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6：=毕-福-剑-事-件-的-理-性-思-考-----2015年4月10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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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演员：程序谎言与全民表演时代的来临

作者：海青

导语：前段时间，某著名节目主持人在私下饭局的视频被放到网络，随即引发轩然大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视频里所呈现的形象与其供职单位与舞台形象产生了巨大分裂和差异。相似情况的还有近两年被打掉的许多苍蝇、老虎。著名学者海青认为，由于生活没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溃，诚实、本色、率真之类的德行最后都沦为鸡汤，我们已经生活在常态的欺骗状态中，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表演时代到来了。她指出，国人对于职业表演以日常伦理苛责，但却人人都在遵循着“程序谎言”进行表演。把后台暴露到了前台是最糟糕的一种表演失误，对不恰当的人说了不恰当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死路一条。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算是一句老话，在老话里总能看到社会观念和人们的情绪。“婊子”和“戏子”，这是两种非常古老的职业，自从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解决了饱暖问题之后，就有了性交易，自从有了对天地鬼神的祭祀崇拜仪式，就有了戏子的祖师爷--装神扮鬼的巫祝。古代倡优并称，这也是两种表演性极强的职业，表演是为了取悦别人，人人都需要被取悦，所以任何时代都少不了这两种职业，名妓和名优总有捷径迅速上升到社会阶层顶端，其中最天才、最敬业的已经完全分不清表演和真实的界限，他们在表演中绽放了最自由最真实的自我，而且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像爱德华·诺顿在《鸟人》里那句台词：“我在舞台上从来不装，但在舞台之外全是在装”。
但是，“装”的水平高低，可有天壤之别。水平高的是艺术，水平低的是作秀，更差的令人不忍直视，艺术就是一则在幻觉中看到真实的奇特谜语，“婊子”和“戏子”被认为是职业说谎者，而且说谎技能越高超就越成功。人们对这两个行当又爱又恨，给予各种蔑称，又拿出伦理道德标准来要求。只不过，随着时代改变，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偶像名流，政治地位、经济能力、社会影响力明晃晃地摆在那里，在公众艳羡的眼光下，所谓情、义，早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更何况，“有情”、“有义”并不是某两种职业的从业者才特别稀缺，而是目前人类普遍匮乏的品质。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开篇就说：“婊子只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职业就是职业，即使成不了大师，做到敬业也就行了，“戏如人生”多半只是外行的想象。1949年以后针对艺人有“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句话，语义无比暧昧，其实是认同了“戏子无义”的前提，再反话正说，说你们在台下还可以“清清白白”的。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样，都是一种诛心的文字游戏。
是戏里还是戏外，是真情还是假意？生活本来就没有安全感，人人都怕被骗，大家都战战兢兢彼此试探着，一边鼓吹诚实、本色、率真之类的德行，最后都沦为鸡汤抹茶之属。因为表演与欺骗的一体两面，就有了各种语言暴力加之于表演，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自证清白。然而，高密度的造假、欺诈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溃，我们已经生活在常态的欺骗状态中。事实上，作为职业的表演因为受时间空间限制，不会产生什么危害性，国人对职业表演以日常伦理苛责，面对浩瀚的日常表演却不知所措。时至今日，恐怕很多行当都该归入职业表演之列，才能产生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不然，只能让人当笑话看。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为官”的标题，说这话的人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说得有多妙。
官场的表演性远比舞台和大屏幕更为精密，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在日复一日的文件、指令、会议、庆典中运行的，每场仪式都像一出荒诞大戏，但要求所有参演人员一本正经、不笑场地演下去，这个系统中的每个人无论身份、地位、年龄无不受到波及，即使懵懂的小学生，在要学会在个人总结里，写下无数毫无意义，却被公认非这样写不可的“场面话”，让人从少年时代就适应说谎。“程序”是体制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伴随每个程序启动的是大量的“程序谎言”，它像口令，或魔咒，重复出现在体制运行的每个环节，人们在一生中需要无数次把它们背下来，填写在试卷、表格、各类申请中。你可能并不相信它，对它耳熟能详。
