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与《我的路》
罗达成
《文汇月刊》有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源头来自选题会,而且提出绝好选题的,并不一定是组稿编辑。在1983年6月号发表,之后又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十多天的刘晓庆的《我的路》,是组版责编徐凤吾在1982年深秋的一次会上提出来的选题。 徐凤吾说:“现在社会上以及电影圈里,对刘晓庆有很多流言,讲她跟丈夫离婚了,私生活相当乱。讲《原野》里因为拍了她的裸体镜头,所以片子审查通不过。还讲她走穴、倒卖黄金,经济上也有严重问题。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演员,有艺术天赋,也有相当成就,现在身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甚至试图自杀。《文汇月刊》应该为刘晓庆提供机会,澄清事实,而且要让她自己动笔。以我感觉,刘晓庆一定有话要讲。随便她怎么讲,刊登出来,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读者也一定会十分关心。” 梅朵大为赞同,作为老资格的电影评论家,以前是《大众电影》的创始人,现在又是《文汇报》麾下《文汇电影时报》的创始人之一,像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这样的电影界头头脑脑,以及谢晋这样的一批大腕名导,都是他的至交或是熟人。因此,梅朵对刘晓庆知根知底,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演员,走上银幕仅仅几年,却尽显才华,迅速蹿红。不过,刘晓庆冒出来的过程一波三折,四五年间饱尝艰辛,一度看不到出头之日。1975年3月,当刘晓庆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怯生生地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海鹰》摄制组试戏时,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她在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这些大牌演员面前,手足失措,完全失去了信心,只好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孤注一掷。 刘晓庆不知自己怎么过关的,还在感到庆幸,《海鹰》却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她回家。然而,绝处逢生,在临去机场的一刻,《南海长城》摄制组让她去试戏。谁知《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刘晓庆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到四川,在部队话剧团的演出中跑龙套。后来,她又有机会参演了珠影厂拍的《同志,感谢你》和《春歌》,虽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片子均未成功,但她感到很值得,也很满足,“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 命运又给了刘晓庆一次机会,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刘晓庆结婚后仅四天就来到珠影厂拍戏,已经一年了。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打来的电话,黄健中导演邀请她拍《小花》,说请她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然而,刘晓庆白白等了好多天,剧本却迟迟未见,在去黄山拍外景前一天,她来北影厂报到。当晚她在家看完剧本,又生气又失望,那是什么“主要角色”?让她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刘晓庆对出演这么个角色,没有一丁点儿信心。 她到了黄山,头一件事就是抱怨黄健中:“为什么不把剧本寄给我?”黄导笑而不答。很久以后,黄健中才对刘晓庆说实话,摄制组的人都不让寄,“如果把剧本寄给你,你还愿意来吗?” 尽管戏份有限,刘晓庆还是很想演好这个“活道具”。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她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一遍遍练习跪走。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的事,谁知这跪走疼得要命。练到后来膝盖红肿不堪,一跪下就疼得刺骨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见刘晓庆有事没事地跪着走,还以为她有精神病。刘晓庆感叹说:“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 刘晓庆做梦也没想到,当样片送回北影厂让厂长汪洋审查,他看完这段戏,当场忘情地叫喊道:“把这个演员留下来!”短短一句话,改变了刘晓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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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晓庆写《我的路》)
刘晓庆很快走红了。1980年,她因电影《小花》摘取了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不过,赢得声誉的刘晓庆,在拍戏时很会表演,在生活中却不会掩饰自己,保护自己,她为人张扬,口没遮拦。在拍摄《原野》时,她居然敢不知轻重地跟大名鼎鼎的杨在葆打嘴仗,而且,竟敢赌演技,演不好就跳楼。刘晓庆曾生动地对此作过自我描绘: “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就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我说‘是呀’。停了一会儿,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拍摄前进行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 “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进入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即席挥毫,为我题了八个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我十分得意地瞅着导演凌子,凑到她耳旁说了一句悄悄话,‘看来,我可以不用从楼上跳下去了’!” 