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友情提示：在孝南区，称教研员为‘某老师’，不到位！要叫‘主任’才肉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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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不过是马甲
            鄢烈山
广东媒体15日都有报道，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对此，我当然赞成。

通知说，有的党政机关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的确是这样。我虽非官场中人，也听到过这种称呼，非常地不适应。诚如周俊生先生在一篇随笔所说，我对“屌丝”一词很反感，却阻挡不了它成为大众流行语，堂而皇之上了大众媒体，乃至出现了什么电视剧《屌丝男士》、《屌丝女士》。我们的社会整体在粗鄙化，许由洗耳变得太“奇葩”，何况哪里找得到一掬洗耳的清水？
省纪委的通知指出，之所以会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是因为“当前我省党政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这是讲外部大环境。通知又表示，“称呼问题反映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则主要是从干部本人品行的角度（内因）看问题。两方面说得都对。

可是，如果接下来追问，这样的大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能说明多少问题？

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说“君子”指身居高位者，他们的行为可以影响众庶（“小人”），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点我同意。如果说“君子”是指道德情操高尚、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这世上能有几人？扪心自问，我就是一个与时俯仰的“小人”。

1982年大学毕业，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区机关大楼三层，东头是区长们与区政府办，西头是区委书记们和区委办。我与领导们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来没有恭敬地喊过一声“书记”和“区长”，大多是“狭路相逢”时点个头，最多相视一笑，领导们并不以为忤，也没影响区委魏书记主持常委会通过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干部的提拔任命。

1987年到了长江日报社评论部，对老主任叫老黄，对年纪相近的分管副总编真呼其名——这只是从俗，评论部另几个与他年纪相近的同事就是直呼其名嘛。有时与领导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大家觉得很自然。甚至当专职评论员的那位女士，有一回在争论中急了，脱口而出说分管副总“你书读少了”，这样狂妄的话也没有影响上下级关系。

1995年我到了南方周末，直到2001年5月，与左方、江艺平和钱钢同志同事，对“左方”大家都喊“老左”，我也喊“老左”，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真心想喊“左老师”，因为南周同事喜欢戏谑地互称“老师”（大概是跟实习生学的，见人喊“老师”）；对江艺平和钱钢则直呼其名；这期间，社会风气已经开始变了，不喊江、钱老总，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倚老卖老之嫌。

忆旧恍如隔世。如今再年轻的领导，不喊官衔，不称老总，就太另类了，自己先觉得别扭。虽然我不想也不必讨好谁，但我愿意给人敬称，与人为善是一种修养。恰如细究词源，“相公”、“小姐”（大家闺秀）、“SIR”（爵士）这些后世普通的称呼，不都是抬高人身分的敬称吗？

称谓总是越来越尊贵，具体叫法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尊崇什么样的人。“老板”若在毛泽东时代，等于“资本家”，是个贬义词，如今则是雇主、当家人的意思，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角色。“老大”是江湖用语，指帮派首领，对属下有生杀之权；从前指电影里的黑帮头子，后来在武侠作品中是中性人物，现在代称领导人当然取的是“您一言九鼎、我愿效犬马之劳”的意思。

称谓是表，权力是里。“书记”本是“记录员”之意，够谦虚吧？当书记成了“拿摩温”（NO.1，一号、老大）之时，它当然就是敬称了，只有不懂当下中国政制的人读汉语才把它当卑微的“记录员”理解。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上下级之间特别是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演愈烈，这才会有“买官卖官”罪案不断发生，这才是官场流行“老板”、“老大”之类称谓的真实背景。

如果不治本，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依旧，如何称呼不过是换个马甲的问题。



官场“称呼学”：市长以上称老板 基层领导叫老大
发布时间:2014-04-25
作者:鞠靖、孙甜甜、杨翘楚

“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 　　“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的醒目位置。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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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假如有信仰那就是做官

   ——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就看透了中国
         来源： 悦读馆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

闲来无事读闲书，近期看了一些关于英国使团第一次觐见乾隆的趣闻，联想到当下的中国，联想到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拆迁、高房价、高物价、跨省、上访、抢尸、李刚，不由得生出无数感慨，且看今日之中国，谁之胜景，谁之天下？

【1】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民。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2】英国人对于”乾隆盛世”的感受。

