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校史]全国百所名校之一：杭州市天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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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天长小学三位一年级同学 蔡玉菊 2007-10-07

陈佶   陈佶是我同事应晓伶的儿子。陈佶听觉频率补偿不全。当时有人劝应晓伶夫妻再生一个，但应晓伶说我们把陈佶培养好了一样的，不生了吧。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因为那时已实行计划生育，有的人为了能再生一个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了。   应晓伶极富耐心，她对陈佶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在陈佶学龄前她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给了陈佶。她对陈佶讲话的语速很慢，她想让陈佶通过看口形听话并模仿说话，渐渐地陈佶会听话了，继而会说话了，只是语速慢一点及稍微有点含混。在1984年，这个本来可能要上另类学校的陈佶进了所住学区的天长小学读一年级。老师在倾听了家长的介绍后把陈佶的座位安排在了第一排，各科老师通常会在讲课后，同学做课堂作业时，哈下腰面对陈佶放慢语速再讲一些重点，直到陈佶点头为止。所以听觉频率补偿不全的陈佶在天长小学学习成绩一直优良，班主任老师及其他各任课老师还有沈之梁校长、李承龙书记，在很多会上、各类场合都提到过好学生陈佶，遇到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同学更是把陈佶搬出来说教。陈佶心灵手巧，他会用橡皮泥把动画片《三个和尚》的故事捏得栩栩如生。寒暑假我们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办公室，我的女儿比陈佶小2岁，当时还在上幼儿园。陈佶在小妹妹面前颇具绅士风范：礼貌谦让和气呵护……这些品质绝对是教育的硕果。后来陈佶成了大学生，这源于天长小学给了他坚固结实的知识奠基。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绅士一定成了真正的绅士了吧！   近年来在报纸杂志上有新闻报道：用口形让听觉频率补偿不全的孩子听话说话，其实准确地说这是旧闻，因为在二十多年前，应晓伶和天长小学的老师们就已组成协调的整体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很成功，只是他们没有总结与宣传罢了，这和时代氛围有关，那时重在做，现在流行秀。   蒋晟刚   蒋晟刚是我好友吴克勤的儿子，1984年进了天长小学读一年级。若把学生分为乖与不乖，那蒋晟刚属于后者，当然这不乖不是坏，只是自控能力差些罢了。蒋晟刚刚进学校就凸显多动、调皮，比如上课会拉前面女生的辫子，下课会和男生为谁先打乒乓球而推扯……老师批评他，他脸上会有略带羞涩的也挺可爱的笑脸，但过后又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很多课余时候，班主任老师的一只手始终是拉住他的一只手的——生怕他生出一些什么事来。   有一次他下课和同学说昨晚回家过马路时，他冲了7次都没冲过去（他家离学校挺远），老师无意间听见了，后来有好几次就专程送他过马路，这让他很感动。他觉得只有在学校不要那么不乖才对得起老师，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品行呈上升状。蒋晟刚语文尚好，极善启迪的语文老师就时不时地鼓励他，还把他的一些作文在课堂上诵读。童子功可以终身受用的，如今蒋晟刚颇爱看书，家中藏书多多，对报纸上一些美文会剪下来时不时地拿来看看读读，也能写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文章（他是蟋蟀协会的），“如果没有天长小学语文老师当初鼓励鼓励他，他今天就写不出这些尽管是搞搞儿的、但终归是属于文章的文章。”好友吴克勤这样对我说起他儿子。   叶必卿   叶必卿是我姐的女儿，1984年刚上一年级她就对学习表现出了极大兴趣。那时每个星期天，叶必卿都和她妈妈到外婆家来。来了，她就会背儿歌给我这个姨妈听，我至今还记得一首：“jqx，小淘气，碰到鱼眼就挖去”，这是她们的语文老师在教学j、q、x与ü相拼时，考虑到去掉ü的两点规则是一年级小学生比较难牢固掌握的，因此编写的儿歌。教师还做了道具在课堂上一边演示一边教学呢。这种趣味教学法让一年级的叶必卿和她的同学很快就把ü的去点规则记住并激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叶必卿在天长小学读书一直很优秀，后来一直念到工科博士为止。趣味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兴趣是学习的先导，有兴趣才会激发学习的积极性。