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2:59

晚清名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作为一种实践理念影响甚远。任何一种文化的体、用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体、用，西方文化有其自身的体、用，各个不同。近代开埠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浸淫，中国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实的根基来迎接，中途虽有曲折，甚至出现某些偏颇，大体而言，这个过程正好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同化与包容能力超过其他文化。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延展，反过来，中国文化也促进了别的文化改造，如同佛教一样，它吸取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汇入了佛教经典之中。这就是说，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单向的流入、一味地灌输，还有回流，这种双向的流动才是文化开放的主旨。因此，过多拘泥于不同文化的体、用之辨，不如我们敞开胸怀，增强自身文化的自信力，在古今、中外的纵横交通之中来振兴，以求中国文化予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这一层面，我们真的要有大家子气。
但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一定要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进行，要从自身的文化中拓展开去。我们既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跟上时代的步伐，推动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相激相荡而卒相合”；又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从本源上去探求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做最大的创造，必须“采撷其中能与中华固有文化兼容而优良的部分，扬弃其糟粕”，踏实做去。本期首篇文章尽管是老话题，但在思路上对我们有所建言，值得大家深思。
资中筠在其自选集的多篇文章中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学人，他们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学的消化与吸收能力之强，可谓卓然成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中西文化会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以坚定的信念。现在文化的开放与交流是对等的、自由的，这是大势所趋，各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肯定会被大家所接受；中国优秀的文化会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影响其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是可以料想的。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要厘清，则知轻重；“终始”则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先后”是要有秩序感，这些与“本末”相呼应；“近道”则是天道不可违，古今、中外文化发展概莫能外。要之，中华文明的崛起一定可以实现。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3:23

人的一生究竟要如何度过，或者说要采取何种人生态度，实在是一个颇费思量的话题。本期《书屋》发表两篇文章，一为《梁启超的人生观》，一为《哲学家的生活态度》，但愿能对人们特别是处于苦闷彷徨状态的人士有所启迪。人生苦短，但许多人却为如何打发时间而犯愁。他们得设法寻求一些刺激和小乐子，才能勉强支撑下去。对这些人来说，苦闷和空虚构成了生活的底色。但梁启超却是超一流的乐天派，除了睡眠，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并为之陶醉，为之神往。兴会淋漓之馀，唯有慨叹光阴短促，时不敷用。
世上的人生观林林总总，有的是理想主义，有的是实用主义；有的是浪漫主义，有的是颓废主义。梁启超考虑再三，将自己的人生观定位为“趣味主义”。在他看来，世上的事大多都有趣味，而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更是富含深趣。趣味亦分多种，可喜可笑之事固然有趣味，而可悲可恨之事亦有趣味。所以他并不以道德和成败论趣味。比如他反对打牌赌钱，并非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它终归会弄得无趣而收场；很多人认为成功才有趣味，梁启超却认为失败也有趣味，而且特别值得回味和咀嚼。就政治活动而言，梁氏可谓“一败涂地”，但他似乎从来未因此悲观过，在屡仆屡起中，梁启超悟得一个人生真谛：“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梁启超成名很早，特别是戊戌维新及其前后，他以一支神笔执舆论之牛耳，骄誉天下。成名之后，“天涯到处有逢迎”，他看多了那种万人景仰的宏大场面和诗酒流连的瑰丽风景，觉得人生真的是趣味无穷。但梁启超信奉“趣味主义”，并不单是性喜热闹，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心有丰富的爱与美的情感，恰巧他又善于发现和表达，故觉得俗世的爱恨情仇，潮起潮落，乃至自然界的春花秋叶，云卷云舒，都值得用心体验和玩味。
