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1:32

湖南在近代雷兴云奋，掀天揭地，产生了许多能办事、会做官的人物。其中的代表，除了曾国藩，还有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谭延闿。

曾国藩和谭延闿以书生领大兵，文人有武相，在晚清和民国分别享有“中兴名臣”和“党国柱石”的声誉。两人都是在乱世担大任，幸的是留下转移世局之名，不幸的是操心横虑过度，所以均未能享高寿，登遐龄。曾国藩活了六十二岁，而谭延闿仅享年五十一岁。

对这两位同乡，毛泽东都有过评价。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青年毛泽东眼中，曾国藩是集学问和事功于一体的“内圣外王”式的人物。至于谭延闿，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落，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毛泽东认为，谭氏的聪明，表现在他深谙近代中国的特点，即“有军则有权”。

谭延闿系晚清翰林出身，1904年科举考中“会元”。在殿试中，他本来也高中状元，只因慈禧太后讨厌他和谭嗣同是同乡同姓，才将状元头衔给了广东人刘春霖。有了“翰林”这个资本，加之风云际会，处事高超，谭延闿才能在辛亥革命后几度左右湖南政局，并在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谭延闿的元配夫人去世后，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他，但他遵从元配的遗言，誓不再娶，结果让蒋介石抱得美人归。谭延闿是其父亲谭钟麟的小妾所生。母亲在家庭生活中的屈辱地位深深刺激了他，让他对纳妾、再娶等行为颇不以为然。

在民国时期，谭延闿享有“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民国以来攻颜体的人，无出谭延闿之右者。在颜体的基础上，他又吸取了米南宫、刘石庵等诸家之长，从而形成自己宽博浑厚，有如大权在握、顾盼自雄的书法风格。草书家于右任先生称谭氏在书法上是有真本领的人。本期《书屋》封二发表的谭延闿手书米芾《蒸徒帖》四屏，系他在广州时期的作品，那时的他春风得意，胸次浩大，笔力亦可谓雄健无比。谭延闿的书法作品多收藏于湖南，市场价格亦颇高。据说他的一幅手书自创联“石扇迎风醒鹤梦，竹炉候火选龙团”，如今可卖到三万元左右。

时人和后人对谭延闿的评价分歧很大，誉之者称他为“党国柱石”，贬之者则称其为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这位政坛不倒翁，让人联想到他的湖南茶陵同乡、明朝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李东阳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中进士后，一生历仕四帝，“立朝五十年”，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李东阳能隐忍，善转圜，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巧妙周旋，深得官场存身之秘诀。他又是个大书法家，“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罢政归家后，请他写字者填塞门限。一日，其夫人方进纸墨，李东阳面有倦色。夫人笑着说：“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乎？”东阳于是欣然命笔。

谭延闿是否受到过李东阳在做官和书法方面的影响？我对此素无研究，不敢妄言。但我想，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精神气质上的联系和传承或许还是存在的。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2:55

