一板块“我的语文人生”让我看到了名师们在读书中成长的人生轨迹。
肖家芸的祖父就是皖东南一带的语文名师，酷爱读书藏书，家里就是个小书馆，父亲、姑姑都学语文。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别的孩子不读书，他却在家临帖练字，还学会了查字典、背《论语》、听收音机、学普通话。因照顾妹妹断断续续读到四年级，竟凭着半个小时写的一篇约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级。高一时他读了三十多篇《史记》，又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高二读唐诗宋词，听、读、写、背四合一，得了“肖秀才”的雅号。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长，读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小说，也尝试写小小说，还写过长诗、编过活报剧。1979年恢复高考，他的数学考了27分，是凭借读过的古今中外的那些书考进了安徽师大中文系。出生于教师世家的肖家芸，自幼耳濡目染沐书香，日后终于成了“名师”。
董一菲父母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出生在北国乡镇，在姥姥家长到6岁，回到父母身边后，在小油灯下跟着母亲认识了两千多汉字，而后背诵《长白山儿歌》，翻阅《草原上的鹰》，妈妈给了她买“小人书”的特权，还有机会翻阅父母劫后余书的《普希金童话诗》。1976年父母到农校任教，她也就“拥有”了学校的图书馆。刚上小学四年级，就享受到母亲抱回家的精神大餐，痴迷得忘乎所以，贪婪地读书，从而练就了读书的“童子功”。她喜欢老舍、萧红、沈从文、泰戈尔，喜欢《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有了自己的阅读个性。她读过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米兰·昆德拉，虽然自己说读不懂，但我相信并没有白读，其实是为以后读美学、哲学和心理学打了基础，为当上“能读懂哲学的人”铺了奠基石。从小沐浴在浓郁书香中的董一菲，成了洋溢着书卷气的“玫瑰”。
20位名师中有家学渊源的还有余映潮，他老爸是离休干部，84岁时还给他写过洋洋千字的《书法入门歌诀》，年近九旬还用五言诗体给他发短信，可以想见幼时对他的影响。
三、如饥似渴求书餐
李胜利也能找到书读。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每一个通火车的地方，从小就到过北京、天津，读了一本本“无字书”，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他家算是富裕的，偶尔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分、两分的零花钱，他就把这些小钱攒起来，去买《蔡文姬》《三毛流浪记》等连环画。到上小学，他的个人“藏书”已经有好几纸箱了。这在当时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财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了。上小学时，几乎读遍了学校的所有科幻书，他从二舅、姨姨、邻居手中得到几箱书，常常一个人钻进又黑又潮的储藏室，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岁前就囫囵吞枣地读了《高玉宝》《司马迁的故事》等能找到的书。上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所幸他的几位老师“坚守着知识分了的良知，把人类文明之火‘盗’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他们是新中国漫长的文化灾难时期的‘普罗米修斯’。”1971年，16岁的李胜利开始了教师生涯。苦于找不到书看，他像饿兽一样，一头扎进废品站的废纸堆中，找了一大“军挎”的“供批判供参考的材料”，《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安石变法》等书至今还在他家的书架上。他说：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时光里，我无意间捡起了一些“卵石”，它们幸运地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无独有偶，邓彤也是从废纸堆中“淘书”来读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随军人父亲走到闽南山区，在军人家属造纸厂的原料库中，堆放着“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的各类书籍，让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他整天泡在仓库里“淘书”。在那个民族文化的“冰川期”，他却有幸饱览“群书”。虽然当时懵懂无知，只知道读“小人书”“故事书”“打仗书”，而错失了数不清的线装书、“外国书”，但还是从大量阅读中受到精神的启蒙，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培养了对书籍的喜爱。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让他受益至今。
与高知、高干、工人、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农民的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程少堂说自己没有游戏的童年,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他的外祖母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他上有姐姐，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顾不上关爱他，他三岁就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他1971年上初中，1976年高中毕业，正值“文革”后期，虽然他拼命读书，拼命争当好学生，但却无书可读。上课读俗称“八万八”（88000字）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卷雄文”《毛泽东选集》和18首《毛主席诗词》，此外是极少能看到课外书的。家里的几本课外书籍，都是学校发给他的奖品。一本20来万字的《朝霞丛刊》散文集，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评法批儒材料》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两本奖品，成了他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拼命啃难懂的思想史。那是另一种饥渴，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饥渴，一种可悲的饥渴——无书可读的饥渴。
无书可读不只是程少堂个人的经历，而是时代的通病。
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的褚树荣说：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显然有双重含义，既指物质的贫乏，也指精神的贫瘠。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他曾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中东历史》和《非洲地理》。童年、少年生活在皖西农村的陈军，上初中就住校，带米到校换饭票，一周十八餐，餐餐吃上家里带的咸豇豆，就很不容易了。还曾为同学偷吃了咸豇豆而大打出手。那样的农村中学当然谈不上读什么课外书。
生在江苏的黄厚江也说：我出生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生长在精神最贫乏的年代。他庆幸自己在那个十分贫穷的村子里，居然读了几十部好书，其中有些还是名著，使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对语文素养的积淀起了奠基的作用。
山东的李卫东自称是一粒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干瘪的“读书种子”。所幸的是，他母亲爱好读点书，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他读点书。他曾从家里“偷”出十元钱，走了三十多里路，摸到城里的书店，买了大大小小一摞连环画。后来又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家里的书读完了，又象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于是从两位真正的“读书种子”手中借来一部部大书，一本本文学期刊。
尤立增1968年出生在渤海岸边的小村。早晨五点钟起床，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学，放学后再去生产队干两个小时活，挣两分工（折合人民币8分钱，能买一个鸡蛋）。有时到河边捞虾，去田里挖野菜，捡废铜烂铁换几本小人书，晚上点着自制的小油灯在妈妈的纺车声中读《小英雄雨来》《红岩》《金光大道》，梦想有一天跳出农门。1983年考上重点高中黄骅中学后住校，一个大炕睡二十多个人，每天在学校吃玉米饼就咸菜，啃大葱。但他遇到了许建国老师，学会了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他读鲁迅、老舍、巴金、冰心、沈从文、高尔基、契诃夫、莎士比亚，半生不熟啃《史记》，囫囵吞枣看《论语》，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国外有句名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程少堂们在双重贫瘠的时代，自觉或者说并不自觉地为生存而如饥似渴地苦苦寻求着精神的食粮。他曾谈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读书经历。他小时候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被同学们打，是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带来的自惭形秽，“为了超越这种自卑，我喜欢上了读书，废寝忘食地读，天昏地暗地读，在书中我不仅不自卑，而且快乐得很，自信得很。”
那个时代的“读书种子”们，就是这样饥肠辘辘地生存下来，才有了后来成为名师的机遇。这与“文革”后脱颖而出的一代“知青作家”的经历颇为相似，梁晓声、赵丽宏们，也是在小油灯下埋头读书、开始创作的。
