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兰：中国有性学专家，缺性爱大师

jssh365

裴谕新：用另一种方式反抗的“70后”女性
时代周报黄佟佟2013-08-08
[导读]这其实只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一厢情愿地为同龄女性竖起了“传统”、“保守”、“不需要性”等标牌，自己心安理得地去追逐更年轻的女性，他们不知道女人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了。




转播到腾讯微博

裴谕新这次选取70后女性作为研究对象。 本报记者 姬东 摄

裴谕新，中大女教授，曾以万元征集“自慰视频”；中国继李银河、艾晓明之后最具社会知名度的女性研究学者；新书《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声称要用另类性行为解读中国社会。

8月2日晚七点起，广州东山口木每咖啡吧的玻璃门被不断推开，陆续有人进来。因为彼此互不相识，气氛略显尴尬。

裴谕新容光焕发地站在门边，开始招呼这些陌生的女性—此种聚会显然已操练多次。8点，活动准时开始。先是热身游戏，“今天大家吃晚饭了吗？是，就站到我左边，不是请站到我右边！”女人们跑来跑去，五六个回合后，升级到私密问题，“昨天晚上你有自慰吗？是，就站到我左边，不是请站到我右边！”女人们笑成一团，都站到了裴谕新右边，裴谕新哈哈一笑：“看来左边只有我一个啦。”

这是一个由微博上的“自慰研究组”发起的活动，随后，18个年龄职业各异的女性围坐在一起，讨论起今晚的“自慰”主题。征得叙述人同意后，裴谕新打开录音机，记录下这些女性关于性的不同故事。大家都很坦然：根据游戏规定，只要出了这道门，一切就只有留在录音机里那些分不出名字年龄的声音了。

“其实我不是做性学研究，我是做女性研究，只不过我是以性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的。我就是想让女人活得更好一点。”裴谕新天真地反问，“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太没技术含量了？”私底下，裴谕新教授堪称可爱，爱买衣服，爱聊天，研究女人同时爱着男人。1992年，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毕业后，裴谕新在苏州市水产研究所工作了4年，因忍受不了无趣，1996年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1999年，她进入广州《新周刊》杂志社，成为新周刊写稿量最大的记者之一。2002年，裴谕新离开《新周刊》，赴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攻读博士，毕业后入中山大学任教。

每一篇论文都引用李银河

时代周报：有很多人把你和李银河老师拿来对比。

裴谕新：我们有来往，我对李银河是一个粉丝对一个偶像的关系。

时代周报：你对她的一些观点是有保留的吧？

裴谕新：要看具体观点，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视角一致，某种程度上我师承了她的一些想法与关注点，只是在不同的研究落脚点上有一些新观察而已。对我来说，李银河是一个坐标。十几年前读她的书，才知道研究女性的性也可以开拓一个学术阵地。基本上，我的每一篇论文中，都有引用李银河。

时代周报：以前杂志采访你，用了一个标题：《我比李银河有趣多了》。

裴谕新：故意的，大家都明白这样看文章的人会多些。那杂志就是我的前东家，大家说话比较随便，他们说，都是你们这些没趣的人才搞性研究！怎么样？你看李银河多没趣，你也一直正儿八经，一张嘴就像个教授。他们这样激将，不知怎么的，我就说，我肯定比李银河有趣多了！当时老板一拍大腿，说题目有了。我怎么办？话说出来也收不回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见李老师，怕她问这事，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

时代周报：李老师天性很纯洁。

裴谕新：对。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开会，她穿一双像是知青下乡穿的那种军用鞋，一个人单刀赴会，好有型啊！我以一个粉丝的心情要求合影，她答应了。后来跟她一起开过很多次会，她越来越时尚了，走的是休闲大气路线，还经常涂口红。看到她的变化，我觉得她还是相当有趣的。

用另一种方式反抗的“70后”女性

时代周报：《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上海70后女性的另类性行为，为什么选择70后女性？

裴谕新：第一，我就是70后；第二，这一代女性的背景很有意思。一般来说，她们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进入壮年，很多母亲不认为男性跟女性有多大差异，持有一种“朴素的”女权观。70后女性被这样“朴素的”女权观推动，在自己的青春期或青春后期，出于对“落后的”母亲的反叛，会自己学着去做特别有“女人味”的女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拥有跟母亲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浪漫的爱情，亲密的婚姻，专属的真爱……事实上呢？忽然有一天，她们发现并不比母亲更幸福，她们的痛苦与纠结甚而可能比母亲更多—母亲可以抱怨时代、抱怨配偶、心甘情愿做一辈子怨妇，她们却没法承受“怨妇”这一形象。她们也没法抱怨社会，因为在她们成长的年代，已经拥有选择的自由。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选取的研究对象，都给人以特别狂野的形象。这是有选择的吗？

裴谕新：这40个女性，是我根据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婚姻的不同状态、恋爱的不同状态等来选择的，并不是因为个人在性方面特别活跃、特别狂野才选的。但采访后我发现，即使是身边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也有波澜壮阔的故事。

时代周报：波澜壮阔的性生活？

裴谕新：是，只不过她没有机会说出来。不要认为中国女性不需要性，中国女性没什么性需求。学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她们在非常信任你的情况下讲出了她们的故事，跟别的场合的版本有很大不同。

时代周报：从书里来看，拥有波澜壮阔性生活的70后女性，其实也都知道多性伴其实冒犯了整个社会规则。

裴谕新：你看中国70后男性，拥有了一定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时，多偶现象已经很普遍，甚至在圈子里可以公开，这种公开甚至可以是一种体面。同龄女性呢？似乎就该是相夫教子，寄情山水，甚至彻底退出性生活。

这其实只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一厢情愿地为同龄女性竖起了“传统”、“保守”、“不需要性”等标牌，自己心安理得地去追逐更年轻的女性，他们不知道女人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了。

时代周报：你的书里记录了也有些女性跟男人一样，希望情人老公共存，本身不会有太多罪恶感。

裴谕新：这种女人在对抗整个男性社会话语体系时的那种智慧和技巧，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有其过人之处。这一过人之处，如果作为一个男性所有，可能就被记录下来了，比如《金瓶梅》、《红楼梦》或者日常酒桌上的那些段子，多少风流男性啊！但女性自己创造的版本，可能就仅仅存于她的内心深处，能听到的特别少，我们听到时就会特别震惊。

《水浒》里的阎婆惜、《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我们只知道她们坏、坏得离谱，但下场都很悲惨。贤德女人一定会被记载，可女人如果想争取一下利益，想“变坏”一点点，又要避免阎婆惜、潘金莲那样的下场，基本不可能。基本上，每一个“坏女人”都是单打独斗的状况，不像男人的“坏”已经制度化了，形成一个集体了。

40岁处女的“道德优势”

时代周报：根据你的调查，当前中国女性的性状况是不是比西方更开放？

裴谕新：中国女性婚姻内的多性伴现象，我觉得比西方多。西方婚姻制度相对来说完善一点，婚前协议、婚姻条款、共同财产分割，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婚姻制度从整体上来讲是照顾到女方利益的，技术可操作性比较大。在中国，婚姻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特别是70年代出生的这帮女性，大部分是自由恋爱，婚姻随后变成一个道德承诺—不是法律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但现实中，中国的婚姻法和现实情况对中年女性又极为不利，再婚特别困难，所以这就变成如果她想要有些动作，肯定会瞒着。西方就不同了，女性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再婚压力都较小，经济上又能得到保障，感情一旦发生变化，没必要硬撑……

时代周报：70后这代和80后女性在性的态度上有差别吗？

裴谕新：有差别。70后女性大部分是因为有性关系以后才开始关注性，会把男人在性方面对她的引导看得比较重要，她们比较期待由男人发起性—不管是开始一段性关系，还是享受性关系中的愉悦。80后相对来说会看得比较轻松一点，会主动发起性邀请。

时代周报：我认识不少70后女性，从小就是好女孩，到现在哪怕30岁、40岁了，还是处女，她们觉得我20岁的时候没有跟人上床，为什么40岁了就要随便找个人上床呢？

裴谕新：你可以说她们被时代耽误了，但是同样的，她们可能还有一种微妙的道德上的居高临下，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优势。她会觉得她这样很正确，她会认为自己牺牲了一些东西，也坚守了一些东西，她们会用这样的想法来看待性生活比她们绚烂的女性。

时代周报：一个女人成不成功就看她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在这种中国式女性成功标准之下，女人把嫁个好男人当成了第一目标，这是不是痛苦的根源？

裴谕新： 70后女人倒可能真的不会把嫁人看成第一目标，她们可能会把爱情看成第一目标。反而现在的80后、90后，会把嫁人跟物质享受或者人生阶层的升高放在一起。

时代周报：你个人觉得好的婚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裴谕新：婚姻一定限制了你另外发展其他的亲密关系，限制了你的自由，但它也带来了稳定，带来了责任。我们都会对婚姻产生依赖，所以婚姻是不会消失的。

当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游离于婚姻之外，过自己的单身生活，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留在婚姻里面这部分人，要致力于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有共同的兴趣，要有相处的技巧。怎样培养共同生活的那部分，又怎样保留自己独立生活的那部分，这很重要。

女性自慰，取回性愉悦的自主权

时代周报：你搞了一个自慰研究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裴谕新：这个小组在微博上，是一个收集资料的互动平台。自慰话语研究是我长期研究的一部分，我其实想通过这个微博进行大众性教育，因为一般的大众性教育不会谈到具体性行为，基本上是告诉大家不要做什么，做了有哪些危害。我希望大家可以从正面角度具体地谈性。之所以选择自慰这样的话题，因为相对来说，比起其他性行为，这个话题承载的道德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时代周报：你这么搞，有反对声音吧？