盛佩玉在写《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这本回忆录时，说道：她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辨析对错。读到此，我心头颇为一颤：对与错在人生的历程中有时互为转换，对了的或许就是错了的，反之亦然，谁能鉴别清楚？与之相对应的是善恶，表面上相济相生，相反相对，然落实到具体的阶段与个人，善与恶的界线未免那么截然，那么，像盛佩玉用一生去说清对错，且脉络纵横、条理严整、黑白分明，这样的一个人应值得尊敬。尤其在当今只谈输赢、不讲对错，只谈多少、不论善恶的大环境中，这本书无疑是一种清洁剂，或可洗涤那些蒙尘太多的心灵。同样是女性的回忆录，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开篇就谈到，大家要祛除“私心”，树立“公心”，走向“大同”世界。公私兼顾，本是人之常情，“私心”二字易得解读，唯“公心”二字难得说透。然董竹君女士身体力行，把“公心”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迹近完美，哪怕受多大的委屈、遭遇如何的险恶，甚至是“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饱受摧残，毫无尊严可言，可她依然坚信自己做得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这就是“公心”，这就是信仰。在这本厚厚的书中，她叙述到自己的过去时，用了“哈哈”二字，最为传神，想来她在写此书时清明的心境和怡然自得的状态，这与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中谈到与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夫妻间的默契时，曾用“Yes，Sir”一句来概括，颇有同工之妙。
相对于这三本回忆录明朗、清澈而言，《王映霞自传》、王彦文《往事》、蒋碧薇《我与悲鸿》、《我与道藩》，则稍显芜杂些，关键是传主大多为情累、为爱困，又不得善始善终，其间颇多曲折，确实难以为外人道。但每一本书都可以说既是个人情感故事，因其真实而弥足珍贵，又是二十世纪社会大变迁的写照，小历史映衬大历史，历史的许多场景因这些回忆录而丰富生动起来。这些回忆录同是历史的“产物”，后来者只有阅读与感叹的份，非亲历者来说长道短，绝不是厚道的行为。我个人的看法是看得透的底气足，因而予对错、善恶可以下判断，澄明一切是是非非；看得不太透的，则反复纠缠旧事，怎么说都无法圆满，更难以如盛佩玉、董竹君她们那么笃定，那么安详。
近读郑培蒂的散文集《云卷云舒》，实是回忆文章的辑录。作者是曾国藩的后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北大西语系毕业留校任教，又经历几次大的运动，均受冲击，后移香港再挪美国定居。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气洋洋、干干净净，不停地叙说，不断地感恩。最难得的就是无丝毫怨气，对于磨难以为前因，视今日之福为后果，起落平易、宠辱不惊。比较前辈们的回忆录们，文笔未必佳，故事未必跌宕，然对错、善恶说得在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矣，这端赖家传庭训，也得益于时代之福。有心的读者，看看作者的前人曾纪芬自订年谱、曾宝荪的回忆录，可以互为辉映的。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3:19

