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管季超说：我最喜欢的人是王世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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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成痴
全家挤在柜子里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连自己的家具都没地方搁，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
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现在的收藏界与钱挂钩，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却因为痴迷。是1945年以后，王世襄骑着车，东拾西捡买来的。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甚至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文人情怀
千金散尽剩一筐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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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世襄


作者:马未都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回归道山。虽知这一天早晚会来到，但看到朋友发来的短信，我仍独自发呆，半天没回过神来。
王世襄先生已95岁高龄，福建人，但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走在街上就是一个北京老头。一直到前些年，老爷子走到哪儿都爱拎着一个自己编织的提篮，任谁也看不出他是大学者，完全一副老北京的派头。
王先生出身望族，父母两系皆为权门。那些年人们都很穷的时候，他嘴里常常冒出让我听着都瞠目结舌的事情。他说早年他读燕京大学（今北大）的时候，由于离家远，家里在学校旁为他租了个大院子，有中西厨子伺候，想吃中餐吃中餐，想吃西餐吃西餐。就这样，他还不好好读书，尽干养狗捉獾放鹰逮猫（兔子）之事了。所以他特瞧不起当时满街骑摩托车的小年轻，一见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摩托就说，这比骑马架鹰可土多了。
我和王先生认识是因为明式家具，那时王先生还住在北京东城区芳嘉园胡同一座深宅大院内。可惜此院今已不存，拆光盖了高楼，要不然可以建个名人故居，让喜欢明式家具的人有个凭吊之处，看看大家当年的生活状态。
那座大院是王家的祖产，可以隐约看出王家当年的风光。我第一次踏进王家大院时是一个晚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如同盲人。王先生住在内院尽东头的两间，其他房间均已被外人所占，他住的这两间，房矮屋深，潮湿阴冷。王先生披着一件棉袄，笑容可掬，让我坐在他那些名贵的明式家具上。我那时年轻，刚刚着迷古家具，没个深浅，这儿摸摸那儿弄弄的，也不知王先生心里是否厌烦。
今天已入藏上海博物馆的那批王先生收藏的着名明式家具，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观欣赏，殊不知当年这些宝贝在王先生家的窘状。一腿三牙的黄花梨方桌用于切菜揉面，王先生在上面为自己也为客人做过多少次菜，无人可知。我清楚地记得王先生为我们炒菜起锅时的情形，叮当作响，菜未入口就涎水横溢。王先生是美食家，名副其实，不仅会吃还会亲自下厨，并能撰文评比美食的优劣。最逗的是有一次，一家美国大公司在王府饭店宴请王先生，他老人家自己在家先炒一菜，装入广口罐头瓶内，拎着去赴宴，并一路上对我说：“王府饭店的厨子不行，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那天在餐桌上，当王先生将自己炒的肉丝菠菜装入盘中时，满桌嘉宾鼓掌，啧啧称赞。我觉得客人只是出于礼貌，尤其美国人本来就爱赞美人，王先生却认真地说：“刚出锅时比这还好，这会儿塌秧了。”
每次和王先生吃饭都能听王先生讲关于吃的掌故，大多边吃边听边丢了，没记住几个。就是在乡下，吃农民做的饭食，王先生依然说好吃，实在不好吃时要上几份佐料，自己调制一下，顿时香气扑鼻。有一年陪王先生去山西闲逛，说闲逛还是有点儿目的，那时山西刚刚开始刮古董之风，当地并没人收藏，来的都是远道的人。山西人有贸易传统，当地农村许多人都以此为生，四处搜罗，就地变钱。我记得在平遥的一个村里，过一个小河一样的干沟，我到跟前都犹豫了一下，王先生健步如飞，45度陡坡一下一上，让小王先生40多岁的我汗颜不已。
那次，在一个农民家中，我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明式家具珍赏》。王先生无动于衷，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对乌木南官帽椅，悄悄和我口语：“少见！”奇怪的是那家主人一老一少，老头儿卧床不起，干咳不停，问他话没一句礼貌回答；少妇忙于做饭，刷锅点火，让屋内狼烟四起，我们只好悻悻离去。出了门，我安慰王先生说：“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王先生却说：“这对乌木椅早看见就可入书。”
我想，那家农民至死也不会知道明式家具泰斗王世襄先生曾光临过他家，他们更想象不到他们赖以生存倒腾古董的皇皇巨着的作者竟是一位貌不惊人的老者，还和蔼得没啥脾气。
说王先生没脾气是他的脾气不显山水，王先生其实挺拧的。我们去的那个村叫后郭，家家户户都以倒腾古董为生，不必敲门，推门就是客人。记得有一家大门紧闭，犬吠如雷，王先生非要进去看看。我说不行，实际上一怕咬了王先生，二怕咬了我自己。可王先生从小养狗，丁点儿也不怕，非要进门瞅瞅，拉都拉不住。他对我说：“过去有坐狗的，就不怕这类瞎叫的狗。”我当时还纳闷什么叫“坐狗的”，后来才知道就是偷狗为生的人。
王先生满嘴净是土词，北京土话按说我也知道不少，但他老人家的土话都是土话加行话，多少有点儿行业黑话的意思。提笼架鸟，养个鸣虫什么的百姓的乐儿，正是他最大的乐儿。有一次我去王先生家里，正值冬天，天黑风紧，屋中虽有炉火，仍得穿棉衣棉裤。看得出来，王先生见下一代人很亲，尤其能聊点儿嘎杂子事的，他都喜欢。聊着聊着忽然听见他屋中有蟋蟀串鸣，透着一股野趣的亲切。循声望去，炉边一窝两排穿着棉衣的葫芦，煞为有趣。虽已夜深人静，王先生依旧兴致勃勃将所养鸣虫一一展示，这叫油葫芦，那是蛐蛐，叫起来高低尖团，睡觉不寂寞，完全一副孩童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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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京城大玩家时间:2013-03-23 23:57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他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后来成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他就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王世襄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最令人叫绝的是，他精通北京玩家的各种游艺，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京城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游戏，经他妙手回春，成了北京民俗游艺文化；厨房炊事不再枯燥无味，生活被他演绎成了一门艺术。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
从小玩到大
王世襄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父亲王继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父母对爱子的教育有很好的安排，为他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教经学、史学、小学、音韵，又教他从小学英语，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王世襄自小好玩，上小学前后，王世襄玩兴十足。他先养鸽子、捉蛐蛐；稍大，用葫芦养冬日鸣虫，并学会在葫芦上烫花。
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Ｐｏｏｒ（差等）！”后来他又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
