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7：=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2015年4月12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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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

　　文|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理工教育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作者新浪博客

　　衡水中学引起舆论的关注，有些人认为它被妖魔化而为之喊冤叫屈；我倒觉得，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它还在被美化、被神话，成为各地政府和学校争相效仿的典型，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对衡中模式比较幼稚的辩护，是以高考竞争的现实性论证其合理性，逻辑是既然存在高考竞争，应试教育就是合理的，就不要指责衡水中学。这种简单的决定论就如同说既然有垃圾堆，我就注定只能成为苍蝇。其次，是用竞技体育、奥运会来论证其合理性。将高中教育与竞技体育相提并论，确实透露了衡中模式的核心价值：放弃育人的目标，将教育直接异化为竞技过程。然而，竞技体育也是有规则和底线的，例如不能使用兴奋剂，衡水中学呢？

　　应试教育对学校的异化，存在着从学校—培训中心—准军营—“模范监狱”这样强度不同的光谱。作为应试教育极致化的标本，衡中模式的危害就在于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进而控制学生的意识和思想，使之“万念归一”，其行为的确与传销组织非常相似。其实，我相信衡水中学内外，大多数学生、家长、老师都不傻，都具有常识和良知，内心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好的，是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只不过为了赢得高考，孤注一掷，不惜三年“疯狂”。然而，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这是我现在最想讨论的问题。

　　应当看到，在高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学校的表现和选择仍然是各不相同的。借用中小学生常做的“假如我是……”的练习，假如我是衡水中学的校长，我会怎么办呢？我会首先取消50%的清规戒律，允许学生上课转笔、抖脚、靠墙，允许自习课喝水、抬头或者发呆；放宽学生的作息时间，让学生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穿衣、叠被、吃饭；将学生现在每两周或四周放一天假，改为每两周放假两天；增加学生的户外活动、体育锻炼时间，等等。总之，将拧得过紧过死的螺丝先放松两圈。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高考成绩，那么，能不能让实践来检验一下？如果稍微给予学生一点尊重、一点休息和自由会降低学生成绩，那就说明迄今为止所有的教育规律、学习科学、管理理论都是荒诞不经的，原始的奴隶式管理是最高明的。

　　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我会按照国家对公办高中办学规模的要求和接收“三限生”的规定，逐渐缩小学校规模，使之回归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按照2002年教育部发布的《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高中的最大规模为36班，每班50人，即学生总数为1800人。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似可以将高中学校规模控制到3000~5000人左右。为什么国外优秀的中小学都实行小班小校？因为学校不是军营，不是富士康。大规模必然意味着教育品质的变异，不仅不可能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且一举一动都可能发生安全事故，这就是所有巨型学校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原因。

　　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我还会借鉴其他农村学校的经验，向改革要效益。事实上，很多缺乏资源的农村学校，都通过实行学生主体课堂、高效课堂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佼佼者如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山西的省级示范性高中新绛中学。他们的共同经验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无限相信学生的学习潜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中学会学习，提高学业成就。他们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农村学生只能苦读苦熬的悲催模式；也说明用压榨学生、拼时间拼命的方式去提高考试成绩，其实是一种不思进取、简单无能的表现。

　　根据2010年国家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只有6年时间了。如果我们至今对这种规模巨大、对学生实行严格管制、以分数和考试为唯一目标的办学模式仍不辨香臭，甚至推波助澜，说明我们对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目标还多么缺乏共识，距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还何其遥远！也许，我们需要实现的首先是教育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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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全景监狱”与“高考工厂”

作者：李彬

如果实现对学生的全面控制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教育，那么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岂不是教育的天敌?那么教育的初衷又是什么?是谁篡改了它的初衷?让它沦为监视下的全面控制?


