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uploads/KindEditorUpload/KindEditorUploadImg/20120104104408_4938.jpg)
图说:《这一代》创刊号,武汉,1979年。
听到“诗歌地理”几个字,一幅辽阔的中国诗歌版图,已经出现在我的脑中。我似乎预订了那张未来的机票,并在一瞬间扫过了我诗歌记忆的全部天南地北,抚过了我熟知的天下诗歌好汉。
我第一次写出稍微像样的诗,是在70年代初偏远的吉林。当时23岁的我无法知道,在几千公里外遥远的河北白洋淀,一群和我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在聚集写诗。在这些来自京城的天之骄子中,一股新奇的诗风正在旋转、啸叫、聚集。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向我吹来,并注定影响整个中国。
— 白洋淀 1968~1973 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 —
白洋淀诗群的存在,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派并不全是西方人送来的。
1968年秋冬,尽管寒风扫过整个国土,但在千亩万亩的高粱中,总会有一枝神奇之穗,冒天下之大不韪超前吐粒飘红—在火热的上山下乡中,食指天才地写出了悲泣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技巧略传统,但其内在精神却具有超前的现代性。1971年,在白洋淀,芒克已经写出“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这些都是现代诗在中国本土的最初萌芽。
60、70年代之交的白洋淀,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摇篮,正是由于那里来了一群首都的天之骄子。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动物般的、天然的绝望与忧郁,也带着京城里早已渗透出来的关于时局的小道消息。那些令外省人心惊的政治破绽,在首都高层及其子女们的圈子里,早已成为暧昧的时局常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被欺瞒了十年的心灵,一个耳边密语都可能带来一瞬间的顿悟,带来为自由奋战的智慧与勇气。
我之所以曾称中国最先起跑的《今天》诗派“穿着一双令人羡慕的首都牌跑鞋”,是由于他们的另一个得天独厚:文革后期,北京已悄悄成为某些禁书的秘密集散地。当时,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批黄皮书开始传遍北京。这些洗人耳目的书,带来了陌生、惊异的西方现代派气息,带来了一种外省人无法企及的贵族式高傲、智慧、自由。诗集《娘子谷及其他》,我是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才从江河手里看到。
不管先行者享受过多少天然恩惠,后世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才华。仿佛上天设定,在具备了精神受虐、思想提醒、艺术点拨这三个要素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北京中学生在白洋淀自由的天地里,拉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大幕:那个站在白洋淀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被多多称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的男低音岳重,还有后来写过《在路上》的方含,还有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当然还有芒克、多多。
白洋淀诗群的大本营其实是北京。与全国几千万常年困守乡村的知青相比,他们显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自由。从诸多回忆中,人们发现,白洋淀的天才诗人们常常奔波在白洋淀通往北京的南北大路上。像被流放的竹林七贤,他们在京城与芦苇荡之间流窜、写诗。当时在京的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也都曾前往游历。
诗人的处境往往被诗化。在今天诗歌界,白洋淀似乎再被额外赋予了一种美妙浪漫的气息。但不管诗意多么飞扬,也不能改变那些苦闷生活的本质。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那是绝望之地,是青春囚徒的灵魂沼泽。多多曾像法官宣布刑期一样恨恨地写道:我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
— 北京 1970年代 地下文学沙龙 —
与北京浓厚的地下艺术氛围相比,白洋淀只是一个小小分支。我相信当时的北京各类高层、权威子弟中,还有更多写诗的青年人。
暗中的文化,常常带来一种潜伏“地下党”的快感。那些禁书,在大人们眼里只是一些危险的文字;对青年人,它们却可能是美妙的“毒品”,强烈击中青春期的敏感。因此,当年的天才并没有在中成年人群体中出现,恰恰是一批15~20岁的青年工人、滞留学生、返城知青,最先沾染了那时代仙气。时局意义上的大国首都恩惠,使他们的艺术才能骤然升华。这其中便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岛、多多、食指等中国现代诗先驱。
多多和北岛都分别回忆过,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以徐浩渊为中心的文学沙龙。文革期间,徐浩渊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70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诗霸”岳重,包括写过《你好,哀愁》的依群,还有后来多成了知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
在沙龙中,最初相识的多多与北岛,双方竟是作为男高音被互相介绍的。
— 贵阳 1962~1997 黄翔,诗界顾准 —
多多曾伤感地说过:“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这是老牌人物精彩的哀叹,但是他指的并不是贵州黄翔。
1995年夏,参加完贵州红枫湖诗会后,我和唐晓渡、唐亚平一起去看望黄翔。那时他刚获释不久,和妻子住在贵阳市郊一座小山下。门前就是充满诗意的花溪,而黄翔却过着毫无诗意的流浪汉生活。被监视,被限出,没有工作,家徒四壁。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喝得大醉。不知为什么几个人忽然走散,我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乘公交大巴返回了贵阳。我记得我摇晃着走在无边的山沟里,不辨东西,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我当时身体已经失去控制,但头脑还有一丝清醒。我努力抵抗着晕眩,心想我要抓住这清醒,不能倒下去。努力控制后,我甚至还躲到了一处小树林里呕吐完了才上车。那真是一次莫名的众人通醉!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我想,那天暗中作祟的,不是未谋面老友的相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隐藏的内心悲哀。
中国民间诗歌的精英行列中,没有谁比黄翔更早。1958年黄翔在《山花》上开始发表诗歌。1962年,他写出了迷惘、孤独的《独唱》,这是至今发现的中国1949年后最早的现代诗萌芽: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中没人比黄翔更磨难:1959年,他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被劳动教养四年……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80年代又两次被捕。
贵州诗人们称黄翔为“诗界顾准”。这不是单纯羡慕夸赞,也是沉痛追悼。在当年,谁愿意当顾准,谁愿意一天天写那苦难的日记?
黄翔1978年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五个大黑字)。1986年,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997年夏旅居美国。
在漫长崎岖的生命旅途中,黄翔始终坚持非官方的文学创作。他的创作涉及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政论和回忆录等。据贵州朋友说,数十年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清查、抄搜,现仍幸存有300万字左右。
谢冕这样评价黄翔:“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
有足够资料证明:贵州,因黄翔、哑默等先行诗人,成为中国现代诗早期圣地之一。诗人哑默的哥哥伍汶宪,50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诗歌写作,宣泄精神压抑和苦闷。后来因冒险偷越国境,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诗人哑默60年代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他家是全省最大资本家,在保留下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参与者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青年诗人、画家、演员、音乐人,被黄翔称为“野鸭沙龙”。
— 北京 1960年代 “太阳纵队”和“X诗社”—
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60年代。
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十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70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
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50、60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世英最终自杀。
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是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
— 四川和云南 1968~1978 精神病患者 —
诗一直是中国人的强项。自幼古典诗词潜移默化的熏陶,官方出版物中普希金式的忧郁,拜伦、雪莱的反抗……都成为那时文学青年的潜在营养—因此,中国70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体裁是诗歌。
沮丧的情绪,是现代派滋生的肥沃土壤。流传在四川的知青歌曲,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痒哟,//天天上门来动员哟,//骗我去边疆罗哟。//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而流传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已天然地具有了荒诞派倾向:……眼望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人,/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却被埋没,/有谁同情我……
我再次提示今天的读者:这些地下诗歌与当年意识之间的天壤之别—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这就是当时广播、报纸、书籍中的代表诗句。后来的人们不易明白,那些当年逃犯,即今日英雄们,经历了怎样真实的磨难。在深深地下爬行的诗,与黄沙砥砺,与血泪相随。
— 北京 1976 清明诗潮,80年代诗的出发点 —
1976年初,正是文革最黑暗,最熬人的时候。周恩来病逝。
他的死,立刻引起全国骚动。被压抑了十年的反抗,以悼念的方式爆发。最初在南京,之后迅速传至首都。清明雨中……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海,花圈如雪,挽诗如潮……诗,像一道撕裂的闪电,划破长空,拔剑出鞘。