在一切职业中，天才都只是少数，有人最多做到敬业，大部分人只是无奈地敷衍，把职业作为混口饭吃的工具。在体制中也是如此，如果能像Seven-Eleven一样全年日夜无休持续表演的，称其为天人或天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大部分人在表演之外需要放松，更何况表演是极端耗费HP的，一些新手通不过几关就把命都用光了，被开出局外。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处世哲学，那就是劝人韬晦，祸从口出，不要嘴欠，所以不管什么会场都常见到发言者你推我让，仿佛谁先开口谁先死一样。尤其在表演道行没修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如做一只安静的美男子，总比演砸了强。
演砸了分好几种，最糟糕的一种是让观众看到了后台，如果大幕拉开，看到的是没准备好的演员和一团乱的布景，这就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豪宅、名表、情妇、某些私密小嗜好、以及酒桌上的红歌黄唱，这都是需要盖得严严实实的幕后景观。在体制中地位越高的人，启动程序的权限越大，也越密集地接触、制作和使用程序谎言，但与此同时，他们拥有、经历和目睹的后台也越壮观，对表演技能的考验也越严峻。近两年在央视从业人员身上频繁爆出新闻，有的是以为自己就是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不知道观众已经看出了自己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有的是把后台暴露到了前台，说明有不少人都亟需加强演员的自我修养了。
我们应该相信，全世界的政客和有政客理想的人们都是用生命在演戏。精神分裂根本不算什么，在这种时候，有效且正当的宣泄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不要以为米国人不精分，《纸牌屋》里的大Boss当上总统之前连性向都变双了，多亏贤内助大力支持，认为有助于排毒减压。脱口秀节目可以把各种政要名人无底线地挖苦，电影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政治意淫，更不用说《南方公园》之类笑点极低的动画片，值得隆重推出的还有一部叫《美国舰队·世界警察》的木偶卡通，是反主旋律恶搞的典范，所有梗都来自最低俗的屎屁尿之类。当然，恶搞调侃，并不妨碍主流政治宣传的振振有词，把笑出来的眼泪擦掉之后，大家还是正襟危坐。
无论是从领袖健康还是人民福利角度，禁止政治笑话都是非常不利的。作为结果，表演压力太大的国人更习惯用另一种方式来减压，于是有了派系、圈子这种东西。在亲信死党面前可以放松神经，把后台的内容端上台面，说些私房话，但交浅言深，同样是人际关系的雷区。对不恰当的人说了不恰当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死路一条，结果一眼望去一切正史都是派系斗争史，一切野史都是甄嬛传。
调侃和笑话之所以产生，很多时候并不是针对谁，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而已。长时间以来我们拥有的唯一成气候的美学风格就是红色美学，作为结果，唯一的类型笑话就是调侃来自红色年代的官方话语。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个电影《顽主》，其中反复出现一个机械的女声：“瞻仰毛主席遗容，凭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介绍信入场”。一个时代过去了，只留下一具供人瞻仰的遗体，最初在遗体上狂欢的不是寻常百姓，他们惊魂甫定，眼神游移，恍惚而悻悻，还不在寻欢作乐的状态。这时候最先开始嬉皮笑脸的，是熟谙体制内幕和官方话语的“大院子弟”，《顽主》的片头曲唱道：“你是这样想的你却那样说，人人都带着一层玩具面膜”，王朔的小说曾经让人们感到撕下玩具面膜时一瞬间的爽，后来在冯小刚的喜剧电影里发扬光大。“打死我也不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有组织，无纪律”，“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这些梗让人记忆犹新，正是因为把官话放在荒诞语境里，颠覆了曾经的不可一世。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也经常用这个手法，一身官僚气的牛大姐、老傅这些角色，主要功能就是说出官方辞令让人起哄架秧子。
这种对主流话语和假装高大上的不经意似的调侃让国人开心了20年，讲笑话的人虽然经常自称痞子，但他们却是熟谙一切程序谎言的红旗下的蛋，血液里奔涌着表演的天才和素材以及规避风险的技术技巧，穿拖鞋光膀子神侃天下大事宇宙人生和邻家小妹的风格仅属于他们。他们老了之后，世界是牛大姐和老傅们的了，他们不停地抛出一个又一个梗，但是，没人敢起哄架秧子了。官本位使一切领域都带有官场性，所有人不得不以一种尴尬的姿势生活，“面具戴得太久就嵌到肉里了”，这是不久前在酒桌上听到的一句很智慧的话，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表演时代到来了。
海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著有《“自杀时代”的来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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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挖掘：央视的老毕

