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现场观察》专栏第4帖：本届论坛嘉宾【十年砍柴】帖文搜辑

jssh365

[url=]要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表达能力？[/url]




    最近，一个叫杨心龙的9岁男孩火爆了网络，其滔滔不绝的演讲视频在许多网站点击量巨高，有些人称之为
“演讲帝”，而更多的人则斥之为拔苗助长，是对孩童天性的戕害。
   某电视台就此事让我和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做了个对谈，看完杨心龙的几个视频后，我俩不约而同地说，可惜
了一个有天赋的孩子。用李跃儿的话来说，这个孩子给人最深印象的不是他演讲水平，而是他像一个留声机那样不
断地把成人的话复述出来，而且加上看上去并不自然的肢体语言。
   我能充分理解其家长望子成龙的希冀，也不否认这孩子确实有表达的天赋。但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这孩子
更像在大人导演下，做一场场类似讲述先进事迹的报告，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演，而是训练孩子做某种秀-----
尽管演讲也带有表演的性质，但演讲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演讲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从而打动听众。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你不是杨心龙本人，你怎么知道他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许多看过视频的人和我一样，
看完后觉得不舒服，从视频后许多网友跟帖就能看出，有些人批评的言辞还非常激烈。这类感受就是建立在朴素的
社会经验上-----社会经验当然也会出偏，但多数人基于经验的认知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如杨心龙在演讲中，一
个个宏大词汇从小嘴中蹦出。如他学逻辑感觉如何，学艺术感觉如何，学数学如何。一个再有天赋的孩子，其知识
的接受，一定是有不同阶段、循序渐进的。像9岁的孩子，其知识储备怎么可能那样的全面而高深？于是，许多人看
到这种成人味十足的讲演，得到效果的不是赞赏，不是美的感受，而是相反。
    和西方的儿童相比，中国孩子的表达能力特别是大庭广众之下的演讲能力的培养确实欠缺，美、英等国从小学
到大学，许多学校设有和演讲相关的课程。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洋娃娃，大多不怯场，并非他们天生比中国娃娃更能
说会道，更胆大出众，而是教育使然。因为美、英这类国家，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推销员社会”。商业规则渗入
各个角落，推销员的技能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政治也是如此，竞选政治就是各党派、各候选人向选民推销自己的
政治主张，所以像奥巴马这种政治人物口若悬河，在西方是常态，他们都有演讲的童子功。
   中国正在从农耕社会转变到工商业社会，“敏于行而讷于言”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已不盛行，“推销员”的技能开
始受到推崇，培养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包括演讲能力，自然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必须。但我们要培养孩子什么样
的表达能力？无论用文字还是用语言，表达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准确表达思想，说服或感染其他人，所有的表达技术
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像杨心龙那样不怯场，说话一点不打磕巴，吐字清晰，这些技术层面都不错，可以说许多
成年人未必有他这两刷子。问题是他如此表达得到的效果是负面的，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假、大、空。
   演讲当然需要技巧，高水平的演讲者未必都在说真话，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可以说口吐莲花，骗了许多人。但至
少演讲的短期效果是让人相信他，被他感染。而杨心龙这种“演讲天才”，多数人一看一听，就感觉到是大人导演
，小孩无非在鹦鹉学舌。培养孩子这样的表达能力，又有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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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记者“正面宣传”过的“人”往往不是人





    北京大学教授某先生（好像姓魏）曾开玩笑说，我党培养的某些记者有反动的故意，往往把参加重大会议的代表描写得像弱智一样。这位先生的眼睛真毒。现在传统媒体正面宣传以及树先进典型都是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看完读完只有搞笑功能。
　　本人也算是传统媒体一员，和各大媒体许多专司写“正面报道”的同仁很熟，自己也干过这活。基本上熟悉干这活的套路。

　　你说写出这些看上去“假大空”报道的记者肚里没墨水？非也，这些人大多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问题是报道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本人事先并没有要写作、要报道的冲动和激情，为了“饭辙”只好做一把“托”。

　　由于并非本人满怀激情地“作托”，也就很少认真细致地去干活了。老实说，许多先进典型身上确实有感人的东西，这些人也不完全是包装出来的。可是写这样的稿，大多是宾馆一住，听当地领导一介绍，

    顶多和本人见见面。然后拿一包当地“笔杆子”已经准备的材料，再凑合凑合就写出了来了。电视、摄影要镜头，请只好“导演”一番，请当事人现场表演。那些领导的介绍以及准备好的材料，都是用“政坛流行语素”组成，有高度，也有力度，恨不得一个个都照着孔繁森、雷锋那样的高度往上拔，在现在这种信息发达，老百姓眼界开阔的情况下，这样出来的新闻作品能不搞笑吗？

　　有人给新闻联播总结了几大报道模式，如：“开幕没有不隆重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你以为记者真得只会写这样的“八股”？错了，这样写没风险，不用费脑子，而且肯定播出、刊出，凭什么让人家绞尽脑汁去开掘受众感兴趣的“点”？弄不好吃力不讨好。

　　比如说，这次抗击“非典”，真的有一些医务人员的事迹可歌可泣，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并非没有可挖掘的。开始在没有形成宣传声势前，一些独立采访的媒体倒是写出一些很好的作品，有细节，不虚假。可一旦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去报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故事”：小孩要参加中考了，父母卧病在床，本来准备结婚，可是他们写下“请战书”，他们推迟了婚期，他们含泪对父母说，请原谅儿女的不孝……呵呵，都是这样的东西，不觉得搞笑吗？

　　记者自己知道这样写搞笑，报社老总都知道，可大伙心知肚明，这是任务，尽量把采访对象夸成一朵花，没人会批评你。至于观众、读者爱不爱看，那就不是咱能管的事情了。我有一位朋友，是宣武医院的

