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君自故乡来——循环的历史与空虚的文明
“十·一”,回了趟老家——湖南双峰。长假对于我这样没有情趣的人来说是十足无聊的,不会小赌怡情,不会应酬,到哪里去消遣呢?双峰没有可以游览观光的山水,行到水穷处,或许偶尔也能碰到一点悦目赏心的地方,但多零章碎句。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曾经涌现的一些人物。于是,走访曾国藩、罗泽南的故里,还到双峰县委党史办的退休老主任罗绍志家里请教家乡人事,老先生称得上是最熟悉双峰文史的人了。 有朋友曾经问:双峰为什么会出一个曾国藩?我胡乱应答:“穷山恶水出刁民”,双峰可不止出了一个曾国藩。这一次,朋友小柯引用王维的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让我从故乡事说开去,以便填充他供职的媒体版面。 柯:这些年,许多地方纷纷在打造辖区内的“历史”和“人文”,连不太雅观的“西门庆故里”“夜郎古国”之类的牌子,也打出来招摇了,有点匪夷所思吧? 孟:“历史”和“人文”需要挖空心思打造,证明原本子虚乌有,或者曾经有,却被不肖的我们弄得四大皆空了。 想想也真是这样的,落寞的乡村不用说,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热闹城市,从京城到小县城,你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历史和人文吗?真古董大体上糟蹋得差不多了,假古董和所谓新地标,从理念到格调,连使用的建材都是统一规格的,你除了从它们身上看到慌慌张张、晕头晕脑、不伦不类的现实,还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当代人心灵投射出来的历史的阴影,仿佛一块块伤疤似的。 我们的教科书也是这样,你能从现在的中小学教材里感受到深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明吗?几篇主题鲜明的范文似的文言文,几则无本无源古为今用的成语掌故,几个如雷贯耳早已被我们敬奉成神仙的历史名人,发明了远不止一次的几大发明,从兴盛到危机,从酷苛到窳败,从一统到无序,从整齐到涣散——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王朝兴替,如同缺少内容的清单,缺少表情的偶像,没有氛围,没有质感,空洞到仿佛只剩下年代和名字,有关历史的“知识”越多,真正的历史似乎越不能彰显,历史背后的文明似乎越发空虚。正像近年来,一些人别有所托地热衷“国学”,弄出很多国学班、国学所、国学院,反而让你觉得所谓“国学”,更加莫名其妙,也更加无依无靠。 柯:贵家乡可有值得打造的历史文化资源? 孟:倒真有,而且用不着凭空打造,冯子振(元代诗人、曲家、书家),曾国藩,罗泽南,禹之谟(早期湖南华兴会、同盟会领袖,创办实业以及新学堂,1907年死难,遗言说“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幸毋奴隶其心而生”,这样的说话,是个人就会魂悸而魄动),都是弊家乡水土养育出来的人物。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们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至少,在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里,除了毛泽东的长沙一师范同学蔡和森和他的亲属,基本上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乡还有其他历史人物。 柯:怕也不只是贵家乡的“历史”如此。 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现在治史的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个含义极其深刻的命题。但我们这里,倒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诠释了这句话,我们往往把历史作成了长官意志之下的意识形态教材。 柯:这未必是今天才有的情形吧? 孟:确实,中国虽然史乘浩繁,号称以史立国,有煌煌二十四史,有正史野史,但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古往今来,我们差不多总是只有一个朝代的历史,那就是当朝的历史。否定前此的一切历史,特别是前朝的历史,常常是确立新朝合法性的依据。这甚至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支配了我们全部的历史教育,以至一代接一代的人,总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知有钦定教科书以外的复杂的历史,以及历史表象背后复杂的人事与人性。 在当代,这种倾向体现得尤其显著。部分原因是,古典时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不再继续,古典教养不再是当政者必须的教养,以古为尚的道德理想主义也不再熠熠闪光,而大小首长们,因为位居要津,却依然像古代士大夫一样以为自己是“天与之!天与之”的“牧羊人”,是字养生民的“父母官”,无法不把自己的见识当作最高明的见识,把自己的教养当成最高级的教养。结果,一个地方的历史,常常只剩下首长们所乐于知道的“革命”史(可以追索到“汤武革命”),一个地方的人物,常常只剩下当局者所熟悉的与开国有关的人物。舍此之外的一切,不是腐朽的或者敌对的,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没有意义的。 柯:好像是这样的。 孟:中国的文明史漫长,有文明古国之称,是所谓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但文明的历史积累其实相当有限,无论文献还是文物,总是不断从终点回到起点,总是不断归零。除了陈独秀所说的“大流氓的家谱,小流氓的传记”,鲁迅所说的那些满版子写着“吃人”二字的陈年流水簿子,除了始料不及的考古发现,我们几乎找不到所谓漫长文明的有效证明。这也许不只是由于古代文明的传播手段和承载材料导致的。 曾经有学者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永乐大帝到康熙王朝,不管是阿房宫大明宫,长乐宫未央宫,还是谁的林苑,谁的庄园,在经常上演的皇权更迭中,无不化作烟火。