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卫：从生活教育到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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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教育到活教育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教育家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信念，吸取西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经过大量实验、实践，形成以“生活教育”和“活教育”为标志的具有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特点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产生深远意义，直至现在，这些学说对于人们认识教育本质，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教育、培养儿童仍然具有指导与启迪意义。
     在教育家看来，真正的儿童教育是建立在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成长基础之上，通过对儿童能力的刺激，引发儿童对外界事物产生认知与充实、创造的热情，进而以集体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在此过程中，儿童的能力得到发展，儿童的意识受到熏染，儿童的习惯逐渐养成儿童的思想经受锻炼，儿童的经验不断充实。按照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的表述：“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具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实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教育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把这个过程组织起来或者区分出来。”（注1.引自《我的教育信条》，载《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页）
儿童是未来生活的主人。
                                                                                       一
儿童观与教育观
    在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学说中，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具有健康身体、健全人格、全面发展的儿童，造就自主、自立、自动的公民，实现民族、国家的新生。其中，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培养怎样的儿童和怎样培养儿童，反映出不同的“儿童观”和“教育观”，背后隐藏着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
    在传统教育观念中，成人将儿童作为自己血脉延续和附属品，儿童被迫穿起长衫，充当“小大人”，端端正正坐在家中或在私塾、学堂“勤学苦读”，不许游戏玩耍、多嘴饶舌，行为举止不许超越“礼”的界限，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儿童不能依照自己的本能享受童年的生活与快乐，许多与生俱来的“天性”、“天才”被湮没了。上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陈鹤琴写道：
    我再简单地声明于下：（1）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该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2）儿童秉性好动，我们不要仍旧用消极的老法，来剥夺他的活泼天性，必须予以适当的环境，能使他充分地发展。（3）我们教育儿童，亦当利用他的好奇心。好奇心为知识之门径，我们当利导之。我们有些父母常常摧残这点好奇心，禁止儿童“多嘴”、“饶舌”，这实在令人痛恨之极。（4）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游戏具种种教育上的价值，我们更加宜利用的，……。（引自《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载《陈鹤琴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7页）
    上世纪初叶，中国兴起“新教育”热潮，来自西方的教育学说、理念及教学法在中国许多城市迅速传播，“以儿童为中心”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儿童心理研究与儿童特点成为儿童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教育家认识到，真正的教育并不仅是道德与知识的灌输，而是对于儿童能力的刺激，积极发展儿童的才能，积极提高儿童的兴趣，将儿童从狭小的课堂与课本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自立、自信的“现代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儿童是新时代之创造者，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儿童是创造产业的人，不是继承遗产的人。儿童生活是创造、建设、生长，不是继承、享福、做少爷。”（引自《儿童生活杂志之中心主张》，载《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他还主张儿童的“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空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引自《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35页）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学说，他认为，人具有7种潜在的智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他认为，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开发多种智能并帮助学生发现适合其智能特点的业余爱好。“我相信，这种得到这种帮助的人在事业上将会更投入、更具竞争力，因此将会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引自《多元智能》，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变化，教育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生内容，许多家长将自己承受的社会竞争与工作、生活压力无形之中转移到了儿童身上，期待自己的儿女通过“勤奋苦读”打下良好基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许多部门、机构，将儿童作为宣示“政绩”的道具；更有甚者，当危险突然降临时，首先安排领导离场，而置儿童生命安全于不顾。所有这一切表明，即便在社会发展、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儿童观”、“教育观”的“现代化”问题。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社会进步趋势相一致；“多元化”社会与生活需要“活的教育”培养更多“活的儿童”，建设和创造未来“活的时代”。
    我们要以自动代替被动，以启发代替灌注，以积极代替消极，以活知识来代替死读书，以爱以德来代替权威。
——陈鹤琴
（引自《中国战后的幼稚教育》，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15页）
                                            二
“生活教育“与“活教育”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思想家卢梭（1712-1778）提出“自然教育”学说，他在提出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促进儿童身心自然发展；同时，他主张，以儿童的经验为基础，独立观察和研究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他有一句名言：“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以事实为唯一的教材”。他重视培养“身心发达、体脑两健，不受传统束缚、天性发展”的“自然人”。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这种“自然人”将发展自己的天性与社会公民统一起来，从而为社会注入活力。一个多世纪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的多样性、学校教育与社会的统一，以及课程内容的扩大，要求教师应该具有引导儿童与实际生活联系并第一手地观察和学习自然界的能力，以实现通过教育去改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目标。著名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将“经验”作为“教育”重要因素，“教育是经验的继续改造”。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三条原则，从而使教育成为“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在传统学校的生活中，来自教师的刺激和控制太多，而对儿童的兴趣和经验缺乏重视。他写道：“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引自《我的教育信条》，载《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1页）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891-1946）提出“生活教育”学说，即“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将“生活教育”目标概括为五项，包括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他倡导“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强调“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他将“做”阐释为“在劳力上劳心”，其中包含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社会落后时期，教育家背负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教育的内涵与意义由狭小的校园中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以求知知更行”；“知行合一”；“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陶行知先生先后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发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工学团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从而使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时代的旗帜与号角。
    1940年初，教育家陈鹤琴先生（1892-1982）受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学说和“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启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纲领“活教育”学说体系，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 “五指活动”、“十三条训导原则”，以及相关教学标准。其中“三大目标”包括：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还对“做现代中国人”的具备条件予以阐释：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健全的身体；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建设和创造的能力；第三个条件是有服务的精神；第四个条件是具有合作的态度；第五个条件是具有世界的眼光。他写道：“中国的教育应当和外国的教育有所畛畦，它自有它的特性。这‘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是中国教育唯一的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引自《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74页）“做人”是教育最起码的任务，教育是一种适应和改变；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获得求知的方法，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在他看来，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儿童的培养目标：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肯服务社会。

                                     三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陈鹤琴提出一条著名原则：“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力图将现代教育观念普及到全社会。他强调“经验”包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在儿童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谓“经验是知识之门”；他鼓励儿童探求“真知识”、发现“真世界”。他写道：“传统学校把‘学校’与‘社会’、‘自然’隔离，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完全漠不相关，把学校变成‘知识的牢狱’；活教育是使儿童与社会打成一片，和自然紧密地呼吸在一起，注意社会上一切的活动，了解一切的变化，帮助社会，把意见贡献给社会，并且要尽力改造社会”。（引自《传统教育与活教育》，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57页）
陈鹤琴指出，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智力开发与知识传授同样重要。儿童应具备三种智力上的能力：（1）有研究的态度；（2）有充分的知识；（3）有表意的能力。作为成人与教师，一方面要鼓励儿童提出问题，与儿童一道研究问题，找出答案；一方面要创造更多条件与环境，使儿童有机会更多接触自然与社会，并加以指导同时需要培养儿童学会使用相应工具的技能，如画图、识字；另一方面要训练儿童将自己所见所闻，连同丰富的想象用语言、图画、歌唱、舞蹈等形式表达出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鹤琴先后主办幼稚园、小学，他主张将学生带到田间去，到动物园去，到大自然中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活的，都是与儿童有密切的关系，有重大价值的。”（陈鹤琴语）。他提倡“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尤其是在一些教学设施不完善的农村学校，可以将环境中的动植物、农具、生活器具、民间乐器或玩具改造成教具。他对农村小学教师提出要求：第一要有慈母的心肠；第二要有怀疑的态度；第三要有改造环境的精神；第四要亲身去做。他举过一个例子，在一所小学，有一位常识课教师教“萝卜”，时值萝卜生长季节，教师却用挂图上课，陈鹤琴不禁问：为什么不带学生到菜地里去看一看呢？
    1934年夏天，陈鹤琴前往欧洲考察教育。他来到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德可乐利学校参观，该校创办人德可乐利（1871-1932）将这所学校称为“生活学校”。他认为，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病在于，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和学术性，而没有充分适应儿童的年龄、兴趣、需要和能力；各科目相互隔离，忽视了儿童思想能力的发展；儿童花费在获得书本知识上的时间和精力太多，而缺乏表述的时间与机会；给儿童自由活动和发挥创造性的机会太少。他提倡将儿童放在适当环境中去发展他的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即“从生活，为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求知、求技能、学做人，。他提出两条教学原则：一是“使儿童在生活中为生活而准备”；二是“组织适宜儿童发展倾向的环境并提供适当的刺激。”他制定教学三步骤：步骤一，直接观察；步骤二，间接联想；步骤三，自己发表。学校的课程根据儿童日常需要分为四个中心：（一）营养食物；（二）抵御寒暑；（三）自卫御敌；（四）分组工作。学校开辟场地，养鸡养鸭、种菜、养牛、挤奶；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出外参观或实地考察，每个儿童有一本记录簿，上面记录着自己的文章或图画。陈鹤琴在参观过程中看到，一些学生正在研究蜜蜂，大家真实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研究，讨论哪些是雌蜂，哪些是雄蜂，雌蜂和雄蜂的形状有什么不同。他不禁感慨道：这才真是“活的教育”。
     陈鹤琴写道：
    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去，开发未来。（引自《什么叫做“活的教育”》，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8 页）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创办“幼师”时，经费短缺，条件十分困难，他带领师生在荒山上开辟校园、搭建校舍、筑路修道。他钦佩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时，指青天为屋顶，指黄土为地板的气魄。他为自己学校制定的教学方针：第一，向大自然大社会去追求活教材。第二，运用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活教法。第三，培养生产能力，是要学校农场化、工厂化；学生农民化、工人化。第四，活教师要用活教法，教育活教材，才有活学生。第五，活教师、活学生，集中力量，改造环境，才有活社会。第六，我们能够自己做的，我们都自己来做。（引自《中国战后的幼稚教育》，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16页）
    陈鹤琴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自动能力”。他提倡“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和“教学相长”。他要求学生对发现新事物具有热烈情绪，在开阔眼界，具有充分的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精密观察”，因为“观察是获得知识的基本方法，而精密观察则是开启真理宝藏的钥匙，握着这把钥匙，我们便能接近科学的真理。” （引自《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100页）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尊重事实、求真求实的认真态度。他将“精密观察”分为四个步骤：第一，全面的观察；第二，比较的观察；第三，系统的观察；第四，五官俱到的观察。他又写道：“大自然是我们知识的宝库，是我们的活教材、活教师，我们应当向它领教，向它探讨。大社会何尝不是我们生活的宝库，何尝不是我们的活教材、我们的活教师呢？”（引自《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74页）
“活教育”方法原则：（1）直接的经验；（2）均衡的发展；（3）自动的研究；（4）积极的鼓励；（5）具体的比较；（6）分组的学习；（7）集体的竞赛。“活教育”教学过程：（1）实验；（2）参考；（3）发表；（4）检讨。“活教育”教师应具有的条件：（1）要爱护儿童；（2）要了解儿童；（3）要有积极的态度；（4）要有研究的精神；（5）要有改造环境的能力；（6）除国语修养外，须有一种专门学科的特长；（7）须有健全的体格。
                                    

