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辩证法与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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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辩证法与创造性思维  

    教育问题，首先要解决学生的思维能力的问题。坏的教育就是能够将学生的正常思维与常识能力消灭的教育。因此，我特别希望改善学生的思维状况，力求将被教育坏了的学生的思维得到一点点改善。现在看来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辩证法教条，都将学生的脑袋变成了满脑子的浆糊。动辄被要求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因此，我才上了几次课，被学生指责最多的就是不够全面，也不够发展与联系地看了问题。“偏激、片面、主观”是被学生用来批评我的最常用的词。

    因此，我准备改善一下自己处于弱势的境况。我知道这个会很难，因为他们形成那样辩证地看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这种现状。今天上课，我与学生共读那篇刚刚从网络上转来的文章《辩证法与放屁》。我一说这个题目，全班学生都笑了。

  然后我照着念了一遍。念着念着，学生们不住地笑，因为那些通俗的说法，正是他们平时极力批评我的依据。中途一个学生站起来打断我，问：“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它有利于创造吗？”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问：“美国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吗？他们用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及研究吗？如果辩证法真的如此有灵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发明创造反而不如人家的多呢？同时我们犯的错误反而比人家多而严重呢？”学生开始沉默。确实，他们没有辩证法，但是他们发明创造多，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没有我们多。我们有辩证法怎么反而不如人家呢？这只能够说明辩证法是极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就否认自己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与创造与辩证法有关，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曾经针对苏联科学家批评他的“相对论”不符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写了一首打油诗，题目就叫“辩证唯物主义的智慧”，是这样说的：

                    费尽空前的汗水和辛劳，

                   最终难道看见了真理的颗粒？

                   呵，傻瓜!累死累活地强迫你使尽力气。

                    我们的党用法令制造真理。

                   哪个大胆的心智胆敢怀疑？

                   砸烂脑壳，对他回报多么迅疾。

                   我们如此教训他，永远不要像以前那样，

                    快与我们一起生活于惊人的一致。

  这里爱因斯坦提到的辩证法阻碍创造性思维的根源有两个：一是辩证法用“用法令制造真理”；另一个是消灭怀疑精神，用暴力制造“惊人的一致”。这些都是辩证法消灭创造性思维的根据。

  事实上，凡是信奉辩证法思维，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其创造力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削弱。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有科学家取得了一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受到一些非辩证法的科学思维的训练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完全接受辩证法的思想的指导，发明创造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民国时培养的科学家成就大。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科学家自小所受到的教育没有受到辩证法的污染。第二，他们大多有机会到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接受系统而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第三，他们回国后创造出来的成就，大多是吃在国外研究时的老本，比如导弹科学家钱学森是吃美国留学研究时的老本，原子科学家邓稼铣，也是吃美国原子科学研究的老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世界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持人邹承鲁先生，是从母校英国剑桥大学带来的研究老本。鉴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金的授予都是源于创新上的杰出贡献，那些被授予诺贝尔奖的都是那些在方法上有本质性的突破和创新，并且能够在重大领域里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国不能够获得这个奖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科学界如此，文学艺术界也如此。那些在1949年以后接受辩证法思维改造的文学家，基本上无法再创造出新的力作。

  为什么说辩证法会妨碍创造力的培养？因为，科学研究其实就是盲人摸象的过程。如果说，整个世界就是一头巨象的话，那么，我们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只能够算一个个小盲人，面对无限复杂的世界，我们可能连一只象耳朵或者一条象尾巴都无法完全摸清。这个时候，要比较接近全象的做法，只能够是每个人盲人分工去摸象。每个盲人把自己所摸到的部分如实真诚地报告出来，然后大家合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接近真正的大象。这个过程，不是要全面、发展与联系地摸大象，而是片面、真实、孤立与静止地去摸大象。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过程。每个盲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认真仔细而真诚地摸象并且如实地报告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要见风驶舵，不要投机。社会要提供自由发表摸象反馈意见的宽容的学术环境。因此，在这里不能够也不必要要求一个人动辄“全面、发展与联系”地看问题，而是要提供“理性、批判与宽容”的学术环境。相反每个人能够做的就是片面、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权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把这个世界看得真切一些。

   所谓理性的环境，就是要根据我们的逻辑与直觉去作出判断。所谓批判，就是凡是发现有不同的地方，就要通过展开互相批判来厘清事情真相及原委。学术批评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够通过互相批评与反批评，把一个问题的来源去脉逐渐弄清。最后，就是要宽容，因为不同的学术观点与视角的转变，正是我们得以看到“大象”的不同部位的好方法。如果，一个社会处处充满了学术话语霸权，处处打政治的棍子，扣意识形态的帽子，抓指导思想的辫子，动辄以不符合辩证法的规律原理作为理由去扼杀一些质疑与探索，那么科学研究的生命必然停息。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其实就是典型的“片面、孤立且静止”地看问题。那些太空实验就更是如此。有时只有把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割裂联系，才能够分析出根源，才能够真正把实验做好。任何实验都是要控制条件的。控制条件，其实就是割裂联系。

  辩证法充斥的地方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正的研究。那一套玄而又玄的“上帝式”的话语，只能够是不断地验证被自己已经选中的东西。

  辩证法能够发现什么？“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称为‘上帝式’的方法。辩证法最初在中国流行，伏羲八卦，阴阳五行，孔子的“过犹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内外调和，邪不能侵’统统都是辩证法。西方只有亚里斯多德提出过辩证法的雏形，既不全面，也不具体。恩格斯说他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这无关紧要，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这一点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当我们念到这里的时候，我插了一句话，说，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热衷于辩证法，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有深厚的辩证法情结。这也就是“勤劳的中国人民的懒惰思维习惯”的结果。辩证法的套路其实是让人的大脑偷懒的绝妙办法。因为“过犹不及”，对任何事物，都采用“执其两端而扣焉”的态度，就省却了许多认真仔细的观察与研究。精细化的管理，精细化的思维，精细的方法常常与我们这个民族无关，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是辩证法的受害者。

    从社会生活来说，在中国一个人要取得成功还得掌握辩证法的生存方式。因为，辩证法让人变成傻瓜，变成满脑袋的浆糊，从而也就变成了糊涂之人。但是，在中国头脑太清楚的后果是严重的。那些能够看透问题原委的人，常常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不是成为思想烈士，就是成为真正的肉体烈士。因此，总结中国历史数千年的经验，郑板桥先生提出了在中国要生活得好的秘诀之一就是“难得糊涂”。这就是“糊涂优于聪明”的中国式的生存法则。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看到。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文盲与真正愚昧的人才配生存下来。中国原来就是一个极不喜欢创新的民族。要使自己的大脑彻底失去创新能力与创造的冲动，最好的办法就从小被灌满辩证法的浆糊。然后走一条“升官发财”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