裴谕新：反对的人会把我们想象成一群比较淫荡的人，保守的学界突然跑出来一批格外淫荡的人，这就很吸引人了。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网络暴力，有些人看到你谈自慰，就会觉得你是在宣传自慰，有人说女人不能谈自慰，为什么？因为你们一谈自慰我就想自慰。

时代周报：他们认为自慰是一个男性专有名词。

裴谕新：这种人认为女人谈性就意味着一种勾引，就像女人穿超短裙就活该被骚扰一样。

时代周报：从你的观点来看，女性自慰有什么好处？

裴谕新：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有了男朋友有了老公，还要自慰？是不是我们的性关系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性的和谐不该是单方面努力的，要两个人配合才玩得好，长期以来女人羞于谈性，把性愉悦的自主权交给男性了，女性自慰可以首先打破这种禁忌。从技巧上面来讲，她可以知道自己更喜欢什么，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得更清楚。

jssh365

都市化标签之下，女性的性资本越来越重要？文\迁寻

【作者前言】9月27日晚，《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作者、“自慰话语的公共传播”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的裴谕新老师，在学而优书店开展了“新媒体女性：想象的都市化主义：女性情欲和身体经验”的讲座，并和在场观众互动，讨论极其热烈。新时代下，性资本是否更加重要？又如何异化？以下是我参与讲座的一些心得。




9月27日晚，裴谕新老师在学而优书店开展了“想象的都市化主义：女性情欲和身体经验”的讲座。裴老师将其书中众多的性爱故事穿插其中，讲述了性爱关系中的自我建构及权力控制、概述了何为性资本并谈到其异化的实例，最后以“70后特有困境？”作为结束，试图抛出对当下80后、90后面临的性爱文化及行为的探究思考。

【谈性，其实是在谈自己。】
裴老师指出，在对话中，面对她这样一位研究“性”的学者，普通人都变得大胆、自信，重新进行了自我建构，将故事讲得栩栩如生。而在研究当中，她发现70后女性更加注重的是情爱关系的纠葛，而不像今天80后、90后似乎更注重性爱技巧、性愉悦等。于是，她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她们的性资本更着重于何处？

裴老师提出了“异化性资本”和“性资本的异化”两个概念。关于前者，她用“一见钟情”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这个“情”并不都是生理性的，还包括你对所看到的对方的衣着、趣味等带有阶级性的东西，没有纯粹的情欲的存在。在对上眼的那一刻，你其实也对对方的社会阶级、地位有了自己的判断，而因此爱上了对方，这种“一见钟情”，已经不是纯粹生理上的情欲吸引，而是建构了的社会性的情欲。正如中国社会中，常常把西方男子魅化了一样。很多女孩喜欢找外国人，对外国人“一见钟情”，为什么会觉得西方人特别帅呢？为什么帅的标准会是鼻梁高、皮肤白等等很西化的特征？这也受到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响，而这些女孩也是想利用自己的性资源收获更多。

而关于性资本的异化，则是说女性将自我商品化。有些女性可能一开始是通过“性资本”来提高身份，改善处境的；但是只靠性不行，她们后来依然要付出劳动来维持这段使她们“提升”的关系。比如裴老师收集到的案例中，有一位女性最后嫁给了她老板，一个千万富翁。但她也并非单凭性爱或者“性资本”而获得的，这位女性每天5点上班，晚上12点才回家，儿子觉得保姆比她还亲。
在此类性资本案例中，每个人谈性都在谈自己，不论异化与否，讲述性爱故事中体现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可以看到，性爱故事几乎是都市化社会的一部分。

【“不肯破处”也说明女性越来越掌握主导权？】
研究当中，裴老师从不直接问，“你自慰吗？你口交吗？”但是被采访的女孩多会主动说。裴老师举了个例子。有女孩跟男朋友口交，但就是不肯破处女膜，这也体现了一种控制，女性想要依靠“处女”这种性资本，在将来获得更多。这引出一个话题——情爱中的权力关系。
笔者在提问环节中，问裴老师对这种行为看法，她觉得此类女生很有想法，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好。笔者继续追问，认为这种行为具有虚伪性。裴老师指出：“可能是。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大多数男人有处女情结，才造成女生刻意去保留这层膜、去做手术恢复处女膜。”但老师亦提及，在新时代下，80后、90后女孩愿意为了爱而不理会这层膜，这类行为也很勇敢。
女性之所以这么执着地想要主动、想要掌控，不过是社会文化强压了她们太多年，在这种主导中，女性在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社会的一种方式。”



【性资本让她们获得自我提升】
有人问，在这样的都市化环境中，这些70后女性的目标是什么？她们幸福吗？
裴老师回应说，她们想要的是一种向上流动的目标，想要社会阶层、处境的提升，因而才利用这样一种“性资本”去获得自我提升，比如去海外去获得更时尚的生活。而幸福与否，无法由别人界定。
裴老师还提出“偶像符号政治”的概念，是说女性通过讲述性爱故事，合理化其经验，同时总结出其利用“性资本”得利之处，在小圈子中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讲述中，女性又不断调整语言策略，塑造出各种自我形象，在这些符号想象中，获得某种满足感。

裴老师最后提出，接下来有做80后、90后女性研究的想法，因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在资本植入更为深入的大背景下，这些女孩跟70后可能很不一样，关于性资本的讨论可能更多见解。

jssh365

即使是不起眼的普通女性，也可能有波澜壮阔的性生活编辑： 卿本佳人 时间： 2013-08-09 • 18:01 2 条评论
分享
她是中大女教授万元征集“自慰视频”的女主角，也是中国继李银河、艾晓明之后最具社会知名度的女性研究学者，她的新书《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是充满暗喻的火红花开的局部，她号称用另性性行为解读中国社会，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自慰”“口交”“性伴侣”……而她本人，却是一个穿着淡绿上衣配白色短裙略有点腼腆的秀气女性。

