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学科之中文学科：传统深厚 路向开阔

jssh365

名家谈学科之中文学科：传统深厚 路向开阔

温儒敏

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郭俊玲摄

复旦大学中文系一景 刘 畅摄

中山大学中文系 资料图片

最新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估排名（部分）

    提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常简称“中文学科”），一般人并不陌生，甚至还多少“插得上嘴”。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文学”，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中文学科”是社会影响面很广的传统学科，也是对大学人文教育起着“引擎”作用的基础学科。当今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以及部分专科性大学，都设有“中文学科”。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之母，那么“语言文学”在整个文科中也处于类似的“领头羊”地位。

学科的源流与现状

    “中文学科”渊源悠久，从先秦到晚清，传统教育基本上就以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除了熟读经史子集，就是课习诗赋或文章技巧，培养的主要是文人。传统的学术并不像现在这样细分学科，文史哲各自分科，是现代教育的产物。清末始建现代的大学，设立“中国文学门”（后来又称“国文系”），“中文学科”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文学科”逐渐成型，整体上仍承袭传统朴学，注重考据、校勘、注疏，稍后又引入科学实证方法，力求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中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大幅提升。教学则强调“博学而知文学源流”，文学史研究成为重头戏。这时期的“中文学科”偏于精英教育，培养出许多文科和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苏联影响，强调专业化教育，文史哲分科愈加明显，中文系内部也逐步形成了“文学”“语言”和“古典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强调厚今薄古，但“古”字号的语言文学研究仍为主轴，而又增添了一些新兴的学科分支，如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等等，研究领域拓宽，与现实的联系加强了，学科的体制也得以完善。经“文革”劫难之后，1980年代学科复苏，“中文学科”异常活跃，一时几成“显学”；各学科分支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成绩斐然，但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格局仍不脱原有框架。
    比较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最近这十多年。面对新形势和时代要求，“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有大的调整。本科培养由专业化往通识方面转，多数大学的中文系不再分专业，有的就融合成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定位则转而培养有较高语言、文学素养，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只有少数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仍然保持有三个专业的分野，但也力图打通彼此界限；本科侧重通识，加一点专业训练；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再细分专业方向，招生甚至要落实到二级学科下属的某个分支。无论研究生培养还是学术研究，仍然呈现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向，其中利弊尚待厘析。

学科的研究范围、分支与课程设置

    “中文学科”是涉及面很宽的一级学科，通常下设7个二级学科。由于各个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条件不同，学科设置的情况会有些差别，但课程安排则大同小异，主要“异”在二级学科。这里略作介绍。
    “文学”专业方向有3个二级学科，即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习古今文学理论和文学源流，评论重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梳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跟踪当代文学现状；当然，也会涉及文学批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等等。文学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因此通过文化现象分析去研究文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社会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对话”，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的重视。
    “语言”专业方向也有3个二级学科，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学。因为语言学研究对象不限于汉语，涉及面又很广，现在已经从“中文学科”中独立出来，“升格”为一级学科，叫“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有的大学专门成立了语言学系。不过考虑到学科的历史状况以及教学的便利，多数大学的中文系仍然维持文学和语言“不分家”，因此语言专业就改为下设1个二级学科“汉语语言学”（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和1个一级学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言”专业方向致力于探索汉语古今演变过程，梳理语音、语法、语用等现象以及以语言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语言规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这些年对外汉语也逐渐成为一个学科分支。另外，和数学及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计算语言学也成为“新宠”。
    “古典文献”专业方向只有1个二级学科，就是古典文献，主要研习古籍整理方法，通常要涉及版本、目录、音韵、训诂等学科分支。古代典籍校勘、古代经典阐释、古文字、中国文化史、国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古典文献”学科的人才紧缺，一些大学中文系开不出这方面的课，或者只开“中文工具书”等普及性的课。如今“国学”很热，一些大学专门成立国学研究院，或开设国学班，好处是打通，但研习的范围过于广泛，也可能专深不足。
    如今多数大学的“中文学科”都依照二级学科开设7门基础课，要求一二年级本科生必修。到了二三年级，逐步增加专业选修课。还有些学校（通常是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会开设某些跨学科或者应用性的课程，诸如新闻出版、影视、文秘、写作等。学生也就在修课、读书和研究中发现各自的兴趣或所长，在高年级选读文学、语言或文献的专业课程，为毕业论文或者读研究生做准备。到硕士、博士培养阶段，多数大学的“中文学科”都依照几个二级学科来招生和分科教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也大都归属某个二级学科。

