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们如此孤单——悼念李玉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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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老师和朋友
　　 周仁爱
　　
　　 “我不相信，人们能把他本没有的思想灌输给这个人。一切善良的思想是作为燃料而存于人心之中的。但是，只有当火焰或火种从外部、从其他人那里扔入其中时，这些燃料才会燃烧起来，或真正燃烧起来。有时，我们的火也要熄灭，并且通过一个人的经历重新燃起。”每次阅读史怀泽《敬畏生命》中这段话，我的心都会怦然一动，它启示我要写下自己成长路上给予我影响，并给我温暖和关怀的亲人、老师和朋友。
　　
　　1、我的父亲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信然。父亲是教我为人处世的真正导师。
　　 他二十五岁开始信仰基督教，我出生后给我起名“仁爱”，其意是圣灵所结的第一颗果子，得之于《圣经 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可见，我父亲对于我的期望是很高的，他希望我遵循《圣经》中基督的教导，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这个思想，我多年来一直与权势者保持距离，不走所谓终南捷径。
　　 我相信天道酬勤，因此多年来一直很努力，尽力在自己人生路上走好每一步，至今牢记父亲和我说的一些戒令。
　　 回想父亲的教育，发现他对子女的教育有不少偏执之处，今天想来与他在信仰过程中深受《旧约》的影响有关，我知道父亲在有生之年一直希望我们这些儿女立身处世要谨严。我们儿女幼年时，他对我们的严格，甚至有时的不近人情，与他在这个家庭的重担有丝丝的关联。特别是在1995年8月姐姐去世前，为了挽救她的生命，他一直顶住别人对他信仰基督的冷嘲热讽，倚靠自己坚强的信念，帮助姐姐走完了生命最后的道路。我至今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和姐姐的公公说：“我宁愿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也要祈求上帝多给我女儿几年生活的时间。”
　　 我从他对基督的信仰，知道了一个人可以为他自己的孩子付出一切。如果说母亲在幼年时给予我善良品质的熏陶，让我从小有一个自我牺牲的“精神底子”；那么父亲以他无声的言行，在姐姐去世前后的艰难岁月中让我明白怎样尽到父母的责任。
　　
　　2、大学老师成立老师和樊维纲老师
　　 成立老师在我大学一年级时，教我们“文学概论”；四年级时，又教“美学”以及“美学范畴史”两门课程。他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扎实，逻辑思维清晰，尤其是治学严谨给予我最深刻的印象，也给我在学术探究上最大的影响。而且，每每他著文或上课时指出自己引言的出处，让我很早明白不能抄袭别人观点作为自己文章的原则。这后一点一直影响我至今。
　　 他的整个美学思想在我大学毕业时已经向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回归，说明了中国文化向心力的强大。这一点多少使我引为遗憾。后来，为了和一位外国留学生联系上，我去他家拜访。在交谈中，我发现成老师特别注意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尤其是胡赛尔的现象哲学的研究，让我明白学问道路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道理。
　　
　　 樊维纲老师，教我们大四时的“宋代文学”和选修课“乐府研究”。他是我最敬重的母校学者，不仅仅因为他是姜亮夫和夏承焘两先生的弟子，更因为他为人的方正和治学的严谨扎实。谈起湖南师大的学生批斗他的事，师母是牢骚满腹，而樊老师是一笑置之，淡然处之；他可以为了点校一本书，坚持三十年。他晚年写的文章很少，我看到他考证《朱门酒肉臭》中的“臭”的发音的一则论文，以及另一则《随意适变，奇笔层出——论韩愈史论、史笔的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其考证之严谨、才情之丰富，令我叹为观止。我知道他们这一代老学者，一辈子可以只写几则有分量的论文而穷经皓首。他研究学问和注解古籍，最好的例子，大家可以看谢国桢先生《瓜蒂庵文集》中的《答樊维纲同志谈〈而庵说唐诗〉》，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前辈学者对于后辈青年学子的帮助，感受到那个时代浓厚的学术氛围。
　　 樊老师因研究辛弃疾诗词，在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了清代初年徐增所选的《而庵说唐诗》，认为它是学习和欣赏唐诗的一个良好读本，并有意校点出版。由于樊老师当时在湖南师大被批斗为“右派”，因此到图书馆工作。师大图书馆这本《而庵说唐诗》不足之处又很多，手头又缺少有关这本书的资料。于是樊老师写信给研究宋史的前辈邓广铭先生，请求帮助。邓先生出于热心，向樊老师推荐了当时在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并研究明清史的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也热心相助，并署名“刚主”在1963年3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登载了给樊老师的信，当时文章名字是《答樊维纲同志谈〈而庵说唐诗〉》。