四、如鱼得水游书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闯进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幸运儿进了本科院校，加入到80年代的读书热潮中，成了弄潮儿。而尘封多年后开放的图书馆、引进外国新书的大小书店，就成了他们畅游书海的启航之港。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9年肖家芸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酷爱四大名著，尤其喜欢《红楼梦》。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红学家张锦池老师掀起的红学热中也爱上了《红楼梦》。
程红兵比他们更幸运。他中小学时代一直是学生领袖，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1978年报考大学本不愿当老师，偏偏录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
李海林是1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当时“文革”刚结束，人们好象刚从梦魇中苏醒，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因“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看的书更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啃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和《198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读不懂时，干脆把9万字的《手稿》通抄了一遍。他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就是从这“两个半部书”开始的。
严华银生长于农村，小学未学拼音，中学没读文言。1977年考大学前，“恶补”了一番。初试时数学考了89分，语文只有60分左右。一心想上数学系的他，被集体“易帜”进了中文系。没课的下午和大多数夜晚，他在学校非常简陋的阅览室里一直“泡”下去。三年师专期间，仅各种各样厚薄不等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集，就读了上百本。
张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少年家贫。1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发现同学都愿意读现当代和外国文学作品，自认为在这方面是文盲。但他极有性格，偏不从众，选准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猛攻。他是班级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在图书馆总能占到好位置——来得早走得晚。学生书库不过瘾，他蹭到教师阅览室，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他强迫自己完成一篇“论文”。他认真分析重点篇章，完成了《孔雀东南飞》集注、《离骚》《天问》的翻译，背了很多古典作品，还背了《说文》部首。因写了一篇《诗经》的论文，得到老师的关注。正是凭着这样的“厚积”，他才抓住了面试的机会而“薄发”，于1985年6月16日幸运地被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第一批选中，从而改变了人生。那年他22岁。
褚树荣1978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他曾引用赫尔岑的话：“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应邀者围桌而坐，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并说这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类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他说的“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包括“文革”后大约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专学生，自然也包括如今成为“名师”的那一代人。他说：“书，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现在有句名言说“教师就是课程。”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首先是一个书生，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
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成就英才。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图书馆，让这批爱读书的青年如鱼得水,有了畅游书海的机遇。也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为他们后来的辉煌打上了浓厚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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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虎添翼登书山
旁观20位名师的读书、从教经历，我发现出身农家的约占2/3，第一学历为高中、师范、专科的与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比例约为2:1，从乡村中学开始任教的与从重点中学开始任教的比例也约为2:1。换句话说，大多数名师是在教学岗位上边教学边在职进修而逐渐成长的。起点低，起步早，长期坚持，孜孜不倦，忽获机遇，一朝脱颖而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成名旅程。
前面提到，肖家芸1974年高中毕业当过代课老师后来考大学，程少堂1976年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连续三年参加高考1979年终于考上大学。李胜利则是1971年16岁留校当老师。其实早在1959年，胡明道就不无自豪地留在母校武汉市一女中任教了。他们都是边教学边读书，曾走过漫长的自学苦读之路。
赵谦翔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是“逃亡地主”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文革”中从吉林市下放到永吉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因公社中学急需一名俄语教师，他破天荒地被录用为民办教师。他的学历是两年的“早产高中毕业”。除了高中俄语，他还教过初中政治，当过中心小学的“二把手”，1980年调入重点高中才教语文，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为了不辱使命，他学“笨鸟先飞，一个劲地飞”：硬背《古文观止》，死抠《说文解字》，穷翻《辞源》《辞海》，朝朝暮暮沉浸在古今诗文的鉴赏里。甚至监考时也在心里背诗、作文，把苦差事变成了含英咀华、咬文嚼字的难得良机。为了不辱使命，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函授大学课程。捉襟见肘的语文教学，操心费力的班主任工作，排山倒海的函授作业，如三座大山压在肩头。但为了“知识充电”，他乐此不疲，在40岁时，终于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这种底气，1990年他带的毕业班高考“一炮打响”，一夜之间成了“荣誉暴发户”，名声不求自来，桂冠接踵而至。于是他在1996年大刀阔斧地改革语文教学，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师。
蔡明1996年38岁时被评为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年纪轻轻的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出语惊人:“我是‘射师大’毕业的。”让记者莫名其妙。
“射师大”云者，阜宁师范在射阳县教师进修学校设立的教学班也。中师学历在高中任教，百分之一千的不合格。因此一直很自卑，也一直想寻找机会再考。但脱产学习的机遇不肯垂青于他。于是他以中师学历考上本科函授，1985年拿到扬州师范学院的毕业文凭。1997年又参加了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的函授。他对于工作函授一肩挑的生活，已经非常习惯。也正是这种不断函授，才帮助他不断进修业务，提高自己。所以他骄傲地宣称：“我是函授专业户。”
黄厚江的经历与蔡明惊人地相似。高中毕业后，曾死心塌地当农民，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1978年考进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分校读了不到两年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很小的乡村中学。1982年以中师学历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函授。也正是在教学和函授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读了《红楼梦》《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读了《文化苦旅》之类畅销书，读了《美的历程》《谈艺录》《禅外说禅》《雅舍小品》等文化经典，但受益最大的是《史记》以及与之相关的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他的心得发人深省：《史记》中的语文才是真语文。因为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生命在跳动，都拧得出生活的原汁。“我常感到，我们真需要在骨子里培植一点司马迁式的浪漫与执著。”我想，也许黄厚江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种浪漫与执着吧。