进燕京大学后，王家在校园附近拥有的一大片菜园子，居然成了他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玩家们来此相聚的世外桃源。出围时间最长的一次，居然长达十余天，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十来个夜晚，他和玩家们守在山上，直到猎物到手才回城。
王世襄讲过的一个故事，颇能表现他的玩兴。这是在大学已经毕业之后。一日去参加同学的婚礼，在东华门附近遇见一条黑狗，浑身圆骨头，毛色糙而深黝，只胸口有一撮白毛，活泼非凡，无一处不具备獾狗条件。于是，婚礼也不参加了，到“宝华春”买了酱肝，把狗喂到了家，使之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条观赏狗。为了纪念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从一对新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名黑狗曰：“小宝”。
玩物成家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中学时代的王世襄就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玩家的特点。毕竟是位有心人，当童趣得到满足时，一种爱琢磨的习惯使他在无意间步入了积累学识的大门。据他自己说：我十七八岁时学摔跤，拜善扑营头等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遛獾狗、架大鹰，并结识了不少养狗家。为了学习相狗，请荣三口授，把《獾狗谱》笔录下来，后又请其他几位背诵，把荣三口授所无的及字句有出入的记了下来，合在一起，在分段上稍做整理。经过记录，我也琅琅上口，能背上几段。何为犬，何为狗，其细微差别，只有真正的玩家才能区别。至于如何选狗，如何饲养，都在这一《獾狗谱》中有生动的描述。这部当年完全凭兴趣笔录的《獾狗谱》，成了民俗学、动物学与艺术相映照的生动篇章。
在北京玩家种类繁多的游艺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鹰。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至少要“过五关斩六将”。据王世襄总结，这五关是打鹰、相鹰、训鹰、放鹰和笼鹰。第三关“训鹰”，北京人俗称“熬鹰”。新捕获来的野鹰亦称“生鹰”，主人为了驯服生鹰，要连续几天几夜对它实施骚扰，让野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少则一周，多则10日不间断地熬驯，生鹰才能驯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然后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这头鹰绝不染指猎物。王世襄是玩鹰高手，在燕大读书时，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玩鹰的文章。
王世襄还能烧一手好菜。当年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师，每天早上到朝阳菜市场为饭店买菜。菜市场开门之前，他们在大门口打太极拳，或者相互交流厨艺。王世襄发现这个秘密后，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阳菜市场打太极拳，混在北京各大饭店名厨堆里偷听他们交流烹调技术，不久就入了门，烹调术与日俱增，并且有所发明。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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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即学，学亦玩
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
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这些年来，王世襄“玩物”并“研物”，共出版了31种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髹饰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前一本书是王世襄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成名之作，后一本书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这本书让整个世界领略了中国古典家具之美。
王世襄先生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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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生“玩” 生活时间:2012-09-12 00:06来源:网络 作者:李晓
国学大师启功活了93岁，他一生无儿无女，早在生前，他就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启功老人去世以后，留下了满满一柜子遗物，人家以为留下的，是一些珍贵字画文物古董。等柜子一打开，人们傻眼了，那是一柜子儿童玩具。原来，老人生前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玩儿童玩具。与玩具在一起的日子，启功老人的一颗童心永远跳动着。老人说：“哎，人生其实沒那么复杂，就是找乐子啊。”老人一生饱经风霜，把度过关山万重的人生归结为找乐子。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活了95岁，中央电视台在当天深夜的新闻节目里播出了新闻，标题就是《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王世襄的身份是文物专家、收藏家、大学者，可老人并不在乎这些成就，他称自己为专业玩家。
他当年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便有臂上架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学堂上常传来一阵阵蝈蝈声。后来，王世襄在收藏、鉴定等方面赢得盛名，却依然我行我素，玩耍着自己的人生：“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此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粗略算来，便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代家具等，直玩得人生云山雾海，不亦乐乎。有一天秋阳高照，庭院中有簌簌落叶，90岁高龄的王世襄老人玩着蟋蟀，他笑呵呵地总结自己玩耍的一生：玩即学，学亦玩。这是何其返璞归真的大境界。老人还说：“我活下去，就是整天琢磨着怎样玩好，玩开心，不虚度，找快活的事儿做。”
我的朋友付先生40多岁了，他是一位建筑师。付先生40岁以前，在朋友圈的娱乐社交江湖上蝴蝶一样穿梭。可40岁以后，他整个活法都变了，躲进小楼成一统。他都玩啥去了呢？我很好奇，因为我的人生过得比较纠结，自家还沒买上车时，就在为买不起飞机而痛苦了。有一天，我谢绝了喝茅台酒的聚会，夏夜里去付先生的府上拜访，顺便讨一杯茶喝，进屋却看见他竟对着一个小瓶子里的萤火虫喃喃自语，目光里，是无限爱怜。
付先生告诉我，他而今最快乐的两件事儿，一是陪奶声奶气的女儿玩，二是去郊外跟踪萤火虫。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他感到生命可以永恒了。因为他把生命的密码，埋在了女儿体内，生命就像河流一样流淌下去。而跟踪一只夜色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那种幸福的感觉简直无以言传。付先生对我说起了他的新活法，他想养萤火虫了。
我大惊，对付先生说：“城里人几乎都不看月光了，人与人，也快成了一个只储存信息的移动硬盘了。”付先生大笑，他吟起了一首有关萤火虫的诗：“映水光难定，凌虚体自轻。夜风吹不灭，秋露洗还明。”付先生说，他一年准备养20只萤火虫，这些萤火虫的光芒，能把自己照亮。而带来的好处是，灵魂和肉体，会变得轻盈起来，可以飞。
何必为部分人生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大生活，就是小情趣，找乐子，活下去，活精彩。一个人，就像萤火虫一样，在全部的人生中，发出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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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就是玩

