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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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在自述之中谈到，从凤凰到北京时感受到了“五四”的余波，虽日子苦闷，生活难以维持，但他依然内心“欢喜”。沈是少有的、喜欢用“欢喜”、“妩媚”与“人多如蛆”的现代作家，私下以为理解透了它们，便可以知道他自己说的“阴暗面”。沈的自述是“五四”精神光照下的一帧剪影。

    今年关于“五四”的纪念活动不如从前，我们都有“淡忘”的嫌疑。是的，间或再喊“中国文艺复兴”；我们这些年，多少对得起“赛先生”，对“德先生”却问心有愧者有之；间或“打倒孔家店”太过激，给孩子洗澡时连水一起倒掉了，致使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产生“断裂”者有之，世象纷纭、议论丛生，我们确实在不断地反思。所谓“新启蒙”，实际上是在还原历史的本真，全面评估“五四”精神的实质，将真正符合历史潮流的精神继往开来并发扬光大。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界还是走了不少弯路，到如今有些东西还是一笔糊涂账。

    “五四”除了显性的“白话文”、“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更大的部分应该是“人的觉醒”，学界后来讲“救亡压倒启蒙”，多少有点避重就轻，出于想省事的念头。直到顾准的“发现”，“南王（王元化）北李（李慎之）”，这当中还应该包括李锐这位老将，人们才缓过神来，用王元化的话说“向着更人性的目标走去”。“五四”精神内核就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人性、人道、人文、人权是“德先生”的身躯，它们血脉相通，呼吸一体，缺一不可，这才是“新启蒙”最大的贡献。

    对于“五四”白话文，钱基博深以为恨，他说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对国语最大的“伤害”，并点名批评章士钊欧化的文言文，鲁迅、徐志摩欧化的白话文。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必须学会尊重并思考其观点。

    我们有些地方确实“开坏了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方面做得不好，方向不对，这与“救亡”如何并没太深的关系，现在后遗症却很重。还有“人的觉醒”之后，借人性、人道、人文、人权之阐释和发挥成为自私的工具或政治的手段，多少有点不伦不类，这些应是“新启蒙”之后我们检讨的起点，不能再找理由或借口来敷衍，我们不要愧对了上一代，又将去愧对下一代。

    今年的五月四日早过去了。实在话，现在来谈近九十年的“五四”精神，强调“新启蒙”之后我们该再做些什么，真有点不合时宜；何况在物质“决定”精神、物欲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更是件“奢侈”的事。问题是总得有人来做些不识时务的事，说些该说的话，我们总该让这个世界如沈从文所说“欢喜漂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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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会给世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那气势磅礴的开幕式、功能先进的运动场以及中国军团的骄人成绩，都展示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誉之为“无与伦比”，堪称满意度的极限表达。

    奥运会是人类挑战自我、放飞梦想的大舞台。在鸟巢和水立方，博尔特、菲尔普斯、伊辛巴耶娃等体育巨星光芒四射，不断续写神话般的传奇。特别是博尔特，这位来自牙买加的奇人轻松打破男子一百米纪录，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北京奥运会对世界纪录的大面积刷新，说明人类的体能仍有潜力可挖。

    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这是她的长处和优势。但与许多动物相比，人类的奔跑、跳跃、搏击等能力都不算出色。力不从心也就成了人类及其个体永恒的苦恼。尽管人类用科技创造出火箭、飞机等许多奇迹，但任何替代品都掩饰不住人类对自身体力体能上的不满。体能上由来已久的自卑感和缺乏感，或许是人类竞技体育长盛不衰的根源之一。

    竞技体育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几乎每届奥运会都会产生一批“黑马”，都会上演悲欣交集的人间活剧。程菲的失利让朝鲜的体操运动员洪恩贞脱颖而出；而美国射击运动员埃蒙斯两次将唾手可得的金牌拱手让出，更令人难以置信。这正应了今年最有韵味的一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竞技体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不仅彰显出决战时刻的惊心动魄，而且使世人的预测能力大打折扣。百密一疏的反复出现，让人类懂得谦卑和敬畏。

    竞技体育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公平性。运动员和裁判员要严格分开，不允许一身二任。比赛按照公开的规则行事，反对任何形式的潜规则。人们之所以尊重奥运奖牌的获得者，是因为他们靠实力而不是靠特权和投机赢得比赛。有些人获奖不乏运气的成分，但人们心里明白，运气只会垂青那些实力靠前的运动员。