　　　　樊老师校点好后，后来经历了各次运动和文化革命，因此没有条件于当时出版此书。一直要到1990年才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予以出版。而此时谢先生已归道山多年。樊老师回忆此事，每每唏嘘不已、感慨万千。他说谢老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大家。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本来方向是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可是最终由于那位老师去做什么港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指导，只好改换。最后，我想到了樊老师上“宋代文学”时所说的“陆游梦诗”，由此确定了方向，也确定周建国老师为论文导师。此时，樊老师已以72岁高龄退休在家，为了帮我写好论文，还借我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我至今深深感谢周老师和樊老师他们。
　　 樊老师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成老师也七十多了，我祝他们长寿、平安和幸福。
　　 1997年我遭遇生活中最大的挫折时，是樊老师提醒我牢记他给我的毕业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此，我一直以之为生活、工作座右铭，牢记至今。
　　
　　3、阿啃1919（蔡朝阳）和高卢韦斯（郭初阳）
　　 他们都是我大学同学，虽不同班，但同一届，可说是“文章风义兼师友”。大学毕业前夕，我们才熟悉并开始深交成为最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很有理想道德的知识分子，我现在还记得朝阳的宿舍墙上贴着一张打印好的纸——“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圣经》中先知施洗约翰的名言，朝阳在我们那个糟糕的母校，一直没有泯灭生活的理想，常以这样的信条来要求自己和同学。我正是在那时看到了他身上不仅有骑士风格，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火热的探索光芒。
　　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真正认识朝阳，并且努力走近他的思想，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我大学毕业前夕，送我一个生日礼物——一套《李泽厚十年集》，我至今宝藏。
　　 郭兄，则是在我和朝阳认识时开始熟悉的，因为他们俩本来就是四年大学好友。我本来对三联书店不是很熟悉，他引导我买三联版的好书，并教我识别外国文学的版本。不仅如此，在1997年我生活最艰难时，主动借阅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的作品《活出意义来》，从此，我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他之于我的友情，正如胡河清先生的那个同学在某个大雪天送的两棵大白菜，极其朴素，却弥足珍贵。我一直深深铭记着他。
　　 近年来又一直帮我离开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希望我学习梭罗，因为梭罗这个人聪明，像鱼有水，鸟有翅膀，云彩有天空。我因此开始萌生改变现状的努力，因为这个体制的压抑和专制，尽管至今没有实际的改变，但是我很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回首大学生活，最难忘的是在郭兄的家里，我们经常吸烟，开始关心国计民生和国际形势，尤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场景。我以为在他家聚会的一群同学，有点类似朱学勤先生《民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的小小“思想群落”。因为那时我们就开始砥砺节操，互相前进。
　　 也正是在那时我在郭兄和朝阳的引导下，开始看《读书》和《东方》，后来自己逐步走上看《方法》和《书屋》之路，让我明白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社会重要性。
　　 郭兄和朝阳是我雪天中的火炭，让我感觉这个有些冷的世界中，还有很多人世的温暖，并督促我奋进。于是我也开始写文章，说出以前我不敢说和不敢写的话。
　　
　　5、范美忠
　　 范美忠是朝阳的挚友，因为这层友谊，我也就认识了美忠。美忠是我至今看到读书最多的朋友。尽管述而少作，但是他火热的激情，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或者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洛米修斯，他只是播撒火种，这种精神一直震撼着我。是的，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和工作热情，将在以后岁月中持久地影响我。
　　 他的决绝姿态和不畏权势，敢于和体制抗争的精神，让他离开了杭外，但是他的学生至今受到他精神的滋养，现在有学生回忆他是最好的证明。
　　 他在鲁迅思想和艺术的理解上，与我有很多的一致，他离开杭州时和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记得，例如“离开你的学校，否则你的灵魂将受到伤害”，至今振聋发聩，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我将为他给我的这句嘱咐语，长久感激他。
　　 他离开杭州后，去广东，最后回到故乡——四川成都编辑《教师之友》杂志，百忙中还催我写稿，促我反思，勉励我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和“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带给我语文教育以新的福音，让我对于当下新课程教育改革开始有了见解。
　　 他的到来，还给我介绍了学术界的肖雪慧老师，让我在崔卫平和何清涟两位女士之后，有幸认识了一位让我永远敬仰的女中豪杰——西南民族学院的学者、伦理学家肖雪慧老师。
　　
　　6、肖雪慧老师
