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兰：中国有性学专家，缺性爱大师

jssh365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

福特基金资助

调查结果初步发布简报第06号

2007年5月17日

[url=]中国男人“找小姐”的总体情况[/url]

   2006年,总计看来，不多    2006年全国成年男性(18-61岁)总人口中：有6.9％的人与“小姐”发生过阴道性交合或者肛门性交（三陪、按摩、打飞机、吹箫，都不算）。这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持平。    2006年,分层地看，不少

• 城市男性＝9.2％
• 省会与直辖市的男性＝11.9％
  

    n城市男性中30－39岁的人＝15.7％

• 城市男性中收入最高的5％的人＝21.9％
• 各类男性企业家＝29.8％
  

    2000年到2006年的历史比较：男客的总量持平    为什么？笔者倾向于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在发挥作用：
第一，“找小姐”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要取决于“富余闲钱”的多少、当时当地“扫黄”的力度、男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的高低、客观机会的多少等等因素。因此，笔者2006年的调查发现，在所有想要找小姐的男人里，真正找到过的只有35.1％。简单一句话：找小姐，仅仅“变坏”是不够的。
第二，男人的“性能量”是相对恒定的，因此“找小姐”与“多伴侣性行为”之间是反比例关系。在最近6年中，后者显著地增长了，形成了对于男人“性能量”的分流，抑制了男客总人数的增加。简单一句话：性产业的天敌，其实并不是禁娼的法律，而是性解放。

    2000年与2006年：男客的结构有变(均为统计学的显著差异)

考察的方面	减少的			增加的
	分层	2006年发生率	减少的 百分点	分层	2006年发生率	增加的 百分点
年龄	年轻的 25岁以下的 30岁以下的	5.3% 6.3%	－5.4 －6.8	中年的 30－39岁的 40－49岁的	12.2% 5.8%	+2.8 +3.6
文化程度	上过高中的	7.8%	－9.7	上过大专的	12.0%	+5.4
职业	商业服务业普通工作者	9.0%	－6.0	领导干部（包括村干部）	3.5%	+3.4
收入				最低收入的 次低收入	6.8% 3.0%	+6.8 +2.9
城乡级别	县与以下的 县级市与县城 农村的	9.0% 4.3%	－2.8 －1.6	地级以上城市的 地级市的 省会与直辖市	9.5% 11.9%	+3.1 +5.5

    为什么男客的结构会发生如此的变化？
    原因会有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仅仅从发生率的变化来看，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前述的第二个因素（性产业与性解放成反比）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找小姐”的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反之，那些难于投入“性解放”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上升了。

    男客的分布表明：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    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来看，性产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

• 性产业更加向大中城市集中；
• 更多地为中年的、中低收入的男性服务
• 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
• 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的趋势
  

    也是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来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里，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的花销。如是，中国性产业就足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中高收入的男人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其规模，甚至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勉为其难。
    全国大学生的情况
    是否想过找小姐，是否真的找过小姐，在这两方面，全国大学生与同龄人总人口都没有显著的差异，男性中找小姐的发生率分别仅仅是2％左右。
也就是说，年轻人无论上不上大学，都不是找小姐的主要力量。

关于小姐的三本新书    在 http://www.sexstudy.org 可以全文阅读或者下载：

• 《小姐：劳动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北城市的对照考察》，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年1月
• 《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初版：2005年12月
• 《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初版：2005年12月
  

附录

   1．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于2000年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在2006年7月－11月再次进行调查,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性”的历史比较调查。
   2：抽样方法
   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
   第一步，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区、县级市、以及部分县（作为抽取镇样本的单位）；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第二步，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离婚比例进行排序。第三步，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PPS）进行随机、等距抽样，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取75个城市样本，45个农村样本。第四步，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第五步，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村委会）。最后，又随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
   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居民清单（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两者汇总后进行等距抽样。在农村，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进行等距抽样。
   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实际存在7553人，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有效应答率为79.6%，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持平。
   3．调查方法
   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燕春、王冠、侯荣庭、黄盈盈、金一之。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刘媛负责协调。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全程质量控制：实地监督、现场记录、实时审核、解决疑难。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400

    电话：62154498；8250 2956

    电子邮件：pansuiming@hotmail.com；yyingsu@yahoo.com.cn

    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jssh365

顺口溜：教育男客

说明：

如果能够把下面的顺口溜传播到男客中间去，那将是最好的寓教于乐，也将是最佳的同伴教育。

这些顺口溜是潘绥铭独立创作于2002年11月，发表在电子通讯《小姐》的第35期（2002年11月25日发出）。当时至少有1600位读者看到了它们。后来到了2004年，在我担任评委的一次评奖中，其中的几个顺口溜被别人拿来参选而且获奖。这可以证明，使用顺口溜来进行干预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

以下是当年的全部原文。

同道，您好！

这是我的第35封私人通信。本通信（包括以前的电子版《小姐》）都是为了：

资料介绍 工作交流情况反映问题讨论。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教授

2002年11月25日

顺口溜：男客的“四大”

