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6：=毕-福-剑-事-件-的-理-性-思-考-----2015年4月10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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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东：老毕“大道”,还能“星光”否？

老毕摊上大事了。

如果说雷政富被“秒杀”，老毕则被“分杀”。

雷大官人香艳的12秒，横刀立马，虎头蛇尾，让人嗔目结舌，直接被拿下，是为秒杀。

老毕短短一分钟的功夫，满嘴跑火车，说唱结合，嬉笑怒骂，直接被拿掉，是为“分杀”。

雷大官人纵然被人设计，但毕竟真刀真枪，哪怕只有12秒。老毕发发牢骚，过过嘴瘾，也成了过街老鼠，实在有点憋屈。

老毕有错吗？

老毕自然有错，错在双面人格，吃公家的饭，砸公家的锅；但私人领域，饭桌之间，吹吹牛皮，罪不至死；更何况老毕家的老毕确实在文革中倒了霉，老毕酒后笑骂一句，也是人之常情。

几年前，延安人张某和新婚妻子在家欣赏黄碟，我人民警察破门而入，人赃俱获，拘留了张某并罚款。其新婚妻子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极力辩解，仓促之间，说了一句伟大的名言：“我们夫妻俩只是看看黄碟，人家夫妻还都在家演黄碟呢？为什么只有我们犯法了？”

任何道德的大棒，法律的幌子，无论多么正义，多么光明正大，都在这句话的质问下，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在我看来，不管什么行为，只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不是违法行为。或者说，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基本上就是默许的，最多就是道德问题。岂有他哉？

老毕虽然是公众人物，但在私人聚会上，开几句玩笑，说几句醉话，尽管问题不小，私德有亏，但并没造成社会危害性，我们不妨一笑了之，就当老毕放了一个屁。

话又说回来，就算老毕恶毒的诋毁我们，我们也不怕。我们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岂能因为老毕的一句醉话，我们就不自信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信岂不是纸糊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老毕这句话就当是自我批评，又有何妨？

就算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想来也是骂过人的，而且是当面骂的。

庐山会议上，在毛主席的咄咄逼人之下，彭德怀终于失去控制，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彭大将军既然当面质问，可见毛主席骂人不假。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明领袖毛主席不仅骂人，也能容忍别人骂他。在他看来，不过是红红脸，出出汗，正好从骂声中反思自己。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开会，突然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延川县李彩云县长当场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该农民非常愤怒，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主席知道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延安时期尚且如此，我们今天是法治社会，政府也强调依法治国，人民岂能因言获罪？

事实上真正造成这一事件社会危害性的，乃是那个阴险的告密者。是他造成了老毕酒席上段子的广泛传播，如果因事件广泛传播造成了重大社会危害，那也是传播者的错，应该把板子打在传播者身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老毕和老婆在私人空间里上演黄碟，结果被人家偷拍，上传到网上，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我们是拿住老毕问罪呢，还是追究上传者的罪？

一个社会鼓励告密，就算无意中纵容告密都是可怕的。这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开始。

就算是告密文化的拥护者武则天，对告密者的人格也是蔑视的。

公元692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屠。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做成肉饼子，宴请同僚，前来赴宴的杜肃偷偷藏了一个肉饼子，当天晚上就屁滚尿流地摸入皇宫，去告发。没想到，第二天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当众揭露杜肃，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告密者杜肃当众挨了一记耳光，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杜肃从此被钉在告密的耻辱柱上，成了卑劣无耻的代名词。

好一个武则天，就凭这一件事就巾帼不让须眉。难怪她有勇气死后立无字碑：己之功过，留后人评。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要进教堂忏悔，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裸露出来，心灵得到净化。中国文化本来是讳文化，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当然更为自己讳。后来，儒家文化被清算，孔老二被打倒了，讳文化被颠覆了。为了保全自己，给自己讳，就需要告密长者，告密亲者，告密尊者，以示大义灭亲，铁面无私。这就是黑暗的告密的缘由。

无数个夜晚，无数个黑暗的灯光下，无数个眼睛瞪得像小庙一样，在写着颠倒黑白的告密信。

事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就因为和学生探讨《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进而被学校停课，悲凉地离开自己钟爱的教育岗位。

在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里，导演马丁·布雷斯特讲了这样一个校园故事。

学生查理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校长逼他说出谁是恶作剧的主谋，否则他将被开除学籍。

影片的结尾将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查理的朋友史法兰，在学校对着一群伪善的校方官员，发表了一场义正词严的演讲，谴责校方正在毁灭这个孩子纯真的灵魂，坚持查理有理由拒绝校长的询问，他认为在紧要关头出卖同学与良心，是懦夫所为。

史法兰这个脏话连篇的演讲，博得众人暴雨般的掌声，挽救了查理被校方开除的命运。

其实，我们也有绝不告密的勇士，宁可失去生命也不在乎。

还是回到主席身上，在与彭大将军决裂后，毛希望拉拢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请他阅读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只要写个检讨，仍可回湖南主持工作。

周小舟流着泪对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个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认为，以他的身份，和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泽东一挥手说：“你走吧！”

很快，周小舟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将，下放浏阳县接受改造。“文革”开始后，周小舟受尽造反派的凌辱，于1966年12月25日自杀身亡，时年54岁。

突然想起美国总统林肯的竞选演说，突然人群中有人当面咒骂：林肯，狗屎！垃圾！杂碎！

林肯温和的对那位先生大声说：先生，您好！您不着急，等一会，我就要讲您提的脏乱差问题了！

那个人非常愕然！在听完林肯解决脏乱差的精彩方案后，那个骂人者，也随着林肯的支持者一起热烈的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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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泡泡糖《郭一平：央视开除毕福剑党籍和公职算不算过分？》

