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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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书屋》以讨论“白领阶层”开篇，作者卢周来、侯兴国先生一为经济学家，一为外企高级经理。两篇文章各有特色，有相映成趣之妙。

    “白领”又称“中产阶级”，其构成包括政府公务员、职业经理阶层、大学教师、医生、律师、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等等。近二十年来，这个阶层发展很快，已成为中国社会多方面的中坚力量。白领们身处激烈的竞争环境，深切体验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不过，尽管他们常常诉说自己的不自在，但较之于广大底层民众的劳苦艰窘，他们无疑是生活相对体面的一群人。

    经过辛苦打拼，白领们手中都有些余钱剩米，因此最希望社会稳定，同时也渴望政治进步。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富于社会阅历，所以有比较健全的政治认知机巧。目前白领阶层的政治面貌很复杂，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平台也参差不齐，但没有政治家能够忽视他们的观点。

    在经济上，白领们较多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时下正在为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而烦心劳神。他们游走于楼市与股市之间，对两大行情十分敏感。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白领们的支撑，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会有如此之火。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许多白领既力不从心而欲罢不能，于是梦想在股市中交上好运。有人预估中国股市大盘将会突破一万点，此种利好消息带给白领们强有力的刺激和鼓舞。

    白领们读书偏于实用，很多人对致富门经和做官心诀最有兴趣。据说在部分白领中，曾国藩的著作受到青睐。究竟他们向曾国藩学了些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深度的调查和评论。曾国藩精通国学，在做官、识人、治家、教子等方面确有心得。但就世界眼光而论，他比同时代的郭嵩焘就差了一截。

    附庸风雅是白领阶层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他们向往优雅、精致的生活，有时甚至显得矫情。但矫情并不比粗俗更难忍受。近来有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书颇受关注。所谓游民文化，其特点之一便是在既粗又土的作派下行其黠慧小智，对规范性的知识和高雅情趣心怀恶感。游民文化的冲动往往带来破坏性的后果，所以附庸风雅是一件大好事，对于一切让生活向文雅精致方向发展的努力，我意都应该加以鼓励。当然，风花雪月过头了也是一种文明病，但这在当下并不突出，甚至不是个问题。

    白领们的身上被承载了太多的希望。他们能否承担起弥合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既有赖于其阶层的壮大，也取决于他们的安全感和发言权。如果他们自顾不暇，或者表达渠道不畅，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便会累积并扩散开来。

    明哲保身不应该成为白领们的生存哲学。一个规模庞大、识见宏远的白领阶层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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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东渐，酿造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840年鸦片战争肇始，中国被迫踏上近代化征程，启蒙、变法、救亡和图强贯彻，波澜惊心，时势动魄，人心与民情为之丕变，风云却舒卷不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与时奋进，崛起之势难阻挡。

    现代化的路途没有模式可参照，没有前例可依循，自有特色，无往不利。随着生产各要素的迅猛激活，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膨胀生长，市场一统，效益优先，上下呼应，强势顿现。与此同时，人性中逐利争胜的欲望打开释放，皆为目的而来，攫利益而去，社会面貌万象峥嵘，人情之淡，人性之恶，以前难有。市场经济容纳不了田园牧歌式的生存，也排斥了共荣共生的温情和从容。

    现代化必然使社会转型，新生阶层应运而生，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资本、技术、知识和信息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社会转型也伴随各种乱相丛生。因是市场经济，各种有形资源难免以掠夺的方式开发利用，只顾眼前不想长远的短期行为，无疑造成了生态的恶化；既然以利益为目的，各种权力资源难免会以寻租的方式来追逐，权力与资产互为依托，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因是商业运作，各种技术与手段均落脚于此，凡是有利可图，自然迫不及待，花样百出，属于公众服务范畴的各行业均实行产业化，其弊病累积，不知何年可消解；既然以资产作为衡量人们生存境况的指标，贫富差距就不可遏制地扩大，因为人人都想达标，个个都想发财，社会人际关系就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新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不太看好：他们仅仅是在机遇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在制造、消费并享受着物质利益，远没有形成社会的批判力量，更无法引导出社会的普通正义来。同时，新阶层会在利益驱动下，利用资本的优势，漫无原则地走向他们的反面，成为社会乱相的共谋。