据网上介绍，河北省邯郸市广泰中学实行“教师全程随班办公”的模式。学校每个教室后部设有班主任办公室。班主任通过办公室窗户能够零距离随时观察每位学生，在办公室随时掌握班级动态，第一时间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或规律，及时有针对性地介入解决问题。
这种全景监狱式的教室让我想到了小说《1984》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部小说：《1984》。在这部小说里，1984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极权统治的堡垒。整个世界禁锢得如同一个罐头。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罐头”里的人随时随地被权力的眼睛监视着。一切行为，事无巨细，全都被看着。人沦为工具，完全活在“被”字的世界里。那句“老大哥在看着你!”让人不寒而栗。所有的隐私、故事、娱乐全部被消灭。甚至连做爱也只是为了完成生出革命接班人的光荣任务而已。
1984年到来后，我们发现它并非是奥威尔的《1984》。极权主义的发条已经松动。这台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庞大机器已疲惫地进入“后极权主义时代”。而自由却以其暖气、面包、娱乐、个性的力量冲塌柏林墙，暖流一般扩张着它的世界版图。
1984年早已远去。但《1984》的阴魂却没有散尽。它除了依然以其死神般的黒翼笼罩着某些专制国家的天空外，它也躲在各个国家的监狱里、工厂里、学校里。广泰中学这套全景监狱式的管理毫无疑问会被光荣地载入教育的奇葩史上。应试教育终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从孔子坐下来闲聊式的“各言尔志”到头悬梁、锥刺股式的自残，再到民国时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至到今天的“全景监狱”，中国教育终于迎来了它那流光溢彩的奇葩时代。
小说总是在揭示现实的悲剧与荒诞。可有时我总觉得现实往往在重演小说。这是不是最悲的悲剧?最荒诞的荒诞?
技术努力的方向是制造最先进、更先进的工具。因为先进工具可以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更轻松，有更多的时间娱乐。但另一方面，在竞争、效率的催促下，技术思维也在改造着人。把人朝工具的方向改造，改造成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于是工人成了生产产品的工具，个人成了国家机器的工具，成了乌托邦社会模式的试验品。前一阵子，有人为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事件辩护。理由是那时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网上有人质疑：照这么说，饿死的人就如同做实验用掉的小白鼠一般?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千千万万的生命只不过是试验品?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是尊严。而且这种价值是无价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拿来交换。而史怀泽又提出“敬畏生命”的观点，于是把人不当人成了世间最大的罪恶。把人往工具的方向改造无疑是这种罪恶中的一种。
有人称衡水中学是高考工厂，而毛坦厂中学则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这两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机器，这“机器”专门生产一种叫分数的产品。衡水中学对“机器”的管理精确到分钟。“机器”在课间吸收点原料(水果)也被“停产”，然后赶回家反省。至于一台“机器”看上另一台“机器”并想摩擦点初恋火花什么的，那更是重大违纪。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衡水中学还提倡“激情教育”，时常举行各类“誓师大会”或“冲刺大会”，学生代表与班级集体均发言表态、并相互比拼激励。这种洗脑术正是通过控制灵魂来控制肉体，将学生的肉体完全改造成一台只会疯狂运转的机器。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5：30起床，夜里直到22：50才放学，有的学生一晚基本上只能睡3到4小时。曾在毛坦厂中学就读的学生高俊说：“在这样压迫的环境里，逼你去学习，每次考试都会排名，班级排，学校排。甚至你退步了多少名都要张榜公布，学校每次都要根据你的成绩模拟发榜，一本二本三本，将你归在对应的榜单下。”
这两个中学只是特例，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学在模式上、在管理上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异而已。
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应该始终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爱因斯坦被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气活了，然后拉着奥威尔到广泰中学参观一下他的《1984》，不知作家会对科学家说些什么?
十八世纪末，主雷米杰瑟姆写了本书：《圆形监狱》。圆形监狱“使权力成为一双眼睛，通过透明达成权力，越是私人生活透明的地方，权力越畅通无阻。”在广泰中学，班主任通过教室后面的办公室窗户进行全天监视，从而达成对学生的全面控制。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注视的目光“比发展军备、增加暴力的作用更大。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如果实现对学生的全面控制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教育，那么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岂不是教育的天敌?那么教育的初衷又是什么?是谁篡改了它的初衷?让它沦为监视下的全面控制?
被监视的学生也许会以为作为监视者的班主任具有高高在上的无限权威，其实他们也只不过是被编织进权力罗网的一丝一线而已。他们身后也有根绳子在牵制着他们。正如福柯所说的：“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牧羊人原来和羊是一样的，都被一针一线地织成这个《1984》般的噩梦。
《1984》里的主人公说过：“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经把他们给打败了。”是啊，人总不能忘记要活成一个人的样子，而不是工具或机器的样子。面对《1984》般的教育，学生从机器还原成学生，教师从机器管理员还原成教师，如此，教育才能从工厂回到教育。而这一切，主要在于招生制度及教育体制的改革。
谈到教育改革，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教育的问题不在教育，而在教育之外。整个中国教育病症已不是观念、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国的整个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教育改革尤其如此，不彻底斩断围绕应试教育建立起来的利益链条，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毫无希望。”