　　 这是我我至今还没见面过的，但却是我内心一直心仪和敬仰的老师。通过傅国涌老师的联系，我和朝阳准备暑假去拜见这位目前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因为我们视肖老师为学术界（或者说在伦理学界）的“中国的良心”。
　　 她的作品集《独钓寒江雪》，让我明白要“以真实面对谎言，以理性面对偏狭，以人性面对兽行，以良知面对堕落”。看其中的《只见“皇上”不见人》，让我看到了奴才意识的可悲；看《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明白了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狂热和狭隘；看《民主的后援力量——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00周年》，让我认识民主后援力量的重要性；看《“爱国主义”的辨析》，让我明白自己多年的蒙昧和误入歧途；看她的《致余杰》，让我清楚宽容的必要。这本作品中播撒的是文明的种子，收获的必将是丰硕的果实，只要有那么一颗种子落在某人的心田，将会引发一大批民众的觉醒。在这个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学者清明的理性和丰厚的学养，正如傅国涌先生所说的：“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伦理学家，她的全部文化、社会批判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基础之上，所以才显得那么清楚、有力。”我每次看她的这本《独钓寒江雪》和《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教育随笔》，总感觉肖老师寥寥数言就道清了我多年的思维误区，给我一种精神上无形的动力和方向的指引。单为这一点，我也要感谢她。
　　 我正要结束此文时，于网络上看到她写的《中国德雷福斯和中国左拉的命运——兼谈上一世纪留下的真问题》，她为河南的曹海鑫鸣冤，以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牧惠、谢和庚、蓝翎、戴煌十位老人的联署文章《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以及戴煌先生无私提供的相关材料为叙述根据，锋芒直指目前最高司法系统的权力滥用导致的法院功能畸变，以及它与国家其他权力的畸变的联系，指出为着国家政治清明以及系于政治清明上的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当务之急是推进政治改革以实现对权力的管束。看到此文，很为肖老师这种罕见的勇气所震撼。
　　 祖国有这样的优秀儿女是可以为骄傲的，我祝愿肖老师写出更多富有思想穿透力的文字。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最后结成硕果的那天，我们一定要首先感谢这位民主思想的先锋。因为她是渴望文明生活的智者。
　　　　
　　7、傅国涌老师
　　 认识傅老师，还得追溯一段渊源——由杨支柱先生的“问题与主义”网站，美忠得到了傅老师的联系方式后，来杭认识了他，最后也相应地让朝阳、郭兄和我一并认识。
　　 傅老师是典型的南人北相，是有才气、也很有思想的那类学者。他的文章，我最早是在《书屋》上看到，是关于宋教仁的那一则，当时印象很深刻；后来在学校阅览室看每期《随笔》，里面有他的文章，很为他史识和胆识叫好，就是不知道他生活在杭州。
　　 由于推广《中学人文教育读本》的机缘，我认识了傅老师，当时还有省社科院的散木老师（按：不是上海的散木兄），第一次知道了许良英这位中国籍科学家。后来拜读他的《跳出“周期律”》和《王实味——一个时代的见证》，逐步了解傅老师的学术路数，是和丁东、谢泳两先生有类似之处；到昨晚读了《漂浮的木板（上）——重读百年言论史》，又明白了傅老师还是一个很侧重宏观研究报业史的学者。可以这么说，他梳理报业史是皮，阐述自己的自由思想是真正的里。
　　 读他的文字，感觉一种血脉的流动。无疑，他的文字是有血性的，是那种在经历了丰富社会阅历才有的文字。我以前因为他对止庵的文字不以为然，一直纳闷，现在明白了他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字类型。从对自己精神的觉醒言，我当然选择傅老师的。我以为这样的文字是理性的，是有力量的，是可以战斗的。在回顾报业史至于“五四”之时，对鲁迅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做了辩证的评价，既肯定鲁迅关怀社会、批评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也即对自由言论的贡献；同时又不同意鲁迅对胡适他们尖刻的否定。因为“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长路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公开直接、真名实姓大言论，无疑更有力量，更有感召力，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间”。
　　 正是在这里，我与傅老师达成了一致：文章最好有阳刚之气。我敬重鲁迅的文字，有时读了总觉得心灵很压抑，应该与鲁迅写作时的心态有关。
　　 我深深记得傅老师在策划出版《人文教育读本》后，写的《感动的理由》中的一段话：“与做人相比，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从父母到朋友，从学校到社会，一个人在成长路上，最需要的是人性的阳光。只有人性深处的力量才能战胜内部和外部的黑暗。”
　　
　　 路正长，我的思绪也正绵长，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要有人格独立的公民意识，也要有人性的这种优点，正是这些亲人、老师和朋友引领我永远努力面前，向标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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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现梅：一个拔苗助长的故事