当时,我正在长春市一家工厂做锅炉工。听到广播中严厉声讨“反革命事件”时,我正吃饭。清楚记得,食堂里所有人都呆了,手里的碗筷全停在手上……那年代,信息简陋,新闻短路,外省人无法看到那些盛大悲愤的画面。
广播报纸的批判缝隙中,只言片语中泄露了几首天安门诗歌—那些诗,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反动”得令人晕眩:“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权者出示罪证以示众,却充当了一个可怜的泄密者。全国性的批判,使这些可怕的诗在更广大区域传播。诗,享受了一次免费的全国大广告。
一个民族,怎样表达内心的悲涌与愤懑—日本人可能剖腹,印度人可能绝食,非洲人可能巫咒,欧洲人可能祈祷……而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聚众、诵诗。
中国人与诗歌的关系,太不一般。几千年里,诗成为国家文学之首,成为文人的基本训练与日常习惯,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文字图腾与艺术宗教。在古代,诗词的传播,不仅以审美方式,更以幼年识字教育的方式,直接侵入一个人最初的母语记忆。因此,当历史把一代中国人逼向绝境,万人同悲、同感、同怒,而又无法宣泄时,诗,几乎成为民族心声的唯一出口。
“四五”运动,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诗歌节日!天安门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写诗者,就是诵诗人、观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警察对罪犯的抓捕,以及大江南北的批判,只是扩大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歌阅读的后果。天安门诗歌就是这样成为80年代诗歌大潮的出发点。
— 北京 1978 《今天》,中国第一根火柴 —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最初的动议时间,据北岛回忆是“1978年初秋”。按北京气候,我想初秋应是10月初。
一个晚上,北岛、芒克、黄锐在黄锐家小院喝了点儿白酒。北岛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于是说干就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回来,积少成多,纸就都出来了。以至于《今天》创刊号纸张颜色都不一样。12月下旬,在陆焕兴腾出来的小屋,七个人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刊物印出后,由陆焕兴、芒克、北岛张贴。北岛说,为了防止意外,他特地把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把创刊号《今天》贴在了西单、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及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大学区。《今天》第一期是蜡纸刻写油印。外省人们看到的,基本都是后来重印、加印的打字机印刷本。
我可能是吉林省最先看到这本杂志的几个人之一。时间大约是1979年春。是它的第三期《诗歌专号》。当时我总能收到很多地下刊物,包括一些非文学刊物。最初《今天》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传到宿舍,中文系同学纷纷邮订。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与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校,当时我与黑龙江大学曹长青、武汉大学高伐林、杭州大学张德强等频繁通信谈论《今天》。我还把它拿给公木先生。年近70的公木校长读了之后也受到很大震动,后来多次为朦胧诗说话。
“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30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它们不再是地名人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慰藉剂。当年拿出三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其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的全部价值。
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至今清晰记得那种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把最重的锤……在吉林大学潮湿阴暗的走廊里,我的眼前每个字都似乎闪闪发光。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大概只能出现一次。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出了对今天诗派的评论《奇异的光》,那也是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按地址寄给了刘念春,收到的却是北岛的回信,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九期上。当时评论他们的人很少,这使我有幸成为早期《今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重读《奇异的光》,我很感慨30多年前一个狂妄大学生的胆气:“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70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
我之所以称《今天》为中国第一根火柴,是因为对于80年代诗歌大潮来说,它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因素。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没有严力……没有那些仿佛从天而降的、高屋建瓴的、天才般的启动,中国现代诗的高峰、高潮可能还要推迟多少年出现。
— 长春 1978 《赤子心》诗社 —
过去,我一直说不准《赤子心》诗社的成立日期。前些天,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班级博客上,发现了一封30多年前的信,证实了《赤子心》不但与《今天》几乎同步(出刊周期也相似。都是共出九期)。我们甚至成立得比《今天》还早一些天。最早动议的时间是1978年9月。
请看32年前刚获得自由结社权利的大学生给同学王小妮的《特邀电》:
特邀电
致326室王
今有筹备成立诗歌小组事。发起人徐敬亚、吕贵品,参加者张晶、邹进、丁临一、陈晓明,此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
即颂大安! 78.9.21, 10:53 1976~1979那几年,是中国时局最迷离的年代,也是人们心理密度最大的几年。
正当北岛、芒克在北京筹办《今天》时,在恢复高考后的高等院校,刚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在各大学中文系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的星火,迅速在77、78级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当时,仅在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我记得,我们送给公木老师题字时拿了两个诗社名字:一个《赤子心》,另一个是《崛起》。我们拿不准。一个名字太狠太硬,另一个太平太稳。当时中文系还有一个系刊《红叶》,是综合性文学刊物。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三届学生会联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都是编委。
诗社发起成立的《特邀信》,是丁临一同学写的。那时刚开学,几天后诗社就宣布成立。最多时,《赤子心》的成员达到24名。不过,不久风向大变—北京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声称不搞运动,但寒气逼人。诗社开会,有些人开始缩头不敢参加。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四五”运动平反,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题目叫《血与火之歌》。有的同学说,这题目太狠了吧,不要过头啊。我们全不理会,我制作了几十份窄32开的三折节目单,类似小请柬,正中用蜡纸黑体刻着“四五精神万岁”。王小妮画了一些燃烧的火焰,用红油墨印在旁边。那天来了100多人,很多外系同学也来朗诵。气氛悲壮凝重。开完《血与火之歌》朗诵会,一些同学纷纷退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五个十个……那情景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我们知道一定是某些权威组织做了工作,可能打了招呼,吹了风。学生干部和要求入党的同学最先走了。其中几个人很有才华,退社时恋恋不舍。
退社风潮停止的时候,24人的诗社只剩6人:我、吕贵品、王小妮、邹进、兰亚明、张晶。6人一致说:就是退到最后一个,我也不退!这么一说,表明退社风波真正过去了。
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时班里一周换一次座位,我不知怎么和白光同了桌。一次我看见他本子上有些分行的字,才知道他也写诗。记得有一首题目是《猫》,写得很心惊肉跳,字都是斜着乱写在本子上。我说你加入诗社吧。他说行。当时的手续就是这样简便。
今天看,对诗来说,高考简直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串连与培训。在遥远的唐代,谁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天南海北的无数小李白、小杜甫征集在一起,聚众写诗整整四年!我想,即便没有“五四”的示范,在那个年代,至少我们诗社的出现不可避免。
写诗,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一主题。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的絮语全部变成嗡嗡的画外音。一首首诗在七个人中间频繁传递……毫不掩饰的兴奋赞赏……骂得狗血喷头的贬斥……煞有介事的文学批评……肆无忌惮的直接改写……《赤子心》诗刊每期的稿子就是这样出来的。我的诗歌评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先试了身手。
至1982年毕业,《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全部为油印。除第二期为打字机打字外,其余八期为蜡纸钢板刻写。印刷和装订都是诗社自己弄,校印刷厂为我们免费裁切。纸张和油墨比北岛他们优越,全部由校团委提供。我们也有一间可随时使用的房间。吕贵品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出刊及聚会都在系学生会办公室,他有钥匙。
《赤子心》每学期出刊一次,四年一直保持着这个频率,个别学期还出过两期。每一期的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反复校对。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蜡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儿的,添纸计数的……其实办刊物也是一种游戏,煞有介事很美妙,像办《挺进报》。小诗人们常常闹成一团,满手满脸油墨。最好玩的是装订的过程—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叠叠摆放在桌子周边,诗社全体七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围成一圈,边走边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诗集就在手上了。直到去年,吕贵品还跟我吹:“我那油印技术,一张蜡纸印200张不皱不破!”
