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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书札之美是人性的自由舒卷 ——古代手札的人性境界与当代手札的空洞形式之别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而手札则是一种超越形式进而直指心性的艺术，在流动着的徒手线条中展现出人的内在情思。所以“书者散也”，“书人不朽于千古”。 书札作为书家自由书写的艺术，在古代达到了心手合一的境界。然而当代世界笼罩着一种形式化、规格化的气氛——印刷品泛滥，电子复制使艺术日益走向形式化商品化，当代书法和其他艺术正变成不断与自身本体脱离的求新异过程，作品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试验。这种令人窒息的花样翻新的结果是沉默和失语，艺术成为无对象的技术至上角逐，甚至成为心性缺席的走极端反文化的形式，于是，书法大展一个接一个，而日常交流的手札却几乎消失殆尽。如何在日益信息化科层化的社会中，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的意义和书法的人间情怀，是当代手札必得面对的问题。 古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情怀与他的笔墨相合拍。我们在王羲之众多的信札中，可以看到魏晋时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精神。在《姨母帖》中可以感到王羲之悲痛之情与迟缓的行笔的张力，书作中章草横画仍存隶意，且多有横势，显得质拙古朴，笔势遒劲，具有深邃高华之风韵和浓厚的书卷气。无一笔失所，无一画失节，最具晋人风格。 王羲之行草《丧乱帖》最能见体现王羲之的真情怀和真血性。此帖表征了丧乱时期羲之痛苦不安的心情，因无意于书，所以书法反而更自然，更显心性个性。开始三行写得比较平和规矩，行书笔意较浓，后两行草意转多，尤其是最后三行，已属逸笔草草，但性情之真与丧乱之痛却跃然纸上。 王羲之草书《初月帖》，作品以质朴和随意性给人以新奇的美感和逸笔草草的魅力。全帖点画狼藉，锋芒毕露，或似竹叶，或似兰蕊，尾款一点一画皆非直过，而是穷尽变化。结字大小不一，或长或短，欹斜平正皆随性情和字形而定，行距错落跌宕，变化莫测，使羲之颇受压抑的暮年在笔墨之中得到尽情抒发，具有气贯神完的感人力量。 王羲之大部分作品都是给亲友的书札，其书风潇洒而成为晋代尚“韵”书风的代表，传达出晋人尚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审美理想。他把隶书、章草、草书揉合为行书，强调线条的浑厚生动，以一种艺术感极强的随机态度对待提按、顿挫，绞转和行笔的力度、方向、节奏和空间切割，使书法作品通过线条的起伏流动，通过线条的粗细、曲直、干湿等变化，通过轻重坚柔、光润滞湿的墨痕，传达出自我心灵的焦灼，畅达、甜美、苦涩等情感意绪。 王羲之书札强调“意”，系指书家的心性情感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人的内心的悲喜哀乐和意绪情操。而且这“意”必须融入笔墨之中使得书札充满意趣笔韵，具有飞动美、错落美、中和美，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 唐代张旭《肚痛帖》，六行三十字，用笔行气出神入化，劲健清奇。前三字浓墨重笔，如高山坠石，而后行笔如虹，连绵直下，颓然天放，狂态毕现，将书法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张旭变法而又创新法。他师承二王今草，法度谨严，又承张芝狂草而创“一笔书”。 唐代怀素《苦笋帖》仅二行十四字，字势开张，天然纵笔，以细而富于弹性的线条占有最大的字里空间，在一笔书的流畅运行中，法度具全。 总体上看，古代书札作为视觉艺术却具有音乐的律动感，而成为一门抒情写意的心灵艺术。书法成为古人心灵交流互通的文本依据，成为精神默契认同的文化场域。书札作为文化的过滤器，过滤掉了那些世俗之物和人格面具；书札作为心电图，表征出互通信念写读双方的心灵频率的一致性。汉代蔡邕论及书法抒情本质时强调“情”、“性”、“怀抱”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认为书法抒情性、表现性书法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能充分传达书家的个性风貌和情感意绪。而清代刘熙载也是书法表现情感的倡导者。可以说，书法尤其是书札是通过抽象的点画字形线条表达主体激情和生命深处难以言状的律动的极富表现个性的表现艺术。 手札的书体以行草书为主，书风大抵以自然放松、典雅平实、素朴内敛为多，具有书法原生态的明心见性。作为自然放松状态的文人气息相通的凭证，最能体现人我间最为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然而，当代书法与文人修为脱离甚至背离以后，出现了书法家商品化、展览视觉化、书法群体江湖化倾向。书法家成为独门技术的“职业”人员，文人里书法日渐远去。各类书法展成为技法较量和关系评比的战场，文化含量淡薄，文人身份不彰，文化身份不明，成为了时代书法的症候。于是乎，文坛宿老能写一手典雅的文人信札实在是凤毛麟角；反过来，大量知名书法家甚至著名书法家基本上与文人不搭界。这种书法与文化分离现象，值得关注，更需尽快改观。 我手上有多种文人甚至是大文人书札——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汤一介、李泽厚等，每次浏览，昔日场景如在目前。而我自己也坚持写手札二十余年，可惜，我的一些学者朋友日渐离书法远去，说行草书看不懂，我只好用楷书书写，那种书写的心境和行笔一致的流美感消失了。到后来只好用电子邮件互通信息了。其后，在一些网站上看到我给朋友写的手札在出售，感到写手札的意义更为淡漠了。 尽管，今天书坛重新兴起“手札热”，不仅拍卖行如中国嘉德举办的第29期拍卖会上，收录了陈寅恪、丰子恺、陈垣、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徐森玉、史树青等13通16页书札拍出了57.7万元的高价，而且，各类书札展和书札集出版物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保留这个时代作家和学者们的手札、文稿的善意，但是，也应该看到：“用笔的不完备不精到也是现在‘手札结构’书法的重大缺陷。一部书法的发展史，其实正是一部书法线条的衰退史！就书法的线条而言，越古越厚，越古内含越丰富，虽然在这里‘时间’的因素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即便是在单纯的“笔法”方面，现代人也是无法与古人相比拟的。不少‘聪明’的书法家采取用色纸或做旧等手法来弥补‘时间’的不足，这显然是掩耳盗铃式的尝试！……现在“手札结构”作品，大多只能够是放大了的‘伪手札’而已”（朱培尔语）。 书札之美是超越时代的人性自由舒卷。今天，人们创作和欣赏书札，并非只是怀古之幽思或伸展林间笛音般的淡远情思，而是以这种直指心性的艺术，把人还原成历史、传统、文化的倾听者和追问者，使人们沉潜到文化的深层去对话、去问答、去释疑。历史上每一卷书札珍品都提示文墨兼优的人性深度，都向我们叙述那个世界的故事并使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当书札向理解它的欣赏者敞开时，它就是将艺术和世界双重奥秘展示出来，并指明我们自己书写书札时如何避免落入空洞形式的陷阱，重获手札的人性境界的最佳途径——文化深度和心灵纯度！ 做趋于至善的学问，育近乎尖端的人才—访北大中文系王岳川教授