——我和李玉龙的前前后后

1

“老纪，你什么时候写写我？”李老大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看着我。

那是09年，我刚刚发给他一篇教育叙事文章，正因为学生腔因为矫情因为啰嗦被他贬的一无是处所以沮丧的不知其可的时候，他问我。

“等你死了开追悼会的时候我给你写悼词。”我恨恨地说。

一语成谶：五年后的今天，我坐在这里，试着写一点悼念性的文字，关于他，关于我，关于我们。

2

我是一不小心闯进教育在线的，混了一些时日发现，这里还是蛮好玩的，你写一点东西，发上去，就会有人跟帖，或者赞美，或者批评，如我这样，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做老师，都因为笨而靠边站的人而言，确是小小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

“把你的电话和QQ号发给我。”有一天，突然收到这样一条没头没脑的网站短信。

谁啊？有病吧？闲疯了？向来知道网上总是有这样一些无聊透顶的人，也向来都懒得理会。但是，那一晚，我真的很无聊，而且，对方那霸气直接的表达也激起了我的好奇。

“你谁啊？我就应该发给你！”

“我是李玉龙。”

记得当时，那个深夜，对着电脑，我是笑出了声的：李玉龙？李玉龙是谁？明星大腕？世界名媛？我该认识他吗？

但还是在网站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他写的文字不多，写他的文字却不少，匆匆浏览下来，确认，不是骗子，是一份叫《新教育读写月报》杂志的主编，好像对一些人而言，还很有些伯乐的意思。

于是接上了头。

“你看教育杂志吗？”