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诗刊。而最有豪气的时候,是往信封上写那些全国著名诗人的名字。为了催索回信,狂妄的赤子心,在信纸上只写几个大字:“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时诗人公刘接到我们刊物,马上回了信,没怎么夸,却批评我们狂妄。
《赤子心》存在的准确时间,其实是整三年。头一个学期空白,最后一个学期一班人都已无心恋战。1981年冬,我写《崛起的诗群》时,《赤子心》基本已休止活动。以至于那篇文章他们在学校时都没读过。
— 武汉 1979 残缺的《这一代》 —
自由结社似乎是人类的一个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学生文学社团几乎遍布了全国各高校。而一旦结社,文学群落的更大联合,几乎必然。
各高校联合的速度有点过于惊人。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事”,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啊。
9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14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发起的社团分别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社/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诗社/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诗,成为《这一代》的重心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大的征订由《赤子心》代办,并由我一本本收取现金。记得一共征订了200本。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160人,外系同学比例很大。当年的穷学生拿出来的,全是节省出的吃饭钱。
创刊号目录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发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赤子心》发刊辞《心之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抬举,似乎肯定了我们诗社的水平,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 《这一代》出事了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听说与《桥》和《轿车》两首诗有关。后来慢慢得知,上面指示:停办。停印。
11月,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以过的唯一一本《这一代》。
寄到吉大的200本,被有关部门封存。再无踪影。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由中文系公款退还。
我手中仅存一本《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几百字的《告读者书》,临时用钢板刻写、油印: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1979年12月。 残本传天下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除西北大学与吉大外,残本创刊号在各院校均被一抢而空。
在武汉,其一夜风靡三镇,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
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学校也都几小时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
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鬼市。没想到这并非故作的神秘,使人们更加趋之若鹜……据张桦多年后回忆,武汉黑市价涨到每本五元,超过原价十倍多。
— 北京 1980 首届青春诗会 —
1979年,是《今天》震动中国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启动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会”。这个会,后来竟成为了“诗界黄埔”,一发不可收,被他们后续接班人们玩了好多年。
“青春诗会”最初的名单没有我。一天,王小妮拿一封《诗刊》编辑雷霆的信给我看,说邀她到北京开一个会,具体时间再通知。我一看,说我也要去啊。马上就给雷霆写了封信,并说到了我写评论的事。后来到了北京王燕生告诉我,你那封信还真起了作用。名额那么吃紧,全国多少省份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你们吉大就来两个!主要是考虑到要有一个写评论的,就把你加进来了。
记得接到正式通知的时间是5月初。那天晚上,我们俩双双从公木先生家走出来,天空清澈透明,我们的心情也像夜空。我高兴地在草地上跑了好几圈。公木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竟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被放大到惊人的光荣。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7月19日,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九曲桥边为我们送行。桥边草地上,大家围坐一起,说诗念诗唱歌聚餐。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唯一的聚会。《赤子心》全体编辑与曲有源的那张黑白合影就是在那一天下午的阳光下。
20日清晨,我俩坐了一整夜硬座,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记得出了北京站,是一长排自来水管,我们在那里洗了手和脸。感觉北京与我大串联来时没太大变化。
当年的《诗刊》,还在陶然亭北侧的虎坊路。几排灰色平房,围着一座大院子。院里的小路都铺着灰砖,几棵槐树正开白花。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其他15个来自天南地北,同样兴奋的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除几个北京“走读生”外,参会者多数就住在《诗刊》院内平房里。我和梁小斌被安排在收发室右侧第一个房间。头次见面,他羞涩木讷的举止,让我感到很好玩儿。不管谁到我们房间,梁小斌立刻客气站起来,只说一两句话,表情尴尬地继续站着,再无语言。那时他可能还没发表多少作品。不停地跟我说,老徐呀,你是评论家,你可要好好帮我吹一吹啊。我那时还不敢自称评论家,伏在桌子上,细细读他书写潦草凌乱的诗稿。暗自称奇,心想,过去怎不知道这个人,一个其貌不扬的大诗人啊。
北岛来了,和杨炼、芒克一起。三个大高个儿,都长得削瘦、清朗。每人肩上背着一个书包。是来看朋友,也顺便兜售他们的宝贝杂志。那时《今天》已经出了第九期,因故要停。北岛说,我们就印一个叫《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可以吧。他们手里拿的正是已经没有《今天》封面的“交流资料”第一期,白纸黑字没图。
第一次见到神仪已久的诗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见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我当时对江河最感兴趣,他和顾城一唱一和地讲诗。说一个诗人愤怒的时候,甚至能写出“红色的叶子”,让我很惊奇。江河还能说出很多外国诗人名字,一长串一长串背诵一样。他在说艾略特时,总有意说成“艾略—特”,什么阿莱桑德雷啊阿波里奈尔啊,当时我们都不太知道。我心里一边佩服却一边开玩笑,说他是前一个晚上背下来,第二天来蒙我们。当时外省与首都的诗歌差距可见一斑。
当年的《诗刊》,不但权威,而且先进。为诗界普遍敬重。所以当《诗刊》邀请授课教师时,所有名家一律到场:张志民、臧克家、贺敬之、严辰,还有翻译了《西方现代派作品选》的袁可嘉,还有我们敬重的作家刘宾雁、诗人艾青、画家黄永玉……为了青春诗会,《诗刊》上下齐心合力,不惜代价。但我们这些人上课溜号已经成为习惯,无聊时就在底下画小人,谁讲课就画谁,几个人比着画。我和王小妮、顾城、徐晓鹤等画得最凶。而舒婷则总是仰望着天空和树。我总以为她在找蝉。在《诗刊》,见到著名诗人像街上遇熟人一样容易。一天晚上正下雨,快睡觉前有人敲门。因为我房间离收发室最近,便跑出去。一个瘦小老头站在雨中,一问,他用四川话说:我是流沙河嘛。
那时,《诗刊》没有食堂。我们吃饭都要到北侧的中国京剧院。北岛、杨炼、芒克中午也常来。那里的啤酒最受人欢迎,两角钱一杯。记得我和王小妮还同梁小斌、顾城一起到大栅栏喝过一次羊杂碎汤。
临分手的前一天,顾城背来一个黄书包。从里面一个一个慢慢掏出17个大黄梨。嘴里说着:分梨(分离)了分梨了。就是那天晚上,顾工夫妇及顾乡共同宴请大家。饭吃得很隆重,在全聚德吃烤鸭。吃饭的目的也很明确,希望今后大家对顾城多多关照。后来知道,那时顾城刚刚辞掉工作,一家人对这个迷诗的孩子既充满希望,也充满了不放心。除《诗刊》主要领导外,青春诗会只选了不多几个人,都是他们认为将来能成为顾城朋友的人。
那时《诗刊》缺少好的相机,临别照不够清晰,但创意并不缺。全体分为男女两组,按照年龄大小降幂排列,站成一排。那个年月,见面不易,分手时甚至有点忧伤。当时所有人最大愿望就是发表诗歌—在没《诗刊》人在场的时候,大家悄悄说,今后我们要团结起来,谁能发诗时,可要给大伙多多发诗啊。
所有人离开北京后,我被单独留下,《诗刊》让我写一篇会议纪要性的文章,王小妮陪着我。由于我始终搞不懂《诗刊》的意图,一连改了几次稿,都没通过。最后刊出的文章是王燕生亲自写的。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北岛说他们晚上有一个“文学沙龙”活动,问我们去不去。王小妮皱了皱眉,我则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原来,离开长春到北京参会前,吉林有关单位中的一位不相识的人几经周折转告我:到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包括文学刊物!但我非常想看看《今天》的活动,不愿错过机会。记得我们转乘了几次公交车,才到了大约位于东城的某个院子。我们进去时,黑乎乎的院里已坐满了人,一个年轻人正站着说话。简单介绍后,沙龙继续进行。我记得一个身材不高的小胖姑娘走出来,说了几句话,然后坐下开始念她的小说。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清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人们都坐在院子四周。女孩她们坐在与我们对望的一棵大槐树下,她念得不太好,小说写得好像也一般,总之包括我在内的全院子人都没怎么听进去。我当时心想,这就是沙龙啊,和我们聚众念诗一样嘛,而且还不如念诗,小说不太适合沙龙。那天我的兴致欠佳,原因是突然肚子疼。吃晚饭时还好,一坐上公交车便疼得不行。听那女孩念小说时,我不停地按着小腹,可能影响了我的收听效果。