    变局还在延续，各种现象不时冒出，对于新阶层的评估尚为时过早。但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的一段话，很让我们心气平和起来，相信社会有内在的力量来纠偏导正。他说：“再冷静一点想，无论在甚么地方，荒地开垦的时候，初生出来的，一定是许多的杂草毒草，决不会一起便天然生出五谷来的，也不会忽然便发生牡丹、芍药来的。这种经过，差不多是思潮震荡时代的必然性，虽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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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七十周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屋》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我们推出这些文章，出发点决不仅是为了应景，而是有感于时下的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还相当不够。

    中日两国是近邻，历史上的恩怨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前，中国长期是日本的老师。明治维新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并屡次受到日本的欺凌。残酷战争造成严重的心理隔阂，以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坚决不买日本货，一说起日本就非常来情绪。

    日本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历史上虽然曾向中国学习，但其根本的文明气质如神国观念、武士道精神以及审美上的物哀叙事都是自身的。有人将其归入“儒家文化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适当。

    前不久我去过一次日本，虽说是走马观花，却也颇多感触。日本土地狭小，资源匮乏，自然风光亦无多少特别之处，但居然在近代世界舞台上释放出惊天能量，目前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乍看起来的确不可思议。近代日本的崛起，原因多多，根本的一条则在于学习西方。从“和魂洋才”到“脱亚入欧”，日本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神经系统出奇敏锐。实际上，日本人向西方学习还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在此之前便有了许多创获。我入住的酒店走廊上，悬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中间有这么几句：“邦家前路不容易，三千余万奈苍生”，“山堂夜半梦难结，千岳万峰风高声”。岛民焦灼不安、激厉奋迅的心肠，是何等紧切！

    但日本人学习西方也并不顺利。日本第一部宪法比美国晚出一百年，宪法颁布当天，举国放假庆祝。但那时一般日本人根本不知宪法为何物，竟误以为是“宪法菩萨”生日。日本武人当政的传统深远，近代以来的政党和议会在军人的淫威下备受摧抑，原敬内阁时期的政党政治有如昙花一现。结果是扩张主义甚嚣尘上，给亚洲乃至世界留下痛苦的记忆。二战以后，这个局面才得以改观。

    日本格外重视教育，“教育立国”是它一百余年来始终不渝的方针。日本的万元、千万大钞便分别印有教育家福泽渝吉和文学家夏目漱石的头像。正因为硬实力由软实力所支撑，所以其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站立起来。日本国民大多有较好的文化素养，普遍有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日本公务员的敬业精神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纳税人有权要求公务员勤恳、高效地办事，根本用不着千恩万谢，反倒是公务员事后向纳税人鞠躬点头表示谢意。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只有公务员的示范作用才真的“无穷”。日本社会秩序井然，公德渗透到细微末节，个中原因是稍加留意都可看得到的。

    赤县神州，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依然取决于双方的实力。中国要想再次赢得日本人的普遍尊敬，唯有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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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是2008年了。在新的一年里，《书屋》将一以贯之地秉持理性和良知，立足于人性的实际，在常识的立场上发言。

    也许有人会说，常识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一点常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尊重常识既是出色的理性思维，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纪中叶，中国人干过不少违背常识的事情，“大跃进”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那时只讲“多和快”，漠视“好和省”，各行各业竞放卫星，吹嘘“亩产过万斤”，完全是一种反常识、非科学的做法。

    “常识”二字，人人都能理解，但要真正做到按常识办事却并不容易。“大跃进”的遗风是否已经绝迹了？大家只要看看广东开平的违规征用土地案，就知道没有完全绝迹。那样的蛮干，根本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此，记取“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在今天并非多余。

    “常识”这个话题，是很值得做一番哲学思考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特定的时代都有自己的“常识域”。其数量和质量依对历史的尊重及对外交流的程度而定。常识深深置根于人类的历史和经验之中，如果在历史、在时代潮流面前傲慢自负，一味地标新立异，那只会产生大量的伪常识，而伪常识必将贻害无穷。

    不可否认，人类喜欢求新求变，经常有挑战常识的冲动，但这种挑战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后果。有的推翻了旧常识，传播了新常识，直接促进了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托马斯·潘恩的著作《常识》等等；有的挑战却徒劳无功，如历史上许多帝王为追求长生久视，醉心于求仙访药、炼丹修道，但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甚至还折损了寿命；有的挑战则产生旁门左道或雕虫小技，虽不一定有多大意义，但增加了世界的丰富性。如有的人要打破用笔写字作画的常识，硬是练就了用脚写字作画的本领；还有些艺术门类如魔术等专与“常识”为难，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具有审美和娱乐价值。