“不看。”其实，我是看的，不过方式有点特别。比如学校每年必订的《山东教育》，我只喜欢把它们摆成一排，看封面上那些个人物，哪个眼睛更小，哪个鼻子更大。

“我给你寄一些我的杂志，你好好读一读。”

嘴上没有拒绝，心里却是不屑的：教育杂志，不过是那些个陈词滥调，你还能做出花来？

但当杂志寄来之后，我还是认真读了。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杂志有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好，只是觉的，他的杂志我能看的懂，能看得懂这些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其他的杂志，我常常是满满看了一大片却不知所云或者感觉鬼话连篇：比如，总是会有，老师给了孩子一个微笑然后这个孩子立马就从魔鬼变成天使这样的桥段，让你感觉与其读这样的文字倒不如去读《聊斋》。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教育，你只是凭自己天然的直觉去判断，所幸的是，你的直觉是好的。换句话说，你自己并没有多少东西，你只是身上少了那些负面的东西而已。”坦诚谈了自己对杂志的看法后，李玉龙如是剖析。

我是那种很笨很笨的人，无论什么东西，都需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理解一点，做一点，做了一点，便有了一点新的理解，就再做一点。在我这里，很少会有那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这句话，当时并没有给我太大的震动，只是模糊觉的有这么点意思。不过后来，每每我彷徨无助或者沾沾自喜的时候，这句话就会浮上来，即如一枚橄榄，忍不住反复咀嚼。于是我想，这个世界上，在某些方面，确是有天才存在的。譬如李玉龙，他可以从我的一番话一眼看穿用将近40年时间堆积起来的一个我。而这之前，我身边的人，或者说我蠢笨，比如高中班主任，他就曾经说过，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笨的小孩 ；或者说我孤傲，或者说我聪慧。

有一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突然问我：你这也做了十几年老师了，你说，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让我不得安生。突然有一天，灵光一闪，我想到：教育，就是发现，以及帮助发现。迫不及待地在网上和李玉龙分享，他却拨通了我的电话：“老纪，我说过，你的教育直觉是很好的，”顿了顿，他又说：“但是，仅靠这点天赋是不行的，你得努力，非常非常地努力。”后来，他把这句话作为了一所教师进修学校的学校文化核心理念。

今年，在温州，有学员问我：你何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我再一次引用了李玉龙五年前说我的这句话，而且，特别强调了自己的无知，因为，越是走进课堂，这种无知感就越是强烈。遗憾的是，很多人以为，那是我的自谦。

3

“老纪，上线，讨论稿子。”

“老纪，改稿。”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上半夜还是下半夜，李玉龙总是这样阴魂不散地执着如怨鬼。多数时候是乖乖地吭哧吭哧改，有时候实在烦的不行，懒得理他，他便会让我的手机一直响。这，就是我08、09年的状态。

“看起来是你这个结尾没有写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你没有做好。一件没有做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写好呢？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改结尾，而是你应该思考一下，你还可以做什么。如何实现创造性教育？就是在别人停步的地方，你再往前走一步。”讨论那篇《小飞》的时候，李玉龙如是说。

后来，在新教育搞的教育写作培训班上，我给学员讲课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做的好，才能写得好。”看起来，这是我经由自己的写作体验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这是我在之前自我体验基础之上，又试着去实践李玉龙的说法，打心底里认可之后才说出的话。

我发现，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李玉龙的话，比如他曾经说过的那句：学生是课堂的源头，打开学生这个开关，课堂的活水便会源源而来。

第一次听见这话，是在石家庄，那时候，我们一起在红星小学做“原课堂”培训，听到这话，我心中一凛，想起之前曾经上过的一节被评价为“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课。当时上的是《吴县四柏》，采用的方式就是先让孩子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当时，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学习嘛，就是学不会的，那作为老师如何知道学生哪儿会哪儿不会？那就让学生问嘛，他所问的，自然就是不会的。这，岂不就是打开学生这个开关？