（请在一切场合与机会中，大力传播下面这些顺口溜；以便促进男客们多多使用安全套。）

男客四大外行：见了小姐问几岁，还没上床先喝醉，做爱当中要亲嘴，假装没钱赖小费。

男客四大倒霉：小姐一见就笑，上床一碰就叫，套子一用就掉，小费一掏就冒。

男客四大规矩：不挑小姐是傻蛋，不哄妈咪是笨蛋，不戴套子是坏蛋，不给小费是混蛋。

男客四大着急：妈咪抬肘肘（挡驾），门外来狗狗（警察），小姐伸手手（要钱），套子破口口（得病）。

男客四大怪：（性病）该自己躲的不躲；（价钱）该自己说的不说；（裤子）该自己脱的不脱；（戴套）该自己做的不做。

男客四大怕：丑女倒比靓妹辣，套子倒比鸡巴大，进去倒比不进怕，老婆倒比自己花。

男客四大傻：歌厅去旧的，小姐找臭的，套子戴漏的，小费给厚的。（小姐发臭是阴道炎的表现）

男客四大自豪：你想去还不敢呢，你敢去还太晚呢，你不晚还危险呢，你不怕还命短呢。

男客四大误会：搂住妈咪嗷嗷叫，情书换来小姐笑，避孕套里装钞票，警车来了往上跳。

男客四大粗心：套子戴到了鼻子上，棍子捅到了席子上；裤子穿到了眉子上，票子塞到了雷子上（警察）。

男客四大犯傻：小姐进来门不锁，隔壁叫喊去救火，接过套子当水果，吵架告到派出所。

男客四大惊吓：进了包厢一看，有警察；拉过小姐一看，有胡子茬；戴上套子一看，有豁牙；逃回家里一看，有大侠。

男客四大保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走哪里逃得快，不要问我套子去哪里买，不要问我病死了往哪里埋。

男客四大迷糊：进了屋找不到妹子了，上了床找不到洞子了，做了事找不到套子了，出了门找不到裤子了。

男客十四大过程：看一看就不吃饭了；聊一聊就不怕灌了。凑一凑就眼珠不转了；挨一挨就不会站了。搂一搂就不能换了；摸一摸就不肯断了。亲一亲就不会脱慢了，搞一搞就不怕立案了。套一套就不会干了，玩一玩就说话不算了。来一来就不会心烦意乱了，歇一歇就不习惯了。乐一乐就不知道回家怎么办了；病一病就不知道自己完蛋了。

男客四大后悔：熬了夜才知道小姐不卖，上了床才知道老婆不赖，完了事才知道套子没戴，付了钱才知道请客的人不在。

官员四大懒：车子还得秘书给开，本子还得小蜜给揣；套子还得小姐给戴，票子（小费）还得大款给塞。

（以下的顺口溜是已经在民间流传的，仅供参考）

男人婚姻四大改革：打破老婆终身制，实行小姨股份制，引入小姐竞争制，推广情人合同制。

男人四大怕：怕小姐有病，怕情人怀孕，怕群众写信，怕老婆自尽。

男人四大花：一等男人家外有花，二等男人家外找花，三等男人四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

男人四大税（睡）：乞丐睡觉是地税，和老婆睡觉是纳税，和情人睡觉是偷税，和小姨子睡觉是增值税。

男人四大鬼：晚上下班回家是穷鬼，晚上９点回家是酒鬼，晚上１２点回家是色鬼，凌晨４点回家是赌鬼。

男人四大傻：下班就回家，挣钱自己花，吃饭点龙虾，给小姐留电话。

哥们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

男人四大希望：家里有个做饭的，办公室有个好看的，身边有个犯贱的，远方有个想念的。

男人四大无奈：陪老婆乏味，找小姐太贵，搞情人太累，不结婚最实惠。

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８０迈。

四大腻歪：请客没人到，ＢP机没人叫，媳妇不让闹，要闹还得戴上套。

四大虚：老板的肾，当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

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

四大知道：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

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小蜜被泡，赃款被盗，伟哥失效。

四项基本原则：喝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四大折腾：科索沃，南联盟；三陪小姐，“110”。

jssh365

网上性表达（1）

（未删节稿）

记者   彭晓芸， 刊登于《南都周刊》2007年6月8日，总第126期 A14页

   

南都周刊：网络上出现了专门的版块或网站，供人们倾诉内心的秘密，其特点是匿名，使用公共ID或者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总之就是强调了这种倾诉渠道的私密性。据我们观察，这些版块或者网站，出现的这些关于秘密的帖子，内容多数是和性有关的，为什么国人关于秘密的概念，最终会落到性上面？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性这个话题仍然是禁忌吗？

潘绥铭：这个现象主要看网民的构成，很多调查显示，网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男性居多。年轻男性的确会热衷于谈论性的问题，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并不稀奇。

根据我们研究所2006年的随机抽样调查，在18－61岁的中国总人口里，凡是上过网的（“网民”）已经达到30.3％，几乎每天都上网的（“网虫”）达到10.3％。

也就是说，如果在15－64岁的总人口里也是上述情况的话，那么中国至少有2亿8千万人曾经上过网；至少有9千5百万人几乎每天都上网。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所有上过网的18－61岁的中国人里面，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就有51.7％的人看过各式各样的直接描绘男女性交细节的图像资料；在男人中是61.9％，在女人中是39.7％。此外，还有10.4％的人想在网上看黄，但是还没有看到。

