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曾钟：“民间记忆”红卫兵故事收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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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钟：“民间记忆”红卫兵故事收集者 贾玉川/文、图

墓园工作人员不准记者进入采访，记者只能从外面拍摄墓园内的景象。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墓园。 曾钟。 红卫兵墓园内外的悼念者。 在红卫兵墓园里悼念的老同志。 晶报记者 贾玉川/文、图 本期主持： 贾玉川 从2004年开始，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曾钟老师都会早早守候在位于重庆的“红卫兵墓园”，等待前来祭拜亲人、悼念老战友老同学的人们，听他们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收集整理核实那个疯狂年代里的记忆碎片。 曾钟，62岁，重庆教师进修学院退休教师，“红卫兵故事收集者”。他说他既不代表学校，也没有任何组织，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三个诱因让他踏进这个墓地，让他退休后的生活和红卫兵牵扯在了一起。 为什么要记录 促使曾钟收集红卫兵故事的原因有三。 他说： 一是，在2003年10月，《南方周末》上转载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说，重庆沙坪公园里有一片公墓，因为要土地开发，要把墓地平掉，这个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这里边就包括了曾钟。 二是，当年曾钟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有关巴金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文章，里面讲到巴金老先生生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想成立中国文学馆，一个是想成立中国的“文革”博物馆。1998年时，中国文学馆在北京建成，但是“文革”博物馆直到今天都没有下文。曾钟认为自己这辈人有责任实现巴金老先生的这个遗愿。 第三个原因是，曾钟退休后，妻子为他买了一台摄像机，让他闲来无事时去公园里拍拍花鸟风景，于是乎他就拿着摄像机到公园真的拍摄起来。有一天他不经意地走进一片墓地——就是“红卫兵墓园”——墓地里枯枝横七竖八，长满绿苔藓和一人多高的杂草，许多墓碑就湮没在这些杂草之中，当时这里没有围墙，一片荒凉凄惨的感觉。让曾钟尤其感受深刻的，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也被埋在这里。联系起前面两件事情，他顿时产生一种冲动：我们活着的人，是否应该为这段历史做点什么？为死去的人做点什么？ 随后，他就有意识上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发现这个墓园里面有许多没有被人们发现而快要被人遗忘的故事，他想把这些故事保留下来，留给子孙们看，留给历史看。 怎么来记录 曾钟开始整理了解每一座墓碑，墓穴中死者姓什名谁，死于何时，经历何种事件，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死亡。他自己做得极是认真、仔细，因为他总觉得我们现在这些人有义务去记录那个时代、那些故事，去反思它的发生、演变以及最后的不可收拾。 已过去多年，这些东西很难有资料可查，如何进行？曾钟只有守株待兔，在墓地旁等候机会。 当时“红卫兵墓园”是开放的，人们可以随便进出，有人进去他就跟进去，凑上去跟他聊。但大多数人都是游客，对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偶尔有一些人知道一点情况，他就如获至宝，收集他们知道的故事。 坚持了很多年，曾钟收集的资料越来越丰富。但是对于那段缺失的历史想要还原，谈何容易。曾钟说他像是在做拼图，散失碎片太多了，有时还会有其他拼图的碎片混进来，一幅拼图的真实全貌也许永远完成不了。 曾钟讲述了一个故事，去年清明节之后，他把当时参加一个事件的3个同学，一起请到公墓来，一是为凭吊一下当年的同学，二是想听他们说说，当时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过程是怎么回事，结果，3个人两种说法，都说自己是亲眼所见。真相只有一个，他却听到两个不同的版本。他不能去编故事，他要忠实事实，现在他只能表述为该事件的一说二说，把这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 为什么而死 1978年，曾钟还在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随着反思深入，产生了对“文革”的声讨，反映“文革”武斗故事的电影就是《枫叶红了的时候》，在社会上也引起极大震动。 曾钟说，他们这代人，既是“文革”经历者、参与者，又是见证者，所以对于“文革”，他有着特殊的感怀。 在收集整理资料时，通过大量采访，他接触到很多死者的亲人、战友、同学、朋友、目击者，他说没有具体统计，但肯定有数千人，随着积累，他逐渐对墓地整个的轮廓清晰起来，他发现这片墓地很多墓碑后面，都是一个个令人伤心落泪的故事。他认为这片墓地里“牺牲”的都是最凄惨的死，他们都是被骗死的，直到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崇高而正义的事业。 曾钟说，这段史料现在人们也许能看得非常清楚，但在当时有谁能够把这些看得清楚呢？ □故事 一个红卫兵家庭的裂变 朱荣凡是江北二中高二的一个学生，曾钟与他见过一两次面。朱荣凡当时是学校“815”战斗团第3号人物，算是个小头头。 1967年的8月初，重庆市主要两大造反派“反到底”和“815”在杨家坪地区进行激烈地争斗。朱荣凡奉命到前线去增援，当时他手无寸铁，但造反派头头告诉他，大战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枪支，学生们听了都很兴奋。到了阵地后，因为学生没有枪，造反派就让他们去送子弹。深夜里，对地形不熟的朱荣凡，扛着一箱沉沉的子弹，不小心掉队走入对方火力控制区域，被子弹击中负伤倒地，他拼命想爬出来保住性命，结果被对方的人冲出来，用大砍刀砍死。 曾钟说，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朱荣凡的亲弟弟，当年是南岸11中学的初中学生，参加的是另一支“反到底”的造反派。弟弟在哥哥死后没过几天的另一场战斗中，从南岸坐船进攻潘嘉坪，在五台山地区也被打死了。 曾钟说，这个事件已经够悲剧了，但故事还没有完，本来两兄弟的死，双方都不知道，武斗平息后，江北二中学校战斗队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朱荣凡家里去看望他的父母亲，结果南岸的11中学“反到底”11纵队，鬼使神差地也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去看望二老，两派双方不期而遇都出现在朱荣凡家里，势不两立的两派就在家里发生争吵，几乎动手。 家里正好有一位从西安交大来的老师，他是两兄弟的堂哥，在他的劝阻下，双方学生才平息下来没有动手。 曾钟说，朱荣凡这样一个裂变的家庭，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千千万万家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