附：毕福剑豪华宴会全班底 　　第七、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空军原副司令员景学勤中将及夫人； 　　中国著名人物画家史学良；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国画大师姚治华； 　　武警部队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韩双增少将； 　　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原副司长王胜利；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大使助理莎穆尔艾.瓦喜李； 　　中华志愿者协会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强； 　　中华志愿者杂志常务副社长王芳； 　　央视毕福剑外事助理、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 　　中华志愿者杂志副主编、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主编许顺喜； 　　央视星光大道优秀歌手郭津彤；     著名书画家、中国画虎十大名家敖特； 　　央视星光大道优秀歌手乌克兰选手吉米； 　　著名写意书法创始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刘俊； 　　著名慈善企业家、甘肃盛鑫集团董事长余文秀、助理余馥、公司副总赵和武； 　　慈善企业家、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新闻中心副主任陈书平； 　　中国部长将军书画院秘书长高艳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     做东的应就是那个甘肃土豪余文秀；而视频拍摄者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政务秘书、美国中情局高级特工白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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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越来越清楚了

3月，应乌克兰驻华大使馆邀请，在刘瀚锴精心组织下，应邀走进乌驻华使馆进行文化交流。乌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全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宏将军;使馆新闻官、二秘舍甫琴科·列娜;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等应邀出席。

老毕的外事助理、中国国宝书画研究院国际部主任、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而视频中坐在老毕身边的女性是乌克兰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而视频拍摄者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政务秘书、美国中情局高级特工白丹利。时间应该是大年初一书画家到乌克兰使馆文化交流的时间。

05.鼓掌者就是老毕的外事助理刘翰锴，光头者就是画家协会会员史国良。

06.坐在老毕左手边的女性就是乌克兰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

07.视频拍摄者--就是这张照片里的男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美中情局特工白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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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毕指两条明路六神磊磊





【一】



有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公众人物，在酒楼上放肆地大吃大喝，贪饮了几杯酒，于是头脑发热，开始大放厥词，结果摊上了大事。



这个人，叫做宋江。



《水浒》里，宋江先生跑到浔阳楼题反诗，那过程简直和毕福剑一模一样——



“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再写下四句诗……”






（《新水浒传》张涵予饰演宋江）

宋江和毕福剑的反诗，内容和格调不同，但性质同样恶劣且严重。宋江写的是“敢笑黄巢不丈夫”，毕福剑的反诗是：“老*养的……”。相比之下，老毕的措辞要粗鄙露骨得多，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现如今和北宋年间市民文学素养的差别，但二人造反作乱的司马昭之心，无甚差异。



就连他们被群众检举揭发的情节，也是那么相似。《水浒传》里，有一位叫黄文炳的进步人士，政治敏感性相当强，无意中看见宋江的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



黄先生立刻“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他还很重视保留证据，对墙上的反诗“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老毕被揭发的过程大概也差不多。义愤的群众将他的张狂形态录了像，藏在身边，多半也要分付老婆：硬盘里的这段avi，可休要删去了！



老毕事后酒足饭饱，大概还不知已大祸临头、自己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已经暴露，照样逍遥快活了一阵子，直到群众检举，案子在网上闹将起来，朋友才飞奔来提醒。就像《水浒》里，捕快行里的朋友戴宗急吼吼飞奔来提醒宋江：



“哥哥，你前日却留下甚言语在楼上？”



宋江顿时吓尿了——“醉后狂言，谁人记得？”



你记不记得不要紧，正义的群众都记得。



【二】



事到如今，吃后悔药已经无益。下一步毕福剑该怎么办？



当你造反作乱的诗文言论被群众揭发，该当如何是好？我给老毕建议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学宋江。




“你可披乱了头发，把屎尿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我和众人来时，你便口里胡言乱语，只做失心疯便好。”



这就是捕快行里的老手戴宗给宋江的建议——诈作疯魔，大说疯话，去屎尿堆里滚。我是个疯子，你们总可得原谅我吧。



老毕请记住，等义愤的老同志们拿着告密视频来找你时，你不妨就委屈一下，像宋江先生一样，“屎尿坑里滚”，“白着眼，乱打将来，口里乱道：‘我是蒋介石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卫公立煌做先锋，杜公聿明作后合，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斤，杀你这般鸟人。”



老同志们再义愤填膺，看到这样一个老毕，看到屎尿片片飞来，也多半会像《水浒》中的捕快一样，面面相觑：“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我们拿他去何用？”



【三】






（周星驰版《鹿鼎记》剧照）

第二条路，是学韦小宝。



三百多年前，韦小宝先生遇到了比老毕还严重的情况：他带着军舰炮轰神龙教，把人家打得一败涂地，最后洪教主率领愤怒的军民群众自卫反击，当场把韦小宝抓住。



怎么办？下跪求饶？噼噼啪啪猛抽自己耳光？都不好使。韦小宝把脸一抹，思想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教主他老人家福体安康，我真想念得他紧！属下这些日子来，时时想起夫人，日日祷祝你越来越年轻美貌！好让教主他老人家伴着你时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韦小宝的抹脸神功，宋江是不行的。宋江是读书人，总是翘着知识分子的臭尾巴，好个面子，倒霉之后也做不出抹脸的事来，只好去跑到屎尿里打滚。



当然，老毕要想获得愤怒群众的原谅，光有思想上的转变还远远不够，还要学习韦小宝，一秒钟完成立场上的转变，和旧势力划清界限：



“在属下心中，教主和夫人比之皇帝高出百倍！他是万岁，你是百万岁！他是万万岁，你是百万万岁！”



【四】



老毕，捅了篓子后光抹脸拍马，仍然不够，你还得和韦小宝学一点：危机关头要拍马屁颂扬别人，不但要颂扬他本人，还要颂扬他最喜欢、最宠爱的人，比如他的女人、小孩之类。



有些大人物平时被人夸奖惯了，你拍他的马屁，他是听不大进去的，但是往往架不住你夸他的孩子好。他孩子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你就夸创造力强；他孩子吃喝嫖赌，你就夸他社会活动能力强，你怎么说他爹怎么受用。