表面看,真是十分可惜,仔细想来,却也未必真的可惜。且不说,这些东西原本由苍生的血泪砌成,却从来与苍生无干,更重要的是,从故宫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中国皇家宫观的大体,从承德避暑山庄,从颐和园就可以知道帝国园林的概貌,从小衙门封闭的院墙,就可以领教自首都到省垣数十里城墙的威严。天不变,道亦不变,只有城头的大王旗在变,我们习惯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重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是一仍其旧的简单的存亡绝续。 柯: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倒也确实不缺少家谱似的历史谱系,看戏(如今是看电视),听人闲话,人们似乎把帝王家的事,当成家事一样。 孟:没错,家国一体,这是神圣伦理。我们对每一任家长,都充满梦幻般的期待和嗷嗷待哺的翘首,尽管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但我们对朝廷包括后宫里的鸡零狗碎,依然充满好奇,对围绕皇权的进取和纷争,照样兴致勃勃,连毛泽东也打压不住“帝王将相”在文艺作品中的猖獗。每个人都有一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账簿,每个人都有一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春秋。这联系着我们灵魂深处对于“英雄”的认同,对于“家国天下”的理解。说得难听一点,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只有那些纠缠着折腾着“家国天下”的“帝王将相”,现在总算还可以加上富商巨贾了。我们拥有一种由旧的文化传统以及现实观念共同陶冶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精英”意识,前面说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此紧密相关。 现代社会的精英意识,显然不止是一种精英崇拜意识,而更应该是一种毫不别扭也毫不功利主义地接纳、尊重、发现、认同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物及其独立个性的意识,懂得欣赏、爱惜不同领域的卓越者,并且不以奇迹视之,而能够纳入人道主义理解范围的意识。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精英意识,有时恰恰是反精英的,是常常不免要把真正的精英扼杀于摇篮中萌芽中的伪精英主义。 然而,我们又出奇地信奉成功哲学,高度认可成王败寇的逻辑,我们会对一切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人上人”的人,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畏和不可置信的迷恋,只要是菩萨,就习惯下跪。我们的是非,常常是基于一时一己需要的是非,我们的仰望常常只是基于现实目标的仰望,我们无法从现实政治的逻辑之外,分蘖出纯粹精神、情感、知识、人格的度量,更不要说宗教的量度,甚至没有成长出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 如此,把特定时代的政治要求,看成是历史存废的全部依据,把存在即合理的现实,看成是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以至起哄似地跟着领袖得意洋洋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丝毫不奇怪了。 柯:还是来说贵家乡的历史人物吧。 孟:他们在旧的文献中大体被称为湘乡人,譬如被称为“曾湘乡”的曾国藩,由他“领衔”中兴的桐城派古文余脉,被称为“湘乡派”,他的家乡就是现在的双峰县荷叶镇。双峰是1949年之后才有建制的一个县,此前,这里属湘乡,包括现在的涟源县(曾国藩的结拜弟兄刘蓉,现在算涟源人,其实也是湘乡人,他的故居就在双峰涟源交界)。 这也是我的家乡一种特殊的尴尬,有这种尴尬的地方应该不少。钟叔河先生曾和我说,“善化”是一个内含多少人文信息的地方,可现如今到哪里去找“善化”? 这种多半因为偶然的行政需要,或者干脆是某人心血来潮指点江山产生的新建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考虑,可以说是破坏性的。似乎空穴来风的行政区划,很可能让你从此就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找到和确认故乡的历史与人文。而我们这里的一切,又从来都是由行政主导的,政府之外很少有经营某种事业的空间和可能性,政府不出面,或者没有相对应的政府机构管辖,一切免谈。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其实曾国藩在这里一天也没有住过),如今参拜者不少,还是地方政府费尽心机的努力,前些年才终于争取成所谓“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参拜起来总算是名正言顺了。 柯:当局者的绝对主导,难免你说的长官意志吧? 孟:可是,你到哪里去找当局者以外的民间和社会呢?你又到哪里去指望时代潮流之外的别的什么流呢?我们早已习惯把意见不一者看成反动者或反革命(反国家)者,把时代潮流之外的称为暗流或逆流。 半个多世纪以来,属于双峰的乡土文化以及历史人物的“演绎”,自然是顺应长官意志,且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曾经信心十足地破旧立新,把一切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东西,视为“封资修”,接下来则常常以发展为口实,干利己的勾当,乡土成为了我们需要迫不及待逃离的所在,乡邦文献文物更加是需要我们勇敢地拆迁捣毁和背叛的对象。 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历史,不能不是反历史的历史。 崭新的行政区划,似乎也正是为了成全我们的这种需要而设计出来的,我们乐于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以便走进新时代。 