每年高考的作文题目，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此种现象，缘于中国人自古重视文章之学，甚至认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湖南的作文题目单为一个“早”字。虽然有点不着边际，但也正好给考生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它既关乎当今技术支撑下的速度崇拜，更涉及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因为出名要趁早，赚钱要趁早，许多人感觉人生的不急之务正越来越少，紧要的就是欲望的尽早满足。但凡回味、等待、沉思和冥想都被视为浪费时间，乃迂腐者之所为，毫不足取。可仔细想来，少年得志是否一定比大器晚成更有意义，先人一着是否一定比后来居上更有收获。一个有利便起早的人是否比一个心境淡泊的闲人更加幸福，都不是那么轻易定论的。凡事要趁早的观念，带给现代人的是焦躁不安的心灵。我很欣赏一句印第安人的谚语：放慢你的脚步，好让灵魂跟上你的步伐。
有学者回顾三十年来的高考作文史，认为起初的题目“很政治很理想”，而近年来则变得“很社会很当下”。我以为此判断大体不错。不过前后反差看似很大，实质上却两极相通，内里反映的是出题者对社会政治环境、对大众文化心理前后一贯的周密考量。现在的考生大多也很聪明，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正确而富于色彩的语言，将那些“很社会很当下”的话题演绎成起承转合皆备的八百字短文。
作文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中国的教育要想培养出才识宏通、为国大用的人材，大有必要让学生在作文上多加历练。此中关键，当在鼓励学生自由思考，以手写心，同时让学生接受政治哲学之训练，培养理性思维的能力，既不要在作文上拼命地泛政治化，也不要刻意地去政治化。其实，只要是社会中人，哪有与政治不相干的人生呢？明乎此，高考作文题作为风向标，其格局和气量都有待加强。考题和答卷中适当多一些表现公民意识、分析利益之争以及反思技术统治等方面的内容，更有助于判断考生是否有成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潜质。而高水准的学者和思想家的存在，又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人文和科技相辅相成，没有活力充沛的人文学科，单单指望科技突飞猛进，其效果不可能尽如人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国有漫长的作文考试史，但却少有名篇佳作是在考试中诞生并流传后世的。其中原因，无疑是樊篱太牢，顾忌太多，自由的抒写和真诚的表达诚为难事。科举时代，讲究程式的考题为朝廷牢笼一世之具，读书人为此殚精竭虑，大多老死于字里行间而一事无成。宋代最擅长文治，为安抚多次应试不第的老秀才，还曾设立“特奏名”科。宋神宗时，一位久困场屋的七十余岁老翁参加此种恩科考试，文思枯竭之余写下如下一段话：“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读此则轶事，始则忍俊不禁，继而欲哭无泪。
对比今年各地的作文考题，我以为最有趣的当属《有鱼吃还捉老鼠？》。不为别的，只因它令我想起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在《书屋》上发表的《败家之乐》。善于调侃的骆先生对比了各种生活方式，认为最理想、最快乐之人生莫过于有足够的家业可败。言外之意，有现成的败家之乐在，还去吃创业之苦干什么？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3:45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九周年。恰我编辑的《跃起作龙鸣——禹之谟史料》作为“书屋文丛”之一种出版，应为纪念，真是巧合。禹之谟是同盟会湖南分会第一任会长，他与黄兴、宋教仁等一道为推翻清朝专制、创建共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其为“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予公葬岳麓山。禹之谟为乡贤前辈，我是抱着敬奉之心来编辑这本书的。因平生头一遭，整个过程格外谨慎，生怕一字一句的纰漏，愧对烈士。其间，虽有小的疏忽，实为无心之失，它不致于影响文本的完整性和质量，但作为责编，当铭记在心。
“我之不容于虏，固也，加以群小构陷，置之死地，意中事也”。1906年8月被捕，到1907年2月就义，禹之谟受尽酷刑而不屈，在狱中遗书诸弟说：“要知满政府下诏立宪，而专制的凶暴政治有进无已，将来四亿同胞其苦惨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他临刑前大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慷慨激昂，豁达从容。后来者当知共和不易，确是烈士们的鲜血与生命浇筑。
禹之谟思想开明，爱国热忱，曾与闻湖南戊戌变法运动和1900年长江中下游自立军起事，后留学日本，知实业与教育为振兴要务，创办“湘利黔”织布厂，又湘乡驻省中学堂、惟一学堂，苦心孤诣，兢兢业业，被公认为“湖南学界、工界、商界之总代表”。毛泽东1911年由人介绍到湘乡驻省中学堂学习，受益匪浅。至今，还保留着他在驻省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录，作为永久的记载。
1906年，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英梓归湘，学界欲葬诸岳麓，为当局不容，禹之谟“约全体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一时官绅瞩目，以为民气伸张，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此等壮举，非英雄莫办。
当时，刘彭寿、贺隆达挽禹之谟联云：“争陈、姚葬地，收粤汉路权，愤激不顾身，三字冤仇千古恨；为商场伟人，实学界巨子，欷歔空想象，满城风雨一天寒。”这实有根据，当为不刊之论。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4:42