    北京奥运会给中国留下了多方面的遗产，但精神遗产最为可贵。志愿者的博大胸怀、无处不在的环保意识以及公开公平的体育精神，都将会对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虽然颇为复杂，但许多思维方式则是共通的。中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要彻底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状况，还市场以公正，进一步彰显社会正义。

    奥运兴奋点即将过去，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人将更为关心自己的日常幸福。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面对诸多的社会矛盾，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人们切盼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期待经历奥运精神洗礼的中国更开放，更宽容，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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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张友鸾《胡子的灾难历程》，其中关于戒烟两处很有噱头。一处是郁达夫说的“要我戒烟，四脚朝天”，意思是要戒烟，除非死；一处是丰子恺、张乐平两位戒烟。丰子恺说把烟抽一半，停顿一段，等瘾头上来，拿余下的半支烟掐掉烧焦的部分再抽，可以减少烟量，然后慢慢地断下来。张乐平说可以用糖果来替代吸烟。而张友鸾则说他没戒烟照常长寿，戒烟与否，依自己的性子来，真要戒就下决心戒，就别那么多的“法子”，嚷着拿糖果戒烟的，结果那袋糖果还没吃完，又吸起烟来了。

    我则是“无法”而抽烟，以前说过哪天国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有了“禁烟法”，就可以依法行事。如今，“禁烟法”还没制订，我却戒了四个多月了，真有点违背“初衷”。期待“无法”到“有法”，即使还在抽，甚至抽烟违法被罚都心甘情愿，可叹“禁烟法”的出台还会遥遥无期。

    抽烟与戒烟各有利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戒烟是利，抽烟是弊。以前放肆地抽，是为了瘾头；今日下决心戒，是为了“利大于弊”。许是抽烟时间太长，猛然断掉之后，副作用太大，至今智力与耐力还没恢复到常态。戒烟原为护生而已。

    如此看来，利弊之别，很关宏旨，人们趋利避害，是为天性。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发现当中有一句话很好，那就是“从来利不兴，则无益于众；弊不除，则有害于民”，真是利弊泾渭分明，不亚戒烟与抽烟。历来太平盛世，大多轻徭薄赋，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利兴则安身立命，“仓廪实而知礼节”；反之，弊端千联百结，若荆棘丛生，而立法跟不上，执行又不力，监督还形同摆设，纵有弊端为害民众，也是奈何不得。兴利除弊，实是要著，秉天性而道行于天下。戒烟，对个人而言有利于健康；而兴利除弊，实在是关乎国计民生，是大大的护生。

    后奥运时代到来不久，“三鹿”奶粉事件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谁都清楚奶粉质量好坏关系重大，有毒奶粉对人们极其不利，本来护生的营养品，变为伤生、害生的“工具”；趋商业之利而不顾民众性命；《食品法》形同虚设，有法不依；弊案发生了那么久，却没有得到遏制；整个食品监督系统失去效能，任厂家胆大妄为，肆意侵害等等，良知如何，在利弊面前已显得苍白；系统性的缺陷，在制度面前原形毕露。面对着有毒牛奶、残留农药的蔬菜、吃避孕药与土霉素的鳝鱼和基围虾，还有靠激素一夜催开的豆芽菜，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朋友说，你戒烟我支持，对身体有好处，问题是如果我们整天要面对有毒的食品，难道也戒了它们？我们戒得了吗？！该静下来想想，还要拿出点办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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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开放的中国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在此情况下，国内许多媒体都在热议这场风暴对美、中两国的影响。

    一种带倾向性的观点是，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衰退，甚至金融帝国的地位也会动摇，而中国虽然也蒙受了损失，但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在未来仍将保持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增长。通过媒体的强力宣传，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中国赶超美国的机会业已来到，而且千载难逢。

    美国长期以来财大气粗，此次遭受重创确与得意忘形有关。但是媒体很少提到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抗风险能力也是超强的。美国的GDP约为中国的四倍，人均则更多。它巨量的财富规模、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都决定其经济复苏的时期不会太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固然尚好，但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却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信心指数，哪怕这种增速带有透支的性质，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回调的空间。人们只要看看中央台最近播放的《水问》，就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怎样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在全球经济的冬天已经来临的时候，抗寒能力较弱的国家大可不必在抗寒能力较强的国家面前沾沾自喜。

