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大学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0号(1936年9月23日】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做就是13年。期间日军侵华,竺可桢率浙大师生西迁办学,史称文军长征。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
(1936年9月)
诸位同学,学校开课已一周,今天训育处召集这个会,能如家人似的在一起谈话,觉得非常愉快。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中,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的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一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仍旧还要靠拜忏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很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夫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至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做去,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享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
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能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讲究农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胡适: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胡适先生
1932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6月27日毕业典礼上有一段讲话,初载于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流传至今。胡适谈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即便为了吃饭,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值得今人反思。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