这说明：就像其他许多科技发明都会很快地被应用于“性”领域一样，互联网也不例外。因为“性”是生命之火。

南都周刊：女性比例也在慢慢提高，上面也有很多女性在谈论她的性经验，因为它是一个秘密的渠道，一些女性在平常不可能会谈，但在这一个渠道里面出现很多以女性身份在谈性经验的内容，包括谈论她们在生活当中的种种缺憾，情感困惑。

潘绥铭：话是这么说，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网络的特点，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这些网上帖子究竟是不是女性写的，无从考证，没有任何证据。在世界历史上，一直都有一些男人去冒充女人写一些所谓“女人的性自白”之类的作品。在1953年之前，英文的这类作品有数百本，其中只有一本真的是女人写的。其实，生活经历丰富一些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因为作者的关注点、思维习惯与表达方式仍然是男人的。这个他们隐瞒不住。

不过，据我们的上述调查，2006年与2000年相比，女性对性生活不满意的比例确实增加了，上升2.9个百分点。反之，男性的不满意比例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与此相类似，女性觉得不舒服的比例上升2.9个百分点，而男人中却下降了2.1个百分点。这可能是一种悄然的革命。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被要求在性生活里消极、被动与顺从，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要求自己的性高潮。这就是所谓的“好女不言床上事”。但随着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在最近的6年里，中国女性对于性生活的正面认识日益增加，越来越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性生活。这可能使她们的期望更高，对现状也就更加可能不满意。虽然还很少有中国女性能够公开地要求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她们通过性生活满意度这个渠道，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在欲望上的革命。

自从木子美以来，女性在网络上的性表达，可能反映了这一趋势，只是它无法作为社会调查的依据。

南都周刊：网络上倾诉的那些关于性的秘密，很多在挑战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思维惯性，出现了很多关于婚外恋、同性恋、一夜情、换偶的内容，据您的研究和调查，中国人目前的性态度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

潘绥铭：这是网上帖子给人们的误解，因为不这样做的人不会上网去说。

据我们去年的调查，在全国总人口中，只有1.0％的人有过一夜情，还有1.5％的人有过类似的活动。换偶的，总人口中只有1.5％的人这样做过。虽然大众传媒非常重视这些性现象，尤其在网上被炒作得热火朝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其实都还是一些极小概率的现象。

网上帖子跟传统的日记或和朋友说话，最大区别是作者写的东西是为了给别人看，所以其中的大多数应该当成文艺作品来看。虽然它们也可能曲折地反映了生活，但是就像我们不能根据小说来判断世界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网上帖子来判断现实。

  

南都周刊：很多人打着个人经历的旗号，写得都像在暴露个人隐私一样。

潘绥铭：他是不是狗都不知道，他写的东西你能信吗？就算是根据个人经历来写的，也是按照小说来写的，跟日记不一样。日记是给自己看的，不会给第二个人看。贴在网上就不是日记了，它是为了让别人看而写的，最多也只能是自传体小说。

南都周刊：因为他表现出来是倾诉的形态和谈论隐私的形态，一般的人会他的内容吸引住，甚至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网民看了这么多有可能是虚假的东西，他们当以为真的话，会不会对大众的性的观念产生一些影响？

潘绥铭：看的人，基本上是认同这类帖子才会看。他已经认同了，看得再多，对他也不过是强化作用。那些不认同的人、传统的人、保守的人不会看的，或者看了就要骂的，怎么会受影响？这跟报纸是一样的道理。你不好的报纸我不买，买的权利在消费者手里面。报纸想影响人，哪有那么容易？人家不买你的报纸。网站也是这个道理。你说得再凶，人家不点击你就完了。点击的人一般都是认同的人。这就跟看黄片一样，不想看黄片的人，看到那一个图标你会点吗？你也不会点的。想看的人会点，没有图标也会找着黄片看。

总之，我们不要把传媒和网络的作用想象得那么大。人不是傻子，青少年也不是傻子，人是会筛选的。网络也好，传媒也好，对人当然有影响，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更不会仅仅靠这个就把人给改造了。人们主要是根据生活做出选择的，而不是光靠信息。否则，我们宣传教育了这么多年，怎么社会上还是有坏人呢？

jssh365

南都周刊：网络不会成为学者调查研究的可信的材料，那么，在您根据实际生活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中国人关于性和感情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潘绥铭：现在，有些人在性方面的焦虑比过去多了。

在我们2006年的调查中，在18－61岁的成年人中，28.7%的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61.0%的人表示比较满意，只有10.3%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感觉到不满意。

但是，确实有些人对性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比例比2000年显著上升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两个阶层中：科技人员/教师/知识分子与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村干部）。这也许意味着，由于最近以来这两个阶层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他们的性生活真的比过去差了；但是也很可能是表明：他们对于性生活质量的预期，增加得比其他阶层更快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因为把目标定太高而更加焦虑了。