整整一个月的青春诗会。让我见识了很多人。从官方诗歌的泰斗,到民间的顶级诗人,也领会了最新的诗歌观念。这一系列当时中国诗歌界最新鲜、最活跃的因子,都无形中渗透进了我的诗歌理念。那一个月的提升,表面上并不明显,其实已深入骨髓。从北京回到长春,经过几个月回味,我不知不觉地感到有一肚子话要说出。当年底,我飞快地完成了《崛起的诗群》。如此看来,首届青春诗会,最大的赢家可能是我。
— 北戴河 1980 哪个省都有青春诗会 —
细心回忆起来,80年代初,中国诗歌界封建性的辈分关系还相当明显。那时候,谁是老诗人、中年诗人、青年诗人,不但心里一清二楚,长幼尊卑也井然有序,没人规定但潜意识里都不能越界。对诗歌作品,谁写得好,谁稍好,谁稍差,也像今天一样暗自“细分市场”,如同远古武林。
在北戴河,青春诗会与河北青年诗会迎面相逢。我第一次见到陈超、刘小放、边国政。那时伊蕾还叫孙桂贞。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全国推选出来的天之骄子,在我们心里也好像中央军翻越雪山遇见地方部队一样。《诗刊》并没有安排双方举行正式交流。但当时我见到河北诗人后感觉特别亲切,觉得他们与青春诗人的人不太一样,不装,不卖弄,更实惠,更真实。这些感觉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2010年见到伊蕾,还一起回忆两伙诗人海边的那次邂逅,我们俩都说,当年哪个省都有一批自己的青年诗人与青春诗会,只是《诗刊》的牌子大。
— 全国各省市大学 1978~1980 有多少诗人,只有上帝知道 —
80年代中国诗人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
从楼下扔一块砖头,可以砸到几个诗人。这句今天听来夸张的话,在当年校园几乎接近事实。 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超过200家 全国文学社团中,写诗的人占相当大比例。据姜红伟统计,1978~1979两年全国各大学中有30多家纯粹的诗歌社团。
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78年9月恢复。下设评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四个组。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1978年成立,成员七人。以下列举的为1979年成立:
杭大《扬帆》诗社/辽宁师大“新叶”文学社,成员140人/黑大“大陆”诗社,社长曹长青,社员100余人/新疆农大文学社/大连理工“太阳帆”诗社/东北师大“北方”诗社,社长章平/吉林四平师院诗社,社长薛卫民、于耀江/中国人大大学生诗社/北广“秋实”诗社 /杭州师大“我们”诗社/南开“南开园”诗社/贵大“春泥”诗社/北师大“求索”诗社/武汉师院“枫林”诗社/中央民族学院“百花”诗社/广州师院“春草”诗社/华中师院“桂子山”诗社/贵阳师院“烛光”诗社/江苏徐州师院“新潮”诗社/南京师专“求索”诗社/江西赣南师专“新芽”诗社/南京师院青年诗社/上海师大“百草园”诗社/河北张家口师专“爱情”诗社/江苏师院“吴钩”诗社/浙江温州师专“九山湖”诗社/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诗社/山东大学“沃野”诗社/厦大“鼓浪”诗社/辽大诗社,社长马原、程宏。
另据张家谚统计,当年仅贵州一省,粗略统计文学民刊就有24家:《启蒙》、《这一代》、《烛光》、《春泥》、《艺术小辞典》、《酸浆草》、《破土》、《崛起的一代》、《三签名》、《地铁》、《地平线》、《诗魂》、《大乌蒙》、《金字塔》、《现代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现代诗选》、《状态》、《大骚动》、《高原诗报》、《零点》、《过程》、《中间》、《寄身虫》……另有大量个体自印民间文本。 名家,当年的诗歌爱好者 藏龙卧虎的大学生文学社团,囊括了当年中国大学生中百分之百的文学精英,出了不少人才。很多未来各行业名人,当年多数接受过诗歌热潮熏陶。很多今天的文学名家,在1978~1980年左右,多是当年高校文学社团的领袖,很多人最初的文学方向都是诗歌。如: 陈平原: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
方方:武汉大学78级“红枫叶”文学社;
卢新华、胡平、张胜友、景晓东:复旦“春笋”文学社;
张炜:山东烟台师专“贝壳”文学社;
韩少功、何立伟:湖南师大“朝暾”文学社;
马原、程宏:辽宁大学诗社;
洪峰:东北师大“北极光”文学社;
黄子平、查建英:北大“五四”文学社;
赵丽宏、王小鹰:华东师大《草木》文学社;
陈超:河北大学《崛起》诗社;
易中天: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文学社……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 全国各省市中学 1980年代 遥相呼应的中学生社团 —
历史事件对人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孩子。比文革时间还漫长的80年代诗歌,贯穿了中国数十年时空。不能不对当时的中学生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中学生,在90年代后,逐渐登上诗坛,成为前一诗潮的后续部队。
历史最容易忽略孩子们的记忆。同样,这些记忆也被诗歌史掩埋。
据他们自己说,80年代中期的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大约有1000多万人。因为写诗,南岛从苏北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被录取进西北大学作家班(同班还有诗人他他)。而田晓菲、洪烛、邱华栋、段华、任寰、毛梦溪等人被北京大学等名牌高校破格免试录取;马萧萧被特招入伍。江熙、南岛、郁舟走进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当时有两份由中学生创办的铅印诗报,一份是由湖南隆回二中高二学生马萧萧创办的《青少年诗报》。一份是姜红伟创办的《中学生校园诗报》,他们当年都十七八岁。据说左春和初中时还创办过一个手抄本的文学报《新芽周报》,高中时编印铅印的文学报《松阳河畔》,影响一时。
《中学生校园诗报》影响最大。1986年举办了全国中学生诗爱好者民意测验,依据选票,评选出了首届“中国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按得票多少为序依次是:姜红伟、江熙、马萧萧、南岛、郝建荣、叶宁、李作明、周兴顺、陈亚军、朱浩。
当年的中学生们,没有写出刻骨铭心的诗。但并不排除他们没有同样干过刻骨铭心的勾当。2006年春节,《中学生校园诗报》创办人姜红伟20年后寻找当年诗友的启事,像遥远岁月中升起的一声枪响,惊起了一群诗友蛰伏多年的少年记忆。8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学校园如在眼前——
李作明:在我们中学,几乎每个班都有学生自己油印的诗报……所有这些,都与林雪有关。这位漂亮的女诗人发表过好多诗歌,是学生们心中最倾心的偶像。我入学后的半年,她就调到省城了,但带给那里的影响还在。我在校期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保证各科成绩及格,二是拼命地写诗。辽宁的《鸭绿江》杂志,当年的发行突破300万……
葛红兵:1984年,我还在海门师范读书,对于诗歌,我们的热衷,是现在的学生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把诗歌当作粮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更没有金钱可以用于消费。我们的县城闭塞极了,处处是衰颓的。但是,我们有诗歌。诗,是我们的通行证,让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出游。那个时候,诗歌就是粮票,无论你到哪里,诗歌是相互认证的依据,只要你是诗人,你就能在诗人那里找到安慰和招待。
南岛:1986年夏,我们乘着飞机去写诗。那是高中毕业前,我的诗《一个女孩的作品》获江苏《春笋报》全国第二届中学生文学大奖赛一等奖,8月初被报社邀请去南京领奖。姜红伟在杭州参加一个改稿会,专程到盐城来探望我。8月1日下午,我和红伟兄花26块钱,乘小飞机从盐城飞到了南京。上飞机前就和我约定“每人在飞机上写首诗”。
符马活:1985年我第一次投稿就在《春笋报》发表了处女作《雪地》。拿着那份发有我诗的《春笋报》,我只死死地盯着我的名字—符马活。在全校,连老师在内,没有人把名字变成铅字的,我是第一个。老校长一大早就用广播向全校通报了这一喜讯。那一年,我用15元购买了40份《中学生校园诗报》,上面有我的一首破诗。正因为这个,我背着40份诗报到处推销。从1986年~1988年,我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份诗报推销完毕,但我还是亏了2元,想赚一笔,在那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些年,我除了写诗,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信。我给几位诗人写过信,但均没得到回音,我非常失望(那时他们是牛逼的人物,没有理由给一个没名的人回信,我那时挺通情达理的,表示理解)。
周瑟瑟:1982年湘北,一个清瘦少年伏在木桌上用坚硬的笔在纸上游走,鸡叫声在发白的黎明响起。我起身时双腿麻木,连站起来都不行,但头脑是热的,激情像火一样在少年的胸口燃烧,外面下了一夜的雪,而我写了一夜的诗。初中与高中时,我当教师的父亲给我提供了油印机,我像当年北岛、芒克他们印《今天》一样油印过我两本诗集,刻蜡纸、油印、装订,这些活我今天再干一定得心应手。
汪渺:那时,我正在中学求学,由于受诗人父亲的熏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位诗人,觉得当诗人比当神仙还神气啊。我的处女作在《少年文史报》发表后,当时,看到自己的诗作变成了铅字,激动得呼吸都成了困难。那时的我们对文学多么痴情、多么迷恋、多么狂热啊,甚至狂妄的自封为“第五代”,妄想将前几代诗人统统烧成灰烬。
张保平(半岛):20年前,那时我还是内蒙古一个中学的高一学生,偶然在一张《春笋报》上读到一则举办文学夏令营的启事,当时头脑一热,向父母要了一笔钱,在暑假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去南京参加笔会。那年我17岁,也就是在那次笔会上,我认识了姜红伟、南岛、马萧萧、希萌、叶宁、李长军……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们,是我那时的偶像。
裴戈:那时候,6点起床,9点睡觉,数学课上心不在焉地背单词,英语课上兴致勃勃地看小说;一碗干饭,一勺白菜,津津有味……那时候,用草纸两面验算数学,却用干净的稿纸写诗。曾经咬牙切齿地一次性消费掉十张八分钱的邮票,不久,又小心翼翼地把退回的信封存在箱底。那时写诗是时尚的。
