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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质疑》：学者丁东热议社会事件 质疑权力异化
腾讯文化丁东2013-12-
[摘要]《永远的质疑》是著名学者丁东先生的随笔集。书中对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进行评议，质疑权力异化，话题涉及公共政策、司法、行政执法、计划生育、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新闻传播、宣传等。
《永远的质疑》封面 《永远的质疑》是著名学者丁东先生的随笔集。书中对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进行评议，话题涉及公共政策、司法、行政执法、计划生育、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新闻传播、宣传、出版、言论、对历史的反思等。作者质疑权力异化，质疑司法不公，质疑道德沦丧，质疑诚信缺失，质疑学术腐败，质疑知识分子失声……作者自云：“在众人不疑处有疑，是公民的优点；面对权力和主流说出自己的疑问，是公民的勇气。”以“永远的质疑”为名，正是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永远的质疑》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正得失，正良知。 本文摘自：《永远的质疑》 作者：丁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8月 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 今年以来，许多媒体都在回顾改革开放30 年，出现了一批有看点的文章和节目。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采访原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当年随新任省委书记万里下乡调查，走进一家农户，主人躲在床上不肯下地。原来，他穷得连一条裤子都没有。这种惊人的现实，成为促使万里下决心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包产到户被最高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度批判，几起几落，直到万里主政安徽，宁愿触犯天条，不能得罪百姓，终于让种地的自主权回到农民手里。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成为突破 口，推向全国，使几亿中国农民告别了饥饿。万里当年下乡调查研究，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预先安排布置，才能看到农民的真实处境。现在有些官员也到基层调查研究，但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出发之前，先派人去“踩线”，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在什么地方停车，和什么人见面，由什么人汇报，让谁参加座谈，发言谁先谁后，都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甚至连参加座谈者的发言内容，都要事先写出稿子上报。这样经过“导演”的调查研究，能否了解到基层的实情，令人疑问。因为下面的干部很自然要向上级展示政绩，掩饰缺点。汇报情况也可能投其所好，专拣领导人爱听的说。如果领导者本来就不想接触矛盾，只想听听顺耳之言，这样安排倒也适得其所。 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调查研究，我看有点类似于接待外宾。有人戏称：这是礼宾司对内。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当然要讲程序，讲礼仪。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预先作出周密安排十分必要，程序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分钟。如果外事礼宾部门考虑不周，安排不细，弄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外事经验。不光中央的外事部门掌握，地方政府也掌握。然而，把这种接待外宾的方式移植到接待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则很不妥当。因为内政和外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调查研究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高级领导人和基层百姓，各自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上级不了解民情，民情不能上达领导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次很多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领导干部尽可能多地了解民情，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了解民情，有很多途径，比如公开媒体、内参、助手的帮助，现在又有了网络，但所有这些方式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还是不能代替直接的调查研究，只有亲历现场，接触百姓，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早就存在，高层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农村妇女熊德明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诉苦，还是触发了高层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预先规定熊德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或者像熊德明这样口无遮拦的百姓，根本就不让她和高官见面，结果自然两样。 采取什么方式调查，效果大不一样。预先安排好座谈对象的发言，等于事先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结果。这种调查，有害无益。回想起“文革”后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山西省委机关工作，领导布置我到昔阳和大寨调查“经济领域的革命”。其实就是总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到了那里，不准自由接触农民，也不准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只许看县委提供的材料和各种新闻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调查报告，还得经昔阳县委审查。当时，大寨和昔阳是通天的，即使是省委，也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回想起来，这篇报告，洋洋万言，没有一条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是太荒谬了。 其实，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2008年） 官员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了，公民意识教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相反，伤害公民教育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主持下，由一百多名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历时数年，编写了一套八册的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我认为，这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教材，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这套教材在一些小学试用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以这套教材的诞生为契机，让公民教育普遍走进我国中小学校的课堂。某些掌握权力者对教材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善意地提出改进意见，也不和编者进入平等的沟通，而是强令北京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必须收回，把这套教材打入冷宫，上百名教育工作的心血付之东流。 建国60 年来，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同时还有各级官员。中国的平民固然需要提高公民意识，官员更需要提高公民意识。自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中国官员的学历提高很快，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占绝大多数，博士、硕士的比例也不小。他们在学校学了专业课、政治课、外语课，但没有接受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在许多官员那里仍然是个空白。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公开场所的一言一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官员的雷人言辞，例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瞬间传遍了世界。也许这位官员是一时失语，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官员的内心并不承认主权在民。地方官员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接连不断。从贵州彭水诗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大量地方领导人不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物？支配他们执政的，其实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代牧民思维，还是和“公安六条”一脉相承的专政思维，与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辽阳市进行公车改革，公长岭区给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高达8 万元，宏伟区书记和区长的车补也高达7.6 万元，是当地职工平均收入的3 倍。可见这些官员设计政策根本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也缺乏公民意识的系统教育，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公民意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官员，如果不有意识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权力就会使他们头脑膨胀，做出种种现代公民社会不能接受的蠢事。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公民意识教育的补课。 并且应当排除干扰，尽快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确立公民教育的应有位置，这样才可能使未来官员的政治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因为明天的官员必定出自今天的学生。 （2009年） 官员公款出国无权对纳税人保密 由广州海事法院院长带队，有副院长、庭长、副局长等一行6 人组成的考察团，花费人民币四十八万余元，赴南非、埃及、土耳其等国进行为期11 天的“访问”一事，近日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关注。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一条常规的国际旅游热线，纵有南非约翰内斯堡市法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埃及开罗律师协会的正式邀请函，纵有拼凑而成的考察报告，也难以服众。硬要把公费旅游解释成是正常公务活动，其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尤其让人不安的是，这条旅游线路自费出行的报价仅有2 万多元，这几个官员一人平均花费高达8 万多元，还说“没有超过预算”，其中有无回扣？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行的时间是2009 年1 月7 日至18 日。去年5 月，汶川地震，中央政府提出紧急压缩行政开支；国际金融风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2009 年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要在近3 年平均数基础上压缩20%”。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官员以公务出访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看来官员越过审批程序，我行我素，公款出国旅游，仍然不在少数。人们不能思考，现行制度的漏洞到底在什么地方？ 广州海事法院称，是有人在该院的“OA”系统窃取内部文件，然后发布到互联网上，被媒体广泛关注，“只是现在仍无法查出是谁把内部的信息传播出去”。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官员公务出访，都是官方机构内部安排，内部汇报，内部监控，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广大公民无从知晓，更无从监督，因而黑箱运作的余地很大。广州海事法院六官员此次出行的信息，只是偶然被公开，就被社会看出破绽，露出了冰山的一角。如果把官员公务出访的信息普遍公开，就不知问题要有多少了！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官员公务出访。史家公认，30 年前谷牧等人出国考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过很好的作用。