比如韦小宝有一次得罪了一位江湖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神拳无敌归辛树，大放厥词地说人家是乌龟，全家姓什么不好非要姓“龟”。可想而知，敬重归老爷子的群众得有多愤怒？



然而，韦小宝被擒之后，立刻猛夸归夫人、归少爷武功好，是江湖英豪、民族栋梁，连他们那个脑子比较迟钝的后代——少爷归钟，韦小宝都夸赞他“身强力壮，精神百倍”。归夫人听了这句赞语，“不由得眉花眼笑”“从心底里乐上来”。



最后补充一点，抹脸归抹脸，马屁归马屁，别忘了关键的一条：对于之前干的坏事，要打死不承认。



比如，韦小宝骂洪教主是老乌龟，被当场抓住，必然一口咬定：我骂的是吴三桂！就是吴三桂！



老毕，你对你那句“老*养的把我们害惨了”，也只好一口咬定：“我骂的是常凯申！就是常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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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悲哀的毕福剑事件顾则徐







毕福剑饭桌视频传上网络之后，引起了一阵舆论波澜，根源是他对已故毛老先生的批评话语。有媒体称之为“不雅视频”，我以为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媒体所谓“不雅”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不同立场可以就毕福剑的话语有不同观点，比如崇拜已故毛老先生的人可以认为其大逆不道，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但我想，视频跟“不雅”总沾不上，只应该属于是否、对错的范畴。

不过，即使讨论毕福剑话语的是否、对错，实在也是意义不大。一个人的话语如果切割其某时某地的片段，那是很容易误导人的，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总体的、一贯的思想立场。一个很善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恶的人。一个很恶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善的人。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真话的人。一个向来诚实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谎话的人。
比如仅就毕福剑所服务的央视来说，其中一些被树立以关心民众、敢说真话的好汉或女汉子，其实不过就是经过切割而形成的形象，他（她）们向来的言行可能完全相反。这还是从公开的言论而言，如果从私下的言论切割，那就更是会乾坤颠倒。所以，被切割者并非就一定是他自身，如果说他有罪孽，实际上罪孽是在切割者身上。如果说毕福剑有什么罪孽，这罪孽并非在毕福剑，而在于拍摄并将视频传送到网络上的那个人。

拍摄酒桌上的毕福剑并把视频上传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网络上有猜测、传言，但现在毕竟还不能确证。假设这是一个孩童，甚至是年龄略长了的幼稚青年，我以为可以原谅，尽管这种做法实在害人不浅。但如果是一个有经历的成年人，那就只能认为他是躲在酒店包房阴暗角落里，做了一件很下作的事情。
为什么呢？既然有经历，就应该懂得毕福剑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将他被切割了的话语传播出来，可能严重伤害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从高处说，从低处说，首先，既然一起喝酒，那就是朋友，即使酒肉朋友也应该互相爱护；其次，即使连酒肉朋友也不愿意承认，但毕福剑总还是一个人，要尊重他私下活动时候的权利，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互相尊重。

（《窃听风云2》电影剧照）

中国有揭隐私、告密的传统，皇朝时期以明、清两朝最盛，到当代则更形恶化。当代曾有一个鼓励普遍“揭发”的阶段，朋友、同事之间要互相揭发，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也要互相揭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而形成的风气之盛更是透入骨髓。

正因为如此，“文革”后并不绝迹，在一些人来说，揭隐私、告密属于了本能。三十年前曾见过一对小夫妻离婚，互相都跑到对方的单位去告密，揭发对方曾经在家里说过单位领导、同事什么坏话，说过什么“反动”话，等等，最终两个人离婚后也都不能在单位有面子继续呆下去了，一个只好辞职，一个只好想办法调换单位。
也曾见过一个大学教师，给我感觉实在鬼祟，凭经验忠告做系领导的朋友，此人会告密，不可使用，朋友不信，认为此人只是迂腐且呆，是个老实人而已，结果数年后为了职称矛盾，这个教师竟然翻出多年工作手册把所有同事都给告了，他详细记录了在某日某时某场合，某人说了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在场，等等，把一个系上上下下搅得恐慌不堪，当然，引起民愤了的这个教师也被大家齐心挤出了单位。

揭隐私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告密的危害在于，即使所告为事实，并非伪造，但这一事实并非等于全部事实。抓住一根鸡毛，可以被误解为是凤凰，盯住屁股则凤凰可以说成是鸡。更要紧在于，人的言行并非是一贯、统一的，尤其在私下交往或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合时，任何人说话都不会讲究严谨、完整，甚至很多人本来就是矛盾地生存着，告密风气会逼迫人们时刻要伪装自己，或者不得不要设法消除自己的矛盾性格，然而这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无法做到的，试图做到只能是准备成为精神病或去自杀，因此，当要防备随时、随处不在的告密，除了恐惧就不会有其它。于是，这个社会就会恐惧无时无处不在。

就进行政治批评的话语而言，诚然每个公民都有进行自由批评的理论权利，但是，现实的生态并非如此。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批评生态有其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经验把握的，或者可以称之为潜规则。比如一个小范围的封闭会议，言论有被记录的和不被记录的之分，当没有进行记录时候往往不讲究话语的精致性，“现在开始记录啦”，话语就开始讲究精致性，因为记录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被范围之外的人看到。比如有家庭、朋友等私下批评，跟单位、会议等场合进行批评的差别。比如有日常口语、书面语言和正式发表在媒体的话语区别。比如有会议内和会议外的话语区别。比如有局限于一定范围内，跟要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的区别。比如有法定保密跟非法定保密的区别。等等。这些规则在整个国家运行着，权力的最高层有其规则，普通百姓有其规则。无论是泄密，还是告密，都是对规则的破坏。

