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5:04

重翻瞿秋白先生的《饿乡纪程》，当首就有他写的诗《无涯》，愁绪低徊，疑问密布。“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彻悟，彻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他到底是个旧文人，却在政治的浪涛中翻滚，由不得自己，怎能“自解解人”啊。这首1920年写的诗，比起同时代的胡适的“蝴蝶体”不知要强多少，更不输当代的“朦胧诗”。“倒悬待解”又何止政治与文学的纠葛，又何止是物质与精神的挣扎？！

早在瞿秋白写这首诗之前，1914年3月杨昌济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席间座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范者，乃腐败恶浊如此，良为可叹。彼等习惯已成，未由挽救。惟与青年之天良尚未凿丧者讲明义理，使未入腐败社会以前，即知此等事之为俗恶，庶将出入社会之时不为所动。”此等状景，移之目前，仍然可矣。这么多年的文明进步终未化融这般“俗恶”，中上等社会犹然，而青年之天良仍未开凿出适当的智慧之源，人人身置其中，个个乐于趋众，不醒不智，哪来源头清洁？这事用得着“倒悬待解”的。

近来读民国元老颜惠庆的自传，他在后记中有一段话，还是抄录如下：“……在我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治乱循环，决不鲜见，一位贤能明君的出现，就会出现一朝太平盛世。真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我国国民非常守法，善于效仿榜样，愿意随时为家庭幸福和国家繁荣辛勤劳作和贡献智慧与力量。所以，仁慈和强有力的统治者，只需维持天下太平，就可以开创一个隆盛的黄金时代。千百万民众所求只是安居乐业，读书人有书读，农民有地耕，手艺人有活干，商人有买卖做。”“黄金时代”确是民心所向，伟大民族的复兴实是梦寐以求。“千百万民众”的要求也是生活的基本底线，然现实之中“安居乐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日常生活幸福的指数到底有多高，自由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怕是也要“倒悬待解”的。

萧一山在《清代史》里也写道：“复次民权主义而论，社会原有自治的规模，乡里的道德，被推主持其事，权力很大，所以人民对于官府，除了纳粮兴讼外，几乎全无关系。自清末抄袭日本的成法，颁布自治章程，由官代办，这真是剥削民权，摧毁几千年社会的基础！……前清的人民有冤抑，可以‘告御状’，民国的人民有冤抑，简直打不起官司。几项基本的自由，一点都没有保障，人民还敢要求行使四权么？……”前清如何，民国又如何，明眼人一看就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怪相”，乃至民国的人民不敢要求“四权”，那时人心思变，法律又谨严，出现这等情况该打谁的板子呢？同样要“倒悬待解”的。

“自解解人”需要清明的理性，更需要真正的民主与法治，还有精神健康、向上提升的社会道义。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5:35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若论对中国实际政治的影响之巨，则非法家莫属。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便是对封建政治文化之本质的揭示。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最切合春秋战国时代君主们的需求，因为那时的社会充满血腥的征伐，各国为了在虎狼丛中图生存，唯有采纳刑赏并用的法家学说，不惜一切手段富国强兵才有出路。法家的特点有二，一是功利主义，如为了使军队成为虎狼之师，它规定按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评定军功，而军功可带来爵位、封邑等一切物质利益；二是整体主义，它讲求步调一致，甚至不惜以鼓励告密和轻罪重罚等恐怖手段来消除乱源、维系稳定，因此漠视个人、草菅人命成为常态。法家学说在乱世最见效果，但等到天下安定后，统治者如果单纯用法家治国，却容易引火烧身。暴秦二世而亡，给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一个启示，即在施政过程中，诚实地违反道德或赤裸裸地作恶是危险的，必须用儒家、道家的面目将法家的内核掩盖起来，在被统治者的经验中投下道德的影像，给他们以幻想和期待，这样才便于巧取豪夺。“阳儒阴法”、“外道内法”就是这么形成的。