他们回国后，作了多场报告，颇受欢迎，让国人开阔了眼界，改变了观念。但是现在大量的官员公款出国，其行程内容，实在是向公众拿不出手！ 不久前，茅于轼等学者发出倡议，要求“三公”消费（即公款出国、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吃喝）信息公开。依照2008 年5 月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和第九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三公”消费支出属于相关财政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政府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公民、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因此，公民有权向政府的财政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告知近年来当地政府各机关公款出国、公款购车用车和公款接待费用的具体数据。各级政府机关的公款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这些钱怎么花，不应当向公众保密，向纳税人保密。建议国家制度明确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常规的官员出访，都要将出访目的、行程安排和费用支出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约束官员必须在阳光下活动，假公济私的行为就无处藏身了。 （2009年） 解决“计生黑户”是政府职责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多余的十五年》，介绍了15 岁的北京女孩李雪的命运。李雪是第二个孩子，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低保为生，交不起5000 元钱的罚款，所以李雪一生下来就报不上户口，也不能上学读书。我读了这篇报道之后，非常心酸。人们常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李雪也应当是花之一朵。不论她的父母有什么过错，她是无辜的。将心比心，一个花季少女，想进学校不得其门而入，是个人的不幸，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像这样因为计划生育原因上不了户口的孩子，人称“计生黑户”。全国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黑户？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今年福建省着手解决黑户的问题，估计全省未落户的人口约有18.3 万。按福建人口3400 万计算，黑户是人口数的0.5% 多一点。按这个比例推算，全国可能有700 万。几百万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些人如果集中起来，够一个中等国家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总而言之，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以教育而论，这么多没有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我国，户口管理本来是公安部门的独家责任。国家先后颁布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执法机构都是公安部门。每个中国公民出生，公安部门理当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各个部门都要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人口增长的急刹车，俗称“准生证”的计划生育证明，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申报户口的约束性条件。没有“准生证”的新生儿，父母就要交纳罚款，才能报上户口。这种做法固然加大了计划生育的力度，但也造成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黑户”：有的是因为交不起罚款，有的是想逃避罚款，有的是第一胎生了女孩，还想生男孩，故意不给女孩报户口。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也报不上户口。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少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沦为“贱民”，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又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计划生育沦为“黑户”，如果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加以解决，将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之列，人口爆炸的风险已不存在，计划生育的攻坚战早就打完了。只要计划生育部门放权，不介入户口登记，黑户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今年，福建省公安厅经省政府同意，由公安厅、计生委、卫生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解决我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的意见》，规定办理户口登记不得把交纳社会抚养费作为前置条件，严禁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进行违规罚款和其他搭车收费，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福建可以办的事，全国也可以办。如果中央政府出面协调，让计划生育因素退出户口登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黑户”的体制性原因。这样，不但可以让千千万万个李雪和正常青少年一样沐浴共和国的阳光，也为各级政府正确掌握人口数据，准确把握国情，减少了干扰性因素。 （2008年） 司法不公的寒蝉效应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 月15 日，一位九旬老人摔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过往行人无一理睬。体育舞蹈教练魏永玲从旁路过，于心不忍，但又怕好心不得好报，只好拉住数名路人，见证老人摔倒与她无关，然后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又联系了120 急救车，才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此时，距老人倒地已经超过20 分钟。 这位老人为何如此不幸？人们为何见难不愿帮，见危不敢助，见死不能救？这是不是中华民族正常的道德状态？这一现象，显然与不久前的“彭宇案”有直接关联。所谓彭宇案，也发生在南京。年轻人彭宇出于好心，在公共汽车站把跌倒在地的徐寿兰老太太扶起来，又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和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几万元医药费，便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其后，徐老太太向法院起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推理方式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承担40% 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 元。这件事引起舆论大哗，也造成了寒蝉效应，使得人们普遍有了戒心，遇到这种事，敢不敢伸出援手，已经成了问题。 同类情况不仅发生在南京，全国都有。前几年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刘秋海事件。刘秋海是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他在广西救了一个骑摩托摔倒在路边的女青年陈小俐，同样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当地交警认定就是刘秋海撞了人，判他赔偿。刘秋海告到法院，结果败诉。他为挽回名誉奔波了好几年，并得到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声援，也没有改变司法判决的结果。 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高居世界之冠，但人们的道德状况却每况愈下。见难不愿帮，见危不敢助，见死不能救，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遇到的道德困境。至于损人利己、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的蔓延，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就更严重了。这种道德状况，能不能支撑中华民族的健康崛起，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有人把法律和道德看成不相关的两个领域，认为司法行为无须为道德风气负责。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司法行使的是公权力，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力极大。司法公正，是维系社会健康的底线。社会健康，人们才愿意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司法结果不利于做好人，好心人无好报，社会道德风气必然恶化。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我想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法官的水平不高，枉判糊涂案；二是法官与一方当事人有利益纠葛，不想秉公判案；三是司法不独立，党政权力支配了司法审判。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我想不是出于第一条，就是出于第二条，所以受到了新闻舆论的强烈关注。这只是一起民事纠纷。至多给当事人带来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还有一些司法不公表现在刑事审判，败诉的是正直的律师、说真话的记者、反腐败的义士、维权的公民。颠倒黑白的判决，使得人们畏于关心公共事务，不敢行使公民权利，使得国人明哲保身，形不成公民社会。这种寒蝉效应，在更深的层次上败坏着中国人的公德，这是更加令人忧虑的。 （2010年） 警惕公权对公德的制度性伤害 上海市有关钓鱼执法的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的一起受害司机已经怀疑要求搭车者是钓钩，仍然落入执法部门设下的圈套，受害司机为了自证清白甚至悲愤地自残。执法部门在舆论对此类事件强烈关注以后，仍然坚持钓鱼执法，令人震惊。伤害一个热心助人的无辜司机比漏过十辆无证经营的黑车，对于社会公德的败坏更严重。前两年发生的彭宇案使得南京的百姓再不敢帮助摔倒的老人。如果放任执法部门启用钩子陷害热心司机，必将严重地挫伤国民助人为乐的善心，摧毁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 目前，当事人的诉求主要是还自身以清白。我认为，当地政府不但应当查清事实，还受诬者以清白，退赔罚款，赔礼道歉，还必须进一步反思这种钓鱼工程背后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表面的现象就是执法部门利用一些人的挣钱冲动，充当钩子，对开车人进行构陷。有记者调查，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 元，职业举报人激增，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这就形成了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深层的原因是基层的执法部门的压力和动力来自于上级的罚款任务指标。 有人已经从交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到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 － 2008 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表明该大队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 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 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完成罚款指标，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没有好处，只要查一查罚款的去向就清楚了。这种罚款经济制度只要存在，钓鱼执法的乱象就不会消失。执法部门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所具有强制性，必定对全社会的道德状况起到强烈的导向作用。全社会大面积的道德坍塌，其根源往往是公共权力导向出了差错。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逢政治运动往往要定出打击对象的指标和百分比，如果整不够，运动的领导者要就被视为右倾，只好拿无辜者凑数。引蛇出洞、栽赃诬陷、卧底告密、夫妻相害、父子反目，一时间都盛行起来，中国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 如今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罚款经济。领导部门制定罚款指标，就是以公民大量违法为预设，这本身极其荒谬。如果公民普遍守法，执法者就完不成任务。执法者为了完成任务，必然处心积虑地制造罚款对象，伤害无辜公民。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只能激励执法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事，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视伤害无辜公民为畏途。