从三个“需要”看中文学科的功能与前景

    最近十多年，“中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都在变革，总的趋向是要适应和满足新的时代需要，提升学科发展的活力。我们可以从满足三个“需要”的角度，去理解“中文学科”所追求的功能、价值和意义。
    一是继承传统的需要。母语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母语，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而一般常说的“国学”，即传统之学，其一部分核心内容，就是现在“中文学科”研习的对象。比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都是了解和承续优秀传统文化所必需的学问。现在强调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把传统文化有哪些“宝藏”弄清楚。但现在有能力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才非常短缺。开展《儒藏》等大型古籍整理，要招收博士生，生源都很困难。“中文学科”是培养“读书种子”的，在承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建设社会精神文化方面负有重要使命。
    二是“语言生活”和“文学生活”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促进了社会“语言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巨大变化，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文学选择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汉语研究为中心的语言规范、语言战略、语言经济、对外汉语以及计算机语言学，等等，许多前沿课题也都陆续进入“中文学科”的视野。
    三是语文教育的需要。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以及文学审美的能力，都是现代公民基本的能力。所以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语文”学习持续的要求，一些大学仍然开设“大学语文”，在中小学，“语文”则始终是一门主课。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饱受诟病，也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往往都归咎于应试教育，其实教师的素质与普遍的业务水平也堪忧。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必须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社会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语文教育。
    从三个“满足需要”来看，“中文学科”的确是学术资源丰厚、潜力巨大，前景可观的学科。

现状：正走出“低谷”，回复常态

    “中文学科”有过“辉煌”的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闸门开启，人文学科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那时胸怀理想的“文青”特别多，考大学读中文系成为不少人的首选。但时过境迁，社会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多学生希望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或者追求可能更有“实利”的专业。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浪潮到来，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学科”一度风光不再，甚至陷入窘迫，门庭冷落。学科的命运难免受时代潮流的左右，而学科的生命力也往往取决于其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文学科”已明显从“低谷”中走出，正峰回路转，回复常态。
    “中文学科”回复常态，是可喜的变化。社会开始质疑和告别单纯的“GDP崇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烈意识到精神文明重建的迫切与紧要，对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中文学科”，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期待与投入。如今有很多行业都期盼接纳中文人才。比如文学、影视、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管理，等等，凡是需要“笔杆子”的行业，都很欢迎学中文的毕业生。即使从找工作的角度考虑，中文系毕业生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在不少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又成为生源最稳定的“吃香”的学科。
    “中文学科”回复常态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悄悄的变化。很多家庭“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选择专业也更加看重个性、爱好，希望所选的专业最好能成为自己将来的“志业”，而不只是为稻粱谋的“职业”。一般来说，对语言（特别是书面）表达比较敏感，比较有才情、有个性的人，不特别在乎物质享受的人，可能更愿意选择“中文学科”。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真正从“志趣”出发，选择了这个学科。

澄清几种对中文学科的“误读”

