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琅琊区政协副主席徐茵。
=管季超：
徐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她任副主编的《琅琊人文》一书很有学术价值。
19日游琅琊山风景区时，徐副主席还客串了一回导游，比讲解员讲得好多了。滁州人文历史，如数家珍啊。
徐 茵，女，汉族，滁州市人，大专学历。1953年4月生，1968年12月参加工作，无党派。现任琅琊区政协副主席。
一、工作简历
1968年12月滁县琅琊公社下放知青； 1974年10月任滁县花山乡供销社营业员； 1978年2月任滁县工艺美术一厂会计； 1985年9月任滁州市轻纺高级职业中学语文教师； 1992年11月任滁州市（县级）公费医疗办公室科员； 1993年1月任琅琊区公费医疗办公室科员、琅琊区人大常委； 1995年1月任琅琊区行管局科员； 1995年12月任琅琊区政府办公室行政科科长； 1997年9月任琅琊区政府办公室行政科科长、区接待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8年4月任琅琊区政协副主席兼区政府办行政科长、区接待处副处长； 2000年4月任琅琊区政协副主席兼办公室主任； 2003年4月任琅琊区政协副主席。滁州市政协三届、四届、五届常委、滁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二、社会兼职：
安徽省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
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滁州市吴棠研究会副会长
滁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会刊《人文滁州》副主编
三、个人成果：
2003年主持编辑出版《琅琊文史》第二辑，约12万字。
2006年主持编辑出版《琅琊文史》第三辑，约16万字。
2011年10月主持编辑出版《琅琊人文》约38万字。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公开发表在《滁州学院学报》、《名人故居——安徽卷》（全国政协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
卷》、《江淮文史》、《江淮时报》、《滁州历史文化遗存》、《皖东文史》、《人文滁州》、《滁州日
报》、《滁州工作》等各种书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数十篇。
四、研究专题：
1、滁州十二景
《江山多娇留胜迹 蓬莱之后无别山》
《明代十二景寻踪》
《滁州十二景》
2、四川总督吴棠
《吴棠故居》
《吴棠：一草一木勿扰吾乡》
《山绕滁阳是故乡》
3、赵匡胤与滁州
《赵匡胤滁州端命殿遗址考》
4、辛弃疾与滁州
《辛弃疾滁州奠枕楼考》
5、吕彦直与吕增祥等吕氏家族
《为<天演论>做贡献的吕增祥》
《吕彦直与滁州》
《南京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籍贯新证》
6、张灵甫与滁州
《张灵甫滁州追悼会及其它》
整合滁州人文资源 提升滁州文化软实力
徐茵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文化软实力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有意识形态、人文精神、道德水准、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今天，主要就如何“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提升滁州文化软实力”提一点建议 一、建议进一步增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感。 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综合竞争力的根本要素，两者相互渗透、协调发展，是一个城市和地区富有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滁州发展很快，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正处于滁州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用科学发展观的高标准衡量，与跨越式发展的大目标比照，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它不仅反映在与经济硬实力的力量对比上，而且表现在资金投入上、工作摆布上和实际效果上。 究其原因，一方面表现在历史渊源上。在地缘上，滁州处于吴楚文化的交汇处，缺乏形成特色文化的机缘；在历史上，滁州处于战乱时期比较长，缺乏形成渊源文化的条件；在现代，滁州一直以解决温饱为主要奋斗目标，缺乏文化建设的物力财力。现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文化滞后的矛盾凸显出来了。我们要提高认识，抢抓机遇，增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感，以对人民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迅速开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把优秀文化融汇渗透到经济硬实力中，使经济硬实力更富竞争力，则效果会更好。文化软实力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能超越经济条件而发展，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其成就往往是经济硬实力所难以企及和无法实现的。当今世界，以文化振兴城市的典型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注重创新，进一步深化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感，进一步拓展滁州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 二、建议进一步提升滁州特色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历史人文资源和风景名胜特产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特色要素，城市文化品牌应该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滁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的帝王文化，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晋元帝司马睿、宋太祖赵匡胤等均在滁州留下遗存；以欧阳修、吴敬梓为代表的文人文化，李幼卿、韦应物、辛弃疾、戴兰芬等均在滁州留下华章；还有以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琅琊寺、龙兴寺、神山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琅琊山、韮山洞、女山湖为代表的山水文化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市本级和各县市利用这些资源，分别举办醉翁亭、凤阳花鼓、白鹭岛、太平桥等文化旅游节，举办吴敬梓、欧阳修等纪念活动，出版《经典滁州》、《滁州历史文化遗存》等书籍。从不同侧面宣传滁州，提升了滁州的知名度。