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访资中筠先生
现在有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差不多(年龄)的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比如他们是外交官,或者是做其它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彻底,没有我跟这个思想体系决裂的这么彻底,尽管我也曾经真心拥抱过。
资中筠先生在接受采访 (广西师大出版社 戴学林/摄影) 编按:2011年10月《资中筠自选集》(五卷)出版,受到知识界广泛关注。2011年11月,共识网联合南都周刊(郑文)、第一财经周刊(苏娅)、环球人物(胡婷婷)对资中筠先生进行了采访。以下是本次访谈内容,经共识网重新编排整理发布。
从“拥抱体制”到“回归常识”
问: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出世”与“入世”,现在来看自己的话,您觉得您现在是更“出世”一些?还是更“入世”一些?
资中筠:我现在已经觉得,比我愿意的太入世了。其实,我原来的倾向性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就是躲在图书馆里面,我觉得外头太黑暗了。我对国民党那时候的政治腐败都是很反感,但不去理他。
我原来希望在退休以后,比较平静地多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书,但是现在就像我讲的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使得我非常愤慨,就要想说。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循环,就是被人家推动,像你们又要来找我说,我就又得说,又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讲话什么的,就被推入了这个圈子。例如我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我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结果就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面去了,就是这样有些被动的,就我自己的兴趣来讲的话,我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问:我们从您在毛时代的一些经历谈起。您在书中提到,有一段时间因为运动,您烧掉了钢琴音乐会的纪念册。
资中筠:那是老早了,那时候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的。“文革”的时候烧书之类的都是出于害怕,是强迫的。外面在砸“四旧”,红卫兵要进来(查),我们现在这些(指客厅里的钢琴等--编者注)都是“四旧”,没有可以不被砸的,那时候放在我父母家里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所以大家就赶快自觉的把可能惹祸的东西赶快烧掉,那是到文革的时候。
我烧钢琴音乐会的资料是在1953年,是没有人强迫的。那时,我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接受了我这种人需要脱胎换骨的教育,下决心抛弃过去所有的一切。因为我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加入到无产阶级中来,把过去这些东西都丢掉,甚至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
我的音乐会是在1947年举办的,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天津的外围,离天津比较近的地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了,所以常常晚上戒严。。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势,因为我完全不问政治。我的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晚上开的,怕晚上可能戒严,所以要改成白天,那时候我还稍微有点遗憾。
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没有觉悟。人家正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我在干这个,所以觉得特别惭愧,就把那些都给烧了--就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有照片、节目单、请柬等等,决心与过去决裂。
问:这跟您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有没有关系呢?
资中筠:我想也许有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时候我们是经常要学习的,按照那个来改造。但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有不少正好很符合传统教育的。比如说要是处逆境就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吃点苦,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受了冤屈,就想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我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就是不提倡个人主义。我们大概小时候的传统教育里面,确实也是不提倡个人主义,这个基本上跟西方的教育不一样。
问:您在书中说这也是出于“慎独”。
资中筠:“慎独”这个道德观念 是我从小就有的,就是从我的母亲、师长辈接受的教育。所谓“慎独”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坏事。所以我这个人特别诚实。诚实的结果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都要坦白思想,有好多人就有点保留就不说了,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古训“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越坦白越槽糕。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给我父母的通信,家信全部都交出来。所以“胡风案”,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交出来了,造成胡风这么大的倒霉,到现在舒芜仍是一个千古罪人。当然,他这个交信的过程和他原来的思想历程,不一定像我那么单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不了解,我不评价他这个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那个时候只要运动一来,你必须把你跟被审查人的关系,跟他的来往全部都交出来。就像现在有人被“双规”了,被审查了,你必须站出来,不然你就等于是包庇罪,同时自己也应该借机会交代自己的错误,你也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原罪感。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现在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在有了觉悟以后再回头看的话,有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对的。不过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就是很坏,完全是卖友求荣,或者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但是有的人是真信。你们大概是看过《牛虻》,他真的就是自己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是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我后来常常想到牛虻,我还算好,没有朋友被我“交代”,使人家特别受罪,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种思想状态之下,不见得不可能发生。这是我的想法。回过头来看整个思想过程,在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了解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外国人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外国人看问题就比较简单化,要么你就是左派,要么你就是右派;要么好像你就是跟体制站在一起的,要么你就是反体制的。实际上,事情要比这个曲折复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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