Chinese TV star Bi Fujian caught on tape privately insulting Mao, which triggered a huge political debate in social media between the leftist and the rightist.  China is presently stuck between post-Mao era entering modern society with limited speech freedom (at least on private occastions) and 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inheriting Mao's legacy, hence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to the star himself suspending his job for 4 days. Bi's speech would have made him sentenced to death or life in prison in Mao's time.

这两天微信老有提到他，今晚美国中文电视也报道了，据说社会媒体闹翻天了，于是想到做个舆情自动调查。


本来是私底下对毛时代和毛本人的打趣开涮，没想到闹到了网上，加上这个话题对于左右两派的敏感性，一下成了热点。

下面是针对内容商给我们提供的一周简体中文社会媒体（可惜，不含微信：万能的微信，你什么时候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开放哪怕部分数据，好让民情上达周知？）的自动调查结果，用的是咱独家自然语言挖掘技术。

负面多于正面，老毕形象严重受损：


wow 够上纲上线的，倒退四十年，老毕有十个头也不够杀的：


一周的媒体热议曲线：


看一周褒贬度的图示如下，毕姥爷的社会媒体形象陡然下跌：

下面是一周的情绪烈度图，可见正反吐槽越演越烈：符合咱老中爱吵架的习惯


吐槽样本：

旗帜鲜明支持毕福剑!

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毕福剑。

[哈哈] 毕福剑老好人?

旗帜鲜明支持毕福剑!

毕福剑没错

毕福剑快去死吧!

毕福剑, 骂的客观!

十分认真地支持毕福剑先生

立场坚定支持毕福剑!

毕福剑无罪

不喜欢毕福剑, 老流氓架势

鄙视毕福剑

毕福剑该死

毕福剑作死啊

支持毕福剑

毕福剑, 变化多端.

毕福剑火了!

毕福剑该出来道歉

感谢毕福剑敢于捅破了窗户纸

狗操的毕福剑, 去死吧

毕姥爷瞎说什么大实话

毕福剑交友不慎啊。

毕福剑为什么辱骂毛泽东?

毕姥爷叛国了·

毕福剑明天就死。

毕姥爷作死啊!

毕姥爷瞎说啥实话

应该引起重视, 坚决批判毕福剑。

支持毕福剑!

支持毕姥爷

央视的毕姥爷这下更火了。

毕姥爷威武

特别讨厌毕福剑

cctv就是仃办也不能再用毕福剑这样的流氓主持。

毕福剑此事定义准确!

毕福剑是民族英雄, 不畏强暴。

严惩辱骂毛主席的毕福剑

难道毕福剑真能一手遮天?

毕姥爷还是很有才的

毕福剑真的死了吗。

毕姥爷是在嫖娼吗

毕姥爷又火了一把

[哈哈] 毕福剑现象, 中央应该反思!

毕福剑言论不雅视频竟口无遮拦公然骂毛泽东

网上舆论因此哗然, 纷纷指责毕福剑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毕福剑是真正男子汉, 正直中国人全支持他.

[哈哈] 毕福剑这样的党员在为谁歌唱!

毕福剑诋毁伟人和先烈必须严惩

[哈哈] 毕福剑的酒桌表演为什么不能容忍?

只怪毕福剑交友不慎, 好事者用心不良。"

这是毕福剑作死的节奏。

毕姥爷叛国了···

毕福剑并非第一次"惹事"。

不作死就不会死毕福剑原形毕露, 就是老兵里的垃圾。

毕福剑言论不雅视频, 竟口无遮拦公然骂毛泽东。

狗操的毕福剑, 被车撞死了。

我喜欢老毕

东北人支持毕福剑

开始支持毕福剑了

强烈要求央视开除侮辱谩骂毛主席的坏蛋毕福剑!

很喜欢毕福剑。

赞毕姥爷!

毕姥爷威武!

从此鄙视毕福剑......

从此鄙视毕福剑!

看来毕姥爷央视的饭碗堪忧。

[哈哈] 有人说毕福剑是酒后吹牛逼不必上纲上线。

毕福剑骂的太好了, 比我骂的有影响力。

喜欢这条评论毕福剑诋毁伟人和先烈必须严惩

话糙理不糙, 支持“毕姥爷”!

我还是觉得毕姥爷厉害来自QQ浏览器快速回帖

谁敢处分毕福剑必无好下场.

毕福剑的酒桌表演为什么不能容忍?

毕福剑嫖娼的日子不远了。

毕福剑公开侮辱人不用负责任吗?

面对公众人物毕福剑的信口开河你怎么看

毕福剑是媒体人的光辉榜样。

毕福剑侮辱领袖必遭鞭刑。

毕姥爷的形象瞬间伟岸起来。

毕福剑无罪, 发视频的应该重判

毕福剑, 死啦死啦的。

你毕福剑应该向全国人民谢罪...