余映潮的执着更让我肃然起敬。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名校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度过的。1968年，近20岁时却远离武汉下乡了，而且在乡下生活了近14年。35岁走进县城，1984年近37岁成为荆州市教研室的中学语文教研员。他要求自己：要具备服务教学的思想意识，崇尚科学的思想方法，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他清醒地认识到：厚重与深刻，表现在读书的数量与方法。许多年，他用最笨拙而又最科学的方法读书，用最辛苦而又最有用的方法读书，用最麻烦而又最精细的方法读书——做读书卡片。数以万计的资料目录索引和资料卡片，成了他研究和指导语文教学的致胜法宝。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听余映潮老师讲课》一书中，他谈到一件趣事：1997年春在武汉市召开的胡明道老师教学艺术研讨会上，他近两万字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让胡老师本人很惊奇：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呀？余老师开了她的40多篇文章的目录及出处——这份目录，连胡老师自己都没有。为了读书，他很少休息过节假日；又读又记的读书生活，就是“四季的耕耘”和钻探。从1984年起，他用八年时间写完了“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从1996年起，写了几十篇有关教学思路设计的文章；从1997年起，写了四十几篇“别出心裁读课文”专栏文章；从1999年起，发表了几十篇教案设计；从2002年起，开始发表“阅读教学艺术50讲”。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耕耘与钻探，我也许不会成功。什么叫“厚积薄发”？余映潮积16年的读书摘记，到当了市教研员才开始喷发，一发即不可收。为什么能“一鸣惊人”？因为已经16年未鸣，一朝起鸣，其声必然宏亮，振聋发聩。余映潮的万张卡片、数百篇文章，是名师必须爱读书、善读书的最好佐证。
王君在20位名师中占据了两个唯一：唯一的西部名师(注：已调至人大附中西山分校)，唯一的70后名师，还是三位女名师之一。她在重庆綦江这个小县城平民聚居的一条街上长大，父母都是破产小厂的工人。自称中学时代是丑小鸭的她，从专科学历起步，从乡镇中学开始，当了语文老师却很快变成了耀眼的白天鹅。课程改革的大环境给她提供了展翅蓝天的空间，善于抓住机遇和善于学习使她越飞越高。任教三个月就主动请缨代表本县上公开课，教龄三年就在重庆市优质课大赛中拿到第一名，25岁就登上了全国课堂教学大赛的讲台……其实这种借助火箭推动力式的飞升，必然存在隐患。好在王君在没拿到全国大赛一等奖后，遇到了坦然而大气的李镇西老师，在市级研讨会上受到了一位老教师的严厉批评。我为王君庆幸：幸亏有长者的开导和批评！我为王君喝彩：及时醒悟，皤然悔改，从教学技巧的沉迷进入到对文本解读和课堂模式的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一头扎进了各种理论书籍中，重读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再看于漪、钱梦龙……读书的感悟是：语文的内力，是一个无涯的终身修炼的过程。我也多少有些许为王君遗憾：“忘记了读书，源头活水已近干涸”，就这么两句，似乎太轻描淡写了。不知王君读了《余映潮讲语文》会作何感想。也不知在一级级的课堂教学大赛中一课成名的“名师”，有多少人读过《余映潮讲语文》《王君讲语文》，读过后又作何感想。
如果说这些名师未成名之前就是生气勃勃的小老虎，都有敢于拼搏的进取精神，那么读书肯定给了他前进的力量，为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插翅的老虎攀登书山肯定比无翅的老虎更迅猛。攀登书山与攀登教学的高峰形成良性循环，应该是名师成名的基本规律。
六、如僧坐禅沉书渊
李震第一学历是中等师范——1977年毕业于运河师范；他也是在教龄不足三年时于1980年就在徐州地区承担了大型现场会的执教任务，他把那次难忘的“折磨”视为教学认识的飞跃，教学精神和教学境界的提升。他的第二学历相当于师专——1982年毕业于徐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但说到攀登书山的途程，他是20位名师中走得最远者之一。1984年他刚考进江苏省教育学院进修本科，拜访吴文治教授时接受指点，迈开了学术研究的坚定步伐。到1997年12月30万字的《曾巩年谱》出版，李震花了12年的课余时间，在图书馆里练“抄功”。其中1991年暑假，他每天早去晚归往返80公里，到连云港市图书馆借阅四库全书。中午在五楼走廊上，借书一本，置一桌一椅，放一壶一杯，加一潜心静读书之人，他自诩为“六一居士”，又因大汗淋漓，自嘲为“翰林（汗淋）学士”，就这样一天静读九个半小时。他借海明威“写作是一种孤独”的话谈体会：“读书，在最有体验、最有感悟的时候，不也是一种孤独吗？……在学术追求上，不经过这个孤独的过程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在50后、60后的中学教师中得到了传承，我对此不吝大加赞赏！前述程翔译注《说苑》坐了四年冷板凳，大概21世纪北京大学的研究条件为他提供了一些方便，节省了一点时间。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李震坐了十二年冷板凳。我猜想他们就象僧人坐禅一样，平心静气，心无旁骛，孜孜不倦，才能为厚厚的书稿画上圆满的句号。
20位名师中下这种苦功夫、硬功夫的不乏其人。余映潮曾做万张卡片，李海林啃《资本论》、抄《198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张玉新写《孔雀东南飞》集注、译《离骚》《天问》，李卫东利用“非典”期间闭门读陈鼓应编著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还有赵谦翔读《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严华银说“夜半书房，孤灯独坐，揣摩着《阅读学新论》，每有会意，我会彻夜不眠。”
黄厚江说：我更钦佩和羡慕那些不带功利的心气、能按部就班地读书的人，他们的清高与超脱，常使我的急功近利无地自容。
我更赞赏当了“官”还坚持读书的名师。近些年来“教而优则仕”也波及到中小学，一课成名之后，就有大大小小的乌纱帽落到头上，从此“名师”不再以师而名。但程翔、程红兵、李震、李胜利、李海林还有李镇西、翟小宁等，身为一校（局）之长，可谓日理百机，不仅自己读书不辍，而且带动同仁一起读书，把读书的种子撒播到更广阔的校园，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七、如切如磋析书理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我还想举出三所学校为论据。
河南省民权县程庄一中是名副其实的农村中学——一所乡级中学。1997年该校青年语文教师申宣成要求加入我主持的省级“十一五”重点课题，申报的子课题是在校园推广普通话。我问他为什么申报这样一个似乎不值得研究的课题，他说他的家乡地处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是一个“方言岛”。乡亲们出了方言岛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更听不懂他们的话。他自己是参军走出家乡才有了感受，不能让下一代再吃方言的苦了。子课题完成后不久他被提升为程庄乡一中校长。但他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脱产读教育硕士。回原校带领老师搞教育叙事研究，不久被调到民权县实验初中任校长。2008年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现正带领两所学校的校长、老师搞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实验。根据他的建议，2009年4月23日程庄乡一中举办了第一届读书节。2010年4月为迎接第15个“世界读书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同学们读书的热情，又开展了读书月活动，举办征文大赛，学生的话题是“书中天地”，老师的话题是“我与书”。
民权县程庄一中是我国条件最差的农村中学的代表，当然算不上名校，申宣成也还没有“名师”的头衔。但一个勤奋的读书人，坚持撒播读书种子十多年，已使一所学校焕然一新。
广东深圳罗湖外语学校是一所建校仅五年的新校，选址在美丽的仙湖附近，远离市区，不杂尘嚣，校长鼓励老师读书、写书，还为老师们出书提供方便。2009年4月28至30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在该校举办“新课程语文课改和书香校园建设”研讨会，以“读写互动、书香满园”为主题。与会600多位代表都得到了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语文教研文丛”，作者都是该校的语文老师：王满英（副校长）文集《沧海明月》约55万字，孙振宁文集《桐庐竹韵》约35万字，方中明文集《蕉窗听雨》约35万字，罗晓云文集《作文炼识之路》近35万字，余文浩著《和学生一起读诗》（新诗、散文集），还有袁校长主编的语文教师的论文合集《梧桐教苑》。研讨会上五位高中老师执教公开课，其中一节是“大语文”课外阅读展示课，学生自主、合作阅读张爱玲作品，对其散文语言欣赏评析，颇见阅读功力。在学生读书论坛上，10多位高一年级学生畅谈阅读《傅雷家书》的感受，各抒己见，有时唇枪舌剑，会场上不时爆出阵阵笑声。我感慨之余，代表主办方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以《阅读名著》为题作了演讲，希望校长要做“战略家”，为师生成长营造宽阔的读书平台；语文教师要做“语文学家”，学养丰厚又各有专长；学生要做“终身读者”，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家长要做“读书朋友”，与学生亲子共读，一起成长。近些年我致力于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我们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校长、老师的认同。
哈尔滨三中是一所名校。每年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数以百计，在全市独占鳌头。冰雪聪明又酷爱读书的关文丽老师在学校领导支持下，与全校语文老师合作编写了《中华古诗文阅读教程》一套三册，2003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已累计发行7万多册。这所名校之所以“名”，原因之一是校园读书风气好。不仅语文老师热爱读书，其他学科的老师也爱读书。2009年，哈三中成立了教师读书沙龙。参与者有任历史教师的副校长，有化学功勋教师，有化学、艺术、历史、心理教研室的主任，有语文、地理、美术、专攻民族舞蹈、专攻钢琴的音乐教师和工会委员。既有在《人民文学》等发表过文章的几位特级教师，更多的是中青年教师。沙龙是志趣相投者同心燃起的星星之火，是教师学术、思想、生命相互润泽成长共生的翠茂枝体。它是“下午茶”中轻松的交谈，涉足心理、艺术、哲学、教育、人文，借荐书、游学、问师搭建宽广的桥梁。下面是在一次交流中大家互相推荐的共享书目：《上海的风花雪月》《静静的顿河》《走进俄罗斯》《青藏苍茫》《水知道答案》《目送》《我的爸爸叫焦尼》《父母改变孩子改变》《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
