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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智库的困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评论员 2008年2月20日 民间智囊，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是缓和社会冲突、平衡社会意见的重要中间地带。民间智库也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民间智库和民间学者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迹象。
中国的发展极需集思广益，中国政府极需广泛听取社会各种意见。但当前中国民间智库有许多窘境，基本上处在一个低谷发展期。主要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官方智库声音过于强大，基本上淹没了民间智库的声音，把持了过多的话语权。
第二、中国真正的民间智库始终不被官方认可，从来没有见过官方正式咨询过民间智库的意见，也没见过中国领导人表示出对民间智囊和民间学者的重视。民间智库没有一点社会地位，不被排斥出局就算不错了。
第三，中国的官方媒体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排斥民间学者的出面。民间学者很少能在官方媒体上出镜或发表文章。除了言论不放心之外，物质利益因素影响也非常大，体制内学者独霸话语权的背后是丰厚的物质利益。
第四，言论的钳制也使民间智库难以作为，讨论性的、建设性的文章很难公开，也缺乏内部渠道上传和散播。现在宣传部门管理的言论空间更加狭窄了，象我们的网站隔三差五总要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不让发这不让发那，真使人无所适从。不管你是多么善意地为国家、为社会、为政府着想，但有些文章莫名其妙地不能发表。我们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的授意，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主意，还是权威高层的意见。
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应当将这项工作法制化，正规化，不能随便打个电话来，就决定了某些文章的命运。如果说哪篇文章因有问题而不能公开，必须以一种正规的告知形式来通知网站。
第五，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民间智库的身份经常被政府人士取走，那些拿着政府工资、吃着官饭的政府研究部门动不动也打出民间智库的旗号来。这些官方学者吃了财政，吃市场，好处全让他们占去了。他们既垄断着官方的舆论话语权坛，又要把民间的头衔揽到自己的头上。一旦中国政府重视民间智囊，他们立即变换身份成了民间学者，真是体制里外的好处全被他们占有了。
譬如当下的一个全由官员和政府学者组成的“50人论坛”，也被称为民间智库。这就太离谱了。
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中国政府目前不仅高度垄断着重要的经济部门，也几乎全面垄断着国家的知识思想领域。因此，现在谈论民间智库，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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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十大智库只爱官方不爱民间？ 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缺失民间团体：中央十大智库只能建空中楼阁 三略观察 2007年8月27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由它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由于缺乏足够的公共性，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南方都市报》发文称，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公众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
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此时，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19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19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中国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智库之何去何从 三略观察 2007年8月3日 日前，笔者参加了首届中国智库论坛暨“十大中国智库”评选活动。参加这次智库论坛的是各大智库和智业公司的代表、专业和学者，大约有100多人，论坛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注意，很是隆重。这是我国历史上智库们的第一次集体正式亮相，首次揭开了在决策者们背后工作的智业工作者们的神秘面纱。
智库，即智囊机构，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历史上我国曾经有过的门客和幕僚可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智库。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智库主要分为官方和民间的智库。现在，我国的智库主要是由退休的官员和学者组成，他们为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的决策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但是，在这“轰轰烈烈”的类似做秀的论坛背后，我却发现了我国智库的一些弊病，我不禁要问：中国智库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实际上，真正的智库是独立于官方之外的，独立进行研究的机构。而从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智库和十大智业机构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十大”大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机构。也就是说，他们在出谋划策的时候会受到官方的影响，难以客观的对事物做出判断，并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因此，我们要质疑这些智库所做出的政策参考，有多少是基于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的。为什么所谓的官方专家的结论总是与所谓的民间专家的结论相矛盾？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也不好做出评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官方专家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官方的影响。
因而，他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为官方的一些做法做“辩护”。所辩护的东西对也好，错也好，我们非专业人士难以评判。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官方专家大概会违背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专家所应该具备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之一——独立思考，并失去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风骨。
在官方的压力下，官方专家的结论和官方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相符当然好，如果官方专家所得出的结论和官方所希望的不同，那么，这些官方专家们就要考虑和官方作对的后果有多大？会不会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权威”的地位？利弊权衡之后，恐怕很多官方专家就会为了官方“修正”自己的结论，修改自己的假设条件，以得出和官方所期望的相符合的结论。
也许，有些官方专家会为自己争辩，我们所作的工作是作为决策层的“参考”所用的，因此，我们会实事求是，做出自己客观真实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便自己不想“屈从”于官方的态度，最终自己做出的成果要么是不被采用，要么就是被“踢出”智库。经常可以听说为了政府的某一项决策，政府的“御用”专家们会争吵的不可开交，最终谁会胜利，取决于谁能最后说服政府官员，而这些政府官员大多数时候是宁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之争，三峡大坝的负面影响之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之争等等。“话语权”的争辩大致也可以反映这一点。这些例子太多，就不用多说了，相信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因此，真正的智库确实是应该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由一些真正的严谨的专家学者组成。而这样的真正的智库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大小，又是取决于是否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氛围——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中国智库的真正的必由之路，这才是中国智库的希望。
中国智库到底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
中国智库建议邀异议人士奥运回国 三略观察 中国和解智库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邀请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在奥运会期间回国观摩奥运会。该组织成员希望以此推动中国的政治和解进程。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出面邀请海外异议人士整体回来不大可能，但是和解智库的建议有新意，符合胡锦涛提出的和解社会理念。
和解智库的这项建议已经寄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办公厅。建议提出，奥运会期间，邀请流亡异见人士回国观摩奥运会，并且认为，中国应该以这种方式“给世界一个惊喜”。建议书说，假如海外异议人士能够应邀回国，这将是中国共产党从专政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一个明显标志。建议书认为，目前世界的潮流是“和平取代暴力，文明取代野蛮，对话取代对抗。”建议书呼吁所有中国人要习惯于在和平的政治博弈中实现妥协，在圆桌上解决政治观点的纷争。