专访裴谕新，深度解折70后中国女性性隐私

即使是你身边最不起眼的普通女性，可能也有波澜壮阔的性生活
文/黄佟佟
晚上七点，东山口木每咖啡吧的玻璃门开始不断地被推开，陆续有人进来。因为彼此之间互不相识，大家略显尴尬。已经跟作者聊了一整天的裴谕新容光焕发地站在门边，开始招呼这些陌生的女性，显然这样的工作坊她已经操练过很多次。
八点准时开始，先是玩热身游戏，“今年大家吃了晚饭么，是，就站到我左边，不是请在我右边！”女孩们开始跑来跑去，五六个问题之后，问题由简单升级到私密，最后一个“昨天晚上你有自慰么？是，就站到我左边，不是请在我右边！”女孩们笑成一团，都站在她的右边，裴谕新哈哈一笑，说，“看来就左边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大家就笑得更厉害了。
这是一个在微博上由“自慰研究组”发起的夏日紫薇工作坊活动，18个各种年龄职业的女性围坐在了一起，开始讨论这个晚上的主题“自慰”，大家传看了由厂家提供的男性和女性的各种新颖的自慰器材，然后又谈起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亲密关系中的困顿和迷惑。
因为互相不认识，所以有了一种更坦然的气氛，又因为有一个妇科医生和几个专业性研究者在场时，困惑的答案有了更靠谱的定义。这就是裴谕新和她的五个学生今天所做的工作，在征得了大家的同意后，她打开了录音机，这让从来没有接触过学术的女孩们有点郑重其事的感觉。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你在这些样貌平常年龄各异的女人们身上，听到了各种各样非常隐私的关于性的故事，这些包括自慰、婚外性、同性间性行为……在这之前她们可能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固然因为裴谕新有着让人信任的亲切的气场，也因为游戏规则，那就是出了这道门，一切就只有留在录音机里那把没有名字没有年龄的声音了。
“其实我不是做性学研究，我是做女性研究，只不过我是以性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裴谕新有点怅然以说：“接下来的研究课题估计会闷一些了，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了。”引起媒体的注意不是她所愿，但是引起了她也不介意，“让更多人了解不是更好么？我是想探索女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私底下，裴谕新是一个可爱的女教授，有少女的愣，也有学者的直接，却不乏女性的温柔。她爱买漂亮衣服，爱和人聊天，研究着女人也爱着男人。
1992年她在水产学院毕业后，到苏州市水产研究所工作过4年，因为忍受不了无趣，1996年她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该系人才辈出，现在《非诚勿扰》里知性智慧的黄菡当年也在读博，算是她的师姐。1999年她怀着对媒体的憧憬，进入了广州的《新周刊》杂志社，那时正是《新周刊》上升期，经常要做一些社会深度的专题，比如“男女关系一百年”、“她世纪”、“中国电视排行榜”之类的社会学议题，这正对她的专业。
“查资料我最在行。”她自嘲道，那几年她成为新周刊写稿量最大的记者之一，因此意想不到升任编辑部主任这一“官职”。2002年她离开《新周刊》，赴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为一线的时尚杂志和经济媒体撰写性专栏。因为有学术的底子又言语风趣，她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性学专栏作家。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中山大学任教，也因为深入四川地震灾区研究女性哀伤与性、活跃在社工前线研究服务对象的各种性问题、主办会议、操持工作坊而成为国内女性研究者中声名鹊起的一位。
“那么，你的研究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问她。
“我就是想让女人活得更好一点……”她瞪着我，有点天真地问，“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太没技术含量了？”
对话
七零后女性发现她们并不比母亲更幸福，她们的痛苦与纠结甚而可能比母亲更多，母亲可以抱怨时代、可以抱怨配偶、可以心甘情愿做一个一辈子的怨妇，七零后女性却没办法承受“怨妇”这个形象，她们也没办法抱怨社会，因为她们成长的年代，好像已经拥有选择的自由，好像成功失败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一切都只能自己承担。
一、每一个“坏女人”都是单打独斗
黄：《欲望都市》这本书是怎么来的，这好像是你的第一本书？
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以前也编过书出过合集，但第一本真正意义上属于我一个人的是这本书。我很小的时候就梦想我30岁的时候，一定会成为一位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是没想到40多岁才有了这样一本书。动这个念头应该是03年，做博士研究的时候，大概用五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英文的博士论文，又用一年多的时间将英文论文改成一本中文书，拖拖拉拉算下来，差不多十年。理想好像来的太迟了一点，不过迟也有迟的幸福。
黄：这本书主要是研究的是上海七零后女性的另类性行为，为什么选择七零后女性？
裴：第一就是因为我是70后，第二是这一代女性的背景很有意思，如果你笼统地把70后看成一辈人的话，当然她们之间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她们的母亲一般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进入壮年，很多母亲不认为男性跟女性有多大的差异，持有一种“朴素的”女权观。
70后女性被这样“朴素的”女权观推动着，在她们青春期或青春后期，出于对“落后母亲的”反叛，或者对新时代新气象的拥护，她们自己学习着去做特别有“女人味”的女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拥有跟母亲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比如浪漫的爱情，特别亲密的婚姻，专属于自己的真爱……
事实上呢？忽然有一天她们发现她们并不比母亲更幸福，她们的痛苦与纠结甚而可能比母亲更多，因为母亲可以抱怨时代、可以抱怨配偶、可以心甘情愿做一个一辈子的怨妇，她们却没办法承受“怨妇”这个形象，她们也没办法抱怨社会，因为她们成长的年代，好像已经拥有选择的自由，好像成功失败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一切都只能自己承担。
黄：你书中的女人，都给人以特别狂野的形象，你是专门去选有故事的女人吗？
裴：没有选，她们看起来都特别普通，这40个女性我是根据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婚姻的不同状态、恋爱的不同状态等等来选择她们的，选择标准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在性方面特别活跃，特别狂野我才选她，但是采访后我发现，即使是你身边一个非常不起眼普通的女性，她可能也有着波澜壮阔的故事。
黄：波澜壮阔的性生活？
裴：是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给她机会说出来。我们不要认为女性是不需要性的，女性是没有什么性需求的，或者她们其实都是很传统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学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她们在非常信任你的情况下跟你讲出她的故事，跟别的场合版本有很大的不同。
七零后女性有一个深深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母亲，所以这些女性也不会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真的是比男性差。她们具有非常朴素的男女平等的概念，她们想男人拥有的为什么我不可以拥有。但是她们也知道这个社会的规范，她们喜欢帅的男人，喜欢被多个男人爱着，有各种各样的性幻想，但她们知道这样说出来是不被接受的，甚至在女性同伴里，在特别私密的闺蜜里，她也觉得这是很难去讲出来的。
黄：也就是说女人们都知道这冒犯了整个社会规则？
裴：是的，但是不代表她不敢去做这样一些要求，不敢有这样的实践，所以我当时在上海访问的时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黄：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也惊叹觉得怎么可能，因为在我们看来已婚的七零后女性，都过着乏善可陈的性生活，但你的书里女性的性生活十分斑斓多彩，包括各种性的尝试，多性伴，你觉得这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已经跟西方同步了呢？
裴：还是中国特定时期的独特现象吧。你看中国的七零后男性，特别是当他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多偶现象已经很普遍，甚至在圈子里面可以是公开的，这种公开甚至可以是一种体面。比如说六六在《蜗居》里就提到官员们，都带着自己的二奶女朋友参加最高级别的会面。
而同龄的女性呢？似乎就应该是完全另外的一种生活画面，比如相夫教子，寄情山水，甚至退出性的生活。这其实只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一厢情愿地为同龄女性竖起“传统”、“保守”、“不需要性”等等标牌，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去追逐更年轻的女性，却不知道女人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
黄：在调查里你是不是发现其实七零后的已婚女性，也有很多像男人一样坦然拥有情人？我采访过一个广州的女性，就在婚内跟自己一位同事保持了十几年的情人关系，最后，还是她把那男的甩了，我看到你的书里也有很多女性跟男人一样，希望情人跟老公共存，而没有太多罪恶感的？
裴：这要看具体的个案，因为每个人她去反抗这种道德话语的力量是不一样的，说法都不一样。你提到的这位女性，我的书里也有类似的例子，这样的女人在对抗整个男性社会话语体系时的那种智慧和技巧，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她肯定是有她的过人之处的。
这个过人之处，如果作为一个男性可能就被记载下来了，比如说我们通过《金瓶梅》《红楼梦》或者是通过日常、酒桌上的这些段子，就看到无数风流的男性，他们那种喜悦而不是负疚感是很有感染力的。但是女性自己创造的版本，可能仅仅是存在于她的内心深处，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特别少，当我们听到就特别震惊。
当你仔细看，你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不用看西洋的历史，就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水浒传》里的阎婆惜、潘金莲，我们只知道她们坏，坏得离谱，但是具体来说她们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也能这样坏就不知道了，而且她们的下场都很悲惨。
放弃传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贤德女人的贤德一定是有记载的，可是女人如果想争取一下自己的利益，想“变坏”一点点，又不要有阎婆惜、潘金莲那样的下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种技艺失传了。为女人“坏一点”而改变社会条件也很难，基本上，每一个“坏女人”都是单打独斗的状况，不像男人，已经制度化了，形成一个集体了，所以女性想要“坏”，学着“坏”起来的力量是很单薄的。
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方一直实行一妻多妾制，男性在多性伴上受到的压力相对来说少，甚至受到鼓励，但是东方女性在性上面是受到比较强烈打压的？
裴：是的，可是你看到在这种强烈的打压之后仍然有不同的版本出现，你又会知道，人性里面性的那种生命力、张力是很强的。
70后婚前处女率非常高，她们的婚前性行为一般来说是非常慎重的，不是说没有婚前性行为，只是说我这个婚前性行为一定是通向婚姻的，她们是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但80后一般是恋爱就有性了，可以叫恋爱性行为。
二、70后婚前处女率非常高
黄：根据你的调查，你觉得当前中国女性性的状况，是不是比西方更为开放呢？
裴：在婚姻内的多性伴现象，我觉得比西方要多，因为西方的婚姻制度相对来说是比我们完善一点，他们婚前协议、婚姻条款、共同财产的分割，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婚姻制度从整体上来讲是照顾到女方的利益的，婚姻的技术可操作性比较大。
而中国，婚姻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特别是70年代出生的这帮女性，她们出生的时候，相对于她们的父母亲比较好一点，大部分是自由恋爱的。正因为是自由恋爱，反而是感情的因素特别多，感性的因素比较多，理性的因素会比较少。婚姻就变成是一个道德的承诺，不是法律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道德上的承诺，我们就一辈子相处了，不分开了。
但现实是离婚率越来越高，中国的婚姻法和现实情况对中年女性又是极为不利的，你再婚会变得特别困难，所以这就变成如果她想要有些动作，肯定是瞒着的。西方就不同了，女性里以后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再婚压力都较小，经济上又能得到保障，感情一旦发生变化没必要硬撑着。
黄：西方人可能更讲究诚信？
裴：这跟西方的社交生活有关吧。大部分的社交生活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除非你在婚前可以有像《六人行（friends）》里面那种关系，你结了婚还以单身汉的身份出现，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的社交空间比较小，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他们也有婚内出轨的现象，不是说没有，不像我们国家这样普遍。
黄：所以当下中国女性的处境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婚姻法》也不支持女性的权利，社会转型期男性的思维也比较混乱，你如果不想离就得忍着对方的出轨，实在忍不住就以偷情做为报复，做为研究者，会不会觉得女性婚内多性伴的现象是女性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暗暗的反抗呢？这是独属于70后女性的一种现象吗？
裴：我觉得在70后女性里面比较多一点，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不会这么纠结，婚姻的契约性质可以表现得更清楚。下一代女性如果有了新的感情出路，可能就比较大刀阔斧，离婚会更普遍一点。
黄：70后的好女性，好女孩，特别是道德感特别强的那种女孩在这种时代就会非常吃亏，对吗？
裴：是比较吃亏的，因为你的道德标准是两重的，你的道德感只是用来约束女性的，而没有约束男性，你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游戏里面跟人家玩嘛。你就会特别痛苦。
黄：在研究当中你觉得70后和80后女性在性的态度上有差别吗？
裴：还是有差别的，70后的女性大部分是因为有了性关系以后才开始关注性的，会把男人在性上面对她的引导看的比较重要，会比较期待由男人发起性，不管是一段性关系，还是性关系中的愉悦。但是80后相对来说会看的比较轻松一点。80后女性也自己发起性邀请。
而且在我的调查里我发现70后婚前处女率非常高，她们的婚前性行为一般来说是非常慎重的，不是说没有婚前性行为，只是说我这个婚前性行为一定是通向婚姻的，她们是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但80后一般是恋爱就有性了，可以叫恋爱性行为，不叫婚前性行为，有时候她们知道自己只是在恋爱，恋爱就会有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考虑婚姻。
黄：我写过一段时间情感专栏，发现来信的不少70后女性都有一个特点，她们从小就是好女孩，到现在还是处女，她们觉得我20岁的时候没有跟人上床，为什么30岁要随便找个人上床呢，所以一直到40岁50岁了还是处女。
裴：是的，你可以说她们被时代耽误了，但是同样的，她们可能还有一种微妙的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吧，不能叫道德洁癖，只是一种微妙的心理优势，她会觉得她这样很正确，她会认为我牺牲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坚守了一些东西，她会觉得比如说你的性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你可能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她们会用这样的想法来看性生活比她们绚烂的女性。