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天长小学的趣味教学影响了叶必卿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涯。读工科相对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但叶必卿因了启蒙老师教学的趣味性影响，一直在趣味中学习并让其形成了良性循环，最后学有所成。   百尺高楼从基础造起，小学是人生最重要的打基础的阶段。以上三个同学和其他众多的天长小学同学一起，觉得他们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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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祥地 沈 棪 2007-10-07

1947年8月，我欣喜地应聘于天长小学当老师。学校是杭州的名牌：全市唯一特建的校舍，全省闻名的校长，优秀资深的教师阵容；慕名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深感光荣！   记得次年春天，联合国代表一行前来参观。学校决定展示中国语言特色：有的班展示作文，有的班展示书法，有的班展示朗读……各显特色。我教学的班级，展示查字典的能力：全班学生，运用四角号码字典，迅速读音、释义。黑板上我写出新课的生字新词，学生针对每一个生字或新词，不消一分钟，就能正确读出音，并根据课文选定释义。当时，联合国参观人员，在校长陪同下，走马看花地在全校巡视了一遍。事后了解，他们曾频频点头赞扬我校颇显特色的国语教学。   那时，我工作是非常努力的。根据自己的特长，提倡准确拼音，大力推广普通话。我的教学班，还指导学生课外记日记，提高写作能力。兼任教务主任以后，我跟校长决定，高年级使用两种教材：一种是国定本，一种是叶圣陶写的语文课本。实际教学时，前者是摆设，后者则切实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据那时的学生现在回忆：他们读完六上，就轻松考取初中。如平静、戴锦湖考上杭初，邱华奋、张珊琴、孙洁民考上杭女中……几乎全班都那么出色。有力地证明学生的学习质量确是一流的。这跟学校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措施不可分割。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提拔我为第一任天长小学校长。我惊喜，我感到任重道远，干劲更足。我要求教师踏踏实实地搞好教学工作。经过统一认识，一致认为：外来老师参观，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应该认真接待。于是来校观摩教学的人，源源不断。有力地促进教师认真备课、认真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当时，根据形势需要，我们组织学生兴趣小组活动，训练学生文艺表演能力。成立第一支杭州市小学生腰鼓队、第一支杭州市小学生大型口琴队，吹小口琴的有数十人，还购买了中音、低音大口琴，训练多人和声伴奏。在西子湖畔，延安路和解放路上，时常可以见到我校的宣传队伍。这些演出，由于指导老师水平高，天长的学生学习能力强、热情洋溢，内容又是当时全国罕见的文艺形式，演出也达到了专业水准，市民看了既惊奇又佩服，情绪简直沸腾了。   天长小学培养了我的才能，一生享用不尽。当时，我的爱人也是该校教师。我俩结了婚，幸福一生。因此，我说天长小学是我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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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鳞半爪 严维鹤 2007-10-07

我敢断言：凡是六十多岁以上的老杭州人上的小学多为寺庙庵观改建的。初期的天长小学也不例外。天长小学最早是设立在杭州竹竿巷的天长寺巷天长净心寺内，当时只有初小，没有高小。1927年，北伐军占领杭州后，当时的杭州市长陈屺怀拨款，在现孝女路建立了杭州第一所公立小学天长小学新校舍。由于拨款不足，又通过募捐等方式，终于在1931年春完工。虽然现在看来是简陋的，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首座脱离寺庙形态的小学建筑物：主要由凹字形的两层教学楼与东侧的一座办公楼和教师宿舍组成。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新校舍建成后，原来的天长小学迁入新址，添设了高小，成了完小，校名不变。   学校环境变了，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原来在竹竿巷时的复式教学演变为制式教学。从附设的幼儿园（称为幼稚园）抓起，重视智商，每学期举行各类竞赛活动，表彰那些翘楚者。这时的学校，已开始崭露头角，成了杭人羡慕的小学界之冠，提高了知名度。1937年抗战爆发后，杭州于12月24日沦陷；不足一年，天长小学也停学了。1946年端午节前后，在日本投降将近一年之际，天长小学复校工作开始了，当时学校被糟践得不成样子，修复工作量大、期短，但终于还是在9月1日开学了。