执法者的经济收入只能来自于财政拨款，而不能与罚款挂钩。如果制度安排相反，公权伤害公德将成为常态，我们将沦入丛林社会。 重建诚信社会值得深入讨论 最近几天，宜城市长周森锋遭遇的论文抄袭门和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身陷民族造假门先后引起争议。争论的情况不像前一段邓玉姣事件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了严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的复杂局面。从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周森锋出身平民家庭，毕业于清华，工作有一定成绩；何川洋能在数万名考生中拔得头筹，相当不易，堪称学业突出。操作此事时他才15 岁，家长已经受到行政处分。 况且重庆头一年已经出现过状元不加分险些上不了北大的情况。他们如果是一贯劣迹斑斑之人，查出作弊行为受到责罚也算大快人心。但此二人在某种意义上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所以舆论的反应是困惑多于快意。我认为，对这些个案的讨论不应当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当责罚，或者如何责罚？也不能满足调整有弊病的现行政策，比如取消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缩小高考加分的范围，或者干脆取消弊病丛生的加分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思：此类现象在当今中国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导致这些作弊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产生这些作弊现象基于怎样的社会环境？ 如果青年才俊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青年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我认为，如果说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迈向历史的高峰， 那么在道德诚信方面，则已经陷入了历史的低谷。国歌有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这句歌词来概括中国内地当今的诚信现状，一点也不过分。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之为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作弊行为成为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经全面瓦解。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格外嚣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生存竞争的主导机制。做老实人吃亏，说真话倒霉，仗义执言受罚，公平竞争失去空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为了趋利避害，不由自主地首选旁门左道，甚至邪门歪道。 外界称颂当今社会已经达到太平盛世。我认为，不能只见金玉其外，不见败絮其中。即使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期，政界、军界那样腐败，教育界、科学界、医疗卫生界的基本面还是以清流为主导，教授、学者、学生、医生，绝大多数能够保持基本的职业伦理操守。而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凭做交易，医院宰病人，士子玩猫腻，司空见惯。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学生中蔓延的面积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森锋如果不是舆论关注，哪有人想得起来拿他的论文和别人的论文比对？如果把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的论文普查一遍，涉嫌抄袭的不知还有多少？连堂堂人民出版社社长领衔主编的《察贤辩才》一书，80% 以上的篇幅也与其他著作雷同。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采取鸵鸟政策，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那才真叫可怕。 19 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起过一场激动全社会的“潘晓讨论”，可惜没有持续下去，就被当成“精神污染”中止了。现在回头看，开展这样的讨论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非常有益。我前些天见到当时《中国青年》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先生，谈起来还十分感慨。我有一个想法，媒体如果从周森锋、何川洋等一类事件入手，开展一次关于重建中国诚信社会的讨论，让各界都来为我们这个社会诊断病情，寻找药方，颇有必要。上个世纪的历史，有过德国青年才俊集体进入冲锋队的教训，有过中国青年才俊纷纷卷入红卫兵的教训，不论德国、中国，对那种高调的误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如今的青年倒是远远地告别了理想的高调，却接二连三地滑进了作弊泥潭，对此，是否应当有一次更深入的检讨呢？ （2009年） 从退休金看当今的政治博弈机制 中国公民的退休金，按身份可以划为四类，第一类是公务员，包括党政军群机构的官员，退休待遇最有保障，基本上保持在职时的薪金水平；第二类是国有事件单位人员，原先和公务员差不多，最近有可能成为降低待遇的改革对象；第三类是企业职工，待遇明显比公务员低；第四类是农民，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退休金，一些地方政府给农民发放养老金，但和企业职工相比，又少了许多。公务员为此从来不喊。他们用不着为自己的利益公开呐喊，因为他们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不声不响地已经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安排。 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人大代表，特别是政协委员，对事业单位退休金改革方案提出强烈批评。所谓事业单位，过去主要是公立科教文卫机构。政协委员里在事业单位供职的比较多，话语能力比较强。如果在利益分配上伤害了别的群体，他们可以不做声，但直接伤害到他们这个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我估计决策部门不会漠视他们的意见。 国有企业职工，发言能力不如事业人员，但还有一定的博弈能力。前些年，企业的退休金偏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总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机关的一个普通的退休干部，他们心理不平衡，喊了不少年，政府总算把企业职工提高退休待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养老金方面，农民最吃亏，却很少有人出来喊。农民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人口的大头，但在两会上真正的农民代表却没有几个。原来人大代表中的农民曾经占20% 以上，现在不到10%，1.3 亿农民工，只有3 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民代表本来就不多，还有一些是从来不提反对意见的。而政协根本没有农民这个界别。其实，国家最亏欠的就是农民。要求中央财政给农民发放养老金，并不是向农民施舍，而是向农民还债。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工业化初期，政府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取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就是用低估农产品价格，高估工业品价格的办法，让农民为国家建设作贡献。40年前我当过知青，对此深有体会。当时国家向农民收购一斤粮食才八九分钱，而市场的议价粮是两毛钱。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队打下粮食，直接就入了政府的粮库。分到农民手里的口粮，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也高达30 万亿”。农民节衣缩食，为国家提供这么多积累，让国家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现在国库充实了，财政钱多了，难道不应当尽快回馈农民吗？ 60 岁以上的农民，都是通过剪刀差给国家做过无偿贡献的，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国家还不应当还给他们一点活命钱吗？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在2007—2008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上谈到，波兰有5% 的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农民养老保险，我国中央财政对此则没有一分钱。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用地方财政，给老年农民发生活费。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民老无所养的情况格外突出。以至于69 岁的湖南农民付达信为求温饱不惜犯罪入狱。这个极端的事件，给决策者敲了一记警钟。由中央财政出资，全国60 岁以上的1 亿老年农民建立基本的养老金，的确是不该再拖延了。如果地方财政状况好，再加以补充，则更有必要。有些地方最近搞消费券，我觉得，有钱应当首先投向老年农民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让农民老有所养，事关社会和谐，事关公平正义。财政支出应当优先雪中送炭，后搞锦上添花。在这方面列支，其实比修铁路、搞阅兵、飞天登月更紧迫，更能体现公共财政的性质，更能检验执政为民的真伪。直接往老年农民手里发钱，也比拿钱让各级官员搞“新农村建设”更实惠。更重要的是改变我国现有的博弈机制，改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让各个阶层都有和自身数量相适应的代表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平台上发出声音，参与议政，这样，弱势群体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必要和及时的维护，国家政策的制订才可能趋向公正。 （2009年） 文学与公共事务 《南方都市报》开展关于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的讨论，是一个相当容易引起歧义的命题。因为文学并非必然与道义相联系，而道义二字也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不同的人，心目中的道义是不一样的。当代文学，或者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谁也无权要求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我不是文学界中人，只是一个偶尔看一点文学作品的读者，自然无权给文学的出路开什么药方。 但作为读者，我有权表达我自己阅读的感受，谈谈我对文学新作的好恶。我的偏好是很明白的。比如小说，我喜欢胡发云的《如焉》；散文，我喜欢章诒和近几年的作品；报告文学，我喜欢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这些作品，能够引起我精神上的共鸣。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但问是非，不计利害，艺术上有很高的水准。我如果有机会发言，就为这些作品叫几声好。这也是我的权利。 还有一些作品，有才气，有趣味，我有机会也愿意读一读，感觉是一种不错的消遣。另一些作品，媒体上宣传得很多，不论主流的也罢，先锋的也罢，我想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看不懂的就是看不懂，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争议可能源于不久前举行的《如焉》学术讨论会。会上有几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不怎么看好这部小说，批评小说里思想议论成分太多，而我和一些趣味相近的朋友十分喜欢这部小说，于是引起了争论。这不奇怪。从王小波，到章诒和，都是文学圈以外的人们先看好。而专业的文学创作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一些人士，到后来有的看好，有的不看好。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罗卜白菜，各有所爱。况且，文学批评圈子里边还有圈子里边的尺度，这都是很正常的，不妨各自保留各自的看法。 从这个话题，我想引申到文学杂志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不是作协、文联主办，就是出版社主办，虽然都是官办，但也是公共传媒里的一类。许多文学杂志享受着财政的补贴。既然用了纳税人的钱，公民就有权要求文学期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关心，在涉及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方面，说一点真话，不要一味回避，一味沉默。上个世纪80 年代，文学期刊曾经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当时，一些文学期刊站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常常是一篇新作，万人争睹，一读为快。后来，由于外部压力，大部分文学期刊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有的热衷于形式的变化，文体的实验，有的转向内心世界乃至隐私的展示，而极少坚持对公共事务的起码关怀。不少文学期刊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渐行渐远，成了少数作家诗人自娱自乐的平台。