大夫，好喝酒，是性情中人。当宣武医院改成“非典”专门医院时，他第二天就要进驻医院了，前一天我们陪他喝酒。酒过三巡，他有牢骚，有担忧。甚至开玩笑说：咱二十来天的性欲只好自己解决了。可是说归说，他依然在大醉后讲：咱就是干这行，治病是咱的本行，没有你们记者笔下那样伟大。你说，要是把真实的他写出来，能发出来吗？如果记者们来写这个哥们，也照着白求恩大夫的标准写，把这个爱喝酒，酒后还喜欢闹腾的人写成“圣人”。

　　三年前我和中青报的记者一起去采访一个部队典型，他恰好是我的师弟。我就拿军队“秀才”们准备的材料一综合，一个晚上就出来了，高度自然不用说，豪言壮语也不少，审稿一次通过（由部队审稿）。而这样敬业的中青报同行，花大量时间采访人家的女儿、妻子、部下，把人家真的写成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人”，完了，一审稿就被毙掉，让他返工。我对痛哭的他说：典型根本就不需要“人”的形象。傻了吧，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根本没用。

　　大学时看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最大的感受是：在虚假的语境中，越是神圣的东西越有搞笑功能。在这个像“哈哈镜”一样的“场”里面，真的东西、美的东西进去了，也会变形。

　　有时我同情自己，更同情那些被我们采访的先进人物，比如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好好的人，有血有肉，有脾气有爱好，被咱们一打扮，他们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了。

　　我那位宣武医院的哥们就坚决不让媒体捧他，他说，咱是个啥样，我自己还不知道，喝完酒了爱骂老婆。被你们一报道，嘿嘿，形象一高大的我以后还敢酒后胡说八道吗？多累呀，我才不上当。

    7/1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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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记得庞中华？ 　　




      前天看报纸，在一条有关诉讼的新闻中，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庞中华。
　　象我这样70年代初出生的人，没听过这个名字的恐怕很少。80年代的时候，余秋雨大叔的苦旅还刚刚开始，远没有达到大红大紫的地步，易中天老师还正在珞珈山上搞他的文艺美学。那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文化明星金庸、琼瑶、汪国真、费翔等人，至今还常被人提及，而当时名气不在这些人之下的庞中华，而今80年代后的人，知道他名字的人恐怕不多。

　　那时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共同的时髦，就是用庞中华体的钢笔字，给异性抄写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

　　电脑没有出现的时候，写得一笔好字绝对是一种崭露头角的资本。 庞中华横空出世，他成功的原因不是纠缠于所谓书法艺术的魅力，而是抓住读点书、认点字的人普遍需求：字是自家的脸面，不能太丢人。庞中华到处开硬笔书法培训班，那架势和今天培训外语的新东方差不多。新东方的成功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告诉你怎样应付各类英语考试就行了，至于作为语言的终极作用：与人交流的能力，则不必过多考虑。庞中华的硬笔书法训练也是这样路数，什么书法的个性和表现力，可以统统不管，训练你的，就是把字写得工整、清秀，看上去舒服，在职场上和情场上能应付过去。

　　庞氏硬笔书法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速成，扔掉一切有关书法艺术玄而又玄的东西，让你一笔一划临摹他的字，最后都写得四平八稳，没什么个性但是不难看。据说科举时代考进士流行馆阁体，要把字写得大、黑、柔媚，皇帝和其他阅卷大臣看了就舒服。庞中华的钢笔字基本上可算那个时代流行的“馆阁体”。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可以说：有读书人处则必有庞帖，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同学，估计有一半练过庞中华的字帖。大学时有一位兄弟，文章写得好，给心仪已久的女孩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可因为字歪歪扭扭，那位眼界高的女孩因此没瞧上他。这哥们卧薪尝胆、知耻后勇，买来庞中华的字帖，苦练一年，终于让自己的字脱胎换骨了。我大学毕业去一个大工厂报到，厂办公室主任看到我用钢笔写的简历，说“这小伙子写得一笔好字，办公室需要。”就留在厂办免下车间了。

　　当用电脑输入汉字开始流行时，我很烦，坚决抵制电脑，执拗地在方格纸上，很得意地用钢笔工工整整书写。但就如枪炮发明后，骁勇的蒙古武士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一样，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我终于放弃了对手写的坚守，变成一个网虫。

　　庞中华肯定比我当时更恨那些解决电脑汉字输入难题的专家，想想当年，老庞的字帖是超级畅销书，全国各地的培训班每期都爆满，记得大约是91年，我听一位师兄说庞中华有两辆汽车，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教人写字咋能挣这么多钱呢？

　　如今到处都是电脑培训班，少男少女们通过QQ和e-mail传情，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签名练好就行了，有谁还记得庞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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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先生，你终于入瓮了




　　看到媒体赫然以“阎崇年终于向易中天开火”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我第一观感就是：老阎，你终于入瓮了。标题用“终于”“开火”两词吸引眼球，可见爱看热闹的公众和爱制造热闹的媒体，多么希望这两大人气指数极高的牛人PK呀。这两大重量级行星相撞，不知有多少人盼了多久呢，果然老阎遂了围观者的心愿。

　　消息的来源是阎崇年在杭州签名售书会上一番话，他认为自己比易中天收视率高。并说：“在《百家讲坛》的众多主讲人中，易中天未必最红，而我讲历史更学术。”“我讲的既然是历史，就要给人以严谨的历史感，让观众在历史的环境里重温历史，我的最大长处就是研究清史超过40年，所讲的内容都做过专题研究。”