    尽管这样，社会上对“中文学科”仍然存在某些“误读”，每年高考后选择志愿时，对报考中文系也可能有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有人可能认为学中文“不实用”，不像某些专业有很实在的技艺。的确，因为是基础性的人文学科，知识覆盖面广，又特别讲究熏陶感受，所研习的东西不见得全都那么“实用”。比如研究李白杜甫，感受唐诗独有的魅力，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研究语言变化的规律，考证古文字，也很难转化为“银子”。“中文学科”的许多学问表面上看“不实用”，不一定能直接创造价值，但从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来看，从精神涵养所得来看，就不能不承认“中文学科”又有“无用之用，乃大用也”。
    还有些人想当然认为，学中文的就是舞文弄墨、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古诗文，有点儿寒酸味，与现实隔离。这也是对这个学科的不了解。“中文学科”很重视传统，固然要读古书，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但这是学问，在研习过程中使用现代的眼光与方法，能获得许多知识理趣，还可以丰富内心生活。这是很充实的事情，哪来“寒酸味”？“中文学科”本身就是“化育人”的学科，能边研习边涵养自己，一举两得，在当今浮躁的环境中，难得有这种精神“修炼”。何况除了古典，“中文学科”所研习的还有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等等，是中西古今汇通，与社会并不隔膜。“中文学科”并非一个脱离现实、暮气沉沉的地方，相反，中文系（文学院）往往是许多大学校园里思想最活跃的院系。中文系的通选课，也大都在大学里产生辐射性影响。
    “中文学科”最引人瞩目的常常是“文学”，那种认为中文系的课程“不实用”、比较“虚”的误解，也多指“文学”。其实“中文学科”可谓有虚有实，虚实兼济，不只有“文学”（且不说研究文学也并不能说就是“虚”的），还有很实在的“语言”和“古典文献”。“文献学”训练古籍阅读整理的能力，是要下“死功夫”的。能说这学问不“实”？语言学研究虽然归入人文学科，但它有一部分是讲求实证调查和科学分析的，比较接近理科。和传统的中文系不同，现今“中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拓展了，有一部分是跨学科或者文理结合的，往往处于科学研究的前沿，也能直接创造实用价值。目前有些大学的中文系部分学科招生，已经文理兼收了。喜欢理科的学生，在中文系也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还有些报考“中文学科”的学生，想象中文系就是作家的摇篮，往往带着“作家梦”来选择这一学科。这也有失偏颇。的确，中文系出过不少作家，但“中文学科”一般不把培养作家设定为教学目标。作家要有天赋，有生活，可遇不可求，不是学校能够刻意培养出来的。“中文学科”的定位是把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培养这方面有较高素养与能力的人才。社会需要作家毕竟极少数，但却需要大量“笔杆子”。进中文系即使当不成作家，起码应当也可以成为“笔杆子”。学中文的学生受过语言文学的基本训练，文字能力较强，从事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研究的适应性也较强，“后劲”较大。中文系培养的人才众多，发展的路向宽广，不只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
    当然，在当前比较实利化、浮泛的风气中，“中文学科”也还有困境，有弊病。比如学科分工过细，各自为营，产生许多学术泡沫；学生读书不多，写作不过关，缺少“文气”，没有文化传承的自觉，等等，都是需要改进的。
    记得多年前我写过一段话：“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这也许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中文学科”吧。
    （作者系北大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jssh365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敬爱的学兄、学姐；

　　 亲爱的学弟、学妹：

　　 院里让我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讲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我能够代表全院教师说的只有两句话，一是向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二是对各位系友表示热烈的欢迎！此外，为了不使同仁们感到“被代表”，我只能谈几点个人的感想。正是秋色潇洒，天气初肃的晚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南大文学院的百年华诞。今天的盛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最难得的是，大家济济一堂，却都有同样的身份标志，我们身上都打着中文学科的烙印。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到会的有三百多位南大文学院的历届系友，大家都曾在这里度过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大学时代的生活，肯定是人生中最珍贵、最温馨的一段回忆。因为它包含着追求真理的人生期盼，指点江山的慷慨激情，还有知心好友的初次相识，以及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而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性质为我们的青春岁月增添了浓郁的诗意，从而更加高尚纯洁，优雅美丽。我相信，即使系友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也始终忘不了那段岁月，始终对南大的美丽校园魂牵梦萦。我也相信各位系友今天在校园里重逢，一定会热烈地谈论当年在讲坛上的他或她，也会在心里默默思念同桌的你。