    依愚见，常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为客观知识方面的，一为主观价值方面的。前者以“求真”为目的，关心的是真伪问题；后者以“求善”为目的，关心的是好坏问题。但求善也是以求真为基础的。例如民主相对于专制“是个好东西”，这是当代世界的常识，但这个常识的立足点却很真实，即人性中存在许多幽暗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防止权力的肆无忌惮。

    通晓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会明白，改革开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个回归常识，按常识办事的过程。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因为世上绝大多数国家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么做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也遇到过阻力，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欣然接受了这一转变。

    我曾经有一个梦想，便是写一本《论常识》这样的书，只可惜我学养太浅，力不能逮。但愿有博雅君子拿出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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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读《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颇多感慨。近代女性在中西文化的对峙、冲撞之中，并没有激烈的蜕变，而是兼旧迎新，优裕淡雅。自守妇德，相夫教子，洒扫应对相当地顺手，出乎后人的意料。崇德老人为中兴名臣曾国藩之满女曾纪芬，品质纯正，朴实严谨，治家处世有乃父之风，实不辱家门。她到老年信奉基督教，与礼佛并行，信仰别致，实由其执事践行有宗教情怀在，知敬畏懂天命，在日常之中将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之向善唯真共冶合融，盖有其信仰在。

    信仰就是一生恒定的价值观和处世的准则，不惟宗教信仰然。精神纯实，道德清洁，以慈悲为怀，以良善为美，贯彻始终，百世莫移。念兹在兹，俯仰无愧，这属私人性质事务，关乎私德，与大而无当之类无关。私德优良，公德必彰显，因为在向善与唯真的层面，私德与公德可以合一。以前所谓宗教是“麻醉剂”，可以检讨的。各人未必信奉宗教，即使信教也是个人自由，不容我辈置啄。不客气地说，宗教情怀应为个人道德建设的底子。

    这里引杨钧《草堂之灵》的一段话，原文是：“凡真之所在，即信仰之所在。苟无信仰，章法必乱，此一定之理，虽圣人不能非之。今之所以愈闹愈乱者，日丧其所信仰故也。”文中的“信仰”二字绝非仅指宗教信仰，是指人应持有的标准，且与求真究实联系起来，贵在“凡真之所在”。真之所在，在天理、人伦。秉虔诚之心畏天敬神，有所惧怕，才能为人处世持重而不逾矩；凭真诚之爱推己及人，有所兼顾，才能和谐共生而不自乱，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信仰，与是否信教毫无关系。

    说到此，难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名言，这句话本身就是信仰。中山先生终生信奉基督教，他思想中“公仆”究其实是从“人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延伸出来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所有的信教者都在为上帝服务，无论高贵低贱。人只有把人的位置摆正，在天地之间才能真正地体现人之价值。中山先生的宗教情怀事关信仰大义，事关公德私德，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可能会好些，也会对“天下为公”、“公仆”之真义有更完整的理解。

    退回到自身。记得小时候，我四祖母教导我们小辈，就是你再苦再穷，都要把衣服洗干净，穿出去才有人样。我祖父是旧式文人武士，给我写信时，常在末尾写“清洁”二字，这是家传的“道德”，他们只是对晚辈立一个为人的标准而已，与“天下”不干，却与私德相关联。这是否是“信仰”，不敢追究，只有照着做去了。

    为一介书生，读点书，说点闲话，本就不关宏旨。现在，飘雪时分，枯坐在高楼中，偶尔分心外探，白茫茫的一片，洁净异常。时谓“瑞雪兆丰年”，天地有福，人间祥和，但我更看重其纯质。对天面地，人总该固守自己的本分，真正建立起信仰，向善唯真，在纷纭的岁月中做点实事，自尊自贵，通脱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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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我随团参加台北书展，得以领略到宝岛台湾的风土人情。

   飞机在午夜时分抵达台北上空，璀璨的灯火接引着我长远的梦想。宛如近乡情更怯，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我不由自主地站了好一阵。夜深人静，旅行车顺畅地在台北市区穿行，唯有那熟悉不过的汉字不时地映入眼帘。下榻的酒店舒适而温馨，一觉醒来，窗外已是车水马龙。