                                                                                  四
“五指活动”
    陈鹤琴教育学说强调“活动”和“课程单元”是实施课程目标的主要载体，在儿童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游戏”和“户外活动”被赋予“人类的天性”、“儿童的第二生命”与教育方面的各种价值与意义；艺术素质与能力作为衡量“活儿童”的重要标准，陈鹤琴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去教儿童学；课程的内容和材料以儿童的生活与心理为依据，以引发儿童学习的动机与兴趣。同时，儿童的学习应该是集体的、互助的。 “五指活动”是陈鹤琴在推行“活教育”过程中制定的教学活动方案。所谓“五指”是将儿童实际生活中的五个方面，即儿童健康、儿童社会、儿童科学、儿童艺术、儿童文学比喻为手掌上的五个指头，各有侧重、相互连接，体现“从儿童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理念。他认为，这五种活动来自儿童的实际生活，需要儿童亲身参与和动手“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做了就与事物发生直接接触，就得着直接的经验，就知道做事的困难，就认识做事的困难。儿童做事的兴趣，愈做愈浓；做事的能力，愈做愈强。儿童在“做”中焕发自身的能力、智慧、创造力和集体协作精神，感受到合作与成功的快乐，从而取得进步。成人和教师不仅应为儿童提供更多“做”的机会，还应发挥作用：（1）引发儿童的兴趣与注意力；（2）供给儿童必要的设备或工具；（3）指导儿童的工作；（4）欣赏儿童的成绩。
    在陈鹤琴的教育学说中，儿童教育应来自儿童的直接经验与当前生活过程，并且着眼于儿童的未来成长，使儿童生活得到进一步发展，激发儿童的各项潜能与创造、创新能力。儿童通过“五指活动”学习过程，将学校教育、社会自然教育、家庭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根据儿童认知特点，重视各学习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与学习内容的整体性，通过组织活动与游戏，培养儿童观察与认知、学习事物的整体观念，倡导“整个的教育”与集体学习，从而纠正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零散化”、“个人化”与“室内化”。儿童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使儿童学习适应外界环境，积累经验，培养生活热情与生活力。由此，在儿童教育过程中，儿童个性可以在儿童共同游戏或活动中得以体现并协调、相融。
“五指活动”实施大纲
儿童健康活动
目标：培养儿童健全的身心；
范围：（1）体育活动；（2）个人卫生；（3）公共卫生；（4）心理卫生；（5）安全教育。
儿童社会活动
目标：（1）使儿童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2）使儿童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其服务团体的知能和兴趣；（3）使儿童了解乡、镇、县、省和全国的关系及中国玉石节的相互影响，激发其爱国爱群及民族精神的发展；（4）根据时事演变探求今后世界的新趋势。
范围：公民、历史、地理、时事。
儿童科学活动
目标：（1）增进儿童科学知识；（2）培养儿童实验兴趣；（3）启迪儿童创造能力。
范围：生物、理化、工业及生产劳动。
儿童艺术活动
目标：（1）陶冶儿童的热情绪；（2）启迪儿童的审美感；（3）发展儿童的欣赏力；（4）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范围：音乐、美术、工艺、戏剧。
儿童文学活动
目标;（1）培养儿童对于文学的欣赏能力和发表能力；（2）培养儿童对与中国文字的认识和运用；（3）培养中国儿童对于文法修辞的研究兴趣；（4）培养儿童对于文学的创造能力。
范围：童话、诗歌、谜语、故事、剧本、演说、辩论、儿童应用、书法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到来，全球一体化步伐加快，如何培养适应世界未来趋势的现代化人才成为教育承担的重要任务，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许多地方的基础教育却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由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催生出许多“功利化”、“商业化”教育追求，甚至“腐败”现象。一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农村学校，仍处于经费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的境地；许多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学校面貌与教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然而教学观念与手段、方法仍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学校要求。学生使用教学课本也有许多不合时宜内容，“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同时学校的文化、体育课程却得不到应有重视。这些现象主要是由于教育体制，也与人们缺乏正确的教育意识、观念有关。近年来，许多教育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从单纯的西方教育理论转向以陶行知、陈鹤琴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现代教育家及其教育学说、教育实践，从中获取营养、启迪与力量。现在，“生活教育”、“活教育”学说在师范院校和广大基层中小学、幼儿园中广泛传播，影响力日益扩大。

                                                                                                                                 2014年8月24日

柯小卫：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

    陈鹤琴（1892-1982）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教育学说与实践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陈鹤琴作为一代教育大师留下的丰富思想、著述，而且对于人们的教育观念与思维路径、审美标准都具有启迪与现实应用意义。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门户逐渐打开，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教育观念、体制与教学技术、教材涌入中国沿海城市，教育改革呼声不断高涨，教育家们力图用普及教育方式，培养自立自省自动的共和国国民，振兴国力，实现救国强种的志向。以蔡元培、黄炎培等中国早期教育家从西方教育学说汲取力量，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世界观”称“五育”，从而使学校教育逐渐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由形式、技术、方法升华为思想、制度，进而成为振兴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与利器。
有一位美国教育家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力量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精神的或人道主义的传统，而是它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控制以及民主制度。中国最好的期望就是在民族发展的这些方面仿效西方。”（引自《杜威对中国的影响》，【美】托马斯•培里，载《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同时，来自西方的赫尔巴特“主知主义”和“五步教学法”；福禄培尔幼儿园教育思想；蒙台梭利“自由教育”学说已经在中国沿海大城市广泛传播、风靡一时，使中国新教育从起步阶段呈现“西化”特点。1919年4月30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倡导者、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他的中国学生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力促下，从日本搭乘“熊野丸”邮轮抵达上海，开始了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巡回讲学旅程。陶行知写道：“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引自《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同年9月正值而立之年的陈鹤琴踏入“南高师”校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儿童心理学教授，立即被高涨的“新教育”运动氛围感染，投身于“民主”“科学”时代大潮之中，由此开始了他的教育人生。
                                        一
                               “儿童观”与“教育观”
    在陈鹤琴看来，“儿童观”，即成人对于儿童的教育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施行教育的方式与教育产生效果。解决“儿童观”，即如何看待儿童和“教育观”，即“儿童观”问题成为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的前提与基础。陈鹤琴通过自己对于初生长子一鸣的长达808天连续性观察、实验、研究，总结儿童生长的身心特性，提出“儿童期”在动物和人发育生长过程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儿童早期教育基本目的为“适应复杂的环境”。他反对“叫儿童穿起长衫”与儿童“成人化”倾向，将“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儿童为中心”作为旧教育与新教育在观念方面的区别，而将“以获得知识，预备升学为目的”与“培养儿童适应环境，控制环境，利用环境，怎样做人，怎样接待事物、接待人”作为旧教育与新教育在教育目的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他的教育学说与实践中，民主精神无处不在。
    自19世纪初，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提出“教育心理学化”，开始探索以心理学为基础来发展人的能力的教学路径，在他看来，教育应该与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协调一致，使儿童获得身体、智力和道德发展的自主性；利用儿童自身清晰的知觉形成正确的经验；其目的并不仅在于心理学研究，“无非是把所了解儿童的性情和能力，来做教育儿童的根据”（陈鹤琴语）裴斯泰洛奇有一句名言“人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成其为人。”（参见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94页）。陈鹤琴继承了西方教育家提出“教育适应自然”原理，主张教育应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他将儿童特点总结为“四心”，即“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游戏心”，提出对实施儿童教育应从研究儿童心理开始。
    他写道：
    我再简单地声明于下：（1）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2）儿童秉性好动，我们不要仍旧用消极的老法，来剥夺他的活泼天性，必须予以适当的环境，能使他充分地发展。（3）我们教育儿童，亦当利用他的好奇心。好奇心为知识的门径，我们当利导之。我们有些父母常常摧残这点好奇心，禁止儿童“多嘴”、“饶舌”，这实在令人痛恨之极。（4）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游戏具种种教育上的价值，我们更加宜利用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个游戏是随年岁而变迁的。（引自《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1921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7页）。
    19世纪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1782-1852）将“幼儿园”一词定义为“儿童的花园”。蒙台梭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强调儿童个性发展，甚至提出“搬开成人的石头。”在陈鹤琴看来，教育如果不使儿童感到快乐便是失败的。教育的真谛在于解放儿童，发展儿童的潜能、特长，而不是禁锢、压抑儿童天性。陶行知先生提出儿童的“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空间……。陈鹤琴主张“活教育”教学原则首先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想的，让他自己去想”；“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让他自己去做”。他们将儿童作为学习与创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吸收知识的“填鸭”或“暖水瓶”。
对照中国传统教育倡导顺从父母意志、重视伦理纲常，将儿童作为成人的附庸，以及“勤有功，戏无益”教育观念，“新教育”将关注重点放在儿童自身生长特性、独立人格、价值、需求，强调儿童道德、情感、个性与思想、学习、创造能力的发展。成人应为儿童营造适宜其成长与发展的环境，激发儿童潜在的智能与活力。对于教育者而言，培养“循规守矩”“顺从式”儿童，或是质疑、创造型儿童，体现不同“儿童观”、“教育观”与教育结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陈鹤琴对于“活教育”阐释：
    “活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已经埋没人性的死教育，反对读死书，它要摧毁传统教育的锁链，让新中国的主人，从淫威独断的痛苦深渊中解放出来。（引自《中国战后的幼稚教育》，194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415页）
                                                      二
陈鹤琴现代课程思想
    1923年秋天，陈鹤琴在位于南京鼓楼自己的住宅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当时他的理想是办一所“中国化”幼稚园，作为自己研究幼稚教育的实验园地。陈鹤琴写道：
    在我们开办鼓楼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抱着几个主张：（一）在原则方面：（1）幼稚园的教育，是要适合国情的；（2）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3）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二）在课程方面：（1）幼稚园的课程要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凡是儿童能够学而又应当学的，都应该教他；（2）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三）在教学方面：（1）要注意儿童的健康；（2）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3）要特别注重音乐教育；（4）多采取小团体的教学法；（5）要采取游戏方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
（引自《<鼓楼幼稚园十周年纪念刊>序言》1924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38页）