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陶渊明的读书经验则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所列举的三所学校，无论是简陋的农村中学，是优雅的新建中学，还是著名的省会重点高中，都重视教师之间的读书与交流。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中，共同感受书中的形象，分析书中的义理，互相取长补短，分享读书的无穷乐趣。我特别羡慕哈尔滨三中的老师，如能旁听他们的沙龙，定能享受精神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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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蜜如饴享书乐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请听几位名师的高论。
胡明道：淡淡的书香能荡涤人的心灵，锻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增长人的智慧。阅读是一种享受，更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视觉到内心审美的过程；是一个心灵充分张开与延展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不断观照、不断追问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前进、时葆敏锐与鲜活的过程。
赵谦翔（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书中自有花似锦，书中自有草如碧，书中自有春如画，书中自有秋如火。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何以解愚？唯有读书。何以解老？唯有读书。读好书，利人；好读书，养人；读书好，成人。余映潮：朗读，对孩子们进行着审美熏陶，进行着情感陶冶，进行着气质培养。日常教学中，没有朗读的语文课不是美的语文课。程红兵（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学校真好，可以读书，读很多自己想读的书；走进图书馆任意翻检自己喜欢的书，回到家里，看着一排书架，坐拥书城的感觉好极了。褚树荣：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书呆子”+一个“孩子王”=优秀语文教师。李卫东：读书，在为我和我的学生的语文田野上涵润着适宜生长的土壤。语文教师应是一个成熟而专业的阅读者，以此促进学生的理想阅读。
董一菲：世间还有什么比让孩子们喜欢读书更让人高兴的事呢？教孩子们读书吧，他们的心会因此丰盈。尤立增：读书的感觉是初春的一抹绿意，是夏日的一阵清风，是深秋的一鸢落叶，是严冬的一片阳光。只有多读书，你才会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才会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教师。……
本想摘抄每一位名师的读书心语，限于篇幅就此打住。多读好书是名师成名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终南捷径。
行文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反躬自问：条条大路通北京。名师成名途径多多，你硬说只有读书这一条华山道，观点偏颇经得起批驳吗？你不是以非名师之心度名师之腹吗？
成名要有天赋。固然。要做好任何事都要有基本素质。但我说素质来自读书。年长如赵谦翔，年轻如王君，都说自己天资平平，并非聪明过人。他们依仗的是坚持不懈地读书。不读书早就成了方仲永。
成名要有机遇。当然。但至少在教育园地，机遇偏爱善读能写的人。我估计《名师讲语文》这类书是不大好雇用枪手捉刀的，自己不能写就出不了《***讲语文》，就会错失机遇。
名师是在教学实践中成长的。必然。但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名师在教学实践中遇到了瓶颈，往往是在书中找到突破口的。
名师是在教学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诚然。但看名师们的教学实录，哪一课不是在教师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出奇制胜、令人拍案叫绝的？
名师是由先辈的言传身教手把手带出来的。确然。几乎每一位名师都深情追述了他的一位或多位恩师。但我注意到，名师们崇敬的前辈名师，对他们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教会了他爱读书、善读书。当今社会以师带徒的传统方式也不是名师成长的唯一途径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最终还是要自己腹中有诗书。
名师重在人品。真理！但人生的境界靠什么来提升？高尚的精神从何而来？浩然正气用什么来培养？我说还是读书。你读书的品位有多高，你的品格就有多高；你读书的视野有多宽，你的胸怀就有多宽；你读的书有多美，你的心灵就有多美！
名师是时代造就的。绝对真理！但同一时代不可能人人成名师。这批40后到70后的名师的成长，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70年代无书可读，他们淘书来读；80年代好书稀缺，他们抢书来读；90年代有书不读，他们读书不辍；新世纪以来每年出书以十万计，2009年达27万种，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气定神闲，择书而读。如品茗，如饮蜜，如赏美景，如聆天籁，苦在其中，更乐在其中。
自我反诘之后，我仍然坚信：阅读成就名师！
我还注意到，20位名师中，本土成名者寡，异地成名者众。个中究竟，吾性也愚，不敢妄加猜测。
……
赵谦翔在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的感言中说：有忧有虑。“读书人不读书，教书人也不读书”的悲剧愈演愈烈，如何不忧？此语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此怪论，无非是一个老语文教师的杞人忧天而已。
（2010年4月16-28日于郑州且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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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的成长方式一（转载）

生活在规律中的主人—谈名师成长的方式
    “校园里有条青砖道。十几年前．我的双脚就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它。从此，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便都以青砖道连接。青砖道成了移动的‘沙龙’……校园的上空星星点点，一串脚步那般轻盈。一日日，一次次，我们就这样从青砖道走过。”一如他的语文教学．周益民用诗意的方式回答我的访谈，描述他成长的往事．阐释他的成长方式。
    名师成长是需要方式的，名师成长也是有方式的，名师成长应当有自己的方式。往狭义里说。方式是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往广义上说，方式是形式和路径；往深义中去说方式往往是一种方略、谋略。方式并不是自足的独立存在物，对其价值的判断离不开与方式相联系相融合的其他因素。方式好比是桥梁，连接着理念与行动，方式是理念的行为化，又是行动着的理念；方式好比是登山的路径和方法，引导人向上攀援。南京师范大学附小的贲友林老师曾用“此岸与彼岸”做他教学专著的书名，暗含着一个深刻的寓意：方式是从此岸向彼岸的渡船，抑或是船上的那只桨。方式，使名师成长从概念化中超脱出来。从方式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名师成长的脉动，倾听到名师成长的足音，感受到名师成长是那么具体，那么实在，又那么生动。成长方式是讨论名师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教师成长方式其实很简单很一般，但不简单不一般的是，名师对基本规律的高度认同与坚守，显现着不同于一般教师的“成长自觉”。
    在访谈中，关于成长方式，名师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读书、实践、思考、总结、写作。这种回答和归纳，表达了名师成长的基本方式，揭示了名师成长的一般规律。名师们就是在把握这些基本方式、遵循这一般规律中成长起来的，似乎没有特殊之处。确实，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般规律之中，与这些规律朝夕相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教师能按这些方式迅速地成长起来，获得成功，而有的教师却成长缓慢，甚至没有明显的进步，最终仍然平庸?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可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解开这一问题实在是极有价值的。
    经过分析，笔者以为，名师在以下方面是“与众不同”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恰恰是名师在成长方式方面成功的密码。
    其一，名师信奉这些基本方式，坚守这一般规律。他们坚信基本方式是前人总结、积淀下来的经验，其中隐藏着成功的基因。这些基因，实质上是文化，是文化影响着人、改变着人、造就了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寻找这些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把这些关键词当作关系链，进而形成循环链。读书是为了实践，实践中实践后需要思考，思考后再实践，并提炼实践的经验，作理性概括，并形成文字，在形成文字的过程中梳理思想、提升认识，然后再去读书、实践，如此不断循环。其间每一个关键词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始终没有终点。而现实中，不少教师却不会这么去认识。也没有这么去寻找．更没有这样去坚持。可以这么认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方式和规律，严格地说，他们首先没有信奉这些方式和规律，因而漠视并远离了规律，甚或逃避规律，无形中他们被规律所淹没。相反，名师们牢记着，基本的方式、一般的规律是最普通的，却是最有力量的。