1、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2、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3、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制和严苛的礼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3】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2、官本位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3、专制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4】黑格尔对中国的结论让人害怕又脸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结论。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结论，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读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乾隆盛世”真实与当下联系起来，想必“乾隆盛世”在国人和乾隆看来也是“和谐社会”吧。

   参加过中国盛会的外国人是不是在表面赞扬中国的同时，暗地里发出和英国使团一样的感 慨呢？

   上海大火和北京大火都在冥冥之中警告我们：脱离现实的过度奢靡和炫耀必将遭天谴和报应。乾隆、慈禧等无数的超级败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重复看了无数上演的历史大戏后，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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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

李路路

文章来源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单位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城镇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相对于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所谓“单位”，是改革开放前在城镇地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1]在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农村、城镇社区、地方政府等基本社会结构单位及其组织制度，都得到了较为系统、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但是，对于“单位制”，包括单位组织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持续的研究。这里，我想通过对单位制的变迁及其研究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式讨论，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研究者对“单位制”变迁的兴趣，从而不仅通过单位制的变迁透视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路径和机制，而且将单位制作为研究中国组织现象和制度的重要参照物，有助于对中国组织现象和组织制度的研究。

　　通常我们会将“单位制”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前者主要涉及社会体制的层面或曰宏观的层面，后者主要涉及组织制度和结构的层面。下面的讨论也将从这两个层面上进行。我将试图回答：究竟单位制的特征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如何界定或认识现在的状况？为了给读者更清晰的印象，我将按照单位制的特征分别讨论上述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单位制的基础或制度背景。简单地说，中国的单位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讨论单位制的特征或者进行比较分析时不应忘记的。

　　当我们分析“单位体制”时，关注的是下述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微观的社会组织都是“单位组织”[2]

　　1.“单位组织”是国家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的、或对原有的社会组织进行改造后建立起来的、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组织形式。而在其他社会中，社会组织大多不是由国家建立起来并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例如，私人组织、财团法人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仅就工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来说，2009年，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仅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4.9%，可以说，大部分企业组织都不再是“单位组织”。当然，就其性质来说，行政单位和大部分事业单位仍然是国有单位。

　　2.单位组织中普遍设立党组织，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党和政府。首先，现在的国有单位中仍然普遍设立党组织；其次，这些党组织在政治上代表党和政府，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使得这些党组织在法律上已经不再代表党和政府；再次，大量的非国有单位中党组织已经不是普遍的存在，而是成为需要努力的目标。

　　3.以国家行政制为基础的普遍行政等级制度，每一个单位组织都被组织到国家的行政等级制度中，获得一个相应的行政等级位置，承担相应的责任，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改革，已经造成，在非国有单位和中小国有企业中，国家行政等级制度已经解体；但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仍然存在国家行政等级制度，而且在国家行政权力越来越“升值”的背景下，这些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还有发展的趋势。

　　几乎一切城镇地区的就业人员都是由国家按照计划分配至“单位组织”成为其成员

　　这一特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随着就业体制的改革，国家已经基本上取消了计划就业体制，就业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其次，随着非国有单位的发展，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的人员占城镇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99.2%下降为2009年的20.5%。也就是说，在城镇地区，大部分就业人员不再是国有单位的成员，也没有统一安排人们工作单位的就业制度。

　　单位组织具有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内在特质[2]

　　1.功能合一性。伴随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组织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已基本上市场化，例如，养老、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住房等；国有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还承担着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功能，在社会化的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这些单位的社会保障功能显著“升值”。尽管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单位在功能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承担国家赋予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例如，社会稳定功能等。

　　2.非契约性。组织性质、地位和环境的改变，使得国有单位组织和其成员的关系已经基本上转变为普遍的契约制，即普遍的合同制，相对于过去的非契约性关系有了根本的变化。

　　3.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国有单位组织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和市场化的发展，国有单位组织对于自己实际控制的资源有了相当大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市场化的环境也推动资源在市场中的大规模流动。

　　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

　　因为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所以单位组织必须依附于国家；由于国家是通过单位组织将资源分配到个人，所以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单位—个人之间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改革开放使得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有了很大改变。第一，非国有单位对国家不存在那种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第二，国有单位政企分开、扩大自主权，市场化改革导致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组织具有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地位；第三，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改革，使得个人对单位组织的强制性依赖转变为“利益型依赖”[3]；第四，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使得所有的组织实际上对国家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依赖”；第五，国家对国有单位领导人的任免权和国有资产产权，使得国有单位仍在很大程度上强制性的依附于国家；第六，“项目制”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单位制”成为组织对国家新的依赖和国家对组织的新的控制方式[4]。