毕福剑毕姥爷交友不慎遇人不淑, 被人陷害于不仁不义。

官媒: 毕福剑侮辱开国领袖应受公众的谴责图

央视大腕不能人模狗样毕福剑是媒体人的光辉榜样。

央视对毕福剑处理的越严重, 毕福剑的声誉就会越高;

毕福剑万岁, 万万岁.

资料来源：




【相关】
社媒挖掘：老毕私下辱毛事件再挖掘 2015-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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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一场饭局引发的全民大讨论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瞎说。尤其当你人模狗样地是个人物的时候。

今晚的《星光大道》注定是看不到了，老妈不用提心吊胆地看毕姥爷倒数五个数了。俺不落井下石，但看不惯某些人表面支持毕福剑实际在坑毕福剑，忍不住也说几句。

这是私人聚会吗？

俺周末找几个哥们，去我们小区那家新开的店吃个烤肉，喝点小酒，那的确是私人聚会。可毕福剑吃饭那排场像私人聚会吗？饭局之前，他们参加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一次文化活动，有照片有新闻报道。所以，吃饭时有好几个白俄的客人在，包括白俄文联副主席巴巴克，白俄国立大学美女教师芭比娃娃，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毕福剑的外事助理刘瀚锴据说是组织者，此人另一个身份是白俄罗斯文化联盟驻中国首席代表。

如果你硬要说这是私人聚餐，那我只能说，官员要真心谢谢你，他们可以把自己参加的所有聚餐都定义为私人聚餐，不管逼格多高，让八项规定一边凉快去。假设这顿饭不是公款，是有人请客，这就一定是私人聚会吗？嗯，我觉得贪官很多饭局也都是有人请客，未必吃公款。上海那几个接受私人宴请的法官，怎么处分的滋道不？央视主持人不在体制内吗？

吃饭地点北京美泉宫饭店，坐落于京城西部，是北京城里罕有的五星级标准的温泉饭店。当然，价格贼贵，一顿饭估计得花去俺一年工资。网上有人说背景很像《最后的晚餐》，哇靠，圣餐啊。那排场，那大桌，那高档菜肴，那么些洋人，感觉比电视上的国宴还牛逼，俺等平时靠美团吃饭的屌丝当时就吓傻了。上流社会就是这样，有钱，任性！

如果吃饭的人，不是毕福剑，而是芮成钢，估计公知肯定会追问这是公款吃喝吗？党员腐败啊！央视腐败啊。可是毕福剑事件中，他们小心翼翼回避这个问题，哪怕吃掉的是巨款，哪怕这钱不知谁买单，也无关主题。他们认定这是私人饭局，与毕某人无关。如果主角换成孔庆东，估计被扫射成筛子了吧。

是有人告密吗？

公知拿某官媒的《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说老毕事，瞬间矛头指向了告密者。有人扯出文革，有人祭出犹大，还有好事者人肉出告密者是东博书院秘书长张清。张清跟毕福剑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物，毕福剑请的都是外宾和名人，孔和尚的助理怎么会在场？张清和毕福剑，完全两个阵营的人，怎么会是毕福剑的朋友？张清面对这种谣言，也是哭笑不得。关公战秦琼，反正张清躺枪，不仅被重机枪扫射，还被装甲车碾压，就差人道毁灭了。

从饭局的照片来看，这视频应该是毕福剑斜对面的中年男子拍的。问题是，这公开拍摄的视频，公开传到互联网上，算告密吗？西单女孩在地下通道卖唱的时候，有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大家纷纷传播，后来就火了。西单女孩上了央视的春节晚会。老毕在饭局唱个小曲儿，有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大家纷纷传播，老毕也火了。他在央视下课了。拍摄者咋想的？也许只是觉得西单女孩唱得很牛掰，老毕唱得也很牛掰啊。

其实，对于拍摄者而言，上传视频的目的应该都是分享，找乐，或者炫耀，而跟“告密”无关。如果是告密的话，前者应该偷偷向城管举报，后者应该把视频密送有关部门。可是，饭局上唱者高兴，听者开心，当时有人拍摄，有人大笑，有人鼓掌，在这个小圈子里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正确，他们没有觉得这个说唱有什么不妥。老毕看到有人拍摄也没有制止，而是笑着问“你在录吗？”若他觉得不对，当时就会要求拍摄者删除了。