编者按：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全能”型的学者，不仅学贯古今中西，还工书能画，卓然自成一家，并通晓音律，擅长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尤为难得的是，王教授始终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宏大问题，并通过自己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以扎实的脚步在积极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重建文化，再铸国魂”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王岳川教授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信念。王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对家国天下的思考，贯注到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以满腔的热情、独到的方法，严格的要求，培养了众多顶尖人才，为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王教授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教育与文化的真正希望。 一、教学之术：有备而来，课堂“叙事” 记者：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除了中西方哲学、文学研究外，还精通琴棋书画各类艺术。您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又是怎么做到的？ 王老师：对古代文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修养。现在学术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显著，“出成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出现了很多学问局限在一个很小领域的“专家”，这对学术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因为社会生活虽然变化很大，但古今中外做学问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季羡林先生曾经强调“会通中西”，光做一门学问成不了真正的“大师”。 长期以来，我对知识一直有一种如饥似渴的追求，在学习、研究时，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主要谈的是文学和艺术，它的研究不能是空头理论，要有实际内容作为依托。没有真正的艺术体验，光靠理论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平庸之作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不朽名篇也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文学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而艺术方面，最起码的内容就有琴棋书画，这都是我的研究对象。要研究，就要理解、领悟，所以要学习并掌握。我下很大功夫学习了音乐、书法、绘画、诗歌，想把这些更加“心灵化”的艺术之美告诉大家，提升大家的美学鉴赏能力。我力求让文艺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既有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架构，同时要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与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对话”。研究者应该会弹古琴，知道古人为什么弹“高山流水”，为什么说“君子温如玉”，为什么说书法是“散怀抱也”？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最起码的要求，不然你连科举考试都不能参加。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学者也是著名的画家，比如王维、苏东坡等。研习琴棋书画有助于理论结合实践，也能丰富生活，愉悦身心，只要不是过于专注于眼前的“科研成果”，还是能够做到的。 记者：广博的知识是否是您教学上的魅力之一？ 王老师：老师应该是学生身体力行的榜样。我是北大1985级的研究生，刚到北大，我的导师胡经之先生应聘到深圳大学做中文系副系主任。他打算等我们几个研究生毕业了再走，但因为他主讲的课程以后要有继任者，所以我刚上研一他就要求我和他一起讲《文艺美学》课程。当时胡先生准备了两讲，一讲是参考书目、教学要求等基本内容，第二讲是绪论和内容概要，第三讲他没讲就离开北大了，我就“被迫”走上了讲台。我备课的时间实际只有不到半个月，非常匆忙。幸好我对古典诗词小说有过长期的研究，对琴棋书画也都多年浸润其中，加上我有大学毕业后在科研单位有一段实际工作的经验，敢于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因此一开始教学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上课的情景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上课教室有120多个座位，居然挤进200多人，过道里、黑板前、窗台上都是人，连门都关不上。这也跟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学的渴望有关，因为美学也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思想解放。学生的热情也使我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能够和听众非常近距离地交流，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惑我马上就能感受到，这对讲演者是极大的鼓舞。这同写一篇文章能得到读者的呼应不一样，写文章因为时空限制，要想得到及时热烈的反馈是很难的。 20世纪80年代和后来90年代乃至现在的教学氛围完全不同，那是刚从思想和文化的贫瘠状态中走出来，人们真是求知若渴。《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采访我的时候，我甚至用“像狼的眼睛发出绿光，贪婪地攫取”来描述那时学生求知的心态。反观现在，课堂上很多眼睛是迷茫的，是无所谓的，不在乎你讲得好不好，思想的魅力正在消费时代加速暗淡。 记者：您那时很年轻，思想活跃，能够大胆创新，这对年轻的学生有特别的吸引力。您当时的授课方式和其他老师相比，主要的不同是什么？ 王老师：那个时代老师备课的主要方式是写稿子，而且十分认真，但上课基本上就是读稿子，遇到疑难、重点的地方写写板书然后再细讲。我们这一代则大都下过乡，经历过很多事情，书生气也就没有上一代那么重。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十分喜欢通过演讲的方式，将自己思考成熟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困惑一并呈献给听众。这对听众也是一个刺激，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个现成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形成多年的陈旧模式，而是正在酝酿过程中不断闪光的新思想，在问答之中就有了很强的参与感。演讲是80年代一种普遍的交流方式，很受大家欢迎，这应该是我授课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光“演讲”是不够的，那个时代的学生对老师的知识与思想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听得不满意是会把你赶下去的。我当时备课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一星期一百分钟的课可以一周都很少睡，疯狂地阅读写作。那时我对“一缸水和一杯水”的道理有深刻体会——你要有一大缸水的知识贮备才能上好一杯水的课。如果只有一杯水，那就是杯水车薪，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经不起学生的质询与考问。 