    办幼儿园目的
    陈鹤琴指出：“幼稚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它的对象早于学龄儿童。它的功用，正如培植苗木，实在关系于儿童终身的事业与幸福，推而广之，关系于国家社会。”（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2页）与许多西方现代儿童教育家强调“儿童本位”与“自由教育”主张不同，陈鹤琴并不认为，儿童自由与个性发展可以独往独来、放任或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发展。他指出，像鲁滨逊孤居荒岛并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他相信，凡是儿童都可以教育成为有成就的人。幼儿园为儿童提供很好的环境，使儿童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同时提高儿童智力与德性。因为“儿童在家里所接触的人不多，有许多家庭因为过分宠爱，孩子到了七八岁时还是唯我独尊，毫不知做人的道德。要培养德性，非把儿童放在人群中不可。幼稚园虽然不是大的人群，但是，对于四五岁的儿童来说，确是一个适宜的人群，可以在这个人群中养成许多人类社会的德性。” （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4页）幼稚教育目标：（1）做怎样的人；（2）应该有怎样的身体；（3）应该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4）怎样培养情绪。（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6-19页）陈鹤琴指出：儿童的性情与情感是从儿童时期陶冶、培养的。在幼稚园，音乐、图画、文学和儿童的实际生是培养儿童情感、道德主要途径。陈鹤琴特别提出在幼稚园开设公民训练课程的重要性，“就是培养将来做公民的基础，因此可以养成种种合作的精神，爱护团体、爱护国家的精神。同时又可以培养公民应有的知识与技能，砌成一个稳固的公民基础。” （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4页）在中国老一辈教育家看来，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培养具有现代意识与素质的“人”，推动国家与社会进步。儿童不仅要从小教起，还要注意从小教好。幼儿园应为儿童提供审美的环境和科学的环境。
陈鹤琴对幼稚园作用概括：（1）丰富儿童的经验；（2）有用的动作；（3）完美的环境；（4）检查体格及智力；（5）与家庭合作；（6）游戏化的教学法；（7）暗示性的教学法；（8）精密的辅导；（9）充分的预备；（10）美术思想；（11）医药知识；（12）和蔼可亲；（13）公允的态度。

    “整个教学法”与“单元教学”：
    实验幼稚园课程是陈鹤琴创办鼓楼幼稚园的初衷之一。他吸取了西方教育家学说，提出五条课程原则：原则一，课程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帮助儿童目前的生活。用适应目前生活需要的方法，去达到将来生活中必会出现的事情。原则二，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原则三，富于弹性的课程。原则四，所有的课程允许重编。原则五，非但要适应儿童目前的需要，尤其是应该适应其他的新需要。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五条原则将生活作为课程目的、内容与依据。陈鹤琴解释“刺激”与“教育”原理：外界的刺激在儿童生活中无所不在，儿童在环境中随时随地遇到刺激并适应；教育也是一种更具目的、方法的“刺激”，“所谓搜罗各地方之特别事物来刺激儿童，使儿童能因之生出种种新的需要，教师再设法来适应他们的新需要，这是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9页）
    陈鹤琴主张：“教育是应该给儿童丰富的经验，还要照顾到儿童的兴趣”。他提出，幼稚园课程，除了通常规定的故事、手工、图画、唱歌、舞蹈、游戏、谈话等项目以外，还应包括如卫生习惯、做人的德行等儿童应该学的课程，同时还应制定相应标准，“若没有规定的标准，那儿童的能力如何，学业进步如何、品格如何，我们都无从说起。”（引自《幼稚教育之新趋势》192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01页）当年南京鼓楼幼稚园尝试编制了课程标准，包括习惯标准、图画等教学标准。
陈鹤琴提出一条著名的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该教他”。他在鼓楼幼稚园先后试验“读法教学法”、“图画教学法”、“游戏教学法”， “读法教学”实际上就是识字教学，陈鹤琴尝试在“读法”教学中融入“歌谣游戏法”与“自述法”，同时采用“读本”（现称“绘本”）与“随地施教”。凡是儿童能够学的东西都在幼稚园教材内容范围；凡教材需以儿童的经验为根据。鼓楼幼稚园进行“识字”教学主要采用游戏、诗歌、谜语、故事画，结合实地参观访问，教儿童编写日记等方式。上世纪50年代，他明确提出：“语言文字是发展儿童思维的重要工具，为了满足儿童求知的需要，为了发展儿童的思维，我国幼儿园必须对大班儿童进行识字教育。”他认为，对五岁儿童开展识字教育可以依照儿童的兴趣，通过各种游戏式方法进行，如“儿童对于社会和自然环境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们就可以结合认识环境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对唱歌、图画、做手工，也是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活动中找出机会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最爱听故事，我们就可以利用图画故事来进行识字教育。” （参见《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育吗？》，195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85-487页）

“整个的教育”
    “经验”、“环境”与“刺激”、“暗示”是陈鹤琴早期教育学说中经常使用的心理学词汇。他曾提出幼稚园课程原则：（1）课程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帮助儿童目前生活，即用适应目前生活需要的方法，去达到将来生活中必会出现的事情。（2）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3）富于弹性的课程。（4）所有课程允许重编。（5）非但适应儿童目前需要，尤其应该适应其他的新需要。（引自《幼稚教育》192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4页）他特别强调，发展儿童治理的主要途径，应根据儿童特点，多给儿童感性知识，创造各种环境和条件，多让儿童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生活，多观察、多活动，扩大儿童眼界，增进儿童的科学常识。他主张“将儿童放在适当的环境里去发展他的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去求知识，去求技能，去做人。”（引自《参观德可乐利学校报告》，1936年，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48页）
    陈鹤琴不赞成将幼稚园科目分得过细，而是强调学习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他主张“整个教学法”，即“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去教儿童学。这种教学法是把各科功课打成一片，所学的功课是无规定时间学的；所用的教材是以故事或社会或自然为中心的，或是做出发点的；但是所用的故事或关于社会自然的材料，总以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心理为根据的，……。”（引自《整个教学法》，1928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65页）在编制幼稚园课程应注意的方面：（1）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在编制课程时要顾到儿童心理发展与能力。（2）是发展的、连续的，而不是孤立的，使儿童对于事物的发展得到整个的概念。（3）是适合儿童心身发展的，促进儿童健康的。（4）陶冶儿童性情，培养儿童的情感。在幼稚园里，要开展包括音乐、图画、文学在内艺术教育，并从实际生活中培养儿童情感。（4）要养成儿童说话的技能。在幼稚园里要多多给予儿童以机会，帮助儿童组织自己的思想，使儿童能够用清晰的语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引自《幼稚园的课程》，1951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56-457页）他提出“五指活动”，用儿童的生活来教育儿童，包括儿童健康、儿童社会、儿童科学、儿童艺术、儿童文学，强调“五指活动”在儿童生活中结成一个教育的网，有组织，有系统，合理地编织在儿童的生活上。
    “做中学”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认为：“现在教育上的许多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教师在学校中并不是要给儿童强加某种概念，或形成某种习惯，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着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做出适当的反应”。（参见《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载《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4-5页）杜威主张，使儿童认识事物基础是儿童活动的能力，而学习知识的最好方法是实践，所谓“做中学”。
   “活动”和“单元”是陈鹤琴实现教学目的、实施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与中心，教师根据儿童的兴趣，设计并引导“活动单元”开展，以激发儿童参与活动的热情与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承担“设计”、“引导”、“提供材料或环境”、“把舵”与“裁判”职能。陈鹤琴倡导“游戏式”教法。他甚至将学校课堂称为“活动场所”。上世纪40年代，鼓楼幼稚园进行的教育和教学活动包括四项内容：（1）健康活动；（2）对幼儿进行大自然大社会的认识活动；（3）对幼儿进行道德行为习惯培养活动；（4）艺术活动。其中，在认识自然方面，引导幼儿经常注意和观察四季天气、动植物生长过程变化；使孩子获得广泛的知识和养成劳动习惯，以及爱护动植物的优良品德。在认识社会生活环境方面，由近到远地介绍周围的社会环境。重视对孩子的语言培养。艺术活动，引导孩子在观察大自然和大社会的优美环境中，对各种事物的形象、声音、颜色感到享受，培养欣赏能力及爱好兴趣。陈鹤琴期待教育进入一种“活”的境界：
    我们要以自动代替被动，以启发代替灌注，以积极代替消极，以活知识代替死读书，以爱以德来代替权威。（引自《中国战后的幼稚教育》1947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15页）