至于这项建议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响应，记者采访了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王天成。他说：“这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吧。我想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不大可能这样做。我想中国政府不会邀请海外的异议人士回来。目前来看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政治和解对这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可以发出这种信息。”
*具有高度象征性* 采访中记者问道，中共是否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接受海外异议人士，或者为了对海外异议人士进行分化瓦解，欣然邀请一部份异议人士。王天成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当然，分化瓦解他们是愿意做的，但是邀请民主运动人士回国本身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政治涵意非常丰富，因此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分化瓦解他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其它的机会。”
王天成个人认为，和解智库的倡议可能更多的是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表达一种愿望。王天成说：“通过和解智库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希望政府能够朝政治和解的方向走。进一步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进程。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我个人也是赞成的。”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接受采访时说，和解智库的倡议有新意，一定程度上符合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何亮亮说：“和解智库的建议是有些新意的。这个新意向中国政府表明的信息是，他们希望和解，不仅是他们希望和解，其实整个中国社会也希望和解。两岸之间需要和解，中国政府和曾经批评国政府的的人士，尤其是在海外的人士，也需要和解，而这种和解在总的方向上，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一致的。虽然双方的出发点可能不同，一个是当权的，一个是在野的；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海外；彼此看法肯定会有差异。但是这是这是一种善意的表示。中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
*何亮亮：海外异议人士不对中共构成威胁* 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17大以后出现的新领导班子政治包袱相对小，他们对海外异议人士采取什么新政策目前还不得而知。即使有某种温和的政策调整，从时间上看，也要等到奥运会以后才会逐步实施。
何亮亮还说，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团体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并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政府不会花很大的气力去考虑他们的问题。中国和解智库成员王天成以及接受采访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不会接受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跟他们和解，也不大可能接受他们组团，邀请他们到北京参加奥运会。
独立民间智库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李楯 2007年11月14日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些部门的或者是地方的党政系统的研究机构不能站在整体的国家利益上，而为明显的部门、地方利益左右。而民间智库的专家则可有、并应有自己的独立立场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南方周末》刊载了《中国官方智库调查》一文，文章说：“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其中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由此往往发挥影响中央的作用”。“由于部委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关系密切，有时候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暗示，是放探测气球”。
文章还说，在这种决策体制下，“‘中央党校教授’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释者”。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在决策时“听取意见”，布置下属的研究机构做一些调查研究，吸纳下属研究机构中专家的意见，当然是好的。但我们所希望的是应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
早在五年前，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即说：“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依靠党政系统的专家，依靠“官方智库”，只走出了一半，而且这一半也还缺乏制度化，如《南方周末》文章所说：“国家的一些方案要落实到部委，而任何一个部委，具体提方案对策大都是落实到某个司，然后是这个司的某个处，最后就是几个人来想办法，所以他们需要专家支持”，但谁是专家？这“几个人”具体请哪几个“专家”？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和他们一起“想办法”？就缺乏制度性的安排了。
更重要的是另一半，“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要求不只依靠“官方智库”的专家，听取请来座谈和参与写文件的几个专家的意见，还包括制度化的决策的广泛公众参与，以及对民间智库专家意见的广泛听取和有选择地吸纳。
关于民间智库，有两个性质非常重要：
第一，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不同，在于其独立性。同样是一篇曾经刊载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曾介绍“印度政策研究中心”这一并非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文章指出：“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是国家决策科学化的保障。”党政系统的研究机构必须取“国家立场”，并不可能无所顾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些部门的或者是地方的党政系统的研究机构不能站在整体的国家利益上，而为明显的部门、地方利益左右(这就是决策和立法中所谓的“屁股指挥脑袋”)。而民间智库的专家则可有，并应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各种不同的民间智库专家的不同意见，正可使决策者全面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全面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后的决策比只听取一种意见，或者是只听取相近的几种意见要好。民间智库专家基于独立的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水准和品性，是其公信力取得的依据。
第二，民间智库专家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应有畅通的发表渠道。民间智库专家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的公开发表，是使公众和决策层都能听取和知晓的最好的方式，这与现代社会的信息公开的规则和理念是一致的。公众的了解，可以参与；决策层的知晓，虽不必然采纳，总有利于在决策时做更全面的考虑。
《南方周末》文章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领导在谈到政策建议上达渠道时说：“如果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当时就会说清楚如何上报”。言外之意，“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也须一个个具体“说清楚如何上报”，如果不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就更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使意见或建议上达了。
中国正在变化，发展中面临许多难题，不同的诉求能较为畅通地表达，更多的公众参与，更多的专家意见使人知晓，对决策的正当是十分必要的。
评关于“民间智库”的高见 三略观察 2007年8月28日 有的媒体和学者提出了关于建立"民间智库"的建议，他们认为，光有官方智库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如有一些其它渠道，使民意上达，可令上面更加了解民情，正确决策。这些建议可谓用心良苦,也不能说不好，但也感到过于天真。
在我们现今条件下,即使有更多更好的民间智库,又有何用?只不过一帮"御用文人"再加一批"帮闲文人"而已!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民间智库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其实岂止障碍而已!而是,如果你不"帮闲",而敢于"创新",提出不同意见,那么你根本就无法生存.看看我们的书刊报纸和各种媒体吧!有多少歌功颂德,多少自我吹嘘,多少评功摆好,多少浮夸虚假?这都是正面教育, 好得很! 如果有不同意见,那不行! 书, 禁出; 电视,放广告。
<××××××>其实只是一本反映历史, 实事求是的野史,让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吧了。<××××>又有什么不对了? 无非说了一些关于农村情况的大实话而已! 但是, 不行, 封杀!