别说公开拍摄，偷拍也不算告密啊。三年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私下会见一些政治捐款者的宴会上，罗姆尼随口一段调侃，遭隐藏的摄像头拍摄，后被人公布在互联网上。尽管罗姆尼召开记者会澄清，但这段偷拍的饭局视频仍被奥巴马阵营大做文章，称百万富翁罗姆尼是清高的精英主义分子。最终罗姆尼在大选中败北。罗姆尼如果说偷拍者没有道德，传播到互联网上的人告密无耻，我有隐私权，估计他的支持者也会用口水喷他。

与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何干？

总有人拿隐私权啊言论自由啊说事。这个事件跟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公民是有隐私权，但从法律上讲，这视频还真没有侵犯毕福剑的隐私权。隐私权本来就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不懂的可以去百度一下《美国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权？可通过四种行为界定》一文，即使是对隐私权保护最多的美国，这也不构成。公众人物本来就受更多监督，何况是在这种有诸多人在场的半公开场合，他自己又知道有人在拍，侵哪门子的隐私权？

旅居加拿大的李牧说，在西欧北美各国，媒体、政党以及普通百姓，不遗余力的把公众人物、公职人员的各种隐私挖出来，更不必说算不上隐私的饭局上表演。在法制国家，民众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报告给警察和媒体，是日常生活。拍摄者没有潜入毕福剑的卧室去偷拍，也没去监视和跟踪毕福剑的私生活，更没有侵害到毕福剑的通信秘密，作为公众人物的毕福剑的隐私权哪里受害了？视频的内容其实还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就更没有隐私权之说了。他的同事白岩松在《新闻1＋1：被偷拍的“饭局”》中说过：“作为明星、公众人物、官员恐怕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去要那么多的隐私，要管住自己的行为，去按照规定做事可能更靠谱。”

言论自由是宪法性权利，但它的法律界限也是很明确的：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教唆、煽动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来侮辱、诽谤其他公民的人格。而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其历史地位的人物，毕福剑所加入的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他曾经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武装力量。毕福剑公然侮辱损害开国领袖、党和人民军队，如果这还算是言论自由的话，那估计每一个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都得重写，加上言论自由不受法律限制。某些法学教授、律师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忽悠网民，为毕福剑站台，要么就是贩卖西方价值观时学艺不精，要么就是故意曲解替人张目。或者说得直白一点，要么是傻逼，要么是骗子。

毕福剑错在哪里？

毕福剑寥寥几行道歉，不痛不痒，没有触及错误的本质，他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么？毕福剑是一个党员，也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三重身份决定了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小错误，可以用这几句话敷衍过关。公知可以肆意攻击国家精神领袖抹黑民族英雄丑化革命史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这次网络上对毕福剑言论的强烈反弹，可以看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吗，他们高估了网友对这种挑衅的容忍度。

作为党员，毕福剑违背了《党章》第五条，“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以及第一百四十三条和一百五十四条。你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不应该混在党的队伍里。魏京生刚发了一篇挺老毕的文章，说毕福剑以前就和刘小波混在一起，现在曲而不伸忍耐功夫强，只是酒后吐真言露了馅而已，现在正是脱身的好时机。看来真小看了貌似老实的毕姥爷了。

作为央视的主持人，毕福剑的个人发展来自国家给他提供的平台，他从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得到的回报远超其个人能力，他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央视和观众给他捧起来的，举国上下比毕福剑有才华的人多的是，他如此不满，能不能把这个舞台让给比他三观更正的能人？台前一套，背后一套，人格分裂不累吗？央视在选人上面，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标准吗？这些年来崔永元、柴静、芮成钢、张泉灵等著名主持人出的笑话、丑闻还不多吗？毕福剑把这种段子唱得这么顺口这么自然，绝对不是偶然的，与大裤衩内的小环境有关。

作为普通人的身份来评价毕福剑，他的道歉依然是不诚恳的。在外宾在场的情况下，毫无底线地以侮辱自己国家精神领袖、侮辱人民军队的方式来取悦外人，卖弄戏子的幽默，管不住自己的嘴，这是做人的失败。不要把责任推到拍摄者身上，如果不是他的视频，观众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两面派的丑陋，要谢谢这个炫耀饭局的人。在事发四天里，毕福剑迟迟不进行回应，道歉后又动用大量的水军删评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几万评论瞬间删成几千条一面倒地支持毕福剑的，欲盖弥彰，只会让人更鄙视。这不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