　　单位地位等于个人地位

　　国家—单位组织—个人之间强制性的依附结构，以及国家根据单位组织的行政级别(权力)、所有制性质，自上而下的分配资源，造成了单位组织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个人的单位身份成为标志个人地位的重要特征。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控制的放松，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都使得个人特征，特别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影响力上升，但单位组织的影响仍然强大，例如，在决定收入获得因素中，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国有垄断行业地位等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单位组织内部的权力/权威结构

　　对于单位组织的内部权力/权威关系结构，实际上我们知之有限，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状况，甚至可以说是知之较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做出一个小结。

　　“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关系(依附关系)”[5]，这几乎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国有企业组织内部权威关系结构最为经典的、也最为系统的表述。“一系列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派系结构)”，是国内学者在庇护模式基础上对单位组织内部权威结构研究的推进。[6]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单位组织中的权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中小型国有企业中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所谓“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7]70；或者在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中，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向“层化关系模式”转变：业绩导向使得原来的以政治忠诚为基础的庇护关系转变为以效率差别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多级层化结构[8]。

　　其实对于传统单位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模式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学者提出，庇护关系模式强调的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关系，忽视了单位成员的反抗能力，没有注意到普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方式。由于国企资源分配的身份化、合法性认同的非科层职位化、产权不清导致的“看门人”地位和角色混同等等因素，导致了国企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领导权威不足现象。[9-10]

　　遗憾地是，我们没有在上面这些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方面，无法对单位组织权威关系的变化作出更为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没有对已经高度分化的组织化类型，包括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及其内部的各种类型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如果说，对于单位体制的变化我们还能够较为系统的做出一些判断(例如，“新单位制”、“后单位制”)，尽管有时不那么精确，那么对于单位组织(或各种社会组织)内部权威结构的状况和变化，我们实际上无法说出超出上述成果更多的东西，留下了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黑洞”。

　　不仅如此。在单位制的研究传统中我们还面临更大的挑战。研究者们曾经将单位制的功能归结如下：第一，单位制是国家集中、分配和利用社会资源的组织化形式；第二，单位制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组织化形式；第三，单位制是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基本形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国有单位组织在规模上已经不是多数，尽管在质量上还占有重要位置；市场已经成为日益主要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国家—单位—个人的强制性依附关系结构，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松动、甚至解体。国家如何分配它所掌握的资源，社会如何新的组织化，社会如何在市场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新的整合，都是我们从单位制出发面临的挑战。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也许系统、具体、精准的分析相对于总体的判断，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

参考文献：

　　[1]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4期。

　　[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1期。

　　[3]吴晓刚：《从人身依附到利益依赖》，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4年。

　　[4]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5期。

　　[5]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6]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16期。

　　[7]Lee C K. The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Chinese working classl, China Quarterly,1999(2).

　　[8]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3期。

　　[9]蔡禾：《论国有企业的权威问题——兼对安基·G·沃达的讨论”》，《社会学研究》，1996年6期。

　　[10]蔡禾：《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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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 　　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与高超的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中国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是，其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政治、军事上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广州客村的丽影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欺诈有时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对可以欺诈人，却不可以欺诈大自然与社会的自然权利。弄虚作假可以对付一时的检查之效，但是环境的污染，社会治理的混乱，政府的腐败是不可能真正掩盖得了的。一个社会捂盖子的技术再高超，最后也还是要露陷。就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是，中国人的天空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存在，仍然是要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一样，生活不是高超的魔术，而是非常真实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骗术高明一时看不到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骗术高明让眼见为实就真的存在着。科学才是探求真相与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骗不了神的慧眼。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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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补充上帖类似‘画面’：

             俺所在的‘单位’共18人，多为两个人一间办公室。
             在俺‘单位’的解放街时代，各办公室门上最少挂一块牌子-----例老陈老管共用的办公室，挂[小教二部]小方形木牌一个；
             多的呢？一间办公室挂5块牌子！
             这些牌子挂在门上，再辅之以每周一上午的‘三级主任行政会’，形成也许全中国县区级教研室独有的‘特色’。
             搞学术，俺们没啥可说的；搞权术，俺们舍得丢脸。
             牌子是由徐小华同志按时任室主任的要求经手做的。可电0712--2824704问询。
            