近日，我在搜狐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以往出版的“二十四史”在校勘、注释、标点上均存在不少局限，漫长国史需要重修。我当时就感叹，这国史也真磨人。虽说盛世修史是优良传统，但毕竟要花重金才能完成盛举。还有，我辈书生又非富翁，到时是否购买，亦是一件纠结之事。我收藏的“二十四史”共有三套，读得较多的是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的竖排繁体字本，以及岳麓书社九十年代出版的横排简体字本（未出齐）。至于中华书局后来出版的缩印本，装帧虽然精美，但开本很大，又重似砖头，根本不便于阅读，只能作个摆设。将来如再添一套，连摆设在哪都成问题。
我读国史，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二是编辑《书屋》之所需。两个原因，养成了我十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有人说“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也有人说它“骗了无涯过客”。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读来有兴味就行。再者，啃读国史，于丰富文史知识大有助益。比如读《旧唐书》，我知道了唐朝有两个同名进士张九龄，一为唐高宗时代的，一为唐玄宗时代的；另外我也弄清楚了《北齐书》的修撰者“李百药”的名字之由来。原来他从小体弱多病，其祖母赵氏见他是个“药罐子”，就干脆给他取名“百药”。民间老妪的智慧和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 “二十四史”的编撰，历来有辨忠奸、明善恶的意图。我读书的体会是，所谓“奸臣”，大多是心理学大师，于皇帝老儿的喜好揣摸得至为准确，对皇权专制的本质也看得较透。北齐时有位叫和士开的奸臣，对武成帝高湛说了如下一番话：“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高湛大悦，依言行之，虽于当年就病死，但临终仍称和士开有伊尹、霍光之才，殷勤属以后事。漫长国史中，很多皇帝热衷于废立皇后和太子，忠臣们反对得不可开交，上书累累数千言，而奸臣们则不约而同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句话直达皇帝心底，省去多少口舌。
皇帝为了笼络臣子，时常施以赏赐。我对赏赐之物的变化也颇为留意。唐太宗割须给李勣治病，宋太祖将紫貂裘帽赐给征西将军王全斌，而到了明清两代，皇帝们则喜欢送些字画给臣子，典型者为乾隆爷。赏赐之物从毛发到衣帽再到字画，表征着君臣关系的远近和亲疏。难怪到了明清时期，君臣之谊脆如薄纸，一捅即破。当然此为笑谈，不必较真。
“二十四史”值得一读，但仅仅读它也易生魔障，还得参阅其他典籍，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例如，史载沈庆之、曹景宗等武将能诗，特别是曹景宗的“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更被后世传为美谈。毛泽东还多次以此为例，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能写出好诗。我当时颇相信，及读《容斋随笔》，洪迈认为“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仔细一想，我觉得洪迈的怀疑有道理。其一，我痴长四十多岁，从未遇见文化不高的人写出了绝妙好诗；其二，陈毅将军算是儒将，也只擅长写自由诗，至于讲求平仄的律诗等规范文体，则不大在行。毛泽东写信给他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有这两大理由垫底，我倾向于认定曹景宗等人的诗乃是伪托。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5:25

唐德刚在胡适先生的口述自传之一条注释中写道：“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他那一口的宝庆英语，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语的发音远在蒋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语讲演时的中国‘腔’（intonation），也是相当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岁以后才正式运用英语会话的，因而英语也就始终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说起来总归不像早期留学的‘幼童’们，或现在进美国学校的孩子们说得那么自然。”这条注释提供两条信息，一是“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二是胡、蒋两位先生说英语的中国“腔”。其实，蒋先生更早地在长沙、湘潭两地接受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比胡先生早，按理说口语应在胡先生之上，至于唐德刚说蒋“一口的宝庆英语”则太过贬损了，权当一种说法而已，当不得真的。换一种角度，唐德刚亦是说英语中国“腔”之一人，拿他的标准去衡量胡、蒋两位先生未免不得要领，应无法分出高下的。退一步，唐非湘人，又何以识得“一口的宝庆英语”呢？这就是评价的“诡异性”。胡适先生所遭遇到评价的“诡异性”应是最可以理解的。他的思想前后矛盾，言语上如何，而行动上又未必那么回事，事功与学术都未能尽兴，所谓半部哲学史开首，勉而强之的中研院院长收尾；所谓白话文倡导打头，半文半白、徒改其形、不脱其核而落幕，两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批胡”若抛开政治的因素，主要是对其前后矛盾的“修正”。
说胡适、鲁迅、陈独秀三位是现代思想家实不过份，他们应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三种思想资源，他们是同代人，风云际会，路径不一，思想各异，恰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纷繁芜杂的表征。只是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都来不及整理疏导，转化为真正的力量，以致那代人启了蒙，后来者又去启蒙，结果还是在原地转圈，到现在则不知所谓，措施全无，“怎么”也不行，“那么”也不对，“大胆”也不敢，“小心”也尴尬，说句实话，我们在这些思想家面前该惭愧的。
包括胡适在内的那代人实是纯粹的儒者，还是传统“士”，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即中即西，亦西亦中，他们用一生真正地实践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神，却仍在被他们批判的“窠臼”中不得清爽。就是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得时势所助，领风气之先，实际上这个“先”字不仅仅是指此时的“先进”，更应指向他们之前的“先进”前贤的功绩，过高地评价他们的功劳，是漠视前辈先贤的思想沉淀和潮流的暗涌，反之，则有截断众流之嫌。任何事情都有来龙去脉，思想潮流更应探本溯源，不然，就无法正确地评价胡适们。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5:52