　　 各位系友！南大文学院曾是东南学术的重镇，并始终坚持“东南学术”的精神。“东南学术”具有理性、持重、稳健的学术品格，在追求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人文关怀，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非常强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我院最宝贵的学术传统，也是全体系友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无论系友们从事什么具体工作，也无论系友们在事业上成就如何，由于大家都曾在南大文学院接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从而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品格。南大文学院虽然也会走出一些官员，但他们一定是清流而不是热中富贵的政客。南大文学院虽然也会出现一些企业家，但他们一定是儒商而不会是铜臭熏人的土豪。人们常说南大地处南京这座省会城市，其地理优势北不如北京，东不如上海。如果这是指政治学或经济学等学科，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学院来说，南大地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谓得江山之助。人称六朝故都的南京，最鲜明的城市特征就是深厚而优雅的文化传统。虽然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命，但是南京的文脉却千年不衰。当年梁武帝在南京制礼作乐，大得中原士大夫之仰慕，以为正朔之所在。其实梁朝的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如北朝，它的真正优势就是文化。正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南京城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馆，成为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据历史学家考证，南朝文学馆的故址就在鼓楼之西，正是南大的鼓楼校区。昭明太子的《文选》，是在南京编纂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南京撰写的。李白一生云游四海，曾七次来到金陵，远多于他进入长安的次数，并写出了“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深情诗句。王安石和苏东坡在朝廷里针锋相对，但他们在南京的半山园里相逢时，却心平气和地谈诗论文，以至于东坡动情地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安徽人吴敬梓寄寓南京，在秦淮河畔写成《儒林外史》，还自称“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长大的曹雪芹把《红楼梦》的故事背景安排在南京，并把其中主要人物称为“金陵十二钗”。即使是南京的下层居民，也受到浓郁文化氛围的熏染。柳如是等“秦淮八艳”，无不精通琴棋书画，其它城市的烟花女子似乎缺少这种集体性的文艺范。《儒林外史》中写才子杜慎卿在雨花台上听到两位挑大粪的底层劳动者说：“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慨叹说：“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所谓“六朝烟水气”，就是一种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一种沦肌浃髓的文化修养。所以我认为，南大文学院地处南京，真是得其所哉！缅怀我院的著名前辈，如王伯沆、黄季刚、吴瞿安、汪辟疆、胡小石、方光焘等先生，石头城下的风声雨声曾伴随他们的琅琅书声，玄武湖畔的烟柳长堤曾掩映他们的潇洒身影。我也认为各位系友能在南大文学院度过青春岁月，真是三生有幸！衷心希望学兄、学姐们常回家看看，来重新感受南大中文的美丽风景！

　　 各位来宾，各位系友！在经济大潮波涛汹涌、功利思想甚嚣尘上的现实处境中，作为中文人的我们似乎已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还被世人视为不通时务的一群落伍者。我们在文学院里当教师，也在实用学科和英文书写成为时尚的学界潮流中逐渐边缘化。然而我们认同唐诗中所说的一种生活态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我们为中文人的身份感到自豪，也因中文人的身份感到幸福。中文人所以自豪，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任务是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学理探讨和代际传承。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文学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文学不但以生动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心理特征，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所以在当代中国，要想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舍我其谁哉？中文人所以幸福，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更丰盈的精神享受。今人常说缺乏幸福感，其实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早已达到温饱，人们感到欠缺的正是精神生活。幸福的渠道当然多种多样，但中国文学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有人说文学只为人们提供安慰，事实上中国文学所提供的决非仅仅是安慰，而是内涵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家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关于语言文学的知识，而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是先民们的诗意生存。我本人最为敬仰的古代文学家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辛弃疾。我认为他们提供了诗意人生的六种范式，为我们构建了永远的精神家园。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他以自沉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陶渊明是诗国中最著名的隐士。他证明了朴素乃至贫困的日常生活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用行为与诗歌鼓舞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是我们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苏轼是诗歌史上最为名实相符的居士。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审美情趣去拥抱生活，还以坚韧旷达的人生态度引导我们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辛弃疾是诗国中少见的英武侠士。他用英风豪气鼓舞我们追求刚健而杜绝委蘼。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处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王夫之则在《俟解》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没有受到诗歌感发的人，其生存状态非常悲惨：“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他还指出诗歌的重要意义是：“圣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阅读屈、陶、李、杜、苏、辛的作品，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而诗意生存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正的幸福人生。作为中文人的我们，当然在此类阅读中独占先机。何况富翁捐款资助别人，多捐出一元自己就少了一元。我们则不然，我们向别人传播人生观，分享幸福感，只会在讲解、切磋的过程中增进自己的理解，从而实现双赢。所以在当代社会里，真正感受到幸福的人，舍我其谁哉？

