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黄先炳：我为什么要教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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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11]
师生关系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晚年（1378）所作。宋濂，《明史》有传，被誉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因为明初的官方文书、礼乐制作多由他主裁。他曾经受诏主持《元史》的编纂工作，不过《元史》历来受到的评价不高，因为朱元璋下令编纂前朝历史，带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过于草率。清代学者钱大昕便讥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序”是一种文体，古代写文章赠送友人称“赠序”，这篇文章即是宋濂写给当时一位励志勤学的青年马君则的。
    写文章赠予晚辈，当然会多加勉励。宋濂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作者觉得马生勤学好问，与当时的年轻学生大有不同，故作文给予表扬和肯定。文章是先写作者本身的经历，说明当时学习的艰辛。作者年少时学习环境欠佳，即连生活基本条件，也是窘困不堪。他回忆说当年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但求能充饥，“无鲜肥滋味”可谈，为了学习还常要背着书箧、拖着草鞋行于深山巨谷之中。名师和书本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作者生活条件差，无从买书，只好向他人借书看。由于都如期归还所借的书本，因此作者可以“遍观群书”。看书当然也要作笔记，写下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作者只得手写笔录，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了，还是坚持不懈，以便在归还书本前能看完。至于拜师学习，作者得到百里外去请教先贤。向师长求教时，作者是毕恭毕敬的：不但“立侍左右”，老师给予指教时，更是“俯身倾耳”细听；遇到老师叱责时，就更加谦恭，“不敢出一言以复”，待老师欣悦了，才再请示。如此刻苦的学习，“卒获有所闻”。作者学业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实践自己的理想，对同学的优厚生活条件，从不羡慕，他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作者反观新一代的学生，吃的穿的都不必担忧，有官方和父母供应，学习场所也是豪华大宅，不必再出外奔走。书本学校里头都齐备，即使是老师，也是学校所聘， “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的。所以作者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章写得很好。我中学时读后印象深刻，觉得学习就是该当这样刻苦的。至于对待老师，我也是仿效作者所言，绝对尊重老师，而且毕恭毕敬的。因此，我也“卒获有所闻”。不过，“读者之心”是千差万别的。老师读了，或许会深为认同；学生读了却说宋濂是过时的老古董。据说有大学生在老师午休时硬闯府上请示，老师颇不悦，并问他是否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学生反而感到委屈不已，说老师以古文压人。
    宋濂采用的古今对比方式，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法。让读者在比较之后懂得珍惜当前所有，并学习他人的精神和长处。可是，现代的社会风尚却不喜欢比较，不喜欢听到别人有多好、怎么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一律加以排斥。“岂他人之过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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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12]
孟子的辩才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文字经常被摘取当中学教材，并另题篇名为《齐桓晋文之事》。篇名是仿效先秦儒家篇章只取开头句的作法，例如《论语》第一章开头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篇名便作《学而》。因此对于题目没有必要仔细辨析其含义，免受误导。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中的两人。齐宣王有意仿效他们成为一时的霸主，所以在接见孟子时，开头就请孟子谈谈二位霸主的事迹，希望从中学习。孟子毕竟是辩论高手，不落入齐宣王的话题中纠缠，并马上化被动为主动，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都不谈春秋霸主的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要谈就谈“王道”。
    于是，齐宣王便只好转问该如何行“王道”。孟子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只要能够“保民”的就是行王道的仁君。这便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追问像他这样的君王，是否算“保民”？孟子斩钉截铁地说算，这倒叫齐宣王对他的肯定感到奇怪了，便追问下去。孟子于是搬出齐宣王曾经“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作证。原来孟子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知道齐宣王曾经因为看到部下牵牛去祭钟时，不忍心见到牛吓得发抖而让部下把牛给放了。可是又因祭钟的仪式不可以废除，只得让部下换只羊代替。齐宣王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孟子却煞有其事地表扬他，且怪老百姓不理解他的作法。这么一来，可正触及齐宣王的“伤口”，便虚心请教何以老百姓不能谅解他。