这时，天长小学的教育方式是根据美国杜威的“儿童本位说”，实质上已成了实验小学。解放后，逐步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尤其是1953年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使天长小学走上了与其他小学一样的道路，并成为领头羊，一直至今，享誉杭城、浙江省、全国。这其中有多少教育工作者流淌了辛勤的汗水，暂且不计功过得失，让我们记住竹竿巷时的首任校长方秉性，1927年受命建校的吴曼倩校长，1946年复校时的彭惠秀校长……   这中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十多岁时听我母亲（现92岁，健在）说的：1937年9月，母亲和她的二姐去灵隐过生日上香，经过岳坟附近，看到天长小学在那里设了一个分校，招收那些因战争而逃离家乡的难童，约有近两百名左右；穷苦的与家境一般的居多。难童和他们的家长们一起，哭的笑的都有，想必哭是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引发的家乡战乱、弃家抛业、一路的凄惨所致；笑的可能是因孩子们又有了求学之处。看了基本上是凄惶的场面，母亲和二姨母当即决定不去灵隐了，把预备上香捐功德的两元大洋摸了出来，捐给了一个先生模样的人，聊表对分校的寸心。这个天长小学分校的难童们直到1938年9月才随着天长小学本部停办而另奔他途。我之所以提及此事，强调的是：天长小学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仍然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挤出力量为避难儿童搭起教育的“绿色通道”，这是令人敬佩和称道的。尽管其他小学也插收了一些难童，但力度远不及天长小学大。   复校后，尤其是解放后，在杭城小学界各类校际竞赛活动中，天长小学屡屡得奖，始终是名列前茅。是呀，一流的地理位置、一流的教师团队、一流的教学质量……一切都是与时俱进，谁不想在这样的学校中度过天真无邪的少年生活呢？我在上世纪50年代无缘于天长小学，但每次经过孝女路，都会仰慕地望着那朝南开的两道大门。自从听了母亲的一席话后，更对天长小学有了浓厚的感情。时至今日，我终于能为天长小学写些“点滴”，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缘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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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岭 蓝色的纱巾 ——忆周总理和少先队员们 2007-10-07

这辈子我有幸见到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而且还回答过总理的问话，留下了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回忆。   记得那是1963年秋，当时我在天长小学任教，担任着大队辅导员工作。   那一年，周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杭游览，市外办叫我们组织了几十名少先队员到六和塔“游玩”。李承龙校长带领我们师生早早地来到六和塔，大约11时多，外办的同志通知我们到景区门口去欢迎外宾，我们分列在石阶两旁，欢呼、跳跃、鼓掌……只见敬爱的周总理陪着西哈努克亲王缓缓拾级而上，他微笑着轻拍着手掌，不停地向路边的孩子们点头致意，孩子们奔上前献上鲜花和红领巾。这时总理正走到我的身边，啊，真是近在咫尺，连总理眼角充满笑意的皱纹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总理转过头来用带有淮安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挂着红领巾的我连忙回答：“我们是天长小学的。”不知怎么搞的，本来挺能说的我，一时竟感到气都透不过来了。总理点点头，还轻轻地“嗯”了一声。我觉得总理对“天长小学”这个名字似乎并不陌生，我心里十分激动，备感光荣，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是呀，那时我们天长小学常有欢迎外宾的任务，常代表全市少先队员给外宾献花、献红领巾。每次迎宾任务都是经过党支部严格挑选，并反复进行外事工作纪律教育的。记得有一次几位女队员去机场给金日成首相献花，金日成首相送给少先队员们每人一块蓝色的纱巾。周总理问孩子们，这些纱巾带回去怎么办呀？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交给老师，放到荣誉室展览。”当孩子们回来汇报这事时，我们感到很满意。不料，很快我们就接到外办的电话，说总理有指示，外宾送给孩子们的小礼物不要上交，给他们作个纪念吧。外办的同志还说，欢送金首相回去时，叫队员们把蓝纱巾系上，金首相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猜想，这一定是总理的意见。