去年是"**"运动三十周年.正是三十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做出了重大贡献。<凤凰台>有篇纪念报道, 但刚刚念到"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剑还未出鞘, 就放开广告了。害怕人民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真如古人所称,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我们的所谓"智库",其实不过是最高领导层的"驯服工具"吧了。当然,他们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君不见,领导人几句话出来,经过他们一加工,就成了伟大理论,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别看中国人没有得诺贝尔奖（和平奖不计）,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可是大大的。其实,即令你有不同意见,那怕明知是好意见,也得看领导的眼色才能行事.否则,你就要被打入另类.在这种条件下,讨论民间识见参政渠道还为时过早。人大代表大会本来是一个人民参政议政的场所,可你几曾见过代表由普选产生?又有多少是人民真正的代表呢? 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首先是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政策, 那么一切也就好办了.
脱离民间 智库不少 智慧不多 三略观察 2007年8月28日 “有十大智库，为何还有三座大山？”“建议中国智库的专家们去医院看一次病，去大学交点学费，去大城市买一套房，去农村生活一个月，去煤矿下井干一个星期……”在中国十大智库浮出水面引起世人注意时，批评者如是说。分析指出，虽然不能把当前中国人生活的一切不如意都一股脑儿地归责于智库，但这至少说明一点——民意的反映渠道太有限，政府官员既没有“放下身段”，智库也没有“沉入民间”。在沦为政府这个内脑的“跟班”和“报幕员”后，中国智库所能发出的声音是何等微弱。
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终于浮出水面。香港《大公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也是中国智库首次公开集体亮相。有专家认为，十大智库的集体亮相，必将推动中国各类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也将进一步加强和紧密。
但专家同时建议，应大力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原因是在现代国家框架里，相对于官僚体制的内脑，智库更是支撑国家发展必不可缺的外脑。可是观察家发现，这十大著名“智库”大多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这虽然满足了智库发展的资金需求和研究成果的有效对话，却或多或少偏离了公众的立场和社会的视角。
智库的存在价值在于，使用与内脑完全不同的另一套科学评价体系和价值思维方式，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只对真理负责”的看法，向政府决策行为支招，进而影响公共政策。
以美国智库为例。在美国，智库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首先是角色特殊，它是介于官方和学校之间的机构，既有深刻的官方背景，和政府有固定的联系渠道，同时又有学术机构的研究性质；其次是人员特殊，有学者，有前官员，还有那些志在实现政治理想的人。而最为特殊的当属智库在政治生活特别是外交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相对独立的科学立场，理当是智库能够名副其实和有所作为的必要前提。相反，一旦智库沦为内脑的“跟班”或“报幕员”，满足于鹦鹉学舌与歌功颂德，沉迷于空喊口号与隔靴搔痒，恐怕就只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中国智库中的一位研究人员曾表示，他们拿的是政府的工资，做的是政府课题，服务的是政府部门，属于“御用”研究人员，必须具有政府立场。在政府公共管理事务增多，国内外问题复杂度增加的背景下，智库的独立性问题将日益突出。
瑞士商学院教授雷曼曾针对亚洲的智库现状作出精辟的概括：“智库不少，思想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研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难题，深刻挖掘社会现实，很难跳出自己的“小圈子”。遇到难题常常主动回避的本能，令很多亚洲人视野狭窄，无法形成有针对性的重大智慧。
在“十大智库集体亮相”的新闻跟帖里，很多网民提出：“这么多智库，咋就解决不了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老百姓对于智库研究机构的期待。在政府之外，“智库”则有一个更为流行的叫法——“智囊团”。在中国公众心目中，他们都应该是诸葛亮、刘伯温之类的角色，在重大领域和关键时刻，奉献一个又一个“锦囊妙计”，既是“智囊团”的本领，更是“智囊团”的职责。
李长春近期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要抓紧建立思想库和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思想库和智囊团不是纯理论研究，要做对策研究，要给领导出主意，当参谋，拿出点子，拿出办法。可见，不管是高层、还是民间，大家都有着智库为现实问题提供主意的殷殷期待。但相比较而言，当下很多智库常常局限于脱离现实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对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前瞻性明显缺乏。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三峡大坝谁的贡献最大？不同意见乃至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贡献最大。这是一个富有大智慧的判断——新颖有效的思想往往是智慧碰撞与辩论的结果。
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力量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的“兼容力”。兼听则明，兼容则有力，而“兼”的雅量与“容”的力量又常常不可分割。一个社会的不同声音往往非常重要，多听到不同的声音，才能使决策更具科学性。联想此前一些重大项目的环保评估，有的项目组请的专家，只要一提出反对意见，常常就会在下次开会时被“忽略”不请。听惯了“一致支持”的很多基层官员，要培育兼听不同声音的习惯，显然需要在盲目决策形成恶果的责任追究中建构尊重多种声音的民主理念。
显然，有一个巨大的智库，这个智库，就是13亿百姓的集体智慧。历史上早就有“问计于民”、“集思广益”之类的说法，这不应该只是一些美丽的口号。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只有让公众充分参与近来，允许他们讨论、批评和监督，公众对政策理解的才能更透彻，政策本身才会越完美越正义，政策的执行才会越有力越顺畅。
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尽可能做到公开透明、尊重公众的话语权，这只是开发“百姓智库”的一种方式。此外，还应大力扶持非官方的民间智库发展，充分利用民间智库的独立性优势，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民间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其实也是一种公众参与方式，他们的专业优势将使公众利益表达得更理性更完整。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基于独立立场的独特视角，也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有效避免官办智库的思维僵化和思想短路，使公共决策更趋完美。