    孟子这才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是同情牛而放生，那么羊和牛都是一条命，齐宣王以羊换牛，本质上又有何分别？这可把齐宣王更陷入窘境而想知道原因了。最后孟子才徐徐道来，说这就叫“仁”，因为君子对于禽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远离厨房；而今齐宣王见到牛发抖而不见羊，故以羊换牛，这正符合君子的心态。
    孟子这么一提，齐宣王便告释怀，在不自觉中，思维完全受着孟子的话语左右，更虚心请教“王道”了。
    孟子的成功即在于善于捕捉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地引对方跟随自己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话题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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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13]
不能与不为    孟子引起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后，进一步地鼓励他这么做。但是，齐宣王倒迟疑起来，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于是孟子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能成就王道，是 “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却搞不通“不为”与“不能”有什么不同。孟子便进一步解释：如果叫一个人挟着泰山跨越北海，那个人说：“我不能。”那的确是 “不能”。但是如果叫一个人为长者折根树枝，那人也说：“我不能。”那就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了。
    清代的彭端淑写了一篇劝子侄努力求学的文章，也是在阐述“不为”与“不能”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话说四川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富有，一个贫穷。某天，贫穷的和尚告诉富和尚说他想要去南海普陀山朝圣拜观音，富和尚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打算怎么样去。穷和尚说他只要带着随身物就够了。富和尚不禁揶揄他，说他已经筹备经年，打算租赁船只过去，却还是不能成行，穷和尚斯举无疑异想天开。可是，事实却是：穷和尚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踏足普陀山，了却一桩心愿。
    穷和尚的成功是在于他肯去做，富和尚的不能成功，是在于他没有去做。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穷和尚没有想过“不能”，只知道“为”；富和尚只想到 “不能”，所以始终“不为”。因此，彭端淑的结论是精辟的。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无论是孟子或彭端淑都好，都点出了做事情的关键之处——有心去做，则事情便有成功的可能；不肯去做，则一切都免谈了。
    学生求学何尝不也是如此？我给中学生上古文，他们最初都因为陌生而感到学习上有困难。但，难得的是他们肯学，愿意学。一年下来，即使我不先讲解，让他们看一篇古文，要他们猜猜文章写些什么，他们都能说出一个梗概。可惜后来反而是负责老师担心他们学习不来，另择名师指导，我只好慨叹：“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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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16]
庄子的逍遥    《逍遥游》一向被认为是庄子的代表作。因为它不但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内涵，也表现了他的散文风格。这篇文章可划分为三节，第一节先由几个小故事串成，包括鲲变身为鹏后高飞，蜩、学鸠、斥鴳（麻雀）的讥笑，彭祖的高龄，宋荣子、列子的成就等，然后总结出作者的立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段文字被中国当局选录在中学课本第四册中，我国则是师范院校大学预科班选读。
    这一小节文字其实不太好理解。但是其中的小故事却写得深具典型意义，隽永而耐读，所以被抽出来讲述，流传甚广。然而，流传开去的故事，往往会与原文主旨大相径庭，难逃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开头写北海有只大鲲鱼，突然摇身一变为大鹏鸟。大鹏鸟展翅高飞，一冲天便直上九万里，足于傲视一切，睥睨万物。可是，地面上看到它高飞的蝉、鸠与麻雀，却深不以为然，讥笑它何以如此高飞，穿梭在林叶之间，不知何其“逍遥”。因此，我们今天便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讥笑小人物永远不会知道胸有大志的人何以要有那么高的理想。
    《逍遥游》当然是要说逍遥。但是怎么样才叫真逍遥？鹏的高飞是逍遥，蜩与学鸠自在的在林叶之间飞行就不叫逍遥了？所以有人认为道家崇尚自然，庄子不会讥笑蜩与学鸠的无知，而是赞同它们的自在。他们认为人各有长短，只要按真性情处世，就是最好的做法，不要羡慕他人的能力比自己强。言之凿凿，听者不知是否藐藐？
    若仔细阅读原文，庄子是既否定鹏，也不认同蜩与学鸠是逍遥的。为什么否定鹏？庄子说鹏要飞在九万里的高空，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如果翅膀底下的风太薄，即使有大翅膀也是没有办法高飞的。这么一来，鹏鸟的作用可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了，哪里还称得上逍遥？至于蜩与学鸠，庄子则用了较多的文字来阐述小和大的不同。首先他指出如果到郊野去，只带三餐粮食就够，因为一往一返就那么一天；但是如果去百里外的地方，就要带一天的粮食，去千里外则不得不备三个月的粮食了。庄子慨叹，这岂是蜩与学鸠所能理解的？从这里延伸开去，庄子又慨叹世人都赞彭祖长寿，却不知道溟海的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上古的椿树，更是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无知并不表示正确，只生存一个白天的虫子，永远不能体会一个月的时光是怎么样的；春生夏死的蝉也不会感受到一年的季节是如何过的。因此庄子忍不住要问，这种无知“不亦悲乎”？