还有一次教学经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1988年毕业留校后，当时北大有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叫“当代西方最新思潮”，邀请了很多专家讲授，每人讲一个主题，我分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门课程不要考试，也不点名，学生一点都不“怕你”，再加上那个年代思想活跃，你只要五分钟讲不好下面就开始窃窃私语，十分钟讲不好恐怕就要被轰下来。北大的学生就是这样，他们能够容忍尖锐但不能容忍平庸，能够接受挑战但不接受僵化，可以允许说的不周延，但决不允许你老调重弹，如没水平他绝不在那儿伺候你。老师按部就班地讲课是绝对不行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北大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新思想。 虽然我已有成功的教学经验，但这次上课压力很大。上课地点是在一教的101阶梯教室，我感觉那个教室就像古罗马的审判团一样，“法官”们高高地坐在上面，我站在最底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我一进去眼镜上就蒙了一层水雾。等我能看清楚的时候，吓了一跳：阶梯教室里全是人，连过道都站满了，少说有两三百人。我那时没什么名气，再加上比较年轻，在我回过身在黑板上写讲演题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一些同学开始收包，准备走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在写黑板时就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在两分钟内让全场鸦雀无声——我真的做到了！当我一回头，用清晰的嗓音说明最重要的观点时，全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当我讲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说：“时间到了，但今天没有讲完，非常抱歉”，但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我继续讲下去，最后讲了三个半小时才下课。 教学对老师，特别是新老师是一种严酷的挑战。我听说有个学生留校任教后，头一次上讲台，居然写了近一个小时的黑板都不敢转过头来面对学生。我觉得这根本原因还是对自己的知识与逻辑缺乏融会贯通的自信。教学首先是对老师自身知识的检验，这个过程对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我非常庆幸在留校后上了很多课，尽管确实暂时影响了我写论文或著述。我记得那时一周要上7、8节课，除了文艺理论、西方文论、比较美学、文艺美学等专业课，还有文学思潮这类全校性的赏析课。我觉得北大的青年教师也应该将教学放在第一位，不用着急著书立说，慢慢在教学上磨练，积累一定经验，学术工作也就有了不竭的源泉。 记者：那两分钟您讲了什么竟然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王老师：前两分钟很关键，尤其是第一次讲大课。当时我说：“我们今天讲的是postmodern，即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同现代主义及前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一个系统。邓小平告诉我们要走向现代化，这也说明我们正处于前现代。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走向了现代，而美国已经走到了后现代”。这时下边还是不太安静，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有震撼力的事例。我说：“最近，《山西发展导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惨烈的事件，山西农村一个万元户（编者注：20世纪80年农村有钱家庭的代称）让自己的亲侄女给他1岁的儿子当小保姆，这个小女孩只有9岁。他的儿子喜欢让小姐姐把自己往上举，但那个小姑娘力气不够，当举到第十次的时候没接住，孩子摔下来，抽搐一会儿后死了。这个舅舅盛怒之下，冲出来当场抓住小姐姐的腿将她撕成两半。当天晚上，宗法势力强盛的农村，集体判处这个舅舅死刑，并集体把他活埋了。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钱人为所欲为’，二是‘宗法势力超越法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并力图融入世界的时候，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由此，我们今天一起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和关联。”就这样，下边的学生一下就被我的叙事和问题意识深深吸引，开始进入严肃的问题域思考了。 教学要讲究技巧，特别是讲文学、史学甚至哲学时要懂得叙事方法。“叙事”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叙事学理论”。为什么佛教、基督教能走得很远，宗教故事起了很大作用。那天我用这样一个事例开头，其实就是叙事的方法。过了很多年，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个故事，记得我后面有针对性的强势分析。教学和写理论文章不一样，不能只是材料与观点，要有知识的探索与形成过程，所以一定要讲究“叙事”。 我对教学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一定要和学生有互动，但不是点名。我觉得把宝贵的上课时间浪费在点名上面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每次讲完课都会留下5到10分钟让学生提问，经常提问的同学会获得较高的分数。我不想中文系的同学总是低着脑袋死记硬背，更不能沉浸于古书中的“之乎者也”，他要能够面对一个活人进行交流。学生要学会如何同书读得比自己多、学问比自己大的人进行交流，这才是一种强者更强的好训练。 记者：课堂上的学生这么多，提问5到10分钟时间够用吗？会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 王老师：时间不可能太多，而且有一定限制也可促使学生深思熟虑后再简短发言，提高提出问题的质量。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尖锐的，与我的观点完全对立，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课后到外面继续对谈。 我也确实遇到过非常偏执的提问者。我认为他在某些知识方面有欠缺，就推荐了几本书，建议他读过这些著作后再来讨论。这从老师对学生的角度是非常正常的，但他好像感觉受到了刺激，当天就写了文章在网上对我的课程进行无端攻击。其他学生当即就回击他，说他们当时坐在前排听课，证明老师的态度是非常诚恳和友善的。后来那个人理屈词穷，就把帖子删了。 我们系的金开诚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太行山”的故事。一个师父把太行山错念成“大行（daxing）山”，徒弟想要纠正他，俩人就起了争执。走到一个村口，一个老农正在晒太阳，徒弟就跑过去问他：“您是本地人，请问此地是‘大行山’还是‘太行山’？”老农问：“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那是我师父。”“师父怎么说？”“他说这是大行山。”“那你呢？”“我说是太行山。”“那师父对。”后来师徒二人又往前走，徒弟不死心，就又跑回去问老农。老农说：“我当然知道是太行山，但让你师傅这种顽固不化的人带着他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天下人嘲笑他不就完了么？”