智库机构为中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三略观察 2007年7月10日 “２０２０年世界发展趋势暨智库的建设与作用”国际研讨会４日闭幕，来自中国国内１１家智库机构和世界其他９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展望了世界发展新趋势及智库的新机遇、新挑战。
这是继去年１１月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智库论坛”后，又一次重要的智库会议。与会的国内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说，智库与大学和科学院侧重不同，大学与科学院更多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智库则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导向的研究。当前世界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以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智库，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咨询机构，就已发展到数百家，形成了由数千人组成的庞大研究团队，完成了数万份各类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为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目前中国许多智库机构已开始与外国机构积极合作，开展第二轨道对话，如创立于２００３年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现有７个工作小组，负责汇集东盟“１０＋３”国家的学术资源，为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专家们建议，未来智库应当在以下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发挥现代“思想工厂”的影响作用；发挥政策咨询的导向作用；发挥“第二轨道”的沟通作用；发挥人才“孵化器”的培训作用。
美1600个智库研究中国军事 三略观察 2007年7月15日 日前，美智库传统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季尔在会上鼓吹，美应立即部署太空军，以应对中国“挑衅行为”。此外，不少美国智库的学者近日来纷纷发表文章，分析歼－10战机性能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新态势。
分析人士指出，透过这一现象可看出，美智库时刻紧盯中国军事，风吹草动都不放过。据统计，美现有1600多个智库。这些智库中，小的只有几个职员，大的拥有100多个研究人员，甚至上千人。美所有智库都研究中国，内容很广泛，但最热门的还是军事。
美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领域。中国军事战略、中国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都是他们关注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涉及中国军事研究上，保守派思想略占上风。之所以这样，与台当局“公关”活动有关。多年来，台当局为了争取支持，对美智库频繁进行金钱收买，很多智库都得到过台当局资助。
中国最特别的学校 （原题）中高级官员党校求学记 三略观察 2007年12月6日 《南方周末》(文摘报) 中共中央党校前任校长胡锦涛曾说，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到了党校都是学员，都要按学校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学习。这也是中央党校自建校以来不变的要求。
从官员到学员 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位于北京西郊。
每年有大量的地厅级和省 部级官员在这里学习。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共中高级官员，无正当理由不得缺课，请假必须经过批准。党校大门晚上11点准时关闭，超过11点进校必须登记。
“就算没出去做什么坏事，谁也不愿自己的名字老出现在晚归的记录簿上。”一位学员告诉记者。
完成从官员到学员、从个人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是中央党校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曾任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的张虎林告诉记者，1990年，他担任省部班的教研组长，当时除了学习，还给省长部长们安排了课余劳动，“每个人都得打扫院子”。这个班上的人，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
省部级宿舍楼房间里的闹钟固定7点半叫醒。据知情人士介绍，服务员每天早上7点半会准时按门铃送水，“吵得你根本无法再睡。”不过，对一些学员来说，远离烦琐的日常政务、到中央党校学习也是他们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
踏入中央党校校门第一周，每个官员都将接受一次闭卷的“摸底”考试，考的就是马列基本理论。
每个周一到周四上午，8点半到10点半，是学员们的上课时间。中央党校七个教学部门的教员分阶段教授某个班次，例如党建部在地厅班讲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党建历史、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等课程，接着由社科部的教员讲授民族宗教理论、社会学、干部领导艺术等课程。下午一般是自学或讨论时间，不安排教员授课。
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平均年龄，在45到50岁之间。他们一进校便拿到一份马列经典的基本书目，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要求三个月内全部读完。
对学制一年的中青后备干部班，中组部有专人参与各节讨论课，全程观察学员表现。据中央党校另一位教授称，曾有学员因课上表现不佳，学期未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性的打击”。
据统计，中央党校的中青班学员已有三分之一晋升省部级。
在这里，各级学员们还要观看细节披露更加详尽的腐败案警示片，参加文化汇演、重温革命经典，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里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地方。”一位中央党校的老学员说。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和中央党校的很多教员一样，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生。
近20年中，他看着曾坐在下面听课的学员成了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的升至中央要员；但也听到极个别学员被“双规”、沦为阶下囚的消息。
教了近20年党史，谢春涛的压力越来越大。谢春涛说，有些官员的党史知识非常丰富，国内外的很多书都看过，这令他感到吃惊。
几位中央党校的老教员都向记者表示，从中央党校复校以来，学员素质的变化很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学员，很多只有初高中学历，现在的学员多数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据统计，研究生学历占了30％以上，有些官员还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
谢春涛说，十几年前讲讲基本史实就能满足学员的需要，现在不单史料得新鲜，还得有深度。一句话，得讲出对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有用的东西。