    我觉得庄子的确是个超前的思想家。他看出天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大鹏高飞的时候，能够描绘鹏从高空望下来的 “气”的情景。这是不同境界的一种表现。庄子寓言中所透露的正是人生中存着不同的境界可以去开拓。他不会同情于蜩与学鸠的盘旋，也不会满足于鹏鸟的高飞。前者无知，后者有所待，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生还有一个“无”的至境，即透视自然的规律后再按规律处世，不为己，不求功，不为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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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17]
孔子与学生    《论语》中收录孔子的言行，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大的要数《先进》一章中的《侍坐》。
    记载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某次在孔子身边侍候着。孔子便让他们各说说自己的抱负。子路率先表示如果有机会让他去治理国家，即使是连年岁荒、频频受军事威胁的小国，只要给他三年时间，他便可以将它治理好。孔子听后“哂之”，然后再问冉有。冉有说他能在三年内使六七十方里内的人民安居乐业。公西华跟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他情愿当个小小的相，让人民守礼。最后，孔子问曾皙，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说他的抱负与前三人的不同。孔子说： “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于是曾皙说他希望在春天时与几位好朋友连同几名童子一起去郊游，尽兴后结伴同返。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曾皙的看法和他一致。子路三人离开后，曾皙留了下来，并问孔子为何刚才在子路说后“哂之”，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接着曾皙又逐一问其他人的看法如何，孔子也针对他们的见解一一作了评述。
    会产生歧义是因为当中有几个句子不好懂。例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一般解释为孔子和子路他们对话时，曾皙在弹瑟，直到孔子问他才放下瑟作答。可是孔子在和学生谈话时，会有学生在一旁演奏乐器不理会么？在玩乐器的曾皙又能同时留意到其他同门与老师的对白么？这是说不通的。
    又如“哂之”，它在文中出现了三次。一般注释本（例如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对前一个“哂”的解释是“微笑”，对后两个只解释为“笑”。如果说曾皙问孔子为何“笑”子路，则这个笑便带有“讥笑”的意思。孔子回答时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明显地也是因为觉得子路的口气太大，不符合礼，所以“讥笑”他。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哂之”又要解释为“微笑”？
    我想这是因为自汉儒以下，我们都把孔子的形象抬得太高了。像上述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话，也要强行解释为孔子在教导弟子，而且用了颇先进的方法在引导学生说话。所以子路说了之后，孔子要微笑示意，给予鼓励，这样才能引发其他学生也相继发言。可是，无论是曾皙或孔子本人，都知道先前他的笑是有不屑的成分在内，或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何以看得出？因为下来的几个学生说自己的抱负时，是一个比一个的抱负低的。这显然是受到孔子“哂之”的影响。曾皙的说词则是在观察老师对同门的反应之后而构思好的，有投机的成分。
    至于把曾皙所说的解释为是个“大同”的美景，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国的画面，似乎也太过了。难怪一些学者要质疑这个理想是道家的，而非孔老夫子的。
    其实，孔子和学生的这番对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进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受到挫折之后，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免要做出调整。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修养。因此，这时候子路谈的抱负，是孔子在实践之后知道难于实现的，所以要“哂之”。而孔子的不经意，却影响了学生，不自禁地把理想都降低，以致曾皙只要求生活能和谐就好。
    孔子的反应并不影响一代宗师的声誉。相反的，因为实事求是，不把孔子神化，我们反而更能贴近真实的孔子，更能体会他的伟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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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20]
屈原之死    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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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21]