作者:王开岭
文化史上有两类名士、两种心灵，皆有人间大爱，但气质迥异：一类属药，让你舌下含苦、两腋起风，精神陡然冷肃、峭拔起来；一类属糖，让你爱意涌体、蓄乐生津，抛却世间险要和烦忧。前者如鲁迅、胡适、郁达夫，那一代文人多属此列，即便“闲适”如林语堂者也不例外。后者则是极单纯、极通透和快活的玻璃人，此类人稀少，除王世襄，甚至难觅同辈搭档（汪曾祺、黄永玉有点儿像，但玩兴略欠，泼劲不足，感觉没玩透），似乎只能往史上找了，如陆羽、李渔、张岱、文震亨等。若说前者乃地上的爱，现实且苦涩，有镣铐之沉和铿锵声，那后者则是云上的爱，步履轻盈，溺于鸡毛蒜皮、物机天趣，有独立超然之仙风。
前者贡献的是体巨，是磐重，乃经世要义；后者呈现的是精微，是点滴，乃俗生大美。一则为黄山之松、泰山之碑；一则为“芥子纳须弥”。虽不同语，却是世间最精彩的两幅卦象。
我越来越深觉两者的重要，尤其后者，它甚至直接成为“热爱生活”的依据，没有它，人生即有釜底抽薪的虚脱感。但在价值观上，特别于中国这样一个苦难型母体，前者的地位往往首要；稍不留神，后者即被讥为颓废，以商女靡音、纨绔骚风嘘之。
在很长的时光里，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几乎不正眼视之。
当我读完世襄的《锦灰堆》，当我偶识这位以养虫、育鸽、饲鹰、精馔、藏物、识器立身的大玩家，当我见识了老北京那些平凡琐碎的“玩意儿”——那些即使在最动荡和苦难的日子里仍不肯牺牲的兴致与生趣，那些与骄奢无关、问汲于自然、求助于草虫的最低成本的快活……我开始惊叹，多么健康而美好的人！
世襄80寿辰，荃猷女士亲手刻了一幅红彤彤的剪纸：《大树图》。树上15枚果子，对应老伴的15类钟爱——
“家具”，世襄酷爱明式家具，著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漆器”，是世襄最得意的学术强项，著有《髹饰录解说》；“竹刻”，世襄曾致力于传统竹刻技法的恢复，著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套模子的葫芦”，世襄钟情葫芦种植技术和造型；“火绘葫芦器”，世襄擅长火绘葫芦……
爱天空、爱市井、爱草木、爱鸟虫、爱古今、爱神灵、爱路人……一辈子聚精会神、专注毫发，只知道爱，只埋头玩。有何不好？尘界的缤纷、热闹、蓬蓬勃勃，人世的动力、活性、快乐源泉，生命的元素、本义、真相谜根，难道不都涌向了这儿吗？他不过屏神静气、心无旁骛地为同胞集中演示了一遍。假如鲁迅能活两百年，很久以后，当时代不再为之埋伏那么多对手和险恶，也许他会成为另一个王世襄。
我曾给好多人推荐读世襄的书。读之，可明目醒耳，励足健体；可凝神细微，铸品养性；可知物辨机，享受妙趣；可贪生求饴，绝厌世之念。有人替他总结了很多成就：古鉴成就、收藏成就、学术成就、人格成就、爱情成就、美食成就……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即生活，即玩。一辈子地玩，有业无业、有名堂无名堂地玩，玩醉了，玩透了。“芥子纳须弥”的成就，非玩之初衷，而是无意之酿，犹如岁月寿盒。
世襄至交、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赠诗云：“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在一个不会玩、不敢玩、忘了玩、没得玩、玩不转的年代，这堪称一份伟大业绩。
2009年11月，“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依本人意愿，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
有人说，杨宪益、王世襄等朋辈携手西去，似乎约好了似的，似乎宣告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时代结束了。次晚，我所在的央视深夜节目《24小时》播出了一条新闻——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
片子的尾声，我写了一段话：
“读王世襄的书，你会对人生恍然大悟：快乐如此简单，趣味如此无穷，童年竟然可携带一生。你会情不自禁地说：‘活着真好！’如今，那个最会玩的人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但他的天真、他的玩具、他的活法……将留下来，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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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聊王世襄奇闻轶事（图）