毕福剑会辞职吗？让我们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

2015年4月11日，吴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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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挖掘：老毕私下辱毛事件再挖掘

毕福剑事件持续发酵，今早起来再做一次中文简体社会媒体的自动民调，发现有些微妙的变化。
我把两天前的调查曲线图（区间是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拷贝在下与现在做的（区间是四月四号到四月11号）做个比较。

（1）热度：

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媒体热度曲线图

四月四号到四11号媒体热度曲线图

(2) 媒体形象趋向：

褒贬曲线（net sentiment）对比发现毕姥爷形象大损后，四月九号到低谷，这两天又开始显著回升

怎么回事？公关道歉开始收效，还是右派群众（挺毕派）开始有效反击？

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媒体褒贬曲线图

四月四号到四月11号媒体褒贬曲线图

（3）情绪烈度变化图：最奇怪的是吐槽情绪本来越演越烈，两派互骂炽热化，居然从四月九号开始明显收敛，是网众重归理性，还是过激帖子被批量删除？

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媒体情绪烈度曲线图

四月四号到四月11号媒体情绪烈度

曲线

图

相关：
社媒挖掘：央视的老毕 201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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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

2015-09-17

来源:《学海》2015年第4期作者:郭于华

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

——毕福剑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关键词：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 公共讨论 多元历史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一次私人聚会时的餐桌说唱引起网上网下轩然大波，媒体上舆论滔滔，现实中后果严重。一次私人聚餐酿成一场公共事件，而且给当事人带来了可谓改变人生轨迹的影响。作为“社会事实”，其过程、意义以及所表现出的社会逻辑值得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和讨论。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作为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相对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强制和干预地自由讨论公共话题并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最早由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经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进行了充分阐释的概念，在社会现实中和学术理论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哈贝马斯更加关注确保“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他认为理想的公众演讲情形有四个有效性要求：理解、事实、适当和诚实，他宣称这四点相互联系并被证明。[1]
　　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是否应当具有中立性的问题，这取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是不是能够真正加以区分。只有前者和后两者真正分离开来，公共领域才真正具有中立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调，私人问题或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公共领域不是用来保护私人利益的，而是要讨论共同的善——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无数的、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微观的公共领域，几个人在一起喝咖啡、一群人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抗议(如垃圾焚烧)、几个人进行的学术讨论等等。通过这种交流，人们或者成为朋友，或者形成有共同爱好的群体。他们有时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有时为了凝聚共识，沟通情感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交流中，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体验，对社会生活获得新的理解。人们甚至会对“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编码”提出质疑或者重新编码。[2]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样的概念通常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语境下界定的，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只在近年才逐渐为学界和公众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公私分明，群己界线明确的社会，而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按照父系亲属制度决定人际关系的社会;即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有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男女有别”、“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等特点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这些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了公私不分、公权(政权、族权、父权等)对私人生活的干涉过多等。既缺少普遍主义的公德、又没有个人自由，是中国传统与制度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公私领域不分，群己界线不明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公权力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原来的小共同体被大共同体所取代，国家与集体(单位或公社)直接面对个体，并深入而透彻地直击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就缺少空间的私人领域面对以国家和集体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暴露无遗，无处可逃。个人的自由(包括隐私权)一直得不到尊重和保护，而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达到极致。完全属于个人私域的例如日记、通信、谈话，甚至想法、念头都被监督和控制，在家庭中甚至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私密关系都在监视之列。例如，文革中许多人因私人通信、个人日记而被打成反革命导致家破人亡;私下谈话或某种个人观点的私下表达被举报披露，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式的公私不分一方面表现为公权力或公共舆论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对公共领域的极力回避和对公共事物的冷漠。后者是前者造成的，不受制约、没有边界的公权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教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地记取。