但是，如果再科学整合、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大滁州、大文化的概念，选择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滁州文化品牌加以重点打造、推介，效果会更好。在诸多品牌中，最具国内国际形象的是“大明文化发源地”品牌，我们要重点打造推介。大明朝的灿烂文化享誉世界，滁州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是大明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的唯一。这个文化品牌最具个性特征，最无争议，最有影响，普遍认同。滁州以“大明文化发源地”为首选品牌，宣传推介的历史空间、地域空间、认可度空间等都非常广阔，便于滁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年，朱元璋的活动遍及皖东，如果在滁城举办“大明文化旅游节”，将把各县市的旅游项目一齐带动。 三、建议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全面融入南京都市圈。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经济认同必须首先文化认同。我们实施融入南京经济都市圈战略，必须强化南京对滁州的文化认同。滁州与南京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渊源：南京是六朝古都，历来都把军事防务放在滁州，故滁州有“金陵锁钥”之称；司马睿驻跸琅琊山，在南京建立东晋王朝；滁州是大明文化的源头，南京是大明文化的中心；滁州是吴敬梓故乡，《儒林外史》巨著在南京写成；江苏名曲“茉莉花”唱响世界，歌曲作者和曲调源泉在滁州；剌杀汉奸汪精卫的孙凤鸣、设计并建造中山陵的吕彦直等都是闻名金陵的滁州名士……。 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脉络、源流，强化与南京的文化联系，强化对滁州的文化认同。⑴ 建议进一步推出滁州旅游文化。联手打造“明孝陵 —琅琊山明代建筑、碑刻 —凤阳明皇陵”这一条大明文化旅游线向全国推出；推出“滁州二日游”，用滁州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革命文化等直接面对南京市民，密切两地情感联系。⑵ 建议进一步推出滁州民间文化。借助凤阳花鼓、凤画、洪山戏等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特色文化，通过汇展、专场演出等形式，展示滁州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精神风貌，密切两地文化联系。⑶建议进一步推进滁宁理论交流和校企互访。借助“大明文化研究”、“吴敬梓研究”、“新四军研究”、“农村改革研究”及高校与企业交流等，强化滁宁相依一体的思想认同、源远流长的文化认同、相互促进的经济认同，推动滁州尽快全面融入南京都市圈。 四、建议进一步强化滁州城市文化的特色定位和特色展示。 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品位和文化特色的最佳表现，文化特色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区别于另一个地方的重要标志。我们滁州城市的建筑特色和文化特色都不太明显，很难给人以深刻印象。因此，建议在大滁城建设中对城市的特色定位采取市民大讨论和专家论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旦确定，就应该以刚性条文形式固定下来，象执行城市规划一样，长期坚持不懈，形成风格特色。 同时坚持主体风格一致前提下的多样性，全方位多侧面展示文化特色：⑴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尽快立项启动建造滁州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议在市县边界和高速公路上设立“大包干发源地”、“吴敬梓故里”等文化路标。⑵建议调整缺乏滁州文化特色的道路命名。既可以用滁州所辖的县城和知名乡镇命名，也可以用滁州的知名山水命名；新建广场、园林、雕塑既可以用滁州重要历史事件命名，也可以用著名历史人物命名。这些命名要经过一定程序，避免随意性。 ⑶建议强化有滁州特色的街区建设。新建街区要统一建筑风格，形成特色；已经形成特色的街区要进一步完善，如宋城，可以进一步强化宋代特色，使其成为旅游餐饮、购物、游览的重要景点。 五、建议进一步凝聚和弘扬滁州人文精神 。 人文精神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凝聚和弘扬滁州人文精神，要遵循“为了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共享成果”的理念，广泛组织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特别是“凤阳花鼓”、“洪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让优秀历史文化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 建议从滁州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凝聚“滁州人文精神”。把朱元璋“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欧阳修“热爱山水的和谐文化”、包公“关注民生惩恶扬善精神”及吴棠“建功立业报效桑梓精神”等融铸到当代的“滁州精神”之中，用滁州精神宣传教育群众，把群众的创新精神激发出来，把核心价值展示出来，让群众真正成为滁州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 建议编写《滁州人文要览》，开设“滁州大讲堂”，强化对儿童、青少年和全体市民的滁州历史文化教育，凝聚“滁州情结”。让在滁州出生的人终生眷念滁州，让在滁州工作的人矢志奉献滁州，让离开滁州的人时常怀念滁州，让短暂接触滁州的人由衷赞美滁州。我们要把滁州精神彰显在文化软实力中，使之成为具有滁州特色的精神财富，潜移墨化地影响着滁州的整体形象、时代风貌和未来走向。 六、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宏观调控和组织领导。 建议按照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明确工作目标，理清工作思路，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建议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改进投入方式，形成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对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逐年增长；制定和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形成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议成立“滁州市文化软实力建设领导小组”，整合各个相关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并明确具体项目的研究和承办单位。 滁州的文化软实力是依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长期积淀起来的，让我们以今天的辛勤劳动和不断创新，共同创造滁州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美好未来。滁州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辛弃疾与滁州奠枕楼
徐茵