周劲松:我有两大木箱,历经数次搬家都未弃未舍,十多年前收存的刊发有自己文学作品的各种杂志、报纸,以及自己当年一笔一画刻写出来的油印文学报刊,完好无损。
当年的中学生中,涌现出很多后来著名的诗人,如江苏小海、安徽叶匡政、寒玉、上海沈宏菲、新疆邱华栋、陕西伊沙、河南杨晓民、北京阎妮、天津田晓菲、内蒙古半岛、广东欧宁、陈朝华、赵红尘等……<!--[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 长春 1979~1983 被九曲桥扭曲的《眼睛》 —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校园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学生社团风潮,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32开本,油印,出刊周期一度异常频密。
1983年,著名诗人曲有源因诗受审查后,《眼睛》立刻成为一个不祥的地下刊物。
《眼睛》后,奋力一现的吉林诗坛再无力大规模兴起,只有《太阳》孤独支撑多年。
《太阳》诗刊,几乎由邵春光一人独办。这位中国早期的民间自发诗人,诗风刁侠、出语傲世。他一贯拒绝正式发表,其名言是“谁发表我的诗,我×他妈”。他把自编自印的《太阳》几乎撒遍了大江南北所有的诗人圈。因此,邵春光的现代口语诗广为流传,对90年代中后期出场的诗人们产生了实质影响。我曾为他写过一篇短文《这小子才是真正的民间!》
— 北京 1980 小阁楼误导青年 —
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时,正逢《诗探索》创刊。一天晚上,谢冕、吴思敬、孙绍振请我们去,说聊聊。他们对参加人选得很准,受邀的人互相一看,全是一路的。有顾城、舒婷、江河、我与王小妮、梁小斌、高伐林等。
记得来到一座小楼,是二楼,一间会议室。不知为什么记忆里有小阁楼的印象。谢吴孙三人很谦逊:关于诗,说大家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一群小青年放开说,七嘴八舌谈得很热烈。后来根据记录,那些谈话发表在《诗探索》创刊号上。题目是《请倾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谈诗》。今年春天在深圳,孙绍振还说,当年王小妮的发言他现在还记得“现在有两种自我。一种是感觉到自我的人。另一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也记得那次顾城说了著名的反对“螺丝钉”、“一块砖”的观点。
那天晚上回来后,听说《诗刊》的人不高兴了。我们当时没多想,以为是《诗刊》请了人,被别家抢去谈,占了《诗刊》便宜。若干年后才知道,那件事竟被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上认识了。
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诗歌界一些人对此大做文章。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工作,却被崛起派几句话就给消解了。这是两条诗歌道路的斗争。我们要这样引导青年。他们要那样引导青年。
听到这样的话,我当年就笑了。他们以为年轻人是一伙牛一群羊,谁想怎么引导就引导。
— 松花湖 1983 蚊子叮灭了月亮 —
1983,现代诗的厄运来了。
元旦刚过,1月4日一上班。《诗刊》的丁国成打来长途电话:你的文章出事了。高层震怒。8日在北京召开批判会。
好多年后,王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是胡乔木在我文章上批了一行字:“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且把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勾掉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同志。一天晚上我去曲有源家,进了门就感到他们夫妇神色都不对,说话支支吾吾。过了一会儿,曲有源用手指了指天花板,又指了指耳朵。我明白了。我们走出楼,曲说了三个字:刚抄家。又说了九曲桥会,说了对他的诗的曲解,说了正对他进行全国范围的外调……
在文艺界全面批曲的背景下,吉林省开始“讨论”《崛起的诗群》。
7月,在优美的松花湖畔疗养院,召开了吉林省文学年会。原有的会议全推翻,改为全对我。吉林省笔杆子们几乎一律到场。在小会讨论现代派时,一位青年诗人念了他的一句诗“蚊子叮灭了月亮”。后来这句诗被写进了《会议简报》,青年诗人倒了霉。他们无疑把我当成了月亮。而把自己当成了蚊子。
那次会,除了发言外,我几乎一言未说。很多人发言批判前凑过来小声说“没办法”。
记得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我与吕贵品等几个年轻人,包括那个青年诗人(我忘记名字了),默默无声地走向湖。大家没说一句话,不约而同地换好了泳裤跳入湖中。下水后,我一直向前游,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没停顿地大约游了1500下蛙泳。到了对岸,我发现所有的“月亮”全部游过来了。
那一天,我们横渡了那座忧伤的人工湖,游程约五华里。
— 武汉 1984 横渡长江未遂 —
80年代的人,胆子有天大。
1982年,在长白山游览瀑布,衣服全淋湿。我带头脱光裸体照相,结果同行的七个男人全部来了一轮裸照。1983年初春,和《眼睛》诗社余世夫等一起去北戴河。海水温度接近结冰。我一个人跳下去游,十多分钟后几乎半晕爬上岸,当即昏迷被送医院。到了医院打一针,神奇地马上恢复正常。
批判《崛起的诗群》后的第二年夏天,单位突然笑着让我出差。没任何任务,游山玩水。我猜那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北京、山西、四川、黄山、上海……走了一个多月。
船到武汉,天已黄昏。我对同行的编辑郭少波说,我们横渡长江吧。他说好啊。我数了数,武汉长江大桥一共九个桥墩。我说十分钟一个,一个半小时到对岸!
在第一个桥墩处,我们换好了衣服,准备下水。结果发现桥太大了,长江太大了。从路边沿着45度斜坡走到水面时,差不多有100米。心中已自怯。当我跳下水,感到一个人非常小。仰望桥墩,它几乎是座摩天楼。在半暗中我向前游了几十米。看对岸,一片茫茫。这时,迎面开来一艘大船,灯光刺眼,浮在水面像一座山。我顿时极端恐惧,掉头回游,惊慌失措爬上岸时,郭少波也游回来了。
那一次幸亏没游下去。听说那些巨型轮船不知碾死过多少泳客。人在长江中,就是一粒芝麻,船上人根本看不见,又是黑夜。
— 哈尔滨 1984 横渡松花江 —
1984年夏,我去了一次哈尔滨。曹长青邀请了黑龙江一批诗人朋友聚会。记得在一座很豪华的房子里,我们念了一晚上的诗。我正好带着刚写完的《高原》、《我告诉儿子》,一通朗诵。
第二天我说要横渡松花江,文乾义陪着我。在靠近太阳岛的一个码头边,我换了衣服下水,他在岸上看衣服。我是横渡长江未遂的人,小松花江没怎么放在眼里。游了几下,我想试试松花江的深度。下潜两三米便触到了底。忽然我感到脚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黏黏的,软软的。用手一摸,手上也是黏软。把手抬到水面上一看,我傻了,是沥青!最细最细的那种沥青。我飞快地想明白了。这里一定是老码头,而沥青正是百余年柴油水下沉淀的结果。
带着两脚双手沥青,我像一个长着脚蹼的鸭子,向对岸的太阳岛游去。我没有慌,我没受伤,有力气,只是20来个细小的肢体被粘在了一起。这不算什么。说不定对划水更有利。
松花江并不小。尤其是它的江心急流,让人胆寒。正游着,我忽然感到被某种力量猛地控制了,身不由己。只看见两侧江岸飞快地后撤,我知道自己在被江心急流向下猛冲。幸亏只有几十米,我冲出主流时,已经忘记沥青了。那时正是夏季,江宽约1000米。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人坐在太阳岛上用沙子搓脚。一上岸,脚上立刻全粘满了细细白沙。手上又黑又黏。坐在沙子上,我搓啊搓。一直回到长春多少天,我的脚趾们还在粘连着。
— 成都 1985 喝酒,冒充朱凌波 —
和写诗之风相吻合的,是80年代的游走与喝酒。记得我大学毕业后,家里来过一个毛茸茸的小孩。忘了名字,从哈尔滨来,只有17岁,带着一叠题词,全是诗人画家们写的。他要立志走遍整个中国。记得我与王小妮给他写的话很是鼓励。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他跑到神农架寻找野人去了,后来又搞了什么倡议活动。看来人一走,容易走成野人。
宋词骑单车走中国,是1985年。从牡丹江出城时,众哥们儿一直出城十里相送到国道口。一番痛饮,洒泪而别,从哈尔滨等地来了很多诗人。
话说宋词单车一骑,晓行夜宿,一日到了天府成都。见了蜀地诗人众等,说我是宋词,朱凌波,《北方没有上帝》……话未说完,酒席已经摆上。一通诗歌酒菜,直至夜半,众皆酩酊。翌日,杨黎忽道:朱大哥你好酒量呢!—一语道破,众人方醒。原来,整整一夜诗词酒宴,四川诗人皆把宋词当做了朱凌波招待。有一个人还背诵了朱凌波的诗“我这个人有点怪/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当年,在民间刊物上,朱凌波和宋词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凌波名气更大。
此事可见,在当年,朱凌波与宋词是一样的。诗人和诗人,认识和不认识也是一样的。
— 成都 1986 崇拜成灾,诗人逃跑 —
80年代的天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到1984年春,短命的“清污”自己也已被清除出场了,顽皮的现代诗又露出了灿烂笑容。
我不知道80年代的时局变幻,与现代诗连绵不断的发展之间有没有联系。现在想,那似乎也像一种特殊的艺术挑逗。由“政治”魔鬼扮演的戏剧,忽而恐惧忽而兴奋,很刺激。批判完三个崛起后,现代诗大面积的泛滥立刻爆发了。
这两天我发明了一句名言:“所有历史事件,都要经历两次。一次是现场,一次是记忆。”不知这意思前人表达过没有。
中国80年代的诗歌记忆,真是一个宝库。我看《一个人的诗歌史》看得笑了。后代人不知那时的四川多么具有魅力——
1986年12月上旬,成都举行“星星诗歌节”。节还没开始,2000张门票就一抢而空,为防止意外,主办方甚至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台上演讲,不时被台下“诗人万岁”的呼声打断。演讲结束,大量“粉丝”守在通道索要签名,舒婷被几个警察架着,才离开会场。但后来还是出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进入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后来有人统计,叶文福演讲那天,会场六道大门挤坏了五道,椅子被踩坏几十把。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叶文福被冲上来的“粉丝”们往天上抛。另一些人围着顾城,如众星拱月,顾城则躺在地上高喊“反对个人崇拜!”。
还听说,有一个为了诗而辞掉工作的大连青年,一直跟着走,向诗人倾诉内心痛苦。被拒绝后,那人二话没说,掏出一把匕首戳进自己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歌的热爱!