　　回到老毕事件这一话题，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公私领域不分的表现，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进入和干涉。老毕在私人聚餐时的(模仿)唱段和评说，虽然涉及对前领袖人物的评价，但毕竟是相对私人领域中的调侃逗乐。老毕与熟人朋友的聚餐，虽然不同于家庭亲友构成的纯粹私域，其间也难免会涉及某些公共话题，但是，就其具体情境而言，仍然不属于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也没有让公众获知参与者特定的人际关系和谈话内容的意图。如若要把聚餐中的相关信息公布出来，必须征得所有当事人的同意。这样场合中的谈笑、调侃或嘲讽，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并成为公众褒贬攻讦的话题，甚至导致当事人在现实中受到惩处并做出公开道歉，是非常不当的。它证明公权力依然在越界作为，依然严重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当下中国，这类人际交往交谈酿成公共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若在没有新技术、自媒体的时代，老毕这一类的私人聚会谈笑内容几乎是没有可能被非参与者获知的，更不可能酿成公共事件;然而在人人都可以利用自媒体、但对公私领域依然未加区分或概念模糊的情境下，其资讯行为的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也说明，新媒体、大数据时代，公私领域如何区分，个人权利如何保护，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二、批评的尺度和方式
　　老毕事件涉及到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普通人能否就领袖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做出评论价以及用何种方式进行评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当然应该评价，而且应该以理性的、公开的、免于强制的方式进行讨论和评论。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不成立或者不是一个真问题。然而现实中，这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信息知识、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仍然存在诸多禁区，阅读、理解特别是讨论的空间依旧狭小，有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在缺少公共讨论的空间和平台，公众没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如何进行正常有效的公共讨论的情境下，各类变形的表达形式就五花八门地出现了。
　　比如，以段子、笑话或某种民间文艺形式所进行的“恶搞”，对正统文艺作品进行改编以“山寨”版形式出现，如老毕所为。其实，“恶搞”也是一种表达，而且是无奈的表达。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进行研究时曾经推出与“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有可能破除“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的迷障。关注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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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毕所说唱的内容，正是这类在民间流传的“隐藏的文本”，上不了台面，却流传甚广，甚至为人们喜闻乐见。我曾经写文讨论过关于网络神兽“草泥族”与“河蟹族”之间的矛盾与博弈过程，说明“恶搞”固然是无奈之举，难免成为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表达者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不畅甚至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但不要小看了这类“草泥”方式，这需要做出自主的选择：要么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么做“顽强勇敢”的“草泥族”。这一过程让我们意识到这类表达不仅仅是以搞笑方式发泄不满，而且关涉到每个网民、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　　至于这种表达的功效也值得关注，斯科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缺少表达空间的弱者们，不能指望这一空间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也不能寄希望于被赐予表达的权利。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表达的空间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过程本身至关重要。
　　对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其间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各种意见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应该认为，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民众有逻辑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他们不能接受仅就事件表象的“宣布”，不能容忍那么多缺少逻辑关系的“偶然”和美好的理想与灾难性现实之间巨大的断裂;而另一方面，真相却是权力所决定的，是权力所宣布的，是权力所垄断的。如此激愤和冲突不可避免。根据常识，矛盾冲突的各方有不同的立场、角度、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因而就真相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是正常的。就复杂历史和人物的功过是非追索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论争和博弈过程，而真相正是在多种声音中才能呈现，因而公民参与追寻真相的过程就万分重要;而打破权力的真相垄断也十分必要。
　　如若不同的看法意见发生冲突，应该在讨论的场域中进行争论、辩驳，可以针锋相对，比如，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论据，指出对方证据和逻辑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接批评当事人不当的表达，只要不违背讨论规则如进行物理的或精神的人身攻击等。但是如果将私人聚会或者公共性非常有限的话语未经同意而传播出去，造成外部力量或者借助于公权力对不同观点大张挞伐，就不仅有悖于约定俗成的道德，而且使得原本狭小的表达空间更为逼仄，于公于私都造成负面后果。
　　至于老毕作为公众人物，能否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场合，以许多人认为不那么适当的方臧否前领袖人物，也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语境下来看。在理性认识、正常讨论、公开表达的空间不具备的情境下，以恶搞方式表达甚或只是出于纯粹逗乐的无意识表达，也并非大逆不道之举。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不同场域的表达相悖的问题，一位媒体名人在正式公开场合表达某种评价或观点，而在非正式场合却表达完全另类的观点，究竟哪一种为真哪一种为假呢?相互对立的观点在一个人头脑中会不会打架?或者原本就是公开的表达与其真实的想法相反，而长此以往，人格能保持完整吗?如若对这类问题做一社会心理分析，当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话语空间的特点和困境。
　　我常常想，近年来种类繁多、层出不穷的“隐藏的文本”，充满智慧的民间行为艺术表达、新媒体形式和内容的表达，如若有正常的社会氛围和表达空间，如果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公民课堂，这些民众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充分释放，该成为多么巨大的创造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此而言，与其封杀民间恶搞，不如开放讨论空间。
　　三、信息多元方能使真相呈现
　　老毕事件因官方介入而发酵膨胀，可能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其至少有一点正面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中自处，如何在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做一个好公民。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有赖于对历史材料和资讯的充分了解和把握。而长久以来，由于人为设置的禁区、障碍，历史与现实的信息都不够透明也很不对称。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历史作为权力支配与控制的对象，如何为普通人所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普通人如何了解历史并追寻历史的真相。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的论述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分别以理论和文学方式揭示了权力技术如何通过历史的重构与记忆的剥夺达到支配人们精神心理的作用——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在理解了权力对于历史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须思考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通常，人民群众在历史中是被动者：被作为统计数字存在于历史中;被灌输、被强迫接受正统的、唯一的历史。