考两宋时期，在滁州有影响的州官，北宋有欧阳修，南宋就是辛弃疾。欧阳修留下一座醉翁亭，辛弃疾留下一座奠枕楼，这一亭一楼是欧阳修“与民同乐”、辛弃疾“为民解忧”的见证。欧阳修是幸运的，一个亭因一篇记而扬名天下，留存至今，欧阳修文化得到滁人广泛认同，醉翁亭屡毁屡建，并已有醉翁亭文化景区传承载体；辛弃疾是遗憾的，一座楼虽然有两篇记、一篇赋，滁人对其业绩和才华仍然了解甚少，辛弃疾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和彰显，“奠枕楼”至今没有复建。要了解辛弃疾，就必须走近奠枕楼。本文试图从这座楼与辛弃疾的关系中，考察他在滁州的业绩，探寻两篇《奠枕楼记》记述与实景的差异，从而引发我们今天的思考。
辛弃疾与奠枕楼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至乾道九年冬，他在滁州主政两年，实现了“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的政治抱负。南宋建炎以后，宋、金之间隔淮对峙，金兵多次越过淮河，在江淮间大肆掠夺。据史料记载：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的38年间，金人七次大规模渡淮入侵，两淮之间饱受战争的苦难，滁州不能幸免。再加上连续四年的灾荒，来到滁州的辛弃疾 “周视郛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籍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见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人民处于饥饿之中，商贾不至，市场萧条，物价昂贵，能够操持旧业的十户中只有四户。
辛弃疾施政的要务是恢复经济，谋求发展，充实边防实力。《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辛弃疾传》这样记载：“……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他首先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将官府的库银贷给他们，给流离失所者土地、农具、耕畜、粮种，鼓励安家落户，恢复生产；然后上书朝廷，要求对滁州以边境之郡待之，免去历年所欠朝廷的赋税580万；他制定政策，宣布凡过往滁州的商贾只收取过去税收的十分之三；他还组织百姓砍伐木材，烧制砖瓦，恢复重建了市区的商店旅社，并在滁城“招福坊”建造了一座最大的商铺取名“繁雄馆”，辛弃疾取名的目的是“召和气、促经济，使百姓安居乐业，并非单纯为了收税”。“商贾们先是怀疑，继尔相信，纷纷涌进滁州，这里很快成为两淮地区商品的集散地”。
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又恰逢夏麦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官府税收增加。不到一年，“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城邑清明，闾阎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经济复苏，并迅速繁荣，一改往日荒凉、萧条的景象。
为了安抚民心，让滁人有一个登楼远眺、共享升平的地方，辛弃疾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繁雄馆上加层建造了当时滁州的第一高楼——“奠枕楼”，并置酒楼上，与城中父老举杯共贺：“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见《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奠枕楼因何取名？奠的本意是“置酒食以祭祀”，引申为“定”、“安置”、“建立”。所谓“奠枕”，即安枕以卧，形容局势安定，如扬雄在《法言·寡见》中所说“四海皇皇，奠枕于京”。辛弃疾也有类似的说明：“吾之名是楼，非以侈游观也，以志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须臾之安也”（见周孚《奠枕楼记》）。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说：“我给楼命名，不是为了游览观赏的奢侈，而是记录下滁州人至此开始能有歇肩快乐的欣喜，而我也得以有片刻的休息安逸。”建一物以明志达趣，鼓舞民心，辛弃疾建楼，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能让滁人看到州官治滁的决心和信心，起到积极地促进、鼓舞作用。在奠枕楼上欢宴时，辛弃疾即兴和李清宇韵作了一首词。
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簷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旗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选自《稼轩长短句》）
李清宇祖籍延安，也是南渡之人，性格狷介耿直，不以清贫为憾，乐观人生，有才气。辛弃疾和其韵而作，想来李清宇一定有关于奠枕楼的词，可惜无从查找。“簷牙高处，浪涌云浮”句是形容奠枕楼很高。“罢长淮，千旗临秋”是对南宋决策者们的讽刺，他们依恃着得天独厚的江南形胜，却忘记了神州陆沉，以致不敢向长江以北派出一兵一卒。“东南佳气”是指南宋的疆域，“西北神州”是指沦陷于金人的中原地区。下阕中，辛弃疾感慨地写道：“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怀嵩人去”是指唐代李德裕贬知滁州，建怀嵩楼，取怀归嵩洛之意，后来如愿以偿归隐嵩山。“楚尾吴头”即滁州。《列子·黄帝》记载“黄帝梦入华胥仙国。该国百姓听任自然，甚为自得”。后遂用“华胥梦、梦华胥”等代替理想的安乐和平之境，或作梦境的代称。
奠枕楼与《奠枕楼记》
奠枕楼建成之后，辛弃疾“喜其政之成，移书二千里”，请好友严焕（字子文）为记。乾道四年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南京），与严焕为同官，两人结下友谊。辛弃疾任滁州知州时，严焕已任福建市舶使，故云“移书二千里”。严接信后表示“是不可不书也”，遂转请时任平江府府学教授的崔敦礼代写。崔敦礼，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文学家，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著有《宫教集》、《刍言》等。乾道初年曾为严焕的幕僚，在任江宁县尉的时候与辛弃疾相识。接受任务后的崔敦礼，并没有到滁州来，而是根据辛弃疾书信中的叙述和介绍撰写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收在四库全书《宫教集》卷六。辛弃疾的同乡好友周孚也写了一篇《奠枕楼记》，周孚字信道，号蠹斋。乾道二年进士，寓居京口待真州教授阕。乾道八年夏，应邀来滁州做客，成为辛弃疾的幕僚，并一直待到乾道九年才离开。周孚在滁州除了《奠枕楼记》外，还有《奠枕楼赋》（济南辛侯作奠枕楼于滁阳余登而乐之遂为之赋）等其他作品。