所以，那一刻，我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只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果这个开关关闭了，用什么方法去打开？无锡研修班，魏勇的那节历史课让我明白，多角度引入不同的资料，是很好的方法。这就像是珍珠，必得有沙子进入蚌壳才可以形成。李玉龙说，你得弄清楚开关关闭的原因——是害怕？还是教育禁锢了孩子思考的能力？若是前者，需得重新滋养安全的环境，若是后者，需得反复训练。

还有，开关打开之后，怎么办？李玉龙说，课堂一放开，老师就哭了，老师一哭，我们的课堂就有救了。可是，在我的课堂实践中，课堂打开了，我倒是没哭，只是面对那么多孩子的那么多问题，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了。就像是一个导游，自己都是茫然而不知方向却又如何带着你的游客前行。李玉龙说，你只需让思考在教室里激荡，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个真正敏感有经验的老师，必须可以在第一时间判断，什么样的问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可以引导学生朝向前方、产生新的信息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老师完全可以超越常态的课堂，一路走下去。

那是在石家庄的滨河公园，公园里有很多座木质小桥，踩上去，仿佛听到原始森林的童话，神秘，厚重。

李玉龙一点一点解答着我的问题。我很奇怪，作为一个特种兵，他没有当过一天老师，怎么可以对教育有如此透彻的理解，我只好把它归结为天赋。

那些个夜晚，星星总是不多，石家庄的天空也厚重的让人压抑，我的心中，却弥漫了探索新知的亢奋，亢奋中，我们迷失了回宾馆的路途，只好打车回去。

现在想来，李玉龙说的那些话，当时的我，连一知半解都没有达到，只是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看到一大堆珍珠炫目的外表，却并不真正知道它的内在价值。

好长时间之后的后来，我才想起他的另一句话：生根有技术的思想，开花有思想的技术。其实，这句话，正好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只是，这两点，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都是需要用一生去摸索和实践的。

前些时，朋友约稿，让我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一开始，我把题目定为：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后来把“前行”改成了“行走”，因为，我只是在笨拙地摸索，摸索那些技术，还有思想，这个摸索，有时是往前走了一点，有时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贝利说他的下一个球是最好的，我却不敢保证我的下一节课是最好的，我所知的是，我过往的每一节课都是不满意的，面对新的一节课，我总是充满了敬畏、期待和无措。

就像是一个笨拙的孩子，我只是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有了一些体会：课堂技术必得简单；你解放了学生，也就解放了自己；课堂讨论的目的是激发孩子的思考，当思考发生的时候，老师有义务引领他们走的更远；下课铃声不是一堂课的圆满结束而是孩子探索的开始······

4

11年，石家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课堂”这个理念。其实那次我能参加，也纯属偶然。当时，学校让我策划一下校园文化，我不懂，向李玉龙求助。他说，来红星小学吧，那个学校文化就是我做的，我可以现场给你讲一讲。正好，我也要去做个教师培训。

便去了，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上了一节写作课：《冬天的怀念》。课后，李玉龙的小眼睛亮亮地：“老纪，没想到你上课还真有一手。”彼时得到他的肯定，我也稍有些得意。之后，李玉龙上了《小马过河》。后来，我在文章中写道：李玉龙上的课好不好且不说，但在我有限的视野里，他是作为主编亲自上课的唯一一人。后来，我也常常想起那节课，并没有太多的亮点，但是，李玉龙上的很用力，可以说，我的课上的轻松自在，游刃有余，但是平的。李玉龙的课，却是在用他的热情和努力往上提升。

“我上的课是课，李玉龙的课是教育。”当时，我这样拍他马屁。他憨憨地笑着，很是得意地笑纳了。

那年的暑假，无锡研修班，李玉龙让我上课，我还是选择了对我而言驾轻就熟的写作课，在研修班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种时候，是李玉龙最开心的时刻：有争议才会有思考，有思考，那一滩死水才会活起来，活起来也才能有救。李玉龙说。