揭隐私、告密风气除了破坏规则外，更是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礼”。礼是区别人前、人后的道德原则。比如民国时候，农民可以一边种地一边聊天说“蒋光头”如何如何，但不等于农民到了县长面前就称“蒋总统”，而认为农民虚伪、不道德，恰恰相反，农民种地聊天时称“蒋光头”，到县长面前则称“蒋总统”，是符合于礼的。比如革命党人背后称“孙大炮”，但到了孙文跟前就称“中山先生”，这也是礼。
反过来，县长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农民叫“蒋光头”，但不能去把农民拉到县衙，训斥他们为什么不叫“蒋总统”，这是县长要遵守的礼。孙文也不能见到追随者就恼怒：“你背后竟然骂我‘孙大炮’？”揭隐私、告密等于跑来一个第三者，比如有个人指着农民对县长说：“他昨天种地时骂‘蒋光头’。”或者有个第三者跟孙文耳语：“这个党人前几天跟人喝酒时，不叫你‘中山先生’，叫你‘孙大炮’。”当礼破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然要非常化了。











（漫画：因深陷视频风波，老毕节目停播4天。CFP供图）

毕福剑饭桌视屏传上网络，具有以往揭隐私、告密风气的特征，然而其社会恐惧性远不至此，它也许预示着一轮日行严重的使用新技术的揭隐私、告密浪潮将会来到。

还是三十年前时候，我就知道了有四个青年要出国苦于没钱，就办个饭店，使用秘密录像手段抓食客把柄，然后迫使他们不断来公款消费，赚够钱后一起出国读书去了。那时候我没有在意，觉得这种事情反正跟我无关。当二十年前市场上刚出现录音笔时候，我一个下属忽然悄悄跟我演示他买的一支录音笔，由于我从事侦查工作时，曾经为了解决几个特殊案件而申请使用过秘密侦查手段，所以特别敏感，当即令我大惊，严厉训斥他不可以玩弄这种玩意。他说某某实在是太坏了，老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得给他录下来。我跟他说，某某确实不好，但不能因为他不好，你就做下作的事情，男人做事情要正大光明，要象个男人。从那时，我就有一个忧虑，感觉这种本应该属于记者、秘密侦查、特工等特殊职业使用的工具，将会成为民间社会的灾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听到了一些官场、商场使用技术手段互相对付的故事，但由于不可能跟我发生关系，就只是感叹世道而已。前几年跟一个朋友聊天，忽然发现他在使用录音笔录音，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想，这种东西终于直接跟我发生关系了。不过，由于跟这个朋友一直聊的是学问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恐惧感。然而，有一次一帮朋友吃饭说笑，我发现一个退休官员竟然一直在录音，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原本我心里的概念，是认为喜欢这样应该是赶时髦的年轻人，但退休官员竟然会有这样癖好，当时就感觉酒杯里都是苍蝇，再也无法喝下。这时候，莫名的恐惧从内心升起，无法抹去。从此，跟朋友聊天特别是有陌生朋友在场的聊天，总有一种恐惧，要考虑是否会有录音甚至录像，因为，有或者没有，内心将是有或者没有自由。

这是太悲哀的事情。当在一个连基本的礼也败坏，人与人的尊重淡薄，揭隐私、告密的风气吹拂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却可能提供无处不在的支持时，其强大的能力就令个人太渺小了。社会进步所艰难争取到了的一点自由，可能将被不断新出的技术挤压，成为坟头随风飘去的一张薄薄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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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可穿戴技术与泄密  

        








毕福剑饭局被人拍摄并上网，引发争议，同时间苹果手表开始预售。这种巧合，让我联想到了人类个人信息被泄漏的历史。该历史总的来说可以说经历了几个阶段：

1.0阶段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传史。这种口传以讹传讹，变形很多，但也会积毁销骨，造就冤案。信奉“白纸黑字”的2.0阶段是书写文字的泄密。3.0阶段叫“无图无真相”，人们拿着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记录。这种记录，可能把录制者暴露出来，这种暴露，有些震慑作用。如果不是执法部门、记者，谁让你去随便拍摄？即便记者，也有录音笔被人抢的时候。

前面几个阶段的发展，时间以千年、百年计。近来的技术，更新换代可谓“苹果速度”，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已经进入泄密4.0阶段，录制、上传、分享一条龙：苹果公司发明的智能手机，使得偷拍、偷录更为容易，也降低了干扰性。人们习惯了什么事都拍照上网传微信微博，对有些人的恶意缺乏防范。

智能手机的配备，把很多普通公民真正转化成了公民新闻人。每天的新闻上，总有那么几条主要新闻，和被“被人录制上网”（caught on tape)有关。俄克拉荷马大学学生在车上唱种族主义歌谣被人拍摄，结果导致肇事学生被开除。我们附近某高中有学生打架，被学生偷拍上传脸书网。学校一开始还不知道，外界已传得纷纷扬扬，这又迫使学校和学区展开调查。

手机中毕竟还有其他个人资料，很少有人敢去抢走你的手机去搜查，这是相对于过去的一大变化。不过，拿手机去拍摄，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有所暴露。谷歌眼镜、苹果手表等可穿戴技术，使得泄密到了人人都是007的5.0阶段。它将越来越隐蔽，偷拍偷录变得人不知鬼不觉。这种可穿戴技术带来了无数商机，也引发了很多行业的危机。2014年，美国电影业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和电影院业主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er Owners)开始明文规定禁止观众戴谷歌眼镜进入影院，以防偷拍。