　　 各位来宾，各位系友！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读中文的人。对于各位系友来说，我愿意借用张伯伟教授刚出版的著作的书名，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http://chin.nju.edu.cn/yq/shownews.jsp?nid=502&type=2&bid=15

jssh365

陈平原：“中文系”与“文学院”

● 陈平原 (进入专栏)   

　　
　　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应邀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2010）。会议结束前，循例需讨论下一届的主办方，很多人希望北大接手，我谢绝了。因为，到了会场我才知道，这是亚洲各国大学的文学院长联席会议。北大中文系只是一个系，不是文学院，没资格办这样的会议。人家说，没关系的，中国大陆的文学院，不就是中文系吗？我赶紧辩称：中国大学很复杂，其内部构成没有一定之规，愿意长大的，一个系可以演变成两三个学院；固守原有格局的，则老系的规模远比新成立的学院要大。所以，不能光看名头，得看是“新学院”还是“老学系”……人家一听傻眼了，怎么这么复杂！
　　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院包括人类学、中国语言及文学、文化管理、文化研究、英文、艺术、历史、日本研究、语言学、音乐、哲学、宗教研究、神学、翻译等十四个学系。如此建制，与西方的大学或民国年间的中国大学类似，即“文学院”统领人文方面的教学及科研机构。而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学院，确实很多属于中文系的扩充版；即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或吉林大学文学院这样规模较大、包含文史哲等学科的，也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院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不少大学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是空架子，只负责掌印与举旗，实权在下面的各个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外人“雾里看花”的状态，与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急剧膨胀有关。
　　文学院到底涵盖多少学科、以多大规模为宜，其实没有绝对指标，就看实际需要。你说国外大学如何如何，我们难道不可以有“中国特色”吗？你说知识分类怎样怎样，抵得过教育管理的方便吗？中文系是否升格为文学院，各大学情况不一，我无意指手画脚。只是几年前刚当上北大中文系主任时，被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刊发《名牌大学中文系遭遇“升格”风潮》（记者陈香），称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重点大学中文专业发展论坛上，“究竟是升格为文学院，还是维持历史传统的积淀，保留原来的中文系的称谓、建制不变，成为诸多名牌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热议的焦点”。报道引述我的话，大意是：第一，都说要“与国际接轨”，国外大学的文学院，并非只是本国语言文学系的“升格”；第二，北大中文系创建于1910年，很快就要纪念建系100周年了，这个传统值得珍惜；第三：北大校方没有硬性规定，估计我们还能坚持下去；第四，“难道‘升格’就为了好听、好看？” 最后一个追问，因带有价值取向，引起同人的争议。最实在的说法是：此事无关学理，纯属资源争夺。由于别的学系都在开疆辟土、升级换代，你还固守那一亩三分地，在整个大学格局里，必定日渐边缘化。于是，你追我赶，鸟枪换炮，原先各系的系主任，摇身一变全都成了院长。学校内部不说，单是外出开会，明显风光多了。因此，同行们断言：我坚持不下去，迟早会顺应历史潮流的。很高兴，我卸任时，北大中文系还是中文系。
　　去年五月，在《深圳特区报》为纪念创办三十周年而举行的“名家论坛”上，我与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国民教育与高校改革”进行学术对话。一见面，刘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单凭你没有当院长，就值得致敬。尽管如此“嘉奖”不免让人尴尬，可我明白刘先生的意思，眼下中国大学的自我膨胀，除了资源争夺，背后还有“官本位”的思考。因为在公众场合，介绍嘉宾时，总是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最后才轮到这小不点的系主任。（9）
　　来源: 新京报

jssh365

谢冕：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 谢冕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多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一百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驳难、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注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理应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入的精神。