http://www.hf365.com 2007年5月25日 08:24 合肥晚报

张中行：奇人奇迹 我久闻王世襄先生的大名，会面却不很早。一次是在琉璃厂的孔膳堂，《中华名匾》出版的招待会。参加者中有通古董的杨仁恺，有以画驴（我最爱的一种家畜）闻名的黄胄，还有就是王世襄先生。我和王世襄先生谈他的新著《说葫芦》。于是稍前移，我们就成为举箸（王先生不饮酒）的近邻，他左我右。临别，还送我一张手写复印的参加扬州红楼宴学术研讨会后作的《忆江南》词八首。印象是一、人健壮，随和；二、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三、肚子里存储太多，古的玩儿的，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有，即以见到的这一纸复印件而论，词雅，小行书刚劲流利。人有意思，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 又有一次是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絮语》首发式的会上。又近邻，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刘乃和教授。我怀着半请教半考试的心情，每“菜”问其名。上来一盘鱼，我问，他说清蒸什么鱼。我说，清蒸，汤何以不是白的？他说，广东做法。其时刘教授吃了一口，说是糖醋。王先生坦然而坚定地说�煛盎故乔逭簟！辈焕⑷顺莆�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调之事吃透了。 刘乃和教授和陆昕都想求我转求王世襄先生写纪念册，为送纪念册，我先电话约定，与陆昕同往朝阳门内南小街芳嘉园拜访王先生。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内东西多，旧而乱，用小说家笔法写，可以说有如古寺庙。到最西一间，北望就更像，因为靠墙，前后坐着两尊佛像，有真人那样大小。我们谈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几种让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问他现在研究什么，他说养狗养鹰的文章写完了，正在研究鸟食罐和鎏金佛像。谈及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让我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其时室内火还没撤，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并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临辞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谱集成》。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 他治学不走熟路；兴趣或爱好罕见地广泛，而且凡有所好就必钻进去，不得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书斋内的，有书为证。这里想说说书斋外的，我看到的是以下几篇：《说葫芦》下卷第三章《秋山捉蝈蝈》，《蟋蟀谱集成》附录二《秋虫六忆》（包括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獾狗篇》（主要包括獾狗谱、驯狗与逛獾），《大鹰篇》（包括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记的都是自己的活动。这表示，他在上燕京大学的同时，还养鹰、养狗、捉蝈蝈、斗蛐蛐，而每一种活动，都不是玩票，而是下海，比玩家和五陵子弟一点不差。还有他尚未写入篇章的。一种是摔跤，是善扑营的头等布库教的。学得相当不坏吧？今日看，膀大腰圆，八十高龄仍骑车满街跑，兼运重物。另一种是有高的烹饪技术，许多名厨师提到他的大名都点头称叹。我问过他是怎么学的，他说他年轻时候，许多亲戚家有名厨师，饭时他不上桌面，愿意钻厨房，看，请教，渐渐也就会了。 启功：玩物不丧志 我的挚友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先说广度：他深通中国古典文学，能古文，能骈文；能作诗，能填词。但见他不待思索地率意聊天，说的是英语。他写一手欧体字，还深藏若虚地画一笔山水花卉。喜养鸟、养鹰、养猎犬，能打猎；喜养鸽，收集鸽哨；养蟋蟀等虫，收集养虫的葫芦。玩葫芦器，就自己种葫芦，雕模具，制成的葫芦器上有自己的别号，曾流传出去，被人误认为古代制品，印入图录，定为乾隆时物。 再说深度：他把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条分缕析，使得一向说得似乎玄妙莫测而且又千头万绪的古代论画著作，搜集爬梳，既使纷繁纳入条理，又使深奥变为显豁。 王先生于一切工艺品不但都有深挚的爱好，且不辞劳苦地亲自解剖。所谓解剖，不仅指拆开看看，而是从原料、规格、流派、地区、艺人的传授等等，无一不要弄得清清楚楚。为弄清楚，常常谦虚、虔诚地拜访民间老工艺家求教。一些晓市、茶馆，黎明时民间艺人已经光临，他也绝不迟到，交下了若干行中有若干项专长绝技的良师益友。 王先生有三位舅父，一位是画家，两位是竹刻家。画家门生众多，是一代宗师。竹刻家除传下竹刻作品外，只留下些笔记材料，交给他整理。他于是从头讲起，把刻竹艺术的各个方面周详地叙述，并阐发亲身闻见于舅父的刻竹心得，出版了那册《刻竹小言》，完善了也是首创了刻竹艺术的全史。 他爱收集明清木器家具，家里院子大、房屋多，家具也就易于陈设欣赏。忽然全家凭空被压缩到一小间屋中去住，一住住了十年。十年后才一间一间地慢慢松开。家具也由一旦全部被人英雄般地搬走，到神仙般地搬回。家具的主人又是如何把这宗体积大、数量多的木器收进一间、半间的“宝葫芦”中呢？主人深能家具制造之法，会拆卸，也会攒回，他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因为怕再有英雄神仙搬来搬去，就没日没夜地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的专书。 最近又掏出尘封土积中的葫芦器，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种出来的。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从画式样、旋模具起，经过装套在嫩小葫芦上，到收获时打开模子，选取成功之品，再加工镶口装盖以至髹漆葫芦里等。赶紧写出这部《说葫芦》专书，使工艺美术史上又平添出一部重要的科学论著。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王先生为了真正地、内行地、历史地了解漆工技术，我确知他曾向多少民间老漆工求教。民间工艺家，除非是自己可信的门徒否则是绝不轻易传授秘诀的。他所献出的诚敬精神，比有形的屈膝下拜高多少倍。我听说过漆工中最难最高的技术是漆古琴和修古琴，我又知王先生最爱古琴。他注解过唯一的一部讲漆工的书《髹饰录》，不但开辟了艺术书注解的先河，同时也是许多古书注解所不能及的。 黄苗子：王世襄其人其书 我认识王世襄（畅安）兄也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由盛家伦介绍的。１９５７年，我不能住在西观音寺了。１９５８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那时我一般早上５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４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 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 这是我当时写给畅安的一首七绝。头二句，指的是当时我们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的意思。可是，三四年工夫，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 因在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摆放，他把家具堆满一间仅有的破漏小室。这房子那时仰头可以看见星斗，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老两口只好蜷局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内睡觉。这位“妙人”就是王世襄。我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橱当榻�煾牧浩徚志洹Ｒ泼胖感断鹿衩拧。�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 （节选自《奇人王世襄》 三联书店出版）（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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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王世襄品美食日期：2011-10-21 作者：张建智 来源：文汇报