上述阶段划分只是一种描述的便利，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技术在同时使用，形成了技术泛在的格局。2015年4月，洛杉矶两个警察追捕一个偷马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弗兰西斯·普斯克（Francis Pusok)，最终在一个非常荒野的地方追到，开始拳打脚踢。照说那边不会有人拿手机在拍摄，但碰巧有当地电视台的采访直升飞机路过，将经过拍摄了下来。

如果这种拍摄与分享的初衷在于维护社会正义，比如暴露执法不公，通常公众能够接受。南卡警察射杀没有带武器的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被人偷拍上网， 纽约一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偷钱，也被录像记录并上网。这些偷拍行为很少被人指责，而当事人则因此深陷麻烦。



警察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被人偷拍，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或许大家会想，什么时候我会成为那倒霉的当事人？要想避免麻烦，在这技术泛在时代，只有越来越谨言慎行方可。提高自身素质，注意自己言行，过去或许被我们视为远大目标，而今却成了不得已的“捷径”。你在公交车上跟人吵架可能被人偷拍，你在饭局侃大山可能被人偷录，甚至夫妻的行踪都可相互追踪。自从智能手机发明后，美国私家侦探生意锐减，因为过去难以获得的信息，今天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知道得很多。在看着你的未必都是老大哥，还可能有饭局上的小兄弟。

可是也不要因此去抵触技术。它带来的好处太多。一些消防员开始携带谷歌眼镜，借此在救火的时候知道屋子的房间布置，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去救人。技术也不属于那些无聊的“好事者”。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例如，由于警方执法屡屡引起争议，越来越多的美国警署，开始配置摄像头盔，试图平衡旁观者的记录，为警方的合理行为提供技术佐证。

普通人对于技术如有深切了解，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危险。如今，可穿戴技术也在采集人们的各种数据，比如计步器可以计算人们每天跑了多少路，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体内糖分是多少，什么时候该吃药。还有一些可穿戴设备可以采集我们的睡眠时间。可是这些数据是不是都要上传到网上去炫一下？要知道，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些个人隐私数据，去某些人经常跑步的地方跟踪，或是趁人入睡或者旅游的时候去盗窃等。

数字时代的公民应该有一些数字时代自我保护的常识，这应该是21世纪的一种生存技能。教育者应该把如何做高效能、高责任感的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提到教育日程上来。你对技术越了解，就越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这将是一个魔高还是道高的游戏。你的天真和无知，或许很可爱，但是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反过来，如果你对于技术熟悉一些，也可让形势反转：美国这几年有不少小偷偷了人智能手机后迅速被抓。小偷也自恋，也玩自拍，不料原失主都设置了手机定位和查找功能。小偷一自拍，立刻就进入失主的云相册，继而进入警方视线。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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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中国式饭局属公共场合，台上台下两面派迟早露马脚

博林/光明日报

2015-04-18
【编者按】



       毕福剑饭局言论引燃整个舆论场。

       月初至今，围绕这一视频事件的多种声音在碰撞：有人怒称“必须严处”，也有人发问“公众人物为啥说话没自由”。

       其间，中国纪检监察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均对此发声。其中，作为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更是指名道姓地指出，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央视如何处理拭目以待。

       紧接着，今天（4月18日），光明日报刊文指出，中国式的“饭局”可以被划归为公共场合的一种。倘若“慎独”做得不好，台上台下搞两面派，“马脚”迟早是要露出来的。

       文章还表示，即使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公众人物也必须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不当言论买单。相比之下，中国的舆论场，倒有些“放肆有余，共识不足”了。

       全文如下：

在酒桌饭局上，吹牛吐槽侃大山向来是国人的一大喜好。有人认为，私下谈笑，无伤大雅；也有人认为名人发言，兹事体大。 CFP 资料

       这段时间的舆论场颇不平静，几位圈中名人先后因为“说话”引来风波。这其中，既有名流公子突破下限的骇人言论，也有知名主持人饭局上的“酒后醉话”。他们的争议性言论遭受责备之际，也有人为他们鸣不平：公众人物同样也是人，为什么连正常“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我们不妨先来看两则国外的例子：

       一个月前，美国资深主持人罗德内尔·菲格罗亚被环球电视网解雇，理由是他在电视节目中戏谑称奥巴马夫人“长得就像是从电影《猩球崛起》的演员表中出来的”。一年半前，美国广播公司（ABC）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公开向全球华人道歉，因为他曾在节目中为侮辱华人的言论点赞。看来，即使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公众人物也必须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不当言论买单。相比之下，中国的舆论场，倒有些“放肆有余，共识不足”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公众人物要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发言承担责任的话，私人场合又当如何对待？比如——饭局。

       在酒桌饭局上，吹牛吐槽侃大山向来是国人的一大喜好。有人认为，私下谈笑，无伤大雅；也有人认为名人发言，兹事体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咖啡馆、茶室、沙龙等场所都充当过公共领域的不同形态。相比之下，中国式的“饭局”当然可以被划归为公共场合的一种。不过，“饭局”的特殊性又在于，它同时具有浓厚的私人性质：君不见，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多是称兄道弟、掏心挖肺之言；君不闻，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之间，不乏立誓歃血、情真意切之声——把台上说不得的事，放到“桌上”来说，早已成为国人心知肚明的隐秘，这也让“饭局”演化为沟通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的特殊空间。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这个特殊空间的私人性质越来越弱化，尤其是公众人物，哪怕是在私密空间中的一言一行，都可能经由新媒体的“广播”甚至“直播”，而人尽皆知。2010年5月，英格兰足总主席特里斯曼在与“前”情妇饭局的间隙，因其私人谈话遭对方录音并公之于众，而被迫辞职，即是一例。

