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7:48

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泄漏波及深广，成为举世瞩目的灾难。紧接下来，各种传言蜂起，辐射之害仿佛马上降临，网络推波助澜，无疑将这种遥不可及的恐惧送入绝大多数人的心中，真有活见鬼之叹。三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家里“上峰”电话通知，要我赶紧去抢盐。我当时未反应过来，以为玩笑，后被再三叮嘱，冲门而出，沿途急跑，见商店就进，直奔主题。到过几家包括一家大型超市，人家都说没有了，清晨大家排队早抢光了。回来之后，各种电话、信息都到，亲人友朋无比热络，所有议论只为食盐。本来，“谣言止于智者”，而且事后有人评说真正参与抢盐者大多为“无知阶层”。听到这种说法，我确是惭愧，本人虽非“智者”，还算读过几句书的人，出于本能和“上峰”的指令，也参与其中，从众心理作祟。退一步说，食盐是每日必需，缺之不可，若真如传言所及，家中无储备，如何是好？我在想，每个人面对此，必然会起反应，这是相当正常的。那么，接下来的几个问题，让我在惭愧之余不得不去思考：一是我们不能确切了解到到底会不会受到核辐射？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发布明确的信息，于是大家只能猜测，而猜测本身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慌，没有充分的知情权，难免会产生各种谣言。二是既然当天早晨就发生抢盐风波，网络上也有新闻发布，为什么当天上午不能及时出文告，以正视听？文告往往慢半拍，必然会造成大面积的动荡，并促使其升级。三是绝大部分的抢盐者为“无知阶层”。为什么不能备有预案，稍有动静，处于基层的“无知阶层”会有怎样的举动呢？不仅仅这次抢盐，今后该如何应对，这是个很要紧的事。反过来说，面对着抢盐风波时，那些“有知阶层”应干什么？不能笼而统之，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无知阶层”。四是人心这般脆弱，就是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在这样的状态下谈“尊严”与“幸福”，真是天大的笑话。五是延而伸之，各类群发事件不时出现，谣言仅是其中原因之一，那么其他因素该不该值得我们深思，即如何改善社会环境，让“无知阶层”真正地感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富裕和幸福；如何改善我们的作业方式，消弥谣言，从而真正地让“无知阶层”成为“智者”。
反观日本遭遇那么大的灾难，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并无抢购必需物资的风波。且不说核电站坚守岗位，冒着必死危险的“五十壮士”，就是从我所看到的两幅照片，排队领取救急物质；商场电梯上人们有意靠边上下、留出救灾通道来看，人们并无恐慌的神情，自觉一致，“无知阶层”罢，“有知阶层”也罢，相当镇静，处惊不变，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啊。另一方面，日本地震引发海啸之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直言：“日本人过于强调自我，凡事以我欲为主，来从事政治与民粹主义。而透过这次海啸，若能一次清洗这些执著，我觉得或许是一次天谴。”“天谴论”无疑代表着一种日本人的反思，这里姑且录而存之。
闻风而动，树静而止。不到一天的时间，抢盐风波平息，第二天食盐供应正常，然当时人心惶惶，“无知阶层”的群起而动，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8:15

晚清重臣左宗棠一生有许多奇闻趣事。本期《书屋》发表的陆其国先生的文章，认为清代同光派诗人樊增祥的成名，与左宗棠对他父亲的刺激和伤害大有关联，并对樊增祥的为人及其成因作了深度的分析，值得读者在茶余饭后一读。
我对左宗棠其人其事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手头一套《左宗棠全集》也读过不少。今年清明节期间，我与钟声、段卫国等好友一起去长沙北郊的湘阴踏青，并寻访了心仪已久的左宗棠故居。
左宗棠早年以教书为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用在两江总督陶澍家等地执教所得的九百两白银，在湘阴县东乡柳家冲（今樟树镇巡山村）购置水田七十亩，山地八十亩和茶园二十亩，并在此建庭院式农庄一座，前有水塘，后有深山。他在此居住达十四年之久，日巡阡陌，夜读诗书，自号“湘上农人”，并将其务农所得撰为《朴存阁农书》。
庄园门首有左宗棠亲书的“柳庄”二字，“参差杨柳、丰富农庄”的对联引人遐思，左公当年在流莺比邻之时下田扶犁的情景宛在眼前。走近大门，左边为照壁，现刻有清同治帝颁赠的“旗常”、“懋绩”手迹，凝炼地概括了左公纵横疆场、事功卓著的一生。照壁内有大小房屋数十间，包括左公的卧室、书房、会客厅等。过去我只记得左公写的两副名联，即“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此次参观，发现左公佳联甚多，如“士运穷时弥见节，柳枝到处可成荫”、“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等。左公长期蓄锐养气，属于大器晚成之类，但一旦出山，沙场带兵具铁腕雄风，临土治民亦显庄严气象。
清代“曾、左”并称，但评价实以曾国藩居上，原因是左宗棠擅长办事，而曾国藩则为办事兼传教之人。后世官场中一些人也细心揣摸曾文正的为官之道，对其圆融老练佩服之至。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显得朴直、硬朗甚至尖锐，对官场化妆术与潜规则有本能的反感。胡林翼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左亦视胡为恩人，但当胡告诫他在官场“出言不宜着边际”时，左竟大不以为然，认为其说法“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左宗棠身材短小，却是伟岸大丈夫，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妥协退让，左氏大为生气，以致上奏朝廷参劾之。