贾谊与屈原    屈原自沉汨罗江，留给后世讨论的话题是无穷尽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以及矢志不移的意志。也许有人要质疑这未免太浅，万一有人也效仿之，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嫁不到理想的伴侣，便自沉关丹河，其生命的光辉是不是也可以和屈原相提并论？这可是不读古书，亵渎古人之说了。庄子的《逍遥游》揭示了人生境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许多看是相似的事情，其实质却决然不同，其意义当然也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原和贾谊并列同一传，致使后世常把二人相提并论。其实，贾谊继承的是屈原文学上的成就，特别是骚体赋的传承。至于二人的品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或许是认为两人在政治的遭遇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悲剧主角，空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却不为朝廷重视而在政治上被边沿化，予人“怀才不遇”之叹。可是历史仅有相似，不会相同。贾谊和屈原的际遇是同中有异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灭亡之际，贾谊却是汉朝刚建立不久，其后历史还赞扬汉初“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统治时代。屈原《离骚》中感伤的是楚怀王之不察，忧心的是楚国人民；贾谊《吊屈原赋》感伤的却多是个人的际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屈原自杀后数十年，楚国正如他所忧心的一样灭亡；贾谊死后，文帝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其中一些政策还参照了他的政论。可见二者的遭遇只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
    贾谊“怀才不遇”获得许多同情票，连带的，对他没有知遇之恩的汉文帝便要受到指责。李商隐诗曰“不问苍生问鬼神”便有讥讽文帝之意。事缘汉文帝最初重用贾谊，更想任命他为公卿，但是因为遭遇老臣子的反对，才不得不把他送到湖南当长沙王的老师。间中文帝曾召见贾谊，但是见面时却不谈国事，只谈鬼神，而且表现得热衷不已。其实，贾谊被贬之处，正是楚国所在地，楚辞的浪漫本来就是因为楚地的风俗所造成。文帝召见他想了解楚地的风土人情，是在情理之中，并非文帝不爱苍生只好鬼神。
    后世苏东坡在《贾谊论》中对贾谊就有尖锐的评论，他说：“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苏东坡看到的便是少年得志的贾谊，不堪一击，不过是贬谪到湖南，便仿如世界末日，痛苦不已，乃至写下《吊屈原赋》那样自我感伤的作品。苏东坡进而分析当时候排挤他的老臣，都是扶持文帝登基的要臣，贾谊却无视于此，想要“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没有致力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是贾谊的失策。所以在指责贾谊不理解汉文帝之余，还要谴责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苏东坡的评论是中肯的。贾谊被贬长沙，并非坏事。文帝面对老臣的责难，当然要平息他们的怨气。将只有二十余岁的贾谊贬到湖南，当是权宜之计。何况，自高祖刘邦以来，汉皇都希望稳定南方，长沙是南国的主要壤界，地理位置重要，让贾谊过去实在不能说是贬谪边缘之地，而是另有政治意图的。对贾谊来说，他应该将此视为个人政治生涯的一种实际锻炼，才会有“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的转折。至于召他回京，然后再拜为梁怀王的老师，则是授予他更大的使命了。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爱幸异于他子”，这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的。将梁怀王交给贾谊来带，就等于将未来的皇帝的教育权交给了他。这是何等重用？文帝又岂是不懂用人？
    贾谊后来是知道的。他的《吊屈原赋》凄婉哀怨，但是后来的《陈政事疏》却是传世之作，曾国藩更誉为“千古奏议，推此为绝唱”。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成熟。只可惜的是造化弄人，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贾谊也因此自我痛责而抑郁而终。我们看待贾谊，实在不能只是看他前期的作品，后期的更为重要。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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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系列[22]
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马来西亚）小学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可是文章反复提到“爱国诗人”，却找不到“屈原”两个字。我对此深感纳罕。是因为屈原的姓氏不在规定的字汇表里，所以不能提么？还是因为课文必须“去中国化”，所以连历史人物的名字也不可以提？姑且不去追究原因。我们关心的是课文的编写给老师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在深究课文内容时，老师无法说清楚为什么那个跳河自杀的古人会被冠以“爱国诗人”的名堂？他的爱国行为表现在哪一方面？“诗人”的头衔又从何而来？如此语焉不详，屈原的高贵品质与精神，肯定无法有效传达。
    屈原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具名诗人，这是中外历史都承认的常识。所以称他为“诗人”无人会非议。但是不读《离骚》《哀郢》《天问》《招魂》等诗篇，屈原之才恐怕难以体会。其爱国思想更加难以解释。只想从史实来判断，屈原的爱国情操肯定难以说明。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讲述屈原投江一节时，总是选择批判，认为此风不可长。