■张建智         写美食之文，老一辈的自然首推王世襄和汪曾祺。王老曾写四川宜宾的留芬饭庄，当他满头白发时，依然怀念那碗青翠碧绿的清炒豆尖。有意思的是，令这些美食大家留恋的，无一例外均是一些平凡不起眼的小饭店，而且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         王老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不再写美食的文章，原因是他觉得过去的食材都变了味，肉没有肉的味道，鱼没有鱼的味道，任凭再高超的烹饪技巧，已无法做出往日的味道。但我相信王老对美食的热爱之情绝没有衰减。         果不其然，那年四月我去北京，特地去王老家拜访，老人已九十四岁高龄，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依旧。见我们一行人远道而来，开心地说要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吃午饭，又得知我们住在马甸桥附近的旅馆，还极力推荐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饭馆。那天本只期望与王老晤面相谈而已，不期王老如此热情相约，心里不禁又惊又喜，但又藏有一丝心忧，怕王老年事已高还陪我们去饭店吃饭难免劳心费力。         于是，第二天的中午，我们跟着王老和王老的公子敦煌——他继承了父亲对美食的嗜好，也是京城有名的吃主儿，来到了王老家附近一家名为“义和雅居”的餐厅。这义和雅居是一家开在老四合院里的餐厅，装修洋溢浓厚的中式风格，环境设置古色古香，颇为风雅，因它坐落于使馆区，进出用餐者多为老外。王老是义和雅居的老主顾，过去常来光顾，餐厅有梯阶，王老坐轮椅上下不便，餐厅的服务员熟门熟路地将王老连人带轮椅抬进包厢。坐在轮椅上的他，不断向服务员们抱拳致谢，口中连称“受累，受累！”         落座后，令我惊诧的是，当女服务员请他点菜时，他却不紧不慢地从老式蓝布衫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原来他事先已特地拟好了菜单。此时他手持菜单向餐厅经理一一询问食材，又交代菜的做法，经理见此状况，忙将大厨师唤来。只听得王老向厨师问道：“有鲜芦笋吗？不是罐头的，要新鲜的……有鲜蚕豆不？是剥两层皮的那种？……再来一只烤鸭，要按传统刀法片，不要太油腻，那鸭架拿来炖娃娃菜吃；要一个家常豆腐，得少搁辣，多搁邳县的豆瓣，白斩鸡有吗？……”听着王老和厨师这一番对话，大家不禁心里暗自叹服，啊，所谓美食家，便是并不随着餐厅的菜单来吃，而是有自己的主见，讲究最新鲜的食材，只求味纯并不求豪华。         一席饭吃得欢畅愉快，王老那天兴致特别高，频频招呼我们多吃，他笑嘻嘻地说道：“怎么不狼吞虎咽啊，大家踊跃一点啊！”看得出来，他在鼓气，希望他特意选的菜肴，能让大家吃得开怀。席间他还谈起自己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采莲蓬、吃莲子，一气买十四条公鳜鱼，自创了空前绝后的香糟蒲菜烩鳜鱼白。尽管王老已将这段经历写进书中，熟悉王老的人对这一逸事，早已烂熟于胸。但今天听王老亲口道来，特别是看着老人讲到高兴处，情不自禁地舞动着双手，脸上绽放开怀的笑容，神情一如老顽童，大家无一不被老人乐观爽朗的个性深深感染。而当忆及那干校的日子，老人没有一点苦大仇深的愤怨，反而只铭记了其中幽默与快乐。然而，对比记忆中的味道，王老也感叹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厅为了经营不断推出各种花式菜肴，却丧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鲜虾仁、大开洋、鳜鱼等也因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难遇真味。         那天，最后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鸭，餐厅为吸引食客眼球，让厨师现场将烤鸭片成薄片，根据王老的传统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连皮带肉，而不像时下大餐厅里片烤鸭是皮肉分离。原来根据老北京的要求，合格的片烤鸭师傅得把一只鸭子，片成一百零八片丁香叶大小的薄片，以考量师傅的刀工。烤鸭过后，端上的是王老的独家菜式：鸭架炖娃娃菜，只见汤汁呈奶黄色，稠稠的味道醇厚鲜美，娃娃菜呢，已炖得软糯甘甜且吸足了鸭汤的鲜味。王老对自己这一独创菜式，显然十分得意，开心地对餐厅经理和大家说：“这菜式可加进菜单里，一般人啊，都不在意这鸭架，吃完烤鸭便完了，其实鸭架炖汤鲜美无比。”         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赞叹的美味，比用昂贵的食材烹调，更有意思，这应是王老美食哲学中重要的信条之一。         饭后，王老还不忘向我们推荐位于马甸桥的名叫“芝麻花”的小餐馆，说道：“你们有空可得去尝一尝，也许你们吃了觉得我推荐错了也有可能。”并饶有兴致地讲起这家“芝麻花”的故事。原来，“芝麻花”小馆，一开始是张中行发现的，他还在“芝麻花”宴请过大书法家启功。行老对这家小餐馆的朴实无华、口味地道称赞不已，还专门撰文介绍登在《北京日报》上。行老和王老私交甚笃，《奇人王世襄》一书，卷首第一篇便是行老写的文章，于是王老也得知了这小餐馆，前些年也在那里请过好友。知道我们晚上便要赶飞机回去，王老说道：“那你们来不及去吃了！”神情中带点孩子气的遗憾和失望。看得出王老非常渴望能与人分享他的美食感受，这一如书友发现有一本好书，总喜与别人共读一样。         于是，为了不拂王老之美意，也为了一探让王老这样的美食家流连的餐馆，究其如何，我们告别王老，看着他慢慢地走进家门，便出发直奔“芝麻花”而去。         打车到了德胜桥，在大马路上并没有看到任何饭馆餐厅的招牌，于是下车寻找，问了街边书报亭的大妈，得知“芝麻花”正是在往前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我们便继续往前探寻。果然走了将近三百米，右手边出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两边都是居民楼，隐隐约约有一些店铺的门面，又走了五百多米，看到不少小饭店，可就是未见“芝麻花”的招牌，又去路边一家药房询问，店员用手遥指道：“往前，不远。”这次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远远便看到了“芝麻花”的招牌，这一刻的心情，竟有点找到了“杏花村”之感。走近了，方觉“芝麻花”的门面并不起眼，不大的拱门挂着两个大红灯笼，这藏在居民区里的小饭馆，颇有大隐隐于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味道。         我们来时大约五点半，但店堂里已坐得满满的，仅有一张桌子空着，我们赶紧抢坐上去，过了不久便又有食客来，便需要等位了，可见小店的火爆与受欢迎程度。看菜单，便点了王老极力推荐的那几道特色菜：贵州嫩鸡、芝麻鸭方、罐焖羊肉等。环顾四周发现店堂并不大，统共只放得下七八张四人的长方桌，装修也非常简朴，素白的墙上仅悬一幅书法，是篆体写的“芝麻开花节节高”，正应小店的店名。         食客看来也大多是周围附近的居民，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三五好友相聚，穿着随意、谈笑自如，整个氛围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家常饭馆。不一会儿，菜便上来了，头一盘是贵州嫩鸡，盘大量足，而且只是洋葱和鸡片炒的，并不加其他配菜，货真价实。举箸品尝，第一感觉是鸡片非常之嫩，但并不是入口即化的软绵，齿尖触之极富有弹性，可以看出鸡肉非常新鲜，浆也上得合适。初尝鸡片味道是酸甜口，可后劲又透着一股麻辣，刺激着味蕾，引得人再次动筷，大快朵颐。观察身旁几桌，发现这贵州嫩鸡的点击率，真非常之高，服务员常常是从后厨，一气端出三四盘来满足众客。         贵州嫩鸡吃了三分之一，芝麻鸭方也上来了，看上去色泽是金灿灿的一片，原来是切成长条形的鸭肉整齐地码在盘中，鸭皮朝下，上面则满满地黏着芝麻，香气扑鼻，勾人馋虫。夹起一块放入口中，芝麻香脆，鸭肉酥嫩，两种不同的口感在唇齿间交汇得相得益彰，而且鸭肉似乎事先腌制过，十分入味。私底下寻思不知这菜，是如何做法？若用蒸则不可能使芝麻如此金黄香脆，若用炸则如何使鸭肉保持如此酥嫩，后来跟服务员打听才得知，是用先煎后烤的方法。这两道看似家常的菜，其味道却不平凡，而且听周围的食客说这家小店可说几十年如一日，口味始终不变，而且菜价便宜实惠，所以即使位置生僻、门脸不起眼，慕名而来者照样络绎不绝。除了王老推荐的几道菜外，他家的雀皮肘子、家常拌菜、醋焖黄鱼也是在老饕中远近闻名的。         王老曾写了多篇文章大声疾呼反对美食的形式主义，这就难怪相比环境精致、菜式花哨的高级餐馆，王老更倾向于环境平凡，菜式亲民，口味始终如一的“芝麻花”了。         也许，品尝美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偶然踏进多年未至的餐馆，从端上桌的那碗热腾腾的菜肴里，尝到了记忆中那令人魂牵梦绕的味道。然后，还有王老那一篇篇写美食的妙文，比如那篇《春菰秋蕈总关情》，睡前灯下小读，总让你有百读不倦、品之不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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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情趣生活的一枚化石2009.12.18 751 0条 推荐[0]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王世襄。三联书店供图