左宗棠为人劲直尚气，但同时也恃才傲物。他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慕僚，颇有“喧宾夺主”的意味。樊增祥的父亲樊燮公是位武将，因为拜见骆秉章时未给左请安，竟然招来左宗棠的厉声斥骂。樊燮公这才发下大愿，一定要让儿子考中进士，超过左宗棠。
人无完人，左宗棠如此，胡适也是这样。胡适是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古耜先生在本期《书屋》发文，直言“小说鉴赏是胡适的软肋”。文章说得头头是道，或能引来许多读者的认同。其实何止小说鉴赏，诗歌创作也非胡适所长。
湘阴人自古风俗淳朴，信奉“秀者读书朴者耕”的治家传统。这块上苍赐予的沃土，既催生了左宗棠、郭嵩焘、范源濂、范旭东等大批名人，也长期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渔舟唱晚、洞庭秋月的古风古韵令人沉醉。人间四月天，万物清洁而明净。一行人在春柳早莺中神交左公，不失为因缘际会、洗心提神的精神之旅。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9:10

《书屋》是一本以荐书、品书、评书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旨在向读者介绍国内外出版物中的精品力作，推动全民阅读，传播先进文化。十多年来，《书屋》发表的书评数以千计，大多数得到读者的好评，并有较高的转载率。如绿原先生写的《我一读再读的十本书》一文，对《鲁迅全集》、《红楼梦》、《金刚经》、《道德经》等文史经典作了富于个人创见的解读，曾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杂志全文转载。本期《书屋》发表的《学问之路——从〈容斋随笔〉谈起》，我以为是一篇不错的书评。《容斋随笔》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很喜爱这部书，从延安时期便开始阅读，直到晚年还放在枕边案头，时常翻阅。《容斋随笔》的妙处佳处何在，有哪些真知灼见，其中是否也有错讹和值得商榷之处，作者邹金灿先生都有精彩的点评和辩驳。其用功之勤、发掘之深，令人钦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邹金灿先生是个1985出生的标准“八零后”，而且生活在现代时尚的深圳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古典情怀和文史功底，殊为难得。今年第五期《书屋》曾发表过他写的《宋诗会意》。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徐铉、杨徽之、柳开等人的作品为例，认为宋诗是“文人之诗”，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外枯内膏”，只有细究慢品，方能体会其厚积薄发的不易，千回百转的情致。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宋诗味同嚼蜡，经邹金灿先生为宋诗“翻案”，不少人对宋诗的看法或许会有所改变。
《书屋》又历来重视学术争鸣，作者的重大发现甚至是一孔之见，《书屋》都尽量予以发表的机会。中国文化史上有诸多疑案，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是否被唐太宗带进了昭陵，明代的《永乐大典》正本又是否被嘉靖皇帝带进了永陵，都是人们极感兴趣的话题。本期《书屋》发表的李镛先生的文章，对《永乐大典》正本的归宿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考辨。他之所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读了今年第二期《书屋》上一篇专论史学家金毓黻的文章后，产生了联想和表达的冲动。此种学术的交流和融汇，是《书屋》的一大特色。
中国文化史丰富多彩，名家名人如灿烂星河，纵是凌云健笔，亦难赋其中蕴含的大美与深情。这是说不完的话题，道不尽的宝藏。本期《书屋》“人物春秋”中发表的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周退密、陈寅恪等文化名人的内心世界与文化追求，以小见大，各有千秋。除了名家、名人，中国文化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郡望”，如曲阜孔氏、桐城方氏等等。陶善才等先生在本期《书屋》发文，对桐城方氏的起源、流变以及在文化上的贡献、影响有全方位的追溯和分析。此种带总结性的文章，写出来并非易事，反映了作者们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以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赤子之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本期《书屋》专辟“红色记忆”栏目，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问题发表数篇专稿以资纪念。近些年来，由红色旅游、红色歌曲、红色经典等构成的“红色文化”备受人们关注。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其中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09:34