对比十几年前，现在的官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得直面矛盾丛生的改革深水区。今年发生的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山西黑砖窑等事件，无不把当地官员推到公共危机的风口浪尖。
2003年SARS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靳薇教授申请开设了“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的全校选修课，受到学员们的强烈关注。第二年，教务部门把它安排为地厅班的课程，由晚上改为白天授课。
对比十多年前，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很多官员文化素质不高，党校除了教授马列经典之外，还开了历史、地理课；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欣赏歌剧、外交礼仪等课程。
作为官员之师，中央党校的教员们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每堂课，坐在下面的省部长、市长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教员的教态、理论观点表述等逐项评分。
省部级的学员往往比较宽容，中青班和理论宣传班的学员思维最活跃，对老师也最挑剔。在目前的评分体系中，满分十分，低于九分就是教学事故。事故发生后，教研部将召集有关教员开会总结教训，讨论如何整改。
但是，在中央党校教书，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评价。学员中也有两极化的情况。有人思想开放程度超乎教员想象，也有人动不动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曾有课上，一个班的学员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以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也有学员更愿意选择保留自己的想法。一位上过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学员告诉记者，有中组部的人在，说话也不一定非得很谨慎，有时敢说话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学员们来自各个地区和省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学员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同一话题，他们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靳薇教授对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讲包二奶在艾滋病传播上的危险性，某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立即反应：“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没有危险了。”一次课后，甘肃的学员找到她说，原以为靳老师讲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为了教育他们的个人行为，听完才知道是为了公共卫生。
“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 靳薇说，官员们来到党校，很少打官腔说套话，往往有啥说啥。
对于学员们的直言，谢志强也有同感。他说，很多市县一级的官员来到中央党校，环境变了，没有上级压着，讨论起来比较自由。“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因为他们敢说，掌握的具体情况多。”很多县委书记跟谢志强说：“有些问题我在这里就是放开说了，回去之后就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怎么做。”
直接、开放、敢言是中央党校的传统。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中央党校，除了感叹校园漂亮之外，还没想到中央党校教员、学员的思想这么解放。
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开始有外国学者到中央党校讲学。
2005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来到中央党校，就艾滋病预防发表演讲。
中国最特别的学校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以来，中共地厅以上干部几乎都要到此学习，学制从两三个月到一年不等。2005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来到这里发表演讲，称这里的学员为“中国未来的领袖”。
大多数人能在这里顺利完成学业。结业时最重要的鉴定方式就是小组评议，这也是中共内部考核干部的特有方式。学期完毕时，学员们以十几人为小组，每个人先就自己在党校的表现作总结，陈述收获与不足，其他组员进行评议。
复校30年来，已有5万多名中高级官员从中央党校结业。
中共素来强调理论指导、理论学习。2000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后，中央文件重申党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党校组织教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编成三本书（简称“三基本”），参编人员都是资深的党史研究专家。
与“三基本”齐名的是“五当代”，涉及当代世界经济、法制、军事、科技和主要思潮。五本教材中，军事和科技的编写者分别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当代世界法制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编。
胡锦涛是中央党校83级学员，从1992年起，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近10年。“三基本”、“五当代”是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组织编写的。他还为这套书写了序言。2001年起，中央决定将此列为全党干部的基本读物。
2001年中青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告诉记者，同是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问题，他曾在北大、上海市党校、浦东干部学院听过不同老师讲解，“中央党校老师的讲课水平最高”。
自毛泽东时代始，中央党校就成为中共理论学习重镇。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时，各个解放区的干部都被叫到延安，在当时的中央党校集中学习。毛泽东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就是在此期间向全体学员发表。“文革”后中央党校复校不久，中共开始确立地厅以上干部定期轮训制度。
党代会召开前或某项重大政策实施前，中央高层领导人在此发表讲话。
据中央党校一位教授介绍，党代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始于江泽民。1992年十四大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对当时的省部班学员发表讲话。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前，江泽民发表讲话的地点都是在大礼堂，中央国家部委和各省市一把手全部参加，规格明显高于第一次。今年胡锦涛在大礼堂发表的“6·25”讲话，被视为为十七大报告定调。
“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央党校更合适的了。”这位教授说。
