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论坛[教育：民间记忆]专栏=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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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2]许倬云：《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文汇报》2006年9月5日。
　　[3]庞玉洁：《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世界历史》1998年6期。
　　[4]本刊同人：《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先锋国家历史》创刊号，2007年9月。
　　[5] 陈晓旻：《关注个体人生背后的历史意义——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钱茂伟访谈》，《宁波晚报》2011年8月5日。
　　The Study of Theory And Methods of Micro History Writing
　　Qian Mao-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We emphasize that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as a priority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 the writing of micro history has a priority to the macro history. We can all be historian when we write history from micro to macro. Therefore, history is not far from us, it is with us. Citizens ar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writers. History professors have duty to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recording micro history while the history major undergraduates should be the main force and the advocates for recording micro history. From point to surface, we should popularize activities for recording micro history to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writing micro history. If everyone can have a record of his own history, every family has a record of the whole history, every village has a record of the community history, then we will enter a mature period of micro history writing .However, we are still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China has the long tradition of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now it’s time to have a change, to popularize it to be the tradition of writing history by all citizens.
　　Key words:writing of micro history history individual history　 family history
　　[①]基金项目：2012年宁波大学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史学史研究视野的创新”阶段成果。
　　[②]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自序》(三联书店，2010年)称“历史这一门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记述（Historical Documentation），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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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记忆即生命
  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作者
     
     
    ２０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１９３７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３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万人坑，坑中大约有４０００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
     
    １“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１９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２０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２０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２０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１９７１年，我们４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
     
     
    ２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遵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
     
    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３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６８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是价值的所在。
     
     
    ３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３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这个工程进行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刚好是“文革”发动３０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
     
     
    ４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下了９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体有血肉关系，都从记忆那里获得哺育和养分。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我们必须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记忆女神，决不要轻慢，更不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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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阅读高华

2014-12-2

来源:历史百人会作者:马勇

高华其实在用一种最平实的理性击穿了一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或许都看到了，大家都没有说，高华就是那个最诚实的小孩子。

　　2011年岁末，中国历史学界连遭重创。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在与病魔搏斗了几年之后撒手人寰，紧接着又有安徽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子侠教授因心脏病突然倒在办公室再也没有起来。高华享年五十七，张子侠年仅五十一，都是历史学这种特殊学科正该出成果，正该收获的季节，他们就这样永远离去，令人痛心。

　　张子侠教授的悲剧提醒活着的人要注意身体健康，到了一定年龄不要逞能，要适可而止。据说，张教授就是太累了，最近的什么会议使他连轴转。这当然不是发病的惟一原因，但注意点或许就不一样了。我这里想说的是高华，高华的故事和高华留给我们的话题太沉重，我想从一个历史学从业者的立场说点看法。

　　我并不认识高华。我和他有几次见面机会，因为毕竟同属近代史这个大领域，但都因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无缘相见。不过高华的研究领域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自从入道历史学，我就一直想研究中共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我一直觉得这才是自己的兴奋点，才有意义。

　　然而，我又是一个格外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人，我不想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耗在不一定能出版能发表的题目上，更不想因此类题目而受到什么样的压制或控制。我素来功利主义的相信，人类文明宝库已经积累的成果很多了，我们不过是机缘巧合做了这个行当，图书馆不缺我们这本书，也不多我们这本书，我们的工作既要对得起历史，也要对得起自己有限的几十年。生命就是一个过程，耗在无谓的事情上最不值。

　　而且，我的史学史知识告诉我，历史研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这样几个阶段，用现代学术分类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现代距离我们太近了，许多事情牵涉许多人，不好说不能说;一定要说，就有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所以多年来，我注意收集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相关资料，注意阅读和思考，但在学术环境学术体制根本不具备的时候，我当然不愿拿出时间和精力去写这一段。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从这个立场反观高华，我相信他在几篇自述中所说的话，我的那点浅见他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可以毫无顾忌地研究当代史，而我们从孔子到司马迁，到司马光，直至现在，其实最好别碰当代史。