女人倘若觉得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实际上可能她失去了一切。最多的情况是女人有了事业以后，她仍然会觉得人生有残缺，这种残缺感让她特别不幸福。我觉得哪怕七零后女性也好，八零后女性也好，大家都要记住你要的生活是第一位的，所谓爱也好，性也好，一定是要服务于你想要的这种生活的，而不是爱和性高于一切。
三、你要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黄：作为一个专家，对70后这一代女性来说，在现在这种价值观很混乱，婚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女性要如何做才能够更幸福、更快乐？
裴：我觉得不能把性和爱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因为70后的一个特点是她们常常会把性和爱排到事业之前。为什么男性认为一定要先有事业，有了事业什么都有了，没有事业什么都没了，结果社会确实是这样去回报他们的。但是女人倘若觉得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实际上可能她失去了一切。最多的情况是女人有了事业以后，她仍然会觉得人生有残缺，这种残缺感让她特别不幸福。
我觉得哪怕七零后女性也好，八零后女性也好，大家都要记住你要的生活是第一位的。你要的生活里面就有你的事业，社会意义上的那种成功，所谓爱也好，性也好，一定是要服务于你想要的这种生活的，而不是爱和性高于一切。
黄：很多女人都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一个女人成不成功就看她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在这种中国式的女性成功标准之下，女人把嫁个好男人当成了第一目标，这是不是造成她们的痛苦根源呢？
裴：我反而觉得70年代的女人倒不真的把嫁人看成第一目标，她可能会把爱情看成第一目标。反而是现在的80后、90后，会把嫁人跟物质享受或者是跟她人生阶层的升高会放在一起。但是70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她们把爱情看的特别的纯粹，把恋爱看的特别的纯粹，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接地气。
因为可能这一代人是看琼瑶小说金庸小说的，80后、90后是看漫画的。看古典的爱情小说是很害人的，因为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是男性写的，即使是女性执笔她脑子里也有一个男人。他们就会特意刻划出一个女性，如果对爱情多么坚贞多么坚持就会得到幸福，但实际上你知道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黄：所以很多女性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
裴：是的，你坚守爱情在你现实生活中可能就不是你的优点，可能是你很大的障碍，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日子应该是怎么去过的，你光想过爱情的生活，你不是想过生活。
黄：也就是说坚守所谓正确的道德标准，相信爱情，对婚姻忠诚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不受欢迎的？
裴：我们要更加仔细一点。有些话习以为常地去说，但是不知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相信爱情，到底相信是什么样的爱情，爱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婚姻忠诚，相互的忠诚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又能保持忠诚，又能保持婚姻的活力？这些我们在缔结婚姻的时候常常没有仔细考虑，也很少可以在伴侣之间达成共识。
西方婚姻治疗很发达，婚姻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大家一起去找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婚姻治疗师，有专业人员的辅导，两个人齐心协力，一般来说也要很多年才能把关系调整过来的，在中国，一个是我们没有这个专业市场，另外即使我们有，很多男人是不屑一顾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根本不想改变，他为什么要改变呢？他什么都有。
黄：而且现在男人比以前的男人更爽的一点的，以前的男人他必须养着所有的性伴侣，现在的男人根本不用养了。
裴：现代的中国女性正是占了两头不好的东西，男人正好占了两头的好处。
黄：所以是很可悲的。
裴：我常常会觉得非常可悲。但这不是她自己造成的，是整个社会造成的。婚姻之中的问题不解决，其实到最后男性也不愉快，因为两人毕竟要继续生活下去，要相伴好几十年来，如果之前的婚姻是以一方牺牲，另外一方占便宜而维持的，一旦外面的诱惑烟消云散之后，仅仅是两个人面对婚姻是非常苍白的，可能女性无所谓，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个男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黄：很多年以后，男人回来了，但饱受冷落的女性往往对这个男人抱着刻骨的仇恨，以及想要对方加倍偿还的心态，这个时候往往会造成双方非常悲剧的晚年，婚姻特别特别的不幸。
裴：对，除了这种情感上面激烈的冲突之外，我觉得因为他们长期的婚姻关系是没有进步的婚姻关系，在婚姻关系里面两个人没有形成婚姻生活中具有的乐趣，即使是妻子特别坦然的接受了他的丈夫，或者她完全不知道事情发生了，但是这样一个婚姻关系也是很苍白的，无趣的。
黄：你个人觉得好的婚姻的状态是怎样的？中国的婚姻状况有可能改善吗？
裴：有可能改善的，因为我觉得婚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一定是限制了你另外发展其他的亲密关系还有自由，但是它带来了稳定，带来了责任。，我们都有一种心理惯性，对婚姻的依赖，所以婚姻是不会消失的。当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游离于婚姻之外，单身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留在婚姻里面这部分人可能要致力于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有共同的兴趣，同时也要有相处的技巧，怎样培养共同生活的那部分，以及独立生活的那部分，这是很重要的。
黄：你作为一个学者，你对中国现在的婚姻状况是持乐观还是持悲观的态度？
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下一代会更好，这一代的人可能也会作出努力了。
很多女孩子会觉得如果我没有男朋友，一个人的性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有男朋友就不要有自慰了，或者我不让他知道，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不行了嘛，我们还是把性的愉悦的权力让给男人，发动权和主动权、掌握权全部是放给男人的，一旦你自己要去另外开发这个乐趣，首先就自责了。
四、女人谈性就意味着勾引
黄：我听说你搞了一个自慰研究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裴：主要是新浪微博的自慰研究组，建立了一个收集资料和互动的平台。自慰话语研究是我长期研究的一部分，我其实是想通过这个微博进行大众性教育，因为大众性教育里面一般不会谈到具体的性行为，基本上是告诉大家不要做什么，做了有哪些危害。但是性新闻又特别多，以性丑闻性犯罪为载体，性的愉悦，美好的一面，谈的特别少。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正面角度具体来谈性，之所以选择自慰这样的话题，因为相对来说，比起其他性行为，自慰的话题承载的道德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黄：说你在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受到了对典型的反对的声音或者讽刺的声音是怎样的？
裴：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网络暴力吧，因为有些人完完全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看到你谈自慰，他就会觉得你是在宣传自慰，有人说女人不能谈自慰，为什么？因为你们一谈自慰我就想自慰。
黄：就是说自慰是一个男性的专有名词？
裴：他认为女人谈性就意味着一种勾引，就像女人穿着超短裙就活该被骚扰一样，如果女人谈性不就是在勾引男人的性欲嘛，所以女性在他们面前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性化的物体，而不是一个主体。
黄：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觉得女人谈性的话会造成危险，在这个领域，只有男性有主动权、话语权，女性只是一个承载者，女性自慰代表你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男人了，更具有冒犯性是吗？
裴：是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在我的工作坊里面就体现出来了，工作坊里面分纯男组、纯女组和男女混合组，在纯男组里面其实气氛特别闷，他们觉得一群男人在一起谈性没有什么意思，男女混合组是热闹的，为什么呢？因为男人乐于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性知识，而且女性还很配合男性。
我的调研组基本上是80后、90后来参加的，她们特别喜欢问男生一些性上面的问题，男生就特别愿意抱着一个教导她们的口气来聊，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但是敢于向男性问这些性话题的女性，其实她们什么话题都知道的，但是她们会很微妙地迎合男性这种心态，同时也去占领这样一个话语制高点，因为她通过提问的方式加入这样一个讨论，也可以去对话了。
黄：纯女性呢？
裴：纯女性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比纯男组要活跃，比较愿意去谈具体的感受和技巧，自我暴露的情况比较多，但不会抢话，互相比较照顾，没有男女混合的时候那种挑战感和打破疆界的紧张感。
黄：你为什么会单单的提出女性自慰呢？女性自慰有什么好处呢？在你的角度来看。
裴：因为男性自慰已经合理化、合法化的，包括很多女孩子都说如果男人不自慰我觉得他很不正常，这个就没什么可谈的。女性自慰很多人会问，到底女生自慰的比率有多大？我会说如果你去国外申请读书的话，你让老师帮你写推荐信，你特别想让老师给你在“前5%”那里划个勾，但是为什么在自慰里面你就特别不希望在前5%里面呢？你一定希望最好是在前50%里面呢？因为你觉得女孩子不应该有性，不应该有自主的性，或者一个人的性，你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去纯粹地享受性的愉悦，而不去照顾性的关系。
很多女孩子会觉得如果我没有男朋友，一个人的性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有男朋友就不要有自慰了，或者我不让他知道，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不行了嘛，我们还是把性的愉悦的权力让给男人，发动权和主动权、掌握权全部是放给男人的，一旦你自己要去另外开发这个乐趣，首先就自责了。
黄：还有一部分女人觉得如果要自慰，她会觉得自己很很失败，她找不着男人，所以才需要去自慰，她不能面对这种失败，其实在反对自慰的阵营里面，有一部分男性，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自己？
裴：女性反对自慰的真的特别少，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来反对女性，为什么女性反对特别少呢？我觉得女性不愿意去提反对声音的。她们是沉默的，我看大部分的，包括谩骂、侮辱都是男性，所以我说是社会上的一种欲望透射。
黄：什么是欲望透射？
裴：他们会把我们想象成一群比较淫荡的人，在保守的学界突然跑出来一批格外淫荡的人，这个就符合中国人的幻想，比如良家妇女淫荡了，这就很吸引人，或者妓女从良了，这也比较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媒体是用这种大众心理来做文章的。
黄：你觉得自慰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对女性来说，关系简单、易操作、解放自我？
裴：如果在没有性的关系之下发生自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人也需要性嘛，也需要性的愉悦。当然很多人会疑惑的是为什么我有了男朋友，为什么我有了老公，我还要自慰呢，这是不是我们性关系有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性关系或者是性的和谐，或者是性的美好不应该是单方面来去努力的，比如打比赛，打乒乓球、玩游戏，要两个人配合才玩的好，长期以来女人就羞于谈性，把性愉悦的自主权交给男性了，女性自慰首先可以去打破这种禁忌，女性也可以去掌握性的愉悦，也可以去发动性，这是它的一个好处，从这种理论上，或者从心理上面来讲。
从技巧上面来讲，她可以知道自己更喜欢什么，她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了解的更清楚，为什么有些人拉拉，就是那种同性恋说跟女孩子做爱以后，就不愿意跟男孩子做爱了。为什么呢？她会对对方的身体了解的比较清楚，为什么男性这么不了解女性的身体呢？因为长久以来的性文化就是为男人服务的。古代来说还有一点点，怎么去讨好女人的，但是到了解放后很少了，非常少，或者即使有，也是装模作样的，也不是真的要去讨好女人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生理构造，男人的性器官长在外面，比较容易获得快感，女性性的愉悦，这种激发，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有过程，需要有经验。因此，很多男性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所以女性自己要去开展这方面的经验。
黄：你书提到口交的问题，你觉得口交是代表一种性权力吗？
裴：从历史和文化来看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给男孩子做，不是男孩子给女孩子做，整体上来反应这种性方面不平等，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有的女孩子已经反转了这种权力了。
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开会，她穿一双像是知青下乡穿的那种军用鞋，一个人单刀赴会，好有型啊！我以一个粉丝的心情要求合影，她答应了。后来跟她一起开过很多次会，她越来越时尚了，走的是休闲大气型，还经常涂口红。看到她的变化，我觉得她还是相当有趣的。
四、我比李银河有趣多了？
黄：有很多人在性学研究里都把你和李银河老师拿来对比，你跟她有交往吗？
裴：有交往。
黄：关系好吗？
裴：就是一个粉丝对一个偶像的那种关系。
黄：你对她的一些观点是有一点保留是吧？
裴：要看具体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视角是一致的，因为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我师承了她的一些想法与关注点，放在不同的研究落脚点上有一些新的观察而已。对我来说，李银河是一个坐标。十几年前读她的书，也才知道研究女性的性也可以有一个学术阵地。
一开始别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常常会问：“你做的就是跟李银河一样的研究是吧？”包括我的父母也这样问过我，这就是坐标了。如果你看我的学术论文，基本上每一篇论文中，都有引用李银河。如果没有李银河，决不会有我今天的研究。
黄：以前有个杂志采访你，用了一个标题，我比李银河有趣多了，这句话真的有可能罪人。
裴：他们故意用这个题目的，大家都明白这样看文章的人会多些，这里面也有故事的。因为杂志社是我的前东家，大家说话比较随便，他们说都是你们这些没趣的人才搞性研究，怎么样，你看李银河多没趣，你也一直正儿八经，一张嘴就像个教授。他们这样激将法，不知怎的我就说我肯定比李银河有趣多了，当时老板一拍大腿就说题目有了。
我怎么办？这句话说出来也收不回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见李老师，怕她问这事。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总侥幸地想她可能没有看过这本杂志。如果她看了，估计也就是相逢一笑，因为她几十年来一直跟媒体打交道，应该明白媒体的做法吧。还好，李老师比较宽宏大量，上次她搞性学沙龙，还把我请去当嘉宾了。
黄：我觉得李老师天性很单纯的那种人。
裴：对，我也这样认为。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开会，她穿一双像是知青下乡穿的那种军用鞋，一个人单刀赴会，好有型啊！我以一个粉丝的心情要求合影，她答应了。后来跟她一起开过很多次会，她越来越时尚了，走的是休闲大气型，还经常涂口红。看到她的变化,我觉得她还是相当有趣的。（来源）