    在此次金融风暴中，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损失严重。在产业转型和新兴市场的开拓尚需时日的情况下，中国近期的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赖投资和内需。投资涉及政府行为，当然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如果权力监督不力，低水平、低效率的投资现象便不会是个例。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民间的财富和购买力并没有一些媒体所渲染的那么大。低迷的股市使中产阶级的人数锐减，处于跌势中的房价在普通民众眼中仍显高昂。要提振中国的内需市场，关键是改变社会财富分配向政府和强势群体倾斜的局面，做到真正的藏富于民。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高度缠绕，已构成当代中国的突出特点。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展开，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还权于民”的口号。人们意识到，在社会利益格局已相对固化的局面下，思想解放既困难重重又不可回避。历史似乎再次走到了一个充满变数的关节点。中国人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将不仅继续关心GDP的增速，而且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格外敏感，与之伴随的则是对权钱交易和分配不公的日益怨愤。在历史的律动已迫在眉睫时，提出“还权于民”显然是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态度。否则，一些带有破坏性的极端主义思潮便有可能乘时而起，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的。

    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美好未来，取决于官方与民间在改革中的良性互动。过去有种说法，认为后人一定比前人聪明，有些难题不妨留给将来的人们去解决。假如这种说法完全成立，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历史上的曲折和反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又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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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大事件相伴相生的，总是些小故事，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具体的感受都不一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所包含的内容饱满丰富，到我辈草民身上除了感谢好时代好政策之外，对于日常的感知要远比那些厚重的东西来得直接得多。而对于即将过去的一年，无疑是两样情怀，悲喜叠加，难以自抑，倍感不易。

    在天灾人祸大事件面前，作为独立的个体甚或群体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这就是人类的有限性，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而人类在物质、情欲方面的贪婪和自私时刻会搅乱正常的秩序，表面上想突破有限性，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只会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我们都明白这种“征服”和“报复”的辨证关系，自然界罢、社会也罢，都会累积反作用力，到一定的时候总会爆发，进行惩罚性的破坏，地震与股灾亦可如是观。

    因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并将继续肆虐全球，未来很长的时间都无法恢复平静，有人形象地称之为“金融海啸”，可见其严重程度。追根溯源，我们不但要检讨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当性，而且要逼视人类智慧的局限，并非任何事情都可以为所欲为。亚洲金融风暴余痕还在，今又海啸卷来，才十年时间，爆发的频率相对上个世纪的类似危机密度在增大，这对于新世纪是最大的警讯。

    次贷问题，总使我想起这些年灭而不熄的传销，它们就是“制假”、“造恶”，然后谋取不正当或不合法的利益。这些笼罩着金子般光泽的东西，把欺骗性包裹得严严实实，再充分利用人性的贪欲，制造一个概念，无限放大和拉长，不断网络被蒙在鼓里的人们。待到进入后，就成为“共谋”，把那些美丽的泡泡吹得天大。越到后来，这个受害群体越大，一直要到这个骗局被揭开，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悔之已晚。毒奶事件，在“制假”、“造恶”层面上，其实意图是一样的，酿成的恶果无法计算。如果把这些仅仅归结于人性的恶、制度性的缺陷和文化结构“病灶”，那是取巧，我以为还是如卢梭说的人类“私意”行为在作祟，不然就很难解释“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现象为何一再发生。

    各安天命。自然、人、社会和谐共生，都承担各自的义务与责任，并试图在各种关系中正当存在，诚所谓恪守本分，平安无事。在这其中，只有人类有反省能力，因此，人们能否正常的生活是世界和谐的关键。如果人们不守本分，“制假”、“造恶”，只会使三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最终受伤害者还是以为不得了的自己。

    正常的生活就是在正当、合法的轨道上生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得正视人类的有限性，珍惜眼前，仁义兼备，推己及人，自尊爱人。

    一代人有几个三十年啊？我们总该为后来者点盏灯，照亮着他们的黑夜，也使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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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前夕，毛佩琦先生在“百家讲坛”评说大明第一谋臣刘伯温，声情并茂，如笋剥壳，把人们对刘伯温的记忆再度激活，并引发各种各样的感慨。