1972年，王世襄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与牛犊合影。与其他下放干部相比，他显得潇洒、淡定。三联书店供图

1980年，王世襄与养鹰老友常荣启（中）、朱勇合影。三联书店供图

上个世纪80年代，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合影于芳嘉园书房。琴瑟相和六十载的夫人袁荃猷去世后，他在诗中表达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三联书店供图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南都周刊记者_ 罗小敷  郑建涛 ( 实习生)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官宦世家。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1941年，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追还战时被劫夺文物。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他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如果在英国，他一定是勋爵一级的人物。在他离去后，许多人感慨：21世纪可能还会再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11月28日，95岁的王世襄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今年7月9日送医院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自己用手推着轮椅走上两站地都没问题。”去世十天后，在王世襄生前家中，儿子王敦煌向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大概对于父亲的去世多少已有些心理准备，他情绪稳定，而且只愿跟记者谈老人生前的开心事。

　　阳台门口柜子上的相框中，放着王世襄乐呵呵开怀畅笑的照片，精神矍铄，眉宇生辉。依照他的遗愿，没有盛大的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也未设灵堂，未见鲜花与蜡烛，平平常常得就像主人不在家，而王世襄的遗体也早已于去世后的第二日火化，骨灰与2003年去世的夫人袁荃猷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与家中的冷清相比，王世襄的去世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12月8日上午9时，“王世襄追思会”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行，这是一个邀请制的小型追思会，相关领导及业界人士在会上做了追悼。一位叫steven的网友从上海特意一大早飞来北京想参加追思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现场而非常懊恼。

　　关于王世襄去世的报道中，媒体纷纷用“有趣”、“情趣”、“贵族”、“精致生活”这样的词语，试图来给这位传奇老人一个最后的盖棺，却无奈其生前的头衔太多——玩物大家、文物鉴定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美食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而无从定论。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有一次去康同璧家吃早餐，康同璧的女儿交代她去百货公司买一种特别的豆腐乳，画了详细的街道示意图，列出五种豆腐乳的细目表，并叮嘱她不要忘记让售货员给豆腐乳淋上汤汁。在归途，她心情愉快且精神抖擞：“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块豆腐乳所代表的生活品位，对于晚年的王世襄来说，也有异曲同工之事。王敦煌每天早晨都得跟父亲商量当天的膳食安排，香满楼的“醪糟鱼片”、张兄弟家的“老鸭煲”、芝麻花的“贵州嫩鸡”……王敦煌去到店里专买父亲钦点的菜；炒菜也只用橄榄油，四五年以前只爱吃带骨的笋鸡，后来假牙嚼不动就吃不带骨的小笋鸡。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也因此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

　　爱吃的“老顽童”

　　12月8日下午，记者与王敦煌约在王世襄生前住所见面，这是位于北京芳草地一座公寓中的一套两房一厅。王敦煌穿着简朴得近乎残旧的家居服来应门，这让记者联想到张中行在《奇人奇迹——且说王世襄先生》中提到的对王世襄的第一印象：“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

　　2004年，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去世，当时还在紫禁城出版社做发行工作的王敦煌，搬来与父亲同住，照顾老人起居饮食，其中大费力气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每天早晨，王世襄都会交代王敦煌今天想吃点什么，得去哪家馆子买成品，去哪里买食材。

　　这源自王世襄是有名的美食家，对吃尤其挑剔。还在少年时，王世襄就喜欢跟家里的大厨们学习烹饪，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学得样样精通。“父亲十几岁时就相当会做饭，有时来了客人，他一个人能做整个全席，中西餐全能。”

　　君子远庖厨，若论家世，王世襄理当远远地呆在厨房外。但是，在圈内王世襄却有个“烹调圣手”的美名，他还非常爱做给大家吃。圈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年轻时他常常应好友邀约，身背各色厨具及原料食材，骑着自行车亲赴好友家中大显身手。

　　他对食材非常重视，每天一早就到菜场排队等着开市。踩着开市铃声去买菜的人，往往都是对食材非常讲究的名望家族来的厨师，有一位老庖师就和他聊天说：“干咱们这一行……”，就这样，他就真成了厨师们的同行，常常一块合伙“抢”菜，各自占个摊位儿，你帮我买那个，我帮你买这个。后来有“同行”问他在哪户人家做厨师，当时他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他就说在“故宫”，这让“同行”们非常钦佩。

　　上个世纪90年代起，王世襄开始对食材失望了，“从前许多好的菜，现在只能是回忆了。”后来，在跟黄苗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就说中国烹饪，中国的猪肉现在不好吃了，吃了跟橡皮一样；鸡不好吃了，都是拿激素来催；菜也没有味道了，从前我是最喜欢讲究这吃的，现在我也没兴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王世襄逐渐失去了做饭的兴趣，但对吃依旧非常讲究。他不愿意吃超市卖的虾，王敦煌就跑到老远的海鲜市场去，一买一整箱；他喜欢吃嫩豌豆，因为买不到，王敦煌就用甜豆代替，一次要买上20斤，放在装有水的大盆里，只将浮上来的捞出来下锅做成一份。

　　爷俩一个九十几岁，一个六十几岁，为了生活方便，将卧室、会客室、书房全都设在了客厅里，长长的木条书桌、床、沙发、饭桌、电视等等都堆在客厅中，个中章法估计只有主人懂得。