历史事件的偶然之中自有必然，种其由当有其果，亦可反推。辛亥革命包括武昌首义，学界多有评说。这期首篇文章可以说在努力地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场景，驳斥武昌首义只是一场偶然性事件的说法，以事实推导出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纠正某些模糊的认识，倡导一种好的学风。教育是利国富邦的大事。问题是这些年的教育有堕入畸形发展歧途的可能，片面追求扩招和升学率，上下难堪，国民教育为人所诟病，由来已久矣。更进一层，以为学校教育可以代替一切教育，从而忽视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就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且以考核的名义规导学校教育，只能形成唯分数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校缺乏做人的教育，缺乏德行的教育。这期刊发的有关文章重在对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以裨时世。
另一面，这期“湖湘人物”栏目刊发三篇文章，其中以“湘潭黎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世家教育，说明旧时“书香门第”是如何世代相传，家庭子弟在上辈的影响下又是如何地出类拔萃、一脉相承的。“湖湘文库”工程浩大，“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这八册一套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丛书可以替文化世家和民族文化神髓的承传作一个很好的说明；以熊希龄为代表的近代教育思想变迁，从“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及“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可以想象近代教育的理念和理想。借以评述，以资参照，或对当代教育突破困境有所启示。
韦政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谈到：“每一个非西方国家接触工业文明之初，最先感受到的几乎都是西方科技的威力，这个经验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产生了偏狭的理解甚至扭曲，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争，便是一例。他们忽略了近代西方科技不是单项的进展，科技以外的道德、宗教、艺术等都曾经过革命性的变化，并成为推动工业文明的精神力量。”这个时代确需“精神力量”，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单项的进展”，而“革命性的变化”离不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0:00

清王朝的谢幕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相关探讨性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呈现出百家争鸣之相。 “满汉全席”大师吴正格老先生掌勺数十春秋，熟知满、汉文化。他从“满汉全席”的嬗变史追寻清王朝从勃兴到败亡的斑迹，诚可谓别出心裁，为清史研究添一道新风景。
饮食本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个人的品行和社会的风习。清代初期，康熙、雍正皇帝念祖宗创业之艰辛，在饮食上崇尚俭素，不敢耽于宴乐之私，自堕进取之志。但自乾隆到慈禧，奢糜之风愈来愈炽，从燕窝到鱼翅，从熊掌驼峰到挂炉双烤，从四十八味到九十六味，可谓淘尽水陆之珍，极尽口腹之欲。宫廷奢靡又传导至民间，酒楼饭馆中的征逐之繁无以复加。偌大一个清王朝，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被皇室贵胄们给带头“吃”垮的。世上祸患大多积渐而成，看罢吴正格先生的大作，读者当会体悟“戒慎恐惧”之说的深长意味。
在人文领域做学问，出新出彩十分困难。但在《书屋》杂志的投稿中，有创见、有性情的稿件却屡屡出现，令编辑爱不释手。鲁迅、胡适的比较研究，十多年来已被学界谈老谈旧了，但刘少勤先生所写的《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同异》却不乏新意。他比较分析了鲁迅和胡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世界，不仅视野深邃，结论也令人叹服。至于余习忠先生所写的《乾隆年间能称“盛世”吗？》一文，则对乾隆帝六十多年的统治作了一番新的解读。在作者看来，乾隆继承祖、父的基业，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取，并大体维持了承平之世，但期间蕴藏的危机却不断加深，特别是吏治腐败、奢糜之风以及残酷的文字狱，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帝国的根基，成为有清一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预示了后来的千古大变局。
人们说到乾隆，常常将其与康熙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乾隆比康熙相差甚远。康熙为创业之君，一生开拓国运，艰辛备历。而乾隆生为贵公子，长为富家翁，顶多算个守成之君。他昧于西学和世界大势，丧失了睁眼看世界的良机。虽然治理国家无能，但乾隆非常骄傲，自诩有“十全武功”。权力让他产生了幻觉，除了武功，还自炫博雅，粉饰文治。他一生作诗十余万首，引经据典，专以生僻为能，并以此为难赵翼、纪晓岚等大臣。诗作数量惊人，但却没有一首留传后世，这也算是历史的讽刺。乾隆还有个“到处乱写”的习惯，许多珍贵的瓷器、书画作品，被他狂题乱写，原貌大受损坏，此种坏习惯体现了他作为帝王强烈的占有欲和表现欲。
对人物而言，“寿莫寿于使后人知我为古人”。我中华古国历史悠久，事态百变，声在当世、名扬后世者不知凡几。其中无论妍媸美丑，皆可供我辈评头品足，并知所鉴戒。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0:24