我常用这个故事解嘲，当有人屡教不听的时候，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有些人就是注定要带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别人笑话。孔子都说过“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们只能有教无类，但不可能做到教育万能。 记者：由于一些公众的盲目性及缺乏必要的思考，有些荒谬而偏执的观点其实还很有号召力。 王老师：最糟糕的是这种人会对北大产生负面的影响，这需要相关人员引以为戒。比如北大的学生社团很多，刚刚进北大的大学生经验和判断力都不足，经常请一些社会上的人做讲座，其中鱼龙混杂，有不少是没有真才实学，但靠标新立异、自我炒作而有一些“名气”的人。这里面的“南郭先生”在北大讲完课后经常遭到网民的集体抨击，很多人认为他们就是北大老师。大概八九年前，有社会上的人在北大讲书法，有个听众回去以后就写了篇“北大离书法有多远”的文章发在网上，他的潜台词就是北大的书法太差了。后来我让助手去查他在什么时间地点听了一场什么讲座，发现主讲人就是学生会请的一个连书法都没入门的人。他进北大乱讲，别人还以为是北京大学书法所、北京大学书法协会派去的，影响很恶劣。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访问学者告诉我的，说北大请来了一个人讲“成才学”，结果去了很多博士硕士，我的访问学者都去了。那个人上去讲了五分钟语无伦次，一听就是个骗子，讲的都是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接着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博士站起来说，“我向你提三个问题，你能正面回答这三个问题就继续讲”。那个人刚听完第一个问题就浑身打颤，三个问题提完后大家开始纷纷举手抨击，这个人实在撑不住了就告饶，说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后能对别人宣称自己曾执教过北大。 记者：现在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教师一心教学，学生单纯求知的时代了。这在您的教学工作中有何反映，或策略上的调整？ 王老师：从1985年到现在，近三十年间我几乎都在教学第一线，除了出国几乎每个学期都上课，确实能体会到在求知欲方面学生一代不如一代。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主要是媒体极大丰富了。为什么五六十年代那么多人一听相声就乐，今天就算郭德纲（编者注：著名相声演员）使劲抖包袱我们都很难笑得出来？因为当时听相声的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说相声的随便讲个笑话就觉得很好笑。今天的孩子却不一样，从小就被各种媒体包围，就一般的知识宽度而言，他们知道的可能比老师还多。如果教师上课不认真准备，讲义不能达到学科前沿和比较高的高精尖思想水平，单靠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肯定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但有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这种变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方法照本宣科。曾经有一次，一位老师拿出备课本来，上面写着1958年，这样的课程怎么可能有吸引力？我有的课程也讲过几轮了，但我每次上课，都按照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的要求，像第一次上课一样认真准备。讲课的内容要跟着时代调整，列举一些学生们关注的例子，这样他们才会进入真正思考的空间。过去学生的求知欲强烈是特殊年代知识匮乏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按这样的标准要求现在的学生。如果老师讲课效果不理想，首先要自我检讨。不能射箭脱靶，怪靶子不好吧！ 另外，要给选课的对象设置一定的听课难度，我每次开课前都会列出十本甚至几十本必读书。这个要求并不算高，在国外读博士一星期就要读十本书，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开始会很不习惯。国内很多老师一个学期开两三本参考书，而且可读可不读，这样对学生就没有压力了。感受不到课程的难度和知识的挑战，他们也就觉得没有听课的必要。读书要难，讲课要切合实际，考试则要适当容易一些，才能杜绝为考试而考试的死记硬背。 记者：对一些确实对学习没什么兴趣的人，您如何对待？ 王老师：我觉得现在为人师要做到不苛求他人，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正从少数人的“贵族教育”向多数人的“全民教育”转化。我们高考的1977年大学录取率只有5%，现在达到了60%。既然是全民教育，就没那么多人想把自己变成精英，变成天才。有人只想拿到大学文凭，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老师也要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不要因为下边学生不太专心而大发雷霆。 另一方面，老师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我开课时会说：“我上课不太喜欢你在下面呼呼睡觉，更不喜欢你拿手机上网。你可以选择离开教室，尽可以去干你的事。改卷子时我也不会秋后算账，但你不听课不太可能得高分嘉奖。如果你坐在这里，我希望你用‘心’听，我会努力讲得精彩让你很难打瞌睡。”课堂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老师要在一百分钟的时间里，把自己独到的学术经验精准地传递给学生，尽可能让他们思有所悟学有所获。我听说，有些老师在课上说些对北大、对社会的抱怨，能侃一个多小时。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有牢骚绝不应该在宝贵的课堂上去发泄。 记者：具体您的“文艺美学”课程，在教学上有什么特点？ 王老师：这门课是从美学角度体验并研究文学作品，并进而给予生命深度的体悟。举个例子，“精神还仗精神觅”，我通过对柳宗元小诗《江雪》的“再度体验”去还原作者的“原初审美体验”。这首诗仅二十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第一层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到“一个老渔翁坐在小船上，冒雪钓鱼”，那么，这不是审美，只是“识字”而已。第二层如果体味到在一片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的境界中，诗人借隐居在山水之间的不怕寒冷、专心钓鱼的渔翁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抑郁苦闷，那么，这可以说是对作品有了表层审美体验。第三层可以体味到在这接近死寂的画面上，渔翁精神世界之光扩展着、浮动着、活跃起来，传达出作者在自己的理想不为世俗之人所理解时，只能摆脱世俗一往独前，坚定地去求索那种执著的精神。达到这一层，也仅仅是中层的审美体验。第四层，我们就会顿然发现，《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渔翁身居千山万径之中，泛舟江湖之上，俯仰宇宙而心宇澄静。诗人以宇宙空间万象的广袤，来映衬自己饮吸无穷时空于自我的襟怀。这浩浩山川、漠漠空间正是可以把诗人全身心安放进去的恒寂世界，于是诗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宗炳著《画山水序》），以大观小，又以小观大，俯仰天地而后回归自我。这是与西方那种人与自然对立而产生的疏离感大异其趣的。高妙的哲学都具有诗性，而高妙的诗都指向诗性哲学——诗的首二句目击道存，目的在写出空无，但又不直写空无，而先将我们带向茫茫“千山”、幽幽“万径”这“有”的世界，然后突兀地用“绝”、“灭”二字对“有”加以断然否定，于是从有到无只是瞬间的把弄，“无”的存在无所不在，体悟和暗示了无、混茫、太虚这创造万物永恒运行的“道”。