　　我们需要建立人是历史主体的意识，人不仅是历史进程的动力，而且是历史表达的主体。对历史真相的追索，对自己的前辈、家庭、家族、族群乃至国家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以往经历进行思考并做出是非对错的评判，应该是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和历史责任。实现这一权利，承担这份责任有赖于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要求。我们应该像保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保护和要求我们的历史权利。正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的“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4] 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既然我们意识到的，历史会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所规训，我们才更应该明白，对于历史真相的探求，是权力与权利的之间的博弈甚至争夺战，我们不应放弃属于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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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历史真相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逻辑只能在多重证据、多种声音、多元表述中才能呈现，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同样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也不能只循单一标准。历史的多样性表达本来是一种常识，然而长久以来，我们的教科书、正统历史著作、相关的文艺作品和舆论导向却沿着统一的路径引导民众对历史的了解，甚至不允许有不同的历史表达，更遑论不同的历史评判和历史观。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历史表述空间和表述方式前所未有地扩展了，民间写史、个人讲述、草根历史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和公共讨论，这堪称是重构历史的一次革命。　　老毕对前领袖人物的调侃式评价经由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而被放大成公共话题，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信息时代多种意见、观点和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权力仍然在新媒体表达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对个体表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看到，首先，互联网技术无疑拓宽了普通人的表达空间，但信息不对称依然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就历史而言，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断——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无真相。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5]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同样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其次，虽然信息较之过去多元化了，但依然不够透明，传闻丰富了却还是没真相，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受众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信息黑洞：其内部密度极高，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这种引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法被外界看见，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都对公众正确了解历史明辨是非造成屏障。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这缘于他们长久以来难以获知真相而导致的不相信——林林总总、数量巨大的信息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这同时意味着社会信任的丧失，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我们时常看到，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推断，甚至不无各类阴谋论的推测，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趋于不相信。
　　老毕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公民的知情权包括了解历史真相及其背后真实逻辑的权利，这是公民实现并保护自身权利的根本前提，也可以说是成为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条件。有真相才有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有真相才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此而言，真相是公民的力量;懂法律，有理性，善表达是公民的能力。这一成长为公民的过程是从公民的表达实践开始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沉闷、黯哑的社会就有了生机，成为公民的过程与公民社会的生长就开始了。当然这里所指是广义的“表达”概念，各种公开的具有公共性的行动也包含其中。
　　在中国社会当下的话语空间中，新媒体表达也许是公民表达中最具智慧和创造性的部分，这种表达在狭小的空间和强大的压力之下尤为可贵。在微博、博客、论坛、讨论组和后起之秀的微信等媒体平台上，网民们以话语、照片、视频、漫画、笑话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探寻真相，针砭时弊，揭露腐败，表达观点;其犀利、智慧、幽默的高水平表达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由公民表达形成的这样一个自主、多元、“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具有“众愚成智”之功效，[6]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心智品质也得以锻造生成。虽然，新媒体表达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信息海量、真伪难辨、语言暴力、造谣泼污、人身攻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社会撕裂的后果，但这一虚拟社区影响甚至改变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却是无可否认的。原因之一在于，网络媒体在许多社会中或许只是一种表达途径，而在中国社会中却可能是普通公民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表达途径，公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狭窄压抑的空间中常有超水平发挥。
　　如若老毕事件能够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及其社会转型的更多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应有的关系和界线，能够在历史的多元性和表达空间的拓展方面有所推进，也不枉当事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对此进行的讨论与争执。
　　[1] 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公共领域
　　[2] 参见王晓升，“公共领域”概念辨析：http://www.cssn.cn/zhx/zx_wgzx/201310/t20131026_621317.shtml
　　[3]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40页。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5] George Akerlof，(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Market_for_Lemons)
　　[6] [美]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