本期“书屋讲坛”刊发二篇文章，一篇展现新中国筹建过程中的重要细节，旨在重温历史，记住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进京赶考”誓言，提醒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和衷共济，励精图治，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篇则是评述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的背景、现实要求和重大作用。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而且刺破了“帝制原理”和一家一姓治理天下的怪圈，使人们从几千年的皇权奴役下解放出来，还民以权；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坚守地倡导民主共和，并倾其毕生精力去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辛亥百年，我们该借此机会进行认真的检讨，从而真正地凸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期刊发任蒙同志的文章，就是要重新认识孙中山在制度设计上的公而无私和远见卓识。
《不同文化铸就了不同民族文化性格》是读解犹太文化的一篇好文章，也代表另一种认识。对于我们而言，犹太文明可资镜鉴。可以说，在艰窘困厄面前，犹太人有着“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内生力、内聚力”的文化性格。犹太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并没有淡漠甚至泯灭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它依靠参与世界各国的各项具体的社会事业而与其他各民族的成员发生着紧密的社会联系”，并以“犹太人的高度敬业精神”，从而渡过了一次次严重的危机，并最终获得了世界各地的生存权。“物质生活并不是不重要，但脱离精神基础的物质生活却会成为吞没一个民族、毁灭一个民族前途的腐蚀剂”。在当下物欲横流之中，我们应当提升自己民族文化的“内生机制”，增强忧患意识，强化优良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达致整个社会的文明崛起。
二十一世纪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亚洲新势力，已为世人瞩目，正日益成为世界不可撼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都与我们有极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相联的因缘，如何从生活的基本习俗和民族文化性格方面来研究这两个国家显得格外有意义，本期“域外传真”二篇文章正有此意。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0:51

在诗意匮乏的当下，发表几篇诗评如何？策划本期《书屋》时，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也这么做了，而且放在了第一个栏目中。这并非不识愁滋味的矫情，而是感到梦想和诗意，当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纳兰性德有诗云：“好梦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诗人的不甘，揭示了人性深处不灭的渴望。我在《书屋》供职多年，读过无数的妙文佳作。击节赞叹之余，也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推介给大家。本期“学界新论”栏目，发表了有关梁启超、翁文灏、韩素音、何兆武的四个人物小传，皆滋味醇厚，值得一读。作者周树山、危兆盖、王鹤、肖跃华分别是资深的作家、编辑、记者和军人。
周树山先生的文字老辣而俏皮，正适合描摩“流质易变”的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人生。正是，非老辣不足以洞见幽微，非俏皮不足以渲染奇情。在周先生看来，梁启超以簪笔风议之资，而担揽辔澄清之责，有如以孔、孟的禀赋去干苏秦、张仪式的事业，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本人也归于心灰意冷。危兆盖先生长期在《光明日报》做编辑，文字严谨而沉郁，无论是表彰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爱国之心，还是总结其科学精神，都言之有据且富含深意。成都才女王鹤的文字则以灵动透逸见长。她把韩素音这位种族、文化上的双重“混血儿”的爱情故事、著述生涯等娓娓道来，让人不胜感慨唏嘘。肖跃华先生为军中才子，尤喜欢和老辈文化人如何满子、吴小如、赵宝煦、何兆武等交往。他写乡贤何兆武，展拓开张之势中蕴含揉磨入细之妙，所引何兆武先生评吴晗、殷海光等人的话语令人大开眼界。
《书屋》的作者，汇聚了知识界的各路精英，虽面孔有新旧，交情有深浅，但大家都是热爱读书的人，而且许多确为文章高手。如本期《书屋》中，余凤高、鲍牧松等先生的文章就做得非常好。
每期《书屋》杂志发出去后，总会收到不少的回应文章，这说明读者读得很细致，很认真，无形中也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本期杂志“编读往来”发表了两篇文章，就“究竟谁是《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创始者”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以为发表这些回应文章是很重要的。对于一本杂志来说，有不同的声音是一件好事。至于是非曲直，读者自会在比较中作出评判。