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把纱巾还给了献花的少先队员。孩子们破天荒地得到了外宾送的礼物，一个个欣喜若狂。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献花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估计也该退休了。我想她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幸福的日子和欢乐的时光吧？不知她们的蓝纱巾还在吗？她们的身体可好，家庭可幸福？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的名字：于米河、袁小燕、左丹燕、邹敏、张雅莉、赵绥绥、王娟娟，还有……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一位日日夜夜操劳国家大事的总理，对孩子们的心情这么理解，对工作中每个细节都如此关注，怎能不让人感动？我对总理的敬佩油然而生。这些年，我时常在想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小故事，尤其是要告诉孩子们，周总理是如何关心下一代的。1996年，总理离开我们三十个年头之际，我终于以此事作为素材，构思创作了一首儿童朗诵诗《蓝色的纱巾》，塑造了一位曾经是少先队员的妈妈形象，以此来表达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   当我坐在舞台下聆听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诵《蓝色的纱巾》时，一种激动涌上心头，泪水顿时充满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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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校 2007-09-20

情牵天长征文   曾抗生   我今年已满68周岁了。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最幸运的一点是我所上的学校都是顶尖的名牌学校，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好老师。   我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是在北大度过的，文革前，在燕园的未名湖畔足足呆了十年；高中读的是杭一中，初中则是在省立杭初；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学习生活最快乐的却是天长小学——杭州最好的小学。   尽管我的父母和自己都没有去刻意追求名校名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好的校风和好的老师给学生打下的基础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947年春，我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天长小学三年级就读，1951年春季毕业离校。   在天长小学，我最喜欢上的是劳作课和音乐课。学校有专门的劳作教室和音乐教室。离开了呆板的日常教室，进入一个新的小天地，对我们小学生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喜悦。每个学生都被发予一套简易的工具：包括钢丝锯、木锉和竹刀等。在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品以后，男同学经常偷偷地做自己喜欢的小弹弓，有人还做抓蛐蛐的罩儿和装蛐蛐的竹筒儿。当然，这是不能让老师发现的，否则就要被没收。顽皮的男生总是喜欢来一点儿出格的小动作，受到童心的驱使，有风险的事儿更会吸引人。这些男生中，不乏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宽松的环境，让孩子们的身心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音乐教室中，有一台钢琴。老师教我们识五线谱，那些小蝌蚪似的音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很好奇。当我知道了什么是中央C，为什么钢琴上有白键和黑键时，我感到音乐中的学问真是太大了。教过我们音乐的老师有两位，男的徐季孝老师和女的陶爱凤老师，都是我喜欢的老师。他们教大家唱音阶，做视唱练习，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很规范的音乐教育。每当电视上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们考问音乐基础知识时，我还能略知一二，都是得益于天长的音乐教育。杭州解放前夕，老师教我们唱的进步歌曲有“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当时的老师们都是关心时局，与时俱进的。