    我们在台北的行程十分紧张，参观书展后，便匆匆浏览台北故宫和士林官邸。故宫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仅明清两代字画就让人叹为观止。而士林官邸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宫花寂寞红，庭草随意绿。

    之后我们开始环岛游。从台北经花莲到台东，但见浩瀚的太平洋雪浪翻滚，险峻的中央山脉雄峙东方，山海相拥，大气而庄严。花莲县风景如画，草木生香，空气格外清新。台湾横贯公路穿越太鲁阁公园的大峡谷，巧夺天工。当年蒋经国先生曾到此踏勘，并指挥老兵用血汗征服了天险。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半岛椰风阵阵，巨大的灯塔矗立在海边，守望着巴士海峡远航的人们。

    高雄是与台北有得一比的大都会，市面整洁而繁华。“西子夕照”是高雄八景之一，落日余晖在海面上闪烁，有如佛光普照，万境安闲。此地的元宵灯会延续数日，络绎不绝的人流挤满了爱河两岸。人群中有跳现代街舞的，有奉送佛经结缘的，也有卖字画和各种小吃的。浓烈的年味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里山和日月潭是台湾久负盛名的景点。阿里山生长着蓊郁的桧木林，树龄最长的达两千多年，得有七八个人方可合抱。这里盛产上等好茶，而美女沏茶奉茶，又堪称赏心乐事。金萱茶尤为清香爽口，使人格外神旺。日月潭明净无比，游船荡开碧波，有移步换景之感。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常来此小住，蒋在潭边为母亲修建的慈恩塔仍历历在目。船夫为邵族人，说起当年往事，还一口一声“老总统”。

    在台湾游历一周，感受最深者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经欧风美雨之冲击，但仍在台湾社会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道德层面的礼仪礼节，民俗方面的尾牙春酒，都让人可亲可怀。文化因人而传承，在台湾，无论在车站码头，还是在宾馆商店，到处都能碰到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我们的导游是一位行伍出身的中年男子，老家在四川，唐诗宋词可谓张口就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他曾以这首宋代诗人杜小山的作品来欢迎我们。那份文气和儒雅，比什么客套话都让人舒心。

    海峡两岸同属一家人，正是血浓于水，情深于海。新的世纪，唯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高翥视域，共襄盛举，尽展泱泱大国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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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羁旅，本多不便，我辈烟民，更足忧心。如今世上，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对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严令，违者重罚，每回瘾来，拘束不安。记得某年寒冬，他乡惊醒无聊，欲抽烟消磨时间，只好一人跑到宾馆外大抽，冻得涕泪涟涟。再就是出关检查，每人只能带一条烟，到境外时间一长，常断炊，只能在当地购烟，两种价值、味道悬殊，苦不堪言。那日相见熟人移民，能在异乡抽到国产烟，他竟情绪激烈，眼睛泛光。实在话，对于烟民来说，与其在境外吃瘪受气，不如回国吃汽车尾气，还能轻松地抽烟。

    “吸烟有害健康”，是为常识，人人皆知。作为烟民，长年累积，亦成心病，难以戒掉，只能以命相守。说来人各自由，仿佛仅剩这点，于是放肆。遇到禁烟的场所，当然只能忍住，免得讨人嫌或遭罚款。在境外每能看到“烟枪”急匆匆地从办公楼或其他场所冲出去，狂吸几口，灭掉，赶紧往回走，步履紧迫，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对烟民而言有限得很。遇到此种场景，想到鄙人还能在办公室吞云纳雾，真如神仙。

    立法禁烟，上升到法理的层面就不得了啦。去冬香港地区甫一执行，任何公共场所都张贴标志和法律条文，真是“触目惊心”。恰好这回我们吃宵夜，在巷子里的小酒馆，私下地与老板沟通，能否边吸烟边喝酒，这老板大惊失色，说一旦遭到其他顾客投诉，或被工作人员当场抓住，不但你们要被重罚，我们也要遭殃。后来与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叙说此事，他说立了法就必须执行，任何人任何时候不得例外，并强调说禁烟如此，其他也一样。兹事体大，无人幸免。