jssh365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

　　
　　看到这个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北大中文系才100年？百年校庆过去都十多年了，难道中文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让我先说说这个问题。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但具体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并没有定见。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
　　根据。一是当年2月15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从程序上看，这就是启动了。第二件事是8月24日礼部知照大学堂派员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的关防。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说正式开办了。还有第三，就是根据一些回忆，这一年的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宣布开学。虽然有学者对“开学”的说法有些怀疑，但对“京师大学堂建立在1898年”普遍还是认可的。
　　那么为何一开头没有中文系呢？因为大学堂创办之初因陋就简，类似“蒙养学堂”，课程仅设诗、书、易、礼等几种，学生往往是上午读经，下午学点地理、格致之类常识，还没有分科。稍后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科目分得较细了，因为是速成班，也没有系科之分。1904年师范馆和预科的课程分为“公共”、“分类”与“加习”三科，一年级上公共类，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算学、外语之类，还有就是“中国文学”。二年级以上有4类课程选学，分别偏重数理化、地矿农、法政或者文史，每一类课程中都有“中国文学”。但这时的“中国文学”只是课程，还不是系科，也无所谓中文系。
　　一直到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分科大学开学典礼，才意味着“中国文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诞生。当时全校设7个分科大学，也就是7个本科教育的相对独立机构，有点类似现今的学院，包括：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其中“文科”下设2个“学门”，就是“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这“学门”就相当于现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诞生于1910年3月31日，从那时到今年3月，足足100年了。现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筹备百年系庆，计划在下半年好好庆祝一番。但不应当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3月31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与“系址”变迁
　　
　　说完生日，还要说说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诞生何处？不少人可能以为在沙滩红楼。非也。应当是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1910年“中国文门”作为独立的建制成立之时，整个分科大学都设在马神庙，这也是大学堂开办时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据说和嘉公主16岁下嫁，23岁就过世了，其府邸到光绪年间还空置着，后来就由皇上拨给京师大学堂暂做校舍之用。占地并不大，但经过几番修葺，设置还齐全。两层过厅做职员办事处，正殿改作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做教员休息室。往里边大殿原是公主的寝宫，这时却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寝宫后两排平房则作学生宿室。再往后的楼房相传是公主梳妆楼，就作为藏书楼。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博物室、自修室、饭厅、浴室，等等。那时学生数量不多，宿室2人一间，膏火饭食皆官费。晨起鸣铁钟，上课、就寝摇铜铃，开饭则鼓锣为号。学生宿室几排平房之间是操场，学生课余在那里踢球或者荡秋千。后来大学堂规模拓展，到老北大时期，陆续增设了二三个校区，包括沙滩附近的汉花园、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国会街等几处，分别称为一、三、四院，马神庙则称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马神庙原四公主府诞生的。但当时“中国文门”座落院内何处？已很难考索。原北大二院旧址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几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讲堂等几处留存，依稀可见往昔旧迹。
　　再说红楼。为何说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总会想到红楼？不奇怪，红楼和五四运动联系一起，太出名了，以至于“掩盖”了原出生地。红楼也在沙滩一带，现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汉花园”。红楼建成于1918年8月，在当时北京，就算是一栋标志性大型新式建筑了。那略带西洋近代古典风格的造型，到现在仍然显得相当有气势和特色。之所以称为红楼，是由于通体多用红砖砌筑。红楼初建拟作宿舍，建成后用作文科教室和办公室。于是五四以降许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工作和活动，许多故事传奇也发生于此。红楼从建成到1952年（除了40年代北大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学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为“家”。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红楼被日本宪兵部队占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北大校舍。1952年院校调整，北大迁至海淀燕园，红楼改由国家文物局使用。现红楼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社会开放。现在到红楼参观，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林纾、刘师培、黄侃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与活动，而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联系密切，我们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会顿生敬意。
　　1952年院校调整，10月中文系随学校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就在现图书馆东侧的文史楼设系办公室。当时用于教学的有8座大楼，有5座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都在北大西门一带，而文史楼和生物楼、教室楼（一教）这3座是当时为北大西迁而新建的，现在进东门就可以看到。新旧建筑整体风格类似，都是挑檐大屋顶，三层灰砖砌墙，但新的几座更朴素一些。文史楼每层中间过道，南北两侧都是按教室设计的房间。最上层是文科阅览室，下两层东、西分别属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也曾立身于此。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华、燕京（后来又还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师资，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文史楼也就称得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一流文史学者的“杏坛”。他们在这里上课、开会、讨论，学生也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但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在这里上演。前不久我从这栋灰色大楼前经过，有众多家长正簇拥着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煞是热闹。我想到，这栋楼曾有那么多的混乱、消沉、新生与辉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中文系搬出文史楼，“栖身”静园二院，也就是现在五院的对过。文革结束前几年又搬到靠南门的学生宿舍32楼，为的是让师生“三同”。那是动荡的岁月，中文系机构曾被摧毁，造反派组织与“革委会”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来搬去，人们大概有一种“居无定所”的焦虑感吧。到1978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进入静园五院，以此作为系址，一直到如今，32年了。关于五院的一些传奇轶闻，我在《书香五院》一书曾记其详，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有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造成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褊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影响自然超越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六次变革值得总结
　　
　　以上回顾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经很遥远了。其实，传统的根须伸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吮吸它的营养，有些“基因”始终决定着后来的命运。北大中文系建立数十年来，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码有这么6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一次是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实行选科制。第二次是1925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教员也按各自所长归属某一类研究。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大批判开路，结果大伤元气。第五次是上世纪80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来，面对新形势的调整，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在百年系庆到来时，这些变革都应当好好总结，也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因为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全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地，也是一个缩影。
　　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像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争论太多，由官方来修史就必然要讲平衡，讲政策，结果容易把历史的棱角都打磨了。所以还是主张个人修史，先写出来，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我们采取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专题加年表的写法，图文并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与人物。类似前面说到的某些历史细部，也会有所表现。效果如何，还得出版后听大家的评价。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