jssh365

http://blog.sina.com.cn/wendysecretgarden

http://blog.sina.com.cn/wendysecretgarden

jssh365

裴谕新：女性研究学者，她的新书《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也是中国继李银河、艾晓明之后最具社会知名度的女性研究学者
采访摘录：
裴：西方的婚姻制度相对来说是比我们完善一点，他们婚前协议、婚姻条款、共同财产的分割，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婚姻制度从整体上来讲是照顾到女方的利益的，婚姻的技术可操作性比较大。而中国，婚姻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特别是70年代出生的这帮女性，她们出生的时候，相对于她们的父母亲比较好一点，大部分是自由恋爱的，正因为是自由恋爱，反而是感情的因素特别多，感性的因素比较多，理性的因素会比较少。婚姻就变成是一个道德的承诺，不是法律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道德上的承诺，我们就一辈子相处了，不分开了。但现实是离婚率越来越高，中国的婚姻法和现实情况对中年女性又是极为不利的，你再婚会变得特别困难，所以这就变成如果她想要有些动作，肯定是瞒着的。西方就不同了，女性里以后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再婚压力都较小，经济上又能得到保障，感情一旦发生变化没必要硬撑着。

黄：也就是说坚守所谓正确的道德标准，相信爱情，对婚姻忠诚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不受欢迎的？
裴：我们要更加仔细一点。有些话习以为常地去说，但是不知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相信爱情，到底相信是什么样的爱情，爱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婚姻忠诚，相互的忠诚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又能保持忠诚，又能保持婚姻的活力？这些我们在缔结婚姻的时候常常没有仔细考虑，也很少可以在伴侣之间达成共识。，西方婚姻治疗很发达，婚姻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大家一起去找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婚姻治疗师，有专业人员的辅导，两个人齐心协力，一般来说也要很多年才能把关系调整过来的，在中国，一个是我们没有这个专业市场，另外即使我们有，很多男人是不屑一顾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根本不想改变，他为什么要改变呢？他什么都有。
黄：而且现在男人比以前的男人更爽的一点的，以前的男人他必须养着所有的性伴侣，现在的男人根本不用养了。
裴：现代的中国女性正是占了两头不好的东西，男人正好占了两头的好处。
黄：所以是很可悲的。
裴：我常常会觉得非常可悲。但这不是她自己造成的，是整个社会造成的。婚姻之中的问题不解决，其实到最后男性也不愉快，因为两人毕竟要继续生活下去，要相伴好几十年来，如果之前的婚姻是以一方牺牲，另外一方占便宜而维持的，一旦外面的诱惑烟消云散之后，仅仅是两个人面对婚姻是非常苍白的，可能女性无所谓，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个男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黄：很多年以后，男人回来了，但饱受冷落的女性往往对这个男人抱着刻骨的仇恨，以及想要对方加倍偿还的心态，这个时候往往会造成双方非常悲剧的晚年，婚姻特别特别的不幸。
裴：对，除了这种情感上面激烈的冲突之外，我觉得因为他们长期的婚姻关系是没有进步的婚姻关系，在婚姻关系里面两个人没有形成婚姻生活中具有的乐趣，即使是妻子特别坦然的接受了他的丈夫，或者她完全不知道事情发生了，但是这样一个婚姻关系也是很苍白的，无趣的。
黄：你个人觉得好的婚姻的状态是怎样的？中国的婚姻状况有可能改善吗？
裴：有可能改善的，因为我觉得婚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一定是限制了你另外发展其他的亲密关系还有自由，但是它带来了稳定，带来了责任。，我们都有一种心理惯性，对婚姻的依赖，所以婚姻是不会消失的。当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游离于婚姻之外，单身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留在婚姻里面这部分人可能要致力于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有共同的兴趣，同时也要有相处的技巧，怎样培养共同生活的那部分，以及独立生活的那部分，这是很重要的。


裴：你看中国的七零后男性，特别是当他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多偶现象已经很普遍，甚至在圈子里面可以是公开的，这种公开甚至可以是一种体面，比如说六六在《蜗居》里就提到官员们都带着自己的二奶女朋友参加最高级别的会面，而同龄的女性呢？似乎就应该是完全另外的一种生活画面，比如相夫教子，寄情山水，甚至退出性的生活。这其实只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一厢情愿地为同龄女性竖起“传统”、“保守”、“不需要性”等等标牌，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去追逐更年轻的女性，却不知道女人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
黄：作为一个专家，对70后这一代女性来说，在现在这种价值观很混乱，婚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女性要如何做才能够更幸福、更快乐？ 裴：我觉得不能把性和爱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因为70后的一个特点是她们常常会把性和爱排到事业之前。为什么男性认为一定要先有事业，有了事业什么都有了，没有事业什么都没了，结果社会确实是这样去回报他们的。但是女人倘若觉得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实际上可能她失去了一切。最多的情况是女人有了事业以后，她仍然会觉得人生有残缺，这种残缺感让她特别不幸福。我觉得哪怕七零后女性也好，八零后女性也好，大家都要记住你要的生活是第一位的。你要的生活里面就有你的事业，社会意义上的那种成功，所谓爱也好，性也好，一定是要服务于你想要的这种生活的，而不是爱和性高于一切。

黄：很多女人都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一个女人成不成功就看她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在这种中国式的女性成功标准之下，女人把嫁个好男人当成了第一目标，这是不是造成她们的痛苦根源呢？
裴：我反而觉得70年代的女人倒不真的把嫁人看成第一目标，她可能会把爱情看成第一目标。反而是现在的80后、90后，会把嫁人跟物质享受或者是跟她人生阶层的升高会放在一起，但是70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她们把爱情看的特别的纯粹，把恋爱看的特别的纯粹，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接地气，因为可能这一代人是看琼瑶小说金庸小说的，80后、90后是看漫画的，看古典的爱情小说是很害人的，因为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是男性写的，即使是女性执笔她脑子里也有一个男人。他们就会特意刻划出一个女性如果对爱情多么坚贞多么坚持就会得到幸福，但实际上你知道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黄：黄佟佟裴：裴谕新 ）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f46d50102efp9.html

