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识它们吗?”“
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
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
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
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
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总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
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老运动员”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
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
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
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
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
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
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
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
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
日本,后经曾任
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
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梁思成的提携1943年的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先到
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宝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他又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
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虽未能被
傅斯年选中,但王世襄庆幸的是他最终被梁思成选中,能到营造学社工作了。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
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
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
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
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学长,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一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王世襄在1946年7月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个热爱文物的人,能够成为故宫的一员,并担任重要职务,这的确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选择。1948年5月,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和
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王世襄奉命前往。一年多后,他拒绝了国外几所大学让他去当
副教授的邀请,于1949年8月经香港回国,又走进了故宫。
因祸得福1952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运动,由于他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被关押了十多个月。
一时受到怀疑也许还能忍受,因为自己心底坦荡,不惧怕诬陷或误会,但更大的打击却随后来到。他是这样自述这段经历的: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岂不是把追还大量国宝,认为是严重罪行,否则
怎会如此处理!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所
李元庆、
杨荫浏所长要我参加工作的邀请。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今天,王世襄觉得他当年无奈之中离开故宫,实在是因祸得福。用王世襄自己的话来说,他本来就喜欢小文物,释放回来后,他反而买得更多了。
琴奴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幽静港湾。袁荃猷女士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
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直至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