按照清末思想家谭嗣同的说法，“阳儒阴法”不啻为乡愿与大盗的结合，其必然结果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先秦诸儒中，谭嗣同特别痛恨荀子，因为正是荀子援法入儒，开创了儒法合流的先河。秦国的李斯就曾跟随荀子研习帝王之学。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强调的是“权利之恶”而非“权力之恶”。在荀子看来，圣人之治国，与其恃人之为吾善，不如用其不得为非。仁义固然要讲，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防范、惩治之术。有作为的君主绝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与“阳儒阴法”相比，“外道内法”更具迷惑性，因为道家标榜清净无为，而法家则表现为刻薄寡恩。两者之间不是有天渊之别么？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子合传，这在常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学案。后世文人中，关注并研究这一学案者不少，但剖析得最深刻的恐怕是王夫之。王夫之认为，道家和法家的共同点在于以疑虑箝制天下。老子多机诈，教导君主虚静无事，处暗见疵。但机诈既兴，其末流必极于残忍。再者，君主欲无为，欲自逸，必以重用酷吏督责天下，将一切委于有为之法才能做到。到了近代，撰写《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对此学案也有一些精彩的发挥，比如他说：“道家是法家的收敛状态，而法家则是道家的爆发状态。”如此论断让人称奇。《厚黑学》一书颇富批评精神，李宗吾先生的才情也远在一般鬼作家之上。

法家动辄言“法”，但法家思维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完全是两回事。在法家学说中，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君主本身是不会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口衔天宪，言出法随。他的言辞就是法律，具有君临一切的威力。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意味着无论何人都必须遵循大家共同约定的法律。尤其是公权力，更要有明确的法律边界。滥用公权力，便是对宪政的亵渎，对法律的践踏，公民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无知妄作。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6:01

读《任鸿隽文存》，知1935年任先生出长川大，满怀抱负，慷慨激昂：“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一、现代化，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二、固定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家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尽管后来事多与愿违，然大学应造就“国士”一言，可谓掷地有声。记得罗家伦抗战期间谈到中央大学的定位时，大意是抗日就是中国与日本对抗，人民对人民，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要与东京帝国大学对抗。这些话语，不仅使我们想起抗日岁月，难忘国耻，而且使我们在各类应试教育的迷失中重新认识育人、爱国的价值。

清末以来，尤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代学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旧学根深叶茂，西学熟稔，中西会通，识见灼人，那是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代人唯科学与民主是举，胸怀国家，把学术上升到了救亡图存、启发民智、导引潮流、笃定价值的高度，把一腔热血融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著名法学家吴经熊1921年在写给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一封信中说：“我将利用在巴黎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地多读多写，尽量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是为明证。

学识渊博，人格高尚，是那代人的真实写照。他们知书达礼，忍辱负重，特别在国难深重之中，始终保持民族气节，顾全大局，并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向世界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大学看齐；始终术有专功，承前启后，塑造学术风范，锻造学术人格，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兼具君子之风，浩浩荡荡，风雅共和。

读《刘文典全集·补编》，对通达二字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刘文典对《庄子》研究无疑是把日本汉学看成“标杆”之一，当中就有民族主义的情怀，这与近代学人的怀抱可谓一脉相承。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日方派周作人前往刘文典寓所，邀请其担任伪职，遭刘拒绝，并声明“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是为典型。西南联大期间，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的生活都相当艰难，刘文典也不例外。恰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刘与李既为同乡，又有瓜葛之亲，有时刘断炊，便书写纸条一张，只写“刷锅以待”四字，派人送交于李，李便送钱给他救急。刘文典有名士气，不拘小节，包括其自称“二云居士”（素喜云南的火腿，喜云南的鸦片，故有此谓），甚至在长安徽大学期间，直呼蒋介石之名而遭扣押，仍不失君子风度。

读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梁思成等人的随笔集，别有感触，这些自然科学家们都学植深厚，雄心大略，敢与世界先进抢位。再就是惊叹这些科学家的文笔，那些艰深而陌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笔下写来通俗易懂，文字雅驯，甚见科普之光。同时，他们的文史知识不亚当时的人文学者，融汇具体，贯彻无碍，洒脱飘逸，一代风流。

大学应有“大师”，才可“造成国士”。那代人风云已去，他们家国民族之怀抱、学术研究之厚重、学人应有之风骨，对社会风尚之导引，后来者应有回响。（邵水游）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6:29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在7月11日同一天离世，被视为今年中国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纷纷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眼看学界老成凋零，硕果无多，人们为之感伤，为之忧虑，都是可以理解的。

评价学者，首要的标准当然是学术成就。季羡林先生在语言学、印度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而任继愈先生则以哲学、宗教学见长。放眼当下的学界，说他们是学术泰斗或国学大师，都不为过。季羡林先生坚辞“国学大师”的头衔，未始不是感于眼下各种伪大师盛行，致使牛骥同槽，英雄气短。