“趣味主义”的人生观造就了梁启超的一世风流。他也的确是有趣之人。1899年，他在檀香山演讲时幸遇华侨之女何蕙珍，何的美艳、才情以及对他的仰慕让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忍不住把这种激动的心情用家信告知远在日本的妻子李蕙仙。信中坦陈：“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长，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梁启超“趣味主义”的宽博和含浑，于此可见一斑。
《哲学家的生活态度》系著名作家王开林先生之作。他广泛搜罗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轶事趣闻，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示哲学家们的孤品诡行和心灵生活，读来饶有趣味。开林先生认为，有成就的哲学家多属于“畸零”之人。在灵与肉的撕扯中，哲学家们以摆脱固执的官能为荣，追求心灵的丰富和灵魂的跃升。对于以寻找“逃穷之方”为目的的庸常大众来说，哲学家的生活固然是远了些，但也不妨沾溉其流风余韵，缓解一下沉重的肉身。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3:46

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小说”、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文学风气为之一变；林纾用文言文翻译了一百多部境外小说，推波助澜，蔚为壮观。应该说，这三位为近代文学转型贡献颇多，也为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线。小说与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学形式确在推助历史的进程，文学的功用由此可见一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非比寻常。从章回体小说到白话文小说，从格律诗到新体诗，辞旧迎新，各个不同，然历史的真实却告诉我们，守先待后，新旧交织，才是本来的面貌。就拿白话文运动来说，当时居于主流，自上而下，无可阻挡，社会风尚为之而变，文学各种的“尝试”始终走上时代的前列。另一面则是“学衡”、“甲寅”派们依然守住旧有的传统文学价值观、体裁与格式，依然用文言文写作，与白话文唱“对台戏”，形成一股潜流，是为文化保守主义。两股潮流，一显一隐，汇成整体，它们丰富了近现代文学史的内容。
小说、诗歌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作为社会思潮演变的重要载体，甚至是思想改革的“急先锋”，承担了思想启蒙者角色，把整个社会思想都激活了。延至当代的各个不同时期，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在起作用。
长篇小说作为各种文学样式集大成者，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尤为突出，因其时间跨度大，信息量饱满，可以涵盖各种文学样式，最需要创作沉潜和质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抑或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代表作，也是一个作家水平的标志。到了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数量而言，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为显赫的。单就这几年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年均四千多部长篇，当代作家最为多产。每届的“茅盾文学奖”，也就只那么几部，剩下的大部分长篇淹没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尤其这些年，网络小说的兴盛，发表的便利，使得长篇的数量陡然增加，各种内容与体裁的长篇竞相开放，热闹得不得了。特别是不少长篇先在网络走红，然后形成纸质文本，再通过影视拍摄，名头更响。这样下来，长篇小说有迎合市场的趋向，早产早收，多产多收，业已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从而局限其质量提高，真可谓泥沙俱下，难见珍珠。
本期刊发《吴宓与〈人海微澜〉》以及当代小说的三篇评论，究其实是想让我们重温新人文主义者予小说的评价，复习一下前贤对于小说之“宗旨正大”的理解，进而对当代小说的创作有所裨益；三篇当代小说的评论，让我们熟悉一下文坛的近况，在不同的解读与评述当中寻找到小说应有的位置及作用。前瞻后顾，相互对照，在时间的链条上替今后的小说创作做一个导引，在历史的图像中映现出可能性的未来。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4:13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六十四卦作为对宇宙奥秘的直观体悟，表征着中国先人“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的大智慧。比如六十四卦以“未济卦”结尾，便不失为深刻的洞见。它既含有生生不息之意，也带有“不可求全”的训诫，所以龚自珍才有“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陷好”的感叹。“花未全开月未圆”，其中的妙谛，非读《易》不足以彻悟。由于《周易》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其卦辞爻辞的古奥艰涩，几千年来注家蜂起，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先生的《周易通义》等。我多年来也收藏了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如刘纲纪先生的《周易美学》、李申先生的《周易经传译注》以及欧阳维诚先生的《周易新解》等等。
