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异彩纷呈的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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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异彩纷呈的汉碑

　　汉代通行的标准字体称为隶书，是从对篆书的快速书写中简化而形成的，在书法史上，汉代是隶书发展的高峰。尽管魏晋时期以后楷书逐渐取代隶书成为 社会通行的标准字体，然而隶书凭借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并未被淘汰，历朝历代都有人专门研习和使用，直到今天仍是书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品种。直到上世纪40年 代汉简墨迹被大量发现以前，人们认识和研习隶书的依据，就是保存至今的各种汉代碑刻。
　　汉代人十分重视礼制，祭祀、丧葬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东汉时期，通常在祠庙、墓地都立有碑刻，所以东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碑刻制度走 向成熟和繁盛的高潮时期。据统计，从宋代以来见于记载著录的汉代碑刻多达400余种，原石留存至今的有近200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东汉后期镌刻树立的。 从分布地域来说，以山东、河南、陕西等地为最多。
　　汉碑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是祠庙、陵墓碑刻，这些碑大都形制规范整齐，上面的文字内容都是为祖先或某些官吏歌功颂德的文章，除碑文外，许多碑的顶部 刻有该碑的全称，一般用篆书书写，称为“碑额”，有些在碑的中上部凿有圆孔，称为“碑穿”，还有一些在碑阴刻有立碑出资人的姓名。这类碑刻以山东曲阜保存 的孔庙、孔林汉碑最为典型。数量较多的另一类是凿刻在山体崖壁上的摩崖刻石，一般都是在地势险峻的交通要道，书刻的文字内容多是记述开山筑路、兴修水利等 重大工程的过程或主事者的功绩。这类摩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陕西汉中的石门褒斜道摩崖石刻群。除了碑版和摩崖外，汉代还有一些字数较少、体量较小的石刻小 品，包括宫殿、陵墓石料题记、阙铭、界石、刑徒墓砖以及画像刻石上的少量题记。这类小品虽然是零星出土于各地，但总体数量也相当可观。
　　后人研究汉碑，除了了解碑刻制度的演变发展、挖掘碑文的史料和文字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汉碑上的字迹来研究汉字形体结构的演变轨迹，学习隶书书法的艺术特征。
　　尽管汉碑上的字迹都是属于隶书字体，但由于时间、地域、用途以及写手、刻工等因素的差异，所形成的风格也各有不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精彩纷呈。
　　关于汉碑隶书的风格种类，书法研究者已经有过很多细致、具体的归类和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面貌：
　　首先是端庄严谨、典雅清秀的一类。这类面目的作品以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汉碑为代表，其中如《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汉 隶精品，另外陕西的《西岳华山庙碑》《曹全碑》也是这路风格的典型。这些碑版大都由官方树立，记载了朝廷对孔庙设施的配置及祭孔仪式等内容，碑文的书写者 和镌刻者的技艺都很高超，体现了汉代隶书的严谨法则，具有一股雍容典雅的庙堂气象。
　　其次是粗狂雄浑、朴实奇崛的一类。这类作品或者由于书写者的风格趣味，或者由于刻工的技术水平，看上去不那么精到细致，而是略显粗糙稚拙，其中 比较典型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三公山碑》等。过去人们品评汉碑隶书有方笔、圆笔之分，《张迁碑》等被称作是方笔的代表，其方折厚重的点画与方整雄 壮的字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乱头粗服、浑朴天然的审美意象。
　　此外还有一种放纵飘逸、瘦劲挺拔的类型。这类风格主要见于自然山体的摩崖石刻，以汉中石门诸品中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和河北元氏县的《封龙 山颂》等特点最为明显。由于自然山体的崖壁十分坚硬而且凹凸不平，所以在上面书写和凿刻相比一般的碑刻更费力，尤其不便于刻工的修饰加工，因而摩崖石刻文 字的点画通常比较瘦细劲健，并且因此保留了较多的书写痕迹，从而呈现出独特的流动飘逸效果。相同的效果在汉代的画像石题记以及一些石刻小品中也常常见到， 这类小品往往是仓促刻成、略显草率，然而却成为汉碑隶书中别具一格的风格品种。
