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作协那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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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那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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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在文章《“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见《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北京：中国党按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中谈到，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报上公布作协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有这样一句：按得票多少为序。依次按得票多少依次公布了名单，第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代表所在地）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公布选举结果了。作家们纷纷称赞这样的做法好，“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
有关这个“按得票多少为序”的说法，上海作家赵丽宏也有所记忆，他在文章《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中有所提及：“二百二十五位理事，不按职位高低，不按姓氏笔画，却以得票多少为序，这是中国人感到新鲜，也反映了作家们对这些理事的一种评价和态度。这是民主的姿态。”
袁鹰说《人民日报》上面的这个名单和胡启立（赵丽宏说是胡耀邦，看来记忆有误。袁鹰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长期接近风口浪尖、旋涡中心，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是耳闻目睹的真相，都可以作为史料，是可信的。）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的贺词一起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袁鹰回忆，“按得票多少为序”来公布名单是有一些背景的，如果不是来自上边的首肯，《人民日报》是不可能打破惯例来体现“民主”的。众所周知，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效仿的是前苏联，作协虽然说是群众组织，但却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选举领导以及人事安排中央都是有些“说法”的。据说作协每次开代表大会，最头疼也最难“摆平”的就是人事安排。袁鹰说“为了历来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了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组织，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袁鹰说这次大会以前，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204页，转引自《风云侧记》）。胡耀邦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605页，转引自《风云侧记》）。关于“指令性”和“指导性”的猫腻文坛中人想必也不是多么陌生，不过这话由袁鹰披露出来，对于外界人士还是有些“耳目一新”的。我不知道袁鹰的这本《风云侧记》被新闻出版总署禁止发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有，那仅仅是因为袁鹰讲了几句真话罢了，有关领导不至于闹得这么紧张吧。
如今，作协的人事安排是否依然“指令性”我不知道，但作协公布选举结果排名时却仍然还保持着“以姓氏笔画顺序”的“传统”，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此后历届作协代表大会，都没有沿用《人民日报》公布作协四代会选举结果“以得票多少为序”的“民主”，一直到现在，就在刚刚闭幕的作协七代会上，其发表的名单依然是按姓氏名画为序，即便是在寄给中国作协会员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上，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想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的确是作协民主的一次“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人民日报》 “以得票多少为序” 刊登的作协四代会的这个名单，在由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又恢复为“按姓氏名画为序”。袁鹰感叹说，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难上加难。
笔者注意到，在刚刚闭幕的作协七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的铁凝也参加了民主昙花一现的四代会，也感受了这短暂的民主。据赵丽宏文章《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透露，在作协四代会上，他见到更年轻的作家王安忆、铁凝、贾平凹、张辛欣等。巴金老人在那次大会上由别人代念了开幕辞，他说“当我得悉今天会场上将要出现不少新的面孔时，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新人的数目还不够多。我热切地希望再过五年，他们将是下届大会的主要力量，并由他们来致开幕词合作大会的报告”。巴金老人的愿望实现了，这些年轻人中不少人不但成为了“主要力量”，而且有的还当上了和他一样的作协主席，开始致闭幕词了。不知道有机会感受到当年那次昙花一现的作协民主的铁凝，在时隔20余年后当选上作协主席以后，看到那份“以姓氏笔画为序”公布出来的名单时，会不会有一些感概？也许有，也许无。如果是无，那也很正常。因为在七次作代会闭幕时我效仿陈村先生给她致公开信的时候，就有不少作家朋友私下给我留言，说这不是铁凝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看来，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不现实的，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重温1984年12月的作协四代会上国家领导人的发言，感概良多：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既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见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前一段时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禁书维权风暴。自从某领导宣布禁止《伶人往事》、《风云侧记》等书发行以后，新书遭禁的著名学者章诒和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并发动由张思之担任首席顾问的法律顾问团工作，拟起诉下令禁书的有关政府部门；作品遭禁的湖北作家胡发云，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大大方方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暧昧的、不公开的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中被写的传主、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姚立法，将禁书寄给总书记和总理，并投书申诉；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北京作家邵燕祥、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等纷纷撰文支持被禁作家。沙叶新说，“他们（指禁书部门）是在帮倒忙，效果适得其反”。对于作家创作自由的保护，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民主。不管怎么说，作家协会都应该大力保障着不可或缺的创作自由。联系到几年前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余杰签约文学馆被作协毁约”事件，我们大体可以领略到作家协会作为群众组织的复杂性。据说，那次作家协会不仅没有经过余杰所毕业的北京大学同意，也没有支付违约金，就单方面进行了毁约。其实读者心里大都清楚，作协单方面解除工作协议，主要还是余杰写下的那些文字。而反观余杰后来的“叛逆”和“出走”，很难说没有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难怪“走投无路”的余杰当时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作家协会的性质，究竟死为作家提供帮助和服务，还是破坏作家的创作自由？”
俱往矣。无论是作家协会那时民主的昙花一现，还是纠缠不清的毁约事件，都过去了。但过去了不等于就没有反思的必要，我们似乎还应该多思考一点如何改进这个群众团体以便更好地发扬“作协那时的民主”。铁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我们的大会，是以文会友的大会，是一个民主、和谐、奋进的盛会……”，如何让“铁主席”所说的“民主”、“和谐”含量更“铁”一点，恐怕是本届作协所面临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乐观一点儿看，作协“现在”乃至“将来”的民主应当比“那时的民主”更有期待吧。
2007-4-14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