然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体制上，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受害者，但是体制内的每个人也都配合体制在施虐。所以，钱理群鼓励教育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担起责任，“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所谓“好人”，指的是“真正的教师”。钱理群说：“‘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问题是他们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教育存在开始，尽力按照(或者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去进行教学，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做起。”那么，这种“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该从哪里入手呢?钱理群认为：“要从教师的阅读入手，爱读书的老师引导学生读书。老师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就自然会形成某种共同、相似的教育理念，人生信念，然后就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样的理念、信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活动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
当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大有作为，但还是能够小有作为。“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钱理群如是说。这就是他提倡的“低调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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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衡水中学的现实与未来，错就在评价体系上

     衡水中学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有些人希望这次由中国青年报开启的讨论，能达成共识。但在笔者看来，这十分艰难。因为很多围绕衡中的争议，根本就是各说各话。要让讨论有成效，必须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其一，一切为了高考，是高考制度的问题，还是衡中模式的问题？
    “衡中模式”饱受诟病之处是一切为了高考，并把这做到“极致”。批评者认为，它把应试教育做到登峰造极，只育分不育人，把学生当作高考的机器；赞成者不以为然，其理由是，现今中国教育评价制度，不就强调考试分数吗？哪一所学校不在进行应试教育，差别只在于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以及只做不说上。很多学校也在全力做应试教育，但不得法，成效不大，还有的表面上宣称做素质教育，但搞的完全是应试这一套。在这种背景下，衡中把应试教育搞得很成功，难道有错？如果有错，错就在评价体系上。
       以笔者之见，衡中其实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一个样本，分析衡中的办学，应该重点挖制度根源，否则，就把应试教育的板子打在学校身上，一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来学校也不服，其他学校也是应试教育，以为“只因我做得最好才被质疑”。
      必须意识到，评价制度不改，唯分数论就难以打破。切实推进制度改革，才能把学校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这是争论双方需要达成的共识之一，一方淡化制度，只批评学校，一方强调制度之下的现实合理性，难以找到交集，如果制度不变，批评者继续批评，办学者继续老样子办学，这能促进教育进步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改革作为不大，大家认定制度难以改革，赞成衡中模式的声音不会减弱。
       其二，教育改革，是体制责任，还是学校责任？
       批评衡中模式者，期待衡中能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进行教育改革，因为衡中有资源也有空间，在教改上做出探索；而赞成衡中模式者，则呼吁尊重衡中办学取得的成就。
       在笔者看来，制度改革和学校自身的努力，不能割离开来。高考制度必须改革，否则基础教育学校自身的改革空间有限，不能脱离高考制度奢谈只要学校转变，而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前高考制度下，也应该积极作为。这是一所学校真正成为教育名校而非高考名校的必然选择。
      衡中的办学者应该从争议中看到，就是取得如此辉煌的高考奇迹，但学校得到的社会认可度、满意度并不高。
      衡中重视高考成绩，这是中国教育的现实，但现实不代表未来。衡中要拥有更好的未来，必须思考在目前的办学基础上，怎样推进改革。
      据笔者的观察，衡中近年来也在寻求突破，但他们也背负着压力——万一成绩下降怎么办？如果衡中考上北大清华者减少，可能又会遭遇新的质疑，就像当年的黄冈中学一样。从这一角度看，不以高考论英雄，还需要社会舆论的配合。
       衡中模式是现实评价制度、地方政府教育战略、社会名校情结的综合产物，改革不是衡中一校的事，必须从各个环节共同努力，围绕衡中的讨论，应深入揭示评价制度的问题，政府教育战略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教育价值的导向和办学者、受教育的选择影响，但有一个前提是，所有人要意识到，升学教育模式并非好教育模式。打破升学教育模式，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学校办学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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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翻身，三年不成：衡水模式的无尽循环