刘晓庆没有想到,事业上愈来愈得意,生活上却愈来愈失意。自《瞧这一家子》以后,各种片约蜂拥而来,她扮演的全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轻浮女人一类的角色,以致在好多人眼里,这就是刘晓庆在个人生活中的写照。而在接拍影片《神秘的大佛》后,批评文章一时排山倒海,社会上对她的谣言四处流传: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最痛心的是,在刘晓庆蒙受误解和难堪的时刻,她的丈夫非但不为之排忧解难,却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她。刘晓庆感到感情完全崩溃了,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她选择了离婚,离开了家,住在北影招待所。这件事,立即成为北影厂的头条新闻。刘晓庆孤苦无援,轻易不敢出门,不敢面对人们的指指戳戳和恶意评点,真是度日如年! 《文汇月刊》有人想到了她,梅朵也希望能对她雪中送炭,把组稿任务交给了余之,让他赶快到北京去找刘晓庆。余之自然义不容辞,他不仅是刊物分管电影的编辑,同时还兼任《文汇电影时报》的副主编,跟电影圈混得相当熟。他打听到刘晓庆正在河北避暑山庄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随即给她去了封信,说,“梅朵和《文汇月刊》知道她正处在各种流言的困扰之中,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有许多的酸甜苦辣要倾吐,希望她能写篇文章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同时,《文汇月刊》很愿意将她这样有成就、有影响、有潜力而且有争议的年轻演员,推到封面上“亮相”。刘晓庆接到信后,很快给余之回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深谢编辑部对她的同情与支持,自己也确有如蹈水火、四面楚歌之窘迫,有许多话淤积在心,她一定抽时间尽力将其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题目就叫《我的路》。她答应写了,心里却还在挣扎,梅朵和《文汇月刊》太仗义了,居然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让她自己写自己。“这个大胆的设想使我吃了一惊。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演员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写过‘传’,只有两鬓斑白的艺术家,在即将告别艺术或是即将告别人世之前写一些艺术上的总结,或是写一些回忆录,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个季度过去了,转眼已是1983年3月,刘晓庆的《我的路》了无影迹。余之又发信催稿,刘晓庆回信对写作的耽搁表示歉意,说她对《我的路》的写作时在念中,不敢忘怀,只是拍片太忙了。一个月后,余之赶往北京,直奔刘晓庆摄制组所在地——北京西苑饭店,具体商谈写作事宜。其时,她正在拍摄由李翰祥执导的《垂帘听政》。空手而归的余之,感受到编辑部内部急不可待的压力,一改之前的温文尔雅、耐心等待,开始狂轰滥炸,频频去电催促文稿。逼稿之紧,使刘晓庆戏称余之为逼命的“黄世仁”。半个月后,这个没有退路的“喜儿”,决意抛开杂念,不计后果,破釜沉舟地开始写作。 刘晓庆的胸中翻江倒海,她写作时的心境哀怨而又激愤,想到从此自己便没有了清白名誉,这一切将跟随着她走进坟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厂在宣布她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撤销了,电影家协会也迟迟不批准她参加。而在许多人心中,她的名字几乎等同于1980年代的“潘金莲”。 刘晓庆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她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所有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众,包括她自己最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被人肆意干涉的个人生活。她准备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自己交到观众的面前。她相信人的善良本性,相信人们会对她作出公正的评价。 那是刘晓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足不出户,关在屋里写了三天。从第一个字直到最后一个字,一直没有倒回去看一遍,也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思路源源滚来。每一句话都从我心里流出,我的眼眶里时不时含满了眼泪,它们流过我的面颊滴到纸上,我就在这眼泪浸湿的纸张上面,奋笔疾书。三天之后,我把稿子扔开,全力投入拍摄工作。一个星期之后,我用两天时间将全部稿子细细地改了一遍,慎重地将它交给了《文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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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的路》在《文汇月刊》中的选段)
接到刘晓庆稿件,余之喜不自胜,而我捧读《我的路》长长的小样,心中很快为震惊、喜悦和赞叹所充斥。在文章第一节《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里,她就概括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入木三分的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很难想像,这篇文章竟出自一个非职业作者的青年演员笔下!满纸真情,坦荡而又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和痛诉,在流畅、质朴的文笔中汩汩流淌,有成功的兴奋和笑声,有不拘世俗、真率中略带狂傲的谈吐,也有被冤屈、被围攻时孤独无助的哀怨和泪水……一个真性情的刘晓庆,活生生的刘晓庆! 我们知道,这篇文章肯定会产生影响,也一定会带来麻烦。稿子处理得小心翼翼,《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看了以后讲,有些地方有点粗俗,要改。