当然，“大师”的称谓也是相对而言的。若与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众多前辈学者比较，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在精深特别是宽博方面恐怕无法与他们比肩。从古至今，人文领域的通才呈现一个逐步衰减的态势。比如在宋代，许多文人如苏轼、沈括、朱熹等既知天文地理，又懂医学养生，知识面仍相当广泛。而据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的考证，宋代以后，懂得天文之学的文人便很少见。出现这种态势，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类的智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掘进，特别是到了近代，知识的复杂和学科的分殊导致隔行如隔山。一个人在某一学科有所创获已属不易，遑论其他。

季羡林、任继愈先生除专业研究外，在公共话题方面也有所介入，如季羡林先生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是“文革”时期群体性愚昧的重要根源等。但这种介入也远未达到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大师那样的程度。就是上述两个观点，也大有商榷的余地。

季先生指出，西方那种“天人相分”的观念已走到尽头，因为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只有东方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才能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头脑不可能那样判然有别。且不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并无什么环保意识，即便有，也不能说为中国人所专有。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要向自然界讨生活，也很早都知道人类的不当行为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天人相分也好，天人合一也罢，两种观念在东方人或西方人的头脑中都是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侧重不同而已。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向大自然的索取方面比西方人来得克制和温情。事实上，一旦中国人意识到工业化的威力，其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欲望比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倒是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其环境保护从理念到实践都走在世界的前面。至于任先生的观点，也会让人产生疑惑：儒教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为何到了现代才导致那样的群体性愚昧？再者，为什么在非儒教文化圈中，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呢？

两位大师走了，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但活着的人们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文化界重要的使命之一当是总结和传播基本的文明常识。在人文领域，基本的文明常识比高深的学问更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生活，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比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人更有历史影响的原因。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6:54

《陈宝箴集》中录有一通陈之擢任湘抚时致李鸿藻的函件，其中说“民生利害，惟天时、吏治二者，最为切身，荒政而外，饬吏为要。宝箴行能窳薄，无能为役，惟有明是非，公好恶，树之准的，期渐知所趋向，恩怨毁誉，非所敢计也”。旧时封疆大吏，着眼“民生利害”，纲纪谨严，律己酷刻，志在一方，为政为官者当如是。

近读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温是同盟会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还一度成为“新疆都督”，1934年故去，留下的遗嘱有言：“世霖学识浅陋，资质愚拙，清季以主张救国而被放，民国因奔走党政而落伍，半生漂泊，无补时艰……呜呼，外患分段，内忧未艾。茫茫前路，在我国上下人士好自为之而已。”其至死都未忘“国是”，一介士人始终以国家安危和民族振兴为重，可入史册。

读《岫庐八十自述》，知王云生先生不但手创商务印书馆卓有成效，而且在从政之路上能把持得住，公私界限分明，众所瞩目。抗战胜利之后，他“除商务责任决计摆脱外，今后面对两条道路，一则从事政治，一则从事学术。为个人计，二十余年之紧张工作，未尝一日宁处，今后如能从事学术研究，对一己固获休闲，对社会或亦不无贡献。为国家计，则自‘九一八’以来，我深感覆巢之下无完卵，国事混乱与国势沦落，将使文化工商以至个人研究皆受其重大影响。假使我能有裨于国家，与我过去有裨于商务者，则我又何惮一己的安乐，而不为国家与国民牺牲乎？”那代人心中“国家与国民”至上，大义于焉。

近代大家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申明国家、集体的权利和个人权利，“群”、“己”的权利既有重叠的部分，又自有分野。换句话说，国家、集体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个人的权利次之；保护好个人的权利，才能维持好国家、集体的权利，所谓“主权在民”。“民法”实施以来，除个人财产私有权之外，其他似乎无明示，如何把宪法规定的“己”之权利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中，不仅可以还政于民，而且可以还权于民，真正体现政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只要法律上明确规定“群”、“己”权限，公私才能明白。属于“群”的就归“群”所有，属于“己”的就归“己”所有。黄宗羲有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政者当以民生利害为要务，当公而忘私，或大公而小私，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侵占公款公物，不贪污腐化，廉洁而奉公；公民在“己”权利得到保护之后，应勤奋努力，以“群”之权利为鹄的，爱“己” 爱“群”。