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天长小学的教育质量是有口皆碑的。语文课和算术课更是名师辈出。数学是我的强项，算术中的应用题，如鸡兔同笼、植树问题、追赶问题等等被老师用图示法讲解得十分透彻，非常吸引人，至今我还能用初等方法讲给小学生听。我记得，有一次天长小学举行速算比赛，题目数量非常大，大到没有一个同学可以全部做完，结果我得了全校第一名。入高中的升学考试，我以数学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杭一中，高中三年我一直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兴趣小组的主要成员。自然而然地，数学和计算机成了我终身的专业。可是在“文革”中，我却从国防科研单位到了湖北一个地方工厂长达12年。我当过3年工人、3年车间主任、3年技术科长，最后是市电子科研所的所长。我之所以能从理转工并取得成绩，其中少不了劳作课所培养的动手能力和兴趣。   1982年，我回到浙大计算机系任教。退休前4年，校领导又让我到浙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这一岗位需要有文、理、工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及素养，除了加紧学习之外，我靠的就是从小受到的综合素质的教育，当然包括音乐素养在内。退休后快8年了，我一直还在用我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   天长对我而言，是个能够天长地久怀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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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天长征文 那时天长 亦 平 2007-09-17

顷见杭报副刊“情牵天长”征文启事，它像一把钥匙，轻轻开启了我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那扇草掩藤绕、几乎湮灭的小门——   真是岁月无痕，毕业后四十多年再没去过天长小学。此后虽一直在杭州，偶尔也会经过坐落于孝女路和长生路拐角的校区，景物虽依稀可辨，却早已人事全非。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南京转学到天长小学，在那儿从四年级上到六年级毕业。那是个特别的年代，相信凡过来人都会对“时代烙印”有着刻骨的感受：中国正在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后遗症，食物匮乏，经济萧条。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也未能幸免。当时全家暂住在延安路与平海路拐角的金城饭店，那儿每天从早到晚播放广东音乐，什么花好月圆，金蛇狂舞，步步高之类，精神生活还挺丰富。不过后来一听到这些，便条件反射地想起当年饥肠辘辘的情景。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情，我和同学们曾在面临延安路的二楼大露台上津津有味地欣赏杭城第一辆无轨电车试车的场景：电车开过来，要在平海路口掉头驶回，这时会有人扯下“辫子”，让电车利用惯性掉头，然后再及时将“辫子”搭上两根铁线（困难时期，以后才换为铜线）。   上学路不远。记忆深刻的，是不知为何，要在寒冬凛冽时早晨摸着黑到校，然后在紧闭的大铁门前等候。比较阳光的印象，是常要在大礼堂开观摩课，比如我们的数学老师唐世兴，是模范教师之一，曾多次引来市里教师观摩；经常“观摩”的还有语文课等。记忆中，学校的男女老师们年轻活泼，风华正茂；当年的天长小学应该是本市教育质量最高、师资力量最强的小学了。学校的活动挺多，有一次还让父亲到礼堂讲课，记得题目是《读书苦，苦读书》，课后学校还让同学们到家里回访。   最开心的活动是出去演出——到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唱歌跳舞，每人还能分到一小包饼干或面包之类，还有到机场迎接来杭州游览的外国首脑。有一次全班被拉到花港公园“做游戏”，在那儿我们“巧遇”来访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夫妇，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斑斓多彩。我们当年还学了俄语，居然比以后在杭大附中学的英语还印象深刻。班上几个特别活跃的同学更让人记忆犹新；女同学余笃笃，长得漂亮，而且伶牙俐齿，几十年不见，不知她现在如何。男同学姚兴国，家住思鑫坊，我们常聚集他家嬉闹。一次他爸爸从莫干山带回一只松鼠，拴在房内，野性十足，还咬过我。还有一位同学，有一辆小轮自行车，他家住慧宜村，二楼是一间会客室，放了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就像现在的会议室。后来知道他爸爸以前是私企老板，他因此备受歧视。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天长小学历经80年沧桑，也已根深叶茂，长成了绿茵浓密的大树，如今它声名鹊起，成了令人向往的地方。她哺育的无数学子，如播下的果实，遍布于天涯海角。   回望当年，儿童时代已不能一一追忆。但“天长小学”这个名称，却鲜明地留在了记忆中，直至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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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 2007-09-13

