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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忆文革:社会生活面面观 2015-03-06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严春友
现在来看那时的政策,根本精神是把人的欲望压到最低的程度,个性完全被整体吞噬了,成为国家机器上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在这种种的做法磨练下,人们最终被驯服,而且最后是自我驯服。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村。她位于莒县的西部边界,我们村子的边缘--马沟河对岸便是另一个县:沂南县。村子的东部是两座山,山虽然不高,大约一百多米,但却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区域,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传到这里。
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有六个村子,都以“砚疃”名之,我们村是最大的,故名为“大砚疃”。
就是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也能够感受到“文革”的力量,虽然这力量已经很微弱。
1.“文革”时期的政治
“文革”的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实质上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就是对于旧文化的清除。它开始于1966年,终结于1976年。“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已经7岁,尽管年龄小,没有参加到“革命”中,但却有了清晰的记忆。
毛泽东发布指示,“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最早的记忆是“游街”,那是“文革”刚开始时发生的事。那也是我们村在“文革”中最大的一次活动,此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活动了;而在山的东边,很多村子里都形成了两派,有时双方还进行了武斗,动了刀枪。
被游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书记,他是被揪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是民兵连长(当时每个村都有民兵连),他是“保皇派”。两个人被戴上了高帽子,就是用白纸糊成的尖顶的帽子。在全村五条街道上游了一遍,围观的人挤满了街道,最后到大队(那时全村有五个小的生产队,村这一级因而也叫大队)的会场上进行批斗。
“当权派”被揪出来了,那么谁来掌握权力呢?当然是穷得发紫的人。大队里的管理机构更名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交给了全村最穷、且最没有文化的人。可是,他只掌管了三天的权力,其短暂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原因是他在盖章的时候,经常把章盖颠倒了,因为他不识字。
接着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具体内容我忘记了,但总的说来就是与旧社会、旧文化有关的东西都要消除掉,包括旧的风俗习惯。印象最深的还是烧书。全村的书收缴上来,堆成了一座小山,大约有一米半高,应该有几千本书吧,然后付之一炬。那都是历代的村民们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啊!
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可就遭殃了,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只要有运动,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人,大队里的贫农委员会主任可以随时叫他们来训话,有时还在村里的大喇叭上训他们: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不要梦想变天!
谁是地富反坏右,从他们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出来:走路时他们低头、含胸,迈着小碎步,从来不敢挺直腰板。他们的儿子娶媳妇很困难,很多人不得不闯关东。
可是,以我的观察,地主富农都是村子里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他们识文解字,待人礼貌。有一次在富农严复声家里做家具,我当时在读《千家诗》,他告诉我说,古代的诗不是读的,而是唱的,唱的根据就是每个字的平仄。他还以孟浩然的《春晓》为例唱了一遍,可惜我没有学会。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运笔娴熟,悬腕而书,笔力遒劲,字体优美。他的几个儿子先后去了东北,在那里成了家,他后来也去了,死在了那里。
然后就是红卫兵运动。村子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放电影,曾经放过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人人手举红皮儿的《毛主席语录》本,异口同声地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个个红卫兵热泪盈眶。红旗、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红袖章(上书“红卫兵”几个字),天安门成了红色的海洋。我们村子里有个老红军的儿子也曾经去见过毛主席,人们羡慕得不得了。村子里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可是,有一些出身不太好或者背景复杂的人不能加入。有个人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不能加入这个组织。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割破手指,用血书写申请;即便这样,也没有能够加入。后来也闯了关东。
毛主席发表了指示,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村里便不断地抓出一些“暗藏的阶级敌人”。有个人的父亲被揪了出来,在街上示众,因为他曾经给国民党干过事。他儿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和忠心,就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示众的时候带头高呼口号,叫着他爹的名字:“打倒严某某!”
村里还成立了红小兵组织,本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在村头站岗放哨,盘问过往的行人。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看见任何陌生人都觉得像阶级敌人。当时与这些过往的行人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跟对暗号似的,我们说“阶级斗争”,他得回答“一抓就灵”,答不上来就被怀疑是阶级敌人。
在林彪事件之前,一直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毛的对手。记得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第二课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似乎第三节课就是“打倒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还配有丑化刘少奇的漫画。只要提到刘少奇,就必须加上前边那几个形容词,以至于感觉它们成了刘少奇专用的词汇了。由于这种长期的丑化,当时觉得刘少奇这个名字也很难听,直到现在,我从情感上也很难对刘少奇有好感,就是由于那时这种灌输造成的。
老人家还非常关心人民的吃饭问题。记得有一年发了一篇最高指示(那时老人家的话一概叫做“最高指示”,在出版物中,最高指示一律用黑体字标出),教导人们怎样吃饭,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冬天要半干半稀”。农民们把这些话贴在灶王爷的位置上。不过,好像也没有按照这些指示去吃饭。
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是要清除人们的私心,使人们对于自己的私利在心中连想一想的念头都没有,这叫做“很斗私字一闪念”。所以,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写的作文,几乎就是一种自我检查,即使没有私念,也要说成有,然后再表示自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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