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时代，国力蒸蒸日上，民生康健，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恰逢伟大的祖国六十年华诞，欣喜万分，天佑中华，国富民安，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9:20

“德育为先，育人为本”，这是我女儿所在的雅礼中学的办学宗旨之一。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引导，尤其到了高中阶段，孩子恰好处于青春期和叛逆期，又是中学学习的关键时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规范，对于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和性格的塑造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雅礼一直把“德育”摆在优先的位置，强调素质教育，学生综合能力明显增强，多年来口碑极好。

前不久，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与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对话时谈到：“读经的孩子不会坏。”马说：他自己青少年阶段，被大人和老师要求背诵中国典籍，开始懵懵懂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发现背下来的东西很有道理，为自己一生的指南。见面的当场，马还背诵了《桃花源记》的片断，并对大陆近年开办几百所孔子学院表示赞同。我到过台湾，那里确有古风古义在，人们的言谈，每每能引经据典，来证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同时，在一言一行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谦和、良善和文雅，可映射出台湾的教育的特质。

两岸一家亲，都是炎黄子孙，都在共同的典籍之下成长起来的，血脉相连，同文同根。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资源，教育取向和维度应该一致，对人的培养上有共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教育的改革蛮可以借鉴港、台、澳地区的成功的模式，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教育方法和评估策略，更不能脱离传统文化资源和办学育人的根本。“万变不离其宗”，这句话任何时候都用得着。

应试教育有其弊端，但在中学阶段无法避免。问题是应试的内容除了应该掌握的知识之外，还应把优秀的文化资源包容进去，也就是说从“育人为本”的这个目的反推过去，把“德育”的内容真正体现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之中，特别是语文。我是学中文的，自然对语文科目多有关心，在高一阶段学生课外必读的书目当中，中国的典籍极少，而国外名著太多。“过犹不及”，这样只会使学生离传统的文化越来越远，单就书本中必修的古典“文献”，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中学阶段是应试教育，大家都在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那么从书本到考试能否对传统文化典籍有所侧重？

“国学”的复兴谈了这么多年了，“读经”的呼声时断时续，尽管大家对于“国学”的内涵争议太多，莫衷一是，但古代最基本的典籍是大家认同的，那么，我们就从共识部分出发，从“育人为本”的这个目的来衡量，丰富“德育”内容，真正使“读经”能纳入基础教育之中，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不能只关注文化的输出，更要注重本土的文化传承，这才是影响深远的大事。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8:59:47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却没有产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称的全球影响力。这种反差激起了许多中国人强烈的文化雄心，于是便提出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掌握舆论主导权。

 所谓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它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对人性和自然奥秘的开掘、对爱与理想的抒写为魅力指数，是一个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容的文化体系。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既取决于其精神产品质量的高低，同时也依赖于传播的力度和方式。但前者是第一位的。

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便一个国家的硬实力遭受重创，但只要文化软实力未伤元气，则复兴和强大便可预期。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丘吉尔的话，代表了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西方有句谚语，即上帝之事归上帝管，恺撒之事归恺撒管，亚里士多德之事归亚里士多德管。这表明信仰、权力和知识不能混同，同时也显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人意识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明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始终是知识界、文化界，而不是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奖励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现在有一种趋向，即许多官员习惯于用发展经济的方法来推动文化建设，如特别强调规模和协作，推广严格的科层制和考核制等等。这些做法恐怕都值得反思。一句话，提升文化软实力切忌来硬的。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两者又不完全是亦步亦趋的关系。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如果人们沉湎于物欲的满足、世俗的享乐，其文化兴趣和创造力反而会下降，甚至沦为一种动物化的生存。在历史上，不少民不聊生的乱世，其文化却粲然可观。由此说明文化进步与经济繁荣并非时时正相关。进一步说，文化进步对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依赖程度丝毫不亚于经济的发展。

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即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提炼。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西方文化软实力之核心的自由主义哲学便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从洛克、孟德斯鸠到现代的哈耶克、罗尔斯，期间大师辈出，名作不断，发展中虽有争论和流变，但其核心价值观并未断裂。这点令人深思。

 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一百多年中，文化思潮的激荡和社会结构的翻转令人眼光缭乱，如今的文化生态也相当复杂。其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借助孔子学院等途径向全世界传播。传统文化虽然积淀于农业文明时代，但却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和精致的艺术，特别是中国先人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浪漫主义的山水田园之思以及各种精美绝伦的文物衣冠，都会与后工业时代的人类心理产生共鸣。至于中国的当代文化要想深刻地影响世界，首先得破解学界热议的“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0:13