现在，除了几种全国有名的文学期刊发行数量尚可达到几万册，各省市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萎缩到几千册了，甚至只有几百册了。如果是自己凑钱办同人刊物，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可偏偏又用了纳税人的钱，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趋势，到底是文学期刊的升华，还是文学期刊的末路？我想答案是很清楚的。一个作家，尽可以孤芳自赏，一个公共期刊，却不应漠视当下。好在今年出现了一个反例，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江南》杂志，原来只有两三千份的发行量，今年第一期发表了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行量猛增到一万一千份，仍然供不应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许多读者对文学期刊，和我有相同或相似的期待。倡导文学期刊的公共性是必要的。 （2006年） 失职的年代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学界，既不如“五四”那一代，不如“一二九”那一代，也不如20 世纪80 年代。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界在经济上虽然比较局促，当时有“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的说法，但士气高昂，思想活跃，富于社会关怀和进取精神，应当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大体尽职的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经济地位相对提高，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但士气上却一蹶不振，整体上从关怀社会转向关心自我。进入新的世纪，仍然精神萎靡，不见起色。学者作为知识界的一部分，在其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否认其中有少数不甘流俗的优秀者，但从整体上看，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 失职首先表现在专业领域。所谓学者，无非是在某一学科有所专攻的人。恪守学术的严肃性，为学术创新努力工作，本来不是对学者的最高要求，而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底线，是衡量一个学者称职还是失职的基本尺度。但这条底线，现在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失守。把学术本身当作游戏甚至儿戏，把与学术相关的文凭、学位、职称、评奖、研究项目、学术论著，都当作交易对象的情况比比皆是。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学术尊严的堤坝已经大面积坍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坚持独立思考精神，勇于创新的学者和著述只是凤毛麟角，而随波逐流、媚上媚时的文字，却充斥着学术界的话语空间。学界的脊梁从整体上是弯曲的。 失职同时表现在公共领域。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必定有知识分子在充当着灵魂和思想库，优秀的学者，必定和优秀的作家和报人一起，经常发出代表社会良知的声音，抵抗着腐败和堕落。他们的思考和声音，不止是着眼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着眼于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幸福，针对短视能够提出远见，针对狂热能够倡导理性。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为受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说话，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匡扶正义而不懈努力。当官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呐喊；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会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声辩。现在的情况是，权力资本化日趋显著，社会不公的现象到处可见，但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对此麻木不仁，甚至显得趋炎附势。一些尚能洁身自好的学者，在专业领域尚能严肃认真，对公共事务却无可奈何，望而生畏或望而生厌，于是掉头而去，躲进书斋了事。少数人不甘沉默，但也缺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这样，在整个社会舆论当中，良知的空白和缺位居然成了常态。 改变学者整体上失职的状态固然需要外部环境，但学界自身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余地。我想，还应当从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做起，同时向公共领域的尽职努力。 （2002年） 从杂文到时评 最近，关于时评的得失有不少议论。我认为，时评的兴起，是最近几年中国新闻领域的可喜现象。虽然各个媒体的时评良莠不齐，但时评的活跃，总比鸦雀无声好得多。所谓时评，就是时事评论的简称，也可以叫新闻评论。 本来，新闻无非是报道和评论两类。前者是陈述事实，后者是发表观点。但很长时间，媒体的评论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不论是社论，还是评论员文章，都缺乏个性。无非是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官方的政策，缺少来自民间的声音。现在，有一些新锐报纸，不满足于上传下达，力图形成官民互动的管道。他们不光有自己的评论部，有优秀的本报评论员，还请关注公共问题的知识界人士开设专栏，并设置栏目，让各界百姓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议论风生的报纸，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也扩大了订户。 其实，这也不是新鲜事。现代新闻业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清朝末年出现报馆起，时事评论就产生了，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家。民国年间，声望最高的报纸是《大公报》，《大公报》不但拥有张季鸾、王芸生这样一流的时事评论家写社评，还开设星期论文专栏，请胡适、傅斯年这些知名学者发表言论。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时事评论，在世界上并不逊色。 1949 年以后，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成了喉舌，新闻评论也成了政策的传达者和宣讲者。这种格局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就是中央的声音，每个人必须学习，各单位必须贯彻，谁也不敢表示异议，私下流露不同看法也要冒很大风险。这种格局，看似把新闻评论推上了神坛，其实是新闻评论的异化。现在，再也没有人强求大家把党报党刊的社论、评论当成统一思想的学习文件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之一。有人对当下的时评不满，主要是着眼于文体。国内一些时评的写手，从杂文作者转化而来，一些时评的读者，习惯于欣赏杂文。他们可能是以鲁迅的杂文来衡量当下的时评，觉得文字不够幽默，不够风趣，不够机智，失之浅白。鲁迅杂文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话往往不直说，行文比较隐讳，语言常有多义性。我不否认鲁迅杂文特殊的美学价值，但在当下中国的时事评论中，我觉得不必向鲁迅的文体靠拢。时事评论，只是公民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好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言论，是一种有助于改进公共政策、推动制度建议的言论，文风以明白、朴实、准确、严谨为上。时评固然不排除情感的表达，对好事可以流露喜悦，对丑恶可以表达愤怒，但更多的时候，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是以理性取胜，而不是靠情绪宣泄。 今天时评的作者，其实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早年的杂文作者，现在改写时评，另外一部分则是以专家和学者身份写时评。一般来说，杂文作者的特点是注重文笔，写作频率快，而专家学者的长处却是见解专业而深刻。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情况并存是正常的。报纸的出版周期决定了需要有一批以时评写作为主要职业的从业者，但同理也需要专家学者来保持时评的深度。不管就哪一类型的时评写作而言，现在的时评队伍不是大了，而是很不够。所以对时评的繁荣，我们还是要以鼓励为主，不能因为它有不足，就简单否定。不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国内事务，许多都是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 每个人的意思，只是提供一种观点。有些事，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各自都有可取之处，往往在不同意见的争辩当中，可以形成更高明的思路。这就很需要在时评中提倡一种谦虚的态度，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一得之见，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追求赢家通吃的效果。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当下发生的一些矛盾，老百姓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应对；领导者也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要想把事情办好，只有靠集思广益。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公共事务，媒体还不能畅所欲言。时评的管道不是太宽了，而是刚刚开始发育，很不稳定，也不够通畅。在这种情况下，对时评的发展，不妨多一点善意，少一点苛求。时评的出现和为社会认可，是近年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言论自由价值的体现。 （2009年） 教育有疾 211工程质疑 211 工程，是启动于上世纪90 年代初的国家教育项目。当时说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 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到2000 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 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这项工程此前确定了107 所高校，今年教育部又增加了海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目前一共是112 所。 211 工程实施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进入新世纪也9 年了，国家向这些高校倾斜投入的资金，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人们看到现实是，原来是国内名牌大学的，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未见缩小；原来是地方院校的，也未因为进入211 工程成为社会公认的名牌大学。相反，有的院校原来是国内名牌大学，在并校和扩张过程中，兼并了一些普通院校和专科院校，或借助社会力量办了“独立学院”，其专业教学科研水平良莠不齐，信誉不是提升了，而是明显下降了。 上世纪30 年代初，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了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美金升值，清华大学资金充裕，正在大兴土木，梅先生这句话本意在针砭时弊，却成为后人理解大学真精神的钥匙。如今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国家财政实力增长很快。依靠行政权力，把一部分高等院校确定为重点栽培的对象，注入更多的财力，确实可以迅速提升这些高校的硬件水平和教师待遇。客观地讲，一批进入211 工程的大学，大楼盖得相当漂亮，经费也相当充裕，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外国的名牌大学。一些大学钱多得已经到了年终不知怎么花的地步，但在学校的管理体制、科学研究的境界、学术探索的自由度、教师的师德与敬业、学生的学业追求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与国外一流大学仍然是两重天地。 不久前，有关大学排行榜的内幕交易被新闻曝光，使人们了解所谓排行榜到底是否具有公信力。其实，211 工程也是一个大学排行榜，是一个行政权力主导排行榜。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既不能相信某些赢利机构的忽悠，也不应当由政府出面排座次。能不能培养优秀的人才，要由社会来检验，能不能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要由国内外的学术同行来评价。更重要的是，大学的水平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国际一流的大学是教育家自由竞赛的产物。高水平的大学由于人为的原因可以一落千丈。普通的大学由于大师的进入，校长和师生的努力，也可以变成一流的大学。211 工程只进不出，只增不减，这种设计本身就不符合大学水平消长的动态规律。另外，由于211 工程的实施，已经在211 院校和非211院校之间形成一道鸿沟，普通院校失去了励精图治、自我提升的希望，有些211 院校招收研究生，排斥来自非211 院校的考生，有些211 院校，拒绝来自非211 院校的师资流动。 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出台就业歧视规定，要求学生必须从211院校毕业，否则不予录用。这条鸿沟，目前还有扩展加深之势。