三
“活教育”学说
    上世纪40年代，陈鹤琴提出“活教育”学说，突出“时代性”与“科学性”、“系统性”特点；将心理学原理应用于教育实践中去，阐释教育原理与教学原则，体现了他对“教育”内涵的思考与理解，反映了他及其他老一辈现代教育家的共同追求和他经过自己的试验、实践所做总结，从而使这一学说可行实用，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活教育”主要特点有三，（1）时代性：与国家前途、命运和时代、社会发展方向密切联系；（2）系统性，阐述教育目标、过程、标准，形成完整教育理论。（3）“活的教育”，主张教育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培养“活的人”创造向上、向前的新生活。
   陈鹤琴满怀期待写道：
   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来，开发未来。（引自《什么叫作“活的教育”》，1940年，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8页）

                                                       2014年5月3日


附录：
1.“活教育”三大目标：
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2.“做现代中国人”应具备条件：
第一项条件 健全的身体；
第二项条件 建设和创造的能力；
第三项条件 服务的精神；
第四项条件 合作的态度；
第五项条件 世界的眼光。

3. “活教育”十七条教学原则
宗旨：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
原则一.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原则二.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原则三.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
原则四.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
原则五.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
原则六.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原则七.比较教学法。
原则八.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
原则九.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
原则十.替代教学法。
原则十一.注意环境，利用环境。
原则十二.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原则十三.教学游戏化。
原则十四.教学故事化。
原则十五.教师教教师。
原则十六.儿童教儿童。
原则十七.精密观察。

4. “活教育”方法
原则：
（1）   直接的经验
（2）   均衡的发展
（3）   自动的研究
（4）   积极的鼓励
（5）   具体的比较
（6）   分组的学习
（7）   集体的竞赛
过程：
（1）   实验
（2）   参考
（3）   发表
（4）   教师

5.“活教育”教师条件：
（1）爱护儿童；（2）了解儿童；（3）要有积极的态度；（4）要有研究的精神；
（5）要有改造环境的能力；（6）具有国语修养外须有一种专门学科的特长；
（7）须有健康的体格。

6. “活教育”十大特点
（1）   一切设施、一切活动以儿童做中心的主体，学校里一切活动差不多都是儿童的活动。
（2）   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获得求知的方法，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
（3）   一切教学，集中在“做”，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4）   分组学习，共同研讨。
（5）   以爱以德来感化儿童。
（6）   儿童自订法则来管理自己。
（7）   课程是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来编订的，教材也是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来选定的，所以课程是有伸缩性，教材是有活动性而可随时更改的。
（8）   儿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工作时很静很忙，游戏时很起劲很高兴。
（9）   师生共同生活，教学相长。
（10）  学校是社会的中心，师生集中力量，改造环境，服务社会。

7.“活教育”五指活动
性质：本活动从儿童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进行时具下列五种性质：
（一）  是儿童实际的工作；
（二）  是儿童能力的表现；
（三）  是儿童集体的创造；
（四）  是儿童活动的联合；
（五）  是儿童工作的检讨。
教师：教师参与此项活动时：
（一）  他的责任是引发；
（二）  他的工作是供给；
（三）  他的任务是指导；
（四）  他的态度是欣赏。
内容：本活动的五项工作：
（一）  儿童健康；
（二）  儿童社会；
（三）  儿童科学；
（四）  儿童艺术；
（五）  儿童文学。

8.十三条训导原则
原则一.从小到大
原则二.从人治到法治
原则三.从法治到心理
原则四.从对立到统一
原则五.从不自觉到自觉
原则六.从被动到自动
原则七.从自我到互助
原则八.从知到行
原则九.从形式到精神
原则十.从分家到合一
原则十一.从隔阂到联络
原则十二.从消极到积极
原则十三.从“空口说教”到“以身作则”。

伟大与平凡
        ——读《陶行知年谱长编》感想
柯小卫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身处新教育洪流之中的陶行知先生提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从而开始了他作为中国早期新教育领袖之一实现自己宏伟教育理想的探索历程。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转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与实践的内容也逐渐走出教育本身而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使教育作为富国强民、改造社会的利器与动力。他坚信改造社会只有从办学入手，才能真正改造人的内心；而“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引自《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435页）。由此，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陶行知先生的境界与胸怀，更加深了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家内涵的理解与体会。我认为，这就是陶行知教育学说对与教育工作者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在这本《陶行知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撰者以丰富的史料与周详的考证，真实、充分地反映出陶行知一生的信念、追求与探索、实践，使读者可以从中寻找并获得各自对于陶行知这样一位伟大教育家及其学说的解读答案。正如胡晓风先生提示：“阅读《陶行知年谱长编》，仔细品味这幅生活教育画卷的内涵，才能从纷繁的事件中领会陶行知的思想、人格和精神追求，对于生活教育理论以及生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会有所裨益。”（注，引自《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第003页）
    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教育家担负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使命。
                                       一
陶行知是一个时代
    陶行知先生曾用“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形容教育的力量，“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引自《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259页）尽管，陶行知先生并不情愿用“救国”一词而代之以“造国”，因为他知道国家的复兴大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只能靠一件一件“造”，可谓：“造一件得一件，造十件得十件，以至于千百万件，莫不皆然” （引自《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260页）。实际上，中国早期现代教育家都是怀着“救国”、“造国”、“图强”志向走上教育道路，从蔡元培先生早期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到黄炎培先生等人提出“实用教育”、“职业教育”；再到陶行知先生提出“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新教育是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驱动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国家与民族长期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命运紧密相连，在陶行知看来，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在于国人的素质与观念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时代，他指出：“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自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他还认为，“伪君子”是国贫、国患、国乱和民弱的原因之所在，只有通过教育途径，提高人自身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才能使国家和民族富强。正如陶行知阐释：“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以上内容参见《陶行知年谱长编》，第009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与新教育运动，后者又分为学校教育试验和与大众教育普及两个领域，陶行知与蔡元培、黄炎培、胡适、张伯苓、郭秉文等一道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其身后有一大批教育家在各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改革，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逐一进行“中国化”试验与改造，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之路，包括杜威、罗素、孟禄等外国教育家来华讲学、教育考察和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家团体对于中国新教育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在这一波教育改革大潮中，现代学制、课程体系以及标准相继建立，儿童心理学、智力测验、教育统计等被普遍用于实施教育方法的重要依据。1922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一方面充当参与制定国家教育政策的智库角色，另一方面成为新教材、教法试验平台。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既是现代潮流冲击传统势力和旧观念束缚的时代，也是中国教育改革、转型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历史高度，回顾并感受陶行知等老一辈教育家的人生历程与成就，或许可以感觉得到教育之光的照耀，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一大批教育家，以及丰硕理论学说、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从教育意义，而是一个新旧交替、变革创造的时代。
                                                二
关于“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现代教育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版”教育哲学。已故著名陶行知研究专家胡晓风在《陶行知年谱长编》一书序言中对于“生活教育”内涵予以解读：“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生活教育是动的过程：要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要把教育展开到生活所包含之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生活教育的长期使命是：生活教育现代化。（注1：载《陶行知年谱长编》第003页）教育有“道”与“术”之分，教育的内容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而实施生活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就是“教学做合一”与“培养合理的人生”。
    《长编》详实地记录了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创效过程，以及生活教育、工学团、科学下嫁、国难教育等口号和教育运动兴起的过程；对于陶行知由“先知后行”改变为“先行后知”在“认识论”方面的转换予以解释：“此次演讲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阐述王学之谬误，同时借解释《墨辩》中关于三种知识的来源，指出只有从‘行’中得来的知识‘亲知’才是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和‘说知’都是间接知识，必须扎根在‘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引自《长编》第206页）。此外，《长编》引用了身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参观晓庄师范并就任学校董事长所作训词内容，将“教学做合一”喻为“中国教育思潮之结晶” （参见《长编》第210页）；通过“教学做合一”演变过程，如何从“南高师”时期由“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经192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经张伯苓校长提示，将“教学合一”改为“学做合一”，进而豁然贯通后，始有“教学做合一”。从中可见，包括“教学做合一”在内的“生活教育”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教育界对于教育本质、功能、方法的一种探求与认知。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生活方针：科学化、艺术化、民众化；对于“艺友制”解释为“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陶行知曾编过一首歌谣：“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风来了，雨来了，谢先生抱着心来了。风来了，雨来了，韩先生抱着心来了”（引自《长编》第221页），令人不禁联想起陶行知先生那幅著名的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长编》采集了晓庄老学子们对当年学校生活回忆，使读者如临其境，似乎“生活教育”就在自己面前。撰者在记述育才学校创校过程和学校生活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增加了《长编》的可读性，对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进行了真实、生动的解读。
                                   三
伟大与平凡
陶行知先生所指出：“中国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注2，载《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295页）
他所怀有的抱负与理想“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他的理论学说所具有价值和意义，“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行知语）。准确地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在这本《长编》中，记述了陶行知在陪都重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大量事实，涉及到许多知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其中有一段著名作家胡凤回忆：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面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现在能记起的，只是由于当时正是蒋介石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前，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鼓励团结、进步，坚持抗战的信心，反对分裂、倒退、投降的危机。（引自《长编》第540页）
陶行知在《备忘录》中记载
12月13日，为营救杜重远，致函冯玉祥，请速发电报给盛世才。（引自《长编》第550页）
某日，陶行知观看话剧《刑》后，静思国事，记录思考内容如下：
    国事静思：定于一，实行民主者能一之；庖丁解牛，治国如烹小鲜；毋令人跳出生存圈。善用二者用二以创造，不善用二者两败俱伤。定于一，动于二，不愿在一块，反而在一块，愿意在一块，反而不在一块。这里可以颓废，可以创造。两方都拉不稳，而日本稳了，这不是为敌人创造机会吗？（引自《长编》第553页）
陶行知被誉为“大众诗人”，他对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解读，以下记载：
    11月20日，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两个感想：“1.愿意在一块的人，偏偏分离，不得不分离；2.不愿意在一块的人，偏偏在一块，不得不在一块。1与2演出千变万化之悲欢离合而创造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引自《长编》第547页）
    在许多记述陶行知先生生平的传记作品中，很少读到类似上述内容的引述。这本《长编》以大量翔实资料，从多种角度反映出陶行知先生在历史风云中处境和平日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反映出撰者的深邃的思考和开阔视野，以及收集、使用资料、素材的功力。
    引述陶行知的好友、教育家陈鹤琴一段文字：
    40年前，我同尚仲衣先生谈论到近百年来的中外教育家。我说，陶先生要算伟大的教育家中的一个，尚先生听了愕然说：“你们这个话不会过分吗？”我说：“你不相信，我们就来讨论讨论看。”那时候，我便举出了很多事例来跟他讨论。时过数十年，如今陶先生和尚仲衣先生都已与我们长辞了！“盖棺论定”，今天我更可肯定地说：“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03页）
                                                         2013年6月2日
本文将刊载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9月