怕瓦落地

阴道独白????

jssh365

《人之初》访·谈

◎本刊记者 李蓓


【嘉宾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在中国创立与推广了性社会学。
【访谈背景】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对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进行了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这三次调查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总人口”包括了中国的18-61岁的男女，不分地域也不分城乡，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随机抽样的调查；其调查结果能够在95%的程度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而连续三次的调查，反映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发生变化的总趋势。
潘绥铭教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正是这三次调查结果的汇总与分析，书中不仅涵盖了包括18～61岁中国人的性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内容，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性关系，更包括了“多元性别”与同性恋等的情况。



一、弥散式的性之变
记者：您主持的三次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反映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不断在发生着变化，是吗？
潘绥铭：是的，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无论是在性关系还是性行为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夫妻的性交次数虽然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所采用的性技巧的种类却明显地增加了。除了传统的“男在上女在下”的性交方式之外，我还调查了10种性技巧：性交中接吻、男人抚摸女人乳头、女人抚摸男人乳头、男人抚摸女人外阴、女人抚摸男人外阴、女人在上面的性交、男人在后面的性交、男人给女人口交、女人给男人口交、阴茎插入肛门。结果，这些行为全都明显地增加了。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夫妻平均使用过上述的6.6种性技巧；到2006年增加为7.1种，到2010年再增加到7.5种。
与此同时，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性生活也更加满意了，尤其是妻子的性高潮明显地增加了。这样的“性福”局面，虽然来自婚姻生活的诸多改善的共同推动，但是性技巧的日益增多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换句话说，中国人已经从古代那种一本正经的“敦伦”走了出来，经过20世纪那种纯粹生物活动的“性交”，终于在新世纪里到达了“做爱”的理想境界——“做爱”有两层意思：第一，爱是要做的，光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不行；第二，做的是爱，而不仅仅是性。这才是性生活的真谛，也是中国性文化进步的标识。
记者：过去的这十年，中国人的性之变能有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吗？
潘绥铭：通过这三次调查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性之变呈现出“弥散式”的特点。
“性之变”主要是区别于“性革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性是疾风骤雨革命式的变化：急速、巨大，并且引起极大关注；到2000年以后不是这样了，不再引起大的争论，而是一个平稳、继续发展的状态，所谓我们称之为“变化”，而不再是“革命”了。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弥散式的，范围非常之广——身体之性、性别之性、关系中的性、社会化的性、非主流的性、交易中的性、各个年龄层的性……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十年前你问什么叫性？就是男人女人床上那点事儿；现在你说什么算性？几乎什么都能算。最简单的例子，广告中的性：卖洗衣机的广告旁边站个美女，卖打印机的旁边也站个美女，卖车的旁边还站个半裸体的美女，这就是典型把“性”扩大了，中国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了“性化”——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等等。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是没变的呢？
潘绥铭：人们的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次数基本上没变，三次调查之间都没有变，因为这更多的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性总量理论”认为，一个人也好、一堆人也好，他们的性的总量是不变的；变在哪儿呢？变在渠道不同：本来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只跟一个人做爱，现在变成好多渠道，但加起来总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分散了，大河变成小川了。

二、开放的中产阶级
记者：在这种弥散式的性之变中，有没有哪一个人群的变化是更明显、更突出的？
潘绥铭：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变化更大，更不正经。如何说“性混乱”，那么也主要是主流“混乱”了，那些文化高的、城市里的、中年的——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性的各个方面更加开放。社会学里有个词儿叫“保守的中产阶级”，但中国这十年在性方面恰恰相反，是中产阶级最开放。
比如在亲密消费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程度、职业与收入、居住地级别（从村到直辖市）这三方面地位越高的男人，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三陪服务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是最低地位的男人的1.5~6.3倍。也就是说，这两种消费更加被更高文化/职业/收入的、更大城市里的男人所需求。在“什么人的性技巧更加丰富”的调查中，也显示出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就越多；同样，富有的人的性生活方式也多。这体现在他们的性交体位、口交倾向、爱抚方式等各方面。而在“什么样的男人曾经有过多伴侣”的问题中，三次调查总结起来看，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来排列，那些终生曾经有过多伴侣的男人具有以下的普遍社会特征：50岁以下（尤其是30~39岁的人）、离婚或同居或再婚、外出过夜时间较长、每周社交一次以上、每天抽烟20支或更多、职业与收入是中层或高层、日常生活不太愉快、文化程度较高、是流动人口的、居住在城市的。综合起来说：年富力强的、婚姻不佳的、社会活跃的、中上阶层的男人是多伴侣的主力军。
而相反，传统的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恰恰是最保守的、变化最小的、最循规蹈矩的、最按照传统生活的。首先是因为他们占有资源不够，其次，在他们那个阶层，当吃穿用度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不太有在性上的花样繁多的需求。当然他们不等于没有变化，只是跟中产阶级相比变化没有那么大。
记者：中产阶级的性开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潘绥铭：因为他们首先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利益，包括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次，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三代沿袭，而我们的中产阶级是新生的，没有贵族传统，也没有老底子，完全可以不管过去，没有太多约束。当下社会的悖论就是：意识形态非常保守，被视为社会依托力量的中间阶层，在性方面实际上又是非常开放的。

三、性魅力的社会焦虑
记者：您在第三次的调查中独创了“性风采”这个概念，是吗？
潘绥铭：其实第一次调查就有，但没有用“性风采”这个概念，而是叫“性魅力”；第二次调查又加了一个“性别形象”；第三次调查中就用到了“性风采”，包括了性魅力、性感程度、赞赏性感的程度与社会性别形象的自我评价这几个方面。但在实际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它的范畴要大得多，权且定义为：一切足以给主体带来性方面的自豪感或满足感的自我形象呈现的总和，就是性风采。
记者：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人认为自己在性上是越来越有风采，还是越来越不行？
潘绥铭：我们的三次调查的重要发现是：无论男女都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变小。男性在短短十年间下降了26%，女性下降的幅度更大，从2006年到2010年4年之间居然下降了40%。
记者：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怎么造成的？
潘绥铭：绝对不是生理变化造成的，调查证明，中国人的身高、体重和肥胖指数从2000年到2010年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性魅力的下降主要是来自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性化”——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图像资料，已经塑造出了一种男性和女性的性魅力的社会偶像及其判断标准。这让普通人对于性魅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越来越自惭形秽，越来越自卑。中国的美容美体、健身塑身行业在最近十年间应运而生，高歌猛进，铺天盖地，靠的就是后浪推前浪的男女顾客那种心急火燎般的“魅力自卑”。这种自卑反应到性行为上，就是越来越焦虑，网上都在说一夜十次郎，男人一比较，就心虚了；媒体上的广告女郎都是丰乳细腰，妖娆得很，女人一比较，也心虚。
记者：男人女人都心虚，觉得自己性魅力不行，您有什么建议？
潘绥铭：多讨论。性关系的双方要进行讨论——我们主张“明说主义”。男的明说：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女的也明说：我好像跟豪放女还差很远。越明说，才越能够讨论，找一个中点大家走过去：比如次数增加不了了，方式能不能增加，方式也增加不了了，场景能不能换一换？不要死揪住一个点，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缓解；要是不说的话，两个人都憋着，更不好受。
记者：在当下中国人的性关系中，双方不说的原因是什么？
潘绥铭：越爱越不说。因为越爱对方，就越有顾虑，越怕伤害他，就越不说，委屈自己，迁就对方。过去主要是女的这样，现在男的也有。
说到底，咱们的夫妻关系太紧密了，我们的媒体还在宣扬一辈子最浪漫的事是“看着你慢慢变老”……在当下这种高度发达社会里，夫妻关系的平等恰恰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性生活没有距离、爱情没有距离，但生活上得有距离——婚姻应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样的“苏联”，逐渐变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双方相处的策略也应该从“如胶似漆，浑然一体”，逐渐变成“相对独立，和而不合”。

四、性之变，人们该怎么看
记者：在这十年的调查中，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的性，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四类性行为都存在变化。现在提到“婚前性行为”，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淡定，可是说到婚外性、买卖性、青少年的性，还是有很多声音会惊呼：“世道变了，越来越乱。”您怎么看这个？
潘绥铭：前面三类的发生比例其实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是人们的恐慌要远远大于婚前性行为。为什么？因为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行为道德本身，而且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越来越无可奈何。但是对于前三者的恐慌则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等。
这种种联系跟20世纪初期社会对于恋爱、婚姻自由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何等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经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可是现在又怎么样？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形象，但是随后，在革命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其实，“性”哪里有这么大的能量，该为婚姻、家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等等的问题负责？
记者：“性”这个话题总是最能触及人们的道德神经，似乎每一次都会被放在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
潘绥铭：是的，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卖淫嫖娼，只有现在才有吗？贞操女神，只有现在才出现吗？是有关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地讨论才使之凸显出来。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空间去展现，且容易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建构这类性现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与我不同的性存在”，而且，更让人慌张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活得还挺好”——这加大了一些人对“多元”社会的恐慌。
数据本身只能表达这样的社会事实：某个时空中，中国人的“性”在不同指标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如何判断变化的方向与意义，如何判定某个百分比代表了“保守”还是“开放”，带来的是“欣慰”还是“恐慌”，则与意识形态以及处在某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我们没有定论，也无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为“应该怎么办”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在性的问题上，希望多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少一些魔鬼学的丑化；多一些反思，少一些骂街；多一份宽容，少一份压制。

jssh365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

福特基金资助

调查结果初步发布简报第21号

2007年6月30日

真正的性革命：性行为革命

    长期以来，中国人只要一说到性革命或者性解放，马上就想到性关系的松散，例如婚外恋等等，甚至仅仅想到这一点。可是，即使人们都有了成百上千个性伴侣，如果仍然按照传统，过着单调乏味的性生活，那么这还能叫做革命吗？这种解放又有什么意思呢？
    反之，全世界的历史都表明：即使人们仍然坚持着专偶的性关系，可是只要他们采用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那么，这就是性革命，而且是大多数人的、真正的性革命，因为双方都在这种关系之内解放了自己。
    因此，在2000年与2006年，笔者专门调查了人们性生活的细节。这决不是单纯的行为学的研究，更不是猎奇，而是为了验证一下，性行为的革命，究竟在中国人里面发生了没有。