每年春节后、“两会”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也会按惯例汇集此地，举行专题研讨。据某次研讨简报组一位成员称，“省委书记们把各自的问题都带来了，有的意见很尖锐。”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18 22:25: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中国未来风险分析报告 田忠国 2008年2月18日 中国也和世界各国一样，面临着很多风险，只是国与国之间因国情不同，风险不一样而已。整体上说，这是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风险有多少，机遇也会有多少，只是人们如何发现风险、认识风险、管理风险而已。我以为，变幻莫测的风险，常常隐含在顺利的、表面上安全的深处，因为它埋得深，藏得严，再加上思想创新跟不上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形成了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智慧的盲点，因此，人们往往无法发现早已埋伏在你前面的陷阱。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防范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尽量缩小智慧的盲区，烛照风险动人的笑模样，并努力使之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机遇。
管理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尽量在今天把明天可能发生的事一一做好。
一、政治风险 中国的政治风险主要有：
1）、政治智慧的盲区。因为风险存在政治智慧之外，所以这个风险最大，也最危险，所以我把此列为政治风险的首位。解决智慧的盲区之唯一办法，是自觉训练自己的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的核心是程序逻辑和程序验证。
2）、丛林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扫荡。这主要是主体精神的丧失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无疑是中国政治风险最严重的内伤。因为，主体精神的丧失之后是社会基础价值秩序的沉没，使人们陷入了无从判断的迷茫。请注意，毛泽东思想既是思想的，也是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的，更是精神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信仰、是一种中国人民的精神归宿。
3)、各种境外势力在中国境内设的各种基金会，一方面资助其代言人为其宣传政治观念，另一方面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或制度设计。
4）、国内敌对势力一系列的分列活动。
5）、官员乱政残害百姓积累的民怨与情感冲突。
6）、权力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的制度性围困中央。
7）、贫富悬殊拉大，地区差别过大。
8）、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冲突。
其实，以后列举的经济风险，也应该在政治风险之列，因为，经济问题说到底，对国内言是个政治问题，对国际而言是个无形的利益空间问题。
不合理的无形的利益空间，是世界霸权思想直接导致的结果。
二、经济风险 9）、金融风险。
10）、外资收购企业带来的远期风险。
11）、国内、外资本势力的代言人游说或渗透决策层，影响或误导决策。
12）、股市风险。
13）房地产风险。
14）、利益集团的联合行动。
三、台海风险 15）、台独势力的“入联公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陆的态度不坚决不明朗，台湾民众就有可能走进非理性状态，所以，中国对台独应该态度明确、坚决，没有一丝一毫的可以商量的余地，把台湾民众锁定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同时，也让美国明白，任何支持台独的行为，其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人为了保持应有的尊严，会让一切支持台独的势力受到必须受到的惩罚。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好，港、澳问题，藏、疆问题，都会给反对势力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社会灾难性陷阱扩大。
四、中、美利害冲突风险 16）、中、美关系只存利害，不存在友谊，因为美国是个商人设计的规则运行的社会，得利大小是他唯一的法码，社会道义和公平正义永远是他处理国际社会问题时获利时打出的牌。因此，美国不可能坐视中国的崛起不管，管的原因其实也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在国际上扩大自己利益的无形空间。美国的“七寸”在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美国会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但手段采取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代价和利益的比率，也就是说，那是个美国人计算与判断问题。
中国对美战略关系，若不抓住“七寸”而让利，只会使美国得寸进尺。
我以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就采取了“你在我命门上下根钉（台湾），我扼住你的‘七寸’不松手”的战略决策，最终才有中、美建交，美国人跳忠字舞的事出现。
五、科技文化风险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科技竞争的时代，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核心技术，无形空间就朝一边倒向谁，这是不容置辩、谁都无法更改的事实，如果志在改变，唯一路途是加大科研力度，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中国在科技决策上，曾经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国际间的科技距离在许多方面拉大了、拉远了，这不能不使我们警醒。第二个竞争是文化竞争。文化的灵魂在于主体精神，也就是说，那种精神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渴望和追求的，这样的文化才具有国际竞争力，也才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美国的失败在于，美国追求的只是更大的利益空间，民主自由只是他获取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很差，对内缺少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缺少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由于丛林理论和主体精神的丧失，追求感官的实用主义造成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尽快改变这一状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文化创新的大国、强国。
结束语 以上列举的种种风险，其实中国有三大核心风险，一个是中国智慧的盲区在扩大，一个是缺少创造性的制定应对风险的制度程序能力，一个是中国缺少动态管理的能力。制定应对风险的制度程序的核心在于：统一性，同步互动性。而达到这个预期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问责。我国建国后的历史证明，没有思想精神主导下的责任感和问责制，官员就无法确立自己的责任感。中国官员的拒绝监督，就是严重的推脱责任、不愿尽责尽职的表现。中国缺少动态管理的能力，其原因就在于有智慧的盲区，看不到管理的核心就是创造条件满足大多数的渴望和诉求，看不到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看不到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是民主制度程序下的、为社会各阶层和平斗争搭建平台，而不是抑制或压制。民主制度既是一种精神价值信仰，又是一种最佳的社会管理方法。