年近八旬的欧阳维诚先生是湖南出版界的老前辈。他主攻数学，曾名列湖南数学学会的理事，但又具备人文领域的丰富知识，可谓文理兼通。他数十年研究《周易》，认为古老的《周易》是一个以布尔代数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数学系统，易卦可视为布尔向量的原型。他的独创观点和探索精神曾得到张岱年等大家的赞扬。本期《书屋》发表的《读〈易〉四题》，反映了欧阳先生对古老《周易》的深入思考，其中对易学研究中的象数派、义理派、训诂派和科学派的得失一一作了精湛的评析。他不同意所谓西方的二进制起源于易卦的观点，强调把易卦看成二进制数，对认识易卦作为布尔代数系统的实质带来了干扰。
对《周易》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在中国古代，文人学者多从政伦日用、修身齐家的角度从中吸取智慧。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便经常以易学的盈虚消息之理训示家人，告诫他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有次，曾国藩的门人陈升因一言不合愤然离去，他一方面作《傲奴诗》，另一方面也自我反省。旅卦九三爻辞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之语。曾氏由此得到启发，顿悟主人若视奴仆为逆旅，则奴仆亦必视主人为逆旅。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周易》初为卜筮之书，魏晋后发展为哲学，古代有修养的文人学者看中的是《易经》揭示的天道和哲理，而非临时占卦以定吉凶的小道末技，所谓“善易者不卜”是也。
在本期《书屋》作者中，年龄最长的当数年近九旬的李凌先生。李凌先生出生于1925年，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中国古代的人殉制》是李凌先生费数年之功而写成的。文章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确有大家气象。篇幅固然是长了些，但此种带总结性的文章，我意值得读者们耐心一读。
欧阳维诚先生和李凌先生堪称“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两位老先生都经历坎坷，但对学术的志趣却始终不改，老而弥坚。后学如我辈，当景慕而从之。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4:37

梁漱溟先生说过：“从文化比较上来看，中国文化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近代百年，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先是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乃至废科举、办新学、兴商业、立章程，图强自存，翻新求变，都是针对“相形见绌”，不仅仅单指向中国文化这一面。事实上，“外来文化之影响”愈来愈深远，如何置放中国传统文化，不使之“根本动摇”，无数仁人志士在各个阶段都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其策略、方法不胜枚举，抑或各自对立，甚至偏激，全出自拳拳之心，新旧和中西确实难以分际。近代以来文学的变迁在这种遭遇之中更加显赫，因时而动，由境而化。新文化运动承前启后，浪潮汹涌，以白话文为标志，自上而下，波及底层，带来了革命性的文学与文体巨变。而这场巨变都是以外来文化为参照，尤以欧美与日本之影响剧烈。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铺天盖地而来，西方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辈作为当事人倍感冲击，压力与日俱增，不断地翻阅西方学术著作。一面是为了自炫，另一面则是在大的语境上急起直追，唯恐落后。现在回头看去，自然叹息那时的读书氛围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学习积极性，但也留下深深的遗憾，那就是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和透彻性的了解，以致多年以后仅存新名词、新概念而不得果实。
也在那时，一批厚实的、中西会通的著作格外的起眼，与那些赶时髦的相区隔。记忆最深的像叶维廉《寻找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等，就是旧籍新版的林语堂《苏东坡传》，我辈都惊叹不已，视为经典，一再诵读。这些学者国学功底扎实，西语精通，中西文化或文学的比较立得住、化得开，全无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弊病与浮夸，可谓一时之选，后世模范。这期刊发了张先生《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缘起与兴盛，他对于中西文化的通达观念以及三十年来治学的方向和心路历程，可为后来者掌灯。