　　阎崇年自说自话比易中天收视率高，自己讲历史更学术，这可看做一个读书人的自信，源于这种自信做出如此判断没什么不合适，如果总认为自己技不如人，或者认为自己所讲没别人有价值，这种妄自菲薄反而不正常。在这条消息中，我只看到阎崇年对易中天讲述历史发表不同的看法，并没有严重到“开火”的程度。

　　易和阎，两人都是拜现代传媒之所赐而大红大紫的，非要简单地对比两人谁更红，谁更有价值，是一件很无聊也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读史、讲史的方式本来就应该多姿多彩，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易中天和阎崇年各有一大群粉丝，两人都从全民读史热中获得红利，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两位牛人之间不可能有尖锐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无非对读历史和讲历史各有所长，各有不同的看法而已，这是生活中的常态，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人们需要热闹，需要牛人之间的比拼，那水面下潜流不断的政治场，一些比拼本来更精彩，但不能公开看到或者不好公开评价，只好退而求其次，转向文化界和娱乐界。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观看罗马角斗士之间厮杀的嗜好，杀得血肉横飞那才过瘾，而且不希望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搏斗，那样高下立判多没意思呀，最好是势均力敌才能久战不决。所以去年“超女”大赛中，媒体和一些观众希望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之间闹矛盾，最好恶语相向，如此就会引起彼此的粉丝团大战，那样就有好戏看了，因此彼此粉丝一些摩擦立刻会被媒体挖掘出来无限放大。如果同样演皇帝而著名的张铁林和张国立之间，公开评价对方演艺不如自己，那么设想一下，媒体该多高兴呀，绝对如获至宝。好在这两哥们久在江湖，摸透了媒体和围观者的心思，在这方面就是不满足大家的需求。最近也有一些人写文章挑易中天的毛病，但名头不够，没看头，同样靠《百家讲坛》炒火的阎崇年出马，那才叫棋逢对手呢。你想想呀，一个看惯了刘邦和项羽打架、孔明与周瑜斗法的民族，现在有一群人有这样的需求，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易中天站出来反驳，那更加满足了围观者和媒体的需求，一方面“开火”，这戏还是不够好看，另一方面用猛烈炮火回击那才激烈，才有看点。我想有些同志已经准备好小马扎，坐下来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看两大高手过招，媒体更得煽风点火，连标题都用“开火”这样的词，分明想激怒老易：别人都挥拳过来了，你快点接招呀。可易中天硬是稳得住，至今没看到他公开回应。晚清的时候，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不世出的牛人，曾早年仕途顺利，左科场蹭蹬，直到晚年因洪杨起事才发达。左宗棠对曾国藩从来就不服气，人前人后表示曾涤生才能不过尔尔的意思，如果曾国藩接招回敬，那大清官场就热闹了，可曾国藩就是不接招，可见在官场上，曾比左老辣得多。

　　我没法评价易、阎两先生的学术水平和贡献孰高孰低，就凭易中天没有被媒体撩拨起来，就知道易比阎更熟悉人情世态，更能看透众人的心思，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易中天的历史读得更好，至少他运用得更好，没有中计入瓮，没有按着媒体和公众策划的剧本做一个披挂上阵的角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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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萧萧到李傻傻-----对故乡文学少年的回忆