这两篇《奠枕楼记》，内容大致相同，既可当文学作品欣赏，也可作史料参考。建奠枕楼时，周孚人在滁州，与辛弃疾关系密切，《记》中所述为亲眼所见，应当更可靠些。崔敦礼《记》中所述的细节有一处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东望瓦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辛弃疾在来滁州之前就对滁州的情况做过研究，他在《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中曾写道：“三国之时，吴人以瓦梁堰为身，筑垒而守之，而魏终不能胜吴者，吴保其身，而魏徒能击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时，南唐虑周师之来，盖尝求吴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犹遣皇甫晖姚凤以精兵十五万扼定远县，负清流关而守，世宗亦以艺祖皇帝神武之兵当之”。辛弃疾疏中所说的“瓦梁堰”和“清流关”，滁州旧志中均有记载。宣统本《来安县志》记载：“瓦梁堰在今县东南赤山湖”。康熙《滁州志·古迹》也记载：“清流关在州西二十五里。”来安县在滁州的东部，瓦梁堰在来安县的东南，从奠枕楼上东望看过去，与瓦梁堰同时看到的应该是清流河。清流关在滁城的西部，无论奠枕楼在滁城的那一个方位也不可能东望而看到，笔者认为应该是“西望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崔敦礼没有到滁州来，对滁州的地形不了解，建奠枕楼的情况是根据辛弃疾的信写的，出现东望瓦梁、清流关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这两篇《奠枕楼记》均没有在滁州刻石，历代《滁州志》也没有收录两文，是一大遗憾。幸运的是四库全书收录了这两篇《奠枕楼记》，滁人才有机会看到全文。
《宋史》说辛弃疾创“繁雄馆”、“奠枕楼”。那么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我们从两篇《奠枕楼记》中可以得到结论，它们是同一栋上下两层名称不同、作用不同的建筑。崔《记》说“市区寂然，人无以为乐，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馆，所以召和气、作民之欢心也，非直曰程课入云尔。即馆（城中酒馆）之傍筑逆旅之邸（即繁雄馆），宿息屏蔽，罔不毕备；纳车聚槖，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之以归。……既又揭楼于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临而歌舞之。”周《记》说“侯乃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兵，创客邸（即繁雄馆）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楼’，使民以岁时登临之。”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思表达：那就是客邸即繁雄馆筑于街市之中，用以招待四方来滁州的人，然后在繁雄馆的顶上加层建了一座楼阁，命名为“奠枕楼”。可以置酒楼上，登高望远，观赏游乐。
那么，奠枕楼究竟在滁州哪里呢？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在其卷四十二“淮南东路滁州篇”中记载：“奠枕楼在招福坊”。据笔者考证，招福坊在老城区的南谯北路上，自南桥到鲜鱼巷口一带，奠枕楼的原址就在这一段街道的东侧（见拙作《辛弃疾滁州奠枕楼遗址考》）。
乾道九年冬，辛弃疾得知在通判建康府时结识的友人叶衡复有知建康府之命，而自己也已被任命为江东按抚司参议官时，请周孚代作了一篇启文，呈送叶衡（《蠹斋铅刀编》卷一九《代贺叶留守启》）。此启文中有“知以筋骸之疚，退安闾里之居”句，由此可知辛弃疾于乾道九年冬，因病离开滁州回归京口旧第。光绪《滁州志》卷四职官志有“赵善仁。乾道四年，以奉议郎知。九年，以右朝承议郎再任”的记载，可以确定辛弃疾是乾道九年冬离开滁州，否则，赵善仁就不可能乾道九年再任。
辛弃疾回归京口旧第后的第二年即淳熙元年（1174年）春赴建康赴任，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离开滁州后，辛弃疾仍然忘不了奠枕楼，在为舅兄范南伯祝寿时填词一首：
西江月·寿范南伯知县 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南伯去岁七月生子）。 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如何？金印明年斗大。（《稼轩长短句》）
关于辛弃疾此词作于何时何地，曾有乾道九年作于滁州一说，近年来，有专家在邓广铭先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研究成果。据《辛弃疾研究》一书的作者辛更儒在《辛弃疾家室再考》中写道：“查辛弃疾乾道八年（1172年）知滁州，创奠枕楼于州市。而驻春亭，邓广铭先生的笺注称‘未详，疑亦滁州之一亭也’。其实非是。遍查滁州地方志，无此亭名。据我考证，驻春亭应即建康府知府衙内钟山楼左边的四亭之一，因其周围种植芍药，故曰‘驻春’。此词作于建康府，即淳熙元年（1174年）辛弃疾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之时，江东安抚司治所在建康府”。由此可知，此词是辛弃疾离开滁州以后所写。
范南伯即范如山，范邦彦之子。南伯之妹是辛弃疾南归后续娶的夫人（原配赵氏病故）。刘宰在《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述》中说范南伯“女弟归稼轩先生辛公弃疾，辛与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可知范家与辛弃疾都是南归之人，相处甚欢。后来南伯之女又嫁给辛弃疾之子。从“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二句，也可看出辛弃疾人虽离开滁州仍心系奠枕楼的情景。
重建奠枕楼与辛弃疾文化的彰显
八百多年过去了，辛弃疾留给滁州的“奠枕楼”、“繁雄馆”早已无存，只在清风亭旁山崖上，留下了一方与幕僚雪后游琅琊山纪游的刻石。滁州之名起于隋代开皇三年（583年），能使滁州之名扬于外而赫赫者，文人的作品和遗构功不可没。欧阳修的两亭两记最能说明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追求，如何利用文化的功能以促进一地的经济、文化的繁荣，用文化软实力来推动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辛弃疾文化在滁州是可与欧阳修文化相媲美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辛弃疾“招商富滁、为民解忧”的精神在当今滁州亟需发扬光大，首先要与民同心，形成共识；与民同力，建功立业；然后方可与民同乐。因此，建议在琅琊新区的湿地公园项目中建设以辛弃疾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主题公园。可以在园中重建繁雄馆和奠枕楼，建设辛弃疾纪念堂和稼轩词馆，利用辛弃疾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滁州一处旅游、购物、休闲一条龙服务的旅游景点。繁雄馆可供购物，奠枕楼可以游览，辛弃疾纪念堂和稼轩词馆是凭吊怀古的好去处，整个公园更可供滁人游览休闲。同时还可以将之融入琅琊山风景区的组团旅游，能够尽快集聚城北新区的人气，带动琅琊新区的经济发展。为琅琊区乃至滁州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
宋太祖赵匡胤滁州端命殿遗址考
徐茵
宋太祖赵匡胤及其皇族在滁州留下很多历史遗存，本文探讨的仅是端命殿建在滁州的原因、建筑年代、作用以及遗址的问题。
一、端命殿建在滁州的原因
端命殿的端是开端、发端的意思，命是顺应天命。宋朝王铚在其所著的《默记》中说：“其后仁宗时，所建原庙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历试（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故号端命。①”这样一个与赵匡胤功业有关的殿宇为什么会建在滁州呢?