如今，有关房地产的信息高密度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大到国家的房产新政，小到社区的物业管理，再加上各种相关的论坛、访谈和评论，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牵引着人们为之分心劳神。房地产如此吸引人们的眼球，无非是因为房价步步走高。尽管国家接连出台房产新政，但调控效果却不如人意，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仍维持在每平米数万元，一套房动辄几百万。如此“邪乎”的房价，严重背离国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试问除了富商大腕、贪官污吏，究竟有多少普通家庭消受得了？
 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多数地方的卖地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本身就是最抢眼的运动员。出于利益驱动，身为运动员的地方政府自然不可能成为调控房价的称职裁判员。在此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土地可卖吗？如果不是，那么人家的地方财政是如何运转的？莫非人家没了土地财政就不提供公共服务了吗？
由于政府是土地的唯一提供者，对土地拥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公权力的强势便使得征地、拆迁变成极不对等的博弈行为。野蛮拆迁时有发生，甚至导致利益受损方不惜以自焚等极端方式对抗公权力。最近江西宜黄发生的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虽然当地官员因为行政问责而被免职，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打破土地财政的既有格局，此类悲剧便很难说不再发生。
房地产本是国家的一个行业，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该行业享受了比其他行业更多的优惠和便利，其中便包括住房公积金制度。该制度实施多年，不仅源源不断地为房地产业输血，而且还让相当多的人成了地道的房奴。仔细一想，房地产业可实施这样的制度，那为何汽车消费、教育支出等领域就不能建立类似的制度呢？再者，炒大蒜、炒绿豆等行为要干预打击，但炒房却可以通行无阻，这又是为什么？
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住房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民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权。加上没有保值增值的措施，如果一个人坚持不买房，临到退休，因为货币贬值的因素，其公积金的实际购买力已大打折扣。
也许有人会说，房价是由供需双方决定的，如果高价房子没人购买，那房价自然会下降。这个道理当然不错。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大量房子并没有真正推向市场，而是通过各种变相方式被利益集团轻易获得，从而影响到市场的实际供应量；从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其中只有百分之几的家庭有在大城市购买多套住房的能力，也足以让大城市的房价在高位运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省城，起码都是全省的有钱人在那里购房。一线城市更是全国的有钱人在那买房。如果高房价经历国家的多次调控仍不见松动，只能说明国民收入差距已到了惊人的程度。
住房本是国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但却如此耗费国民的心血，乃至许多人一辈子就为找个栖身之所而奋斗。如此逼仄而乏味的人生，难道不是一种悲哀么？要解决中国的高房价问题或许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打破土地财政，二是切实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调整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6:19