　　今年元月的某日，我坐在一辆越野车里，刚从中国海拔最高的哨所神仙湾下来，翻越着哈盖尔达坂，临近新藏线的时候，因海拔降低，难受的高原反应有所缓解。便有了气力和同车的两位军人，兰州军区政治部一位上校，还有《解放军报》新疆记者站记者王凤翔谝开了闲传。凤翔和我都是70年代初出生的，1988年高中毕业，都曾误入文学的“歧途”，耽误了其他功课，当年高考落榜。我复读一年后考上大学，而他则在88年底从陇东跑到新疆当兵，尔后考上了军校。
　　相同的年龄，相同的经历，我俩自然有许多相同的回忆，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痴迷文学的那段往事。说着说着，我问了句：兰州军区政治部的马萧萧还好么？
　　两人一惊，说：你怎么知道他？
　　我说：何止是知道马萧萧，我们是同乡，他曾是我少年时的偶像。
　　二十年过去了，马萧萧这个名字也许今日不为很多人所知，可当年他在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心目中，不亚于今日“玉米”心中的李宇春，在湘西南那美丽瑰奇的大山丛中，他的名字更是屡屡被提起，得其片言回信是可以和同学吹牛的资本。
　　
　　马萧萧是隆回二中的，大我一岁，我是新邵三中的。民国时代，新邵的一部分和隆回全县都属于邵阳县管辖，后来被析分。所以隆回司门前的魏源先生，大多数简介还注明新生先生乃邵阳县人。我所在的乡毗邻隆回县的滩头-----一个以年画闻名的小镇。与这样一位才子同乡，很是与有荣焉的感觉。
　　我们上高中时，中学里结文学社成风，三五少年，在一起闲聊起来，便觉得北岛、舒婷不过如此，万丈雄心纷纷直溯李白、杜甫、宋玉、屈原。说是爱好文学，主要是爱好诗歌，会写几段分行的字，便觉得自己可以写诗了。
　　高二时，我们班几个男孩女孩，跑到学校背后的松林里，找一个草坪围圈坐下，结拜了异姓兄妹，然后就商量办文学社的事情。老师中总有几个爱慕风雅的人，他们鼎力支持。社名几经商议，命为“可可”，两字竖写，看起来就是“哥”，我们坚信在有“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烟尘”之多的文学社中，我们能成为“大哥”级的。邵阳那个地方的人，自古好侠尚气，江湖味道和文学味道在少年身上常常纠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办文学社，总得出刊物才行，一个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孩子哪有钱？小地方文学青年连傍大款的可能都没有。文学社有一个女同学，其外公和小姨都是学校的老师，便让她去揩学校的油，她要来了许多白纸，还有蜡纸和油印机。我们找到一个青年老师的宿舍里，通霄刻钢板，------我的仿宋字就是那一阵练出来的，一位跟着父亲转业回老家的兄弟从小学画画，插图自然是他包圆了。刊名由我们的政治老师、我同村的大哥、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陈鸿题写。历史老师贺老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首词“贺新郎”，连平时我们认为无甚文采的地理老师老袁-----一个秃顶的“新化佬”，也洋洋洒洒为我们写了一篇介绍非洲植物“可可”之功效的文章。油印刊物出来后，我们看到上面自己写的诗歌、散文，真觉得文坛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们就能登堂入室了。
　　那是1987年，中学生文学热正热得无可复加的地步，《春笋报》、《中学生校园诗歌报》、《青少年诗报》这些现今快被遗忘的报刊，当时是我们心中的圣殿，能在上面露一小脸，那绝对是同学和老师多少天的谈资。我们区公所搞了个国庆文学展，我的一首小诗，被陈鸿老师用精妙的楷书抄录，张贴在集镇上的橱窗里，我就觉得是莫大的荣耀，经常故意走到宣传栏下面，看赶场的老乡是否在读我那首诗。我最好的哥们何某人因此让我请客-----也就是一个烧饼。
　　那两年中学生的一个盛典好像是“全国十大校园诗人”评选，虽无超女海选之疯狂，但也撩动了一大帮少年的心。《中学生报》、《春笋报》等报刊，整日在推出我们的同龄人之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湖南籍的马萧萧和毛梦溪。马萧萧因为和我们是同一个市的，因此关注更多，当时对我而言，能发表“豆腐块”就是莫大的殊荣了，像萧萧这样年少成名，被选为“十大”，报纸推出长篇报道，刊登他的诗歌专辑，出版个人诗集，而且自己还办了一份在全国校园颇有影响的《青少年诗报》。这一切我想都不敢想，觉得如此的风光，只应属于天上下凡的“文曲星”。
　　在我这些高二学生班文学社时，高一的弟弟妹妹也不甘示弱，办了个“小荷”文学社，取“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意，他们不把高二的师兄师姐放在眼里，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闺女，都参与其事，自然比我们更能利用公共资源；其二是高一有一个已经很牛的少年才子——李跃。李跃的家和我家距离也就十华里左右，家境贫困，他初一就发表作品，初二时发表的散文《豆腐镇》入选湖南省小学生阅读教材。在当时看来，这差不多和刘绍棠中学时作品选入教材庶几接近了。
　　后来我俩认识了，李跃小我一岁，有一个哥哥与我同名。此人儒雅静默，小小年龄便有君子之风，而我性急好言、浑身匪气，他更像一个文人，而我那时喜欢折腾社会活动，两人反差很大，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他的文字轻灵空蒙，如山间的晨雾，那样的文字，我自叹难以写出。他和马萧萧几乎是当时我们邵阳文学少年的“双子星座”，两人惺惺相惜，邵阳籍的文学前辈鲁之洛对两位少年勉励提携有加。两人常有书信往来，李跃也不时向我介绍文坛的情况，以及他和一些牛人的交往，这很令我们这些寻常中学生艳羡，
　　我们的《可可》油印刊物，办了几期就难以为继了，总不能都靠揩公家的油维持下去，再说大多数参加办刊的人是三分钟热情，到了高三，还被文学蛊惑得五迷三道，老师和家长也不答应。于是那个文学社无疾而终，大家觉得应该收收心，温习功课了。而我不知为什么，觉得高考和自己关系不大，高三的下班期，还写了篇中篇小说《涨潮季节》，请李跃过目。
　　高中毕业时，时年16岁的李跃深情地为我写了千字留言，至今我还保留着，现谨录一段如下：
　　“江南哟碧空皓月清风柔柔凄婉迷濛的江南我喜欢青山小河古墓林子都如一部艰难孕育的传说很美丽美丽得有商有伤了我呵一个多情的南国少年。。。。都说诗歌是一种精神呼吸确实诗起码可以使我们的审美意识及诸方面提前几十年。”