       即便在完全的私人场合，公众人物的言行也并非没有底线。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强调“慎独”，如《礼记·中庸》首章便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也说“诚于中，形于外”，语中饱含古人对人性的深刻洞见。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同样认为，个人习惯性的想法和思维，即使在戴上面具的公共场合，也会透过无意识的言语暴露无遗。也就是说，倘若“慎独”做得不好，台上台下搞两面派，“马脚”迟早是要露出来的。故而，自始至终都在塑造自我形象、影响社会舆论的公众人物，应看到维系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之间的这根“暗线”——“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的道理，他们不会不懂。

       当然归根到底，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任何争议性言论首先应放在法律的天平下进行称量，才是明智之选。应担负法律责任的言论，当有法律的武器进行审判；未曾触犯法律的说辞，则自可躲开戾气冲天的讨伐。只是有时，刑责可免，口责难逃。法律责任之外，社会担当与道德约束也是公众人物绕不过去的坎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惯了众星拱月的公众人物，应时刻提醒自己，高悬于头顶之上，还有一把风险与名气同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此，说话之道才能不违“公道”，“自由”的分量方才显得弥足珍贵。（原文题为《公众人物的“说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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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瘦兄：毕姥爷的“危险饭局”与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



　　
【原导读】毕姥爷摊上事儿，但对于这件事的大小评估，人们有分歧：有些人认为这是大事，兹事体大，甚至已经危及到一个人的饭碗，这不是危言耸听，已经有乌央乌央的电话打到毕福剑工作的央视，要求机构为此表态，甚至处理这位妄言的主持人。但也有些人，真没觉得这事儿有多大，名人也是人，在私人饭局上的几句调侃戏谑，不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而且更应当谴责私自将饭局内容拍摄上传网络的“犹大”才是。
　　 【转载自】微信公号“法学家茶座”
　　 【来源】微信公号“有难度”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段不长的手机视频，看了看，视频里的毕姥爷，明显有些微醺，在一众人间有板有眼地演绎《智取威虎山》的一个片段，每一句唱词后面都夹杂着几句解构式的调侃，以博饭局参加者一笑。说实话，这真没什么好围观的，谁还没在各种靠谱、不靠谱的饭局上听过类似的段子呢？甚至将饭局小视频上传到网络的人，或许也并没有外界解读的那些恶意，反倒是围绕这么一段视频大做文章的一些持激烈政治观点的派别，好像被掘了祖坟一般难受，怪有趣的。
　　 领袖被辱，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中，即便是再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信仰者也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总有人是跟自己的观点是不同的，你奉为神明的历史人物在别人眼中，或许瑕疵有点多，甚至罪不容恕，这太正常不过了。
　　 这次毕姥爷身陷的“危险饭局”，不是因为饭局片段的内容有多出格，而是毕姥爷这个人，尤其是他供职于国家电视台的身份。所谓吃谁谁谁的饭，不能砸谁谁谁的锅，严格说来，毕姥爷在职务行为范畴之内的行为，是严格遵循了上述苛刻要求的。那么问题来了，非职务行为的私人场合，毕姥爷还有没有一点表露自己真实观点（或者也谈不上什么真实观点，只是调侃式演绎）的权利？
　　 前些年中文互联网上曾非常火爆的流传一份影音视频，内容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某年内部联欢会，各种对经典影视作品的解构，对现实的不满，对新闻工作环境的调侃，比毕姥爷这次的饭局演绎要完整、成体系、有组织有预谋得多。
　　 就像新闻联播的主播也会打哈欠，体育主播上身可以西装革履，下身却是拖鞋短裤一样，很鲜活，很真实，原来那些电视屏幕上的一本正经、照本宣科背后，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呐，这其实是这个解冻时代蛮有趣的一个切面。
　　 不由得想起来，电影《窃听风暴》里的一个片段，前东德国家安全局餐厅，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绘声绘色地讲东德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笑话，讲到一半发现大家都沉默不语，年轻的安全局干部这才注意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安全局的上校军官。上校严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一个问句让现场气氛瞬间凝固。当然，电影这段情节最后以上校学了一段更像总书记昂纳克的声音缓解了局面。彼时特定国家与社会弥漫的肃杀气氛，与人们各种场合（即便是安全局餐厅里）的各种调侃与解构，交相呼应，耐人寻味。
　　 因为这样一段私人饭局的调侃，而惹来一场完全不必要的风波，很多人可能会因此开始提醒：饭局说话要谨慎了。倒也是，在无法改变外界言论环境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出于自保、或少惹麻烦的考虑，或许真有必要对饭局的种类做一些划分？
　　 有些饭局，其实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比如有领导出席的饭局，比如完全陌生人士凑成的饭局，不用提醒，说话者自己都会谨言慎行。但有些饭局，则是最容易出毕姥爷这种问题的，比如被拉到一个饭局上，除了拉你这个人，其他没几个认识的朋友，半生不熟，但酒过三巡后可能真会出现嘴把不住门的情况。还有一些饭局，是真朋友、真知己的私人聚会，比毕姥爷更放得开的段子也可以说，这都是基于对饭局参加者的某种信任，或者价值认同。
　　 上面这一段，貌似饭局攻略一样的分类，真的好玩吗？是好玩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可悲的情绪多一些？每个人对于社会时事乃至历史的认识、看法，做如实的表达，不论是工作的环境还是生活的氛围，不论是公开的场合还是私密的饭局，本来应该有一以贯之的看法和态度。
　　 但现有的言说环境、政治氛围，却很难给予公民这样的表达空间，很多人把话藏在肚子里、甚至最终烂在肚子里，私下的表达一旦被曝光，便要担心可能袭来的各种报复、处罚（甚至已经有人，因为这样的表达而遭遇厄运）。这其中究竟是个人表里不一要承担的责任多一些，还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所附加在公民身上与心理的恐惧感，责任更大？毕福剑一段调侃，可以引来轩然大波的社会，真的正常吗？
　　 希望毕姥爷可以平安渡过此劫，真没什么大不了。公民免于恐惧，不仅是可以自由、无心理负担、不需要担心报复地公开表露个人看法，退一步讲，即便工作环境与公共场合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相对私人的空间中还可以稍微放松地谈论，不必设防，无须战栗。这是社会从管制走向开放、国家从畸形走向正常的一个过程，take it esay放轻松，国家转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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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宗锦：毕福剑事件的美国宪法角度分析