本站网管员管季超联系方式
免长话费服务电话：400-027-8105，
移动电话：13971958105，
邮箱：xnjyw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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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号：291179970，
微信号：jszy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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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一居委会挂163块牌匾：上级交代的都得干

2014年05月26日

来源：新华网

近日网曝湖北襄阳一居委会社区挂163块牌匾，制作费用3万多元，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地正在试点基层组织清理规范制度、匾牌工作。目前，该社区悬挂的163块规范制度、牌匾，经清理精简，保留31块。

21日，襄阳市襄城区麒麟村工作人员正在对清理下来的80多块牌匾登记造册。

原标题：曝湖北襄阳一居委会社区挂163块牌匾 回应已精简
近日网曝湖北襄阳一居委会社区挂163块牌匾，制作费用3万多元，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地正在试点基层组织清理规范制度、匾牌工作。目前，该社区悬挂的163块规范制度、牌匾，经清理精简，保留31块。
记者在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街道千山社区一储物室看到，计生、扶贫、综治、卫生、法律、救助……各政府职能部门在居委会悬挂的130多块各种规范制度、牌匾，都已被摘下，堆积在一起。
一份牌匾代表一份责任，社区工作人员对上级部门交代的事情都得干，负担很重。有些制度规范、牌匾也没有意义，只是“挂牌子，占房子”。再者，群众到居委会社区来办事，也经常是眼花缭乱，理不清头绪。千山社区党总支书记詹斌说起以前满屋子的制度、匾牌时，向记者大倒苦水。

襄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市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现，当前基层组织存在匾牌过多过滥问题，襄阳市委深入调查研究后决定，全面清理规范过多过滥的制度、匾牌，为村(居)委会减负，逐步将村(居)委会干部从摊派任务中解放出来。
目前，全市在襄城区檀溪街道办事处麒麟村、隆中街道办事处花木店村和千山社区试点，按照“依法依规、精简规范、整合功能、方便群众、尊重基层、只减不增”的原则，结合基层实际，探索积累经验。麒麟村村委会原有115块，清理86块，保留了29块；隆中街道办事处花木店村村委会原有126块牌子，目前保留27块。
襄城区檀溪街道办事处麒麟村大学生村官伍雅琦告诉记者，精简规范制度上墙、牌匾悬挂，有利于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同时，身为基层公共服务人员，切实便民服务才是根本，“制度上墙，不如自己上心”。(记者 李伟、袁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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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势利小人，就有阿谀奉承之徒，但是当一个民族着意造下一些专门的“谀词”，便意味着这个民族中的趋炎附势之风已经相当可观和成熟了。一切美好的形容词——伟大、天才、孔武、俊美——均可以用于奉承，但它们本身与奉承无涉，它们可以用在恰当的地方。在传统社会中的敬语和尊称是发达的，其中不乏带有不平等和浓厚的贵族味道的称呼，但是称谓所反映的阶层差别——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那个社会明确标榜的， 因此人格上的格外奉谀倒不一定突出。在近现代，这种称谓上的“特权”受到每一次革命的冲击。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贫富两极的人口锐减，中等阶层极大地膨胀，人们通过在公共场合中将Sir（先生） 用于每个人而清除了其原有的贵族气味。而在1949 后的中国，我们曾作出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显示尊卑的称谓，造成了一个平等的“同志”称谓。在这一纯洁平等的背景下，虽然“某老”的恭维披上的是新的语言外衣，其包含的势利与不平等仍是十分触目的。“长” 与“某老”的流行，说明平等追求的失败，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了旧的不平等。法国大革命后是贵族语言的复辟，我们的革命更可怜， 革命后人们竟借平民的语言造就着新的尊卑。不知道“某老”的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们还记得推行“同志”时的初衷吗？                           （摘自郑也夫著《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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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称呼的讲究

（作者：舒炜；原题：《官场称呼的真讲究与“穷讲究”》；

刊于《廉政瞭望》2014年04月11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场上的称呼最开始是称同志，领导之间也有直呼其名的，如恩来、少奇、小平等，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体现出在一个党内，为了一个事业，超越官职大小的一种关系。

其实，官方正式文件和场合中从未有过“官员”的称呼，更多是用“干部”和“同志”来称呼。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关于党内称呼问题作过专门的批示，意思是党内不分职务大小一律都称同志。但是，这样的传统并没有坚持多久，一些干部更喜欢以称职务代替名字。有专家表示：“这么多人在这个官场称谓上‘钻研’，说到底，是虚荣心在作怪，还是官本位思想没解决。