但诗人没有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神游，而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著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当时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携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使人能于实中悟虚、有中体无、少中味多。 再比如我讲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不仅限于这幅作品本身，一定会提到颜真卿的忠贞爱国。我讲苏东坡时也不会讲《寒食帖》究竟达到了书法多少级的水平，而是分析其艺术性以后指出苏东坡的潇洒出尘，笑傲海天。我曾经用一句话描述苏东坡，说他像一粒煮不烂的铁豌豆，打不烂嚼不碎，面对苦难永不低头。 我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要浮现出审美的人，这和文艺理论不一样。我在每次“文艺美学”课程第一讲都要讲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的区别。文艺理论强调对字、词、意的研究，比如诗就要研究韵律、节奏、平仄等等。文艺理论还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性，比如社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文艺美学则研究普遍性的人性面对一个艺术品的体验，尤其强调人的生老病死等节点的共同性，这使得文艺美学更强调时间本体感，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等。我曾经对文艺美学下过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研究个体面对流逝的时间和宇宙的永恒时对自己的卑微和有限性发出的巨大的美学感慨”。 文艺美学要把“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减到最小，让人和艺术回到其本真状态。不要总是想着这件作品有什么含义，那样就没法审美了。有人说，一切艺术都是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我就说，请问“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中国被意识形态的问题束缚得太厉害，需要用美学唤起沉默已久的心灵。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很多关于琴棋书画的文章，力求通过这些文章，通过一个北大老师的精神透镜向民众展示艺术和生活中美学的独特视角。 二、育才之道：贯通中西，挑战前沿 记者：您自己在学术上贯通中西，并在多个艺术领域具有专业造诣。在研究生培养上，您是否也这样要求学生？ 王老师：我的学术生涯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国学基础，西学眼光，当代问题，未来视野”。首先要有身深厚的国学修养，出经入史和文本细读的功夫必须下足。同时要花大力气学好外语深研西学，找到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方法论，具有最锐利的学术眼光。这也是我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对于新招来的硕士和博士，我要问清楚他们之前写的是什么样的论文。如果以前是做国学的，比如李白、杜甫或者近代的王国维思想研究，那么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最好写西学。做出这样很有学术难度的规定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我研究西学近20年，1985进北大就翻译出版了《文艺现象学》（编者注：现象学，phenomenology，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一直到大概2000年，我才慢慢转向国学。我力求与西方哲学家和本土国学大家都能对话，这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探索文化的未来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有这样会通中西的优势。这种培养方法其实非常切合现在学生的弊病，因为无论是西学还是中学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靠学生自己自觉地改变研究方向十分困难，更做不深入。我们常说五四之后，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却只能通一个很小的领域，做不到触类旁通，这是学术的退步。 有人说，做学问不需“当代问题意识”，埋头做学问必然成为大师，比如王国维埋头做学问，变成了大师了。我说：当年王国维在商务印书馆，白天工作，晚上去进修德文、日文、英文。他的日记你去读一下，天天都在说学外语多么痛苦。当他听到那些旅欧学者回来写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场景，他开始重新认识到国文的重要性，体悟到在当今世界这每况愈下的时代，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角度看世界，这就是“童心慧眼”，他写了《人间词话》；然后，当他发现敦煌古卷被人家拿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开始展开“敦煌学研究”；当他发现安阳的甲骨文被老外拿到西方去，他开始深入研究甲骨文；到了一九二零年外蒙古即将被割掉的时候，他倾力研究《蒙古史》；到了中国戏剧在慢慢淡出舞台，小说倾销的时候他写了《宋元戏剧史》。可以说，王国维每一部著作都是和心心相系的家国现实紧密相连的。 我经常在想，钱钟书是公认的大师，中、西学都登峰造极，他英文非常好，据说是《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翻译者，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审校者。但同时期还有一位朱生豪先生，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这同样需要极为深厚的中西学功底。为什么今天校园的学生大多只知道钱钟书而不知道朱生豪呢？ 记者：因为《围城》。 王老师：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钱钟书关心中国的命运。他不仅写了《围成》，还花大量心血写了《旧本四篇》，写了《管锥编》（四卷）。他把中国先秦所有古籍疏通后，与西方多国经典文献进行横向文化比较，展示出“文化昆仑”的精神气概和学术高度。一句话，面对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和中国的苦难，作为一个学者如果不关心历史与现实，那么，中国历史也绝不关心你，只会遗忘你。在翻译史上，朱生豪肯定是一位里程碑式的辉煌人物，但中国二十世纪璀璨的思想史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一是朱先生对中国文化关注不多，二是朱先生英年早逝，让人叹息不已。钱钟书学问大，又通过《围城》关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所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一定会记载他。这也是我强调学者要关注“当代问题”的原因。 那么，“未来视野”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中国进入人类的精神前沿已为期不远。过去，中国被称为“肢体国家”，现在正在变成“头脑国家”，要和美国欧洲共同商议人类的公共事务和未来命运。我认为未来的三十年非常关键。北大一定会产生一些更有头脑的深情冷眼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让中国学术登高行远重建“汉字文化圈”。 有的学生为了省事，在硕士论文上扩写就弄成了博士论文。曾经有个学生找到我说，“王老师，之前五年我都在研究王国维，来到这里也是想继续往前走”。我就举前面提到的“王国维白天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晚上学英文、德文、日文”的例子，说，“本来他学‘之乎者也’就可以了，但为了面对列强的丛林他必须学外文。你们作为新世纪的博士、博士后，学习更多新门类的知识是必需的。你如果做不了，可以退学，北大没有炒冷饭的机会。”