徐凤吾还记得,以当时眼光,觉得有个地方有点“黄色”,说到她“床上功夫很好”,徐凤吾删掉了。文章刊登在1983年第六期《文汇月刊》上。三万字的文稿,配发了六张照片,封面人物也是刘晓庆。反响大大超出了预期,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各地要求增订、加印《文汇月刊》的电函和汇款单每天飞至编辑部,铁道部南京铁路分局一次就买了五千本。刊物加印了两次,到三十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党委开会讨论时,马达一锤定音,说一刀切,不准再加印了。而在商议《文汇报》上是否要转载时,有六个人参加讨论。马达说:“你们五个人都同意,我不反对,但转载时要把里面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删掉。”随后,《文汇报》便选择《我的路》的主要章节连载了十多天。 刘晓庆的《我的路》,与观众平等对视着,平实、真诚地倾吐了一个走红的青年演员,却身陷困境的苦衷,无奈而又无助。通过极具影响力的《文汇报》、《文汇月刊》这两个权威载体,它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海内外。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封“读者来信”飞向《文汇月刊》,飞向北影厂和刘晓庆。其中支持者比例为百分之九十九,反对者为百分之一。一时间,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刘晓庆的“《我的路》热”。有的报刊还就《我的路》中的一些观点,如关于“个人奋斗”,关于“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等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报刊则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我的路》进行批判。巧合的是,其间北京市正值“两会”期间,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人提出质问:为什么要宣传问题很多的刘晓庆?宣传她的个人奋斗?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刘晓庆过山车般的经历了大喜大悲。起初她喜不自胜,《我的路》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全文发表了。所有的这一期杂志被一抢而空,人们排着长队购买这本杂志。《文汇月刊》寄给她的二十本杂志还没到她手便不翼而飞。一天之内她收到九十六封信,电报、电话源源不绝,夸她写得好,写得真实!刘晓庆欣慰不已,她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我的路》发表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下调子,“《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紧接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都发表批评文章,全国许多省市都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好几个中央一级的单位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公开点她的名,有几家省报因为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作公开检查。 一下子,刘晓庆又成了“典型”,一些朋友同她疏远了,就连《我的路》中提到的有些朋友也躲开了,怕沾惹上麻烦。最让她难受的是,一位跟她最好的朋友竟也劝说:“天要下雨,不打伞是蠢人。你最好赶快在报上写一篇文章检查自己的错误。”刘晓庆断然拒绝了,她认为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更谈不上检讨什么错误。 而对《文汇报》、《文汇月刊》的批评更直接,来头相当大,党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胡乔木也提出质问。1983年10月,“反对精神污染”来势汹汹,其间,《文汇月刊》编辑部几次被要求清查“精神污染”的文章,而余之被要求“讲清楚”关于《我的路》的问题。“讲清楚”,是当时的专用词。余之三次检查,还是讲不清楚。责编徐凤吾的珍贵日记,简略地记下了那段时日《文汇报》和《文汇月刊》所承受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1983年6月24日:“月刊第六期已脱销,这一期加印二十万。《文汇报》转载后,轰动一时。陈沂认为,报纸不应转载。北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意见,说,刘晓庆刚受批评,报刊为什么发这样文章?有人告到胡乔木处。” 8月15日:“上午内部会议,讨论刘晓庆《我的路》问题。胡乔木认为,宣扬了个人奋斗。” 11月2日:“罗说,马达通知,写一个初步‘清理精神污染’的书面材料,几人分头写。” 11月5日:“马达北京开会回来,胡乔木接见谈话,说文汇的错误文章,有三:一,王若水文章;二,刘的‘我的路’;三,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有人说这是‘异化论’在创作中的表现。他还说过,是很坏的作品,是‘存在主义’的。” 12月3日:“月刊部向党委汇报清理情况,谢蔚明读清理报告。马达最后发言,月刊成绩很大,问题较多,文艺思想要进一步清理。宣布明年一月号起,委托史中兴代他审稿(唐海已退休)。” 形势严峻,《文汇月刊》已被作为重点整肃对象。时任市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的陈沂,起初的批评还是保护性的,但后来,随着胡乔木的发声,清查力度增大,陈沂也开始顶不住了。然而,形势出人意外地由风雨交加,开始逐步转向绵绵细雨了。原先《文汇报》和《文汇月刊》的自我检查一直通不过,一再修改,要求增强严重性、深刻性,现在却出现了转机。 不久,北京方面有消息传来,是胡耀邦同志叫停了这场为期两个月的运动,他认为“反对精神污染”搞得扩大化了,要防止出现“左”的偏差。 “1月14日,上午部门会议,梅朵读了胡耀邦同志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纠偏)与整党的报告。”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马达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对于这次胡乔木找他谈话,他没有思想准备,有点担心不知道要谈什么。