智库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预测未来的几点思考 田忠国 2008年2月18日星期 中国的智库刚刚起步，怎么走才能走得更稳妥、更好的发展道路呢？这是值得思索的有趣的事情，我就此谈几点看法，就教于方家高手。
一、精神倾向 任何具有一定影响新的精神倾向，都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组织新的价值选择，发现并通透的理解这种精神倾向，就成了能否准确把握新的价值选择的关键。据媒体报道，美国的一家智库研究中国的电视剧"亮剑"，并据电视剧判断中国军队将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根据精神倾向对以后中国军队价值选择的预测。
二、思想倾向 精神指向是思想倾向的基础，而思想则是人类的智慧之光。智慧之光是照亮各种隐密的可能的关键，因为，价值选择既依赖于精神倾向，又依赖于思想对事物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离开对精神和思想研究，想准确的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
三、文化倾向 文化是价值选择的参照系，或者叫参照标准，因此，研究新的文化倾向，也是智库研究人员的重中之中。由此可知，精神、思想、文化是构成新的价值选择的三大要素，而在多种价值选择的可能中，通过比较分析，优化选择出最大的可能，就是预测。这个预测是否准确，主要看对精神、思想和文化倾向的深度把握得如何。
四、尽最大可能排除智慧的盲区 每个人都有智慧的盲区，这是由于知识、阅历、思想、襟怀等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利益因素、襟怀和思维方法造成的。破除智慧的盲区的方法，就是要超越利益，放大襟怀和训练思维方法。在"易经"中，古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套完整的思维图式训练法，我称那种思维训练法为：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验证思维法。这种思维方法是缩小智慧的盲区的最佳方法。智慧的盲区缩小一点，真正的智慧就扩大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不要企望消灭全部智慧的盲区，只要做到尽可能缩小一点就行了。
五、预测：事例排列显示的精神和思想倾向 根据人们掌握的事例进行排列组合，如果事例能够闭环，就证明人们掌握的事例是比较完整的，如果无法闭环，就证明事例中的程序链有断裂之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进一步寻找证据，如果没有条件，可以通过程序縯绎，推测出断裂之处的可能事例。人们可以通过这些事例的排列，呈现出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某种倾向，进而做出价值选择的推测。
六、古代预测法的有益启示 古代预测法有很多，比如，奇门遁甲、大六壬、皇极经世、六爻等等，在这些预测法中，离不开对第一信息的掌握，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之后是以时间与空间为坐标，对价值选择的过程（既程序）进行比符，縯绎，最终选择出结果，这就是古代的预测法。其实，在现代社会，一个研究未来学的人（智库就是对未来进行分析判断，并把分析判断的结果提供给有用的人或组织），能够比过去的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量，通过对事例程序的縯绎，完全有可能比过去预测得更准确。
说到底，古代预测法是一种通过价值程序链推测未来的方法。这或许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届中国智库高峰论坛”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三略观察 2006年11月10日 近日，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召开理事长办公会议，确定联合国内有关机构，年内在北京共同发起和举办“首届中国智库高峰论坛”，目前会议筹备工作已全面展开。
理事长办公会议认为，在中国稳步推进“十一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实现科学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必须大力倡导自主创新，加速发展创意产业，同时也需要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智库机构在推动创新经济、创新文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为此，适时举办“首届中国智库高峰论坛”，汇聚国内著名智库机构和智业界知名人士，共商中国智库、智业建设与合作大计，共谋国家的创新和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切实开好这次中国智库和智业界的历史性盛会，委员会领导要求在精心制定会议方案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内著名智库机构的沟通和协商，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把会议筹备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力求把本届论坛办成一次高水平、高质量的会议，为推动中国智库和智业的建设、合作与发展，为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根据上述要求，委员会秘书处近日分别召开了策划顾问座谈会和专家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对论坛活动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委员会策划顾问、国内著名策划人崔秀芝、孙德禄、徐殿龙、熊大寻、张良对如何办好本届论坛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并确定在论坛上就有关议题发言。专家委员会主任罗肇鸿、副主任高恒、金灿荣也就本届论坛的组织结构、活动安排和演讲内容等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并着手组织专家委员会酝酿提交公众评选的“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国外十大著名智库”、“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民间智库”推荐名单。
在完善本届论坛活动方案的同时，委员会秘书处还将积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外国专家局、著名大学、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和部门联系协商，邀请他们对本届论坛予以支持，从而扩大论坛的社会影响力，谋求最大的社会效益。
让民间智慧汇聚涌流 曹 敏 2007年8月27日 由于角度不同和视野不同，民间智囊群体往往可以向社会发出一些更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观点，从而弥补政府智囊群体的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高潮，借着这股浪潮，体制内学者勇敢地走出政府大门，投身于市场，使中国社会第一次有了来自民间的思想供给，而社会思想的活跃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民间智囊和民间知识分子的出现。