类似这样的学生不少，都想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我说我们的专业要求高度必须达到，实在不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学，要么延期。延期不是坏事，可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但有不少学生不理解，觉得多读一年书是浪费时间，还要交罚款，怨恨得很。据我观察，凡是三年就匆匆毕业的博士，绝大部分都不再做学术甚至转行了。因为他往往只是在形式上通过了学位论文拿到了学位帽子，但人家知道他实际几斤几两。我的博士生们有一些延期毕业的，往往都进入各个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成为优秀的老师，因为他们受到了很好而充足的学术训练。 昨天晚上我去中国政法大学演讲，见到我以前毕业分到政法大学任教的一个博士，他受到他们院系领导的高度评价，说他非常优秀。他博士读到四年时就急于毕业，其实进入答辩大概也能过。但我对他说：“你的学位论文如果这样匆匆忙忙地完成，学术份量不够，这种半成品也出版不了，而且半罐水使得你以后教学工作也会问题不断。在北大，在未名湖边，现在有这样一些把所有功利目的全部抛开的高人在一起专心谈学问道，这种‘竹林七贤’式的氛围离开燕园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考虑了一下，给我发短信说要再延长一年，说能在北大多读一年书是他的福气。他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我的预期，而且我相信这个学生今后的学问会超过我，因为他的国学和西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我想北大应该鼓励博导和博士们沉静下心来苦做四到五年学问，做出一个精品来，这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路。现在靠论文数量争排名，粗制滥造，还不允许高标准的延期要求，简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术自杀行为。
记者：您在具体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上，有什么方法和要求？ 王老师：首先就是学位论文选题。选题就像打篮球，篮筐不能太高，否则大家就没兴趣了；又不能太低，太容易也没有人愿意玩。所以篮筐的高度要根据游戏规则调整得恰到好处，有相当难度但也能投得进。选论文题目也是如此。你把博士论文选成“中国文艺理论”，那要从先秦一直讲到当代，到老死也写不完；当然也不能太容易，比如“王国维晚期文学理论的思考”，因为王国维后期的主要精力在考古、古文字和史学方面，文学理论方面能说的就那么一点点，难度太小。作为北大的博导，在学生论文选题上把关是头等大事。题目一旦确定，学生要用四年、五年的精力去潜心钻研，费时费力，心力交瘁。所以题目要有前沿性和发展潜能，能成为学生以后的学术空间。每次我和学生在校园里散步，或者他们找我来谈的最多的就是博士论文定位，这实际相当于他整个的学术定位。我经常感慨，每个人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定位错误，回过头来可能已经四十好几岁了，空悲切！我想告诉他们，必须以一种严肃认真、止于至善的态度去选课题，而不是道听途说，翻翻网上的、报上的信息，随便找一个题目，结果做不出成果，也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浪费了。 学位论文选题还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思想，“好”的题目与一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有关。我的硕士、博士和访问学者，加在一起也超过一百人了，我对这一百多人的要求一直因人而异。我先让他谈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然后我问在这个领域中你能不能进入前几名。如果一个课题可以做，但你永远不能进入前几名，那就干脆别干。特别是博士生一年只能招一个，是很珍贵的，如果浪费掉了这个种子那是导师的过错。 记者：现在也是 “大众化研究”的时代，能够“填补学术空白”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 王老师：我让学生们充分地研究学术史，这是我教博士、硕士，甚至带本科论文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培养方法。我认为在研究开始后的三个月到半年，应该用来阅读研究对象的原本。比如要研究某位外国作家，就要把他的原版著作全部看完，然后再看研究这个作家的英文版的所有研究论文。有些教授觉得，这样学生的思路容易跟着别人走，这其实是错误的，只有充分了解他人的工作，看看留给自己还剩下多少空间，再形成自己的思路与观点，才不会掠人之美或落入俗套。我的学生们读完书后常仰天长叹，为什么学术道路这么窄，能想到的都被人家想到了，想做的都被人家做过了？所以另外还有关键的一条，我让学生把别人研究过的内容画成“学术地图”，地图上标明哪些区域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剩下什么地方还没有深入发掘就一目了然了。画学术地图的办法能帮助学生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博士生是南方一所名校的硕士。她到了北大以后就觉得，北大的教学风格不一样。在原来的大学只要学生提出一个合适的但导师觉得不偏的题，你就可以去做了。北大则更加严谨，好像进入了一部庞大的学术机器，如果缺少一个构件，你就要把它做出来并装上去，这样的收获将让她确立自己独到的学术价值。我先让她写一篇不少于两万字的学术史的论述，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功和过是什么。这样，她在评价前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工作我称之为学术研究的学术史的训练。如果一个人看了两篇文章就开始写论文，写出来肯定是“垃圾文章”。 在这方面我的学术道路也可供借鉴。我在1985年写的硕士论文《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在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艺术本体论的论文，在国内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毕业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其后有别人也陆续出了不少这方面研究著作，但已经属于模仿或者对我所做工作的延续，不具有开创性。1992年我出了第二本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第一本写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专著。我的第三本书《发现东方》，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讲出了对东方大国中国必须重新发现而不是妖魔化的新见。后来我又出版了《文化输出》和《文化战略》两部书，对新时代的“中国学”领域带来了重新审视的活力。