陈鹤琴原著，陈秀云、柯小卫编选     《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第一辑共4册，包括《活教育》、《幼稚教育》、《儿童心理》、《小学教育》，近日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虞永平教授作序。以下是本书各册导读。
                                            活教育
“活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精华，也是他经过长期研究、实践总结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具有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系统、完整、呈现体系化特征的基础教育理论。由于“活教育”理论产生的背景正处于“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光明的大时代”，造就“富有国家民族意识的新国民”成为教育家们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活教育”从诞生之时就被赋予“成熟为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符合民族精神的完善的教育制度”期待。陈鹤琴写道：“但是严格的说，一般的教育，仍多半是移植欧美各国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方法制度。这种方法制度，有时未尽适合于我们本国的国情与需要，所以我们应当另辟蹊径，从事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之探求。”（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由此，“活教育”理论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应时而生，不仅是中国教育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的新教育实验，也是一项创造。为使读者全面了解“活教育”理论内容，我们将著名教育家张文郁先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一文作为本书的“绪论”，该文发表于1948年，对于“活教育”的源流与内容进行系统、详尽的介绍，帮助读者理解、领会这一理论中的内涵、原理、作用，对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与境界、改善教学教育方法、提高教师素质具有极大裨益。
本书分三部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本部分集中了“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各篇文章选编自上世纪40年代印行的《活教育》杂志和不同版次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活教育的教学原则》、《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等单行本。
   “活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被陈鹤琴认为是“中国教育唯一的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他将“做现代中国人”定义为：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服务。1948年，陈鹤琴将这五项条件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调整为：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服务的精神；第四个条件是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个条件是要有世界的眼光。
    对于“要有健全的身体”，他认为“惟其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担负起现代中国与世界给予我们的任务”。“要有创造的能力”，则要从儿童时期培养起，儿童是喜欢创造，并有创造的能力的；而训练的方法是“从做中学”，做中求创造。“要有服务的精神”，“如果我们只有知识和技能却不能服务于社会，只知自私自利，就失去了教育的目的”。“要有合作的态度”，改变的落后社会现实与“一盘散沙”国民性。“要有世界的眼光”，因为“生活在今日世界的一个中国人，他除了要过国家的生活以外，同时还要过世界的生活。他不仅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他还要了解世界的潮流。他不仅要为中国的民主独立而独立，他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所以活教育要求进一步做世界人，现代世界人。”而“做世界人”的主要条件：“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陈鹤琴《活教育的目的论》）。由此可见，“活教育”的目的是改造国家、改造“人”，推动社会进步。
与许多现代教育家一样，陈鹤琴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改进生活，充实生活；教育的本身是一种生活，而生活的本身也是一种教育。人在教育中生长，这一生长一方面是指个人道德行为、智力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指整个人类向更高的道德和文化生活发展。”（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
    “活教育”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其意义在于改变人们对于教育的错误观念，培养儿童直接去接触各种“活”的知识，鼓励儿童积极的研究精神，“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活教育”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具体的方式：注重分组集体教学，互教互学。陈鹤琴的解释：“活教育的教学也并不注重过去班级教学的课程，而着重于室外的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物作研究对象，以书籍作辅助参考。”陈鹤琴的大量教学实践是以活动的形式在“做”中完成的。（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他提出的教学步骤：（一）实验观察；（二）阅读参考；（三）发表创作；（四）批评研究
“五指活动实施大纲”是“活教育”实验的主要内容，原理是“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陈鹤琴曾提出“整个的教育”概念，他认为，因为生活是完整的，所以教育也要完整。“五指”是指儿童生活中的五个方面：健康生活；社会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文学生活，如同人的手掌上的五指，相互联系。在陈鹤琴的心目中，教育的目的不仅造就读书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健全的现代中国人。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又被称为“十七条教学原则”，曾分别在《活教育》月刊刊发，在最早提出的十条原则的基础上（1942年），于1948年汇编成集时扩充为十五条原则，后又增加至十七条原则。陈鹤琴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其目的在于“使得做教师的、做家长的读了，都能了解，都能应用，并供同人研讨。”（陈鹤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陈鹤琴教育论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将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用流利生动的文字和通俗易懂道理表述、解释，力求使更多人们可以了解、使用。“十七条教学原则”是陈鹤琴长期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心得，使“活教育”学说直接应用于教学过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使得做教师的做家长的读了，都能了解都能应用。”
《训育的基本问题》是“活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体现陈鹤琴的学校训育思想。在他看来，训育是一个培养、教育和心理成长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规则、自觉、自动的过程，更是师生在学校中共同生活、共同研究、共同学做人的过程。
                                              二
     本部分各篇文章追溯形成“活教育”理论的各方面因素，从而体现“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科学性、进步性。
    上世纪初，新教育思想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引进西方教育学说和方法，积极开展各种教材、教法、课程等方面的改革试验，力图从教育制度、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开拓符合国情和儿童成长规律的现代教育发展模式。
   陈鹤琴在《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别》一文中指出：“旧式的教育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式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偏重社会而忽略儿童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注重儿童而兼顾社会的。”（陈鹤琴《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别》）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以人为本”价值观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儿童不再被仅当作是成人的附属或穿着长衫、马褂的“小人”，其自身的价值、欲望、需求、创造能力开始被人们重视，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型“儿童观”和“活的教育”。
   可以说，“活教育”来源于“活的教育”，陈鹤琴于1940年在江西办学之初曾发表《什么叫做“活的教育”》一文，他将这篇文章称为“活教育运动的先声”，以后又将其收入《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一书中，从而成为“活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写道：“什么是‘活的教育’？简单地说一句，就是‘不是死的教育’。书本主义就是死的教育。”他将中国的教育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进行对比，深感在世界新教育潮流中，中国的教育停滞、落后了。他不无期待地写道：“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去，开发未来。”（陈鹤琴《什么叫做“活的教育”》）
   本部分中所收录《八个学术顾问》和《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两篇，意在体现“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学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学说之间的联系。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教育实践对陈鹤琴的办学实践与“活教育”学说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1940年他在前往江西办学之前，曾到重庆参观育才学校，他为陶行知在艰苦环境下办学的精神所感动，将“八个顾问”作为一种有效学习方法推荐给广大青年。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标志性人物，他创办的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在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用陈鹤琴的话来说：“杜威创办实验学校，是准备以他们的努力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积弊的。其实，杜威实验学校的成就，不仅是在教育的实际方面给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以睿智的指示，而且在哲学上、心理学上以及社会学上，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留给后人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
                                               三
    陈鹤琴在回顾“活教育”历程时写道：“我们觉得过去的旧教育，在我们的国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外患下，要挽救危亡，必须彻底改革教育”。本辑中《一个活的林间学校产生了》、《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松林中新生的幼师》等篇真实地记录下陈鹤琴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反映“活教育”学说产生的背景，感受到教育家坚定的信念与意志、科学精神和办学热情。
   在建校过程中，陈鹤琴率领师生亲自动手、盖屋建舍、拓荒筑路，终于在荒山上开辟出美丽的校园。“幼师”校歌唱道：“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松林中响的是波涛来去，山谷间流的是泉水清漪。放鹤亭、鸣琴馆是我们的新伴侣，更有那古塔斜阳、武山晚翠，陶冶我们的真性灵，……”
   当年，“幼师”及“幼专”校训：“活的教育”，包括（1）发展学生个性，引导体格健康，鼓励创造能力，培养合作、坚忍和热心为公众服务的精神；（2）从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中获得第一手知识和经验；（3）使用“做中学”办法，开设多门应用课程。校徽是一头小狮子。
   1944年5月，因日军南侵，江西告急，陈鹤琴带领幼师、幼专共200多名师生离开学校所在地泰和，先转移至赣州，数月后继续向位于赣闽交界的广昌撤退，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艰险，终于抵达目的地。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奉命回沪接管学校，他在给留在江西的幼师、幼专师生写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拖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
    1945年11月，陈鹤琴在上海创办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女子师范学校），办学宗旨：“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1）锻炼强健身体；（2）陶冶道德品格；（3）培养民族文化；（4）充实科学知能；（5）养成勤劳习惯；（6）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7）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
1947年《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在复刊词中提出，要继续推行活教育，批判传统教育，为建设中国新教育而努力。他满怀期待地写道：
我们同学应自许是中国幼稚教育的播种者。
我们的同学应自信是活教育运动的开拓者。
我们的同学应自勉着永远做一个教育工作者。