— 兰州 1986 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
1986年8月,在甘肃召开了一次大型诗会。我第一次到兰州。从机场到市区70公里的秃山,寸草不生。
兰州也是《崛起的诗群》受难地。由于我那篇文章,《当代文艺思潮》承受很大压力。见了主编谢昌余、责任编辑管卫中,他们都说,现在形势好了,再给我们写一篇吧。
从兰州回到深圳,我一直忙大展。《圭臬之死》11月才写完,我按约发出。没想到,这一篇又惹了大麻烦。时任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说,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王燕生忆文)
大官指名道姓,《当代文艺思潮》立刻停刊!那些年中国起伏曲折的文学生态,由此可见。
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得清楚。当时没高速,从兰州到敦煌要走三天。清晨起得早,大家全没吃早餐。破旧大巴停在一家热气腾腾的小店前,诗人们全钻进店买吃的。但那家店只卖面条,滚热滚热地冒着热气。有的人买了,吹着气刚吃一两口,司机就不停按喇叭,他们只好放下筷子,眼睁睁离开。当所有人眼巴巴回到车上时,我最后一个上了车,手里端着一碗热面。大家很惊奇问你怎么能这样。我说,很容易啊,我问店里连面条带碗带筷子一起买多少钱?他们说两角七,我就全端过来啦!人们齐说,深圳人就是有气魄。
— 敦煌 1986 尚仲敏,我站着也比你们矮 —
当时,第三代诗人刚露头,诗歌界对他们全不了解。但“pass北岛”的大话已经传遍天下。于是,第三代诗人变得很神秘。而尚仲敏的“比徐敬亚还胆小”和“市长爷爷万岁”的诗句,也很有影响。因此,尚仲敏在兰州诗会上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本以为第三代诗人一定抢话筒、敲桌子、大放厥词,但尚仲敏、张子选、耿占春、姜诗元、冷杉等全一言不发。会议主持人点了尚仲敏的名,他慢慢悠悠地站起来,刚要说话,一位老同志关心地说,请坐下发言。尚苦笑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站着也比你们矮。全场响起笑声。包括我在内的人,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发言前,尚仲敏要求朗诵一首诗,主持人在莫名其妙中也同意了。只见尚突然昂起头,叉开双腿,作领袖状—他高声朗诵的,竟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大家再次被他弄得不明不白,不知是褒是贬,是真是假。过后有老同志说,他们哪里是念诗,是借领袖抬高第三代,想夺权啊。
又是尚仲敏,在敦煌看莫高窟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大块西瓜。吃完了,一抹嘴啪地扔在了地上。《诗刊》的老编辑吴嘉瑾看了非常惊奇说,这样吃西瓜的人,能写出好诗吗?
这可能是第三代诗人与主流文化为数不多的接触。在后来的中国,这几伙道不同不相谋的诗人们,连碰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 深圳 1986 大展,那一场诗的漫天大雪 —
大展缘起 1985年初,我从吉林到了《深圳青年报》,当副刊编辑。当年8月,践诺“青春诗会”临别约定,我举办了一整版的“朦胧诗专版”。86年春,我再次举办了一整版“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两次专版,规模不大,形式也传统,但反响非常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去了深圳,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上百种,数百本,堆满了书房。
当时的《深圳青年报》,充满了雄心、朝气。当之无愧地成了青年移民一个思想核心与文化中心。我们办报纸,鼓吹新观念,邀请温元凯、刘宾雁等做报告。还想邀请《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访问深圳,但未成。那时,我们野心勃勃,凡事皆站在整个地球的视角。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第二天《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称这是全人类的灾难。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我们也立刻发表了题目为《欢呼马拉多纳时代》的社论,借机嘲讽集体意识,鼓吹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成立了全国首家“思想俱乐部”,并请深圳副市长邹尔康担任了顾问。我们处处想创新。深圳青年诗人协会筹备时,我们嫌顾问一词太老旧,便将顾问改成“艺术赞助”。
一个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他的时代及身边氛围。这样的气氛对我这样喜欢号令山河的人来说,只能使我原本不小的气魄更不小。很快,我向全国诗歌弟兄发出了那封被称为诗歌江湖“英雄帖”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
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要求)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
记忆常常不可靠。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八六大展”是8月末开始组稿,即从兰州诗会回深圳后。最近我找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注意,落款是7月5号。
当时,和我保持联系的朋友,并不多。几个最好的诗歌朋友成为大展最初的传播者。他们是:黑龙江朱凌波、吉林季平、上海孟浪、四川尚仲敏、甘肃张子选等。是他们,把一封信变成了几路大军,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2006年在黄山,周墙告诉我,转收到我的信后,他们的诗歌圈子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不参加。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周墙把信撕了。周墙说后来他们就做生意去了,这么多年没找到组织。
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版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几十年了,上述的几项数字随处被学术界引用。其实,这只是我在86大展中的一段话。我当时想找一个权威统计,但对诗歌界无聊之徒们的无聊之举,这个严肃国家的严肃人们哪里看得上。我只是顺手在一份民办诗刊上抄下一段话,并添了25个字(黑体)。
那些数,何止啊。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的背后,是更热衷诗歌但却无名的爱好者……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巨大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唯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唯一的火山喷发口。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复印、转寄、传递……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我不得不每天把它们一捆捆绑好,用自行车驮回家。经请示,报社领导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四个整版,分两次发出。要知道,25年前,中国所有的报纸一律只有四个版,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全部报纸。而当时《深圳青年报》只是一个周二刊的地方团报,每次拿出一半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收发室每天全是我的信,广告部不断收到诗歌大展的预订单,个人订户也几何级数一样增加。当时不但我傻了,全报社的人也都蒙了。报社一位老编辑说,中国人是不是疯了。 《诗歌报》加盟 好到不能再好的形势,让我觉得事情不小。《深圳青年报》毕竟只是小城市一份团报。为了扩大诗歌大展影响,我忽然想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现在看,那真是一次英明之举。无论是历史的功或罪,多一些同伙或同谋都是好。很快排除了北京的可能,我的眼里只有民间,最好外省。
1986年8月初,我和当时全国唯一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和编辑姜诗元进行了联络。他们的加盟,至少对我当时产生了某种助长。从他们毫不犹豫的赞同中,我感受到了人们对我手中所做事情的渴望。这若不是英雄间的心理感应,就是狼狈之徒互相助长的气味相投。当时普天之下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一拍即合。
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仍是我个人署名。这一次,我对原信做了四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些改变或犹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没有根本逆转“大展”的某些弊端:
我的邀请(第二封8月8日)
① 删去了“单枪匹马称派立号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增加了“这,无疑是件严肃的事情,请慎重庄严组稿”。<!--[if !supportFootnotes]-->[4]
<!--[endif]--> ② 加入了“宣言切忌写成那种臭诗话”,要有艺术性创见、深刻。
③ 加入了“注意:亦可一人、二人称派。但要有足够的艺术空间,请自重”。
④ 另有附言:近日所收稿子,宣言多大于诗。诗弱!宣言缺少独特的艺术空间。此望戒!<!--[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一个通宵的三角版 《深圳青年报》当时比全国其他报纸略先进的是,使用了初级柯式制版。电脑植字仅限于大小标题,内文必须铅字排版,然后打出清样,将植字贴上,再整版电子制版。编辑则全部手工操作。