    立法事大。从各国各地区的禁烟可以看得出来，一朝立法，万民咸服。法的威力如此之大，无丝毫的空间可以挪移，无需任何解释，违法当罚。且各国各地罚的数额相当大，一是体现法律的威严，起到震慑作用，划出了红线，触到必重罚，法便是法；二是重罚的额度，这是一个具体的刻度，我粗略地换算过，被抓住一次所罚的款，依我个人的情况分析，至少可够半年的烟钱，成本高，划不来，法便是法；三是公共场所若有人抽烟，当场的老板要负连带责任，一同重罚，法内监督，法的强制性之外还有强制，法便是法；四是人人都知道立法是件大事，法便是法。

    所谓“法愈峻而贿愈多”，吃了原告吃被告，只能说明法的尊严失掉，法的地位堪忧；法不完备，有空可钻；执行的强制性不强，随意的成分自然多；执法机构上下其手，法竟然成了私器，法不成法。当今人人痛恨的司法腐败，其实非关司法一层，更指向人们对现有法律的质疑或批判，这是法治的悲哀。

    返回来，尽管在这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抽烟，在某些公共场所仍需要自我克制，抽烟与否，依然只是个道德问题。说得难听一点，哪天我辈吸烟违法受到了重罚，法治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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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媒体上，围绕公共事件展开讨论的声音时有所闻。比如，浙江一位企业家决心在横店重修圆明园，中央电视台就此事做了一期新闻调查，学者中赞成者有之，而反对者亦不少。这样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比较鉴别，当然比只听一种声音要好得多。

    圆明园是否值得重修，涉及人们的历史观、文化观等许多问题。一部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在治乱循环中走过来的。除了自然的淘汰，由于人为因素毁掉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项羽狂烧阿房宫、董卓痛毁洛阳宫殿，后来王濬平吴、韩擒虎平陈时也都暴乱宫室，以逞一快。如果说这些属于自作孽的话，那么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则属于典型的他作孽。在许多国人看来，他作孽比自作孽要可恨一百倍。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向秀在《思旧赋》中的这句感叹，抒发了斗转星移中繁华不再带给人的悲慨。由于乱离频繁，历史上欢场鞠为茂草、楼馆沦为劫灰的事所在多有，毁掉的东西当然是无可挽回了，关键是将幸存下来的真东西保护好。被毁的圆明园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说得清。如今要花费两百多亿元、占地六千余亩来重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我以为无此必要。浙江本就人多地少，建造这么一个假古董占用吃饭用的耕地，很不值得。

    从新闻调查中不难看出，重修圆明园的背后其实是雄心勃勃的商业动机。这些年来，国人建造假古董的热情不减，它和频繁上演的公祭活动、互不相让的名人籍贯争夺战相比较，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无不呈现出获取经济利益的巨大冲动，用流行多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一粗陋的实用主义口号将文化降格为经济的婢女，是物欲狂欢时代浮躁心态赤裸裸的表达。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独立的有价值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能够向前推进吗？

    对待像圆明园这样的文物古迹，今天的人们很有必要琢磨一下它们产生的过程。实际上，中国的王朝统治者既穷奢极欲，又心怀鬼胎。他们修建那些巍峨的宫殿、浮华的园林，除了享乐之外，还希望对民众产生一种心理震慑的效果，正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这句话是萧何说给刘邦听的，正中刘邦下怀。圆明园存续期间无疑是皇家的禁脔，匍匐在下的民众能够咸与同乐吗？恐怕是想做一回刘姥姥而不得吧！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不正是清朝统治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才导致海内虚耗，引狼入室吗？重修圆明园，只会遮蔽许多残忍的历史真相，并极易养成国人的虚骄心理。所以明智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圆明园的断垣残壁永远地躺在那里，做为“治者不良、国家蒙羞”的见证，永远地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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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举世惊心。为了安抚亡灵、鼓舞生者，国务院将5月19日至21日定为“哀悼日”，下半旗志哀。“不知死，焉知生”，生死事大，必须尊重，而坚强活下来的人们，肯定会在巨痛之后重建家园。天灾无情，人有情，国有情，家国一体，这次最为生动也最为感人。

    彰显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此举不仅仅是对死者的终极关怀，所谓厚死，应首先表现在厚生、护生，这样才是真正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捐助之后，悲痛之余，我们该把对生命的尊重不仅仅是对灾区的人们，更应扩及到所有的普遍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共和国的公民；也不要因为天灾人祸，才能“彰显”，平素就该时时尊重，天天“礼拜”，这样“以人为本”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确实该拿出抗震救灾的精神来“为人民服务”，且不论灾难还是升平时期，那么所有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就能更加具体化、世俗化，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都知道痛与苦、都需要爱与亲。