    其二，名师把这一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充分、很扎实，绝不匆匆走过。读书就得有目的有计划地读，认认真真地读，不浮光掠影，不蜻蜒点水。张齐华曾经征询我的意见，读一本什么样的综合类刊物最有价值，我向他推荐《新华文摘》。此后，这位数学教师与《新华文摘》建立了联系。一次，他不经意地说，他的桌上、枕头旁、卫生间里摆放着不同类型的书刊，走到哪里总有书刊与他相伴。他曾送我一本《中国诗性文化》。我想，这本书肯定没有教给他数学教学的知识与技巧，却给了他文化、智慧和富于哲理的诗意，这就不难理解他的数学课堂里为什么始终洋溢着诗性与文化。
     其三，名师们把这一关系链、循环链当作研究链，即用思考来串联，使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思想的含量。特级教师蔡宏圣说，思索和研究是成长的关键，思索和研究“意味着能够从不同角度对那些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现象作出新的解释；意味着能够对那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进行新的审视；意味着能够对那些似是而非、盲目偏激的做法进行自觉的反思。也只有这样，自己的实践和总结才有价值”。
    事实真是这样，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规律也无非是这么简单。但是，企业界流行的那两句话恰恰能点醒我们：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常的事做实就是不平常。我把名师成长方式中的这些特点叫做“成长自觉”。自觉，就会对基本方式和规律有高度的认同；自觉，就会在坚守中探索，在探索中把握；自觉，就会认真、刻苦、踏实，成为生活在规律中的主人。总之，自觉，成为名师成长的要求和特点；成长中的自觉成为名师成长的可贵品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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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的主要场所其实是基本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名师在这里能持久磨炼，不断追求，形成鲜明的“成长目标”。  
    课堂是教师成长的主要场所。离开课堂，教师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课堂是学生出发的地方，也是教师成长的基地和起点；教师通过课堂把学生带到高速公路入口处，此时，教师也将进入专业发展的高速公路。所有的课堂都向所有教师敞开，所有的课堂给教师的机会都是同等的。问题也恰恰在于，有的教师在课堂里得到锻炼，像是在田野里拔节，而有的教师在课堂里却没有多少感受，失却了向上的要求和力量，其根本原因是名师有成长的追求，有成长目标。他们把课堂当作一块起跳板，向上腾越；当作一块试验田，不断播种而且有新的收获；当作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舞台，充满无限的创新激情、不断拓宽的创造空间。成长目标既是终极意义，又是过程，更是动力。如果作一点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名师在课堂里成长，具有鲜明的“成长目标”，表现为课堂教学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所锤炼的品质。
    首先，对课堂教学充满新鲜感。教师生存方式往往是重复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课堂教学极易造成教师新鲜感的消退，创造激情的淡化，以至造成课堂教学的厌倦及不负责任。特级教师许卫兵说：“我觉得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教学+研究’。这二者中，‘教学’是基础，而‘研究’恰恰可以让日复一日的平淡教学变得鲜活、充满张力。”为了驱赶重复感，追求创新的活力和张力，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到办公室批作业、备课、看老教师的备课笔记、记录教学中的得失案例，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尝试着写文章。对教学中的思维进行整理。也就是5年左右的时间，许卫兵渐渐从一起毕业参加工作的同行中冒尖了。对名师来说，每一堂课都是新的，每天的太阳都是不同的。用张齐华的话来说，“要把每一堂课都当作公开课来上”。“这使日常课一开始便具有了淡淡的研究基质，而这一弥散性、日常化的教学研究，为自己积累了对数学、对儿童、对课堂、对教育的十分丰富的感性经验与素材，无形中构成了自己专业成长的资源库”。  
    其次，上好公开课。公开课的名声似乎不太好，但我坚定地认为．在警惕和排除公开课商业化运作与表演的同时，对公开课的价值和影响不可低估，更不可忽视。张兴华常说：不加思考地上一个学期的课，不如扎扎实实地上好一堂观摩课、研究课。张齐华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由公开课成长起来的教师”。他说：“从一节观摩课的打磨中，你会收获很多，这种收获又会对其他课的教学产生一种迁移。”这种打磨，可以让你有从未有过的经历，让你有从未有过的体会，让你在教学的全过程有几个来回。让你走进课堂教学的深处，探寻到教学的奥秘。所以，公开课的最大价值，不在课的本身，而在备课和研究的全过程。也许，公开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至今我都认为这一特色应该保持和弘扬。公开课，表达了一种开放的心态，表达了一种研究的需求，表达了一种交流的姿态。名师正是在公开课的洗礼中成熟起来，成长起来。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再次，用激情与理性编织自己的教学风格。曾读到三位女教师对周益民的解读，题目叫“接力读益民”。到了第三棒，华东师大博士后流动站的王丽琴说：“感觉他的课堂和他的自我描述一样，是洁白的，是纯净的，是充满了多种可能的一种单纯与美好。”她们把周益民的课用“白纸”作比喻，但“读出了其中的生长性、丰富性”。和周益民一样，名师总要追求自己的课堂教学风格，而无论是何种风格，总是激情与理性的融合。其实，每一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风格，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自己的风格的自觉程度以及有没有不懈的追求。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基本判断：在基本相同的主要场所——课堂里，有“成长目标”引领的教师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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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都一样要进行反思，但不一样的是，名师给反思以特有的深刻性，并形成习惯，努力成为“反思性实践家”。
    反思是名师成长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度推进，反思也已成为广大教师成长的基本方式。不少教师正是在反思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反思”虽然成为教师使用的高频词，但总有使用过滥、过泛和过空的感觉，普遍存在着嘴上说着“反思”，而行为上很少有变化的现象，反思与实践成了两张皮，于是，反思成了总结、体会、沙龙、论坛的“流行符号”。名师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反思的自觉性、持久性和深刻性。并把这一“流行符号”变成学习和工作的习惯。
   在访谈中，贵友林给了我许多材料，并且赠送了他的专著。他把自己成长的核心因素确定为“以反思的方式改变我的教育生活”，而且认为，反思的最有效方式是把反思落实在文字上——写教学手记。他说：“形成文字的过程。是与自己对话、跟自己诉说、和自己谈心的过程，渐渐地，养成了过内心生活的习惯……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实践，给日渐贫瘠的心灵以丰富温暖的慰藉，给平淡无奇的日子以清新亮丽的感动。”如果作些概括，贲友林的反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而这些个性特点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一是他把反思的内容定位为反思教育生活，聚焦课堂，记录课堂的亮点、课堂的败笔、课堂的意外。二是他把反思的方式定位于“纪实+思考”。纪实，真实记录原生态课堂，思考则是理性分析。从2002年2月开始，他坚持每天上完课之后就写，每次或几十字或几百字或几千字，他说：“无论繁忙与悠闲、疲惫与轻松．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作业，这是我给自己选择的路径。”这5年，他已积累了上百万字的文字。三是通过教学反思为自己辩护。他说：“一节公开课之后．我们常常倾听他人的评说，继而用他人的声音观照自己的课堂。而往往没有自己的声音，尤其是每天进行的日常课。”辩护，实质是一种深度的追问，为自己辩护，是为了找到自己,成就自己。我则认为，辩护是更具深刻性的反思，体现了反思者反思后的自信与成熟。贲友林用他写“教学手记”的经历，道出了名师成长的奥秘，那就是，名师实质上是“反思性的实践家”。
    日本东京大学著名学者佐藤学提出“反思性实践家”的命题。他说，称得上反思性实践家的资深教师所形成并发挥着作用的实践性思维方式有五个特点：“(1)应对时刻变化的即兴思维；(2)对于问题情境的主体式的感性的探究式参与；(3)问题表象中的多元观点的统整；(4)问题表象与解决中的背景化思考；(5)实践过程中问题的不断建构与再建构。”①反思性实践家是对“技术性熟练者”的转型与超越。名师的反思正是成功地完成这一转型,因而有了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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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特级教师盛新凤的成长经历与体悟可以说是“反思性实践家”的另一个生动案例，而且她对“反思性实践家”作出自己特有的解释。盛新凤的专业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复制师傅的课,不会自己思考，不会理性分析,更不会创造，她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无视”；与名师同台上课，因专家评价或喜或悲，一会想学某名师的严谨丰厚，一会想模仿某名师的洒脱自然，一会又沉迷于某名师的创意迭起，她把这阶段称之为“外视”：现在她已不再过多关注别人的感受，而是追问自己的心：我上出真实的自己了吗?“在一次次对自己的严厉审视中,我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课堂感受、课堂状态”，她把这阶段称之为“内视”。我以为，盛新凤的“内视”正是“反思性实践家”的个性诠释。我们是否从以上的案例与分析中找到自己关于“反思”方式方面的差距呢?  教师成长都具有自己个性化的方式，但过程与结果是不一样的，其差异在于,名师在成长中能不断丰富自己的心智。心智的“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名师成长方式，说到底不只是一个方法、手段、路径以至策略问题。也就是说，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方式的背后是心智的支撑。在与名师访谈中，他们说的与写的，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读着他们的文字，我看到的是那颗怦然跳动着的心，是他们那丰富而开放的心灵世界。