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学问精深，闻名遐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如此，他还时刻在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他有宽阔的胸襟和迥异时俗的评价，机敏而睿智，深刻而包容；他饱含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不同文学比较应持有的标准和姿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他著文纪念林语堂先生，颇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和回想，让我们退回到那个时代去体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度和风采，并在中西文化共同的语境中去体会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化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多元并存，世界一体，如何在纷纭中保护好并保持“极强度之个性”，近代以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特别是吸取西方文化的精髓，借鉴不同类型的模式与方法，试图打通新旧之间的砖墙，去强化并催生出中国文化的旺盛生命力，以裨世道人心，在已有的文化观念与伦理道德中找到源头活水，浇灌我们的心田。而回归最初中西文化的比较场景，探寻前辈们的得与失，找到新的途径与新的价值观，使中国文化“极强度之个性”不坠，应是当代人们的起点。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5:02

过去有句老话，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但细究起来，在大多数时间段，这不过是秀才们的一种自恋和自夸。如果强为之解的话，也只能指一般的事理而绝非具体的事态。只有到了互联网时代，这句老话才真正变成了现实，而且不再被秀才们所专美，凡懂得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各色人等，都能即时地知晓地球上发生的纷杂事态。从纸质到屏幕，乍一看似乎改变的仅是文本的呈现方式，而实际上却对人的心智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印刷品时代，学子们青灯黄卷、雪夜呵冻式的苦读苦吟，在清香的书卷中烙下了人性的温热。书虫书痴们还不惜以摘抄备忘甚至丹黄殆遍的点评来穷尽书本的滋味。与这种阅读方式相伴随的，则是咀嚼回味、沉思冥想的习性，人类精神世界的危崖雪岭，通过缓慢而精细的阅读和思考而层层浮现。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类天性中的占有欲被海量的信息所迅速放大，一种阅读的速度崇拜在全球弥漫开来。人们像皇帝老儿恨不得阅尽天下春色一样，尽情消费铺天盖地的信息，不知疲倦地享受着信息的饕餮盛宴。据统计，从一个网页到另一个网页，人类的平均用时不过一二十秒的时间。鼠标的点击是那样的便捷，以致人们可以迅速地从政坛新闻转向明星八卦，又从体育赛事转向股市动态。一个以粗枝大叶、三心二意、即时寻乐为标志的浅浏览、浅阅读方式不经意间便成了时代的主流。人们来不及回味，来不及思考，一觉醒来，便奔着更新的网页而去。为了满足网民求新求快的浏览需求，简短的微博体文章大行其道。
屏幕阅读给人类心智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本期《书屋》发表的《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一文对此作了深度的分析。在作者看来，碎片式的、以满足感官愉悦为目的的浅阅读，直接导致人们思想的浅薄和扁平化，不断分散的注意力把焦灼、浮躁等劣质的心理品质也引发到极致。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作为人类本质属性的沉思冥想等特征也似乎步入了万劫不复的熊途。或许作者是言重了，但他的猛然一掌无疑会有助于人们的警醒和反思。
征诸个人的经验，我一直对科技的无节制发展心存疑惧，对各色新媒质的了解和使用也比常人慢了半拍，但即便如此，我上网的时间也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浅浏览的便捷，让我的耐心大打折扣。为了完整地读完一本书，我得付出比以往大许多倍的勇气和毅力。从浮躁回到淡定，从便捷回到缓慢，我以为是难了，这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是一样的。
本期《书屋》以较大的篇幅关注语言文字问题。雷池月和苏锑平两位先生的文章，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普通话（国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同样发人深省，值得读者们关注和讨论。语言是存在的故乡。承载地域文化的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受到挤兑和冷落，不可避免地损害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千姿百态的方言能表达许多特殊的情感和趣味，这恐怕是普通话无法胜任的。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5:25

“易市而集、垒石为城”，这大概是城市的最初雏形和渊源来历。集市而圈大，点线而延展，随着时间的累积和需求的扩大，挑担而坐卖，城镇勃兴矣。由此，改变生活形态和商业模式，由分散而集中，因小而大，集而镇，镇而城，面积与范围成倍地增加，其品质与功能沿袭而下，纷呈精彩。
“易市而集”，本在买卖。即使现代的山野之地，当地的居地还保持着“赶场”的习俗，到了约定的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场地进行物品交易，互通有无，诚信公平，童叟无欺，货不二价，物流、人流极为顺畅，财货通达。待到一定的规模，行商而坐商，聚地而拢，建镇行使，更加兴旺。随之而起就是大兴土木、圈地扩建，并带动了道路及相关的设施建设，所谓舟车辐凑，四通八达，这是“场”到“镇”的显著变化。
“垒石为城”，本在扩张。从“镇”到“城”，规模之大小，最易识辨；人口之多少，很能判断；城、乡之差别，一笔划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分野，立判即是。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其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若按此定义，城市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这是身在其中的人们所难能想象的。