文/李松蔚
持续看到网友爆料衡水二中的“军事化管理”：五点半起床，卡着点儿如厕洗漱；睡觉时不敢把被子摊散，怕第二天叠不成豆腐块；更有甚者连衣服也不脱；五点四十就开始跑操，边跑边喊口号，气势如虹；跑操时如果掉了鞋，就要光着脚跑完；每天学习的时间有将近十六个时；吃饭也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教室里装备了360度的摄像头监控……2015年3月，一名不堪重负的学生跳楼自杀，和教学楼随后装上的“铁窗”，将这所学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媒体和公众正有意无意地将衡水二中指为“血泪工厂”，“人间炼狱”的同时，学生和家长却对学校表现出了格外的理解和宽容。他们视若无睹地狂奔在原定的轨道上，无论是同学夭亡，还是外界如潮水一般的议论声，都不曾让他们停下一分钟的脚步。这一来，倒显得旁观者大惊小怪，多管闲事。
衡水模式的大前提：不满现实，渴望“翻身”
有人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释学生和家长的心态：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认同。然而衡水二中的情况还不尽如此。集体认同的核心，谁都知道是一张未来的巨大画饼：“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衡水二中挂出的这幅标语，堪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代版。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今天各位忍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有一天翻身做主。“能吃苦苦三年，不能吃苦苦一辈子”。可以说，学生和家长都是做足心理准备的。
批判这种学习心态——无论有多么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和主观幸福感——都必须冒着被骂“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的风险。“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谁管它科学不科学？我们要翻身，只能玩了命地拼高考。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这辈子都没希望再踏入上流社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高中学习不是学习，只是历经煎熬，换来一张上流社会入场券的交易。这三年再怎么苦，学生和家长都甘之如饴。说什么“何必把人逼成这样”，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给我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邻近的一个县城有一所中学，校门口摆着一双皮鞋和一双草鞋的雕塑，意为“你将来穿哪双鞋，全看你在学校里的表现了”。诱惑加警告，每一位老师都心领神会，并把它作为天经地义的道理传授学生：“你难道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过更有尊严的生活么？念书吧！错过这三年，就毁了你一家翻身的希望！”
因此，以衡水二中为代表的这一类教育模式必须有一个前提：学生及家长对现实的生活心怀不满，乃至于厌憎。与此同时，他们对大城市的发展机遇、教育资源、生活水准梦寐以求。立足县城，仰望北上广，仿佛下层阶级仰望特权阶级：既渴望加入，又生怕被拒之门外——有一种混杂着艳羡的自卑。
这种自卑感越强，通过高考一朝翻身的动机才越充分。因此，衡水教育模式的核心是有政治诉求的：它宣示着下层阶级对现有社会格局发起的挑战，是平民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渠道。尽管名额稀少，但亲测有效。
“撑过高考就解放”的迷思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大多数仍为省内流动，省际流出的比例基本低于10%，而省际的净流入人口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六省市——全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即使不看数据我们也知道，这些地方总会有饱和的一天：房价高企，买车摇号，办户口一年比一年更难。
很显然，船票越来越少。输出省市的平民，必然要为这些仅余的席位争抢得头破血流。他们梦想着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这种愿景对于每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野心的家庭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没有人愿意屈从命运的安排。“读书改变命运”。衡水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背水一战。
说它是洗脑也好，社会现实也好，这种观念确实成功影响了绝大多数学生和家庭，让他们情愿为三年的压抑煎熬买单。劝他们放弃这个想法，就等于劝他们接受屈辱的现实，当然是痴人说梦。而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倒想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最好把这理念扩展为：“能吃苦苦七年，不能吃苦苦一辈子。”——要知道，大学这四年也很关键啊！以为高考总算修成正果了，可以享福了，就到大学里来找乐子，那还是要掉队。拿了名牌大学文凭又怎么样？不值钱。多少优秀毕业生都想留在大城市里，抢一个好饭碗呢？何况还不见得能拿到文凭。
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年就要接触很多这样的学生：挂科的，延期的，肄业的，学分不够转大专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其中最令人扼腕的，就是那些想改变命运的，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农村的学生，因为误信了“苦三年”这张空头支票，在大学里松懈了斗志，导致功亏一篑。连带高中的三年辛苦也失去了意义。只有继续按衡水的方式坚持四年，我想，似乎才可以保证翻身有望？