《曾纪芬自订年谱》中有言：“余所见数十年来饮食风尚之变亦甚剧。即以筵席而言，文正（其父曾国藩）在日，禁用烧烤，前固已言之矣，往时官场酬应以此为盛设，几成体制，直至民国始全然废止也，顾形式虽改而品数之丰溢、烹制之精靡有过于昔而无不及也。”又言：“自民国三四年，汽车始通行，但余每出行乘马车，盖为天然物力，不用固弃。而汽油竭数百万人之精力以奉一人俄倾之娱，吾国目前尚无自发油矿之望，何必捐巨金于外国以纵一己之嬉游。余年已老，偶尔出游，并无急事，更可不必求速，况近年上海交通繁剧益甚，无一而非危险之道，故宁求安而不求速也。”前句容易理解，无非奢靡之风盛行，筵席内容变化多端，尤其官场酬应。今日观之，恐早已不成“体制”了，岂止“甚剧”，简直荒唐；后一句则是警惕后世，日益膨胀的汽车工业和扩大化的汽车消费，石油将来会受制于人而不得轻松。纵观百年，的的确确，之后恐更残酷。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为立国之基，亦为做人之本。此处的“礼”是“仁”之“礼”，“礼”字开篇领头，足见其重要性，这是维系整个社会运转正常、世代不衰的根本，也是基层家族自治和村落自治的核心理念。昔时人家堂屋的神龛贴“天地君亲师”，实有敬畏在，神明的敬奉和现实的遵循，在这种秩序之中一目了然，同时也确定了人生应守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价值观。形诸于家庭则是“孝悌”，即对父母孝顺并延伸至尊老爱幼，所谓忠臣、良吏出孝门，社会评价体系也注重这一面，从而提升它更重要的道德价值地位。及至村落自治，除开依靠土绅的权威之外，还有利用祠堂和庙门来进行治理。开祠堂是面对重大的问题时，需全村或宗族所有的人来共同研究处置，往往是内外遭遇重大变故时才有此举；而进出庙门，则是喜、丧二事，以示庄重，以仪式来强化宗族的威严，上示神明及列祖列宗，下达相邻的村落周遭。通过家规及开祠堂、进出庙门等族规来模范，村落自治达致空前的高度，这是民间基层得以维系下来的支柱所在，家、族、国三者只有在村落自治层面上完全统一。
“天杀天收”，这是民间对恶人的诅咒，实有惩恶扬善的本义在。“要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则是行得正、做得对的人对自我的期许，把自己的作为交由上天裁定，由命运来安排；雅一点的，“人前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际则是对神的遵奉、敬畏，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多行善事，积阴德，以求自己平安、子孙有福，免遭天谴。同样，“三世而斩”以及“富不过三代”则警醒世人放远目光，顾及三代之后，福贵莫骄横、得势莫嚣张，日行一善，必有厚报，反之，自己则不得善终，也会祸及后人。可以说，敬畏就是最大的怕。只是近代以来，以推翻礼教为能事，唯“我”独尊，根本不顾忌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结果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其实“天不怕，地不怕”，后面还有一句“只怕天公长翅膀”，各地的方言对于“翅膀”读音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有“天杀天收”的存在的可能，恐“怕”有朝一日遭报应，诚所谓“人在江湖，是要还的”。
晃荡而过，一年到头了。新的一年，惟愿大家对天、地、人三者有所觉悟，端正态度，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坚信前程有敬、爱、美、善存在，好其高而骛之远。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6:44