　　1988年高考，我的落榜在意料之中，连预考也是刚刚通过，幸运地拣了张高考入场券，高考分数和录取线相差很大的一截。我所就读是一个非重点中学的非重点班，而当年的高考难度之大，现在的中学生很难想象。我们班只有两个人考上中专-----当时高中生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已属不易，其中一位是睡我下铺的好兄弟李强。
　　落榜后方知日子的难熬，那个夏天对我而言是真正的“苦夏”，十七岁的我一下子长大了，明白自己的人生路只能靠自己去闯，我不想再重复家兄高考后落榜然后参军考上军校的路，我吃不了当兵的苦。而且我知道，对文学我仅仅是爱好，远没有马萧萧、李跃那样的成就和名气，通过特招等非常规方式跳出农门的机会，不可能降临到我头上，只有华山一条道：凭高考的分数。文学这玩意只能敬而远之，我发誓复读一年是背水一战，考不上就回家当农民。对两门薄弱课程，我采取了最笨的办法。英语，从高中第一册第一课“Karl Max was bor n in Germany”开始，一直背到高三最后一课，如此什么语法、单词也就自然而然地熟悉了；数学就是大量做习题，代数、几何之类的习题册，一本本做完。198。。9年高考，放了一个“卫星”，考了一个老师、同学，包括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高分，如果不是那一年春夏之交风波对高考招生的巨大影响，那样的分数断不会去了大西北的兰州大学。
　　我高三毕业的时候，李跃转学到了重点中学新邵一中，我复读那年和所有的文学少年都“绝缘”了，因此和他没什么来往了。李跃比我偏科要严重得多，凭分数很难考上大学，但县重点中学有推荐、特招的指标。1990年他本来被推荐到吉林大学，后来被人上下其手搞黄了，他被免试推荐到湖南师大就读，这对一个农家孩子来说，也算是一种不错的出路。
　　就在我进入兰州大学的那年，马萧萧被兰州军区特招入伍。但我们没有更多的机缘能在兰州相识，因为按惯例，特招后总得在部队基层熬几年。而入了大学中文系的我，文学梦反而破灭了，除了从老家携带的一本粉红色的塑料本中，还抄录着中学时代写的上百首诗歌，提醒我曾有过的梦。我那时的想法是比较成熟和清醒的，我确信进中文系只是为了找一个饭碗，而不是当什么作家、诗人。所以大学里热热闹闹的文学社团我一律不参加，除了到图书馆看杂书外，就是参加学生会的活动，顺利地入了党，成为系学生会主席，分配时也顺利地进了北京。
　　大约是大三的那年寒假，返校时在长沙转车，在下火车的人流中，我一眼看到了李跃，他和我乘同一列车回长沙。好几年不见了，两人非常欣喜，他盛邀我去师大住两天。他当时在岳麓山上与人合租了一套民居，打开窗户，就是满眼碧绿，清晨醒来，就有鸟鸣声入耳。比起黄沙漫天的兰州，这真是洞天福地。他第二天一大早要去湘潭看自己的女友，我在他的房里呆到晚上，带上门自行去火车站转车。临行前，我在他桌上拿起毛笔和现成的宣纸，留下了一首七律，还记得一句：“滚滚红尘忽逢君”。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马萧萧调到了兰州军区政治部《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他在那里呆了许多年了。那个大院前面雁滩公园，后面的农民巷，我曾经很熟悉。
　　到了北京，我在大衙门呆了好几年，那时一门心思做官光宗耀祖，每天兢兢业业写“等因奉此”的公文，有关文学的记忆，更是被埋到心底，连挖出来晾晒的兴致都没有。一次改革让我成了一名报人，那时我彻底相信了命运，上天可能就是安排我吃文字饭的，想躲是躲不脱的，不如接收安排好好地把这碗饭吃下去。报社有一个兰大师弟马霄雷，我离校那年他入校，他上大学时和马萧萧有过交往，兰州就那么些文学青年，彼此相识在情理之中。从他那里得知马萧萧的联系方式，一次出差到兰州，给马萧萧打过一次电话，但没有见面。----好像两人没有见面的理由。我们最应该相识的少年、青年时期，无缘相识。而现在那种场都消失了，再结识又有什么意思呢？
　　前年去深圳公干，见到了在深圳某报做评论员的李跃。两人在一个茶馆对坐良久，聊起分别彼此一南一北的打拚生活。作为深圳媒体的评论员，他当然会关注《南方都市报》的时评，那一次他得知在《南方都市报》开时评专栏的“十年砍柴”竟然是我时，很是惊讶。两人相视一笑，有一种不用明说都明白的感叹：两位写诗的少年，现在都堕落成写时评了。
　　离乡日久，我对故乡现在的文学生态已很少关注。偶然有一次我看到这两年很火的80后作家李傻傻的介绍，他是邵阳隆回人，而且也在马萧萧曾就读的隆回二中读高中。那一刻，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想起湘西南山区那一群文学少年。也许是因为同一个故乡，很多感受接近，80后一代的作家中，我偏爱李傻傻的作品。李傻傻今天的声名，未必超过马萧萧当年，只是李傻傻碰到了一个商业元素无所不在的时代。我和马萧萧、李跃共有那段少年时光，商业还没有完全和文学结合，文学活动相对单纯，天才少年凭文学，能赢得特招的机会，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而今天，可以用商业的手段运作，包装一个又一个文学少年，出版商和少年作家都迅速成名、致富。这是李傻傻这代人的幸运，市场化总体说来是最公平的，比某个文坛伯乐提携一把、夸赞两句更能体现少年作家的价值。
　　我们那一代，也许算是农耕文明最后一代文学少年。
　　今天邵阳年轻的一代作家中，我觉得最有实力的不是李傻傻，-----和商业元素结合得太密切也未必是好事。我看好马笑泉，他也是隆回人。在浮躁的转型期，在商业元素无孔不入的工业化时代，马笑泉的文字，有着超越他年龄的定力。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他二十岁刚出头时写作的《打铁打铁》，惊异小小年纪的他，何以能如此冷森镇定，从文字中能看到鲁迅《狂人日记》中那种直击人心脏的力道。后来又看到他的《江湖传说》，把底层人命运之起伏写得那样逼真、残酷以及对小人物毁灭的悲悯。
　　无论社会怎样风云变幻，文学上终成大器的人必定是那些能沉静下来写作的人。农耕文明时代，文学青年的天真痴迷非功利等诸多特质，在网络时代并非全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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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怎样教语文的