南都周刊：相对于过去一元的道德泛化的社会，今天的道德观念是趋于多元了，选择也更多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大众的心理诉求更加多层面了，而且遭遇的两难困境也更多了？当然，宽容度也在不断提升，过去觉得不可容忍的事情，现在都能够比较宽容地看待。

潘绥铭：你说的“过去的一元的道德观”是应该跟文革比较，文革是几乎百分之百只有一个信念。如果跟50年前比较，跟三百年前比较，那时候就不是一元的。

即使是现在，说到“宽容在增加”的时候，也不要一面倒。你光看网上有人在赞扬一夜情，你没有看骂一夜情的吗？骂的人也很多，骂得很恶心很脏的。这些人也是网络的受益者，他们以前没有办法反对，现在有网络，就在网络上骂。事物总是多方面的，有支持的当然也会有反对的，而且最多的往往是不表态的，还有很多根本不知道的。

所谓“多元”，最重要的是“多”，不能只有支持与反对这两元，既不能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能是反过来。所以，用“对错两分法”来评论网上帖子是不合适的。我们的社会应该给各式各样的人都建设精神家园，让大家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不是骂过来骂过去，更不能定于一尊。

   

南都周刊：一方面在炫耀和表现，一方面是反对。这两方面表现出来似乎是观念上在对峙和博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潘绥铭：也许会有一点，但是一定不大。因为网络是虚拟的，离生活比较远。只有每天上网超过一个小时的人，影响会大一些。大部分所谓的“网民”其实只是上去看一条新闻或者发一封邮件，对他们的影响就会很少。况且还有10多亿人不上网。影响肯定会有，但是波及面没有那么大，作用程度也没有那么大。

   

南都周刊：还有一种说法是，人格比较独立和完善，能够保守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的人，相对来说心理健康，如果人没有秘密，内心会比较空。网络进行倾诉的，其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潘绥铭：这个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比较成熟、个性比较坚强的人，不怕说出自己的秘密，说出来你爱骂不骂；不敢说的人才是心理不够健康。这么说不是也可以成立吗？因此，谈这类问题不能一面倒，不能只说这一种可能性，不说其他可能性。尤其是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需要有一些调查研究。

我们2006年全国总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网民”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认同自己的魅力、社会交往频率、夫妻感情美好度这些方面，全面地超过那些从来也不上网的人们。在全国大学生里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能够上网的人，普遍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一些的人。

这虽然不能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可以提醒我们：心理、人格、个性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它们都植根于你的社会情境之中。

南都周刊：可是，这些述说秘密的人，总还是有些心理需求吧？

潘绥铭：这方面，我们没有调查。但是不能否认其中还有一个新奇的因素。过去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下，人们没有地方说，现在有了网络，说出来就可能成了一种时尚、时髦。刚刚有地方可以发表你的文字作品，你就有一个冲动想去发表。等网民越来越多，3千万人都写这样的帖子，谁还会看？

所谓“网虫”基本上是年轻的男性，他们有好奇心和新奇感，愿意表达自己的东西。40多岁的人会那样吗？比例就会低很多。尤其是，你看看那上面有没有一个贪官上去说我贪污了5百万，有没有？别说贪污5百万，我贪污了国家10块钱，我会在这儿说吗？

其实，它就是一个花招，一种经营策略。网站是要赚钱的，它的一切目的跟传统媒体一样：吸引眼球和提高点击率，最终是要从你口袋里掏钱。这就是文化的消费化，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跟真正的观念变革混同起来。

南都周刊：国外有一些网站，名字叫“I  make  mistakes ”，“我犯错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忏悔的感觉。

潘绥铭：出于忏悔而写作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比较深刻的。但绝大多数网上说性的中文贴子是属于文学作品的。

南都周刊：对个人内心真正的审视和忏悔，对个人内心隐秘角落的倾诉，应该通过什么渠道？

潘绥铭：除了心理保健，宗教也是一个渠道。就是烧三柱香对着佛爷说，或者捧着一本小书对着红太阳说。各个宗教怎么发展起来的？很重要的就是靠这个。现在只是载体变了，搬到网上了，一点都不新鲜。以前是对着佛爷烧着香，现在是对着电脑敲着键盘，一种必要的寄托而已。区别不在于这种寄托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而在于以前很不容易，现在更加容易了。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jssh365

“性”，一个新视角和一场革命

    “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性学研究者。现在，中国的性学研究者又多了一层烦恼，因为英语里的sexuality这个词应用得越来越广泛，而我们的汉语却无法把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在2001年举行的一次亚太地区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现，这个英语新词也同样在困扰着与会的11个国家的研究者。因为在他们的本民族语言里，都没有与sexuality这个英语词汇严格对应的通用词汇。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英语词汇不仅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社会情况，而且灌输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这些词汇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应该生硬地运用这些英语词汇来套本民族的情况。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以便跟上世界学术发展，因此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把这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本民族人民能懂的语言。

    这样的争论对我们中国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英语里的sexuality是一个非常新的词，“年龄”不超过40岁。【虽然它早就出现于某些学者的著作中，但是在社会的意义上，直到1970年代初期《牛津字典》才收入了它。】

它的基本意思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抚等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等所有那些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等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各种同性之间的性活动；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或者“不象话”的现象。