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任殿前都虞侯，随后周世宗柴荣攻打南唐，在滁州城西北二十五里的清流关与南唐守军进行激战，乘夜色浮西涧水直抵城下，生擒守将江州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这是赵匡胤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功，也是后人最为称道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关于这次战斗，诸多史料都有记载，其中最生动和详细的当推宋王铚《默记》的记载：“李景（璟）闻世宗亲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寿州，命大将皇甫晖、监军姚凤提兵十万扼其地。太祖以周师数千与晖遇于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晖整全师入憩滁州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于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太祖微服往访之。学究曰：我有奇计，所谓‘因败为胜，转祸为福’者。今关下有径路，人无行者，虽晖军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我既败之后，无敢蹑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众浮西涧水至城下，斩关而入，彼方战胜而骄，解甲休众，必不为备，可以得志。所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若彼来日整军而出，不可为矣。太祖大喜，且命学究指其路。学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导。即下令誓师，夜出小路亟行。三军跨马浮西涧以迫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既入，晖始闻之，旋率亲兵擐甲与太祖巷战，三纵而三擒之。既主帅被擒，城中咸谓周师大兵且至。城中大乱，自相蹂践，死亡不计其数，遂下滁州” ②。
关于这次战斗《旧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丰乐亭记》记载的情节大同小异，唯唐军的人数有不同。《旧五代史》记载：“壬申，今上奏，破淮贼万五千人于清流山，乘胜攻下滁州，擒伪命江州节度使、充行营应援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充应援都监姚凤以献” ③。《宋史》记载：“三年春从征淮南。南唐节度皇甫晖、姚凤众号十五万，塞清流关，击走之。④”《丰乐亭记》也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最早的记录是“万五千人”，继而演变成“提兵十万”，后来竟是“十五万”。笔者认为《旧五代史》载1.5万人比较真实可信。一般来说，最早的史料记载应该是比较真实的，而且《旧五代史》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薛居正主持修后周史的时候，对于当朝皇帝的事迹不会不注重真实，所以，《旧五代史》的记载应该是准确可靠的。后人为彰显开国皇帝的武功战绩而将敌军数字扩大也是有可能的。
赵匡胤滁州清流关之战，阻断了南唐对北方寿州的援助，后周很快攻下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南唐中主李璟割地称臣。后人评价说：“盖淮南无山，惟滁州边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处，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断寿州援，则淮南尽为平地。自是遂尽得淮南，无复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势，尽收淮南，李景（璟）割地称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晖，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⑤。滁州清流关之战也使赵匡胤在后周军中威信大增，为其后来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奠定了基础。而滁州也就成为宋太祖的发端之地，大宋朝的祥瑞之地。宋仁宗曾对辅臣曰：“朕览自古帝王，凡起义及立功之地皆崇建浮图，以旌示后人。如唐太宗之诏是也。恭惟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业若此，而神御缺然，是朕不能显扬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旧寺，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并州（后升为太原府，今山西省太原市）曰统平，澶州（后升为开德府，今河南省濮阳市）曰信武”。⑥ 所以，端命殿建在滁州的原因是仁宗皇帝为了彰显祖宗的美德、旌示后人。
二、端命殿的建造时间及纪念活动
宋仁宗皇祐五年，王靖（东晋开国丞相王导的二十四代孙）来到滁州任知州（一说判官）⑦。王靖上书朝廷，奏请在滁州建立太祖纪念建筑。朝廷允请在滁城天庆观（一说大庆寺）西部建立了端命殿。
关于端命殿在滁州建造的时间，史料有很多记载：
《宋史》本纪仁宗赵祯（四）载：“（皇祐五年）三月癸亥，遣使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太宗御容于并州，真宗御容于澶州”。《宋史》卷一百九志第六十二也记载：“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请，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神御，乃宣谕曰：“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
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记载：“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图经》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创端命殿宇于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⑧。
兴建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纪念建筑，在宋初应是一件大事，故此宋史作了两处记载。《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1127-1202）是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其祖父王萃（字乐道）是欧阳修的学生。其父就是上面提到的《默记》作者王铚，母亲是“北宋宰相曾布的孙女”⑨。曾布的哥哥曾巩在欧阳修知滁时曾来滁州，并作有《醒心亭记》，弟弟曾肇曾于绍圣二年（1095）任滁州知州，因而王氏家族对滁州不陌生。后世对王铚和王明清父子的著作评价较高，“可补正史之不足”。王明清于南宋“淳熙中（1174-1189）为滁州来安令”⑩。其时来安县归滁州管辖。王所考证的《图经》是宋代滁州的一本志书（见《皖志史稿》），因此，端命殿于皇祐五年（1053）所建应该是准确的。至于《宋史》说是三月，《图经》说是十月，之间差了七个月，笔者推测《宋史》所记的是批准新建端命殿的时间，《图经》所载的是端命殿建成的时间，因端命殿是“因其旧寺”，在天庆观内建筑，故而不需要大动干戈，只是建造一个祭祀大殿即可，有七个月的时间可以建成。
端命殿建成以后，除了供奉太祖赵匡胤的御容画像以外，还把赵匡胤在滁州赐给部下王嵒的书帖，刻在端命殿内的墙壁上。其内容是：“淮南道营左厢排阵使帖王嵒，防虞寨将阙，合差补王嵒充寨将勾当者。右具如前事。须帖补王嵒，准此指挥勾当者 。显德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帖。使、检校太尉赵押。⑾ ”