                                             幼稚教育
    陈鹤琴（1892～1982），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上世纪2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观察、研究和国外教育发展新趋势，开展了大量研究、实验。由陈鹤琴等人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幼教理论、实践，在几十年间被人们公认为教育“经典”和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标志；更由于其所具有的科学特质，揭示了儿童生长的规律，总结出一整套完整理论体系，包括幼稚教育原理、教育目标、教学原则及课程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前教育学说。直到现在，这些学说、思想仍焕发着生命力，对于当前学前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思路，值得学前教育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分为三部分：（一）幼稚教育的基本原理；（二）幼稚园的课程与方法；（三）幼稚园的管理，各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现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本部分《幼稚教育的基本原理》中，包括《为什么要办幼稚园》、《幼稚教育之目标》、《幼稚教育之原则》、《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我们的主张》共六节，其中前四节内容选自陈鹤琴于1926年在安徽省教育厅举办的暑期学校讲授幼稚教育课程的《幼稚教育》讲稿；后两节内容中《幼稚教育之新趋势》，反映出世界新教育潮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我们的主张》则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现代幼教发展纲领与方向的宣言。
  《幼稚教育》集中体现陈鹤琴早期学前教育学说与思想，其中《为什么要办幼稚园》一节开宗明义：“幼稚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它的对象早于学龄儿童。它的功用，正如培植苗木，实在关系于儿童终身的事业与幸福，推而广之，关系于国家社会。”（陈鹤琴《幼稚教育》，见本书  页）。他对幼稚教育期内（4～6岁）的儿童特点归纳内（1）好群；（2）好玩；（3）可教。幼稚教育是一门科学，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密切相关。幼稚教育的目的：（1）做怎样的人；（2）应该有怎样的身体；（3）应该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4）怎样培养情绪。其中培养儿童的品德与“做人习惯”，不但包括道德，还通过日常生活和游戏、运动的方式训练儿童养成各种达到强健体格的习惯。对于“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陈鹤琴提出了具体标准：（1）有研究的态度；（2）有充分的知识；（3）有表意的能力。而对于培养儿童的情绪，他认为，幼稚园至少应该从三方面来培养儿童：（1）欣赏；（2）快乐；（3）打消惧怕。关于儿童的“需要”，陈鹤琴的观点很明确，即“发展个性”。儿童应该具有怎样的“个性”，以及培养儿童“个性”的途径与方式，他概括为三项：（1）身体；（2）智力；（3）德性。对于幼稚园而言，提供“使儿童眼之所见，手足之所接触，耳之所闻”良好环境，同时为培养“德性”的目的，为儿童提供适宜的群体，培养将来做现代公民的基础，则是包括幼稚园在内的学前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陈鹤琴说过一句话：“总之，幼稚教育之关系甚大，所以需慎重办理。以儿童个人而论，这步教育不善，终身受影响，就是改正过来，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陈鹤琴《幼稚教育》）
在《幼稚教育之原则》一节中，陈鹤琴提出，幼稚教育“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他将幼稚教育的原则概括为：（1）丰富儿童的经验；（2）有用的动作；（3）完美的环境；（4）检查体格及智力；（5）与家庭合作；（6）游戏化的教学法；（7）暗示性的教学法；（8）精密的辅导；（9）充分的预备；（10）美术思想；（11）医药常识；（12）和蔼可亲；（13）公允的态度。（陈鹤琴《幼稚教育》，见本书  页）从中体现出陈鹤琴对于幼稚园的办园方针以及教学法、教材标准的具体阐释。
   他提出：“所有玩具，不必仿照哪一个外国大教育家的第几种‘恩物’去做，只要把普通家庭和社会所有的玩具、用具改良仿照，也就够用了”；他还提出选择幼稚园教材的原则：（1）合于本国国情的；（2）能促进思想发展的；（3）合于卫生。他针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幼稚园的“外国化”倾向，陈鹤琴对福禄培尔学说中“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环绕在教师周围，如同母鸡带着小鸡”和蒙台梭利的“自动”学说都提出了质疑，对于后者，他评价道：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确实是好现象。“但是往往流于放任，让学生自由乱动，这是最不经济的。非但教学上无效果，并且容易养成坏习惯。”（陈鹤琴《幼稚教育》）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与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幼稚园非有个别辅导不可”。
   《幼稚园的课程》反映陈鹤琴教育学说中，重视儿童生活中的“直接经验”特点，“用适应目前生活需要的方法，去达到将来生活中必会出现的事情”，以及“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即“以生活为中心”，其目的在于通过培养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富于弹性的课程”与“所有的课程允许重编”体现陈鹤琴对于教材应适应儿童个性和本地社会自然情形的主张。
                                                    二
   本部分《幼稚园的课程与方法》内容来自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教学实验，
以及各项课程的教学方法。众所周知，南京鼓楼幼稚园是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幼稚教育的开端。
    陈鹤琴写道：
   在我们开办鼓楼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就抱着几个主张：（一）在原则方面：（1）幼稚园的教育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3）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二）在课程方面：（1）幼稚园的课程要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凡是儿童能够学而又应当学的，都应当教他；（2）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三）在教学方面：（1）要注意儿童的健康；（2）要是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3）要特别注重音乐教育；（4）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5）要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陈鹤琴《<鼓楼幼稚园十周年纪念刊》>序言）
   《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试验概况》记录了陈鹤琴和他的学生张宗麟等人于1925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教学试验过程，包括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幼稚园的教学法、儿童的习惯、设备与儿童玩具等内容，从而了解并感受到陈鹤琴早期教育实践的理念和追求。在幼稚园的课程方面，陈鹤琴等人以实际生活中的自然、社会内容为课程的中心，采用“读法教学法”，并以“自然科”为中心来编制课程，将课程连成一片，倡导“整个教学法”，采取游戏、随地施教与采用教科书等多种方法，“活”教“活”学。在儿童的习惯方面，拟定《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共计185条，用量化标准，考查儿童在幼稚园养成良好习惯的程度，体现“做人”要从培养良好生活开始，“从小教起，从小教好”思想。在设备与儿童玩具方面，陈鹤琴等人提出的5项目标：（1）省钱的；（2）与当地社会情形相近似的；（3）用本国货；（4）合于儿童心理；（5）合于教育原理，其中他将后两项称为“根本出发点”。在今后之计划有两项内容，其一幼稚师范，“我国幼稚师范教育所以完全落入外人之手的原因是师资缺乏。”他提出“师范教育不应该请外人代办”，将幼稚师范与幼稚园的关系比喻为“好像母亲和孩子站在一块儿”；其二“计划办最普遍设立的幼稚园”，即“怎样能最经济？怎样可以用极少的金钱，办极好的幼稚园”。这使人想起一段往事，1948年陈鹤琴在上海幼专授课评价一位学生的作业时说道：“我们办幼稚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让全国城乡幼稚园都能受到科学的启蒙教育。但你知道大田种麦需要麦种，这麦种从哪里来呢？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去买。但从外国买来的麦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吗？我办鼓楼幼稚园就是要为大田提供中国麦种这个目的。”（陆敏《麦种的故事》，载《我所知道的陈鹤琴》，金陵出版社，2012年1月，第305页）
    陈鹤琴、张宗麟等人在鼓楼幼稚园开展多项课程与教学法试验、实践，从《幼稚园的课程》一文中，人们发现这些试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不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改进、完善过程。当时，鼓楼幼稚园的课程、故事、教学法、教学法、幼稚生自己点名的方法等曾刊登在《儿童教育》杂志向社会进行推广。1929年由大学院（相当与教育部）颁发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是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结果为蓝本，其中规定：幼稚教育总目标为：（1）增进幼稚儿童应有的快乐和幸福；（2）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包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3）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从这一意义上说，鼓楼幼稚园是中国早期现代幼稚教育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
    本部分《幼稚园的管理》内容《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和《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节选）是陈鹤琴教育学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应用与发展。在《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陈鹤琴指出“教育上的环境，在教育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知道，儿童爱模仿，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毫无疑义，儿童从四周的环境中可以得到教育。因此，我们需要布置环境以充实儿童的生活环境。”（陈鹤琴《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在他的教育学说中，环境布置与讲故事、做游戏、艺术教育等一样，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爱美”和“爱自然”是儿童的天性，通过这些天性，可以培养儿童的情感、陶冶儿童性情和培养儿童爱科学爱劳动的优良品德。因此，幼儿园应在室内和室外为儿童营造两种环境，即“审美的环境”和“科学的环境”，使儿童时刻在“美”与“科学”的氛围中生活、工作，使心灵受到熏陶与感染。
在陈鹤琴看来，幼儿园就应该如福禄培尔所形容的那样，儿童生长的花园，不仅有花卉、草地和种植蔬菜的园圃，还有许多活泼的小动物。儿童好像花木，学校是他们的园地，而教师便是园丁。他曾这样描述：“因此，幼稚园需要布置一个科学的环境，尽可能地领导儿童栽培植物（花卉、菜蔬），布置园庭，从事浇水、除草、收获种子等工作，并饲养动物；经常指导儿童对于环绕着他们的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从园地的栽培管理、动物的饲养，以至日月星辰的变化，鸟雀鸣虫的歌声，通过儿童的双手和感官，使儿童对自然界的事物得到正确的认识，使儿童懂得自然界与自然现象的关系。”（陈鹤琴《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
《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一文不仅反映作为教育家的陈鹤琴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所怀有的信心；更体现他对新时期幼稚教育性质、责任、教学方式、教师素质的理解与要求。全篇共分：（一）政治思想方面；（二）业务修养方面；（三）教学技术方面；（四）优良品质方面，共计四大类，47项具体标准，本书限于篇幅原因，选编其中部分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实践经验，提出幼稚教育应适应时代、社会发生的变革，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培养儿童成为建设者和社会的主人。他对教师提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无论在日常生活上或各项教学活动中，要指导儿童从爱家庭、爱幼稚园扩大而至爱祖国、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要培养儿童有爱劳动的习惯，也惟有爱劳动才能体会劳动的伟大，才能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才能爱护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公共财物。因此希望每一个幼稚园教师在日常生活上、教学活动中能完成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国民公德的任务。”
（陈鹤琴《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
    在业务修养方面，陈鹤琴引用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的话：“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以强调教师的品行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好的幼稚园教师，一定要了解和精通自己的业务，如音乐、自然、故事、游戏、舞蹈、手工、图画等教学技能和各种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了解和保护儿童的健康，养成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发展儿童的各种活动动作、重视户外活动、给儿童充分的娱乐和游戏等内容仍然作为教师应关注的重点方面被详尽地列举出来。
   在教学技术方面，陈鹤琴将“活教育”学说应用于各项教学原则，使教师掌握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了解不同儿童在经验、个性、兴趣、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重视教育过程的细节，掌握儿童的情感，采取适合儿童身心成长的教学方式与教材，使教学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优良品质方面，陈鹤琴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对人和蔼可亲；对己不自私；对儿童要热爱、公平；对同事必须合作；对工作要有热情和创造性；对学问要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
                              