    但是在汉语里，不仅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概念。

    “性”这个词，在文言文里一直是“本性”的意思。直到近代的白话文运动以后，才被普遍地用来指男女的床上事。在最近几十年里，普通人所说的“性”实际上仅仅指性交。它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仅仅指身体的行动，不包括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一说“性快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说的仅仅是生理上或者肉体上的快乐。因此我们中国人才发明出“性爱”这样一个词，而且把它跟“情爱”对立起来，似乎性里边根本没有爱情，爱情里边也没有性。

    第二个特征是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性交，并不包括相同性别之间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有个词叫做“同性恋”，殊不知这样的同性绝不仅仅是“恋”而已，他们或者她们之间同样也是有性生活的。

    具有这样两大特征的汉语里的“性”，恰恰是英语的sexuality这个新词所要否定的。因此这个英语新词的背后，矗立着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的所有巨大成果。

    正因如此，且不论我们把sexuality翻译成什么，只要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就不得不跟着西方性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不得不用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实际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例如，如果男女在跳交谊舞时有身体接触，算不算“性”活动呢？最近十几年来，我们成功地说服多数人相信：这只是一般的社交活动，不要老是往性方面去想。因为我们那时坚信：“性”仅仅是“床上事”。但是如果今后运用sexuality的概念，那么这必是“性现象”无疑。我们的舆论导向和道德准则岂不是会被弄得一塌糊涂？

    再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障碍”，一般仅仅指性交的不顺利，至多也不过是具体性生活里的各种困难。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那么一方有性幻想而另一方却没有，或者一方想看性的录象而另一方却不想，就都应该叫做“性方面的障碍”了。如此统计起来，中国人里边的“发病率”非翻几番不可。与此相对应，运用sexuality为判断标准的性的和谐美满，对中国人来说就真的是太奢侈了。

    还有，我们现在常常说“性医学”。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性医学这个词就很荒谬了－－情感或者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怎能用医学来解决呢？所以，近年来靠电线杆子上贴广告而日进斗金的“性医生”们肯定会恨死这个词的。

最根本的是，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也注定有土崩瓦解的。例如，借着艾滋病的“虎威”，有的人大讲“无性最安全”。如果这里的“性”仍然仅仅指性交，那么还有人能做到。如果是sexuality，提倡者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的。再如，仅仅指性交的“性专一”能够做到，但是sexuality能“专一”吗？又何必要“专一”？

推而广之，我们所有那些前面加上一个“性”字的词汇和概念，都不得不重新解释一下了。“性道德”难道也应该包括如何遗精、如何做性梦的行为准则吗？“性压抑”究竟压抑了什么？“性教育”又该教育些什么？“性生活”还仅仅是床上事吗？

【有趣的是，在许多英语为母语的人听来，sexuality首先令人想到同性恋，而不是笔者以上所说的这些。这就牵扯到：我们究竟应该是从英文引进一个单词，还是引进一种视角与思路？笔者是按照后者来写此文的。】

总之，sexuality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我们如果不得不引进它，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革命。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性是什么？”，而且是“您站在哪一边？”

潘绥铭(20011018)（20080902）

jssh365

中国人的性：观念、生命周期、代际差异（1）

性观念：既不是保守，也不是开放，而是多元化了

性观念可以分成两种：针对性关系的和针对性行为的。

在性关系方面，人们最能够宽容的是那种“先上床后登记”的婚前性行为，倾向于认为它不是道德问题的人高达54.4％（男61.2%，女47.6％）。但是人们仍然坚守着爱情与婚姻的原则：倾向于没有爱情也可以发生性行为的人，只有6.7％（男8.8％，女4.7％）；倾向于婚后仍然可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人，则更是少至4.6％（男6.8％，女2.3％）。

不过，虽然人们普遍不赞成婚外恋、第三者，但是也并不赞成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惩罚。倾向于这种立场的人占42.5%（男50.6%，女34.6%）。

在性行为方面，人们最普遍认同的观念，首先是月经期间不可以过性生活，同意的人占到94.7%之多；其次是丈夫有义务帮助妻子获得性的满足，有89.1%的人同意；然后是男女应该同样地享受性生活，同意的人占88.8%。

人们分歧较大的是：在性生活里是不是应该男人主动、女人顺从？认为应该如此的人占多数，不同意的人只有33.0％（男30.9%，女35.1%）。此外，在男性中有63.3％的人完全认同“劳色伤身”这种古老的说法，但在女性中却只有49.4％。

以上这些简单的百分数，无法说明中国人目前的性观念究竟是保守还是开放。我们的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持有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性观念。

以是否宽容“先上床后登记”为例：

l         女人宽容的可能性比男人要少47％左右；

l         从农村人到进城的民工再到城市居民，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31％左右。

l         越年轻的人越宽容，从20岁往上，每老5岁，宽容的可能性就减少10％左右；

l         个人收入越高就越宽容，在5级档次上，收入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9％左右；