南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滁州知州辛弃疾曾经见过这个帖子，并写下跋文：“臣守滁之十月，全椒县僧智淳以王嵓帖来献，且言向尝刻石天庆观中，臣召道士王中勤问之，信然。臣又询诸州人，得嵓之六世孙进士王大亨，言嵓晋阳人，柴周之攻淮南，嵓适隶太祖皇帝麾下，显德四年太祖皇帝攻楚泗，嵓实被命来此。帖本藏其家，政和八年始取归禁中，后以石本赐天庆观，乃刻而龕之端命殿之壁。……嵓行事虽不可考，然以其时侪辈推之，盖亦以材选者。臣惧其湮没，故备载于下方，且使嵓得托以不朽云。⑾”
由此可知， 王嵒是当年跟随赵匡胤打仗的将领，此帖是赵匡胤于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写给王嵒的一纸任命书。此帖本来收藏在王嵒的后代手中，宋徽宗政和八年（1117），由朝廷收归宫中保管。并把复制品赐给天庆观，于是刻在端命殿的墙壁上以作纪念。
端命殿的纪念活动主要是祭祀赵匡胤，“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⑿”。朝廷对祭祀活动非常重视，刚建成时派兵马都监官员一名监管，到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加派官员专人管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滁州的官员们都要前来供奉祭拜。每至春节、清明、冬至等时节，朝廷还会派官员前来供奉祭拜。
三、端命殿纪念活动的结束及破败
建炎三年（1129），赵构在建康（今南京市）建都。南宋建立后，宋金边境以淮河为界，滁州已成为前线。故此，建炎三年（1129）八月庚午（二十四日）高宗赵构“移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画像于建康府天宁万寿观⒀。”至此，滁州的端命殿结束了它的使命。
其后，滁州连续遭受战火的摧残。光绪《滁州志》载：“建炎三年，盗李成陷滁州，杀安抚向子伋，纵火大掠，民受歼。时金兀术分兵由滁和渡江，与成合。成寻引兵至淮西。”“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为乱，屯滁州龚家城（南唐时期建，当在今乌衣镇南原黄圩乡境内）。”“绍兴四年（1134）冬十月，金人犯滁州，十一月，滁州陷。”“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南侵，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秋九月，金将萧琦陷滁州，守臣陆廉弃城走。”“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金人陷滁州。”由以上记载可知，滁州屡次遭劫，建筑物受损严重。因此，当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王明清来到滁州作来安县令的时候，看到的端命殿已是“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荡之久，茂草荆棘，无片瓦尺椽存在⒁。”王明清对此感到难过，他“还朝上言，以谓太祖皇帝历试于周，应天顺人，启运立极，功业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创，故号端命，诚我宋之咸、镐、丰、沛，命名之意可见。⒁”他向朝廷提议“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后来，“得旨下礼部讨论，而有司以谓增置兵卫，重有浮费，遂寝所陈。⒁”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当然不会在烽火连天的滁州重建端命殿了。王明清曾亲自到当年太祖皇帝入城的地方“恭覩”太祖的伟绩。他气愤的说:“如是，则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问耶！”
四、端命殿的遗址何在
端命殿是“因其旧寺”，建在天庆观内西部。那么天庆观又在滁城何处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史料中找到历史的痕迹。万历《滁阳志》记载：“天庆观在城内沙河（今内城河）岸东。宋祥符间建，遭建炎兵烬。仅存法堂。绍兴后递相修治。国朝洪武初，撤之。滁阳王庙即其旧址。⒂”民国杭海《滁县乡土志》记载：“滁阳王庙在城内广惠桥（今西桥）即鼓楼保之西桥东高阜上，祀明初郭子兴庙，久废。康熙中改建关帝庙，康熙十九年州守赵清祯即其遗址改建云。门内东隅有洪武敕撰之滁阳王庙碑，洪武十六年撰，建亭护之今尚在。⒃” 康熙二十三年（1684）《滁州续志》记载：“关帝庙建州治西仪门外，明万历末年，郡守孙森改建于西桥之左，岁久支离，康熙十九年冬，郡守赵清祯涖任，奉神唯谨。谋之绅粭父老，择地改迁。众称滁阳王庙废址地处最高，周环碧障，为滁大观，合宜迁建，以妥圣灵。于是捐俸为阖郡首倡，鸠丁径始，榱桷瓦片俱为撤病易新，阅四载告成功焉。⒄”《滁州市志》第二十七章“教育”中有重点小学简介：“滁州师范附属小学简称附小，初名滁州初等小学堂，始创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校址跨清流街两边，有天桥相连，西为关岳庙，东为龙兴寺院。民国四年（1915）更名滁县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后又更名为滁县县立关岳庙小学校。1952年改名为滁县师范附属小学。⒅”
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端命殿的遗址就在老城区西桥的东面，原滁州师范附属小学（今滁州市第一小学）的西校区。
考“宋祥符年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天庆观就在这九年中的某一年中建成。宋皇祐五年（1053），宋仁宗将端命殿建在天庆观内。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移端命殿太祖御容至建康（今南京）。后来，滁州屡经战火，端命殿成为废墟。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在天庆观旧址建滁阳王庙祭祀马娘娘的义父滁阳王郭子兴。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将滁阳王庙改建关帝庙。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改建为小学校至今。笔者1965年小学毕业考初中的考场在一附小，依稀还记得校园的东隅有一个大乌龟（赑屃）驮着很高的石碑，那石碑就是滁阳王庙碑。
注释：
①②⑤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王铚《默记》卷上.
③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周书）世宗纪三.
④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托克托（元）《宋史》本纪太祖赵匡胤（一）.
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一.
⑦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编篡《琅琊王氏文化志》457、467.中华书局.2008.12.
⑧南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卷一5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
⑨《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张剑著《王铚及其家族事迹考辨》.2008.12.