　　现代的语文教材传达的价值观显然不应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当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当语文老师不教语文

　　说到语文教材改革，笔者不由得问一句：我们还记得刚上学时的语文课文么？我现在回想起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真觉得充满着荒诞意味。我1977年上学，尚未行改革开放，课本中遗留浓厚的极左色彩。有一课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一课是一首顺口溜：“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外加歌颂上山下乡、人民公社的几篇文章。

　　一个未谙世事的孩童，第一次接受语文教育，就是充斥着“打倒”、“斗争”的口号和歌谣，典雅而美妙的汉语言文字滑到其最粗鄙、暴戾的一面，不亦悲哉。后来的语文教材，加了一些抓纲治国、农业机械化之类的内容。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年级语文课中被打倒的一位领导人，其领导安源罢工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课文中。同一个老师，同一间教室，同一帮孩子，几年内读这样两篇对同一主人公褒贬完全两极的课文，孩子们会学到什么？

　　语文教材其实一直在改，不过往往是根据形势被动变脸。即使粗鄙的课文退位，代之是那些《荔枝蜜》、《茶花赋》之类的“美文”，老师也要把它们大卸八块，一句句引申微言大义，直至落实到整个中心思想，一定是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我一直疑惑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究竟有什么区别？

　　孔子教语文注重美学

　　完全让语文不染一点意识形态色彩是不现实的，古今中外语文教育都有其“教化”功能。新文化运动以前，新式教育体制并未推广，大多数地区还是传统的私塾或书院式教育，语文并不是单独的一门课程，品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混杂在一起，教孩子识文断字时，便按照主流价值观熏陶孩子，比如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等等。蒙学课本《三字经》、《增广贤文》莫不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极重名教的国度，如此做很正常。至圣先师孔子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将德育和美育一起搞，弦歌之中，对学生施行文学教育、品德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孔子不是庸俗地、急功近利地教导学生怎样做一个通晓礼法的士，孔子注重循循善诱，用美妙的诗文来教化学生。《论语》中师生们对话多处引用《诗经》。“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尔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可算是融汇德育与语文教学中的范例。我们想想，如果孔子把《诗经》开篇的《关雎》，拆得支离破碎，味同嚼蜡得阐释君子当发乎情止乎礼，学生怎么能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受？

　　让孩子感受到语文之美

　　话题回到今天的语文教材乃至整个语文教学上来，我以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材的内容，即选什么样的文章；二是怎样向学生讲解这些文章。课文固然应当是美文，美文被讲授时更需要传递美感。

　　文章之美自然见仁见智，文章所蕴含之“微言大义”亦如此，但我想在一个时代应当有普世标准。从文章之美来说，起码应有音韵和辞章之美，那种充斥暴力与仇恨的粗鄙文章传达不出这样的美。从其“教化”功能来说，体现的应当是普世价值而不是逆历史潮流的价值观。孔子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几千年皇权时代，中国是宗法社会，让孩子们读《弟子规》、《颜氏家训》、《三字经》，潜移默化地接受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夫唱妻随等价值观，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可是到了清末，传统的秩序不能再维持下去，还用这种东西教化小孩，岂不是刻舟求剑？“打倒孔家店”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对孩子传统的教化模式推翻、更新，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救救孩子”。现代的语文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蔡元培等人推崇“美育”便是这样的努力。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民族语文的美，有种自豪感，才能在品德上对其陶冶。现代的语文教材传达的价值观显然不应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当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关键是老师怎么教

　　鲁迅的一些文章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撤离，本不是个问题，鲁迅固然伟大，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很多。选文对鲁迅也罢，对别人也罢，应当有相同的标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念中学时，鲁迅文章在语文教材的比例中确实相当大，鲁迅的文章亦非篇篇精品，教育当局过去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因此选了许多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哪些鲁迅文章对我们印象最深？往往是有大悲悯，见真性情的小说和散文。

　　因此减少鲁迅的文章，选一些金庸的文章，没什么大不了。可内容变革了怎么办？还是那样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一切教学活动为了应付选择填空阅读理解那种死板的考试。那么爱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学生，在课堂上听语文教师一段段分解讲授金庸的小说，照样会觉得索然无味。

　　一个曲线很美的身躯，在画家眼里是艺术，获得的是美感；放到医生的手术刀下，美感全失，无非是肌肉、骨骼和皮肤组合而成的碳水化合物。语文教师应当是画家而不是外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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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教授争一处长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




近日，一条新闻颇受关注。深圳一处长职位竞聘，引来四十位教授角逐。读者不由得发斯文扫地之叹，尤其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四十教授争一处长无非是当今社会价值观的真实映照而已，反过来如果四十处长辞职不干，去争一个教授，在当下才算新闻。

四十教授争一处长，说明什么呢？通俗点说处长值钱，教授不值钱。雅一点的说法就是官员在社会上对资源的占有、支配方面，和教授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而且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真正的“官”-----党政系统的公务员，而且可以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在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在项目、经费以及学校公共事务的话语权方面，远非普通教授能比。在医院、艺术团体同样如此，好像当下中国还没有哪个领域是真正的专业人士说了算。

教授不值钱还有一个因素是当下高学历泛滥，学术职称泡沫化现象突出。“教授”本是清贵之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教授、副教授之类的专业人士经济收入并不高，当时流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之说，但那时高级职称的极少，教授们尽管生活不太富裕----只是和少数高收入比较而言，比普罗大众还是优渥。但因为多是凭真才实学而获取职称，而且稀少-----一个重点大学重点系一两个教授支撑门面太正常了，一些普通高校全部教授加起来都不到四十，所以教授拥有相对高的社会威望。现如今专家教授如过江之鲫，已没有昔日的社会清誉，且在社会资源支配上不如学官----而今天有一定实权的学官谁没有教授的职称？那么，处长对普通教授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这是行政权力通吃一切的必然现象，在四十教授争一处长的同时，一些官员轻轻松松在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官员或退休官员纷纷被聘为高校的教授，高校看中的无非是其官员或前官员身份的含金量，和四十教授争一处长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现在一些人很怀念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学，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有限，教授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都很高，高校的管理人员无非是为教学研究人员服务的，处于绝对从属地位。怀旧者忘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近代大学制度是西方舶来品，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遗泽，由于清末和民初政治动荡，权力更迭频繁，没有哪位当政者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高校，于是高校作为西方移植过来的“特区”，几十年内免于衙门化的命运。而在学校之外，还不是权力通吃一切？