jssh365

谢冕：永远的校园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 -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 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 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
　　
　　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会一味的幸福欢愉，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 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 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 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 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 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
　　
　　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 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 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 悄悄的激动，年轻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这时有着向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
　　
　　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 到头的花阴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
　　
　　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郎 润园，从成府小街东迤，入燕东园林阴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 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 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 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 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 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 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 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 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
　　
　　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遏。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 了民众的心声。阻遏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 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序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建校之后时运多蹇，一度濒于停办，到１９１０年，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也就是本科。全校７个分科，其中“文科”属下设“中国文门”，为一级教学机构。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若追溯源头，从京师大学堂建立之时，就有供全校选修的“中国文学门”，但那只是一类课程，还不是教学机构。“中国文门”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成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件事很重要，带有标志性。所以要记住北大中文系的生日，就是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那一天——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我们编好这本书，北大中文系已经１００岁了。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历史，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的。何况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文科大系，在全国也算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镇。她的１００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
１００年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了。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往往就是“象牙塔”，但北大不是这样的，北大中文系的１００年也不是这样的。２０世纪的中国充满战争、动乱与灾难，远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培植一个“象牙塔”。解放前４０年是战乱频仍，解放后６０年两段，前半段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后半段开头好一点，但随后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学术焦躁。北大及其中文系的成长有太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静下心来享受学问的乐趣是很奢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大及其中文系又是历史的宠儿，历史之母给了很多机会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也的确为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贡献过智慧与心血。有些海外学者研究北大的历史，很难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喧嚣和苦难，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议论评说。但是世界上又恐怕很少大学能和北大这样，与民族荣辱与共、对整个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不止是学术影响。北大及其中文系有两个传统，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另一是学术自由的传统。我们清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主要还是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是一条学术史、教学史的主线，功夫下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两个传统往往纠结缠绕，不刻意去剥离，也许更接近真实。
回顾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化繁为简，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第一段，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的初步建立。第二段，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如此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八十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来，有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 “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我对必要的宽容很有一些体验。前些年我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来自５个不同学科的老先生，学科的“性格”和各自的理路很不同的，开会也往往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的，但终究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者“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实在说服不了别人，甚至矛盾很难解开了，那也给别人一点空间，大不了就是“君子之交”罢了。北大中文系教员多，专业多，历史积累下的矛盾也不少，但极少闹得剑拔弩张的，大家也不愿在这些方面消耗精力。这些年实行科研成果量化管理，系里有条例，事实上很少靠条例来“制约”人，把人逼到墙角的事情是没有的。这种风气，能让大家比较放松，也比较适合做学问。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二、三十到九十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１００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７０００多名，硕士生１２００多名，博士生８００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也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９年，中文系就接纳过１８４０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多年前我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一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颇费思量，那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其实也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在编这本系史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办学理念有其特色，难宁可贵。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她有她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１００年历史中选取９３个“史事”，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戏剧史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 “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纪事》，下的功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近３００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历史不好写，尤其是近代学术史，尘埃尚未落定，评价也人言言殊，何况又是牵涉北大，历来争议最多的地方。书中所述名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缪误丛生。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也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材料缺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保存反而不比上个世纪初的完整。十多年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现在的说法就可能彼此不一样了。但我们还是努力了，希望能尽量从学术的立场，用史实与史识说话。
促使我们大胆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北大已经过了１１０岁生日，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各院系的历史更是罕见。 如果总盼望“公家”来修史，难度更大，很可能就是一种专讲平衡讲“关系”的历史，那是很难反映真相的。我们编这部“图史”，真的是为了引起更多有心的史家关注，往后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系史出来。这本书肯定有很多遗漏和不足，好在有了一个框架，大家就有了话题，可以围绕它来批评、议论和补充了。
编就这部书时，感到历史的沧桑，一种传统的厚重感和延续感，也感到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挑战的紧迫。当然也有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毕竟给留下了“系格”，留下那么丰富的遗产。情不自禁就会认真思索：
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点什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jssh365