有教无类，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这些旨在公平的教育思想不应当被丢弃。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快出人才，国内设置了一批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后来人们发现，这一举措极大地伤害了教育公平，弊大于利，青少年到重点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几乎为权力和金钱所垄断。于是，教育行政部门下令扭转，其后遗症至今不能根治。教育公正是宪法原则，义务教育不应违背，高等教育也 不应违背，由于211 工程的实施造成的有悖于教育公正的负面影响，不应漠视。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如何才能公正地分配，值得决策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反思。 （2009年） 为讲座松绑 对于大学来说，开门延请校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演讲，本来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中国领导人以到国外大学演讲为荣，外国政治家也以到中国的大学演讲为乐。这种演讲不仅有外交上的意义，还能丰富大学教学内容，活跃大学的学术气氛。 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高等院校，讲座的意义尤其重要。前几天，我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的一次演讲，遇到一位来自郑州某高校的研究生。他说，听这样的演讲，太开脑筋了，真希望北京的著名学者能到我们那里去演讲。我说，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当年是在山西念的大学，太知道地方院校的学术环境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很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听过一流学者的演讲。目前中国的学术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学位证书拿到了，却连本学科前沿的门牌号数都不知道在哪儿。前几天，我还认识了一位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 和他聊了一番，感到他眼界很开阔。他告诉我，本科是在内地上的一所地方大学，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真东西。到香港中文大学自费读了一年研究生，学费加生活费大概花了10 万元，费用虽然比在内地上学高得多，但还是很值得。光是那里中外著名学者川流不息的讲座，就是内地大学根本听不到的。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经费也比过去宽裕得多，就是地处偏僻的院校，邀请一线的知名学者讲学，从物质条件上讲也不再困难。但从政策环境上讲，却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比如，教育主管部门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讲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的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讲座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足够正确了，但结果很可能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 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 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人们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现代传统是由蔡元培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奠定的。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来概括。他管理北大，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这才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得益于此。这是历史的经验，今天并不过时。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部长能够接续蔡元培的传统，对现行规定有所反思。如能为讲座松绑，则学生幸甚，校园文化幸甚，中国大学幸甚。 （2009年） 公立大学应当降低学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不少关心教育的人士纷纷建言献策。我也想提一条意见：现在是公立大学和公立高中降低学费的时候了。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教育费用最高的国家。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近两三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免除了，但是因为高中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60％，大学的毛入学率也达到23％，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孩子考上高中、大学，欠债累累、不堪重负的情况令人不安。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前些年，曾经以“知识改变命运”来号召人们重视教育，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大学。的确，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就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但现在高等教育已经告别了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去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超过100 万人，今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使大学调整专业设置，让教育尽可能适应市场需要，也解决不了就业难的问题。那些出身寒门的毕业生，父母缺少有力的社会关系，在空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求职难度更大。如果是贷款上学，找不到工作，或找到工作却工资很低，仍然无力还贷。在这种格局下，再拿供孩子上大学一本万利的说法忽悠老百姓，难免惹出麻烦。 接受高等教育，本来是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也是国民教育系列的一部分，不应看作纯粹的投资消费行为。大学的基本职责之一是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公立大学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本身具有某种公益性质，理当给穷人和富人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如果学费高到一般工薪阶层都不堪重负的程度，就超过正当的限度。这种状态，不应当长期维持。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立大学都具有公益性质。公立大学对本国公民不收学费或少收学费则是通例。甚至一些国家的私立大学，也能在政府和社会资助的前提下，对本国公民求学实行低收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 年的历史上，前40 多年上大学不收学费，农村来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享受助学金。但当时的入学率过低，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大学。上世纪90 年代后期，大学开始扩招，同时开始收费，一开始是几百元，很快攀升到四五千元以上，有的三本院校，每年学费高达一两万元，还不包括吃住。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象再次重演。如果说，前几年财政紧张，不能支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收费有其不得已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一直在增加。但这些钱做了不少锦上添花的事，大楼盖得不算少，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也不算少，教授的待遇不低了。社会的感受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大学行政机构支配的资金越多，造成浪费的可能性越高，引发权力寻租可能性越大。我的主张是，财政增加教育投入，应当优先用于雪中送炭。应当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一头是学前教育，一头是高中和大学，这两头都应当逐步减免学费。即使不能一步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面应当包括一个时间表或路线图，把公立学校的收费降下来。哪怕每年降10％，用5 年时间降到合理的水平，也让老百姓有一个盼头。如果各类公立大学一起降低学费有困难，也可以先免除师范、农林等国家应当优先鼓励的专业的学费。让学生念书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公立学校，理当承担这样的功能。当然，民办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可以保持市场机制，有人愿意花钱上，政府不必过多干预。 （2009年） 不能姑息公立大学校长的学术不端行为 最近一段，媒体披露的涉嫌学术不端的大学校长、院长已有多起。从云南中医学院，到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从广州中医药大学到辽宁大学，有的问题已经落实，有的还在被舆论质疑。不论这些个案最终结果如何，中国大学校长、院长能否遵守学术规范，正正派派地治学，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当今中国，高等院校早已是不是一方净土。这几年，学术上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成风，愈演愈烈。加上互联网的出现，使抄袭在技术上颇为方便，不少青年学生以此为获得学分和学位的捷径。一些学校的风气不是以抄袭剽窃为耻，而以老老实实做学问为傻。这种局面，教育界学术界有识之士说起来无不痛心疾首。学风败坏到这步田地，究其原因，当然十分复杂，教育有问题，不完全是教育的问题。但原因之一，不能说与这些年对大学校长、院长学术不端行为的姑息迁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周叶中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例。 大学的校长、院长不是单纯的行政官员，而是集行政权力与学术师表为一身的角色，是一校学术伦理导向的掌舵人。如果校长、院长从严治学，社会风气再坏，这所学校内部不至于坏到不堪的地步。如果校长、院长自己就不干净，便失去了维护基本的学术正义的资格。过去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现在我们要说，容忍校长、院长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规范的底线必然失守。大学的校长、院长，特别是公立大学的校长、院长，在端正学术风气、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必须从严要求。因为民办的大学失去了公信力，会因招不到学生而垮台，有招生市场制约着他。而公办学校的校长、院长，权力来自上级的选拔和任命，目前公立大学的命运还不受招生市场的制约。如果掌握其进退去留的行政领导，容忍他们的学术不端行为，再无视舆论的监督，这种溃烂就没有自愈的可能了。 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院长的产生，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一条是“仕而优则学”。前者是教学科研有了成绩，于是被上级安排为校长、院长。后者是从党政干部转为学官，因为不甘于“外行领导内行”，自己也要变成内行，也要参与科研，出学术成果。从目前的用人机制看，后者大有增加之势。陈丹青说，现在“内行就是外行，外行就是内行”。不论“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他们都是“双肩挑”：繁忙的会议不能不开，频繁的应酬不能不去，国外国内的考察不能耽误，学术成果还不能少出。于是，大量的科研项目就由校长、院长出面领衔，立项筹资，具体的活计则由一般的教师乃至研究生去做。在这种权责不清乃至权责分离的格局下，学术研究的水准是可疑的，学术泡沫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原来，我以为出洋相的主要是从“仕而优则学”途径上来的人，他们在学术上不是内行，又要做得很像内行，难免闹出笑话。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官位的诱惑力很大，学术荣誉的吸引力也不小。从“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上去的人，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艰苦的学术探索，又想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采取合作的办法制造学术成果，闹出笑话也不让人意外。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对公立大学校长、院长的学术活动必须从严要求。可以允许校长院长在任职期间不做学问，不能允许他们带头违反学术规范。好在学术成果都是公开发表的白纸黑字，这方面的问题，比贪污受贿好查得多。查实一起，就应当处理一起，凡是发生学术不端者，都不能继续担任校长、院长。至于是撤职，还是令其主动辞职，则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而定。 （2009年） 燕京大学能否重现辉煌？ 经过多年协商，司徒雷登的骨灰于今年11 月中旬在杭州安葬，受到各方好评。司徒雷登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生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同情受侵略的中国人民，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他被日军关进监狱达3年多。抗战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 年曾经为美国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努力，未能成功，只好离开中国。 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过去国内舆论对司徒雷登多为负面评价。这次骨灰安葬表明，官方对他的评价，将会趋于正面，以“对华友好人士”定位。综观司徒雷登的一生，与其说是个外交家，不如说是个教育家，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燕京大学。重新评价司徒雷登，必然引出重新对燕京大学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近年来，民国时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国立大学，都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南开大学等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还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个问题，恐怕比解决司徒雷登身后的个人归宿更有意义。 我认识一位老先生叫张定，80 多岁了，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这个问题有过分析。他说，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司徒雷登一生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 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 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 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大学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特别是1949 年后中国外交界、新闻界以出身燕京的学生为基本力量，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从吴文藻到费孝通、林耀华，从顾颉刚、容庚、邓之诚到何炳棣、瞿同祖、冯家升、谭其骧等，都和燕京有关。这些年来人们对燕京大学的评价，在事实上也已基本趋于正面。人们熟悉的作家冰心、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外交部前部长黄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等，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为制止非典流行而受到国人尊敬的蒋彦永大夫，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太多了，举不胜举。说燕京大学的水平当时在中国居于前列，在世界进入一流，我觉得并不过分。 燕京大学本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在专业水平，还是在人格修养方面，今天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恐怕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这种时代的落差，不只是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可惜的是，燕京大学在上世纪50 年代初院系调整时，被分而治之，合并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了，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后，燕京大学校友会恢复了活动，许多老校友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恢复燕京大学。现在，燕京大学校友们陆续老去，最年轻的也快80 岁了，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母校重现辉煌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在经济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像“文革”那样“破四旧”是愚蠢的，老字号的价值是宝贵的，同仁堂、全聚德这些老字号的招牌本身就是天价的无形资产。其实在教育领域道理也是一样，名牌大学的校名本身就是无形资产。某些上市公司，都知道要借清华、北大的校名造势。新建一些没有历史传统的院校，不如恢复一些历史上的名校。名校的精神，是无价之宝，只让燕京啤酒流行，不让燕京大学再生，实在说不过去。 现在，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连年提高教育投入，想在中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光靠巨额资金，未必能办出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要有包容的胸怀，营造适合大学发育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对于以往的历史，各个时期，在不同的现实处境下，得出不同的评价，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原真实的历史，对现实更具启发意义。 （2008年） 自欺欺人的“显著提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座谈会，纪念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30 周年。在过去的29 年里，我国研究生教育累计向国家输送了24 万名博士毕业生和180 万名硕士毕业生。会议认为，尽管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种种问题，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整体质量有显著提高，我国已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招生数从1982 年的11080 人发展到2007 年的418592 人，其中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 年的302人增加到2007 年的58002 人。”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数量上增长飞快，不到30 年时间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圈外人可能以为是一件好事，其实当今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泡沫充斥的领域。现在的博士生与1982 年相比，学术质量下滑幅度之大，也可称世界之冠。20 世纪80 年代的博士，虽然不是个个出色，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学科的领先人物。如今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80 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80 年代的本科生。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基本不沾边，乃是当今许多研究生院的常态。不论博士生还是硕士生，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对学术本身毫无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几乎成为家常便饭。年轻学子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如果不混到硕士以上学位，很多用人机构就不考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北京等城市的户口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这样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 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 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 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几年前就说：“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下降。”现在这种下滑趋势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造成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90 年代以后，在教育产业化的风潮里，学位的商品效应突显。各地的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看到研究生教育有利可图，不论自身学术水平高低，有无科学研究实力，都争着建博士点、硕士点。大学的教师，也失去了上一辈的谦恭与自律，有没有学术造诣，都要争当博导。有一批党政干部，也来个双肩挑，成为博导硕导，其实根本不知道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何物。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学位教育，基本上是全进全出，很少淘汰。现在博士生的学制一般是三年，少数是四年，硕士生已经从三年缩短到两年，到期基本上都能拿到学位。哪个评委要想对博士论文投否决票，马上成为公关对象，直到举手投降，放弃己见为止。博士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普遍获得博士学位，无论欧美还是日本，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是38％，日本的淘汰率更高。中国的零淘汰，在国际同行看来不是丑闻，也是笑话。 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需要普及，也不可能普及。数量的多少没有意义，只有质量的高低才有意义，特别是博士学术水平的高低，乃是一国科学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志。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不到30 年的功夫，质量的堤坝就溃塌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中国教育之痛。 中国研究生院的院长们坐在一起开会，如果能正视现实，认真反思，总结教训，寻找对策，或许还能让公众看到一点希望。但院长们竟然以“整体质量有显著提高”的说法自欺欺人。鸵鸟固然可以选择把脑袋埋进沙子里，但这能改变臀部的形象么？ 令人生疑的高官学位 中国的高官，将呈现高学位的特色，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者，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比例。或许有人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干部知识化的成就。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由竞选性选举产生，虽然法律对领导人的学历并无规定，但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博士、硕士，特别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专家，进入政坛担任高官，是常有的现象。政治家的教育背景也会成为选民考虑的因素。但如果细心对比就会发现，中外博士高官，读书和做官的次序有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政要的履历很清楚，他们是先在大学或研究所攻读学位，后进政坛担任要职。而中国政要的博士学位，基本上都是担任要职以后获得。这就不能不让人生出疑问，他们在担任省市长、省市委书记或其他要职期间，政务如此繁忙，怎么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莫非他们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其实，奥妙很简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双轨制。 一般年轻学子，为了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要参加竞争性的考试，专业、外语和政治是必考的科目，先笔试，后口试。他们不但要超过各科规定的分数线，而且要进入位居前列的名次，方有机会录取。这条轨道，称之为计划内招生。另一条轨道，叫计划外招生，只要你肯出钱，分数不够也可录取，甚至不考试也可录取。一些大学和研究院，把计划外招收博士硕士当成了赚钱之道。于是，一些大款，也纷纷花钱，猎取学位。从此，中国的高学位鱼龙混杂，良莠莫辨。高官在职读博士，占用的未必是计划外指标，也未必需要给招生机构交钱。因为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上个世纪90 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高官在职读博士，已经成为权学交易的一道风景。现在，有的爱惜名誉的大学，已经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生。有人还向领导层的政治新星提出建议：如果你们的本科教育是凭本事考进的名牌大学，含金量已经够用了，当官以后获得的那些硕士、博士学位还是不提为好，否则反而让人生疑。 （2007年） 畸形的艺术教育热 在中国内地，近年大学招生走上超速发展的快车道，人称泡沫化。其中泡沫化最严重的学科之一，就是艺术，原来只有九所音乐学院，现在已经急遽扩张到800 所。