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燕也。燕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
【地点 纪年】
醉翁亭宝宋斋内。宋哲宗元祐六年为公元1091年。又,苏轼记述《醉翁亭记》初刻于仁宗庆历八年三月,即公元1048年。同年二月,欧阳修已改任扬州。
【人物】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传世。
智仙禅师,有戒行而通儒言。宋庆历中,欧阳文忠公守滁,尝命师建亭于酿泉之傍。公颜之曰“醉翁”,为作记焉。【万历滁州志 卷九 仙释】
智仙,又称智迁禅师,琅琊寺高僧。师从惠觉广照禅师,与继诠为师兄弟。【建中靖国续灯录
卷第七 南岳怀让禅师第十二世 滁州琅琊山广照禅师法嗣】
《建中靖国续灯录》留有广照与智迁应机说法一则,以琅琊为喻:
滁州琅琊山开化智迁禅师。问:“如何是琅琊境?”
师云:“松因有限萧疏老,花为无情取次开。”【建中靖国续灯录 卷第七对机门 南岳怀让禅师第十二世 滁州琅琊山惠觉广照禅师法嗣】
王诏,元祐六年,以朝散大夫知。请苏轼写《醉翁亭记》。【万历滁阳志 卷十 官师表 宋 郡守】
【景物】
醉翁楼,在城南七里。即古醉翁亭。宋庆历中,僧智仙建,郡守欧阳永叔记之。元丰七年重建,章衡为之记略曰:“亭傍有石泉,涌而流疾,甘如醍醐,莹如玻瓈,因名其泉曰‘玻瓈沼’”。嘉靖间,太仆卿赵釴创为楼,开窗倚眺,面面皆山。万历间,太仆卿沈思孝改名“解酲阁”,为之记,刻石。【万历滁阳志 卷九 古迹 亭榭】
醉翁亭,僧智仙建,欧阳修文忠公为之记。按旧志云: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摸拓。山僧云:寺库有毡,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康熙滁州志 卷十九 古迹 本州 亭榭】
【评介】
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朝中保守派忌恨欧公已久。这时出了一件事,成为欧公贬官滁州的引子:欧阳修的妹妹嫁张龟正,张龟正卒后,留下前妻生的四岁女儿,养在欧阳家。张氏成年后,欧阳修把她许配给族兄之子晟。不料,张氏与家奴通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欧阳修曾论其贪恣,杨怀恨在心。于是借机让张氏诬说也曾与欧阳修通奸,进而罗织证据。“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五十七 仁宗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正是这样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件,促成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欧阳修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赴任扬州,在滁前后也只有两年时间。时间虽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建设遗迹,不朽诗文,不可胜数。留下了与滁人的深厚感情。除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成为滁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欧阳修是继唐李幼卿之后开发琅琊山的又一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琅琊山的今天。
读《醉翁亭记》或许以为欧公是一副饮酒作乐,流连山水,不理政事的醉翁模样,实则不然:辟练兵场,训练民兵,维修城墙,保卫地方。实行“宽简”之政,深谙黄老之道,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这也正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士大夫出世与入世思想都在《醉翁亭记》优美词句中完美呈现,浑然一体。
醉翁亭宝宋斋内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有可能是明初重刻的。“(北宋)崇宁二年,有旨应天下碑碣牓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盖本于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所请。” 【能改斋漫录 卷十一 记诗 除东坡书撰碑额】《醉翁亭记》碑亦当在除毁之列。明洪武八年十一月,宋濂游山时,见“醉翁亭,亭久废。名人石刻颇夥,兵后焚炼为垩殆尽。”【万历滁阳志 卷十三 艺文 宋濂 琅琊游记】未提及该碑。杨士奇则称:“永乐庚子(十八年)冬,被召赴北京,过滁,登琅琊山,问醉翁亭,但见寒芜荒址,惟‘醉翁亭’、‘二贤堂’六字隐隐岩石间。……后六年,太仆寺卿天台赵君次进至。君素慕其贤,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寮及滁人复作醉翁亭,而刻公所为记,寘亭中,亭后作堂以祀二贤。”【万历滁阳志 卷十三 艺文 杨士奇 滁州重修醉翁亭记】但此碑并无重刻碑文时的题记、跋尾,仅凭上述二文,即称此碑绝非宋碑,亦似证据不足。存疑待考。
因《醉翁亭记》为千古名篇,文字版本多有出入,如“让泉”与“酿泉”、“水清而石出”与“水落而石出”等等。此处只是照录碑刻原文,版本的孰是孰非,不在讨论之列。但因流传版本甚多,做一个说明是必要的。
此外,因原碑残毁严重,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重刻碑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