无论哪个编辑，因经历、学养的不同，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但就职业精神而言，有时要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的偏好，这样才能让杂志枝叶丰茂，而免于偏枯。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说，自己四十岁之前，“每见得人家不是”，四十岁以后，“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这不是教人和光同尘，而是说人到中年，傲气已随青春放到青山的那一边。因为饱历世变，阅人多矣，才知晓虚怀容受的好处。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1:27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明媚的春色带给人们的，除了身心的欢愉，还有如同水草丰茂般的希望和梦想。  创刊于1995年的《书屋》杂志，在众多热心读者的陪伴下勉力前行，如今已迎来她的第十七个年头。在文化理念上，《书屋》始终有一种守持主敬的精神，力求成为“读书人心灵家园”。在变化倏忽的时代，编辑部的各位同仁有感于恒在的东西越来越少，守护家园的意识便愈发强烈。如何让《书屋》办得更好一些，存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便是大家在2012年的最大希望和梦想。
顾名思义，“书屋”是一本以读书、荐书、品书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目的在于荟萃文化精品，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创新。为此，2012年的《书屋》将进一步充实与读书品书相关的内容，除继续保留过去的品牌栏目如“书屋品茗”、“灯下随笔”、“说长论短”之外，将增加“书林折枝”、“旧作新识”、“学人故事”、“藏书史话”、“新人新作”、“数字出版”等栏目，最大限度地丰富杂志的表现范围和呈现形式，比如中国有漫长的藏书史，特别是宋、明、清三代，大型图书的编纂和收藏蔚为风气，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在历史的变迁中留下了许多故事，对之进行整理和研究，无疑是读书人所期盼和乐见的。另外，《书屋》的作者群体中，中老年人较多，而八零后偏少，开办“新人新作”栏目，可以鼓励年轻人投稿，并给杂志注入一些时尚元素和新鲜视野。
与形式的变化相适应，2012年的《书屋》将以发表书评文论为主。但《书屋》所要求的书评文论，并非那种空洞的高头讲章，更非吹捧式的应景之作，而是要符合“有创见、有性情、不生涩”的标准。从读书人的经验来看，写书评并非易事，一篇高质量的书评，往往要站在比原作者更高的位置才有可能。另外，书评作者要有求真的态度和批评的勇气，在明断是非的基础上展示批评的才情。
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正在复苏，但距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据报道，国人的年平均阅读量尚不及美、日等国的十分之一。因此，在引导全民阅读方面，《书屋》有自己一份应尽的责任。我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缺乏读书的兴趣。我想，这一方面与我们图书市场的现状有关，大量重复性的或者缺乏知识和文化含量的东西激不起人们的阅读兴味；另一方面也和一些人的价值观不无关系，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即时兑现欲和当下享受欲。所以不少人可以在饭局、牌局上一掷千金，却舍不得买几本书作灯下夜读。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心灵被物化的程度触目惊心。
为了引导全民阅读，《书屋》将不遗余力地把国内外真正的文化精品介绍给社会各阶层人士，同时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生动进程昭示人们，纯粹的心灵探索和精神生活并非没有价值，而是极有价值。《书屋》的同仁们深知，在社会风气相对浮躁的当下，提倡纯粹的精神生活，许多人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去提倡这种理念。因为无论从科学发展而言，还是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说，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都为当务之急。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2:03

把李良明《小事大风范》置刊首，以小见大，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一生中撷取的几桩小事，来折射出政治家的人格风彩，也可看出其立场坚定、始终不渝，大公无私、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真正地体现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这一神圣宗旨。老一辈政治家风范永存，值得我们后来者追慕和学习。再来看看我们基层人物的优秀事迹。丁品《踏遍雪山大漠的人》介绍了新疆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维东，几十年来扎根边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他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好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不仅仅要艰难地进行考察、研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甚至要冒着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而勇往直前，并以扎实地勘查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说明：开发大西北，环境影响的评价要迎头赶上。