原来只有一所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各地都办影视学院、影视专业，也逾百家。数量扩张太快，同时意味着质量的快速下滑，一些院校的影视专业，根本没有合格师资。有的是中文教师临时改行，有的是临时从电视台请个摄像师来上课，教学水平之低可想而知。但就是这样，艺术院校仍是报考的热点，近两年，很多省市的艺术考生数量都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比如山东省，艺术考生在2002 年为3.2 万人，2005 年达到14.6万人。那些中央级的艺术院校，每年招生更火爆之极，收几百名学生，能引来上万考生报考。艺术教育如此之热，莫非出自新一代人对艺术的酷爱？非也。 我想，以下三个原因很重要： 一是当今中国普遍的社会心理是急功近利。少数影视明星、歌手、电视主持人，年纪轻轻，一举成功，受到媒体追捧，本人名利双收，引来其他学生和家长的羡慕，想追随其后，将学艺术当作成功的捷径。传统的人文学科，如文、史、哲，十年寒窗，未必能修成正果，现在多数青年已经不感兴趣。二是在中国内地的统一高考中，艺术类和体育类的考生的文化课，另设较低的分数线，可比普通专业低两三百分，使得一些考生觉得有机可乘。一些有权有钱的家长，也从中看到上下其手的回旋空间。在很多地区临近高考时，许多中学就动员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转考艺术类院校。有些县市的中学甚至还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将低分考生强行组建新的“艺术班”。 三是办学者以此为商机。学生热衷于投考什么专业，一些大学就开设哪些专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光是招生时的报名费，就是一笔巨额收入。还有考前的各种辅导班，录取时的各种公关活动，都给艺术院校和教师造成了大把赚钱的机会。在北京，不仅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开设美术考前培训班发了财，连一些正在中央美院还没毕业的学生，开几年美术班后都买上了奥迪车。这也成为艺术院校越速扩张的动力。 目前，艺术专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有些专家已经公开发出降温的呼吁。的确，办大学不是办养鸡场，批量生产，难免滥竽充数。不尊重艺术教育的规律，自然培养不出合格的艺术人才。用不了几年，艺术类毕业生质量问题暴露，数量供过于求，必然发生就业困难。况且，艺术专业学费大大高于一般的专业，一般专业的学费每年约5000 元，但艺术类学费上万元，家长付出巨额投资，最后子女毕业找不到预期的工作，甚至毕业即失业。中央戏剧学院目前4 年学费6 万多元钱，加上食宿等费用4 年要大约15 万，考前辅导班一年学费也要1 到2 万，有些人还要送贵重的礼物。巩俐那个时代，表演系隔年招生一二十人，可现在每年招五六十人，其中大概有2 到3 人能得到观众认可，大部分只有改行，或者担任报酬很低的小配角。这些人毕业后很多年都收不回已经投入的学习成本。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这种失落，如何能不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2008年） 学风争论的是与非 王彬彬在2010 年第3 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后，被一些报纸报道和转载，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当时，记者张弘给我 打电话，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学者，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张弘在报导里写了这样一段：“多年来一直关注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的学者丁冬认为，就王彬彬文章中找出的问题确实都是问题，但是，怎么定性属于模糊地带。我认为，说‘学术失范’可能更好。丁冬认为，不能说汪晖的《反抗绝望》没有问题，有的是用了别人的观点没有说出来，有的是‘参见’，可能不够规范。但是，《反抗绝望》确实有几处引用了别人的原文没有加注释，这显然是失范。王彬彬对汪晖定性是否过重可以讨论，但是，很多网友为汪晖辩护，对王彬彬做诛心之论，怀疑他的动机，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好。王彬彬出名不比汪晖晚，他批评王蒙的时候影响也非常大，他也批评过自由主义。我们不能以思想的门户之见来理解王彬彬。”但该报编辑发稿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我支持王彬彬的话全都删掉了。只保留“丁冬认为说学术失范更好”，给人以我为汪晖的著作辩护的印象。对此我只有苦笑。这恐怕不是出于工作的疏忽，而是出于编辑个人的倾向。这种断章取义的编辑手法，颇不足取。 汪晖的著作是他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其中存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硬伤，这是争论各方都不否认的。王彬彬只查了手头的几种书，指出了一部分，后来别人又查出了其他硬伤。这些硬伤算抄袭剽窃，还是如报道钱理群说是引文不规范，或是我提出的学术失范，或是别的，本来可以讨论。我之所以认为学术失范，主要是想把汪晖著作中的硬伤和完全没有创见的抄袭剽窃相区别。现在后一种抄袭剽窃太严重了，干这种事的有大学校长，有市委书记、市长，更不要说一般的教师、学生了。汪晖的博士论文毕竟和这种行为有区别。王彬彬定性较重，也有他的道理。现在中国学界已经乱象丛生，从博士硕士论文，到一些公开出版物，采用王彬彬文中概括的几种手法，将别人的文字拼凑成自己著作的现象司空见惯。汪晖在学界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粉丝”很多，王彬彬以他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为个案，剖析其中明显的硬伤，对于端正学术风气，无疑具有警醒作用。 现在的情况是，参与讨论者提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看法，我认为有必要加以分析：有人说，王彬彬是想借批评汪晖出名。这些批评者首先是缺乏知识，王彬彬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甚丰，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就是著名学者。当时他写过一篇批评王蒙过于聪明的文章，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彬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案的文章，史料扎实，立论新颖，澄清了不少积非成是的历史谜团，也被学界刮目相看。所以，王彬彬用不着借批评汪晖猎取名声。有人说，这是二十多前的事，何必现在翻出来算账？学术研究，没有时间的限制。别说二十多年前，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学术公案，现在重新研究仍然可能产生现实意义。 有人说，80 年代的学术规范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不必苛求。这也是一种误解。80 年代学术论著的注释规则虽然不像今天这么统一，但从整体上看，80 年代的学术风气要比现在纯正得多。当时哪有现在这么多的学术弊案和丑闻？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术以来，引用别人的著作，不注明出处，从来都是不正当的，80 年代也不例外。汪晖博士论文中的硬伤，当时没有发现，应当说是评委的疏忽，并不能证明80 年代不需要遵守学术规范。还有人说王彬彬情绪化，不厚道，破坏了学术环境。王彬彬的批评文章，通篇都是学术语言，首发的也是学术杂志，他并没有侮辱汪晖，只是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自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也可以进行反批评。目前中国内地，这样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的学术环境要想激浊扬清，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批评。如果发现问题都捂起来，中国的学术环境只会更糟。 在目前这场有关学风的争论中，我发现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只讲立场，不论是非。学界不宜追星，追星不需要理由，而学术需要理性。如果因为喜爱某个学者，认同某种思潮，就一味追捧，连失误也当成光荣，那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2010年） 学术界的内伤 最近，几起发生在高等院校的学术失范事件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其中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把抄袭别人的东西当成了终南捷径；有的自己学问不错，翻译外国人的学术著作本来也付出了劳动，但一时被虚荣心眯住了眼睛，译著当成论著发表。笔者前些时候在上海见到王元化先生，他谈到对一位学有专长又有失误的中年学者，既要批评，也要爱护，不要一棍子打死。对此，我是很赞成的。我觉得，抄袭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的情况而言，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罗列学术腐败的十大表现，这个问题进不了前三位。更突出的问题我想说三个：一个叫学术依附，一个叫权钱交易，一个叫逆向淘汰机制。 这三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学术，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性是很强的。从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学术几乎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婢女，从整体上丧失了独立的品格。由国家机器垄断学术研究，如果在技术领域还能搞出两弹一星，那么在社会人文领域，后果必然是一花独放，百草凋零。最早指出这个体制弊端的是顾准，他1973 年就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就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顾准文集》344 页）的确如此。在这种从苏联学来的体制下，和最高权威不同的思想学术见解，再有前瞻性，也难逃厄运。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从杨兆龙提出的依法治国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到顾准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莫不遭到封杀，社会学等学科干脆全军覆没。 80 年代以来，从苏联引进的学术体制开始受到置疑和反思，学术界的独立的意识开始觉醒，民间逐步拓展出一点学术空间。但到为止，这种民间的学术空间仍然十分有限和脆弱，民间成立学术社团要受到控制和限制。国内外的一些企业、财团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数量少而不稳定。一些出版社出版民间学者主持的学术丛刊，往往因人事的变化和经费的萎缩而停顿。从整体上看，学术界的民间空间和独立性还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平。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科研经费受控于政府财政，学术刊物只允许官办，专业职称评定由官员调控。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学术研究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机器的导向之下，政治权力想调动财力向哪类课题倾斜，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90 年代以来，党政官员调任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现象有增无减，经过80 年代倡导干部四化，这些官员自然也有较高的学历，也有教授、研究员一类的职称。但他们毕竟原来从事的是党政领导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到了学术机构，他们也要抓科研，也要领衔搞项目，但这些项目的特色往往近乎政治宣传，而与中外学术传统大异其趣。政治家有个什么新提法，他们就组织学术工作者一拥而上地论证阐发，多少科研经费为此而支出，多少“论文”因此而自诞生、多少书籍为此而出版、多少奖项由此而问世。与之相比，不论在声势上还是数量上，民间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远远地不能望其项背。 进入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日甚一日，使整个社会弥漫在一种腐败的氛围里。要让学界身处其间洁身自好，那真是天方夜谭。腐败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权钱交易。官可以买，其他公共权力可以买，与学术有关的利益为什么不可以买？什么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荣誉，无不与各种交易联系在一起。包括两院院士的增选，背后也不无权钱交易。难怪有人说1948 年选中研院院士是学术至上，1955 年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是政治挂帅，90 年代竞争院士是金钱开路了。 我在2000 年第3 期《学术界》上，读到两篇文章，揭露陈国生的著作用的是假书号，出版社不承认。其实，问题恐怕还是此生口袋里钱不多，在今日之中国，只要书籍的内容不犯忌，有一两万块钱弄个真书号又有何难？由各级各类掌握公共权力者领衔主编的用真书号出版的没有任何读者有兴趣光顾的“学术”垃圾，其实比假书号出的书要多得多。现行的体制，一方面鼓励学者混官，谋取公共权力，然后利用公共权力去占有学术资源、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一方面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对于健康的学术力量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制、伤害和摧残。学界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愿意与这种氛围同流合污，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直面现实，着眼于社会的进步，研究真问题，于是受到种种压力。