因此，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沿革、个性特色和精神气质。翻开史籍，以及当代修下的各方城市志书，都可以找到某个城市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兴衰有时，由时而化。也可以说，每个城市都有历史意义上的“地标”和地理意义上的“地标”之作，并由这些“地标”鲜明而彰显城市的个性特色。同时，承载太多内容的“地标”赋予了人文意义，汇入了城市的精神气质之中。经济越发达，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样形成了相邻而起的城市群，这一方面周遭的城市成为核心城市的卫星城，另一方面因地域、经济、文化乃至精神气质相联相通的城市集群，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尤其在人文意义上。
移民而来，五方杂居，每座城市都是大熔炉，各种人群、气息与精神汇流其中，多元竞争，融旧铸新，城市才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现代城市的规划、布局、扩充、治理秩序、创新等诸多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提升城市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确实需要各要素都能发挥其长，回避其短，而整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市民意识的觉悟，生于斯、养于斯的城市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5:51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是杰出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勤于笔耕，作品甚丰，《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更为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他还以其娴熟的英文，热心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民情风俗，并获得巨大成功。台湾正中书局数年前曾刊印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东坡诗文选》、《幽梦影》、《扬州瘦马》等中、英文对照书八种。张晓风、顾彬等著名作家、学者欣然为之作序，最有助于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语堂先生的苦心孤诣。
语堂先生为人谦和冲淡，虽大半生经历乱世，却能处变不惊，苦中作乐，擅长以艺术家、宗教家的情怀发挥心灵妙用，以放达闲适的态度迎送昏晓流年。心平气和的他做教授，办刊物，写小说，搞发明，名堂很多但样样出色，而且享年八十有二，实现了事功和寿命的“双赢”。世上的大智慧多出自从容淡定，谈到人的一生从理想走向现实，语堂先生以“姐儿爱俏，婆儿爱钞”予以妙解，可谓深近人情之言。
相比于鲁迅的峻急和直道，语堂先生的圆融和恕道便格外显豁。我读《吾国与吾民》，最喜其絮絮叨叨中透露出的悲悯情怀。他对国人世俗生活中的“老猾俏皮”刻画入微，却也对乐天耐久、生生不息的民间活力充满敬意。鲁迅去世后，语堂先生在悼文中说：“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为了理想不惜“抉心自食”，针对林语堂在乱世大讲性灵闲适，他接连写下《读书忌》、《论俗人应避雅人》、《天生蛮性》等予以讥评。《天生蛮性》总共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谈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多年交情就此淡漠。语堂先生何以“无悔”，真令人深长思之。大约在他看来，没有哪代人是注定专做牺牲品的吧。
在文化传承上，“隔代有知己”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果说袁中郎（名宏道）为苏东坡之后身，那么林语堂则俨如袁中郎之转世。袁中郎创立公安派文学，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等主张，给晚明沉腐已极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诚为末世之前驱。袁中郎的散文、尺牍写得神骨兼备，趣味盎然，《徐文长传》、《虎丘记》等更为千古名作。语堂先生在《四十自叙诗》中写道：“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憧憬仰慕之情跃然纸上。上世纪三十年代，语堂先生为表彰袁中郎不遗余力，并首次创议出版《袁中郎全集》。其“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办刊理念，更直接来源于袁中郎的“性灵说”。
作家曾纪鑫先生为湖北公安人，有感于乡贤袁中郎的巨大影响，他在二十年前便开始关注和研究袁中郎。期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包括流落在日本等地的袁中郎佛学作品，如《金屑编》、《珊瑚林》等等。他还辅之以田野调查，多次回家乡实地考察袁中郎的故居和墓地。所有这些，都为他全面透视袁中郎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最近，他撰写的《晚明风骨——袁宏道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完备翔实、评论也颇为丰沛精当的一部袁中郎传记。本期《书屋》发表的《寻找袁中郎》一文，是曾纪鑫先生综合多方面素材包括田野调查而写成的，对袁中郎的临终心态和最后归宿作了详尽的剖析和考证。这不是一般书斋学者所能做到的，所以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一读。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6:16