    在明代初年，刘伯温与宋濂、高启齐名，都是文章高手。《古文观止》收录了刘伯温的两篇文章，其一《卖柑者言》历久弥新，对人们认识伪劣产品泛滥的根源颇有启迪；另一篇《司马季主论卜》则真实反映了刘伯温的历史观。此公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徘徊于出山和归隐之间，对人世的荣枯盛衰之理体悟深切，知晓承平日久必有磨难，霜雪过后又见阳春，因此“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这话看似平常，但非饱经沧桑者不能道出。

    刘伯温精通象纬术数之学，其神机妙算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以致获得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誉。其实他政治思维的核心无非是儒家的德治观，讲求“天道何亲，惟德之亲”。明朝开国后，他反复劝导朱元璋修德省刑，永祈天命，生怕自己所选择的明君步入歧途，毁了自己的补天之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道何亲，惟德之亲”的观念是很有市场的，许多老百姓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对此表示怀疑的也代不乏人，比如司马迁就说过，公正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操行不轨者却往往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皇权统治者表面上标榜德治，遇到不利也下“罪己诏”，但实质上则以严法绳下。汉元帝做太子时仁柔好儒，结果被他的老子汉宣帝痛斥一顿，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朱元璋更不相信这一说，其残忍刻毒在历代帝王中位居前列。

    刘伯温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却落得个晚景凄凉，郁郁而终，令人不胜唏嘘。究其原因，在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以官爵收买臣子的智力。但此种买卖关系并非一定是等值的，出卖智力最起劲的人，常常因被君主所猜忌而收获不丰，甚至危机四伏。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其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加起来共有九条；唐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比贾谊的多了一条。而刘伯温初见朱元璋，便呈上《时务十八策》，这智力未免卖得太狠了些。凭刘伯温之聪明，他并非不知“鸟尽弓藏”之理，无奈一时君臣相得，亲如一家，自己也把持不住，以致披肝沥胆，不惜其言。

    “愁来重回首”时的刘伯温，多半会想起汉朝的张良。张良功成身退，跟随赤松子学所谓神仙之术，等荣利于外物，才避免了与韩信等人同样的命运。因有前车之鉴，刘伯温也屡屡向朱元璋“乞骸骨”，归隐时口不言功，好不容易才得以老死于家。

    张良、刘伯温辈好为“帝师”，始则壮怀激烈，终则饮恨吞声，于此足见皇权体制之荒谬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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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人近代的崛起与陶澍大有关系，其家乡安化则是全国闻名的茶乡，他在自传中写下了采茶、制茶、贩茶的场景。后来的中兴名臣左宗棠、胡林翼都有品茗的文字记载，左还将安化的茶移植到家乡去栽；曾国藩的家处湘中一带，他只有喝“烟薰茶”的份，许是这种真正的粗茶，使他在后来的日记、书信中只写每日“围棋”或“读经”，而鲜有饮茶的记录。推而广之，时为陶澍幕僚的林则徐、魏源等应是喝到过安化茶的。于是，很少有一地方的茶与近代史关系如此紧密，如此阔气，安化茶可当之。

    钱基博先生在百年湖南学风中注意到地理因素对近代湘人的影响，这种地域现象所指向的湖湘文化的品质和湘人性格，颇有说服力。其实，湘人性格除了刚、锐、任、勇的骡子脾性之外，应有似安化野生茶为代表的独特、本色、高香的“野生”气质，特立而不失其众，高处而不忘其本。提到乡下“野生”教育的蒋廷黻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自由、散漫的私塾相沿已久，自我生长，少有拘束，这种教育很成功。他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的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因为“在人文学和社会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它国家不一样”。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教育从“野生”到正规之后，是否还在以前的困境中打圈呢？蒋先生也曾喝过“烟薰茶”，此等言语虽如这茶一样粗砺，然耐人寻味。

    1942年丁玲在延安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这位喝湘西茶长大的女作家有其“野生”气质的一面，终其一生，在种种劫难和屈辱之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风格，这非当时“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沈从文先生能“般配”。她说：“在这样的世界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在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这是我读到关于“灵魂”与“崇高享受”最好的诠释。在丁玲的回忆录中，她写道，看着自己心仪的人“仿佛心飘荡在空中，浮着开怀……”这种发乎内心的情感最真。