在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婚外恋这个问题上，不同阶层的宽容可能性也相去甚远：

l          女人的宽容可能性比男人少40％左右；

l          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就增加47％左右；

l          从20岁开始，每老5岁，宽容可能性就降低15％左右；

l          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就增加9％左右；

l          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比其他职业的人分别高1.9倍和2.3倍。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性观念的多元化，已经发展到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步了。因此，任何一种试图维系大一统性观念的法律与政策，都难免在实践中异化为自欺欺人。

  

令人脸红的不是性，而是我们的性知识水平

性知识千头万绪，最主要的应该是知道阴蒂的确切位置，才能使得女人自主地或者被助地获得性快乐，才能实现性生活的和谐与共享。

可惜，尽管我们在电脑上出示了清晰的图像，却仍然有53.5%的男女不知道阴蒂在哪里，15.6%的人只知道在阴部；能够正确指出的人仅仅占30.9％。尤其可悲的是，只有21.5％的女性能够正确指出自己的这个部位；高达62.8%的女性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这，大概不会影响女性拒绝性生活的权利，却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她们争取性快乐的权利。我们现行的相关法律与政策，都是倾向于保护“危害拒绝权”的；殊不知，若不以同等力度来提倡“快乐寻求权”，就只能令女性在越来越厚的茧壁中僵死。

此外，性高潮是人类一切性行为的客观终极目标。遗憾的是：完全知道男性的性高潮是怎么回事的，男人中只有49.2 %，不足半数；女人中则少到只有20.9％。对于女性的性高潮，完全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男人中只有27.2 ％，女人中则可怜到只有17.5％（不足六分之一）。

在我们这样一个不断有人大声疾呼“黄潮已经大肆泛滥”的社会里，何以出现如此令人尴尬的局面？无它，只因为性教育步履蹒跚、如履薄冰，甚至身负骂名。其实，我们最好还是多想想，除了“扫黄”，还应该做些什么，如何去真的为人民服务？至于那些从根本上就反对在性生活中“寻欢作乐”的人，我们最好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人生苦短性更短

性的生命周期说的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出现一定的性的发育或者性的衰老。无论什么样的人，都难逃这个生理强制下的“宿命”。

在目前的中国男人里，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是17.40岁（正负差2.47岁）；首次自慰（手淫）的平均年龄是18.78岁（正负差4.30岁）；首次过性生活的平均年龄是23.30岁（正负误3.15岁）；到正式结婚时，男人已经平均24.16岁了（正负差3.43岁）。

在婚姻中，男人能够把每月超过一次以上的性生活频率，保持到平均37.94岁。可是到了平均48.8岁时，男人的性频率就只能维持在每月一次了。

此后，男人风风雨雨地活到平均56.49岁的时候（正负差8.59岁），性生活就基本停止了，一年连平均一次性生活都不到。也就是说，性比人退休得还早。

这样算起来，中国男人一辈子的“雄起时光”也就是40年还差一点。其中还得包括血气方刚时的、平均6年左右的“性待业期”，以及平均4年半左右的“自谋出路期”。

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性的活跃期却比男人短。

女人虽然从平均15.53岁就出现月经初潮了（正负差2.15岁）；但是到平均19.62岁（正负差8.13岁）时才开始首次自慰（手淫）；到平均22.12岁（正负差2.79岁）时才开始首次性生活；到正式结婚时，女人已经是平均22.63 岁了（正负差3.14岁）。

再往后，一过45岁，还没到50岁，就已经有22.0％的女性绝经了；平均的绝经年龄是51.55岁（正负差3.07岁）；最晚的个别人也没有超过56岁。紧接着，女人操劳到平均52.48岁（正负差12.13岁），性生活就基本停止了（少于每年一次），比男人还早整整4年。

结果，女人作为“有性人”不过37年，还要承受怀孕、分娩、哺育以及人流。

中国人还会增寿的。那么，性的生命周期还能够延长吗？我无法回答，只想提醒人们：在我们林林总总的老年工作中，是不是应该赶快加上性教育呢？在我们沸沸扬扬的性教育工作中，大概也早该普及到老年人了吧？

  

jssh365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人是社会动物，人之性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社会顺利发展的时候，性的生命周期也随之扩展；社会走弯路的时候，性也就被压缩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恰好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时期，这对他（她）今后的性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现在20－64岁的中国人划分成6代人：

1.解放初（现在56－64岁）、2.大跃进（现在49－55岁）、3.文革前期（现在42－48岁）、4.文革后期（现在36－41岁）、5.改革之初（现在26－35岁）、6.八九后（现在20－25岁）。

结果我们发现：性被压缩得最厉害的，是第二代大跃进时期的人和第三、四代文革时期的人。

以男性为例，以青春期开始的平均年龄为例：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青春期不但没有提前，反而推迟了整整1岁；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最多13年里，也只不过提前了0.03岁。与此相反，一旦改革开放，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的短短一代人之间，青春期就提前了1.05岁之多。

再来看看，不同时代的男性中，多少人有过自慰以及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社会历史轨迹：

第一代40.1％的人有过自慰，首次年龄平均是18.78岁；到了第二代（饿得）和第三代（吓得）反而只有37.3％的人有过，首次年龄也推迟到19.66岁和19.14岁；到了文革后期的第四代（愁得）有过自慰的人居然减少到只有32.4％，首次年龄则高达平均21.00岁！（真真令时下的男孩笑掉大牙！）