近来读《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胡为现代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学衡派”骨干之一。其中“……在《学衡》之第一、二两期即发表长二万言《评〈尝试集〉》一文，博引中外文学批评家之语以证胡适之主张之不当。此文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以后余曾作评论明清诗词家之文多篇，同时主编诗词选，颇引起引来嘤鸣以感，亦快事矣”。又，“我虽是一个科学家，但对于中国旧文有相当深的研究，所以我十分珍惜这种封建文化，我认为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竟敢创造白话，又来打倒文言，我虽不问政治，但对这个毁灭中国民族的崇高文化的运动，是不能坐视的。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鸣得意的”。“亦快事矣”、“自鸣得意”怕是民国学人的另一种“范儿”。本期刊发的《古墨缘》所介绍的张充和先生，亦作如是观。另一篇《锦江弦歌》，用意也在此。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承不仅仅需要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美的文字，这些常识现在好理解。然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嬗变的过程中，珍惜中国“旧学”的学人面对当时白话文运动自然会有所“反动”，实质上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再来聆听这些“声音”，是对前辈学人的尊重，更是对现代白话文的反思。无论如何，迹近中国文字古典美，文白夹杂、意境深远的“体式”总会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和阅读的快感。
本期两篇“湖湘人物”可以沿着这种思路读下来。民国湘籍学人的“言”、“行”都有“得意”处，也有一种风格的存在，这与湖湘文化息息相关。王闿运、曾昭燏们用自己的“言”、“行”为湖湘精神做了很好的诠释。其“言”，掷地有声；其“行”，颇合宗旨，风骨硬朗，神气活现，修养、品质与气度均有过人之处。另一层，本期刊发完的郑佳明《城市哲学》一文，这是他为《湖南城市发展史》所做的序言之下篇，中间蕴涵的有文化保守的意义在，也为湖湘文化的赓续做形而上的思索，发人深省。
“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可望其成功”。胡先骕先生话犹在耳，意义非常，予文学、予人生未尝不是一种“回响”。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 09:16:54

上世纪五十年代，明史大家吴晗在《灯下集》的序言中写道：“一篇文章、一本书的出版，不光是为自己看的，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要让人看懂。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可惜，并没有都这样做。上面说过，我是爱读书的，也经常吃苦头，有些书，有些文章实在不容易读，读了也不容易懂，好容易懂了，也不知道懂得对不对。慢慢读得多了，摸清了门路，找到一条小线索，那就是碰到这样的熟人，这样的书，第一是不理，第二是不买，第三是即使送来了，也不看，坚决不看。想一想，好容易写了文章，出了书，人家都不理、不买、不看，糟蹋了纸张、印刷力量，岂不是浪费！万一人家真看了，而又看不懂，糟蹋数不清的时间，岂不造成更大的浪费！”这真是老辈之言，至今仍切中时弊，对于改造我们的文风意犹在耳，旨在鞭策；两个“糟蹋”，也说明了恶劣的文风害人误己，得不偿失，这样的文章或书出来是对资源与时间的“浪费”。文章写出来是给人读的。好的文章不仅表达真实、完整、简洁、唯美，而且是要人读懂的。文章简易难。每次读老辈们的短小精悍的文章，通俗明了，毫无晦涩之气，意义自现，发人深思，大家的过人之处在此。哪怕著作，他们都能一以贯之，言之成理，论之有据，下笔如有神在，内敛丰盈，美不胜收。
“言为心声”。好的文章源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态，无强为呻吟之笔，无一味炫耀之姿，无空洞无物之句，无千篇一律之口号，无强拉胡扯之蹈虚，无故作高深之伪饰。平直而去，幽深潜在，盖因透彻而底气足，文笔坦荡，不打狂语，不尚虚词，无一语不中的。
“文如其人”。品质、修为、思想、境界是作文的底色，见识超迈、心胸宽广、经验丰富、境界高远、风流尽得。文章即人格。为人、作文本来一体；文史哲不分家，贵在渊博通达，然再好的思想，也要让人读懂，普及才能达到目标。文章“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要让人看懂”。
再深奥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再回到实践中予以检验；再好的理论形诸于文字，它必须是清楚明白，易于让人接受，而不是设置文字魔障，有意为难；或游戏文字，模棱两可，不着边际；或俗语套话，笼而统之，言不由衷，这样的文风很成问题。
积弊日久，非振衰起弊不可；整顿文风，亦非一日之功。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是正道，这需要从具体工作中去体现。本期刊发的多是知识小品、情趣短文，好读益智，不言而喻。文风关乎甚多，据实而行，以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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