　　 【原编辑按】毕福剑的《智取威虎山》唱出了很多关于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讨论。对于这两大基本价值的平衡需要缜密的思考和详实的分析。 可惜的是，在中国既没有可供分析的具体法律框架，也没有奠基性的司法判决。 仝宗锦老师结合美国司法实践对此事件展开分析，是 小编目前看到最为优质详尽的一篇，值得细读！
　　

　　 毕福剑事件牵涉到言论自由、隐私权等诸多法律问题，本帖试图主要从美国宪法的角度进行简要讨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1、中国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等法律问题的理论、实践并不充分；2、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理论和实践较为丰富，也具有相当的域外影响；3、正反论者在参与辩论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都援引了美国的材料，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迥然各异；4、用美国宪法来阐释中国问题，一方面固然可能由于理论实践的中西错位而影响解释力和操作性，但也可能因此部分回避了毛泽东评价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而使得有关讨论呈现更多学术意味。因此，本帖主旨并不意图支持或反对毕福剑本人，也不意图开启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党史问题的意识形态讨论，而只是试图以某种头脑风暴的方式揭示其比较法上的可能问题。
　　
一、毕福剑事件是否构成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在美国法上，如果要构成一个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首先需要涉及联邦或州的政府行为，或者公立机构的行为。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第一修正案问题并不涉及私人机构针对某人言论的行为。在毕福剑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并非私人机构，它针对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的行为正好满足这一条件。事实上，在第一修正案理论里，该类问题一般被称为“Denial of public benefit or job”。
　　 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不少朋友举出比方2014年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种族歧视言论种种后果的例子并不恰当，因为最终惩罚斯特林言论的诸如NBA等组织都非公立机构。
　　

　　 二、毕福剑的言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不过，央视是公立机构这一背景并不当然使得该问题称为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因为在第一修正案理论中，有一些言论并不属于宪法保护的类别，比方色情言论、侮辱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攻击性言论，等等。如果以此来分析毕的言论，引起争议的句子“这老逼可把我们害苦了”中的“老逼”属于此类，也就是说，单纯骂人的词句并不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类别。但是说毛“可把我们害苦了”，则是评价毛的政治性言论，而这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政治性言论是第一修正案优先保护的类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二者集于一身合为整句话是否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类别？答案应该仍然是。在Cohen v. California一案中，涉及的争议言论是当事人衣服上的“Fuck the Draft”（去他妈的征兵），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属于言论自由。而毕福剑的争议言论与此类似。
　　

　　 三、央视能否因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
　　 以上两点说明了毕的言论应受宪法保护，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不过，在第一修正案理论中，关于雇用问题与言论自由关系的问题有许多情形。也就是说，有关的言论自由仍然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受到限制。法院可能会在这些情形下在当事人的言论自由与政府或公立机构作为雇主的相关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1、党派问题。比方，有的公务员职位需要保持党派中立，因此可能会被禁止参与诸如选举等活动，包括发表有关倾向性意见；有的职位可能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因此可能会拒绝持有或发表反对党意见的人，例如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拒绝一个共和党人担任他的顾问或写手；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民主党执政，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共和党倾向而拒绝他担任那些与政治倾向关联不大的工作，例如警察职位。
　　 2、有关言论是否涉及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比方，在Rankin v. McPherson一案中，某政府雇员听到John Hinckley试图刺杀里根的事情后说，“If they go for him again, I hope they get him.”他因此被解雇。法院认为，这个言论属于政治性言论，因此属于公共关切事务，因此他不应因此被解雇，除非该言论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表现。
　　 3、有关言论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也就是说，有的言论尽管牵涉公共关切，但是假如该言论正好发生在该雇员的工作职责之内且影响了工作，那么仍然有可能无法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就是说，雇主有权利规定雇员工作时说话的内容和方式。
　　 如果以上面三种原则来分析毕福剑事件，首先是党派问题，毕是文艺节目主持人，他对具体政治问题和人物的看法与其工作的可能表现关联不大；其次，该言论牵涉公共关切，属于第一修正案着重保护的政治性言论；再次，毕福剑在节目上的表现无疑属于本职工作，因此毕不能在录制或直播过程中发表政治性等言论。但饭局的言论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饭局的事实仍然并不清晰。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显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个饭局与毕福剑的工作职责关系不大。主要理由是：a. 根据4月2日央广网转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的一条新闻，题为“刘瀚锴一行到白俄罗斯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刘是此次活动的主角，尽管网上资料显示刘为毕的外事助理，但此次活动他的主要身份应为“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b. 毕未参加白天的活动，只是参加了晚上的饭局，这个饭局固然包括了白天活动的一些人，但并未包括白俄罗斯大使等主要官员，而多是一些文艺界人士，因此不能说是工作饭局，而且他只是作陪，这可以从照片中他较为随意的着装（包括运动鞋）中看出来；c. 是否工作饭局的主要证据之一在于由谁买单，现有证据并未显示饭局系白俄罗斯使馆一方或者央视一方买单；d. 饭局上即兴表演节目中的言论，与在电视节目里的言论完全不同，因此退步而言即便这是工作饭局，也不能得出一个饭局中即兴表演中的旁白（有人还说是双簧表演）与其本职工作有关。
　　