其实在近代大学诞生之前，中国的教育机构也只有“官”，没有“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真正原因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一种潜力股，很可能考中举人、进士出来做官，像孔乙己那种不可能再出头的读书人，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明清两代朝廷的最高教学机构国子监就是个官僚机构：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民间的书院，也多聘请有功名的退休官员担任山长，才能镇得住。

中国的“学官”传统，和几十年教育领域内意识形态的强化，交杂在一起发酵。自然产生了四十教授争一处长的风景。至于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教授优于“学官”的异域风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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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乡土中国(《进城走了十八年》自序)





（拙著《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初上市。这是该书的自序。敬请批评指教。）
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面，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
有一天晚餐时闲聊，哥哥冒出了一句：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兄弟是最后一代需要赡养父母的人，可能也是第一代儿女不能赡养我们的人。这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是呀，何止是我们兄弟几个，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对父辈，就像我们父辈对祖父辈一样，还需要承担纯经济学层面的赡养义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代；而我们的子女，将来可能不需要再在经济上赡养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
我意识到，我这代乡下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兄弟，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我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躬逢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
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雏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的读者能接受它。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

目录
第一章 蒙昧记变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002
孤独中一把木手枪／011
学知青和学大寨／020
外公家的百草园／027
四只鹅和一头牛／035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041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046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051
第二章 小学记玩
读书比放牛好玩／056
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062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066
看电影和唱戏／071
我的七种武器／078
变脸国歌和平反高潮／088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091
分田了散伙了／
098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107
别了，小学校／115
第三章 中学记苦
爬坡上初中／122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129
庄稼人终得一饱／134
一觉醒来的宗族意识／140
一个山村传奇的诞生／147
人心变坏和严打运动／152
“美酒加咖啡”是什么味道？／160
十四岁，离吃国家粮一步之遥／166
第四章 生命拔节
被一所普通高中截流了／172
郁闷而孤独的高一／178
小镇三宝／184
向往山外的世界／189
成长的烦恼／194
文学的诱惑和少年的情怀／200
探访一座因矿而兴的城市／208
我成了一滩臭狗屎／212
倔犟的父女俩／216
冬日的温暖／220
涨潮季节／226
把运气送给了别个／231
第五章 命运拐点
去县城找张课桌／236
新老师新教材新朋友／242
88年下半年县城关键词：彩票、涨价和凶杀／247
姐姐出嫁／250
资江边的晨雾与晚霞／255
有一个姑娘我叫她“小鹿”／258
难熬的四、五、六月／263
范进中举原是这般／265
遥远的兰州，我的未来不是梦／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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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数字化”的老学堂



（载《文史参考》）

我在湖南新邵县一所乡村初中读书时，老师常给我念叨全县8所高中的优劣。
那正是80年代中期，高考制度恢复已有数年。农家子弟耳闻目睹了考大学改变自己乃至全家命运的鲜活例子，当时“拼爹”远不如“拼分数”，因此，乡间读书风气非常好。对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初中毕业直接考中专，马上吃“国家粮”，成为“国家干部”，那是首选。其次就是考上一所好一点的高中，用功读书，争取能考上大学——哪怕一所师专。
对我所在那所初中的学生来说，读高中的第一目标是新邵县第一中学。一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位于县城，学生也是在全县选拔。
当时全县大约有三十多个人民公社（后改成“乡”），县与乡之间还有“区”的建制，区公所是县政府派出机构，每个区大约管辖5到6个乡。每个区有一所高中，生源来自区所辖的各乡。二中在坪上区，三中在新田铺区——也是我所在的乡所辖的区，四中在龙溪铺区，五中在陈家坊区，六中在孙家桥区，七中在严塘区。县城所在的酿溪镇还有一所八中，招收的是考不上一中的县城初中生，生源是最差的。
在高校1999年扩招前，从这种办学布局和生源就可看出，学生能考上大学的，应当是一中独大。因为它已经把全县最好的初中毕业生选拔过去了，而经费、设备、师资又是最好的。事实确实如此，其他几所高中，每年能考上一个本科生，就是大喜事了。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位于坪上区的二中。二中仅仅在全区几个乡招生，但每年的高考成绩与一中不分伯仲，有些年考上名校的学生还多于一中。坪上区的优秀初中生也愿意留在二中，而不愿进位于县城的一中。
等我后来离开湖南，北上求学，在了解故乡的历史，才明白新邵二中为何能以一区之力办一所可以与县一中抗衡的高中。——那是因为这所学校悠久的历史以及它给当地带来的尊师重教之风气。
这八所学校，新邵二中的历史最早，它在1902年就创办了，原名“大同学堂”，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新邵县是1952年建立的，所属的坪上区、龙溪铺区原属新化县，其他几个区原属邵阳县。创办大同学堂的周叔川是新化县著名的乡绅，湘军后裔，同时也是湘中一带“反清”领袖，他在湘中一带的威望，甚至超过了谭人凤。光绪中叶，新化县创办学田，分团（团，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募捐，大同团（今天新邵县坪上镇加上冷水江市毛易镇）的学田所得款最多。到了1901年，因前一年“庚子事变”引发列国联军入侵，清廷与列国签订《辛丑条约》，痛定思痛，朝廷下诏行改革自强之道，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兴办新式学堂。周叔川拿出义田所得的资金，加上向当地煤矿的“强捐”（此地盛产煤，矿主未必愿意捐款，但当时“绅权”甚大，不和乡绅合作，矿无法开下去），于第二年创办“大同高小学堂”，所招募的老师皆是湘中一代的翘楚，其中许多人是反清志士或维新人士，如首任堂长萧竹雯，大学者邹汉勋的侄孙、老同盟会员、后参加起草民国“临时约法”的邹代藩。谭人凤人到中年时遇见邹代藩，邹的一席话让他走上反清之路。
周叔川一边办学，一边反清。1903年他首次在大同镇（今坪上镇）自家山庄里聚义结盟，谭人凤从百里外的新化县福田村赶来。这次会议奠定了周、谭在湘中革命人士中的领导地位。1904年与谭人凤、李洞天、唐镜三、李燮和等谋于宝庆各地同时举事，响应黄兴、马福益长沙起义。因事情泄漏，清廷追捕，他于1905年初避走日本，在日本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大同学堂毕业的学生前后有十几名游学日本，几乎都成为了同盟会员。不久，因肝病逝于日本神户，终年50岁。他死后不久，同乡后辈陈天华又跳海自杀，于是他的外甥也是大同学堂学生苏鹏，和另一位大同学堂学生谢国藻等人护送两人灵柩回国。1906年3月，灵柩到了上海后，益阳籍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投黄浦江自杀。于是，两口棺材变成三口，一起运到了湖南长沙。湖南的革命志士决定将三人葬在岳麓山。但周叔川的家人不同意，坚决要求将先生归葬于祖茔。于是，苏鹏、谢国藻护送灵柩继续西行，葬于新化大同镇时荣桥（今属新邵坪上）。而禹之谟等人借陈天华、姚宏业二君葬岳麓山之际，发动上万学生公祭，矛头直对清廷，这事让禹之谟成为清廷的眼中钉，同年，禹之谟被害。——周叔川家人的坚持，使岳麓山少了一座英烈坟墓。
大同学堂，在清末是反清的据点，到了民国，成为用文明陶冶一方水土的基地。坪上镇百余年来人才辈出，和这所学堂有莫大的关系。
然而，等政权再一次更替时，“大同镇”和“大同学堂”都被改名了。“大同学堂”被数字化，但被数字化的老学堂不止这一所。我的高中母校新邵三中原是民国时期创办的“景中学校”；新邵四中，原是由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国军兵团司令李文的父亲、著名乡绅李主一1915年创办的龙溪铺学堂。
新政权把这些老学堂，按数字排序命名，那些创办者筚路蓝缕的历史，似乎就能被“数字化”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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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中华请从爱母语开始