但我这样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孔之见。社会残酷，就算一等一的本科毕业生，也难保不被淘汰。读研究生的辛苦更甚本科，这就不必说了。就算找到好工作，头几年也绝不会轻松。初出茅庐的学生，谁又敢说已经别无所求呢？又没有父母家业可以指望，不还得一刀一枪继续拼么？一不留神，仍不免“逃离北上广”的结局。真要想翻身，不如还是做好“苦十年”的准备比较保险。
再这么想下去，十年也未必够用。“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自然是玩笑话，但要在任何一个高位上坐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甚至还想把父母接来享福，又岂是可以一劳永逸达成的目标？北京一套房，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多少贷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今年的业绩指标比去年又涨了20%，形势还比去年差，新来的人年富力强，背景又好……想到这些，如何还有松口气的一天？“能吃苦的苦到退休，不能吃苦的苦一辈子”罢了。或者累，或者穷，永世没有两全其美。
压迫感的恶性循环
我并非讥讽，只是在讨论一个心理意义上的行为模式：
只要一个人卷入了“翻身”的战争，除非他甘愿放弃到手的胜利果实，否则就很难再从中脱身。尽管可以骗自己说“三年”，最后往往是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的无间道。永远不堪重负，又永远觉得还远远不够，至死方休。
在《阶段性胜利》一文中，我用认知治疗的观点做过解释：
不是因为他不肯歇息，而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这里”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不安，被敌人环伺的所在。这些敌人——姑且承认在一开始是客观存在的吧——目前藏身于何处呢？我胜利了，于是看不见。但我在战斗，这一事实本身又警示我：它们确实应该存在。我战胜了它，暂时还算安全，但也正因为我战胜了它，所以我必须战斗下去。胜利驱退了威胁感，一边又巩固了威胁感的存在。
这个模式里，隐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那就是我们原以为已经通过高考，抛之脑后的“自卑”——源自于幼年时就植入我们内心的被压迫感。
我们从“东亚病夫”的课文里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被“劳心者治人”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在皮鞋和草鞋中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在被父母责骂时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从我们对于上层阶级的向往中——翻身也好，鱼跃龙门也好——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这种感觉，带着一股辛辣的幽怨之气，让我们自觉渺小而脆弱，让我们看待他人的目光充满敌意，让最平常的生活也面目可憎。
而衡水二中这类模式的教育，正是在利用这种被压迫感，同时又巩固了被压迫感。对于一个教育资源不算发达的学校，要想追求超高的升学率，就只能指望精神上的战斗力加成。现成的燃料，正是每一个学生内心的屈辱，和投射在外的，对于现状的厌憎：“我们一直被欺压被鄙视，我们的人生一无足取，我们与上层阶级存在着等级的鸿沟。”
在衡水二中这样的学校，这种负面情结必然会受到呵护与鼓励。“不想再过这种日子？那就拼命啊！”——我们是如此盼望摆脱这种屈辱，只好拿出三年的生命作为献祭。而献上了祭品，反而使心里那一只幽灵越发强壮，于是“三年三年又三年”，永无休止，再传给我们的后代。
每一分“翻身”或“逃离”的努力都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
写到这里，我本人也颇感无能为力，就像自己也深陷于这个难以自拔的漩涡。我还想要指出一个可能的误解。我绝不会以为，等级论仅仅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只要你不这么想，它就不会存在”。恰恰相反，我知道它客观真实地存在着：小城市的凋敝、人心的彷徨、无处不在的歧视、丧失殆尽的尊严……但它又属于心理学中“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相信自己不体面，我们就真的不梳头不洗脸；我们相信高考至关重要，我们的一生就真的会毁于高考落榜；我们相信除北上广之外没有未来，我们当中最有干劲的人就真的没有动力建设家乡。
每一分“翻身”或“逃离”的努力，都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
作为个体，我们几乎不能改变什么，只好一拥而上，希望自己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同时，也就把自己送上了修罗道，和众多的竞争者们打一场无限升级的军备竞赛。所有参赛者都注定会以悲剧收场：心力交瘁的少数胜者，和大多数人的陆续出局。正如知乎网友说出的真相：“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廉价，更年轻，更高效的劳动力，把你们从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彻底赶出去。”
种下等级论的种子，长出的就是屈辱不甘的芽，而盛开相互倾轧的恶之花。衡水二中的教育模式，不过是稍显夸张的一个缩影。我们利用了人心里的不甘，人心里的不甘也就会利用我们。最终不管愿意与否，谁都没办法独善其身。不止是衡水。这是一个时代无法摆脱的宿命：治人，或治于人。
托尔斯泰在《复活》开篇的一段感叹，可以看作这种宿命的注解：”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原文地址：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