    世上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尊重普世价值，并对世俗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尊重，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那样爱与恨才会有缘有故，爱总比恨更有力量。

    前些天翻陈之藩先生《剑河倒影》一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感慨：国外还能听到教授谈人生，哪怕调子悲哀，然年轻的一辈“不知是时代把青年折磨的，还是青年们的头脑全让盗墓者盗去。最好的，是在‘不漏水’的小室里钻牛角尖；下焉者则是行尸走肉地过日子了”，感到他自己“像一片落叶似的在这个时代飘零”。

    确实，每个时代都有“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然“落叶”、“飘零”之感总常有。是时代有了病变，个人无力抗拒，只得随俗而化，做个虚假的动作？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灵魂与精神丧灭，无方向感与归宿感，满目荆棘，不知所往？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大势所趋，又为大势所弄，上下浮沉，无力左右，便会“飘零”。

    意欲何为？家园何在？我们时常在问这个时代和自己：仅满足于职业生涯的设计，拿一份薪水养家糊口；仅在人情薄如纸的现在，偶与同道抱团取暖，紧紧张张地过日子，忐忑不安守着那份事业。看来，时代的进步并没有解决人生幸福的问题，也无法给予我们终极追问的意义，人们总在磨日子中讨活路，然后呆看时代变幻的脸。

    “实事”、“求是”本是一体两面。别说谈人生这个抽象的大件，就是讲日常的小事，也得“实事”，即这到底哪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不得且不能“实事”，何来价值上面的“求是”？这便是时代之痛。而消除此痛的最好方式，就是尊重事实敬重爱，事情让民知之并关爱他们日常的一饭一粥。

    这期首尾两篇文章都用了“？”号，此为无意之举。如果前一个问号是问天，那么后一个问号就该是问我们自己，畏天敬神，尊重生命，让我们活着相爱，该是这两个问号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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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注定是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回顾过去的半载，事态百变，艰苦卓绝，特别是绵绣四川遭受地震重创，致使举国为之心焦。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时有效的举措、各种媒体相对透明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踊跃参与显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潜力。而国际社会广泛施以援手，也对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予以安慰和鼓舞。

    多难以固邦本，殷忧以启神明。所谓多难兴邦，是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而立论的。此次汶川大地震，促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国家实力和发展模式，更加理性地反思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用于抗震救灾的捐赠款物为五百多亿元，这在中国的募捐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数字看起来虽然不小，但却远远不足以冲抵地震的损失。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五百多亿元摊在每个人头上约为四十元。必须看到，尽管广大农民乃至城市低收入者也献出了爱心，但中国各种社会群体的捐助能力是极其悬殊的。有人说，再大的困难除以十三亿也算不了什么。这种说法作为鼓舞人心的宣传手段未尝不可，但却不能成为衡量民力的根据。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即便是城市，也远未做到藏富于民。同时国家的行政成本十分高昂，比重竟占到GDP的百分之十八，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百分之二十五。拿公车消费来讲，早就听说要改革，但实际情况却是公车越来越多，每年耗费数千亿元。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确立公共财政体制已是刻不容缓。

    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长。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没有纳税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监督，“崛起”就无法保证。在中央电视台为抗震救灾举办的募捐活动中，作家张抗抗突出强调了“公民责任”。她讲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灾区奉献爱心，不仅仅是出于“中华一家亲”，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公民的社会责任。毕竟家国有别，现代国家并非家庭模式的简单扩大和延伸。

    过去的半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跌宕起伏，给国人以强烈的心理刺激，有些人几乎给弄糊涂了，一时间竟理不清头绪。实际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从来都是多元并存，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失实的；既有友善的，也有恶意的。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莎朗·斯通就否认美国人民对中国灾区人民的善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美国街头有乞丐就否认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人理应以更大度的胸怀对待世界上的不同声音。爱国需要理性，那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说轻点是弱者心态，因为个体渺小，所以需要群体来壮胆；说重点是愚昧无知，因为缺乏反思能力，所以容易一触即跳。如果纵容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无异于饮鸠止渴。

    中国举办奥运会，不是为了炫耀国力，更不是为了负气斗狠，而是要将其他国家的长处学过来，以便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只有虚怀若谷、不断反思的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