    同是湘人的剧作家田汉在一篇创作中说到，文艺创作要有“野生”气。这一路数与画家齐白石的“蔬笋气”异曲同工。至于现代学者、作家陈衡哲在早年自传中写到自己时有火爆脾气、霸蛮争斗并归之于“湖南性格”；袁昌英更是“清风是美酒，白光是酒杯，尽量多饮几杯”，我想，“多饮几杯”指“美酒”，也该指向野生茶，抑或“野生”气质的人生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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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因函套呈红色，被世人称为“大红袍”。全国“红袍加身”的画家共七十多位，其中湖南籍的有齐白石（1864—1957）、黄永玉（1924年生）和杨福音（1942年生）。

    齐、黄、杨三位画家都没有读过美术院校，而是循“野路子”杀入画坛，七搞八搞弄成了正果。白石先生不用说了，永玉先生从十二岁起独闯江湖，在成名之前干过诸多小营生，如瓷厂小童工、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等。福音先生早年曾被一所大学政教系录取，但出身艺术世家的他对此无兴趣，干脆边谋生边画画，做了一个艺术上的独行侠。自由是艺术之生命，难怪他们的作品有天趣，有真性情和王者气。

    黄永玉、黄永厚兄弟对《书屋》杂志关爱有加。2007年，永玉先生在《书屋》发表《晨钟暮鼓八十年》，一面追忆旧雨往事，一面抒发艺术感悟，看似随意剪裁，实则满纸生辉。牛年前夕，《书屋》编辑部恭请黄永厚先生画“春牛图”以添喜气。他完成后兴冲冲地拿给黄永玉先生过目。不料乃兄一看就恼了，说画得这么难看，如何拿得出手。时间紧迫，永玉先生亲自画了一头尾巴高翘的春牛。这一下倒是激起永厚先生的创作激情。他的配文妙趣横生，永玉先生没说半个不字。

    杨福音先生与《书屋》的缘份就更深了，因为《书屋》的刊名就是他题写的。十多年来，封面上那近乎完美的“书屋”二字已经走进千万家。其许多书法作品于稚拙中见老辣，体现出一种“讲究的随便”。至于绘画，他的独特贡献是运用反线描法，突出线条的独立审美价值，使传统的文人画别开生面。杨先生又是“书虫”加“书橱”，文艺古籍过眼无数。有次我陪他聊天，提到袁中郎的《徐文长传》，他顿时来了兴致，用长沙话高声背诵了其中精彩的几段。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散文，很是喜欢——“初冬湘水，岸泊枯柳，孤舟断缆，舟上不必有渔人”。这是湘楚大地独有的苍凉。

    福音先生自称“长得不漂亮，脸面也黑。头发要白不白”，“不晓得何解这样土”。2000年，他穿双布鞋夹了卷画，从广州去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办个人画展。接待方以为他是打前站的，他回答说：“我是前站后站一起打。”这次画展轰动京城，人们发现，这位乍看像个远郊人的小老头，在艺术上却有很深的造诣。

    福音先生最为推崇八大山人。他认为，八大的王者之气表现为一种超凡的静穆，“设若亦有涌动，那是大洋之暖流，并不扬波”。在仰慕前贤的同时，杨先生创作极为勤奋，最多的一年达到近千张。他以前抽烟很厉害，但现在毅然戒掉了，可见其胸中确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打定主意要再画二十年。

    在社会上，常见的现象是贫穷者慑于饥寒，富贵者流于逸乐。而定居广州的福音先生却一双布鞋穿三年，两件汗衫对付大半年。他说，人只要有饭吃，能吃饭，生活质量其实并无本质差别。有了饭吃，精神追求愈多愈好，不妨奢侈逾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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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王宠惠法学文集》，想为自己的法律知识“充电”，更重要的想从历史一个截面去了解中国法学的发展概貌。“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东吴大学精神，确实培育了一代杰出人士，校训、学风和人格高度统一，令人欣慕。东吴法学院院长盛振为所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专为个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当为国家和社会培植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之法律人才。”是为总结。后来，王宠惠先生立身、治学、修法、行政等方面为现代“士大夫”塑造了形象。

    “虽然，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之有广厦，必先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而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先生在《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写道，安邦定国，首在宪法。一国公民必须遵宪守宪，才能体现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国无论哪一种组织都必须在宪法之下开展活动，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违宪。因此，对国民而言，违法必究，犯法必惩，这是常识；不论何种组织，同样应接受法律的“检验”，乃至宪法的约束。不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不施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任何组织的违法、违宪都要“同罪”，不能甲组织的应追究，乙组织的便可以权越法。我想，这样的“平等”庶几能接近这些最早立法者的初衷、法律的真精神。