多元社会需要民间智慧 有分析认为，民间智囊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内部的思想资源不足，客观上需要外部资源进行补充，而决策科学化对智囊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制内智库往往难以满足政府的要求，因此，一些民间智库应运而生。笔者更认同的是，民间学者的出现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因素，中国民间知识资源的出现，不过是体制内资源的身份改变。主要是学者们想换一种方法来经营思想和知识的产出，换一个身份来表达思想观点。至于说与政府的需求是否有关，可能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这些民间研究机构出现后，政府很少与它们发生联系，很少直接从它们那里订购产品。真正鼓动学者们离开体制的是他们个人不同的性格爱好和思想观点。
以福卡智库为例，它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学术机构、国有财团、民企合资而成，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独立运作的股份制研究机构，联合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预测、战略、方案”的研究咨询工作。他们坚持“客观、冷静、中性、实证”的科研原则，以其独特的“穿透、合成、创新”的“智慧型文化”，破解难题、研讨方案。十几年来，福卡智库致力于为商界、政界提供科学理性、富于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智力服务，仅度身定制的专项研究与咨询项目已达近千项，完成了从亚行、跨国企业到国内各企业集团、各级政府的相关咨询课题，把自己打造成为行业的领先品牌。
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不同，民间智库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也难以像国外的思想库那样，得到某些基金会的固定支持，他们的经费来源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由合作伙伴提供，所谓的合作伙伴是指关系企业、机构和NGO；另一部分则是个别从业人员经商和个人投资成功后将经费转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或是个人自筹资金等。这些性质的资金来源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但数额有限，也往往不一定能按时足额到位，因此，中小型民间研究机构常常受到资金之困。然而这也并不全是坏处，没有主管单位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制约因素，所以，除了智库通常采用的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出售门票、拉赞助以及通过大师级学者演讲来吸引受众外，他们也更愿意和新兴媒体合作，发布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网络BBS是新兴民营研究机构普遍看好的平台之一，私人博客也被许多从业人员当作发表自己观点的额外工作场所，而在博客之后出版著作的也越来越多。在媒体上，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一种气氛正悄然形成，这正是由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状态决定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状态多元化、需求多元化的社会，要满足多元化需求，必须听取不同角度的声音，这在客观上要求给民间智库以新的发展空间。
率真声音获得政府认可 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实效已成为衡量现代政府领导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003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面向世界公开招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前期研究课题。这个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经济发展方案的举动，被解读成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也是民间研究机构开始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信号。与体制内的思想库相比，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更贴近市场、更贴近民生，并且已经开始引起决策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体制内学者辞去公职，丢掉铁饭碗，转变身份，成为的民间智库的学者，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的社会进步。
民间智囊人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以民间人士的身份，表达来自社会的意见，表达这些研究机构的自身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由于他们特殊和独立的身份，他们的声音可以更加率真，观点可以更加透明，表达方式也可以更加自由。更主要的是，由于角度不同和视野不同，民间智囊群体往往可以向社会发出一些更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观点，从而弥补政府智囊群体的不足。
不仅如此，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的要求下，更加客观、专业的细分在市场导向下逐渐明朗由于体制的不同，民间智库不得不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来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要。例如，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从成立之初，就创造性地提出“小机构，大网络”的思路，组建了一个由国内几十名位著名专家组成的高层次学术委员会，如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亲自担任该院的董事局主席、名誉院长。在这个高层次学术委员会指导下，中改院有一支130多人组成的特约研究员队伍，他们来自国家机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业、金融界，都是本领域内的佼佼者。这一机构放弃行政级别，以“官方背景、民间机构”的身份出现，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以“事业法人，企业化管理”的独特体制成为中国科研机构的“敢为人先”者。他们有多少事用多少人，用人而不养人，研究成果出来后，就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体快速准确地向外界传递，并力图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最多的有效受众，扩大自身影响。
纵观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国民营研究机构有这样几个特点：从事经济、技术方面研究的多，从事政治、思想、文化、法律、行政管理方面研究的少，这说明在社会科学方面，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的研究仍以政府研究部门为主。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如果这一批智力资源都能像民营研究机构一样发挥效用，将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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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4 16: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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