　《西岳华山庙碑》 　 《曹全碑》局部之一 　　《曹全碑》局部之二 　《西岳华山庙碑》题跋
　　北宋时期，在文人学者群体中兴起了一股搜集、研究古代碑文字的热潮，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到处搜罗埋没在荒山古刹中的残碑断碣，获得拓本后考证源 流，记录碑文，品评书法，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同时，还有一些专门收集、研究 古代青铜器物的学者及著作。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中一个重要门类——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著录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碑刻的记录及拓本。由于战乱损毁和自然侵蚀等原因，许多秦汉以来的碑刻都已湮没无闻。经过宋人的搜寻、传拓和著录，大量碑刻重见天日，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经过元、明两代的延续，在清朝初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繁盛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严酷政策，导致了文人学者大都转向 远离时事、闭门研究古代文物的学术风气。当时，学术界盛行对汉代文献、文物的研究，治学方法以训诂考据为主，被称为“汉学”，而汉代的碑刻汉字也被视为可 信无疑的真实史料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股风气从学术界扩大到书法界，许多书法家开始倡导学习汉碑、复兴隶书的实践。于是，以汉碑为主的古代碑刻拓本成为文 人学者及书法家们争相搜集收藏的目标，并由此形成清代书坛的新潮流——碑学。
　　清代的碑学书法以研究汉碑、复兴隶书为发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汉碑都已经毁灭或湮没，因此，寻访和传拓隐没在荒冢残庙中的古代碑刻成为当时文 人官吏普遍参与的活动，如乾嘉时期的黄易、翁方纲、阮元等人都利用自己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大量搜访汉碑。尤其是黄易，长期在山东、河南一带寻访古碑，不仅 重新发现了《武斑碑》《武梁祠画像石》《熹平残碑》等一批汉碑，而且将拓片寄到北京，在翁方纲等学者间流传、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自己也撰写有访碑 日记、访碑录等著作。另一位碑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翁方纲则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著作。通过这些文人官员的影响和带动，散落在各处的汉碑也被 集中起来加以保护，今天保存在山东曲阜、济宁等地的众多汉碑，就是那时集中起来的。
　　对于那些已经毁灭的汉碑来说，侥幸留存下来的拓本就格外珍贵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宋拓或是孤本，更是价值连城，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因为古碑 经过长期的雨摧风化、椎拓损伤等原因，即使原石尚存，不同时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数多寡和书法原貌方面差别很大，所以早期拓本尤以宋拓最为难得和宝贵。
　　比如赫赫有名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原在陕西华阴华岳庙中，明代万历年间毁于地震。其原石拓本世间流传仅有四本，存字多少不一，都是宋、元时期所 拓，名动海内。清代时这四本在不同收藏家之间流传，不论谁得到都视为珍宝，并邀请文人学者和书法名家考证题跋，以增声价。到清末，这四本《华山碑》中有三 本都归于收藏家端方一人之手，傲视同侪，传为佳话。据统计，四本《华山碑》上的题跋多达230余条，涉及人物超过300个，清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几乎 都在其中留下手迹，洵称瑰宝。
　　即使晚出的古碑，由于椎拓过度原石往往受损甚至毁坏，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难得。如汉《曹全碑》于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白水出土，后来搬运到西安，其间损角、断裂，完整的初拓寥寥无几，在碑帖收藏者间也是珍若拱璧。
　　直到今天，汉碑不时还有新的出土发现，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规定，新出土的汉碑极少有拓本流传，对于收藏者来说十分难得。而古旧拓本已日渐稀少，若是经过著名学者、书法名家收藏或题跋者就更是难得的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