情牵天长征文   莫小米   其实我家就住在学士路小学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要舍近求远，为我选择天长小学。   于是我弟弟只要从楼上走到楼下就可以上学，而我必须出门，从学士路1号开始，向西，走半条学士路，拐弯向北，走半条孝女路，才到。这段路在一个7岁孩子的记忆里，还是蛮远的。有一点“求”学的意思。   上了学就知道父母的用意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老太太，名丁降霞，据说她是见过毛主席的——学士路小学有见过毛主席的老师吗？   学校大门是朝东开的，进去右边是花园，左边是大礼堂。我的同学左丹薇、胡小娃、沈茵就在礼堂里演出《三个娃娃种葵花》，第一个娃娃把坑挖得太深，第二个娃娃种在屋后的树荫下，都失败了，第三个娃娃肯定是成功的啰。她们很漂亮嗓音又清脆，让我非常羡慕。   礼堂的那边是大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沙坑、滑梯。我最喜欢星期六的下午，学生放假了，老师在学习，校园变得宁静空旷，而我和罗大乔、胡小娃被特许到校。那时我的班主任是徐祖武老师，他给我们仨一个任务，就是编孙悟空故事续集，每周出一期，要把班级里这周的事情都编进去。我们一边挖空心思想啊想，一边在滑梯上滑上滑下，大概这样思路会通畅些吧。   操场的两边都是教学楼，教学楼后面的小平房是老师的单身宿舍，让我一辈子都记忆深刻的唐世兴、朱松龄、徐祖武等老师都住在那里。   唐和朱并不教我们班，但他们经常上公开课，之前要到我们班“彩排”，唐世兴老师讲数学的那个清爽程度，朱松龄老师念课文时带儿化音的标准普通话，都让学生觉得上他们的课，享受无比。   大学是学习方法，小学是培养习惯。天长小学给我的一些好习惯我受用至今。比如无论算一个什么数字，我都是要验算的，而且要用不同数式来验算，这使得我在商店工作时算账绝对准确，技术比武屡屡夺冠。   好的习惯来自老师的严格，而在当时，严格却曾让我心生怨恨。“八一”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放学后，徐老师让我用毛笔抄在大红纸上。抄了一半，抄错一个字，他责令重抄；顺利抄完，一松懈，落款错一个字，他又责令重抄……如此反复多少遍我记不住，只知道天黑了，回家，晚饭碗也洗掉了。   写作业徐老师也不许我们错，他改作业时把本子拿起来对着灯光照，有橡皮擦过的痕迹就要扣分，超过三个就要重写，就是说，连改正了的错都不被允许，就有同学写一次作业用了大半本本子的记录。当时我们恨他苛刻，长大才知老师的良苦用心——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人，也许就是因为改过来太容易了。   闲时翻抽屉，看见女儿小学、中学、大学的三张毕业合影好端端放在那里，丈夫吧，好歹也有张天水桥幼儿园的毕业合影。现在想来唯一不满天长的是，没给我们留下一张毕业合影。作为“老三届”，我初中没读完，大学是业余，唯一有指望的就是小学这一张了。若是有，写这篇文章心里肯定要踏实得多。   是真的没照过吗，还是照过而被我丢失了？遥远的记忆难免有误差，包括上述场景、人物、情节都有可能部分失真，但我对我的小学的感情是真的，半点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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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天长征文 童年忆，最忆是天长 王乃玲 2007-11-04

50年的结婚纪念日被称为金婚，以示其珍贵。在天长小学毕业55年之后，6位天长同班同学黄碧霞、方忆华、黄锡樵、黄锡熙、曾抗生和王乃玲从天南海北赶来，以近古稀之年于2006年4月19日重逢在西子湖畔，亦可称为佳话。   这次聚会缘于《杭州日报》的西湖副刊。在2005年1月27日西湖副刊的“昨日”栏目中，登载了一篇文章“那时我们年纪小”，并附有一张照片。这张56年前的照片中有王乃玲、黄碧霞、朱慧媛、俞乐韵4位女生和黄锡樵、黄锡熙、俞堡仁3位男生及钱剑青老师。他们是应长春电影制片厂“人财两旺”摄制组的邀请，去萧山西兴的农村拍电影。王乃玲保留有这张照片，所以记得最清楚。拍摄的情节是在进入村庄的路口，几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小孩在玩耍，女孩子穿着中式大襟花棉袄，男孩是中式对襟棉袄或棉长袍，先是“老鹰抓小鸡”，后是追来追去。那天上午在学校集合后，乘上电影厂的一辆军用吉普，一路上大家欢歌笑语快活得像林中小鸟。