　　虽然年事高，但王世襄尤爱吃冷品，雪碧、冰激凌都是大爱，厨房里至今仍放着几个蒙着灰尘的冰激凌盒。王世襄最喜欢的冰激凌是肯德基的巧克力圣代，一买就是24个存放在冰箱里面，每天吃上六七个是他的一大乐事。王敦煌担心他吃多了身体会不舒服，想控制下量，王世襄就会犹豫再三又可怜巴巴地央求“你再给我两个吧”。

　　忆及此，王敦煌笑呵呵地说，“不给也不行啊，老小孩嘛”。

　　吃出了名堂的他，晚年撰写的美食文字，获得了美食家们的赞评，他还受邀担任过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玩即是学，学即是玩，这就是父亲的境界。”在当天的追思会上，王敦煌这样评价父亲。

　　“第一玩家”载不动他

　　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境以及放荡不羁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达尔文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优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他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但“顽主”王世襄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意下王世襄虽为“顽主”，但不是一无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经看不出王家曾经的盛况。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大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可见王世襄的风雅传统更多源自母亲的家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画理论。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王世襄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当时在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教室。

　　当时王世襄的玩家派头被视为荒诞不经。他本有机会通过哈佛燕京学社选派哈佛留学，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校长也不愿将这个关系到学校大计的机会给这个“未知数”。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将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推荐到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回忆此段，王世襄说傅斯年只讲了两句话：先问哪个学校的，接着说“燕大的毕业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梁思成最后将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国营造学社，派他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导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文革”前，王世襄去黄山考察，挖到两棵松树从黄山回北京，他买了两张火车票放两棵树，自己却是一路站着回到北京。王世襄对“玩”成痴，让传统音乐协会理事李劲风记忆深刻。

　　“我们聊天时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别高兴，那会王老先生还在养鸽子。”因为与王家住得近，李劲风常常去串门。那会，到王家的人各种各样，有民间工匠师傅，做糊盒的，养花养鱼的，来了也就是闲聊，对工匠技艺很有兴趣的王世襄，常常是问得很仔细。

　　“有些对王世襄先生的报道过于浅薄、轻佻。如称呼其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点失之于表面”，《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在疯狂的岁月里……他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诗人化的日子。”章诒和笔下的疯狂岁月中的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一桩都没逃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马衡、梁思成推荐下，王世襄担任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追还了六批敌伪劫夺的文物，王世襄也因此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馆陈列部主任。

　　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时，王世襄却因为“大盗宝犯”的罪名被故宫博物馆“开除故宫公职”。这是晚年王世襄难以释怀之事。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王老一次都没逃过，但他最介意的还是三反五反，因为罪名是盗取国宝，他觉得这是对他人品的贬低”，与王世襄交往多年的北大中文系老师王风说。

　　王风第一次见王世襄还在1995年时，当时他所任职的一家福建媒体要做“在北京的福州人”的选题。见面约在王世襄家中，天热，王世襄就建议大家光着膀子聊天。“当时八十高龄的王老身体很好，走路飞快，我都跟不上。他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家具到处跑”。

　　被故宫停职后，王世襄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他决定自己动手收藏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提起王世襄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地位充满了敬意，“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

　　王家原本有一座三进四合院芳嘉园，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王世襄曾邀请黄苗子、郁风等来住。“我们同住在他的芳嘉园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听见他推着单车从我们东厢房窗下走出大门。他是先到朝阳门大街旧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等到七点，对面朝阳菜市场一开门便进去买菜。”那时芳嘉园堆满了王世襄收集来的明清家具。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是矮几。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

　　“文革”时期，因为早料到自己的藏品在劫难逃，王世襄为了保全它们，主动联络文物局的红卫兵来抄家。文物局的红卫兵都是业内工作人员，懂得王世襄的藏品价值不菲，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收藏一一搬走了。

　　王家芳嘉园的院子也被分配给更多人住，虽然被迫退缩到一间房子蜗居了十年，但王世襄仍没有放弃在民间收集明清家具，甚至跑到偏远乡下，有时一出门就是月余。没地方放这些收回来的家具，王世襄却能将家具拆分了叠放着。随着藏品的增加，王世襄夫妇后来还一度住在一个大柜子中，睡觉前先得爬过床前的木板，小心翼翼地钻进柜子中去。

　　王世襄真正为世人关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文革”后，王家被文物局抄走的收藏品又被归还。王世襄用自行车驮着这些家具到照相馆拍照，并研究其制作工艺、材质。《明清家具研究》被海外视为研究明式家具的“圣经”，书中的几百幅线图都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画的。马未都说，《明清家具研究》让明清家具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跟着收藏了。

　　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80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一位香港人，条件是对方将这些家具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据说当时为了达成这笔交易，王世襄只开了一个条件：价钱你就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随后，王世襄便从芳嘉园的蜗居搬迁到了迪阳公寓。

　　2003年，夫人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悲痛中将夫妻俩收藏的佛像、铜炉、古琴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6300余万元。此后，王世襄很少再将精力花在文物收藏上。马未都说，作为收藏大家，王老最终选择了“散尽”，让宝贝有了更多的新生，豁达从另一方面成就了大家。

　　不是没有过遗憾。一位与王世襄走得很近但不愿具名的收藏界人士感慨，被故宫停职这件事曾是王世襄人生中的低谷。但是，回顾历史却可以看到，他对鸽哨、竹刻、葫芦的深入研究成果。这从老人生前曾说过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来观之，则一切该当释然了。

　　“他立了一座坚牢的纪念碑”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名句：“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意思是“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这话用在王老身上允当无愧。

　　●王世襄的事业是从他在各种最艰难的情况下最直接地抢救收回流失的文物开始的。1947年他远赴战败后的日本运回被劫夺的善本书籍，将其收归中国收藏。此后他随即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从那时起，他一生的事业便围绕着保护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实践而展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信心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宝，这种信心让王世襄对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极为丰富的知识毫不吝啬。

　　节选自柯律格（Craig Clunas）得知王世襄去世后的来信和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请他撰写关于王世襄的文章《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他与王世襄相识多年，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

　　王世襄主要著作

　　●《中国画论研究》（未刊）

　　●《广陵散》（说明部分）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髹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漆器》

　　●《明式家具研究》（译有英法德文本）

　　●《锦灰堆》

　　●《锦灰二堆》

　　●《锦灰三堆》

　　●《锦灰不成堆》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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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另一面