当时,我是一人战全国。看稿、选稿、排版,全单枪匹马。每篇稿子的三次校对也只能由我一人。由于版面太珍贵,当时我对“宣言”的删改,近于残酷。我甚至还愚蠢地删缩了不少诗稿。后来廖亦武等曾来信大骂。1986年夏,我除了吃睡外,整天整夜埋在大展中,掉了几斤肉。当时“电脑植字”只有深圳才有。《诗歌报》的大展通栏标题,就是我们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安徽的。
我给时任《诗歌报》编辑姜诗元的一封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弯了一样……”
一次,我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干了一个通宵。当时的印刷厂工人很牛,说没法儿排,要排你自己干吧。他捡好了铅字后,我便弯着腰,用镊子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夹着移动、串行。干到半夜,终于大功告成。就在我捧着它前去拼版时,突然铅版哗啦掉到地上,三角版撒了一地。我不得不让工人重新捡字,再一镊子一镊子重排。就这样,我从晚8点一直干到早8点。整整弯腰一个通宵。第二天8点,印刷厂再上班时,我用手扶着已经硬了的腰,才看到窗外深南大道的太阳已经升起。 援兵来了 从8月末到国庆前,苦干了一个月,大展初步定稿。我心里有了底,决定向社会正式发出大展“预告”。9月30日,《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眉题是:“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通栏标题是:《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中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预告”以宏观而强横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诗的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的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基于:“……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序幕。
“预告”公布了庞大的阵容和名单。但当时名单上只有47个流派和106位诗人。大大少于后来正式展出的64个流派和125位诗人。可见“预告”后来稿还在继续增加。
不久,绿岛、海波等几位诗人来深探访大展消息。他们立刻无条件地投入大展之中。他们一律自费,自费旅费,自费酒店,自费饮食。他们是深圳最早的义工,每天到报社“上班”,和我一起处理稿件、书信,跑印刷厂。
大展发出前几天,我忙成一团,而大展的《前言》还没写出来。姜诗元拼命催,说《诗歌报》的头版头题不能空白啊。我匆忙写完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时,离大展约定刊出的时间只有三五天。当时通信条件落后,航空信显然来不及,灵机一动,我们决定用电报发出!海波跑到深圳电报大楼,电报小姐给他一张电报纸,他说再要,再要,最后小姐甩给他一整本。他还说不够不够。《生命:第三次体验》有1000多字,海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电报纸上,用光了几本电报纸。我记不起电报费由谁支付。总之,海波离开深圳时已身无分文。 出笼与反响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七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25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以及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发出后,我累得几乎快晕倒了,一连几天在家休息,而报社方面却每天捷报频传。吕贵品专门骑车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敬亚,大展立竿见影啦!—报社收发室里,我的信又堆满了。有来稿,但更多是索要大展报纸。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加印,我记得当时几次加印了,总共有几千份。更令报社高兴的是,当时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一路飙升。到当年末,《深圳青年报》总订数已超过15万份,翻升了七八倍!而且全是一份一份最珍贵的个人订户。
多少年后,吕贵品指着《深圳特区报》40多层大楼对我说:当年我们是它的十倍。如果青年报存在至今,鬼知道这大楼是谁的![6]
[url=file:///I:/Arbeit/3æ导åºæç« /çç§çä¸ å½è¯æ çå¾29402.doc#_ftn6]<!--[endif]--> 当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诗人协会成立是真,第一届研讨会却是假。那时大多数青年诗人还蜷缩在体制内。当年的深圳仿佛延安,多少人想来而苦于请假与路费。《深圳青年报》副主编、大展最有力的支持者曹长青跟我说,好办,以报社名义正式发出一个“诗歌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说那就叫第一届。马上,各地纷纷叫好。朱凌波、冯晏、孟浪、海上等一批青年诗人来到深圳“参会”。
唯一的损失,发生在朱凌波的口腔。他来深圳后骑车前往蛇口。路上连人带车跌倒,不幸遗落了一颗门牙在深圳。我和王小妮听了,忙去蛇口慰问,应邀留下300元钱。后来,他父亲出差时专程赶到深圳归还医牙费。
“86现代诗大展”适逢其时,成为中国民间诗歌的一次热火节日。之后,一大批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创作,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诗歌的格局开始发生某些本质性变化。
大展甫一出笼,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即对“大展”进行了善意批评。其中“流派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败笔。当时,我在领受大展一切愉悦的同时,即坦承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预期,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严厉斥责。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文章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文章说:“……乍一看,真是洋洋大观,轰轰烈烈。但如果你有健全的神经,仔细读它一遍,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发宣言,惊世骇俗,而诗作呢,可就有点惨兮兮,一首得到少数(不说多数)群众承认的都没有……”文章对大展的诗歌作品与宣言进行了4项世界观意义上的归纳:1、一种是悲观颓废的遁世思想;2、一种是从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3、一种藐视群众,藐视真理,自我意识无限膨胀;4、一种是对人生、对自己、对诗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听听这些陈年旧话,真令人恍若隔世。
我曾一本正经地说过:“现代诗大展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瓦解了官方诗歌出版系统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封锁与禁锢,促进了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自由风气”。
而今天我想说,那不过是提前20多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
— 长沙 1988 闷热中38度红皮书 —
我没有想到,大展之后才从上海赶来深圳的孟浪,成为大展后期最有力的推广者。
大展后,我与吕贵品、曹长青便开始筹备将大展成书。但直到孟浪来深圳后,书才开始启动。
1988年8月,已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做编辑的孟浪找到成书出版的机会,大胡子轻松平和的风格与我很合拍。孟浪与第三代诗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更加丰满。其实我与他的合作,对我也是一种改变。从那时起,我才认为第三代是能干实事的。果然,后来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那一年8月,正是最热时节,我们俩到了长沙,对红皮书做最后校对。整整十天,长沙一直保持38度以上高温。每天吃湖南辣菜,出长沙臭汗。海上总来看我们,我们曾照过一张合影。三个赤膊的年轻人,满身是汗,精瘦枯槁,三套肋骨个个弧度清晰。
那时长沙很古旧。我们去看桔子洲头,见了水,我嚷着要横渡湘江。从桔子洲下水,一直朝对岸游。水很清,水下是石子,那么热的天水还有点凉。记得游了800-1000米,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到对岸。孟浪不游,乘了一只小船跟着我。
后来我俩还坐火车去了一次韶山冲。在毛家,趁管理员不在,我把一只脚踏到大床上照相。孟浪不照,比我文雅。
— 广州 1988 喝酒不醉的年代 —
那些年,我只和三个四川诗人喝过酒。
和杨黎喝酒,记得最清楚。在兵荒马乱般的广州火车站,我俩在一间大排档坐下。杨黎跑到路边小店买了一瓶一斤二两的高粱酒,我俩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就喝光了。他还要再买,我说不行了。我们晃悠悠地向广州站前走。握了一次手,再握一次手,好像握了三次,才算正式把他送走了。