    屈原爱的“国”，当然不能等同今天的“国家”概念。那是诸侯国。屈原是不是爱国？司马迁的一番话透露了玄机。对于屈原的志向，司马迁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所以他说他到长沙观屈原自沉之处时，不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是后来读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顿时又默然若失了。司马迁这番评论，仿佛责怪屈原，认为以他超人的才华，若是游事于诸侯之间，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他大有发挥个己才华的地方，何必要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
    《史记》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历史巨著，司马迁的史家地位更毋容置疑。何以他会如此看待屈原？司马迁的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他是顺着贾谊的评论而说的。贾谊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贾谊认为在乱世之中遭祸害，屈原自己要负上责任。为什么？因为凤凰也会寻找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息，一见有危险就振翅高飞了。屈原若肯游历九州，大可觅得会赏识他的君主，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司马迁和贾谊所处的是大一统的时代，所以没有“九州”可以游离，所以对屈原的没有离开有“怨言”，认为屈原失算了。何况当时是纵横家辈出的时代，替诸侯国谋策以灭己国的也大有人在，屈原又何必对楚国忠心耿耿？正是这样的反面评论，更突显了屈原的品质。司马迁的反语，更烘托了屈原的“爱国”意识。
    屈原说“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又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看来真正爱国的人的确不是那些与世推移之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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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33）
学习古文没有捷径    最近与一些同道谈起古文的学习，我坚持认为学习古文没有捷径可循。
    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编订中学课程时，强调课本必须本土化，减少采用海外的文章。一些同道担心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美文会因此失传，于是用心良苦地编订了“名句精华”，希望借此让中学生仍有机会学习古文。二十年过去，结果如何？诸君自可目睹，不必我赘言。
    近年来也有一些有心人倡导背诵古文，并且想方设法地编设了许多有利于背诵的技巧，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可以接触古文。效果如何？目前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只能观望。但是如果倡导者把背诵古文当成万灵丹，吹捧得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教育下一代，我会站起来反对。
    我在这个专栏撰写的前几篇文章，都环绕着《论语•先进》的一小节来写。虽然我看过各家的注释，也尝试理清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是一切依然不能成为定论。这是因为资料依然不足于说明问题。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得费上那么大的力量，困扰我这搞文献出身的文学博士。如果说只要会背诵，日后自然而然就会懂得文章的含义，我实在无话可说。
    要学好古文，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去看各家的注释，同时还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和所处的时代。对于文章中的歧义，我们也不必急于作出定论，只要了解各家的说法，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好了。至于文章的基本思想和中心主旨，基本上还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对于作者如何立论，如何表达内容，却得分析清楚。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却不是做不到的事。
    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养成较务实的作风。先对古人存几分敬仰之心，再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轻率的否定古人的智慧，鄙视他们的文章，即等于无视于千百年来传颂古文的先贤，认为自己比前人都来得高明，这是没有根基而又自视过高的狂傲。
    发表议论是容易的，实际的行动却更重要。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于人于事毫无助益。因此，我每周六在星洲日报发表一篇“走近古人”的文章，每周日在万佛殿讲解一篇古文，不外就是希望大众有机会多读多学。
    我认为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不要囿限于一家一派，要博览，要广读。因此，我不会认同于只倡导一部书的做法。我讲的文章，上至先秦，下至晚清；既有儒家，也有佛老。只要是好文章，我就给予介绍，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认识我们的祖宗的智慧，继承与发扬先辈传递的文化薪火。
    我议论一番后，同道多表赞同，也给予赞叹。可是，当问及我的文章有多少人读，我的课有多少人上时，我却惭愧得低下头，噤若寒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2/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