记得，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传入大陆时，曾被批评为“靡靡之音”，为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所不容。然那些歌的词、曲确是一豆光亮，渗透并映照了人们干枯的心灵。人们在乐于聆听，有所感叹之余，直面世界的无常和内心的悸动，这可谓一个新的时代先声，替思想解放奏调。

言为心声，曲调何尝不是？后来者很难想象流行歌曲竟为一个新时代开启了大门，迎面而来的温馨之风，滋润着人们的面容，那样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初期的严控到开禁，再到大街小巷的流行，尤其一票青年、其中一人扛着超大的收录机，穿着喇叭裤，戴着哈蟆镜，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呼啸而过，行人都行注目礼，时髦到了极点。从奇装异服的贬义到后来的个性化服装的褒扬，我们跨越了多少世俗的障碍和心灵的距离，乃至意识形态的左右。

待到张行的《一条路》、《迟到》兴盛，掀起了一浪高潮，大陆的流行歌曲已不输港、台的流行音乐了。其间，我们还经历了被迫剪牛仔裤、剪长发的过程，当年把穿牛仔裤、留长发视为不良，那时意识形态的趋紧可见一斑。人道主义的争论呈现一边倒，正统的观念与时尚的流行元素有了一次真正的、近距离的较劲，那些起起伏伏反倒为后来的火爆“积薪”，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到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上了春晚，似乎才为流行歌曲“正名”。有趣的是，那年大兴安岭的火灾，竟有人把它与《冬天里的一把火》联结起来，由此可见，流行歌曲的“杀伤力”。另一面，李谷一的《乡恋》等歌从禁锢中脱身而出，民歌融入了流行元素，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一花迎来百花开。从禁到开、从偷听到街上的招摇，从琅琅上口到哼哼哈噫、从单调到繁复、从一统天下到各着各的调，现在想来都让人情不自禁、倍感庆幸，人们慢慢地学会了宽容与尊重，这是时代之福。及至超男、快女的平民化“运动”，其影响之巨、风涌之广、持续之久真是神奇，这是流行音乐娱乐化的盛宴，是草根民众的狂欢。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台湾“纵贯线”的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把《童年》、《让世界充满爱》等经典老歌重新演绎，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记忆，仿佛时间就在这些歌声中悄悄流过，确有“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之叹。他们都能作词作曲，吉他弹得出神入化，歌唱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奇异组合出乎意料，确在情理之中。

以前作文时，写过一句流行语“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真如此，我们就该保留着飞翔的姿式和快感，予新春“贺岁”。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0:41

虎年春节，我回湘北澧县与家人团聚。虽然只呆了几天，但却耳闻目睹了乡亲们生活的诸多变化。回来正赶上编辑《书屋》第三期，便乐意将乡间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乡村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回家途中，我想好了几副不太工整的对联，如“青山坐鹤一担老宅亲，春灯引燕几树新梅开”，“农夫多闲缘官少，家藏有余因税无”等等，准备到家后自己动笔写下来。不料将想法与父亲一讲，父亲说乡下已不作兴写春联了，都是买现成的。回想过去年关将近，手头拮据的乡亲们总要买上几张红纸，请我当过小学老师的父亲撰写春联。父亲有求必应，有时忙活到深夜。如今时移势易，我也就入乡随俗、懒得动笔了。然而，看到各家各户所贴的千篇一律的春联，一丝无奈仍掠过心头，只叹这无语的光阴会改变一切。

弟弟在福州的一家公司跑货运，早我一天到家。他特意买了福建安溪茶送给我，让我很是高兴。聊天中，我发现他在走南闯北中长了不少见识，已经不是昔日那个连高中都混不下去的老弟了。我问他平常也读点书不？他笑着说：“哪有工夫读书啊，赚钱还来不及呢。不过，我车上倒是放了一套《三国演义》，是碰上堵车时翻翻的。”弟弟纯朴而又实在，他用多年辛苦攒下的积蓄在县城买了房子，目的是让儿子有个好的学习条件，将来能考上大学。