    “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作为人才的评价标准，即使现在，都堪为允洽。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只是现代的评价标准都趋向量化，反而轻视了人品和道德的分量。知与学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来衡量，个人的品质和道德却无法定量，只能定性，而且必须在“行”的过程中去鉴定，所谓“立人”人立。更进一层，就是要懂法守法，使自己的“行”能在被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有法天下”如此，那么“有情天下”呢？“四十多年前我们初相见时，大错已经铸成，‘恨不相逢未嫁时’，古今中外，有多少宿命论者在这样的爱情悲剧下饮恨终身。然而临到你头上，你便像追求真理般锲而不舍，你和我用不尽的血泪，无穷的痛苦，罔顾一切，甘冒不韪，来使愿望达成，这证实了真诚的人性，尊贵的爱情是具有无比力量的。”这是蒋碧微回忆录《我与道藩》中蒋写给张道藩的一段话。固然可以说蒋、张是段“孽缘”，四十多年的风雨中能相吸相引，共渡时艰，虽困于条件，各个难堪，但能无悔，这便是“立人”之后的真爱。“立人”需要修养，爱情何尝不是？当代人们幸福感的匮乏，实由于真爱的缺失。悲观一点地说，“上帝死了”之后，失去信仰的人们本应抱团取暖，然物欲之下人情冰冷，谈情说爱已是奢侈了。

    “我将独自一人留在这幢屋子里……而把你的影子镌刻在心中，我会在那间小小的阳光室里，沐着落日余晖，看时光流转，花开花谢，然后，我会像一粒尘埃，冉冉飘浮，徐徐隐去”。有遗憾却能宁静相守，这正是那代人的爱。

    “尊贵的爱情”同样是“天地正气”，是幸福的“宪法”，可以这般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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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数“五四”，今年九十龄。这段岁月可不算短，期间吞没了无数的英雄块垒、美人情肠，真乃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但也有许多人虽死犹生，比如以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贤们。

    在“五四”一代文化人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人物当数胡适和鲁迅。古人云：“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将此观点作一引申，胡适和鲁迅，大略也可视为本怀与别调之关系。不少学者慨叹，鲁迅一生有大孤独横亘于胸，但在我看来，就心性和禀赋而言，胡适或许比鲁迅更孤独。我们可以从嵇康、徐渭、李贽等古人身上找到鲁迅的影子，但要从中国文化史上找一个胡适的前身或影子，则基本上无望。所以，理解鲁迅并不比理解胡适更为困难。

    鲁迅弃医从文，但终生不脱医家的眼光。他深知中国人的灵魂病得很重，但究竟如何疗救，四顾彷徨的他又苦无良策；胡适弃农从文，却又像农学家那样希望地里长出好庄稼。他带回了新的种子，并将毕生精力耗在克服水土不服这个难题上。这是两个为国家命运而心力交瘁、苦恼万分的中国人，并因为这种苦恼而高贵。

    正值“五四”九十周年，有关民主的话题自然受到人们的关切。前不久，俞可平先生在《半月谈》上发表文章，题为《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以发展民生去代替发展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是的，在当下中国，阻碍民生发展的诸多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纳税人负担沉重、公款消费数量惊人、权钱交易和寻租活动猖獗、经济领域垄断色彩依然浓厚等，都非发展民主不能解决。当然，发展民主的意义不只局限于发展民生，它还有助于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尊严和真实。人类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除了企盼生活在富裕中，还希望生活在自由中，生活在尊严中，生活在真实中。不可侵犯的权利使人安享自由，手中握有的选票让人活得有尊严感，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帮助人们获得真实的信息。

    俞先生的文章还谈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重申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不过，值得补充的是，我们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人民民主不畅的时候，党内民主就受到损害，甚至会走向专制和个人独裁。因此说人民民主是保障党内民主的根本条件，也未尝不可。再者，人民民主的真正推进，依赖于各种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发达，只有它们才能吸纳和整合分散的民意，形成各种带倾向性的意见并与政府形成互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西方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给许多国人以“风景这边独好”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学者公开宣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启蒙时代已经结束。但俞可平先生似乎不这样看，他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此种看法，足以给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当清凉剂使用。今年4月13日，中国颁布了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提出要开展广泛的人权教育，并切实保障媒体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和发表权”。人权的拓展和推进民主政治是同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民主无疑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