最近基本完成多年来撰写的四卷本《中国思想精神史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且前人未有的工作。可以说，做研究要有比较高的起点和眼光，尤其对北大的学生来说，要勇于接受挑战，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体现学术的意义与个人的价值。 我经常和学生说，中国最近在大力庆贺瓦格纳诞辰200周年，而德国却没有人庆贺王羲之诞辰1660周年！这令人深思。如果我一辈子就研究王羲之的书法也未尝不可。但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学者，是星汉灿烂；而二十世纪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在文史哲界，没有中国人的地位。为什么国内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国外没有影响力？这就是因为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它最前沿的话题没有连接上。中国人现在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问题，或对西方亦步亦趋，要在国际文化视野下争取我们的发言权。《发现东方》这本书从2003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三次印刷脱销。现在中央电视台要把这本书拍成八集政论片，我正在写这个片子的解说词。他们认为这是表现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新话语。第一次是80年代的《河殇》全盘西化，第二次是七八年前的《大国崛起》，写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的崛起历程，但没有谈论中国。现在再也不能回避谈论中国了！ 我现在又在研究一门新的学科，叫做生态文化。恩格斯说过，“人每一次对自然的疯狂攫取都会遭到自然疯狂的报复”。西方现代性遭遇到了很多生态困境，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中国古人从来不强说“人定胜天”，而是强调人和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生态文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该怎样对待自然，并不研究特定的自然科学。生态文化还要研究人本身，将人纳入文化生态系统中，比如为什么权钱交易这么多，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为什么人的欲望愈发膨胀精神却越来越不振作等。我认为这些研究对国家制定政策，对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对我们评价自己的文化系统都是有大有裨益的。我已有五个博士做过生态文化或者美学论文和相关工作，他们在国内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并且频繁地出席国际会议。所以一个导师要了解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前沿问题，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给学生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而不是闭门造车。 总之，我培养学生有三个“生长点”。首先给学生施压，开拓视野，汇通中西，过去做国学现在补西学，过去做西学现在补国学；第二是和学生反复探讨学术定位，写什么，为什么写；第三就是讲究方法，先研究学术史，用排除法决定具体做什么。最后还要敦促他们尽快将成果出版。现在是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有类似之处，不但要做得好，还要传播开，使北大的博士论文会成为别人的风向标，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通过严格要求，让学生打下一个会通中西的学术基础，这幢学术大厦的最终完工可能需要二十年甚至半辈子，在未来的岁月中他才能成为中国学术的精英力量。 记者：按照您的要求，博士生要在汉学和西学间完成转换，而且还要完成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题目。四、五年的时间压力很大，学生们都能够做得到吗？ 王老师：这就是平时督促的问题了，严格要求不能只体现在最后结果上。我每星期都要问他们的论文进度，每个月最少交给我一万字，哪怕是草稿。我认为导师必须负起导师的责任，不能像“顾问”，顾不上就不问。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著名高校工作，还有不少人执教欧美大学。 三、家国之忧：文化战略，体制瓶颈 记者：除了文学研究、教学、研究生指导、书法创作之外，您还非常关注社会教育，关注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工作与设想吗？ 王老师：我觉得艺术教育不能只是一种精英文化。比如体育的“举国体制”，国民身体素质差，体育锻炼少，运动员却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很多奖牌，这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书法所里有一次来了二十多个老外参观，聊起音乐，都是钢琴十级。他们在国外都是普通人，人家真是全民教育、全面教育。 我连续八年通过季羡林、金开诚先生向“两会”提议，尽快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最后教育部终于通过。我去年主编了二十本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书法教材，现在已经在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今年夏天就要在全国中小学普及，现在正在培训师资。我认为应该全民学音乐，全民学书法。中国的崛起，要像金字塔一样，基础要牢靠，如果是几根孤零零的柱子，怎么有说服力，又怎么能长久呢？ 我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修养要有十二个台阶，前面四级叫“琴、棋、书、画”，然后是“诗、词、曲、赋”，最后是“经、史、子、集”，当然这有些交叉。如果中国未来融入了国际社会，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从根源上讲都是想把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往前推进一点儿，尽管个人的力量像蚂蚁一样轻微，但也要去做。 记者：您所设想的文化战略已经不是常规的学校教育所能承担的了。 王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中国有代表性的经典书籍翻译出三百本，源源不断地输出去。先秦到清代一百本，二十世纪到文革一百本，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百本。通过这三百本书，让西方人看到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真正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有所了解。他们现在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只知道中国的GDP、全球炫富、沙尘暴和大气污染、官员腐败等这些表面或负面的东西。十年前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不到三百万，现在的人数超过了六千万，我每次去欧美国家讲演都会和很多人谈中国。我们要让中国的文化、思想走出去。国家顾不上，我自己想办法找译者、筹集翻译费用，现在已经找到了二十一个世界著名的翻译家，一定会翻译一百到三百本书，把它们推到国外。