然而,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当社会一旦走出自诩为“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进步与进化后,乡邦历史与人文,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所归属的重要依据。作为所谓万物之灵长,人其实是需要有所归属的,不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乡邦文献文物,正好对应了可以给我们带来方位感和归属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与人文,我们甚至可以由此获得一些基本的教养和相对真确的自我认知,不仅关乎文明,也关乎人性。 柯:这几年曾国藩可是很热。 孟:是的,近年来,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温饱之后的余裕和鞭长莫及的宽容,而且伟大领袖早年确实白纸黑字地崇拜过曾国藩——“独服曾文正”,视之为“大政治家”兼“大宗教家”,加上曾国藩经略天下,位极人臣,还有“相术”,还有“挺经”,还懂得官场厚黑,所谓集“功德言”于一身,“修齐治平”一样不落下,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还没有摘掉他“刽子手”“反革命”的帽子的同时,他正在比晚清时期更热闹地走上神坛。又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其实是一种“英雄”史观,而且是那种一人独大的“英雄”史观(与我们爱好“正统”,认同“一元”的文化心理相一致),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时代,一种局面,必定是由某一个大英雄导演的,本该群星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非弄成众星拱月的局面不可,现实中是这样,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是这样。 曾国藩如今成为了上上下下无人不仰慕崇拜的独大的英雄,此前弃之如敝屣刚刚毁掉的生养了他的房子“白玉堂”,前不久也平地起高楼加以重建了。看到这样“簇新”的假古董,说夸张一点,我真是悲从中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然而,这样的当初,却依然在继续。罗绍志老先生告诉我,二十年前,在去曾国藩老家的路旁,秋瑾的故居还在(秋瑾祖籍绍兴,生于厦门,1896年嫁入湘乡即今双峰县荷叶王家,十年后和荷叶家人“诀别”,不久即赴死),现在完全没有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郭嵩焘曾经感叹,此人绝非“一介武夫”的评价可以打发)的“大夫第”曾经很完整,现在也只剩下一堵墙了;禹之谟家的老屋,早已剥蚀倾颓。 要么追捧,要么遗弃,这就是由我们打造出来的“历史”节奏,在这样的节奏中,除了不能保守文明和文化,真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当然,常识常情平常心,是永远缺席的。 柯:罗泽南的故居还在吗? 孟:参观了曾国藩的系列故居后,《湘军领袖罗泽南》的作者朱金泰,带我去看了离曾国藩家的“富厚堂”不远的罗泽南故居。 罗泽南一生大部分时间耕读于双峰的石牛山冲,按照朱金泰的说法,罗泽南比曾国藩更称得上是早期湘军的创始者和精神领袖,他在理学以及教育方面的建树,让曾国藩“极所钦仰”,称他“读书明大义”,“可为师表”,“信为吾乡豪杰之士”,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曾国藩日记“夜读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辛亥革命以前,罗氏的《小学韵语》作为发蒙读物,曾经流行天下。不幸的是,在与洪杨的战争中,他早早战死,没有建成曾国藩那样的“中兴”伟业,也没有来得及像曾国藩那样苦心经营自己“三不朽”的光辉形象,倒是与曾国藩共享了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罪人的“荣名”。 早死的罗泽南,如今差不多成为了匿名者,包括在他的故乡。我和朋友走到他的出生地,向一个当地青年询问罗泽南的屋堂时,这个住在罗氏屋堂几十米远的青年一脸茫然,不知道罗氏是谁何人。 罗泽南出生的老屋还在,屋主人并非罗氏后裔,他向我们确认,这栋房子就是罗氏生长的地方。在屋前的地坪上,屋主人正用电锯锯木头,准备过年后把房子拆了。他说,房子太老太旧,实在不能住了。我说,你能等等吗?我多少有点心虚地向他保证,五年之内,应该会有人出面来保护这所房子的。他说,他已经给县里打过报告,县里文物局的人说,可以拆,隔壁是当年清廷为战死的罗泽南建的祠堂,保护那里,这里就算了。我们马上走到隔壁看祠堂,所谓祠堂,仅剩下一堵墙,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打理过的烂屋堂而已。 想到那个大体犹存的罗泽南真正的故居,几个月后将不复存在,我有点不寒而栗,赶紧拍了一些照片,日后有人念及,我至少还有照片可以应对。 “大义昭于万古,公论自在人心”,这是罗泽南当年战死武昌城下时留下的绝笔。他所说的“大义”,我们未必会服膺,他所期望的“公论”,则是每一个对于人道世道有所关怀的人一定会殷殷期望的。然而,“世道人心”,悠悠万古,“世道”从何说起,“人心”在哪里安放,“公论”是谁人之论? 究竟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认知呢?又是什么在填充我们的记忆并且主宰我们的判断呢?如今,我们终于知道曾国藩需要敬重,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他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吗?而我们的时代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也许将依然在暗黑的循环中婉转,而所谓文明,也将依然空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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