在解放初期，乘吉普、出远门、拍电影，是多么奇妙的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文章和照片见报后，曾抗生和黄家两兄弟就与王乃玲联系上了，另外两位女同学虽在外地也知道了杭报的神奇，于是就有了这次难得的聚会。   这次聚会由王乃玲组织联络，曾抗生具体操办。见面的地点是在茶叶博物馆附近的农家茶室。50多年没见了，大家相互端详着，依稀还能分辨出幼时的脸形轮廓，共同回忆起童年时在天长的美好时光。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我们已从孩童步入老年，往事有些模糊。但对启蒙教育的天长小学，大家感恩的心情溢于言表。   解放初期，天长小学的腰鼓队在杭州市享有极高的声誉。学校挑选了约40-50个高年级的学生组成了腰鼓队。黄碧霞、王乃玲、朱慧媛等都是腰鼓队的成员。在杭州市文工团唐媛老师精心的指导下，以准确优美的姿势，变换着不同的队形和打法进行表演。这支小学生腰鼓队经常出现在配合形势需要的各种宣传队伍的第一方阵，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少年时不怕苦、不怕累的高涨情绪，三天穿破一双新布鞋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此外，天长小学还担负着杭州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的播音任务，王乃玲、俞乐韵都是小播音员。小小的年纪，已有过这种光荣的经历，这些童年的回忆让人们深感自豪。   天长小学一直是杭州的名牌学校。优良的师资、一流的教学水平、对德智体美全方位的启蒙教育，使我们受益终生。天长小学毕业后，黄碧霞、方忆华和王乃玲进入了杭女中；而黄锡樵、黄锡熙和曾抗生则考入了杭初。这些中学都是当年杭州一流的学校。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小学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文学、艺术的熏陶，以及接触社会的活动能力，使我们在中学、大学和工作岗位上都出类拔萃。这就是我们献给母校的最好的礼物。   忆童年，最忆是天长。能在天长小学读书学习，度过童年时的美好时光，使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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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校园的“戴帽”初中 2007-11-05

邹朝红   我是1971年2月8日进入天长开始求学之路的，并且一待就是七年半。那是在“文革”中、后期，已经不再“停课闹革命”，之所以在天长待这么久，是因为当时受场地、师资的限制，小学还要承担一年的初中教学任务，俗称“戴帽”初中。我们71届情况更特殊，由于是春季入学的，为了要与秋季班衔接，小学五年读完后，又上了半年过渡班，戏称“老五年级”；初一读完后直升的中学撤销，其他中学又不肯接受，我们差点无书可读。好在天长的师资足以胜任初中教学，就这样在天长我们又留了一年，上完了初二。   但我们还不是在天长待了最久的那一届学生，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有次下课一位初三的大哥哥抢了我的帽子，我急得哇哇大哭，也没追回。这与当时的校名“杭州市人民五七学校”倒相吻合，因为当时天长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学，也不是一所专业中学，而是一所综合学校。1972年秋杭州天长小学的校名才得以恢复。   《与天长有缘的日子》作者张婴音的心愿是成为天长的学生；我们这些已在天长就读的小学生的心愿则是，初一上金爱娣老师的班。金老师，那时30出头，长得好看，又和蔼可亲，对所有同学都当朋友一样平等对待。我的邻居徐宝儿（已故）当时在金老师班当班长，每天回家谈的都是金老师长、金老师短。听说金老师一般接受差班，为了向这一“目标”靠拢，我们五班全体同学齐心协力与老师作对，上课时除班主任张建德老师的课还本分一点，其他课都绞尽脑汁与老师唱对台戏，有一次新来的王艳老师（唯一现在还在天长教过我们的老师）上数学课时，洪卫忠同学和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洪同学在前面跑，王老师在后面追，教室内外，楼上楼下来回好几次。包括我们班干部在内的同学们，不仅不制止，还一起起哄，弄得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的王艳老师当场哭泣。结果可想而知，初一时我们这个差班，如愿以偿交由金老师调教。   天长的两年（1976-1978）“戴帽”初中，有缘受教于这样一位偶像老师，让我们受益一生。至今我还珍藏当年金老师给我的日记、作文、考卷、成绩单等批阅的原始文字资料。现时读来更有味道。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初中课本首页，毛主席的一这段话，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学生生活的写照。   我们读的第一课是：毛主席词“和柳亚子先生”。