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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回忆录到口述历史

日期：[2012年12月23日]  版次：[AA26]  版名：[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人文精神     □毕星星　山西作家     口述历史是一门新学问，这几年的发展却是成就斐然。许多历史学者既号召，也动手。拟定对象，上门采录，又编又写，出书出杂志，10年树木，这项工作业已蔚为大观。如果将来中国大陆的当代史全面书写，应该给口述史添加一章位置。     最近就得到一本邢小群的口述历史著作《我们曾历经沧桑》，看完掩卷长思，非常感动。震动我的是，我即使是一个门外人，也能感到口述历史这门新学科，经历了孕育成长日渐发育成熟。丁东邢小群操作驾驭这门学问，可说是臻于完美。     《我们曾历经沧桑》收录了五位京华名人的口述实录。老延安何方、灰娃，知青一代贺延光、李大同，还有数学家杨乐。五位的经历都自有其价值。经历过延安生活的老一辈，健在者已近珍稀，愿意反思接受采访的更加难得。贺延光在天安门四五运动中被捕入狱，他是和“文革”势力殊死搏斗的英雄，做摄影记者捕捉了“小平你好”那个著名的横幅，展示了国人强烈跳动的心愿。李大同经历内蒙古插队的艰苦岁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让多少人记挂在心。这几位各自都走过了强烈耀眼的岁月。如实记录他们的功业，自有其典型性代表性。其间的成败得失，起落浮沉，人生和历史的纠结，又是别一种况味。这样的历史，是实证的历史，也是鲜活的历史。有人物活动的历史当然有生命力。     我很欣赏这一本书，这是一个口述历史最完美的文本。由此出发，我甚至想到了口述历史的多方位无限发展的各种可能。     我们有很多种国定的通史，革命史，合作化史，四清运动史等等。既然如此，还要做口述史干什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批口述史，意在对传统的叙述有所纠正，有所补充。这才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口述史是思想叛逆的产物，志在侵入僵化板结的史学园地开垦复耕，正本清源。不可避讳，这些年各地官方出面，从上到下热衷于“盛世修志”，编修了不少史志。官方出手，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造煌煌巨著很容易。但官方修史，所编历史，经常是拿来改造为我所用。经过管制，经过规训，史书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口述历史应运而生。请来当事人，你说我记，桩桩件件，人证物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有真意，去伪饰，勿卖弄。留下的文字，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信史。     这些记录，和某些官方正史，难免有不一致之处，有些地方甚至颠覆了官定史书的结论，怎么办？还是得实事求是。史书也是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日臻完善的。“文革”前夕，戚本禹号召“为革命研究历史”。那不过是为革命为主义修改历史真相的冠冕堂皇的行头。口述历史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脱离了真实，无论写进文件，编入史志，统统一文不值。桑塔格讥讽那些为纳粹主义造假的艺术家说：“在真理和真相之间，我选择真相。而里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看到众多的口述历史戳破了正史的庄严的假面，看到崭新的史学力量势不可遏，实在是非常叫人欣慰的事情。     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征集史料。50年代，我们的出版部门曾经下大力气编辑过《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大型丛书，大力征集革命回忆录。这其中也有不识字的前辈口述文化干部整理的文章。“文革”以前的社教运动中，全国掀起一场编写“四史”的热潮。有关部门号召：“编写和出版四史(家史、社队史、厂矿史、剥削阶级罪恶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山西曾经派出好多作家采写劳模出书。这一时期这一方式的“修史”，虽然也是你问我答，采访代笔，从征文宗旨就可以看出，它是严格按照官修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诠释每一个单位和个人的“小历史”的。用百姓口，说官家话，典型的伪民间做派。新时期以来，思想领域的多元化风华正茂，有抱负的知识人选中了口述史这个学科，作为对于官办修史的反叛和纠正。它虽然也有访谈和代言的形式，异质化却是尽人皆知。从革命回忆录到口述历史，民间修史终于找回自己，修成正果。这些年研究成果横空出世，那些官修历史的垄断国企再不能一股独大，它要时时面对来自民间的挑战。与此同时，一批精神独立的学者走向自觉，走向成熟。思想界的新军突起发人深思。     口述史风行，我身边也有人学着做，我就遇到过大寨口述史，劳模口述史等等。选谁很重要，还要看你怎么做。一些口述史徒有其名，不得神髓，所谈所写，和以讹传讹陈陈相因的历史教科书一个腔调，那又何必劳神费力，将大块的辉煌教条拆解成我问你答。如果徒具口述形式，只会因循旧史学驯化好的僵化思路，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