“不过现实中，官场之间的称呼却有一些‘讲究’，很多新晋公务员常常话一出口就得罪人了，他自己还没明白过来。”有官员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千万别直称‘某巡视员’”

巡视员一般都是厅级干部，算大领导了，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人直接称他们为某某巡视员。“千万别这样喊，人家不乐意听。更多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用他之前的职务来称呼，比如王局、张厅、李主任等。”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说，“但是正式行文时，要称为巡视员。”

曾有一名媒体人回忆，自己刚入行不久时，跟着老记者去采访某厅的一名副巡视员，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视员”，让本来“和颜悦色”的对方“脸色陡变”。后来报社领导好几年内都要拿这事给新记者做反面例子，让自己好不郁闷。

但同为非领导职务，级别为处级的调研员在口头称呼上要随意一些。“徐调、王调可以随便叫，都不会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处级干部王正伟说。“当然，并非说所有的调研员或者巡视员都是这样，但我所打过交道的这类领导有数十名，基本符合这样的情况。”

“归根到底，还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态的问题，你本来就是这个职务，人家这样称呼你是完全正确的。”王正伟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长”和“二市长”

相较上述情况而言，在不少官员看来，对正职和副职称呼，才更是一门“功课”。

廉政瞭望记者之前去东北采访，听当地官员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长”、“二市长”来。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称呼，不解。

细问才明白：一个城市有一个市长，若干个副市长。向客人介绍时，过去不论正副只说苏市长李市长，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还是副的，于是，为了便于区分，说着方便，就把市长叫大市长，把常务副市长叫二市长。依此类推，可以叫出大县长、二县长；大书记、二书记之类。

当地人的解释是，这个叫法透着东北式幽默，这也是一种创造。不过在军队中，对副职的称呼一定要把“副”字带上。把副职当做正职称呼，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比如，张副团长就是张副团长，你就不能叫张团长，团长只有一个。王副政委、丁副参谋长、熊副主任、江副连长，这些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称呼。

有时候，也是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过称呼的变化，来探查亲密程度。有官员举例说，“有的场合，在称呼上级领导时只叫名不加姓了，如‘XX书记批示了什么，XX市长才和我吃过饭’，显得自己和上级领导关系‘不一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县委工作，37岁。乡镇和县直单位的同志觉得：称“老刘”吧，言外之意还有说人老气横秋、提拔无望之嫌；喊“小刘”吧，年纪也确实不太小了，好像也有点不够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场惯例，呼其官称了。可我就那点官职，加上我知名度偏低，着实给别人带来不少麻烦。于是，大家便依惯称我为“刘主任”、“刘科长”、“刘秘书”、“刘会计”等等，或干脆送顶高帽——“县委领导”。

姓氏和职务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别发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内担任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党内行文或报送其他书面材料也要照此办理，曾得到媒体一度好评。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对官场上流行的简称作了分析。一般正职以姓氏加职务称谓的第一个字，偶尔遇到姓氏谐音难题，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时就最好不要用简称了”。

同时，官场中人还特别注意上司姓氏与职务的语音搭配，如赶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厅长”和“戴局长”，误以为他是副职或临时代办呢。那咋办呢？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称官衔“厅长”或“局长”则可。但是有时候，领导只要扭脸出门走不了三步远，一些下属刚才的称呼马上改口，“张书记”立马成了“老张”，“李局长”也变成了“李头”。

曾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一个娱乐界的活动在某某乡举行，举办方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李湘马上要到了”，搞得观众翘首以待。当最后是一个汉子昂然出现时，人们才明白，工作人员说的是李乡——李乡长。还有一镇长姓莫，有次上级打电话给镇上，问：“你们哪个镇长在？”接电话的人说：“我们莫镇长（陕西方言，莫=没）。”上级疑惑地反问：“怎么没镇长？”接电话的回答道：“就是莫镇长。”

此外，还有一种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说，如在干部交接大会上，彼此称呼上就常常出现“XX同志”，会使语气顿时加重了许多。这种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准备托付了，或是有什么问题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级领导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X厅X处之外，官场上还喜欢称自己的上司为局座、老板。实际上，田家英他们当年即称毛泽东为老板。如陈岩《往事丹青》说到：他当学徒时所在的悦雅堂有次下户采购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赶上田秘书在，他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陈岩解释，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