学工劳动校内是在校印刷厂订本子，校外是去邮局分报、分信函；学农劳动校内是给包干菜地施肥、喂养兔子，出校是到农村插秧、割麦，到四眼井大队采茶；学军在校内是请解放军叔叔给我们列队训练，走出校门是野营拉练走到留下部队，体验军队生活。   用实际行动学习雷锋，也是我们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摘抄我当时的两篇日记：“今天是星期六，本来学校下午是放假的，但我们学了雷锋的事迹，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于是我们便放弃了休息时间来到火车站为人民做好事。”（1977.3.19）“今天下午我们来到八路车站查票，别看这小小的车站阶级斗争还真够复杂的，那逃票的人可真多，大的老的少的都有，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四人帮’破坏的结果。”(1977.3.16)。   离开天长三十年，在八十周年校庆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对母校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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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里的天长 2007-11-05

郑 重   每次走过天长小学的门口，总要向大门内多望几眼，好像想寻找旧时校园的痕迹和少年时代模糊的记忆。从外面看去，现在天长小学的校舍已经是全新的建筑和布局，完全找不到原来校园的模样。但记忆深处那栋青砖外墙的二层教学楼、教学楼前的操场、学校的小礼堂和那个小花园总还是历历在目。   我是1952年春季转学来天长小学的，到1954年夏季毕业，在天长小学度过了两年半时间。当时杭州市还设有中城区，所以我求学时天长小学的校名是杭州市中城区第一中心小学，简称“中城一小”。   虽然两年多的时间不长，但是天长小学给我留存了一份少年时代美好的回忆。在这些零碎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   少年时代，新生共和国的阳光是那样地温暖。那时杭州市的国庆群众游行庆祝活动总是以少先队为第一方队。天长小学每年都组织一批少先队员参加少先队方队。当国庆节来临的时候，一首《我们是春天的鲜花》响彻学校的礼堂和校园，也回响在湖滨国庆游行的检阅台前。“礼炮响，国旗升，少年儿童真精神，白衣衫，红领巾，活泼勇敢向前进。”当我们在星星和火炬的队旗带领下，伴随着队鼓队号行进在游行队伍中的时候，心里总感到无比的快乐。那时人们常常把少年儿童称为“祖国的花朵”，我们确实是像鲜花一样被呵护，被期盼。   当时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是少先队经常组织的活动。我们也常常收到志愿军战士的回信或明信片，我们把这些回信张贴在班级的《少先队园地》上，摘抄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车站欢迎志愿军归国报告团，聆听志愿军英模的报告，参观关于志愿军英雄事迹的展览。1954年杭州市在六公园建了一座志愿军雕像，这尊雕像留下了美丽西湖对当年祖国英勇战士的一份永远的纪念。每当我站在雕像前，总回想起在天长小学时，我们向“最可爱的人”学习时那些活动的一个个片断。   对天长小学的许多记忆来自许多至今不忘的少先队歌曲。唱起《快乐的节日》就想起每到周六下午的少先队队日活动。我们班中队活动常去的地方是孤山后山的大草坪。“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歌词和旋律是那样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当时的心情。一首《红领巾之歌》又使人想起在学校操场上举行的少先队篝火晚会，在初夏的夜晚，大家围着熊熊燃起的篝火，在队旗下同声唱起“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星星和火把指明路程”。我们望着天上的星星，感到星星和火炬真的在“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当时天长小学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是罗云仙老师，她对少先队活动倾注的心血和热情令人难忘。印象很深的是罗老师曾经指导同学们排演了一首抒情长诗的集体朗诵节目，后来在学校内外多次表演。记得长诗中有这么一段：“在祖国，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位少先队员。当杨柳的嫩芽刚刚冒尖，他会到处去找寻春天，看看冰河怎样解冻，看看绿色怎样染上枝头。”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我还常常记起这段诗句，从中似乎可以感受到热爱生活，积极上进的人生启迪。   五十多年过去了，罗老师那关切的目光，天长小学少先队的队旗和那些歌声，一直激励和感染着我，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