在胡乔木家的会客室落座后,马达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胡乔木一下子把他的话挡住,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马达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 十八年后,在马达推出的回忆录《马达自述》和《胡乔木同我的三次谈话》中,曾对此作了详尽的回顾。 “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胡乔木首先提出了问题。马达回答:“那是刘晓庆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马达没有想到这次郑重召见,是会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胡乔木又说:“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连忙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胡乔木显然感到不快,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面对胡乔木抛来的大帽子,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马达也只能沉默以对了。这一段不愉快的开场白,昭示着接下去的谈话不会轻松。 一个想不到,接着另一个想不到,第二个话题竟是与马达八杆子打不着的“关于人道主义”。胡乔木一个人唠唠叨叨、翻来覆去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中心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 胡乔木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是中午时分了。马达说:“乔木同志,您太累了,您休息一下吧。”见胡乔木点头答应,马达连忙起身告别。而同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他跟马达一样不断地抽烟,一言不发。 回“北办”的途中,饱经政治风云的马达一路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政治含义?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找他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胡乔木独自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马达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对此所知无多,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 马达回报社后,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理论家不肯贸然动笔,马达又怎敢轻举妄动呢?与胡乔木同为“中共两支笔”之一的周扬,就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1983年的“清污”运动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胡乔木与马达谈话之际,躺在北京医院的周扬,已经成了没有思想的植物人,靠鼻饲延长生命,直至1989年与世长辞。 马达原本准备买明天中午的机票返沪。可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而他中午回到“北办”,胡乔木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三时再去谈话。马达只好把机票退了。 这天话题更重要,胡乔木告诉马达:“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还详细向马达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 胡乔木对三年前的“清污”运动被叫停耿耿于怀。他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 , 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最近(指某位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谈话至此,主题明朗了,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点题后,马达脑子里飞转着、思索着胡乔木此番召见的用意: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 胡乔木最后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马达似乎预感到,新闻界、思想文化界那种风起云涌、草木惊心的日子,又将来临了。 果不其然,马达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经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文汇报》班子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马达又得考虑如何作检讨了。这时的马达,忽然想到他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马达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 不言自明,《文汇月刊》又被要求做新一轮的清查。 不过,刘晓庆总算艰难地从《我的路》这件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马达的回忆录中,还曾记下胡乔木对刘晓庆看法的戏剧性变化: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刘晓庆在压抑中度过了三年,还有好几年受到了出国限制,幸亏后来夏衍出面,跟胡乔木疏通了一下,才把她解放了。对此,刘晓庆念念不忘,心中永远记住夏衍跟她说的一段话:“《我的路》发表后,我也知道有些人对这篇文章有意见,说你强调了个人奋斗。我看,个人奋斗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怕的是个人不奋斗,不肯奋斗。个人奋斗有什么不好?现在提倡自学成才,自学成才不就是个人奋斗吗?!”随后,《我的路》先后被翻译成十四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刘晓庆也得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