    名师心智的丰富与开放往往表现出以下特征：他们追求崇高感。罗曼·罗兰在《米开朗齐罗传》的结束时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我不是说普通的人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膜拜。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液。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便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教师应有在高峰上生存的勇气，应有对伟大心魂的崇敬，应不断变换肺中的呼吸及脉管中的血液。他们追求成就感。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就，而在于他所追求成就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人格?是品质?是心智?可能都是。他们有走出队伍感。有人说，生命是一支队伍。迟慢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快了，他就走出队伍；快步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慢了，他也走出了队伍。名师常常要走出队伍，因为他们发现队伍走得过于缓慢，要走得快一点，才能发现更美的风景。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理想，不放弃追求；相信自己的实力，不抛弃自己的奋斗；相信自己的个性，不轻易改变。但他们又不自恋，不沉溺于自我欣赏中，不自我捆绑，不故步自封，常常有不适感和被追逐感，因而总是鼓足干劲，一直向前走去。自信，坚持了自我，不自恋，又抛却了“小我”；自信，他们不是一味地羡慕别人、仰望别人、崇拜别人，不自恋，又总是向别人学习，总是跨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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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丰富而开放的心智，是与读书、学习分不开的。周益民认为，他成长最为关键的方式是，对未知领域的新鲜感与热情。他在网络中发现还有比技艺更重要的东西，于是，除了啃教育书籍，他还要填补自己在文化、历史、哲学上的空白；他与中学、大学的老师接触，向他们求教学习，他“感到了自己的瓦解、崩溃，又有一种新的东西潜滋睹长”；他采访海内外20位儿童文学作家，同多位文学理论工作者保持联系，他说：“他们打开了我认识教育、认识语文的另一扇窗。”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特级教师戚韵东认为，教师成长是漫长的心灵之旅。而这个旅程是从阅读开始的，在阅读中提升判断与思考能力，要学会静下心来不断叩问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  
    这种丰富而开放的心智，与理解和把握个性化的成长方式分不开。张齐华认为，“个性是一个名师的生命线，否则，你再优秀，都会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无法成为独特的自己。”但是，“个性不等于特立独行，也不等于标新立异。我比较倾向于‘共性基础上的独特性’这一对个性的理解。因而，要想拥有个性，首先还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所以，“尽早为自己找到一个研究突破口，无疑是名师确立自己个性的重要方式”。心智的丰富和开放，与在读书吸收的同时又不断地写作输出思想也是很有关系的。特级教师闫学说：“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读书与写作始终是成长的双翼。我总是把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并在读书与写作中寻找行走的力量。正是不间断的读书与写作让我开始了飞翔。”最后，她说：“不停地行走，奇迹就在未知的前方。”
    是的，心智的“成长”让名师超越了具体的成长方式。名师从“心”出发。在行走的路上，寻找着成长的方式，也寻找到“心”的归宿，名师成长的方式实质上是心智的丰富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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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研究推荐书目【摘自李海林《语文教育科研十讲》】
改造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书
1.金元浦  《接受反应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2.王尚文  《语感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3.王建华  《语用学与语文教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4.杨义  《中国叙事学》  人民出版社
5.马正平  《高等写作学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语文课程
1.王荣生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上海教育出版社
2.张华  《课程与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3.倪文锦 欧阳汝颖  《语文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文教育史研究
1.张隆华 曾仲珊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
2.李杏保 顾黄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
3.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  《当代外国语文课程教材评析》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文课程论研究
1．王荣生  《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  广西教育出版社
2.李维鼎  《语文课程论》  浙江教育出版社
3.郑国民  《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文教学论研究
1.李海林  《言语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2.倪文锦  《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文教学交叉研究
1.韩雪屏  《语文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上海教育出版社
2.周庆元  《语文教学设计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3.潘新和  《语文：表现与存在》  福建人民出版社
4.曹明海 陈秀春  《语文教育文化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分项研究
1.章熊  《中国当代写作与阅读测试》  四川教育出版社
2.韩雪屏  《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  四川教育出版社
3.马正平  《中学写作学新思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王志凯 王荣生  《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  广西教育出版社
5.李明浩  《口语交际新视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李乾明  《作文教学理性的突围》  四川人民出版社

背景深度阅读书目
哲学类
1.孙正珒  《哲学通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2.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2000
5.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三联书店1995
6.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卡西尔  《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8.殷鼎  《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 1998
9.叶秀山  《思·史·诗》  人民出版社 1988
10.霍尔  《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11.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1999
12.徐长福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刘士林  《苦难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语言学类
1.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1999
2.刘润请  《西方语言学流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杰  《语言与哲学》  三联书店1986