汗血铭江山，浩气贯日月。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辛亥革命的功绩和思想成果值得后人反复地纪念和追思。在很大程度上，辛亥革命是一场被逼出来的革命。晚清以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在宪政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虚与委蛇，一拖再拖，断送了通过改良破解中国政治困局的最后一丝希望。顽固势力作威作福业已成性，哪管得什么世界大势，对于“不识相”的子民们，他们差点愤然作色道：我大清的江山是祖宗们用铁蹄踏出来的，有本事就动手来取吧。结果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大清的江山立马土崩瓦解，再次应验了贾谊的名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只是清皇室还算幸运，没有遭到“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清算，相反还获得了一纸优待条例。
与中国以往“五侯九伯，无非问鼎之徒”的造反模式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决不是想造就一个新的皇帝，而是要在“驱除鞑虏”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一番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即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为全体中国人的天下。孙中山先生深知，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是从升斗小民到官介缙绅，从市井地痞到江洋大盗，想做皇帝的人比比皆是。不破除“朝为皇帝、夕死可也”的酣梦，则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永无希望。孙中山先生的卓异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敢作敢为，愈挫愈奋，还在于他对民族心理痼疾毫不留情的揭示和批判。
 辛亥革命与以前的中国式造反不可同日而语，倒是与美国的独立战争有某些可比之处。其一，两者的目标和任务都带有双重的性质；其二，双方都诞生了一批富于远见而较少私心的杰出历史人物。如果不是受制于中国因袭已久的落后政治文化，以及野心家频繁作梗的政治环境，以孙中山、宋教仁先生宏伟的气魄、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和麦迪逊。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有着深厚的渊源。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蒋翊武等众多湖湘才俊对革命的酝酿、发动和政权创制均立功甚伟。宋教仁先生是那时中国少有的对现代政治哲学有系统理解和精深研究的人。革命后他出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政党政治和议会选举，衷心期盼确立“宪法”在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宏誓大愿和耿耿血性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的敬仰。但就是这位风华正茂、才智卓越的国士，却在1913年遭来杀身之祸。宋教仁之死撕裂了整个中国社会，直接导致后来的兵连祸结。
宋教仁为民主共和而死，之前戊戌变法中另一位湖南人谭嗣同则为君主立宪而死。谭、宋二烈士皆为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旦认准理想便奋力前驱，事之顺逆、人之毁誉全然不顾。蔡元培先生研究近代湖南民性，称其“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诚哉斯言！
从晚清到民国，国人政治心理的变化可谓一波三折，起始是改良不成，只好诉诸革命，继而是小规模的暴力也不济事，则干脆来个大打出手。社会肌体被注入的“抗生素”不断升级，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么？乱世春秋、沙场烟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适逢辛亥百年纪念，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7:13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王闿运这副对联常被引用，湘人言湘自有一番气概。从蛮楚之地到理学大省，湖湘文化的特质不言自明，诚谓渊源有自，绵延不绝。近代以来，得时世之运，起人物之兴，挽人杰地灵之势，延儒宗之脉，经世致用与礼义廉耻并存，波澜涌动，自成一格；究人天之际，守千年之宗，揽船山之神，复湘学之魂，成沅湘一派，古文与今文之学同兴，不输浙东、江右。“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当仁不让矣。谭其骧先生：“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此言确实。陶澍以来，清两江总督历来为湘人之“禁脔”，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魏光焘等一线而下，握权重镇、威震四方。陶澍的幕僚林则徐、魏源等则是影响中国现代观念的开创性人物。道、咸之际崛起的湘人精英，多受陶澍之惠，湘学复兴也由此而发。毫不夸张地说，若百年近代史以湘人为中心，溯源追思，该推至陶澍处，而非后来所言的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及至清末，湘人仍占据舆论主流位置，长沙时务学堂承前启后，主张维新立宪，谭嗣同、唐才常、蔡锷恰一时之选，影响深远；作为学堂教师之一的湘人熊希龄成为桥梁式的人物，后至国民总理，首开幼稚教育，后来又创建红十字会，全心尽力做慈善事业。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宁调元、禹之谟等则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在湘鄂两省起事，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厥功至伟。同是湘人的杨树达在评述此时风云人物的为学，大力推崇谭嗣同、宋教仁、蔡锷，此为湘学之赓续有人。
民国时期，湘人可谓得天下之先，早期的现代政治实践尤为可观，第一部省宪把“联省自治”推向高潮，几年下来，有章有法，堪称先进，以下宪政推演无不闪烁着湘人智慧的光芒。到四十年代“第三种力量”时期，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的作为，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该入史册的。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有趣的是，现代国、共两党的领袖都以曾国藩为楷范，都把曾的全集作为枕边书。现在国、共的合作本基于中山先生的“方略”，是为常识，然而实当做个延展，把曾国藩作为合作的文化部分，从传统文化之中推衍出双方认定的价值观来，从而在“同文”这棵老树之上催生出新芽来。辛亥百年纪念，两岸的学者可以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还惊叹于民国之后湘人的史学研究，向达、吕振羽、翦伯赞等为大家熟悉，周策纵、黄仁宇、吴相湘、左舜生等，随着他们著作的出版，已被众人共识，其中黄、吴两位先是投笔从戎、再转向史学研究，平地起高楼，多有收获，十分了得。单就邵阳一地，蒋廷黻、李剑农、吕振羽三位很是可观，蒋、李两位的近代史至今仍堪为模范。另一惊叹则是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无不凝聚湘人的胆识和作为，张百熙、范源濂、章士钊等都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笔不可不记。
悬镜自照，顾盼生辉。章士钊说湘人：“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沈从文曾自陈湘人办事风格：成功了多半会急流勇退、挂冠而去；若失败了，则必死无疑——湘人敢为天下先——又能退而求之如此是。
“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这充分展示了“地气刚坚、民风强悍”的人格特征；“深中要款”、“大家之风”，这又与其人格特征相映成辉的，可谓湘人之一体两面。要之，则湘人可为、可赞、可惊、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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