在民间，对中央领导人的叫法则充满了时代感和亲切感，“小平你好”和“习大大”这种更亲切的称呼，使对领导人的称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义，成为普通人心中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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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校园里的“官场文化”从哪里来？

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当选班长后在“施政纲领”中表示：“我当选时的心情既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我学习并不出众成绩一般，也被当选为班长；惭愧的是我有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同学们如此的信任”，并发誓“一定做好全班带头人”。如果发生在成人世界，我们会为他的“谦虚”和“有担当”鼓掌，但这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的‘老气横秋”和“官腔”让不少成年人“瞠目”，社会应当给未成年人“宽容”，因为小学生在说“何德何能”时未必知道“何德何能”所隐喻的“官腔”，遑论“官场文化”。那么，校园里的“官场文化”从哪里来？ 　　首先来自社会，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君不见每年有百万大军赶赴考公务员的考场？君不见“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居首政府官员居次？似乎中国文化中先天就有“求仕”的思想，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反正学习好就是为了将来考公务员，在中小学校园里“学而优则当各种长”似乎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社会的“官场文化”无所不在，即便是在婚礼上也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过年时孝敬领导比走亲访友来的重要，电视上的宫廷剧此起彼伏，成了小孩子们无法逃避的娱乐，连曾经“无才即是德”的女性都玩起了“宫廷斗争”，本来应该“天真无邪”的中小学生沾染了“官场文化”倒不足以怪。 　　有些家庭也存在“亚官场文化”，“狼爸”、“虎妈”们的教育方式得到了一些家长的“认同”和“实践”，“狼爸”、“虎妈”们是家里的“绝对权威”，连“打法”都有标准，而且打法花样繁多，由于有“狼爸”把孩子打进了名校，狼爸的“棍棒教育”得到了有些家长的追捧，家长有什么权力棒打子女？家长有什么权力为子女制定“法律”并“执行”呢？没有潜在的“家庭亚官场文化”的作祟，狼爸们会这么做吗？虽然家长无意把“官场文化”带入家庭，但当官员父亲用自己的专车送孩子上学，用公费带孩子出去吃饭、旅游时，孩子能不受影响吗？能不觉得“官大通天”吗？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凡事听父母的是天经地义，在关于孩子的事情上很少与孩子商量，平常对孩子说话时总是用命令语气，长期以往，家长的“权威地位”是建立了，可这又何尝不是“官场文化”的代入？ 　　我们的部分老师也是“官场文化”的“践行者”，有些老师仅仅因为某某学生家长是政府官员就让他（她）坐在教室的前排，有些老师许诺学生成绩好就当班长、组长，有些老师因为是学校领导就可以无故旷课随意让学生自习，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事件就是“校园官场文化”的极端体现。 　　我们的学生既是“求学者”，又是校园的“主人”，他们也是“有正当权利的个体”，老师不是他们的领导，各种“长们”也不是他们的领导，他们只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官场文化”进入校园是社会的悲哀，只会扼杀孩子们的活泼可爱的天性，让孩子过早“成人化”，我们希望校园里少一些“专制暴力”的老师，少一些“官腔十足”的学生，多一些新鲜活泼的空气，为孩子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

来源: 红网 | 来源日期：2012年1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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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但是，不知怎么，学者却贱了很多。尽管，跟建筑工地的民工相比，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官员级别越高，矮的就越多。很多在学界地位很高，拥有众多官方头衔和社会兼职的大学者，穷其一生，似乎就是给官方的政策做解释。今天官方说要向东，他说向东太对了，完全符合科学理念。明天官方又说要向西了，他接着说向西挺好，符合世界潮流。能把政府的政策，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加以包装的都是高手，如果能把这些政策，上升为符合某个西方理论所谓的“新理论”，则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样的学术高手，也有地位，但这样的地位都是凭借官方的认可来的。如果他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能够得到某个大官的批示，那他所在的单位，都会引以为荣的。见过这样的教授，与人吃饭，每每要提及他的什么报告，被某某副总理批示过，言毕，得意洋洋。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也身价高了不少。只要官家有令，有人肯出钱，让学者们上电视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涨价有理，收费有功，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把煤说成是白的，钱足够，也没问题。 　　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张鸣 　                                                           　2013年8月4日

来源: 财经网 | 来源日期：201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