⑩南宋王明清撰《挥麈录》附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73页.
⑾跋文为辛弃疾幕僚周孚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代作，原文载周孚《蠹斋铅刀编》卷三十。
⑿⒁南宋王明清撰《挥麈录》.
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宋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
⒂明李之茂等篡修《滁阳志》421页.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三月.
⒃民国杭海著《滁县乡土志》第40页
⒄清王赐魁修《滁州续志》卷之一古迹篇718页.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三月.
⒅滁州市（县级）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滁州市志》第760页.方志出版社.1998.10.
| 明代“滁州十二景”寻踪 | | |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翻阅清康熙余国木普《滁州志》时，发现载有十来幅山水图。原来是湖州贡生尹梦璧于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在滁州任通判时，将秀丽风光的最佳景致归为滁州十二景。我非常感兴趣，400年岁月流逝，这十二个景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找来有关志书研究，向专家们请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进行实地勘查。满山的荆棘划破了衣服和手脚，却是踏遍青山风景独好，终于弄清了明代滁州十二景现在的情况。在此略作介绍。 一、今天仍旧供人游览的景点有琅琊古刹、让泉秋月 1、琅琊古刹 琅琊古刹即今“琅琊寺”。始建于唐代大历六年（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筹资，法琛禅师所建。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刺史胡琉奉赵匡胤之命，藏“四朝御书”于御书阁内。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赵光义御赐匾额，易名“开化禅寺”。清代嘉庆年间，皓清律师募金扩建， 改寺名为“开化律寺”。太平天国时期，“寺经烽火”，仅存无梁殿一座。光绪三十年（1904年），达修（李赞泉）住持此寺， 募集资金，重复旧貌。1984年正式以“琅琊寺”冠名。该寺有大雄宝殿、玉皇殿（无梁殿）、韦驮殿、明月观、明月池、藏经楼、濯缨泉、祗园、雪鸿洞、归云洞等著名景点。 我们重点踏勘了琅琊寺周围数量较多的摩崖石刻。在玉皇殿东约150米的山坡上，有唐代摩崖石刻三处：李幼卿摩崖题诗、柳遂摩崖题诗、皇莆曾摩崖题诗。在大雄宝殿后壁有唐吴道子绘观音像碑。在寺西归云洞内，有宋治平元年（1064年）杜符卿摩崖石刻两处。在玉皇殿西150米清风亭后，有南宋抗金名将辛弃疾于乾道九年（1173年）冬，亲书纪游的摩崖石刻。还有明代、清代、民国的石刻约200处。 2、让泉秋月 “让泉”位于醉翁亭门前，隔一溪之水与醉翁亭相望，泉眼周围用石块砌成二个方池，分别有泉水交替涌出。泉的上方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滁州知州王赐魁题刻的“让泉”二字碑刻。据说，“让泉”之名典出于西南边陲有一种让树，一颗种子发两棵芽，出土后必自行枯萎一芽让另一芽存活，象兄弟一样友爱。 “让泉秋月”就是如今的醉翁亭景区。醉翁亭为山僧智仙建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后屡毁屡建。现在的建筑为清光绪七年（1881年）全椒人薛时雨募集资金修建，我们在“宝宋斋”里找到了薛时雨的《重修醉翁亭记》石碑，碑文记载了曾国藩、刘铭传、吴棠等晚清名臣出资捐助的情况。醉翁亭院内还有宋代建筑“二贤堂”，明代建筑“宝宋斋”、“意在亭”、“曲水流觞”、“影香亭”、“方池”、“古梅亭”等；清代建筑“解酲阁”、“怡亭”、“六一亭”等。欧阳修所植梅花在古梅亭之前，原梅已枯，此株约为明代嘉靖年间后人补植。距今四百年以上，枝茁叶茂，老而不衰。 二、 遗址正在修复的有丰岭祥云、清流瑞雪、花山簇锦。 3、丰岭祥云（丰乐亭） “丰岭”即丰山，紧靠滁城西郊。丰山之名的由来，传说不一：一说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山顶饮过马，见水草丰美，登基后就把沛县丰邑的人迁来滁州，故有丰山和侨置的沛县之称；一说此山为附近诸山主峰，凡雨泽大至时，必有云气预发山顶，谚语说“丰山着帽，丰年之兆。” 以丰山为主体、以丰乐亭为中心的风景区，历史上很有名气。丰山上有汉高祖庙（高皇庙）。欧阳修知滁时，曾撰写《祈雨祭汉高祖文》。该庙已在战火中毁坏。明洪武六年（1373年），兵部在此山麓建养马场，并设置太仆寺——管理马政的机构。丰山东北侧，三面环山，山下有一幽谷，欧阳修在此修建了丰乐亭、开凿了“紫薇泉”。九百多年来，历代文人名宦，游丰山幽谷，览丰乐亭，祭汉高祖，留存了几百首诗词、游记、祭文。其中欧阳修写的《丰乐亭记》是《醉翁亭记》的姐妹篇，深受后人喜爱。 现在，丰乐亭院内的亭门、丰乐亭、保丰堂、危楼、棠舍、介舟等已经重新修葺一新，紫薇泉的泉水甘甜如故。可惜1974年建的油库使这里至今不能供人游览。滁州市政府正在协调油库搬迁事宜，丰乐亭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已通过专家论证，“丰岭祥云”这个古老的景点即将供人观赏。 4、清流瑞雪。 清流即清流关，位于南谯区的关山中段。因南唐时地属清流县得名。又名“关山洞”。据《滁州志》载，清流关初建于南唐，公元937年，李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南京）。特在此建筑关隘，“以御北师”。清流关削壁峭立，下临深涧，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九省通衢”、“金陵锁钥”。 欧阳修等诗人曾有“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岭控江淮高刺天，雪中形胜与云连”的诗句。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时任殿前都虞侯的赵匡胤带领5000人马攻打滁州，大败南唐军十五万人，生擒将领皇甫晖和姚凤。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二月，总理五省军务卢象升与李自成在清流关展开血战，河水为之赤。清代末年津浦铁路通轨，清流关沦为偏僻山路，建筑渐渐残败。修建于明代以前的古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4.5米，全为青石铺垫。道中遗留宽5厘米、深3厘米的车辙痕，清晰可见。关楼附近原有关山寺、关帝庙、包公祠、娘娘殿、无梁殿、藏经楼、胡天官祠等建筑群。今仅存半壁关洞，上马石、下马石、试剑石、古井等。 ； 早在80年代，清流关就被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前期开发工作已经实施，南大门已建成。登关一望，群山逶迤，峭壁削之，仍不失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漫步在古驿道上，发思古之幽情，遥想当年古战场上金戈铁马，旌旗蔽日，河水为之赤的惨烈，至今也不禁为之动容。 5、花山簇锦 花山在南谯区花山乡境内，离滁城约20公里。尹梦璧原画题词云：“此发滁祖山也。层峦叠岫，望如簇锦。”这就是“花山簇锦”的由来。 彩云洞就在山顶上。1985年，原滁州市政府曾对该洞进行探测、整修。