4.陈嘉映 《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涂继亮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7．王艾录 《语言理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黎运汉  《汉语风格学》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9.王德春 陈瑞端  《语体学》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
10.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1.刘大为  《比喻、近喻与自喻》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2.皮特·柯德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13.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  《有效沟通》华夏出版社2005
14.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5.陆俭明沈阳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7.王德春  《多角度研究语言》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8.祈寿华  《西方写作理论、教学与实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文学与美学类
1.董小英  《叙述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沃·伊瑟尔  《阅读行为》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3.赵志军  《文学文本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姚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滕守饶  《审美心理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傅修延 《文本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布斯  《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9.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教育学、课程论与教学论
1.陈桂生  《教育学的建构》  湖南教育出版1998
2.石中英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郝德永  《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4.石中英  《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5.佐藤学  《课程与教师》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6.张楚廷  《课程与教学哲学》  人民教育出版2003
7.皮连生  《教学设计——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李定仁  《教学论研究二十年》  人民教育出版2004
9.熊川武   《反思性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0.桑新民  《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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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澄明之境——阅读与个人成长转载▼

    读书是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是由狭浅的教书匠向博厚的教育专家转变的基础，是思想由混茫之状走向澄明之境的基础。
    不读书不仅仅会导致专业的委顿，创造激情的偃寂，更会使生命迷茫无措，从而导致人生的碌碌无趣，忙忙无味。
    从教二十几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也许是人过四十天过午，也许是恐怕自己庸碌一生，也许是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不朽价值观的鞭催，也许是从内心里对教育使命的担当意识的增强，每天我都在读书，每周我都去淘书，每到一地无论是出差，还是串亲、访友，我都要去选书。食可以粗，衣可以旧，居可以漏，惟有买书才显出常人所难以理解、所不屑的豪爽及大方；只有买书才有那手头拮据却出手大方进而导致手脚冰凉的空荡而后又心安理得陶醉舒爽的感觉。有一天我忽然这样想，假如我哪一天不买书、读书了，我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情状！我虽然心知肚明，但不敢向妻子和爱女陈述。
    中国语言符号码成的以纸质作为思想承载的书，无论是耳听、目视还是心悟，都促使我“言语生命”的成长。
    1、听  读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农村，由于家境贫困及村里读书的风气淡薄，我到9岁，才读一年级。现在回想起来，在上学前的几年里就已埋下了我爱好读书的种子。
在我的家乡，我父辈一代的人，识字读书的人很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少年期处于战乱的解放前，还因为过去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现在所谓的学校，村里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人，大多也是家境较好，在私塾里获得读书的机会，但其水平也大都只是记记帐、写写人名而已。也有几个聪明的，虽然在私塾里读书的时间不长，由于个人的努力，读了不少书，不仅能记帐，还能写信、写文告等。当然也有个别拔尖的，读书较多，经历不一般，成了饱学之士。但他们大都遵循孔老先生“述而不作”的古训，就是因为这些没有学历、没有名分的读书人，由于参与村里的各种活动，便构成了一个村庄文化传承的巨大动力。他们在少年的眼里，便成了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特别是“春冬两闲”的季节或夏日晚上的街头，在他们的周围总是围拥着一伙少年，听他们讲故事，这便构成了农村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所讲的故事曲折动人，引人入胜，且投注着他们的爱憎。这便形成了不少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品质积淀。他们所讲的大多为当地世代相传的英雄传说，也有些神仙鬼怪一类的故事。而最多的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大八义》、《小八义》、《薛仁贵征东》等书中所记载的故事。他们也传绎着本地读书人的逸事，比如谁能背诵《三国演义》，谁由于读书而做了大官等等，使得当时的青少年生出几多艳羡。在我的村里就有一位号称学问最高，能背诵《史记》但又很少露面的读书人，官做到解放前号称“小天津”的山东临清市的市委秘书长。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家里就藏着一套很贵很贵的线装《史记》，且从来不示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感到非常的羡慕，从而也认识到了书的珍贵。由于他学问高深，看不起村里的一般读书人，这在我的心里对他便产生了一种莫测的神秘感。把能够接触到他当作自己的一大幸事，但由于他深入简出，我只有偶尔能见他一面，也很少能和他说上话，当时我把能亲手摸一摸他的《史记》当作我最大的梦想。后来在我参加工作的1985年，花了我当时月工资的1/3，托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有一年春节回家拜年见到了80多岁的他，还向我寻借《史记》，我便让人捎给了他，直到他去世，其家人才把包得整整齐齐的《史记》还给我。但我始终没有寻问他和他的家人关于他家线装书《史记》的事。现在我每每抚摩我书架上的这一套书，我都感到一部伟大的著作有多少读书人把她作为图腾般来崇拜呀！她又潜藏着多少知识者的生命印痕呀！
中国村庄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打下了我爱书读书的底子，美丽的村庄既是我自然生命起步的地方，也是我精神生命起步的地方。少年的经历似乎告诉我：书籍将和我相伴一生，我的一生将伴着读书而成长。
    2、沉 潜于“十七年”
    中国当代文学从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走过了一段繁荣的发展历程，这一阶段文学史界定为“文革前十七年”。老一代艺术家大多抱着对民族极端负责的热情，以抗战为背景，描写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的历史画卷。
粗略回顾，我在初高中阶段读了以下抗战题材的作品。《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迎春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三家巷》等大约20几部作品，由于作品的故事性强，找来后往往反复地读，对故事情节达到十分熟悉的地步。