　　 四、从媒体喉舌论、党的纪律角度能否得出确切结论
　　 此部分不涉及美国宪法理论，而试图回答，哪怕将央视视为党的宣传工作的喉舌，将毕福剑视为一名党员，是否可以得出确切结论。
　　 毕福剑事件所涉言论的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权威文本和最终结论。在这个决议中，虽然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还是明确指出了他在反右倾、大跃进、尤其是文革中的严重错误。比方这些论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们比较一下这些措辞诸如“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与毕言论的主体部分“把我们害苦了”，实际可以发现毕的言论并未直接违背决议精神。决议同时也指出，应该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因此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党章中的义务。事实上，决议恰恰反对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措辞）。
　　

　　 五、毕福剑事件是否涉及隐私权
　　 毕福剑事件中的相关言论发生在一个十数人参与的饭局中，将有关毕言论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媒体上并未经过毕本人的许可。这当然牵涉到毕的隐私权。有论者说因为该言论是在饭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发生的，因此就不涉及隐私权，还有论者说，这个饭局的性质并未非常私人化因而也不涉及隐私权，但这些都是对隐私权的误解。在美国宪法理论中，隐私权是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这种权利保护的是人，而非场所，因此与发生在哪里并无必然关系，比方某人在商场里打电话，你在旁边听到试图录下来并放到网上，那么也是侵犯隐私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获得了当事人的许可并在后果上给其带来困扰。当然，在布兰代斯的名文《论隐私权》一文中也给出了一些抗辩理由，例如假如涉及公共利益，那么仍然可以未经当事人允许而公开，但一个央视文艺节目主持人关于某个政治问题的态度并不牵涉公共利益。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将毕福剑事件置于美国宪法背景中的大致结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由于中西理论实践的错位，这一结论仅是参考性而非终局性的。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政治法律背景不同，这提醒我们上述结论存在限度。但另一方面，倘若基于比较法上功能主义视角的考量，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关问题所涉利益和视角具有相当一致性。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我们是在中国。
　　

　　 【作者简介】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大法学博士，哈佛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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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毕福剑事件背后的毛泽东作者:章文  
毕福剑事件在进一步发酵中。他在央视主持的节目被停播4天，且央视发表声明称要对他的事情严肃处理。看来，这个央视爲数不多的台柱子有可能要被搬离央视。
这件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估计是毕福剑想象不到的。他主持节目时一贯打诨插科、嬉笑怒骂，这是众所周知的。谁曾料到在几亿观众面前，他都没出事，却栽在一个小型饭局上。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是同桌的哪一位将视频上传到网上，我都不太赞成对这个所谓的“泄密者”进行过分的谴责，可能他只是爲了显摆一下与名人的近距离接触。这在生活中是常见的事。
在我看来，毕福剑的“倒霉”主要是因爲辱骂了毛泽东，其他皆在其次。上传视频的人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厉害。在民主国度，别说辱骂一个前任领导人，就是辱骂现任领导人，也基本上不会有事，除非是领导人或者他的后人向法院提告。领导人作爲特殊的公众人物，有容忍被批评和辱骂的义务。
当然，我不是鼓励和肯定“辱骂”，语言上的肮脏毕竟不是好事。即便是对某个领导人不满，也完全可以用讥讽的方式进行表达，而不该口出秽语。但是，这一私德上的缺失不应当被公权力来进行惩罚。目前毕福剑遭遇的不是毛泽东的后人起诉他，而是他所在的单位对他进行处罚。这是我所不赞成的。
事情可怕的是，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是一座不能亵渎的神。亵渎了他，是会遭“报应”的。即便是毕福剑这样的央视名主持、社会大名人也没有豁免权。
其实30年前，毛泽东曾经险些被拉下神坛。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作出了彻底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相比“严重灾难的内乱”，毕福剑的那句“他把我们害惨了”性质轻多了。其实不仅是文革，之前的反右以及大跃进，都是毛泽东主导下的祸及千万人的运动。
制定历史问题决议的老干部们（邓小平等）在文革中饱受磨难，无论从私人感情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他们都必须要否定文革。但是对于毛泽东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们没有敢像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彻底地“清算”毛泽东的思想和错误。相反在指出毛泽东的失误之后，却还是坚持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并且自此之后，对于文革和毛泽东问题的决议就束之高阁，不仅党内不再讨论，而且也不允许社会讨论。此举埋下严重后患。很多人并不清楚毛泽东当年犯下的错误，依然将他视爲“开国领袖”予以崇拜，见不得有任何批毛的言行。
当年茅于轼撰文揭露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就遭到崇毛者的强烈抵制。致电骚扰、上门辱骂，甚至去他的演讲之地闹场。此次毕福剑视频事件发生后，网上也出现不少要求严肃处理毕福剑的声音。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对于某一公众人物的批评，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公权力介入并惩罚被批评者。此次处理毕福剑是其单位央视，然而央视被迫处罚一个台柱子的无奈也是明显的，其背后有更高的权力意志。
现在网上就毕案吵得火热，很多崇毛者继续施压，大有央视不开除毕福剑不罢休的态势；也有很多人认爲毕福剑说的都是事实，凭什么处罚他？也有人建议来一场毛泽东功过大讨论，让全民参与，举事实讲道理，尽可能还原历史面目。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骂人的，毕福剑作爲公众人物尤其应该注意自己的口德。另外，我很赞同将30年前束之高阁的历史问题决议再拿出来，再来一场大讨论，彻底将毛泽东的功和过评定一下：功在哪，有多大？错在哪，有多大？
如此民众才会对毛泽东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分爲极端的两派：一派无比崇拜视爲伟人，一派无比痛恨欲鞭其尸。搅得整个社会争斗不休，和谐自然不可达致。
毕福剑视频事件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有关方面抓住这个机会重啓对毛泽东的大讨论，给分裂的社会一个和解的希望。我非常不愿意和反对看到对毕福剑个人的进一步处罚，他已经微博公开道歉了，希望到此爲止。
（来源：香港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