雨后初晴，我和几个朋友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发现洞口很小，洞里却很大，一片漆黑，需借助矿灯和手电的光线摸索前行。“洞内共分为五层，从洞口至第五层的尽头约有1500米”，洞内的钟乳石很美丽。今日的花山，风景如画，登其主峰，仍望如簇锦。遍山的林木翠竹，郁郁葱葱。幽深曲折的彩云洞已经有民营企业家在开发，不久将会向游人开放。 三、遗址尚存的有重熙洞天、西涧春潮、龙蟠叠翠、菱溪夜雨 6、重熙洞天 重熙洞在滁州市开发区凤凰办事处陈桥村鸡爪山北腹，距离滁城约五公里之遥。明代嘉靖丙寅年间（1566年），太仆寺卿盛汝谦偕郡人孟津在鸡爪山发现此洞，见洞顶有熙阳射入，宛如另有一重天，因命名为重熙洞。民国《琅琊山志》记载崇祯丙子年（1636年）滁人避寇于此，普救万众之数。故又名普救洞。 明人肖崇业在《游重熙洞龙蟠琅琊记》中曾对洞内有这样的描述，“上有天窗闭启，吐日吸月，容光掩映，万形可辨，怪石玲珑，纹肖刻画”。当时游人众多，踏山成径。清代以后，其洞半淤，洞口为山石所堵。如今，重熙洞经多次挖掘后的洞口宽敞高大，可容二人并排同时进入。洞口石壁上“万历丁丑仲夏省祭官邵富督工重建”的石刻依然清晰。进洞十余步，可见洞顶有一窍天然空隙，自洞内可看到天空的景观，别有情趣，明人称“一窍天”名不虚传。惜“怪石玲珑纹肖刻画”的景象已不复见。洞深二十余米后分为两岔洞，幽深不可进，我们没有带绳索、电筒，只好作罢。 7、西涧春潮 唐代建中四年（783年），韦应物出任滁州刺史，写了一首绝句《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哙炙人口的诗句广为流传，使西涧至今名声在外。外地人来滁州，常问西涧在何处。据清代光绪年间《滁州志》记载，西涧本属小沙河，西部山区汇集的水自西向东合金家桥下之水为乌土（兔）河，东入上水关，过广惠桥（西桥）、通济桥（南桥）、三元桥（文德桥），穿城而过，出下水关入清流河。因其主河道在滁州城西，故名西涧。 宋代以后，州人依据《滁州西涧》诗意，在涧边建有野渡庵、野渡桥、幽草亭。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诗人王士祯曾赋诗一首《西涧》：“西涧萧萧数骑过，韦公诗句奈愁何？黄鹂唤客且须住，野渡庵前风雨多。”根据有关方志记载，野渡庵在民国时期尚存，毁于侵华日寇之手。野渡桥、幽草亭早已坍塌。1958年，修建了城西水库，将西涧大部分淹去，如今只存水库大闸至上水关（滁州中学后院围墙处）一段水面，仍依稀可见旧时影子。滁州市政府已有“在城西水库以西的适宜区域，开辟西涧景区”的旅游规划。 8、龙蟠叠翠 龙蟠叠翠之景位于滁城西南7公里左右的琅琊山林场境内，滁花公路煤炭口南侧数百米远的山洼处。景区内原有龙蟠寺、偃月洞、灵芝井等，山峦夹峙，岩石耸立，林木茂密，郁郁青青，灌木丛生，野花繁盛，故称“龙蟠叠翠”。 龙蟠寺亦名广福禅寺，又名寿圣寺，寺僧吴广建于北宋元佑年间，八年而成，规模宏大，“费钱千万”。据滁州文物志记载：“1985年时，遗址尚有直径60厘米的楹底石墩十数，自南向北，屋基为5层，共进深130米，东西宽80米”。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瓦砾遍地，仅余一阶梯形石础。再寻找灵芝井（宋人张希尹凿于1088年，仰泉涌出，因产灵芝而名，龙蟠寺众僧皆赖此井水为食用），也早已崩塞，唯有一凹可辨。偃月洞在龙蟠寺遗址北数十步，洞门已毁不可寻，只见一片怪石屹立林间，形态各异，石间有洞，洞与洞似乎相通。洞周围有宋代摩崖石刻多处，宋绍圣四年（1097年）知州曾肇（曾巩的弟弟）的题洞名刻岩已字迹模糊。另有宽40厘米、高50厘米的一块宋代摩崖石刻，上书“蔡延庆、韦骧、沈铢，元丰庚申（1080年）孟夏十七日游”。虽经千年风雨仍字迹清晰，殊为珍贵。然漫山林木茂密苍翠，“森森万丈凌苍穹，怪石垒垒若蹲虎，古柏屈曲如蟠龙，林鸟自啼花自落”，仍不失为一佳景之处。 9、菱溪夜雨 菱溪原名荇溪，因五代时避吴王杨行密讳改为菱溪。据清康熙《滁州志》载，“菱溪塘在州东七里，周一百三十丈”。即在今琅琊区扬子办事处菱溪村。 当年尹梦璧驾舟夜行湖上，游鱼夜出，弄津水面，作霖雨之声，故将此景命名为“菱溪夜雨”。杨行密部将刘金的宅园就在菱溪塘边，家藏六块奇石，后子孙沦落，奇石被弃之溪边，有一块最大“偃然僵卧于溪侧”。欧阳修知滁时，多次前去观看，视为珍玩， 用三条牛驾车把菱溪石运到丰乐亭，“朱栏绿竹相映掩，供游人岁时嬉游”。还特地作了《菱溪石记》文和《菱溪大石》诗以显其胜。清代光绪年间，菱溪石被移于醉翁亭院内。 四、已经不存在的景点有石濑飞琼、柏子灵湫 、谯楼大观 10、石濑飞琼 石濑涧在南谯区城郊乡赤湖铺，距滁城约7.5公里，源自花山北麓，经九莲峰、蚂蚁山南，过官庄东仙桥入赤湖。清代康熙年间《滁州志》载：“石濑涧在赤湖铺之北，石生水底，嵯峨突兀，连亘数十丈，水流其间，萦纡回复，每春夏泛涨，水石相激，澎湃有声，波澜眩转，观者忘倦，为州之异景”。水激石涧形成的急流，如溅飞的琼珠，是一大奇观。1958年，石濑涧淹入城西水库之中。 11、柏子灵湫 柏子灵湫即柏子潭，在今天的龙池街龙潭。原是汉代开采铜矿留下的大水潭，故潭水深黑色，因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封为柏子灵湫或柏子龙潭。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率义军驻扎滁州，正值大旱，朱元璋亲挽雕弓，向潭中射箭三支，祭祷“神龙”请三日后雨，至时果然大雨，圣衷大悦。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遣秦府右傅文厚吉以御撰文至柏子潭前致祭。洪武九年（1376年），“敕有司建祠”。九年后，朱元璋再次下诏，在柏子潭前建亭，亭内安放御制的“柏子潭神龙效灵碑”。洪武十九年（1386年），疏浚龙潭，在潭周围建楼，极其壮丽。 柏子潭边有“柏子龙潭庙”，又名“五龙君祠”，是宋代乾德四年（966年）知州高保绪建，祠中绘有五龙像。从宋代至民国年间，每年六月初六，滁人都前往祭祀。欧阳修知滁时，曾作《柏子坑赛龙》记其胜景：“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潭东侧有龙泉寺、马神庙、时若亭；西北侧有龙王庙、双燕洞、吕公泉，均久已废圮。 1936年4月，著名散文作家方令孺女士偕徐悲鸿、丁玲等一道游琅琊山，曾著文记述当年“柏子灵湫”周围建筑的宏伟壮观。可惜现在已经淤塞为平地,旧景无存了。 12、谯楼大观 原址在滁城内文德桥北。清康熙《滁州志》记载：“在州仪门之外，东去三十余步，旧名皆春。元代至元五年（1268年）郡守刘淇重建。置鼓角更漏于上，改为谯楼。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郡守赵大纲将其开拓，改名大观楼”。清代康熙八年（1669年）州守余国木普重修，雍正七年（1729年）郡守万士良重修。大观楼建筑雄伟，登楼可远眺全城。登斯楼远眺琅琊山，近观文德桥下幽幽碧水，远景如图，近景似画，故曰谯楼大观。此楼毁于清代晚期。 当年，尹梦璧曾将所绘的图画，配以诗文，勒刻于石碑。碑石共有6块，长176厘米、宽50厘米。每块碑石分刻两幅诗画，镶嵌在丰乐亭院内保丰堂的内壁。可惜文革中遭到破坏，目前尚存碑刻4块，残存在丰乐亭外的林间空地上，字画尚可辨识。 通过十二景寻踪，我深深感受到滁州历史文化的厚重。研究历史文化景点，目的是开发、利用。十七大的召开，带来了文化的春天。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明代滁州十二景中一些正在开发的景区一定能够成为滁州旅游的新景点，为振兴滁州经济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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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余中元，男，1972年9月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毕业于武汉大学汉口分院（现名为江汉大学）艺术系美术教育专业。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