2006年的情况

    夫妻之间有许多爱抚和性交的方式，是否懂得采用这些性技巧，可能影响到性生活的质量，以及人们对性生活的满意度。
    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过五种爱抚方式（接吻、抚摸对方的乳头、自己的乳头被抚摸、抚摸对方的生殖器、自己的生殖器被抚摸）中，2006年调查的18－61岁的成年人平均使用过4种。具体来说，只有7%的夫妻一种也没有采用过，4.3%的夫妻只采用过一种，6.9%的夫妻采用过两种，9.6%的夫妻采用过三种，15.1%的夫妻采用过四种，57.1%的夫妻则是五种都采用过。
    在四种性交方式（女上位、后入位、口刺激对方生殖器、自己生殖器被刺激）中，人们平均使用过2种。具体来说，有31.6%的夫妻一种也没有采用过，17.0%的夫妻只采用过一种，20.8%的夫妻采用过两种，10.0%的夫妻采用过三种，20.6%的夫妻则是四种都采用过。
    如果把五种爱抚和四种性交方式综合起来考察，那么，有6.1%的成年人从来没有采用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一半（50.8%）的人使用过1－6种，24.8%的人使用过7－8种，18.3%的人则是全都使用过。

    各种性技巧的采用比例见下图：

?/P>

性行为的革命在发展

2006年与2000年相比，（考察20－61岁中国成年人）

    1．    性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考察方面	2006（%）	[url=]比2000[/url]年 增减百分点
5种性爱抚
哪一种都没用过	6.8	－1.3 ↓
全都用过	57.3	29.6 ↑
4种性交方式
哪一种都没用过	31.4	－10.0  ↓
全都用过	20.6	9.9 ↑
用过3-4种	30.7	14.0 ↑
9种性技巧
哪一种都没用过	5.9	－1.9 ↓
全都用过	18.3	14.1 ↑
用过7-9种	43.3	19.0 ↑

    2．哪种性爱抚和性交方式，增加得最多？
    2006年与2000年相比，5种性爱抚方式中，抚摸对方外阴的人增加得最多，增加了8.6个百分点。
    两年相比，4种性交方式的增加幅度都超过了10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2006年的中国成年人，性爱抚更加普遍，5种方式都达到80%左右。性交体位的与口交的比例也快速增加，都达到了30%左右。


    3．女性增加的幅度，大于男性
    这首先表现为：与6年前相比，虽然男人与女人的性爱抚都在增加，但是女人增加的幅度，比男人更大。

考察方面	性别	2006（%）	比2000年 增减百分点	女性比男性 多增加的百分点
性中接吻：经常	男	28.9	3.2 ↑	2．4
	女	22.6	5.6 ↑
抚摸对方乳头：经常
	女	14.2	10.1 ↑
抚摸对方外阴：经常	男	28.4	2.5 ↑	7．9
	女	17.9	10.4 ↑

    其次，反过来从“到现在仍然不肯做”的角度来看，在最近6年中，传统型女性减少的幅度，也大于男性。

考察方面	性别	2006（%）	比2000年 增减百分点	女性比男性 多减少的百分点
女上位：从来不	男	34.7	－9.5 ↓	8．9
	女	41.6	－18.4 ↓
后入位：从来不	男	44.0	－9.9 ↓	3．4
	女	53.8	－13.3 ↓
口交对方：从来不	男	67.6	－11.9 ↓	3．7
	女	70.8	－15.6 ↓

     这表明，正如笔者在前面的简报里不断论证的：女性的性革命开始了，而且不仅仅表现在性关系方面，也表现在性生活之中。

     4．中老年人也在跟上时代步伐

考察方面	2006（%）	比2000年 增减百分点
性中接吻：从来不
50-61岁	32.9	－17.1 ↓
乳头被抚摸：从来不
40－49岁	25.1	－7.6 ↓
50－59岁	29.7	－9.2 ↓
女上位：从来不
40-49	46.8	－20.9 ↓
50-61	62.4	－12.4 ↓
后入位：从来不

附录

   1．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于2000年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在2006年7月－11月再次进行调查,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性”的历史比较调查。
   2：抽样方法
   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
   第一步，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区、县级市、以及部分县（作为抽取镇样本的单位）；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第二步，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离婚比例进行排序。第三步，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PPS）进行随机、等距抽样，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取75个城市样本，45个农村样本。第四步，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第五步，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村委会）。最后，又随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
   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居民清单（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两者汇总后进行等距抽样。在农村，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进行等距抽样。
   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实际存在7553人，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有效应答率为79.6%，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持平。
   3．调查方法
   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燕春、王冠、侯荣庭、黄盈盈、金一之。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刘媛负责协调。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全程质量控制：实地监督、现场记录、实时审核、解决疑难。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400

    电话：62154498；8250 2956

    电子邮件：sexuality_cn@hotmail.com

    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jssh365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

福特基金资助

调查结果初步发布简报第20号

2007年6月27日

夫妻性爱：满意≠满足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在笔者的调查中，在我们研究所的理念中，“夫妻”二字从来都包括着那些已经同居6个月以上的男女。虽然这样的人在笔者两次调查中只有1％与3％；但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这样的男女还不算夫妻，那么错的一定是那个法律。

总体情况

    2006年
    在18－61岁的成年人中，28.7%的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61.0%的人表示比较满意，只有10.3%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
    在性生活中是不是觉得舒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在2006年，有25.5%的人觉得自己在性生活里非常舒服，63.0%的人觉得比较舒服，只有10.5%的人觉得不太舒服或很不舒服。

    历史比较
    2006年与2000年相比（考察20－61岁中国成年人），总体上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对性生活非常满意的人从2000年的27.5%增加到2006年的28.3%，微增0.8个百分点；比较满意的从2000年的62.5%减少到2006年的61.3%，微降0.2个百分点；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从2000年的10.0%增加到2006年的10.4%，增加了0.4个百分点。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在统计检验中都不能算作显著的差异，因此笔者的判断是：基本持平。
    从结构分析来看，2000年与2006年同样呈现出这样的趋向：年纪轻、文化高、收入高的夫妻对性生活普遍感到满意。反之，年纪大、文化低、收入低的夫妻对性生活不满意的比例相对更高些。

    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夫妻的性生活，在最近6年里一直保持着比较美满的状态。
这个命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尽管有些夫妻冲突的个案非常吸引眼球，但是毕竟仅仅发生在十分之一的夫妻之中；不应该夸大。
    第二，尽管总体上不错，但是能够做到“夫妻性生活非常满意”的人，还不到30％，而且在6年之中没有显著的增加。这说明：我们中国夫妻的努力余地还很大。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也许没有最好，但是一定可以争取到更好。

女性的欲望革命

    女性的满意程度，明显地低于男性
    在2006年，情况是这样的：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男性	35.0%	59.0%	5.5%	0.5%
女性	22.3%	63.0%	12.5%	2.1%
	非常舒服	比较舒服	不太舒服	很不舒服
男性	32.3%	61.3%	5.5%	1.0%
女性	18.6%	64.7%	14.5%	2.2%

    对性生活非常满意的女性，比男性少了12.7个百分点，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女性，则比男性多了8.6个百分点。
    与此相类似，在性生活中感觉非常舒服的女性，比男性少13.7个百分点，但是感觉不舒服和很不舒服的女性，却比男性高了10.2个百分点。

    时代的进步，没有必然地带来女性的满意
    2006年与2000年相比，女性对性生活不满意的比例增加了，上升2.9个百分点。反之，男性的不满意比例却下降了2.1个百分点。
    与此相类似，女性觉得不舒服的比例上升2.9个百分点，而男人中却下降了2.1个百分点。
    这是一种悄然的革命。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被要求在性生活里消极、被动与顺从，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要求自己的性高潮。这就是所谓的“好女不言床上事”。
    可是随着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在最近的6年里，中国女性对于性生活的正面认识日益增加，越来越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性生活。这可能使她们的期望更高，对现状也就更加可能不满意。
    也就是说，虽然还很少有中国女性能够公开地要求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她们通过性生活满意度这个渠道，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在欲望上的革命。

性就是年轻，就是有文化

    2000年与2006年两次调查相比，还有一些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30岁以下的青年，对性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比例，仍然是最低的（6.4%），而且还在减少（比2000年下降4个百分点）。可是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不满意的比例不但在2006年比年轻人高，而且与2000年相比还在增加中。
  

    这表明，年轻人的性文化正在“反哺”上几代人，促使那些本来以为自己已经“不惑”的人们，对性生活质量产生了更高的期望；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满意度。

• 从文化程度来看，没上过学的人，对性生活不满意的比例，比2000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只上过小学的也增加4个百分点。反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满意的比例却比2000年低了4个百分点。
  