澧县作为湖南的试点县之一，率先对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实行了养老保险。家乡的父辈们最津津乐道的便是这件事。虽然每人每个月只有五十五元钱，仅够买三十多斤大米，但看得出，父母和乡亲们很知足，很感恩。他们不大在意这一福利是否带有某种补偿的性质，对未来标准的提高也不抱奢望。由于邻近的县市尚未实行这一政策，这使他们格外感到幸运和满足。

农村的消费水平已今非昔比。一家老小过个年，至少也得花个两三千。但我感觉，乡亲们还远未达到“不差钱”的程度。在我的老家，最多见的便是桔子树。这些低矮的桔树无助于改善乡村的景观，却可以每年给农户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在赚钱的驱动下，原来不少山丘上的大树已被砍伐一空。也怪不得乡亲们短视，毕竟填肚子比饱眼福要吃紧得多。家乡的民房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要在当地盖一幢像样的新房子，得要二十万左右。而据我了解，村上农户存款达到十万以上的尚属个例。这便是中国农村的现状。

令我大感意外的一件事，是两年前村上修建了一座名为“罗汉寺”的佛庙。据父母讲，佛庙是由一位乡村妇女筹资七八十万，并经政府批准修建的。每逢佛教节日，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便前往求神拜佛或观看戏剧演出。我好奇地到那里看了一下，不禁感慨在偏僻的乡村，有这样一座“雄伟”的公共文化建筑实属不易。我庆幸乡亲们除了打麻将，还能在赶庙会中得到快乐。

我曾经梦想欧洲或日本如诗如画的乡村风光出现在我的家乡，尽管这个梦想显得近乎奢侈。但我又相信，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分配机制的改进，中国的乡土终将迎来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而乡亲们也将告别吃饭哲学，转而以审美和追求生态和谐的眼光营造出一个新家园。在那里，老少清洁而文明，山水灵秀而润泽，人物和风土皆有尊严。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1:06

十年磨剑，一朝尽现。美国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继《泰坦尼克》之后再次让世人震憾，《阿凡达》不仅再创单片票房之高峰，而且喻世之深、忧患之厚、教化意义之大、人与自然关系密切之重新诠释，可叹为观止。不知死、焉知生？逼近人类绝境，才能洞悉生存的珍贵。其魅力恰与之前的《泰坦尼克》爱情绝唱一样感人至深，他宗教般的情怀始终贯注对人类愿景的期盼、对生命尊严的礼赞和对爱情的讴歌。

然在本届奥斯卡评选中，他不敌其前妻执导的《拆弹部队》，收获甚薄，世人多为之叫屈，意谓后者表现了美国军人的任勇无畏，恪于职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形象，主题鲜明，立意宏大，可见美国照样在宣传自己的国家精神，并把意识形态渗透到电影之中；电影非政治之工具，只是商业之手段，不必承载过多的政治理念与民族精神，在物质主义至上的今日应以市场效益为唯一标准，应以票房论英雄。这样的说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任何国家的电影都有其或隐或现的政治意图，只是我们这些年过枉矫正，唯以娱乐为主，不知轻重而已。

陆放翁有诗言：“乱世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我们处于太平之世已久，难以体会诗中所传达的意旨，或过于拘泥时世当中不平之事，不得释放，而忘却人世间应有的真精神、真情义。所以，对《拆弹部队》获奖、《阿凡达》落选就无法容忍，以为奥斯卡评选以主题先行，政治重于一切。退一步说，即便如此，也该给我们以启示，为何我国的电影难成大片？为何我们的就缺乏真精神？哪怕娱乐也难存真情实感？哪怕主题先行，只知一味图解，枯燥乏味呢？

近读《陈布雷回忆录》，其中有现代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的一席话：“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导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于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表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之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确实，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爱国精神与生俱来，这代看美国大片而成长起来的青年本应理解，自觉予国家和时代有更大的担当，为民族之大复兴做“负荷者”。而这些年的情形，颇令人堪忧，我们的教育最应该重新检讨。教育再“不予挽救”，则“痼疾”难治亦可想象。

产业结构方式转变提上了日程，那么国家的治理和教育青年的结构方式“转变”同样是重中之重。不惟国家之命运、教育之兴衰、青年趋向之正偏、社会风尚之曲直，更关乎重建社会共认的道德风尚的大事。“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行，尤其对青年的教育要能契合实际，别开局面，因为青年是国家的栋梁。

天下为公，当至真至诚；青年之训导，当中正平和，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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