　　高华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知道这些危险，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走，从民国史到中共党史，再到共和国，一路走来，不亦乐乎。我们从他的著作目录、论文目录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兴奋。

　　假如高华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学者，他这样执著地研究这些问题或许也没有什么，或者转换一下视角，站在“党性”立场上说话，凭着高华的知识储备，他一定会在现实生活层面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然而，高华太优秀了，太有思想太有见解了，他不甘平庸，不愿噤声，他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探究问题，发表了一大批有资料有见解有分量的大文章大著作，这为他带来了至上荣誉，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不过，这一系列著作论文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困扰无尽的烦恼。他在几年前发病不能说与这些事情有直接关系，但有着某种程度的间接关系或并不好的影响，这是每一个怀念高华的人都会承认的。

　　学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学术体制才会有的事情。我们从理论上从来都会说，记住历史的教训，读点历史，以史为鉴。其实，这只是政治家的口头禅，研究者并不能太当真。在中国，在我们还没有构建一个现代学术体制的时候，在学术还是政治婢女的时候，历史学尤其是研究最近历史时期的历史学一定比其他学科受害更甚。过去六十多年，从1950年代开始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直至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历史学一直充当着政治的奴婢，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政治家的眼里，历史就不是科学，历史只是一种装饰，是一种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随着《历史决议》的发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也逐步开放了研究，学术环境有很大好转，这对于我和高华这些“三中全会之子”(高华语)来说，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情绪，高华由此踏上一条学术上的不归路，以探究中共数十年政治得失经验教训为学术宗旨。

　　我和高华差不多同龄，我们有着同样的心理路程，有着对中共对领袖同样的信仰、拥戴、迷茫和不断疏离，渐渐愿意从学术从理性层面对中共对领袖进行评估和研究。通观高华的全部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这道痕迹，假如后来的研究者从学术史脉络进行梳理的话，他们或许会承认高华这一代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研究远远不够，距离一种真正的学术形态可能还有相当差距。所以，高华只是一个现象，是这一代人特有一个心理情结，过去不曾有，以后更不会有。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人才所做的特殊研究工作。高华和他这批冒险研究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朋友，无论怎样理性，只要涉足了这些研究，就很难不带有时代印痕，主观性的反省。阅读高华的作品，明显可以感觉到他无时不在提醒自己更加理性，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论证，但是如果从“党性”立场看，高华其实在用一种最平实的理性击穿了一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或许都看到了，大家都没有说，高华就是那个最诚实的小孩子。

　　在一个前现代的政党体制下，领袖或许应该是包打天下的五项全能冠军，领袖不是人，领袖只能是神。尽管《历史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但在事实上领袖的问题依然碰不得。高华用自己的研究戳破了这些神话，因而对过去的叙事框架形成了巨大颠覆。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是高华最后几年遭受磨难的深层原因。

　　其实，从理性主义立场看，高华的研究非常平实，放在一个常态的学术评估体制下，甚至可以认为高华的研究就是一个不必解释的问题：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本不存在神，本不存在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政治领袖。高华的研究指出领袖的缺陷，只是在说明领袖成长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不光彩。这本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成长过程。如果领袖上来就是谦谦君子，从不使用也不懂得使用流氓手段阴谋诡计，那么这样的领袖能够成为领袖吗?

　　高华的研究在一个常态学术评估体制中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所生存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常态的学术评估体制。从一些怀念高华的文章和高华本人的自述看，高华或许太清楚这些问题了，然而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是要从学术上说话，而这些问题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体制来说，是意识形态不是学术，他似乎在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读党史共和国史，不知道这些解读一旦放到学术层面必然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很有意思，但也很值得注意，中共党史、共和国史并不在历史类，而在政治类。从这里或许能够悟出一点意思。只是这对高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高华弄明白了党史、共和国史，但没有弄明白这些体制的现实意义和约束。但愿高华式的悲剧不要再发生，衷心期待我们尽早构建一个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的良性学术评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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