                                          儿童心理
   儿童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有系统的科学，也是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依据。在教育家看来，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
   陈鹤琴（1892～1982），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奠基人与开创者。他于1919年8月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南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他以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作为观察、实验对象，运用文字记录和摄影等方式，进行长达808天的连续追踪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1923年陈鹤琴在自己的住宅中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1924年，他根据儿子一鸣的观察研究，编成《儿童研究纲要》，作为东南大学及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讲稿。1925年，他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与姊妹著作《家庭教育》，通过对儿童个案的研究、实验，总结儿童身心成长规律，采取正确的施教方法；将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应用在儿童教育上，使儿童自身的本能和能力成为教育的素材与起点；同时，教育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从而担负起培养“现代人”，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本书包括三部分，先将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
                                                          一
    《儿童心理之研究》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史上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其可贵之处并不止于以儿子为观察、研究对象，对“一个儿童发展程序”作详尽记录；同时，在动作的发展、模仿、游戏、好奇心、惧怕、哭、言语等方面的产生原因、作用、意义和施教方法作了系统分析与阐述。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陈鹤琴得了一鸣这个“实验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
     1925年《儿童心理之研究》分上下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又数次再版，是一部被教育界公认的儿童心理学的权威性著作。全书共分24章，分别就儿童的生长过程；身体与动作的发展；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玩具；好奇心、惧怕、哭与动作的抑制；知识、学习、言语、美感、儿童绘画；道德问题、男女性的分别、特殊儿童；研究儿童的历史；研究两岁以内儿童之方法等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所涉及方面的现象、原理进行科学论证，并阐明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施教方法。如“儿童期”意义，陈鹤琴解释：“环境愈复杂，儿童期愈长，学习的机会愈多；学习的机会愈多，天赋的智力发展愈快，然后才可以适应复杂的环境。所以儿童期实在是预备适应环境的重要时期。”他还将儿童期的作用形容为“改进家庭、改进社会和促进文化的原动力。”又如，陈鹤琴对于“模仿”的研究，他写道：“儿童的善恶观念很薄弱，所以他不能选择事物去模仿的。比方他看见父亲吐痰，他也要吐；看见父亲吃烟，他也要吃。”再如“暗示”在教育上的应用。陈鹤琴认为：“关于良好举动、习惯风俗等，我们都可以利用暗示来养成的。”同时，“暗示”也会带来不良影响，陈鹤琴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13岁的儿童在影戏中看到了做贼的方法，某天晚上把糖果店的门锁撬开，偷了8块钱的糖果。后被侦探捕捉，审得偷窃的行为，是从某影戏院看戏所学来的。”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里，有“勤有功，嬉无益”说法。陈鹤琴却认为：“儿童好游戏是天然的倾向。近世教育利用这种活泼的动作，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他将游戏的价值归纳为：（一）发展身体；（二）培养高尚道德；（三）能使脑筋锐敏；（四）为休息之灵丹。
    关于游戏与年龄的关系，陈鹤琴指出：“幼年人所好，未必青年人之所喜。老年人所爱的，未必儿童之所好。人生一期有一期之游戏。”陈鹤琴在办学过程中，同时亲自设计儿童玩具、教具；他将“游戏”作为幼稚教育的主要方式；他还曾提出“游戏性的教育”概念，可以利用游戏来支配儿童的动作，来养成儿童的习惯。
    在陈鹤琴看来，“儿童凡对于一切新的东西就生出好奇心，一好奇就要与新的东西相接近，一接近那就略晓得这个东西的性质了。”他的结论“好问心这件事，在儿童方面是为启迪知识的关键；从儿童的父母和教师方面，是为施教的钥匙。”
    在这本著作中，陈鹤琴还归纳了发展儿童思想的教育方法：（1）儿童自己能思想到的，你切不可代他思想；（2）使儿童得到充分的思想机会，可以特意设置种种新动静、新问题，叫儿童来适应、来解决；（3）使儿童得到丰富的经验，经验是思想之根本。（4）教儿童善用言语文字以及学习种种美术。言语是思想的利器。（5）改正儿童谬误的思想。对于怎样训练儿童的道德，陈鹤琴提出的原则：父母要以身作则；不要任意摧残儿童的动作，施行种种消极性的束缚；利用故事以暗示儿童的动作；利用暗示；实地教导。
由于本丛书的体例与篇幅与所限，我们只能选编《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为了保持书中各章内容的连贯性，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将各章节内容进行排序，同时对于个别文字、标点和注释予以润色、修订，以方便读者阅读。特将原书目录附后，供读者参阅。
                                                       二
    《儿童心理学》是陈鹤琴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期间，于1952年在“南师”幼教系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在这篇讲稿一开始，陈鹤琴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因为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是间接的知识，它是别人的经验，而非自己所有的经验，并非直接获得的知识。间接的知识，别人的经验，我们固然要学，但是单凭读书看书所得到的知识与理论，往往是不够的。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我们还应当直接地去调查，去观察与实验，用事实来验证理论，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见本书  页）
在陈鹤琴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中，将幼儿的生长阶段分为新生儿期（新生）、乳儿期（新生后到1岁左右）、步儿期（1岁左右到3岁半左右）、幼儿期（3岁半左右到6岁左右），各时期幼儿的生理、心理、动作、情绪等呈现不同特征，根据幼儿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身心发展特征与规律，从动作的教育做起，采取正确的方法，培养幼儿具有良好身体和生活习惯，进行适合的教育，而不是过度的教育。这与西方教育家关于儿童年龄分期的教育理论相一致，也是这部《儿童心理学》讲义的价值所在。陈鹤琴根据这一理论，即幼儿各时期的生理或能力发展情况，把幼稚园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乳儿组”，收受从出生到1岁左右尚未断乳的儿童；第二阶段“步儿组”，收受1岁半到3岁的儿童，这一时期的儿童从学步发展到独立步行；第三阶段“幼儿组”，收受3岁半到6岁的儿童。陈鹤琴有一段论述：“对于第一个阶段的儿童，我们应该注意他们的营养、卫生习惯、身体发育；对于第二阶段的儿童，我们应当培养他们的基本动作，发展他们的语言技能；对于第三个阶段的儿童，我们应当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发展他们的社交知识。”（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
   陈鹤琴认为：“有许多父母，深恐儿童爬行时会跌伤或是把衣服弄脏，便禁止儿童爬行。哪知道爬行是儿童学习行走的最好练习机会，儿童可以因爬行而使背肌充分地发展。禁止儿童爬行，无异于剥夺儿童学习行走的机会。父母的这种态度，首先必须改变。”。
   作为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对于儿童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这使人想起陶行知先生在《家庭教育》序言中对陈鹤琴的评价：“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陈鹤琴建议父母：“在乳儿开始学习走路时，鞋袜的大小、质料，都要细心研究。尤其是鞋子，对于儿童走路的姿势与足的发育，影响更大。”对于儿童学习言语，陈鹤琴的忠告：“关于言语教育，首先要紧的是使儿童把学习言语作为游戏一般乐于接受。许多父母往往深恐儿童言语发展得太迟，有碍于做父母的面子，于是每有拔苗助长的企图，勉强儿童学习说话，致使儿童对于言语发生了厌恶恐惧的心理。如此，不但无益于儿童的言语发展，反而阻塞了发展道路，这是成人们切忌之一。”在教育儿童的方面，有一些儿童从小没有养成好的身体、品德和生活习惯，不是儿童的过失，而是父母的过失，其中也包括父母对儿童生理、心理发展原理的不了解，使得“儿童观”与“教育观”不正确。
   如何看待儿童“饶舌”、“多问”现象，陈鹤琴道出了原委：“儿童要向外来求解释，他不以自己想象为满足，他要直接去考察事物的发展；他要借助成人的知识，借助语言的交流，以获得解释。这样强烈的倾向，构成了儿童的好问。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
   与很多将心理学与教育实践隔成鸿沟的现象不同，陈鹤琴的教育学说与实践始终与心理学研究密切相关，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基础；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心理学使教育学变得“妙趣横生”。如果所有的教师和家长都能具备一些儿童心理学知识，对于儿童特质的认识、儿童观和对儿童的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将更加科学、准确；从而使全社会的儿童教育水平更加提高。儿童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从事儿童教育的人，不仅要热爱儿童，还要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各阶段的特点与规律。
重温陈鹤琴的教育法则：
第一．   以积极代替消极；
第二．   不姑息，不严厉；
第三．   让儿童使用自己的手脑；
第四．   让儿童自己有活动园地；
第五．   发展儿童的好问心；
第六．   父母、教师应以身作则。
                                                        三
    本书的第三部分收录陈鹤琴早期发表的儿童心理与儿童教育研究文章，包括《儿童心理研究及教育儿童之方法》（1921年）、《未达学龄的儿童之研究》（1926年）、《儿童的年龄》（1948年）。在《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一文中，陈鹤琴写道：“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都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儿童既然同成人一样，所以他亦应当穿成人的长衫马褂，不晓得长衫马褂于他的行动大生妨碍，并很违逆他的好动本性。至于叫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不得往外游戏，这是愈不对了。”陈鹤琴所描述的情形距现在已有90年，然而人们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尊重的程度、“儿童观”和对儿童成长的评价标准是否与时俱进？是不是做到了“爱儿童”、“为儿童”，确实值得人们反思。在现实中，人们经常遇到有悖儿童成长规律、压抑儿童的天性，甚至伤害儿童的现象，类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所谓“X妈”或“X爸”，以升学为唯一目的，使儿童不得不失去了宝贵的童年时光。我很感怀一句话：“让所有孩子享受童年”，试想一下，在各种社会压力和沉重课业负担面前，我们的孩子们幸福吗？
    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有二，一是将陈鹤琴先生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专门整理、出版，其中的研究过程与结论体现了教育的科学性、实践性；二是突出了陈鹤琴教育学说的应用性与实用性。我们期待更多教师、师范院校师生、广大年轻的家长，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儿童心理学感兴趣，了解自己的孩子或学生。
    有人说，儿童心理学是打开儿童心灵之门的钥匙。我们作为这本书的编者，热诚期待所有读者都能成为手握这把“金钥匙”的人。
                           