    进入小学后，虽然故事照听，大概便以识字、算算术为主要任务了，所以那时对读书的印象还非常渺茫。因识字不多，还谈不上读书，读也是课本上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吧！而升入初中后，由于识字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加上文革后期，学校有时基本上不上课、闹革命支援农业生产的时候多，也没有什么作业，这便有了读书的时间。说起读书同样是由于听故事引起的。建国后由于各村、各乡镇学校的创办，“贫下中农”中的一批子弟开始了读书上学，这对我国农村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中不少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说邵建波、小白茹、何大拿等书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便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次偶然，我在同姓的哥哥的床头上发现了一本书，那本书已经没有了封面，粘贴着牛皮纸做封皮。发现了书（在当时的农村书虽有流传但是非常少的），发现了厚厚的书，我便趴在床头上看起来。当我看到邵建波、小白茹等人的名字后，才知道耳熟能详的故事的出处，也便引起了我的阅读欲望。读了《林海雪原》后,我便开始了四处借书的活动,不管是亲戚、邻居，还是李姓，张姓，只要是听说他家有书,我都要去借.。我的一位姨表兄,长我几岁，也是个爱好读书的人，后来我便成了他的常客。虽然我和他相隔十几里的路，记得当时我每隔几天便要步行去他那儿借书，我把他当作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不但读书，而且还搞创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借到吴调公教授的《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一书，这对我后来爱读文论一类的书影响至关重要。当时虽然处在文革后期，但不少群众性的活动、大型集会还是不少，由于我当时爱读书的缘故，所以写作水平在当时已崭露头角，无论是学校的活动，还是全乡的万人大会，学生代表的发言往往非我莫属，这样更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但是对于一个仅有３万多人口的乡镇来说，由于当时普及高中，高中就办了三所，而老师大都是教初中或是教小学的老师提上来的，全县唯一的一所县级高中，对我来说似乎很遥远，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制度时可就傻了眼。高考分文理科，但学校根本没有文科老师，所以我所在的乡驻地的这所高中，两个教学班只有我一个人学文科。这样我只能靠自学了，自学当然还是看书了。具体读什么书，没人指导。这样我有时便步行３０几里的路到县城的书店去买书，根据当时的高考科目，看到什么买什么，什么《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地理》等等，且都是当时出版的大部头的专业性很强的（可惜现在这些书都无下落了）。记得在这种没有针对性的阅读中，在读一本蓝色封面的《中国近代史》时，我第一次产生了愤怒，第一次流下眼泪，现在还时时想起那本书，但一直未找到它的下落。
    沉潜于“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使我真正走向了一种无目的，但对一生至关重要的阅读期，他丰富了我青少年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了文学的无穷的魅力，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思想、情感、语言上的积累。后来在教学中坚持让学生自学，提出“大语文作文”教学观，跟这种阅读不无关系。
    3、外国文学打开了一扇华美的窗
    基本上靠自学跌跌撞撞考入了邢台师专，虽然当时师专的老师也大都是由中等师范学校或各中学调入，但他们不少是很优秀的。他们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令我这位从农村来的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最吸引我的还是个别老师和学校的藏书。记得第一次到班主任老师家里去，两间居室竟有两个高大的书橱，从上到下整齐地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当时我真得感到无比的壮观呀！由于学校已有30多年的建校历史，虽遭文革的破坏，但藏书还是很丰富的。当我第一次在课堂上接触到《外国文学史》，便对外国文学的博大、丰富、瑰丽所吸引，因此读外国文学作品便成了我课外的主要活动。而我尤其喜欢外国的诗歌。《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浮士德》、《唐璜》、《普希金诗选》、《草叶集》等等便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因为爱读诗，购买外国名家的诗集便成了我逛书店的一项主要的任务。我忘不了一天的傍晚在一个书亭发现《普希金诗选》但售书员不在，等第二天去买而当夜激动又担心一早被别人买去的心境，忘不了一个月断断续续买齐《莎士比亚全集》时的心情。外国文学给我打开了一扇人类丰富的精神之窗，对我的成长同样起到了一种奠基的作用。
    4、从文学之梦到优秀教师之梦
   从我进入师专读书到从师任教的近十年间，我一直做着文学之梦，我在不断的阅读和追求中，是书中的先贤、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告诉我，成就某种事业，既和一个人的勤奋有关，也和一个人的天赋有关。因此我重新确立了我的人生定位。可以说，在我生命的旅途中，阅读推动着我的行动，决定着我的人生定向，同时也厚实着我的思想、情感。但在我最初的追求中，由于没有关注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因此至今我的理论积累、学理水平还很浅薄，影响着我对教育事业的开拓。但当我舍弃文学之梦，而把自己的追求和一个语文老师的专业发展结合起来后，我的阅读又呈现出一种更博大、更具有层深性的面貌。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我是不会放弃的，但我逐步加重了对教育教学理论书籍的阅读。开始的阶段可称为补课式的阅读，以阅读教学类的杂志为主，因我对教育专著还知之甚少。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我把两年的〈〈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语文教学〉〉放在一起，近100本，逐本阅读、摘录，许多教学理论方面的问题，许多优秀老师的成功经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使我因偶遇这样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而激动万分。近几年陆续读了他的〈〈帕夫雷什中学〉〉、〈〈公民的诞生〉、《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爱情的教育〉等专著。是他的不朽的教育思想，给我的教育生命投下了一缕最粲然的阳光。后来我又逐渐读了叶圣陶、张志公的语文教育文集。但我只对叶圣陶的教育观点持一种积极接受的态度，并感到他的理论由于来源于实践而能达其永恒，因此也确立了自己应以实践探索为中心的教研之路。而对张志公的所谓“科学化”持以怀疑的态度，感到他和吕淑湘都以研究外国语言入手，硬性移植语法教学理论对我国的语文教学造成了危害，同时也体会到了语文教学的理论对教学的巨大作用。而在最近的阅读中，我深深感到语文教学已展示出了一种博大之境，正在走向它应有的本真。这里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新课标的试行给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第二值得可喜的是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抱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精神，以他们学贯中西的理论背景，对语文教学的各个层面的问题进行梳理、论证，给我们语文教师以深刻的理论启发。比如钱理群及专著《语文教育门外谈》，孙绍振及《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王尚文及《语感论》、《语文教学对话论》，李海林及《言语教学论》，冯建军及《生命与教育》，金生鈜及《理解与教育》、《规训及教化》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大学教授潘新和的百万言巨著《语文：表现与存在》，以宏大的架构，对近百年来语文教学的理论发展做了学理分析，并提出了以言语动力为中心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学理论”。我正抱着一种虔敬之心阅读这部巨著，我想对我今后的语文教学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教育名师的不懈探索，给新的语文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四川的李镇西、北京的韩军，宁波的储树荣等等。这样便构成了上下互动，理论观照和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新世纪的语文教学的景观。当然在当下的阅读中，我不仅仅读古今中外的教育名著，也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语言学名著，读活跃在思想界新锐作家的作品、文章。比如摩罗、余杰、林贤治、孔庆东、李建军等等，我想这些对我思想视野的拓展、专业的发展、对我教学能力的形成，是起着一种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时深感自己的不足，比如在阅读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时，我曾几次被他的真挚的爱心所打动，我也深深感到自己对教育投入的欠缺以及教育境界的差距，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这也从另一方面对我的成长以积极的推动。
    阅读不仅促使了我的专业发展，也促使我人生境界的提升。使我能以一种淡定的人生态度看待世间的荣辱兴衰，也促使我决心做一个合格的优秀教师，而更好地承担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因此我在超越应试又能使学生取得好成绩的教学追求下，积极进行开拓性的教学探索和研究。1993年我就在全国中语会刊《语文教学通讯》上发表了《高考语文命题导向的一个失误》的论文，对高考以工具理念命题，而不能引导学生读书的命题方向给以批评，这大概是对高考命题的方向提出批评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我依据时代的发展、“大语文教育理论”、动力学发展理论和自己20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出了“大语文作文”教学观，并在作文教学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决心通过“大语文作文”教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开启语文教学困境的大门，走出一条符合语文作文教学实际的畅通之路，完成语文教学的使命承担。
  阅读使我从一个偏僻的农村的苦孩子，走上语文教学的讲台；阅读使我获得了作为一个老师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智慧，同时也使我走进语文教学的更广阔的天地。阅读给了我一切。我曾在省重点中学连续9年担任高三的把关教师，且届届取得好成绩。阅读使我在教育科研中独开新路，现已有50余篇文章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也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的殊荣。
（部分章节发表于2006年《未来作家》报上后全文载大夏书系《与优秀教师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