然后，改革开放一来，第五代中有过的人就激增到65.5％，首次年龄也降到18.03岁；到第六代，首次年龄已经低到平均17.03岁了。

回想起来，第二、三、四代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时代啊，它不但让男人们比父兄多当了一年“红孩子”（因为根本就不允许出现男子汉），而且居然把男孩子最隐秘、最自我的自慰都给“专政”了！真真是“裤裆深处闹革命”啊。

更有意思的是，文革前期并没有什么人鼓吹晚婚，可是那一代男人的正式结婚年龄却是平均24.96岁，女人是23.38岁。到了现在这一代，尽管晚婚标语处处见、读书工作费时间，还有一些人信奉独身；正式结婚的平均年龄却下降到男 22.79岁和女21.82岁，分别提前了2年和1年半。这，其实与计划生育不相干，所谓“乱世不婚嫁”是也。

人间正道是沧桑

全世界各民族的青春期以及性活动首发年龄都在不断地提前。中国也不例外。

在男性中，青春期的开始年龄，从第二代（大跃进时期）的平均18.41岁下降到现在第六代的平均15.73岁，在最多35年的时间里提前了2.68岁之多！

女性的变化更快：第一代的月经初潮平均为17.07岁，然后就下降到16.72岁、16.15岁、15.90岁、14.71岁；到第六代已经低到平均14.28岁了，比第一代提前了2.79岁。

青春期提前了，性行为开始得却不早，那才见鬼。

在男性中，首次性生活的平均年龄，从文革前期那一代最迟的24.37岁，降低到现在一代的21.53岁，提前了将近3岁；尤其是，从改革之初那一代的23.74岁降到现在，在最多20年里就降低了2.2岁。可是，这只不过比法定结婚年龄早了半年而已。（况且，那个法定结婚年龄就一定对吗？）

在女性中，代际变化小一些。首次性生活开始得最晚的也是文革前期那一代，平均23.12岁。到目前的一代，已经降低到21.23岁了，只不过降幅不足2岁，而且仍然晚于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这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无数的个人用自己的脚丫子走出来的。可是，请不要忘记：即使是被某些人指责为“乱套”的现在这一代，开始性生活的时间也已经是全世界最晚的了。

如果有人仍然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修理“青苹果”的话，那么您说，该多晚才行？

潘绥铭（20011008）

jssh365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人是社会动物，人之性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社会顺利发展的时候，性的生命周期也随之扩展；社会走弯路的时候，性也就被压缩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恰好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时期，这对他（她）今后的性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现在20－64岁的中国人划分成6代人：

1.解放初（现在56－64岁）、2.大跃进（现在49－55岁）、3.文革前期（现在42－48岁）、4.文革后期（现在36－41岁）、5.改革之初（现在26－35岁）、6.八九后（现在20－25岁）。

结果我们发现：性被压缩得最厉害的，是第二代大跃进时期的人和第三、四代文革时期的人。

以男性为例，以青春期开始的平均年龄为例：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青春期不但没有提前，反而推迟了整整1岁；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最多13年里，也只不过提前了0.03岁。与此相反，一旦改革开放，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的短短一代人之间，青春期就提前了1.05岁之多。

再来看看，不同时代的男性中，多少人有过自慰以及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社会历史轨迹：

第一代40.1％的人有过自慰，首次年龄平均是18.78岁；到了第二代（饿得）和第三代（吓得）反而只有37.3％的人有过，首次年龄也推迟到19.66岁和19.14岁；到了文革后期的第四代（愁得）有过自慰的人居然减少到只有32.4％，首次年龄则高达平均21.00岁！（真真令时下的男孩笑掉大牙！）

然后，改革开放一来，第五代中有过的人就激增到65.5％，首次年龄也降到18.03岁；到第六代，首次年龄已经低到平均17.03岁了。

回想起来，第二、三、四代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时代啊，它不但让男人们比父兄多当了一年“红孩子”（因为根本就不允许出现男子汉），而且居然把男孩子最隐秘、最自我的自慰都给“专政”了！真真是“裤裆深处闹革命”啊。

更有意思的是，文革前期并没有什么人鼓吹晚婚，可是那一代男人的正式结婚年龄却是平均24.96岁，女人是23.38岁。到了现在这一代，尽管晚婚标语处处见、读书工作费时间，还有一些人信奉独身；正式结婚的平均年龄却下降到男 22.79岁和女21.82岁，分别提前了2年和1年半。这，其实与计划生育不相干，所谓“乱世不婚嫁”是也。

人间正道是沧桑

全世界各民族的青春期以及性活动首发年龄都在不断地提前。中国也不例外。

在男性中，青春期的开始年龄，从第二代（大跃进时期）的平均18.41岁下降到现在第六代的平均15.73岁，在最多35年的时间里提前了2.68岁之多！

女性的变化更快：第一代的月经初潮平均为17.07岁，然后就下降到16.72岁、16.15岁、15.90岁、14.71岁；到第六代已经低到平均14.28岁了，比第一代提前了2.79岁。