马松到深圳,正是89年我心脏不舒服的时候。眉清目秀的小马松,像他的诗笑得如一朵小花。他告诉我,从四川来的时候已经咨询过。他问别人徐敬亚喝不喝酒,人家说喝啊,他说那就好办了。他从黄书包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大瓷杯,我用最小的三钱杯,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一边看着他笑眯眯喝啊喝。他走了之后,我甚至跟王小妮说了一句:我怎么有一种和儿子喝酒的感觉啊。
和骆耕野喝酒也是在广州,是沈宏菲请客。那时,骆耕野搞了一个酒广告大赛,我与孟浪来喝酒帮忙。因此,我们带了好多瓶上好的名贵酒。那是一次典型的酒误差,再加上地域误差。请客方与受邀方对本次饮酒的方式与目标太不一致,上海滩与四川盆地太不一致。我们五人落座后,我记得骆耕野的内弟把几瓶好酒小心地摆在了桌上。看他摆的动作,就知道他对那些瓶里面装着的、未来的兴奋,相当期待。上海诗人沈宏菲笑着,细声细语地说话。一会上来了四道小菜。吃了一会之后,沈宏菲客气地站起来告辞,这意味着这场期待巨大的宴席就此宣告结束。分手前,我们照例把几瓶好酒送给了沈宏菲,但心里都有点不是滋味。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骆耕野内弟终于憋不住了,大骂起来,说我们不应该送他那么多好酒。这小子,我当时真想揍他!过了好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沈宏菲不但懂吃,还是个出色的美食家。可惜他碰到的是酒徒。
— 昆明 1989 每个人必须买一本 —
1989年春,两万本红皮书中的300本,从长沙运抵云南昆明。
红皮书的到来,并没有使云南辽阔山河立刻泛起熠熠红光。怎么把每本红皮书换回5.2元人民币,才是于坚面临最重要的问题。
2011年7月,坐在我对面的李森笑了。笑得很无奈:“那300本红皮书,都是我一个人卖出去的!”—我正写本文时,李森恰自云南来游长白山。他回忆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卖书。推着小板车,在几个校园里转。我自己的诗集都没那样卖过。不卖不行啊,于坚向我发出了命令:每个人必须买一本!告诉他们,连我于坚本人都买了一本啊。
— 珠海 1989 喝得珠海天昏地暗 —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饮酒,是在珠海,1989年,季节已忘。三人:我,宋词,我大学同学温玉杰。
记得最清楚的画面是:三个人坐定后,宋词慢慢掏出两瓶酒,一瓶放在自己眼前,另一瓶“当”地一声放在了我俩面前。我心里一阵怯……老温滴酒不沾啊。
话题从宋词1985年骑单车云游四方说起。说到旅行家余纯顺的死,说到他与余的友谊,说到余来珠海探望他的二人交往,酒意诗意便都涌上来了。客未至,宋词已早做准备,出城十公里相迎,二人携手徒步进城。宋词特地找出当年旅行的行头,一身游僧模样打扮。小住数日后,同样装束,一直送余步行到出城至珠海地界方拱手作别。这时酒已近半。
人行走在山水之间,久而久之,受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宋词停住,喝了一大口酒:必五内发作,体魄难容……故云游之人皆知,须克已内省,谨记丹田……
那一日,我们三人便在山水之间云游不已啦。哲学上到了高僧层面,美学上便随口皆诗也,把那半生经历一腔才华,全部喷露出来……从天空到大地从民间到圣贤,古今中外,说了个天昏地暗,喝得是醍醐灌顶。奇怪的是,三人酒意全无,妙语连珠,如神相助。
三人酒,从中午12点一直饮到深夜12点,我竟把一斤酒痛饮全无,而宋词自己又叫了一瓶。三人酒,酒三瓶。
最后的高潮,场面感人。不知什么时候,餐厅老板已落座倾听,还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也一起喝了起来,中间甚至喊出了“你们全是神人啊”这样的句子。于是,整个餐厅的服务员小姐团团围成一圈,站在我们四人周围。每当妙语出笼,全场一片鼓掌声、叫好喝彩声。那酒,一辈子没喝过那样尽兴、高雅、传神……嘴、胃和空气都笑了。
那天喝出了效果:餐厅老板为我们免了单。
— 山海关1989 一个时代被一分为二 —
1989年3月26日。一大早,海子穿着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在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溜了几圈,乘汽车来到了山海关。
山,海,关—这是个寓意天、地、人三者结合之地。
按过去说法是:“他沿着‘天梯’(铁道)向前走。傍晚时分,他在铁轨的一处躺下……一列货车呼啸而来。”……前一天夜里,同事被他的大叫声“我活着没意义了”吵醒。同事以为海子出了什么事,从床上爬起来敲门,问他出了什么事。海子面色苍白地说:“不好意思,惊扰您了,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海子再也睡不着。他穿好衣裳,接着昨天再次写起了遗书:“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学院××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
根据《一个人的诗歌史》,最新说法是:“很多人都知道海子是卧轨自杀,以为他是先躺下来……事实上,海子选择的是一段火车慢行道,当火车缓慢地驶来,他很从容地让过火车头,然后钻进某节车厢的轮下……”
不管是车头,还是车身,那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仿佛呼啸而过的一个时代,驶过冰冷铁轨—铁轨上那个燃烧的身体顿时一分为二。
— 郑州 2000 一个人的诗歌战争 —
前些年,我在河南,常和邓万鹏喝酒。当时我非常吃惊的是,80年代诗歌在一个人记忆中竟有那样深的留痕。时隔30来年,邓万鹏能一首又一首说出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歌的题目,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我记不住,但是我能证实。那时他在东北师大,我们并不认识。
邓万鹏那时还告诉我,他正在执行一个庞大的读诗计划。他要把过去读的诗,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全部从头再读一遍,计划用五年时间。然后再写诗,一定会大大提高。就这样,80年代已经过去,他却要开始一个人的五年战争。果然,几年后再看他的诗,诗风大变。轻灵、透明,令人刮目相看。看来邓万鹏一个人的诗歌战争,胜了。
2001年春,我大病一场,几乎安了心脏起搏器。住院的时候,忽然接到很多朋友的信。大家纷纷说,《橡皮》上发了我得病的消息。那是四川杨黎、何小竹他们办的诗歌网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诗歌网。当时人们对网络还相当不了解,不知是什么权威部门办的。房地产公司的几个副总到病房来时对我说,徐老师了你不起啊,得了病,网上都发了消息。
— 巴黎 2001 80年代“盛唐”—
记住了那家巴黎餐厅的名字,是因为“二岛”。2001年8月,离开巴黎的前两天,孤居异乡的友人胡承伟对我与王小妮说:今晚北岛-在青岛-餐厅请餐。他调皮地在两个岛字上都加了重音和停顿。
那天我们两家的谈话并无精彩。我方儿子与岛方女儿更加沉闷,在一旁听得似都有些不耐烦。
精彩出现在众人离席的一刻。一个中国人从厨房里急走出来。貌中老,胖,浓重北京口音。迎面握手后,一连说出王小妮与我的几首诗名。然后对80年代大加感慨。他最后一句话,一直让我记了这么多年:“全世界都写诗,只有中国人闹得欢。80年代,那是什么啊,那就是盛唐啊!”
— 黄山 2006 20年后天下英雄会 —
在中国,20年可能是一个大数。20年一条好汉。一条好汉,就是一代。
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人开了一次20周年纪念会。那是我开过的最好的会议,是诗人们自己给自己开的会议。近50位诗人汇聚周墙的归园,一番畅谈。
默默与周墙,比筹划自己的生意还上心。从会标设计,到内容安排,都充满第三代诗歌味道。会上,野夫、杨克、远村、陈朝华、丁翔、周墙、潘维、北魏、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等12位诗人获得了“第三代诗人杰出贡献奖”。而第三代的诗歌弟兄们煞有介事地授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
诗人离别黄山之际,默默提议发表一个“归园共识”,并由杨四平起草,每一位参加会议的诗人共同修改,最后由周墙和我定了稿。
《归园共识》是中国第三代诗人的重要文件,对第三代诗歌的概念、贡献、诗人的立场、诗歌的普世价值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默默认为:“第三代诗歌的概念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开始是年龄的意义,86’大展后变成一个团伙概念,现在又回归为一个创作概念。”
回想这一辈子,认识了这么多诗人,“牛鬼蛇神”,多好玩儿!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当年大学生文学社团盛况,详见:姜红伟,“1978年~1980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大学生文学刊物备忘录”,2008年。引自[http://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12/2767.html],2011年7月24日登入。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详见:姜红伟,《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济南:黄河出版社,2008年)。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作者注:事实上,我的这句话,成为《大展》的重大败笔之一。虽删,但前封信的影响已无法收回。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作者注:事实上,我的这句话,成为《大展》的重大败笔之一。虽删,但前封信的影响已无法收回。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作者注:以上可看出我力图扭转前封信影响,但仍在鼓动创新。对《大展》的倾向,当时已有预感。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作者注:1987年初,《深圳青年报》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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