温儒敏：关于中文系学习问题的答问

颜同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本科2012级）和孙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级）要编一本向中学生介绍大学专业的书，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作答。我答问如下：

选择中文专业

·您上大学时，为何选择学中文/语文？因为喜欢。

·和哲学、历史相比，中文有哪些特质？更有灵性，也更需要个性化的学习。

·什么样的人适合学中文？对语言（特别是书面）表达比较敏感，甚至比较有才情的人，有个性的人，不特别在乎物质享受的人。

中文专业的学习

· 大学的中文专业的学习，和高中语文有哪些主要的不同？高中语文主要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大学中文专业则以语言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中文的学习，会给学生带来些什么？学中文，学生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带来较深厚的语言文学素养，对文化传承的自觉。学生的写作能力会有较大提高，比较有“文气”。

· 学习中文会培养学生怎样的看问题的视角？是否会改变一些价值观、世界观？会有语言或者文学的敏感，对自由的迷恋，甚至有些批判意识。但也可能很平庸，或者眼高手低，难于融入社会。

· 学习中文，学生会有哪些实际的提升、能锻炼哪些能力？在毕业后从事工作中，是否能运用到这些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写作背后的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这些在社会上有些实用价值。但幸运的是作为一种素养，对自己人生亦有滋养的益处。

· 学中文的同学是否对社会有一些特别的责任？少数学生养成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意识，有可贵的责任感。

· 社会上有哪些对中文专业的误解？认为中文就是培养作家的，或者认为中文不需要学，也学不到什么有用的技能。

· 学生进入中文系，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中文是基础学科，又是化育人的学科，不要急功近利，要磨性子，涵养自己，整体提升。

· 您对中文系学生有什么样的期望：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你觉得最基本应该达到哪些要求？在这个浮泛的功利的时代，能沉下心来，认真读一些基本的书，学会思考与写作，养成健全的人格与人生观，对国家民族有一份责任心，就会超越平庸，拥有美好的未来。

关于阅读

· 阅读的时候情感和理性应该怎样配合？书的形式内容不同，方法亦有不同，不必刻意追求配合。文学作品阅读要尊重第一感受。理论阅读要有质疑与思考。

· 您觉得人们为什么能享受阅读的过程？书籍是朝世界开放的窗户，能拓展眼界，放飞心灵。阅读符合人的天性。

关于教育                           

· 您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从教学内容到方式都需要改变，我主持编制的“课标”就体现了改进的目标与途径。但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给教育改革带来难于克服的障碍。

·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中文专业的教育，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改进课程设置分工过细的弊病，让学生多读原典，多思考讨论，多练笔。

建议

· 您觉得现在的中文专业的学生有哪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读书或少读书，只学会一些理论概念和操作手段，没有文化与文学的感觉。写作不过关。

· 您对高中生选专业有什么建议？主要考虑自己是否喜欢，是否适合个性，有没有这方面的潜力。当然，最好还与自己的志业结合起来，考虑一下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他实际的因素不必过多考虑，起码不是第一位的。（2013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