由此及彼，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从制度上对环境进行保护，尽可能地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岱峻《卜凯和他的农经学派》一文讲述卜凯及他的中国弟子从事近代中国农业田野调查的故事。那代学人深入到乡村第一线，以专题的方式摸清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的情况底子，并对开发农业技术、进行田园管理、改良作物种子、改变农作方式等提供了具体的办法和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近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史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宝贵的原始资料。
本期“域外传真”二篇，一篇是评述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姆的诗歌及其书信，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世界当代诗歌的走向，从而更好地去解读自由想象与诗歌语言的“关联性”；另一篇是介绍韩国市场经营的特色，并由此揭示出韩国人的性格及其政治生态，以便我们更好地、全面地认识韩国。
《重读潘旭澜》、《怀念丁淦林》二篇是对当代学术模范的追忆和纪念。怀念师长、缅怀前辈，最重要的是延续他们做人的原则与治学的精神，进而鞭策，以改造我们的学风。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2:35

从今年2月1日以来，湖南上下广泛开展“湖南精神”的征集提炼活动。社会各界反应踊跃，从党政官员到普通民众，从耆宿硕学到求知少年，大家积极参与，到3月1日，活动主办方共收到来自网络、信函、短信等途径的六万一千多条“湖南精神”表述语。经组委会和专家学者认真讨论和筛选，最近形成了十条“候选表述语”，主要有“赤诚，担当，务实，图强”；“忠诚，坚韧，求实，创新”；“心忧天下，厚德致远，实事求是，敢为人先”；“重大义，勇担当，敢争先，乐奉献”；“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等。组委会认为，这些候选表述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湖南人共同的气质和追求，对于凝聚民心，鼓舞民气，推动湖南“四化两型”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三月中旬，组委会将从十条“候选表述语”中选出一条，作为“湖南精神”的精确表述。
我时常从湖南卫视、湖南经视上看到征集来的“湖南精神”表述语，感觉虽然水平有高低，境界有差别，但作为一项公共文化活动，能动员起如此众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实为湖南文化史上一个亮点，同时也是对三湘儿女人文素养和精神追求的一次集中检阅。
“湖南精神”的征集提炼活动，自然让人联想到“湖湘文化”。前者可视为对湖湘文化的高度概括。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形成、演变和创新的，学界也一直在讨论之中。本期《书屋》发表了与此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所写的《湖湘文化的衡阳面孔》，另一篇是《长沙通史》近代卷主编彭平一先生等人撰写的《近代长沙教育的新气象》。唐浩明先生认为，南岳衡山一带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手里，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巍然而为一座学术高峰，对湖湘士人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彭平一先生则从“经世致用”、“重视实践”、“教授新学”等角度对近代前期长沙教育的新气象作了仔细的描述和分析，便于人们从一个角度去感受近代湖湘文化的脉搏。
《书屋》是一本读书类杂志，因此确保其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一直是我们的不懈追求。《书屋》来稿众多，优秀稿件所占比例颇大。但即便如此，编辑部也经常主动约稿。记得多年前，我在北京一图书市场买到一本《袁中郎随笔》，发现其中有大量关于佛教与佛学的文章，很是耐人寻味。袁中郎对佛教义理刻苦钻研，且自视甚高。如他对苏东坡的诗文推崇有加，但独对苏东坡的佛学修养不屑一顾，认为其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开创明代文学史上“公安学派”的袁中郎，在佛学领域造诣究竟如何，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疑问。说来也巧，《书屋》作者曾纪鑫先生是湖北公安人，对乡贤袁中郎情有独钟。他有次对我说，他写的《袁中郎传》即将付梓，且其中恰有一章是写袁中郎与佛学的。我于是向他约稿，请他将其中精华抽录出来在《书屋》发表。他欣然同意，不久就发来《梵音唱彻声清远——袁宏道与佛学》一文。
长沙近半月来都是阴雨天。春雨潇潇中，我们几经淘洗，终于编定了这期杂志。但愿读者们看到这期杂志时，窗外明媚的阳光下，樱杏桃李正在灼灼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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