日本政府悍然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国有化”，这一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当然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9月以来，中国各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侵略行径的强烈愤慨，以及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爱国之情。
参加游行的群众，其中多数人的爱国心是纯朴的，也是真诚的，应予充分的肯定。游行队伍中，一些人自发打出一些标语口号，所表达的亦是爱国的心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标语口号，显示出了表达者较低的母语素养，和这一严肃而真诚的爱国行动很不相配。
这种低水平的语文素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常用字写错或者犯低级的语法错误。如将“打倒日寇”写成“打到日寇”。有人在特意制作的文化衫上，将“保钓”写成“保钩”。“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西汉大将陈汤向汉帝上疏中的一句名言，典出《汉书》，后被一代代中国人引用。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也有人将此语写成标语打出来。且不说现代文明社会，这句话是否过时，让人感到难堪的是，标语制作者竟然把“虽”写成了“随”。在广东一个城市的游行中，一条横幅上赫然写着：“人在岛在，誓与日军共存亡。”笔者的理解是，制作横幅的人要表达的是一种不怕牺牲、敢于用生命来保卫钓鱼岛、不畏惧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决心。可在汉语里，“共存亡”的对象，往往是要保卫的对象，如阵地、国旗等等。因语文水平的不合格，产生了如此重大歧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二是标语口号所用的文字显得粗鄙和暴戾，许多城市游行队伍中有“核平”“血洗”之类的字眼。言语表达当然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如岳飞那首著名的《满江红》，就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但毕竟宋代离今天时代遥远，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演进，在如此重大的活动中，表达仇恨用此类文字，似乎不妥。在人际交往中，因利益冲突可能会产生争吵，而在争吵中占上风的总是能依据事实说理严密的那一方，而非骂脏话和说狠话的一方。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更当如此。
一个人生在某地、某国，爱家乡和祖国，是一种自然纯朴的感情，往往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但这种纯朴之爱，上升到理性之爱，一定能找出许多理由。比如他在这个国家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比如他所爱的国家山河壮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之所以让许多国民对她不离不弃，愿意爱她护她，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一大原因。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一大重要内容便是：我们有着诞生至少三千多年的优美文字，我们的祖先用这样的文字写出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四大古典小说。这样的优美文字，也曾让我们的邻居，如日本、韩国、越南艳羡并学习和借用。今天的日文里，还保留相当多的汉字，中华文明惠泽日本，汉字是重要的一项。凡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必为其语言文字自豪，如法国。即便是借用大量汉字的日本人，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珍爱与推广，也不遗余力。日本政府相当重视提升本国青年的母语水平。
今天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远非上世纪“八年抗战”时期能比，那个时期中国文盲遍地，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唱出“大刀向鬼子头砍去”这样明白通晓而豪壮的歌曲。而今天那些参加游行的年轻人，多数是80后、90后，至少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再表达爱国心声，没必要言辞暴戾，更不应该在语言文字使用上出现低级错误。如果一个人用本国语言文字表达爱国之情都会出现低级错误，恐怕爱国的效果会打折扣。
爱我们的中华，请从爱我们的语言文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