                                               小学教育
    在陈鹤琴教育理论体系中，小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小学教育是儿童教育的组成部分，更是由于：“小学教育是国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
   1928年，在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中，陈鹤琴出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在任职的11年中，先后创办7所小学、1所女子中学，以及4所工人夜校。他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吸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对办学宗旨、教师素质、设施设备、课程、教材、教法，以及艺术、体育教学等，开展广泛研究，发表许多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形成一整套具小学教育理论。本书集中了陈鹤琴先生关于小学教育原理、教学原则、教学法和教学纲要等论述，共分三部分，现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第一部分《小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集中反映陈鹤琴的小学教育学说，包括教育目的、学生观、教学观、教师观等。
   陈鹤琴明确提出：“爱国、爱人、爱学问”和“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当时，许多教育家认为，儿童的健康和公民训练是学校教育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在当时落后的社会中，一方面“弱肉强食”，国家受到外国的欺凌，另一方面，国民人心涣散，一些年轻人“只重个人发展，只顾个人的安乐、幸福，而对他人的安宁、利害不恤、不顾”。因此，教育家们从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和对于人类的同情心着手，造就健全的现代公民，被作为实现“教育救国”重要途径。
   陈鹤琴在《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一文中，列举了做一名好的教师所应具备的条件：
  （1）有慈母的性情；（2）怀疑的态度；（3）改造环境的精神；（4）要亲身去做。（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其中“怀疑的态度”和“改造环境的精神”，前者是说教材、教法要不断改进，顺势而为。陈鹤琴写道：“凡我教员们，一定要有怀疑的态度，研究的精神，以谋教材教法的改进，然后教育才有进步的希望。”后者是说教师的精神，尤其在“经费竭蹶的中国教育界里，尤其是在设备不完全的小学校里，改造环境的精神，是优良的小学教师一定要有的。”（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他要求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他要求学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主张“活的教育”。
    他还有一个观点，儿童期的教育应该连贯、完整，幼稚教育与小学教育应该沟通、衔接，他提出“要把小学一年级与幼稚园沟通，并且希望二年级与幼稚园也要打通。”（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他提出，小学一年级，甚至二年级应“幼稚园化”，而“幼稚园化”与“小学化”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采用以游戏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他相信，“教育最根本的基础是在于儿童活动的能力”。（杜威语）
    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鹤琴前往欧洲13国考察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对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特殊学校和职业学校进行了深入了解。他的印象：（一）欧洲各国的学校很注意健康教育；（二）各国的教育注重“做”，注意培养儿童动手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三）各国的教育都很普及；（四）教师的教法好。（陈鹤琴《欧洲各国小学教育新趋势》），
    在著名的德克乐利学校，他对新教育有了直接感受：“将儿童放在适当的环境里去发展他的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去求知识，去求技能，去做人。”（《参观德克乐利学校报告》）在欧洲，他接触了许多著名教育家，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使他坚定了用教育促进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对于他后来形成“活教育”理论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教育界曾开展“小学生应该读经”的讨论。陈鹤琴认为，有人提倡让小学生读经，采取生吞活剥的方式，不顾小学生能否了解其中内容的做法是一种“反刍式的教育”。他提出，学校里如果要教授经书，可以改编成明白浅显、饶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
   由陈鹤琴与陈选善主编《小学自然故事》和《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各40册，曾在社会上广受好评。前者力求“引起学生的研究动机”、“灌输学生科学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思考力”（参见陈鹤琴《<小学自然故事>编辑大意》）；后者的编辑目的：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研究，指导我们做人立国的方针，激发民族意识，推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为所有儿童的，不分其性别、智力、体格和社会地位。
   教育是为了全人类的道德、体格和智力的发展。
                                                  二
    第二部分《小学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包括教学原则、各科教学法等内容。
   陈鹤琴提出的小学教学原则，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强调亲身感受与实践。他认为，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与教法。他十分关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大者如阅读法的指导，小到教室里的环境布置、废纸篓的摆放。在《小学低年级常识教学纲要经过》一文中，体现他的“设计教学”和“单元教学”思路，启发学生亲自动手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将常识科与各科充分地联络，连成一体。
在教学法方面，陈鹤琴十分重视“读法”在小学课程中的位置，所谓“读法”，即“阅读”，他指出：“一个阅读能力薄弱的小孩子，在各种功课上就不容易有相当的进步。所以能够教儿童多看书，喜欢看书，看相当的书，是教师最重要的责任。”他从小学生在阅读时的眼动问题入手，对怎样提高儿童阅读能力进行研究，结论是“对于阅读能力薄弱的儿童，我们最好给他看很容易的书，教他看得快，使他养成适当的眼动习惯。”他还提出，“凡儿童遇到‘难字’的时候，不论儿童的领袖或儿童的父母，应当立即替他纠正，不要随儿童任意尝试，以免先入为主的弊病。”（陈鹤琴《文纳特卡制中的读法》）
   据亲历者回忆，当年陈鹤琴经常亲自到各校视察，与校长、教师一道研究、解决学校管理和教学上的各种问题；他还定期组织各校校长和教师相互交流教学经验；教师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向他反映学校情况。每有新教师入职，他都会亲自谈话。他所创办的各校都以教学水平高、师资优秀、设备完善闻名沪上。
                                                 三
    第三部分《小学的训育》。陈鹤琴认为，儿童的训育不仅是知识问题，而且是行为问题。
   在学校训育（即德育）上，陈鹤琴提出的观念：“不应当用消极的方法来取缔学生的行动，应当用积极的方法去鼓励他们教导他们。”（陈鹤琴《儿童的训育应该怎样实施的》）他举例：“欧美学校先生对于教育学生，很少用‘不要’（don’t）”或‘不许’，而以‘做’来代替。在他看来不应用消极或取缔的办法对待学生的过失，“应当用积极的办法去鼓励他们教导他们” （参见陈鹤琴《怎样矫正学生的过失》）直到几十年后，许多教育界人士仍持这样的观点。他举了英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为例：“英国的立国精神是在运动场上培养的”，说明“运动能培养道德”道理。
   他认为，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必须要有一定限度，一方面要正面教育，包括“教儿童明了规则的意义”，“使儿童了解规则是公共应守的纪律”；另一方面不能对儿童的身体、人格、学习、名誉造成伤害或妨碍。
陈鹤琴的一句名言：“训育难于教育，人格重于知识。”
                                                  四
     第四部分《小学教育研究》包括《课椅课桌之研究》、《小学标准课桌椅》、《儿童的姿势》、《现代课本编排的新趋势》等。他认为，课椅课桌、儿童的姿势、学校环境、教室、校舍等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身心成长产生影响。
    陈鹤琴对于课椅课桌的研究，与他的一段经历相关。1919年8月他结束了留学生活返回上海，当他搭乘的邮轮在黄浦江中缓缓前行，他看到江岸上的人们驮着背、拖着脚跟一步一步地沿着江边走。当时，他有一种感想油然而生：“我国人为什么这么多人驼背呢？”，驼背是身体孱弱的表现，反映出我们国家在教育和体育等方面的落后现实。在他的研究中，驼背的原因有四：缺少运动；以驼背为谦虚地表示；桌椅不合标准；坐立没有姿势。（陈鹤琴《小学标准课桌椅》）因为，“课桌椅适度了，排列得合适了，对于儿童的健康和教学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据亲历者回忆，在陈鹤琴创建的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现为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三层大楼近20个教室，全部一面采光，宽敞明亮。课桌椅是根据低、中、高身材配套特制的。陈鹤琴曾亲自参与了校舍与课桌椅的设计。
    在教室的布局方面，陈鹤琴将旧式的课桌椅排列法，称为“只适于呆板的讲演式的教学法，换句话说，只适于注入式的死教学。”他在研究一种既可以使“学生可和教师发生关系，也可以和别的学生发生关系”，有利于学生自由讨论、自由研究的新的排列法。（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
   在学生管理方面，陈鹤琴主张要有教室常规，教师与学生之间要相互尊重；教室的秩序要靠培养学生自动能力来形成。在教师给学生自由发表机会之前，“先要训练他们懂礼貌，就是在人家说话没有完毕之前，不可以随便插嘴，也不可以和别的同学争先发言，把教师闹得乱嘈嘈的，这一点很重要”。（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
在课本选材方面，他提出“现实化”、“科学化”、“专门化”概念。他认为，课本应取材于现实生活，成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良好指导者；课本上的知识应帮助培养儿童学习“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与此同时，课本内容应是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惟有如此，课本才能成为儿童重视而可靠的顾问。”（陈鹤琴《现代课本编排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