    这表明，最低文化水平的中国人，对于性生活质量也并不那么“愚昧”，也开始提高自己的期望值。

• 与上面相类似，从职业来看，对性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比例，2006年比2000年显著上升的，只有两个阶层：科技人员/教师/知识分子与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村干部）。
  

    这也许意味着：由于最近以来这两个阶层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他们的性生活真的比过去差了；但是也很可能是表明：他们对于性生活质量的预期，增加得比其他阶层更快一些。

附录

   1．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于2000年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在2006年7月－11月再次进行调查,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性”的历史比较调查。
   2：抽样方法
   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
   第一步，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区、县级市、以及部分县（作为抽取镇样本的单位）；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第二步，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离婚比例进行排序。第三步，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PPS）进行随机、等距抽样，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取75个城市样本，45个农村样本。第四步，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第五步，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村委会）。最后，又随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
   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居民清单（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两者汇总后进行等距抽样。在农村，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进行等距抽样。
   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实际存在7553人，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有效应答率为79.6%，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持平。
   3．调查方法
   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燕春、王冠、侯荣庭、黄盈盈、金一之。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刘媛负责协调。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全程质量控制：实地监督、现场记录、实时审核、解决疑难。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400

    电话：62154498；8250 2956

    电子邮件：pansuiming@hotmail.com；yyingsu@yahoo.com.cn

    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jssh365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

福特基金资助

调查结果初步发布简报第01号

2007年6月24日

中国人：三项关键的性知识

     性知识林林总总，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三项：男人的性高潮是什么样、女人的性高潮是什么样、阴蒂究竟在什么位置。舍此，男女就很难相互协调，很难寻求到快乐，也就容易背离性的目标――寻欢作乐，更容易背离性生活中的男女平等。换言之，这三项性知识的知晓程度，标志着中国人实践性革命的能力如何。

总体趋势

    关键的性知识的知晓率，从2000年到2006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为：

	2000年	2006年	增加的 百分点
男性性高潮
至少知道一些	86.1％	92.0％	5.9
完全知道	34.3％	42.8％	8.5
女性性高潮
至少知道一些	83.3％	91.4％	8.1
完全知道	21.9％	32.5％	10.6
阴蒂的位置
大致知道	48.0％	57.9％	9.9
完全正确地指出	31.9％	39.0％	7.1

2006年的分层情况

     无论对于哪一个项知识，无论是至少知道一些还是完全知道，都出现乎这样一些趋势：

• 知晓率与年龄呈现为反向关系，越年轻的知道得越多；
• 与受教育程度是正向关系，文化程度越高知道得越多；
• 与个人收入水平也是正向关系；收入越低的人，知道的就越少；
• 男人比女人知道得多；
•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知道得多；
• 党员比非党员知道得多；
• 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人，比没有过的人知道得多。
  

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

   女性知晓率的增幅，超过了男性
   女人对自己的性高潮的知晓率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000年的74.8%上升到2006年的91.6% ，上升16.8个百分点，形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反之，男人却下降1.2个百分点。
   女人大致知道阴蒂的位置的人，从38.70%增加到50.40%；尤其是能够完全正确地指出阴蒂的位置的人，从22.19%增加到31.93%，每年平均增长6.3％，而男人每年却仅仅增加1.7％。
   即使对于男人的性高潮，至少知道一些的女人也从78.00%增加到90.10%，增加12.1个百分点，而男人却下降了1个百分点。完全知道男人的性高潮的女人虽然仍然少于男人，但是女人的知晓率平均每年增长7.8％，而男人的增幅只有1.6％。

   文化低者的增幅高于文化高者
   例如，对于女性性高潮的知晓率是这样的：

?/P>

受教育程度	00年	06年	增长百分点
没上学	47.4%	81.5%	34.1
上过小学	77.9%	82.0%	4.1
上过初中	93.6%	92.3%	-1.3
上过高中等	95.6%	95.6%	0.0
上过大专	96.7%	96.5%	-0.2
上过大学及以上	100.0%	97.0%	-3.0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低文化者的知晓率有了剧增，才缩小了不同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中国人的全面提高。

   中年人的知晓率增长最多
   在各个年龄组中，无论是对于哪一种关键的性知识，40－49岁者的知晓率都出现了很显著的增加，而且增幅都大于其他年龄的人，每年平均增长最高达到8.2％。
   这说明：中年人越来越重视性生活的质量；或者说，性生活的质量对于中年人的意义越来越重大。

基本原因

• 中国社会的“性化”[1]
  

   在21世纪以来过程中，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获得性方面的基础知识。“许做不许说”的古老禁忌土崩瓦解、“身体的档案”一步步解密、“吸引眼球”带来“传媒的性轰炸”日甚一日；因此，人们的关键性知识的增加，实在是很容易理解。

• “高水平稳定型与低水平猛进型”的成因
  

   高文化、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在2000年的调查中已经占据了关键性知识上的优势，因此在这6年中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反之，相对弱势的群体具有更大的上升潜力，而且恰恰是他们的知晓率的增加，拉动了全民的性知识水平的提高。

• 时代的“性化”，催生了“性化”的女人
  

   最近6年来，中国女性中涌动着一股思潮：承认自己的欲望，倡导自己的快感，寻求性快乐方面的男女平等。木子美、流氓燕、“身体写作”（或曰“性写作”）等等，不但可以成为社会变化的标识，而且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探索自身、了解异性、探寻“性福”的源泉。“好女不言性”的时代行将过去。

反思

    尽管最近6年来，人们的关键的性知识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无论是哪一项知识，完全知道的人都还没有到达一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性文化的悲剧。
    从主要原因来看，这是“性化”这个双刃剑的另一面。笔者在新著《中国性革命纵论》中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仅提示一点：
“性化”给我们带来了空前广泛、强烈、普遍、五花八门的性暗示，甚至是性的展示；但是它同时也几乎淹没了一切非商业的、非大众传媒的性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了：“眼球聚焦”＋“时尚崇拜”＋“不求甚解”＝“认同的焦虑”。
   对于成长于性革命之中与之后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才是最主要的威胁。

阴蒂的知识，重要吗？

    2006年的调查中,笔者询问的问题是:
    在女性的身体上，有一个最最敏感的地方。如果适当地刺激那里，就很容易使她兴奋起来，直到出现性高潮。这个地方就是"阴蒂"，就是这张图里的第5号地方。您觉得这个知识重要吗？
   1．很重要
   2．还算重要
   3．不重要

   回答情况如下:

	很重要	还算重要	不重要
男性	42.3%	37.4%	20.4%
女性	31.1%	42.0%	26.9%
总体	36.6%	39.7%	23.7%

    这就是说，四分之三还多的成年人认为这个知识是重要的。这表明，笔者把它作为关键的性知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有意思的是，女性中认同的人，还比男性中显著地少一些。其中的原因会有很多，需要继续深入地分析，这里仅指出一点：根据发达国家女性运动的经验，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性器官、性欲望以及整个“性”的认同程度，与她们争取社会平等的进度呈现为正向关系。

    从社会阶层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专门考察一下：认为这个知识不重要的人有多少：

• 在30岁以下的人里面只有16％，可是在50岁以上的人里就多达38％。
• 在大学及以上的人里只有9％，而在没上过学的人里是45％。
• 城市人口中认为不重要的只有18％，而农村人口中是29％，农民中则是33％。
• 收入最高的那10％的人里只有14％，而收入最低的那10％的人里却有38％。
• 自己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里只有24％，而健康不好的人里却是36％。
• 网虫里只有12％，而网盲里却有39％。
  

    总而言之，年轻的、高文化的、城市的、收入高的、健康好的、上网的那些人，就会更加倾向于认为阴蒂知识很重要。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并不完全是被访者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受到他们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很大制约。

大学生的知识更丰富

    在2006年的调查里，笔者把全国大学生的回答情况与18－23岁的总人口的情况作了对比，发现如下：

内容	大学生	同龄人	大学生比同龄人 多出的百分点
正确地指出了阴蒂的合计	40.6%	27.4%	＋13.2
男性	51.2%	31.0%	＋20.2
女性	28.6%	24.1%	＋4.5
认为阴蒂知识重要的合计	85.6％	79.9%	＋5.7
男性	89.3％	80.3%	＋9.0
女性	81.2％	79.5%	＋1.7

    上面的结果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总体上，大学生对于阴蒂的知识与认识，都超过了社会上的同龄人。这显然符合笔者前面所总结的一般规律。
可是，大学女生与同龄人相比，超过的并不多；在“认为阴蒂知识重要”这方面，甚至并没有构成统计学的显著差异，只能说是基本持平。这种情况说明，所谓“女大学生最开放”，至少并不包括这个方面。

---

[1] “性化”说的是：私人生活与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被与广义上的“性”联系起来。它是性革命成功之后必然出现的阶段。详情请看http://www.sexstudy.org里面潘绥铭教授的新著作《中国性革命纵论》。

附录

   1．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于2000年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在2006年7月－11月再次进行调查,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性”的历史比较调查。
   2：抽样方法
   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
   第一步，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区、县级市、以及部分县（作为抽取镇样本的单位）；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第二步，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离婚比例进行排序。第三步，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PPS）进行随机、等距抽样，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取75个城市样本，45个农村样本。第四步，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第五步，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村委会）。最后，又随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
   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居民清单（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两者汇总后进行等距抽样。在农村，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进行等距抽样。
   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实际存在7553人，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有效应答率为79.6%，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持平。
   3．调查方法
   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燕春、王冠、侯荣庭、黄盈盈、金一之。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刘媛负责协调。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全程质量控制：实地监督、现场记录、实时审核、解决疑难。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400

    电话：6215 4498；8250 2956

    电子邮件：sexuality_cn@hotmail.com

    网站：http://www.sexstud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