未来世界肯定会向多元化、多极化迈进，当世界在关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争取这个空间。不仅要输出先人的思想，还要把中国现代的思想一并传递出去。我的《发现东方》一书正在被美国人译成英文，我知道这是他们渴望看到的新思想。 记者：您的思想非常重要。这一工作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学术界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的主力。现在学术界有这种意识的人多吗？ 王老师：坦白地说，学术界的情况不容乐观。面向世界、面向当代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内容，中国学者最终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学校没有调动起教授们的能量，他们在学校事务中越来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记者：关于北大的教育体制，您认为核心问题在那里？ 王老师：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了。 首先，校领导应牢记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时说过的话：北大所有的理工科在世界上都是二流的，北大争创一流一定是靠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面突破，也不可能投机取巧地靠论文数量，先把人文学科建成世界一流，对其它学科就会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人文学科一天不重视，北大不但成不了“世界一流”，还会一天比一天差。 第二，北大一些观念已经告别了蔡元培老校长 “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方法，这是严重的失策。为什么蔡元培一直在抓美学和人的审美教育？因为蔡元培先生深知中国的痼疾在于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容易沦为金钱的奴隶，所以蔡元培尝试用艺术的教育来填补宗教的空白，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教育不是搞一个艺术学院就行了，需要各种艺术活动在广大师生中真正活跃起来。北大是精英云集的地方，但现在整个学校约5万师生中，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不到十个人。 第三，行政人员与教授群体的关系错位。作为大学主体的教授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而校长助理越来越多。如果知识精英都不愿思想而只愿做官，北大的学术未来堪忧！ 我没有别的能力，这辈子除了在北大做一个传道解惑的老师外，我的“宏愿”就是在“知天命”之后“只争朝夕”，抓紧这一辈子最后的岁月，去做此生必须要做的重要事情。这辈子活着我就想为汉字、汉字文学、汉字书法、汉字思想，也就是为“汉字文化圈”做点事情。所以我永远离不开文字的书法性，离不开文字的文学性，离不开文字的美学感染性，也离不开文字的哲思性，犹如《大学》的高远。今天一些大学校长从来没读过《大学》这本书，不知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知道招财管人，这种近视的大学最终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也不懂得《中庸》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边有很多的辩证思想。在周边国家“去中国化”的策略中，“汉字文化圈”空前萎缩。如果是天不灭中国，而中国又融入国际社会的话，一定需要重建“汉字文化圈”。如果说，20世纪初期北大立足于“破”（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话，那么21世纪的北大应当立足于“立”——重铸文化，再造国魂！ 我还想说一句话：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之福！尽管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作为教师应该尽力。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只要老师足够的好，再差的学生都会学好。并且天不弃人，人不自弃。从事学术教育工作使我们能够登高行远，也使我们平凡如蜡烛般的生命，具有了不平凡的光泽！ 记者：好，多谢王老师，您的话让我们受益匪浅。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3年3月27日，下午1：00－4：00 录音整理：范昊宇 文字编辑：范昊宇，郑玉婷，郭九苓，王岳川 定稿时间：2013年5月30日，经王岳川教授审定。 附：王岳川教授简介 王岳川，男，1955年9月出生，四川安岳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以来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王岳川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研究和教学。教授的课程有：《文学原理》、《文艺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当代文化美学研究》、《二十世纪哲性诗学》、《中国诗学与美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化与美学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中西文艺美学比较》、《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20世纪最新西方文艺理沦》等。 西方文化美学研究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著作有：《发现东方》，《目击道存》，《中国镜像》，《文化战略》，《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论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即出）。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所获奖励：1990年获“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93年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科研成果二等奖”，1993年获中华美学会“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奖”，1994年获“北京大学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5年获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7年获“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特别奖”，2000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2001年获得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时期20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2002年获文艺报“摄影文学大奖”，2007年获书法“全国十大影响力人物奖”，2008年获得“全国20家散文大家排行榜”，入选“2012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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