被点名批判的有之，被单位解聘的有之，被出版机构拒稿或要求不属真名的有之，在评定专业职称时穿小鞋就更不足为奇了。大学本来是靠名教授支撑的。有一所院校，本来就知名教授就不多，但现有的知名教授却被冷冻起来。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主要执笔者的孙长江教授，其学术造诣本来有目共睹，竟连指导研究生也不允许。北大学生评选10 名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名列第一的钱理群教授独立性较强，校方于是在公布名单时以姓氏笔画为序，把他排到后面。这些小动作虽然不像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专政手段那样置人于死地，但长此以往，也难免要将中国学界导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才是中国学术界更严重的内伤。 （2002年） 回眸院系调整 60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是一个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这次调整，始于1951年底，高潮在1952年下半年，结束于1953年。从数字上看，把中国原有的211所高等学校，调整为182所，减少了综合大学，增加了工业、农业、师范、医药等专科院校。私立大学一律改成公立，招生人数成倍增加，特别是工科招生幅度增加最大，其次是师范。当时是想通过院系调整，让高等教育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用有限的财力、尽快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标准化的专门人才。但从更深层次的后果看，这次调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方向性转折。 中国的现代大学，起源于洋务运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确立现代学制以后，兴办了一批大学，形成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并存的格局。中国早期大学学习的榜样之一是德国。德国的体制是国家办大学为主。但德皇帝威廉明确承认：“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他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使德国的科学水平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蔡元培留学德国归来以后，执掌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将大学定位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的选择，使草创期的中国大学教育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中国早期大学学习的另一个榜样是美国。庚子赔款本来是清朝统治者留下的民族屈辱，但美国将所获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深刻影响。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一批又一批留美学生，如梅贻琦、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领航者。他们都接受了美国的通才教育思想。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美国大学的独立地位和学术自由比德国更有过之。美国的大学格局以私立为主体，学术水平位居前列的几乎都是私立大学，由谁办，怎么办，完全不受政府干预。二战以后，美国超越德国，执世界科学之牛耳，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所追慕。 20世纪40年代后期，全球形成了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中。毛泽东选择了苏联。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进一步实行全面苏化，教育也纳入了以苏联为师的轨道。美国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思想，则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成为批判对象。从中华民族百年发展的成败得失看，如果说，当时政治上的“一边倒”出于某种不得已，那么教育上的一边倒就不是取法乎上，而是取法乎中，或取法乎下了。 苏联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高等教育。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完全失去生存的空间，成为公立大学的一统天下。在这种计划体制下，大学一切资源配置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具体到当时中国，就是按照条条和块块来配置。条条就是部委，国务院主要部委都设立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比如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块块就是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一般都设立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而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专门学院则每个大区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这样，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约3/4都被动了手术，打散重新配置。以浙江大学为例，调整前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曾经被誉为“东方剑桥”。经过调整，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党院。新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院系调整前，中国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55所，调整后只剩14所。这14所综合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也只是文理学院而已，不能再设有工、农、医等学科。而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虽然保持大学之名，实际上已经改建为单一的工科学院。 文、理、工分家，使大学丧失了学科综合的优势和学科交叉的活力，创造力大为下降，大学精神的传统被切断。一些曾经达到国际前沿的研究型大学，逐渐落伍，辉煌不再。70岁的杨继绳和80岁的资中筠是清华大学前后校友。但杨继绳对资中筠说，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正好在院系调整那年毕业，而杨继绳1960年才入学。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根本没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到60年代已经留不下一点痕迹。 经过调整，文科比重大幅下降，从原来的1/3下降到1/7，后来进一步下降到不足1/10。一些学科干脆被取消，如政治学、社会学，都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原有的专家只好改行。 全国各类高校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大量引进苏联教材。苏联许多学科其实水平有限。中国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世界科学前沿的距离进一步拉大。难怪李泽厚说，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知识少而忏悔多。 改革开放以后，反思苏联模式成为思想解放的焦点之一，苏式高等教育的弊端受到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打开国门看世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重新正视和学习西方大学的长处，超越工具理性，呼唤价值理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成为80年代大学师生主流思潮。通才教育的指导思想重新被领导层认同，于是，恢复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成为一时风气。清华大学等院校重建了文科。高层用并校的方式，重新打造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打造航空母舰式的巨型大学。在80年代，给民办大学也开了口子。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至今不放弃对民办大学的歧视政策，只有少量民办大学允许参加统一招生，发放专科和本科文凭，个别民办大学允许招收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公平竞争。杨福家向温家宝当面要求独立办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温家宝的承诺能否兑现还要拭目以待。而教会大学至今不许恢复。燕京、圣约翰等大学的校友曾尝试为复校而努力，都不能如愿。 重新拾起通才教育的理念，还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苏式高等教育的弊端。要想彻底消除全盘苏化的负面因素，让中国大学真正获得腾飞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回归大学独立，学术自由。 一个大学校长遭遇的“车厢事件”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1988年夏天，刘道玉突然被免职，其背后原因，成了一个谜团。可以推测，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年龄不到线的情况下突然去职，原因不在省里，就在部里。 刘道玉和当地领导确实发生过不愉快。1986年10月9日，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官贵民贱》的文章，谈到一件奇事：“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某省级高官。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在海外，名牌大学校长比行政官员受到社会更高的尊敬。大陆校长竟然遭遇这等尴尬，自然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 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新领导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为，虽然那则消息与事实有出入，但“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的领导人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省里后来怎样向中央报告，人们不得而知。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这件事本身，谁是谁非，一清二楚。且不说，买了火车票就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而论，刘道玉与那位省级领导同龄，梁教授是长者，官员们的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就是讲中国传统伦理，也不该做出这种滥用权力的举动。我想，强行更换卧铺未必是领导本人的决定，更多的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他们身居一省权力中枢，习惯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考虑到伤害的对象是什么人，有多高的社会声望。如果放在今天，不论是省长还是校长，选择一个飞机头等舱位都是寻常之事，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差得很多，火车软席卧铺是非常紧俏的交通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或教授级的专业人员，即使有钱也坐不进去。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少数人里，还是有等级的差别。这件事表明了这种差别背后的官本位。如果党政高级官员注意自律，本可不发生这样的摩擦。但摩擦还是发生了，并且不愿意自省，竟然成为一个优秀大学校长去职的导火线。 本来，刘道玉有出任省部级高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只想当好大学校长。正是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同时因为校长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是成功，不取决于师生是否欢迎，而是取决于权力机构的好恶，他以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大学校长，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司徒雷登，还是刘道玉、罗征启、江平这些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还要看能不能营造一个让真正的教育家充分施展教育理想的环境。如果体制不能保证大学校长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是建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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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4 0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