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燕也。燕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
【地点 纪年】
醉翁亭宝宋斋内。宋哲宗元祐六年为公元1091年。又，苏轼记述《醉翁亭记》初刻于仁宗庆历八年三月，即公元1048年。同年二月，欧阳修已改任扬州。
【人物】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传世。
智仙禅师，有戒行而通儒言。宋庆历中，欧阳文忠公守滁，尝命师建亭于酿泉之傍。公颜之曰“醉翁”，为作记焉。【万历滁州志 卷九 仙释】
智仙，又称智迁禅师，琅琊寺高僧。师从惠觉广照禅师，与继诠为师兄弟。【建中靖国续灯录
卷第七 南岳怀让禅师第十二世 滁州琅琊山广照禅师法嗣】
《建中靖国续灯录》留有广照与智迁应机说法一则，以琅琊为喻：
滁州琅琊山开化智迁禅师。问：“如何是琅琊境？”
师云：“松因有限萧疏老，花为无情取次开。”【建中靖国续灯录 卷第七对机门 南岳怀让禅师第十二世 滁州琅琊山惠觉广照禅师法嗣】
王诏，元祐六年，以朝散大夫知。请苏轼写《醉翁亭记》。【万历滁阳志 卷十 官师表 宋 郡守】
【景物】
醉翁楼，在城南七里。即古醉翁亭。宋庆历中，僧智仙建，郡守欧阳永叔记之。元丰七年重建，章衡为之记略曰：“亭傍有石泉，涌而流疾，甘如醍醐，莹如玻瓈，因名其泉曰‘玻瓈沼’”。嘉靖间，太仆卿赵釴创为楼，开窗倚眺，面面皆山。万历间，太仆卿沈思孝改名“解酲阁”，为之记，刻石。【万历滁阳志 卷九 古迹 亭榭】
醉翁亭，僧智仙建，欧阳修文忠公为之记。按旧志云：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摸拓。山僧云：寺库有毡，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康熙滁州志 卷十九 古迹 本州 亭榭】
【评介】
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朝中保守派忌恨欧公已久。这时出了一件事，成为欧公贬官滁州的引子：欧阳修的妹妹嫁张龟正，张龟正卒后，留下前妻生的四岁女儿，养在欧阳家。张氏成年后，欧阳修把她许配给族兄之子晟。不料，张氏与家奴通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欧阳修曾论其贪恣，杨怀恨在心。于是借机让张氏诬说也曾与欧阳修通奸，进而罗织证据。“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五十七 仁宗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正是这样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件，促成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欧阳修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赴任扬州，在滁前后也只有两年时间。时间虽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建设遗迹，不朽诗文，不可胜数。留下了与滁人的深厚感情。除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成为滁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欧阳修是继唐李幼卿之后开发琅琊山的又一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琅琊山的今天。
读《醉翁亭记》或许以为欧公是一副饮酒作乐，流连山水，不理政事的醉翁模样，实则不然：辟练兵场，训练民兵，维修城墙，保卫地方。实行“宽简”之政，深谙黄老之道，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这也正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士大夫出世与入世思想都在《醉翁亭记》优美词句中完美呈现，浑然一体。
醉翁亭宝宋斋内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有可能是明初重刻的。“（北宋）崇宁二年，有旨应天下碑碣牓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盖本于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所请。” 【能改斋漫录 卷十一 记诗 除东坡书撰碑额】《醉翁亭记》碑亦当在除毁之列。明洪武八年十一月，宋濂游山时，见“醉翁亭，亭久废。名人石刻颇夥，兵后焚炼为垩殆尽。”【万历滁阳志 卷十三 艺文 宋濂 琅琊游记】未提及该碑。杨士奇则称：“永乐庚子（十八年）冬，被召赴北京，过滁，登琅琊山，问醉翁亭，但见寒芜荒址，惟‘醉翁亭’、‘二贤堂’六字隐隐岩石间。……后六年，太仆寺卿天台赵君次进至。君素慕其贤，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寮及滁人复作醉翁亭，而刻公所为记，寘亭中，亭后作堂以祀二贤。”【万历滁阳志 卷十三 艺文 杨士奇 滁州重修醉翁亭记】但此碑并无重刻碑文时的题记、跋尾，仅凭上述二文，即称此碑绝非宋碑，亦似证据不足。存疑待考。
因《醉翁亭记》为千古名篇，文字版本多有出入，如“让泉”与“酿泉”、“水清而石出”与“水落而石出”等等。此处只是照录碑刻原文，版本的孰是孰非，不在讨论之列。但因流传版本甚多，做一个说明是必要的。
此外，因原碑残毁严重，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重刻碑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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