大概是第二年的冬天，原课堂培训在成都锦里小学进行，李玉龙喊我过去做他的助手，我是怀着学习的心态去的，没想到他却让我独立支持。

“或许，你不在场的话，我可以试一试。”被他说得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但提出这样一个小要求。真的，他要是在场瞪着那双灼灼的小眼睛，我肯定什么也做不了。

幸亏有晃悠和许薇，我才勉力支撑下来，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他所说的“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我的水，不是深浅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我真的不希望读到这段文字的读者认为我是在谦虚。

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什么呢？其实，我是在梳理，当初，李玉龙为什么选择我和他一起做学堂开发能力课程。或者这一路走下来，他以为我可以做到？又或者，没有谁会像我一样傻乎乎地辞掉公职去做一件毫无把握的事情，都不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

总之，我离开山东，跑到了成都。

李玉龙提出了七大能力：想象力、感受力、表达力、思维力、审美力、行动力、创造力。

他说，他是在看美国的SAT课程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课程涵盖的，其实就是这七大能力。我毫不怀疑他这一刹那的灵感，但这一刹那的灵感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对教育殚精竭虑的思考与摸索之上的。我也毫不怀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它们于我，就是单薄到轻飘飘的七个词语，现在，却要把它们一一落实到教育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孩子身上。什么叫无知者无畏？我想，这个词就是专门为我创造的！

挖空心思地备课，被否定，再备，再被否定。几乎每一次课，李玉龙都亲力亲为地坐在那里，像一尊神，眯着小眼睛，灼灼地瞅。

慢慢怕起来，怕上课，怕见学生。

被李玉龙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你就是不努力，总是自以为是。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啊。

“好，你努力，你来上，我上不了，我让贤。”有一次，实在觉得憋屈，我对着他大叫。

之前，也曾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吵，但从未如此失控。他看着我，不说话，我看着他，也不说话，只有两个人的办公室静的可怕。

“我们都冷静一下。”说完，他转身上楼，留我一个，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

后来，每天跑到李勇那儿，听他上课，上完课给我讲圣经，然后，一起批评李玉龙。

决定离开。

李玉龙又病了，住进医院，我不知如何开口。

那一晚，他打来电话，说想吃西瓜，冰的。知道他住院以来都不想吃也吃不下东西，连忙弄好送去。

月光很好，看他气色也不错，我便说了。

“逃兵。”李玉龙把手中的西瓜一下扔的老远，汤匙弹出来，在地上翻了几个滚，镗啷啷，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呆立着，看他气冲冲地回了病房，然后把西瓜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于是，在学堂最困难、李玉龙住院的时候，我背叛他，离开了成都。

临走的时候，他看着我：到哪里都长个心眼，别傻乎乎的，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

我的眼泪落下来。

追悼会上，我的脑袋里，一直萦绕的，就是这一句话。愧吗？悔吗？如果重新来一遍，我还会走吗？我想，会的，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做不了。这个世界上，李玉龙只有一个。

5

李玉龙死了，看着手机，我喃喃自语。

我去给你定机票，孩子父亲看着我的脸，轻轻说。

必须得去吗？当然。

于是，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那里，那张脸一点真实的感觉都没有；看到他被推进去，从此烟消云散。

烧完李玉龙，大家一起去吃午饭。

是不是，很滑稽？

李玉龙死了，意外吗？前年冬天，在医院，他喘息着，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却蛮横地不准他的母亲进来——他不愿意母亲看见自己痛苦的样子。70多岁的老母亲，只能在走廊里啜泣。生不如死，那一刻，我头脑里只浮现出这四个字。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捆柴，那么，像李玉龙这样一直熊熊燃烧，时间自然是短的。

     一直以来，我就像一个蠢笨的孩子，跌跌撞撞地跟在他的后面，践行着他的理念，而他走的，实在太快、太快，快到无法望其项背。现在，他终于停下了，容我喘一口气，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