日期：[2010年5月2日]  版次：[GB29]  版名：[南方阅读 艺术]  稿源：[南方都市报]

明 沈周《报德英华图》。沈周是一位重视“点苔”技法的画家。     明　李流芳《山水》立轴。     《中国画论研究》，王世襄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版，168.00元。

梁基永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     印象中的王世襄，是穿着棉布大绔的世家子弟，是带着臂套放鹰的公子哥，是《蟋蟀谱》，是《说葫芦》；大家会惦记着的，是他家装满了稀世的明清家具，一屋子的旧时月色，还有《锦灰堆》，自以为自己对畅安先生认识也够深刻的了，没想到一部《中国画论研究》令我对畅安先生的解读又深入了一层。     我们之前知道的王世襄，是北平城里的遗少，满口流利英语，博通中外文的玩家，然而这部三厚卷的“少作”，足令他屹立于近代学者之林而无愧色。说它是“少作”，是因为这部书成稿于1943年，距今日已经一个甲子有余了。1939年，少年的王世襄因慈母病逝，痛感自己应该用功补过，于是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由于受到他舅舅(著名画家金城)的影响，他在填报选题的时候，填了“中国画论研究”，这题目若在今日，硕士导师们一定会否决：这题目太大了，两年时间怎么可能完成。可是在1940年代，学术空白领域实在是太多，你就是写世界画论研究导师们也没有意见。果然两年过去，1941年论文答辩的时候，王世襄只写到先秦至宋末部分。此后他回家中继续写作。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离开了学校后王世襄的资料是从哪里来呢，答案是他自家有藏书。当年为了写这部论文，王世襄自己购置了大量的古代画论书籍，2004年，继那场著名的“俪松居”藏品拍卖专场之后，北京某拍卖公司还先后数次拍卖了一些俪松居的藏书，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有关中国画论的专著。     1943年，这部著作终于杀青了，可是当时北平是沦陷区，局势动荡，此等闲书没有出版的可能性，初稿一放竟然就是60年，1949年以后无休止的运动，畅安又成了右派分子，更使这部本来题材并不敏感的作品画上了出版无望的记号。直到2001年，畅安的作品日渐为国人所知悉，才有出版社主动找到老先生，要求出版。严谨的王畅安还提出，这是早年作品，错漏不足之处一定很多，如审阅之后认为无出版价值，请即退还云云。幸而出版社当机立断决定出版，当年为了赶出版时间，用的还是60年前畅安的手稿影印版。     对于这样专业性强的题目，可能许多读者会望而却步，包括笔者这样半桶水的非专业者，也未必见得会置一套于案头。不过细读其中的一些章节，竟然发现这部书和畅安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了趣味，充满了睿智，犹如跟着老先生一起，在老北京的红墙房子中，娓娓地品谈古画，纯乎消闲与学术并重的一本书。     说它充满了趣味，那是因为畅安先生本来就是一个情趣极重的人，他的眼中，绘画是至性之物，因此他观察古代画人的眼光，确实与今人有别。例如说到明代末期画家，他特别推崇李流芳(长蘅)，李是与董其昌同期的松江派画家，今天名气当然没有董那么大，可是在《研究》中，王世襄给予李的篇幅比董其昌还要多，李氏并没有画论的专著，但是在他写的《檀园集》中，有许多美妙的小品文，是他题画的小跋之类，畅安从中辑出许多精美的文字，用以说明李氏如何立意，如何作画，畅安解释李氏的一篇提跋说：     酷夏苦坐室中，燥热已甚，将如何乞得一剂清凉散乎？忽忆往日所游之龙泓。当先生(指李流芳)言及此处，早已神往，循修竹交翳之窄径，款步入山。溪流潺潺，松风谡谡，幽籁清韵，一时相答，而不复自知身在何许，但觉满目葱翠，尘襟为之尽涤。于是拈笔濡墨，铺纸作画，适才之意境，一变而为纸上之画境，画境之中，又尽量可容神思盘桓。     这段俨然晚明小品的优美文字，并不是出自李流芳的原文，而是畅安的感悟，通过他笔下的导读，读者不难对晚明的山水小景与文学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畅安对于董其昌的批评，如前文所说，畅安给予李流芳的篇幅比董其昌还要多，而对于董其昌一力倡导的，后世尊为经典的绘画“南北宗”理论，畅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认为：     吾以为玄宰(董其昌号)所谓北宗画家，各具特长，大可为后人取法，不当对其优点一律抹杀，绝口不谈，以北宗二字了之。如前文所记一条，便足证玄宰不惟门户之成见太深，且无学者宏豁之气度。     董其昌的绘画理论，为整个清代正统思想所尊崇，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偶像，王世襄能在六十多年前、以二十余岁研究生的身份，提出这样大胆的批评，其识力与魄力确实令今人钦佩。     不仅是文字的优美，我们细细品读畅安的阐述，我们还能发现，他对于国画的理解比一般画家还要深入，他评述清初画家恽寿平论画中“点苔”一法时说：     南田(指恽寿平)之论，更为超脱。盖不必斤斤于所表现者为何物，只意中觉其当有此一点，便着此一点。有则灵，无则滞。既灵矣，奚必问其为草为木为松为柏哉？究竟何以有则灵，无则滞，南田亦不能道。不仅此也，设有以究竟苔点当落于何处为问，南田恐亦不能道。盖心手相应，一气呵成，不容思索而笔已落，不待定视而神已全。     国画中的“点苔”属于一门很玄奥的学问，不仅能表示画中的草木，还是一幅画的墨韵与骨骼之所在，历来论点苔的名家很多，但是像畅安先生这样解释得明白简单，归于神韵的，还不多见。虽然我们很少见畅安先生画画，但是我知道他确实是很能弄丹青的，在2003年畅安先生的藏品拍卖中，有一件烙画的葫芦，上面的小山水就出自畅安先生的手笔，构图布置，俨然宋人遗韵。古人所说，能者无所不能，畅安先生确实做到了这点。     这部作品重印的时候，畅安先生自己用端庄的楷书写了标题，还郑重地题上“世襄未定稿”的落款，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学者还未放心自己早年的手稿，前人治学的严谨，我们在这里可算是体会到了，通读完这三册“未定稿”，谁又能认为王世襄只是那个会玩葫芦遛鸟的京城遗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