青春期提前了，性行为开始得却不早，那才见鬼。

在男性中，首次性生活的平均年龄，从文革前期那一代最迟的24.37岁，降低到现在一代的21.53岁，提前了将近3岁；尤其是，从改革之初那一代的23.74岁降到现在，在最多20年里就降低了2.2岁。可是，这只不过比法定结婚年龄早了半年而已。（况且，那个法定结婚年龄就一定对吗？）

在女性中，代际变化小一些。首次性生活开始得最晚的也是文革前期那一代，平均23.12岁。到目前的一代，已经降低到21.23岁了，只不过降幅不足2岁，而且仍然晚于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这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无数的个人用自己的脚丫子走出来的。可是，请不要忘记：即使是被某些人指责为“乱套”的现在这一代，开始性生活的时间也已经是全世界最晚的了。

如果有人仍然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修理“青苹果”的话，那么您说，该多晚才行？

潘绥铭（20011008）

jssh365

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

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政策作秀；可是红灯区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

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红灯区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红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红灯区，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红灯区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夫妻店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红灯区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红灯区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红灯区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红灯区。红灯区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红灯区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红灯区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了刑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红灯区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红灯区既越轨又需求强劲市场广阔、既被严打又被保护、既是千夫所指又是一些人的生计所在。甚至可以说，如果还有什么社会问题足以把中国人分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的话，那么红灯区不敢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请到红灯区里来。

反过来，红灯区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那么，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A镇与实行准奴隶制的B镇和C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注释1）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小姐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修正，例如“三种资本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红灯区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红灯区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在红灯区里也确实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小姐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红灯区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3. 红灯区也是对于许多所谓“女性研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小姐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究竟应该仅仅盯住男人和女人来说事，还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红灯区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堕入兴娼与废娼之争的深渊，就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4.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现在又加入了无孔不入的利益（所谓金钱社会）。在红灯区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红灯区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红灯区的店与店之间的关系、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在每个店里，老板与小姐之间却是金字塔结构，政府的整体与红灯区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至少对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所谓“社区”来说，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理论难点。难道因为单位分房而不得不聚居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就天然是社区？难道居委会从垂直领导变成居民选举，那个地方就必然变成社区了？难道那些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那些除了地理名字就无法指称它的地方，也能够称之为“社区”吗？如果不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作对策研究，那么不仅整个社区理论没前途，对策至少也会是云山雾罩，甚至会南辕北辙。反之，红灯区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当年，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只不过需要更深入一些：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民心？对红灯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究竟是政府金字塔的脚丫子风化了，还是性产业的墨迹扩散了？究竟是先繁荣再娼盛，还是先娼盛在繁荣？许多地方政府所信奉的“招嫖引资”，究竟是捷径还是神话？

―――――――――――――――――――――

（注释1）本文是潘绥铭即将出版的第三本红灯区研究专著《南中国的三个红灯区》中的片段。ABC就是这三个红灯区的代号。

潘绥铭（20020221）

jssh365

叫避孕套，还是叫“安全套”？

    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许多人主张应该把避孕套叫做“安全套”。他们是好心，是想向人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套不仅可以避孕，更主要地是可以预防艾滋病，因此人们更应该使用它。这些好心人预期：改叫“安全套”之后，它的使用率就会上升。

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男人突然戴上了这个套子，或者一个女人突然要求对方戴上它；应该如何向对方解释呢？如果非要把避孕套叫做“安全套”，那么究竟是谁不安全呢？是我还是你？如果是我，就等于承认我“有事”。如果是针对你，那么肯定就是怀疑你“有事”。无论是哪种情况，互相怀疑的两个人还能过性生活吗？（但愿这不是非要叫做“安全套”的本意――“无性最安全”。）

结果，越是相互信任的男女，越是相爱的伴侣，反而越不敢使用这个被叫做“安全套”的东西。同时，越是真的“在外面有事”的人，回家以后为了保密，也越不敢用它。也就是说，“安全套”这个称呼的效果是适得其反。

非要叫做“安全套”的好心人们争辩说：如果人人都明白，使用安全套一点也不意味着怀疑对方，那么上述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好我的老天爷啊，这样的宣传教育得多少年才见效啊！艾滋病会给我们这么长时间吗？

当然，在“红灯区”里，叫“安全套”的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在那里，只有性，没有爱；双方互相怀疑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叫避孕套反而很别扭，因为客人才不在乎“小姐”会不会怀孕。

可是，仅此而已。难道我们能够让天下的有情人都按照嫖娼卖淫那样来衡量和处理双方之间的性关系吗？或者说，如果双方处于必须互相怀疑的情境之中，性生活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当然，仍然叫做“避孕套”也不行了，因为“安全”确实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可是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吗？请到任何一家“性用品商店”里去看一看：那里的避孕套有各种各样的美称，例如“情舟”、“神威”、“加猛”等等。这些名字虽然只字不提避孕和安全，更不去标榜拯救人类的崇高目标；却处处适应着它的主要消费者――男人的需求；所以销售量会因此而增加的，对于预防艾滋病的切实贡献也会更大。为什么人家就这么聪明？仅仅是因为厂商是在花自己的钱生产，是真心实意地渴望着人们更多地使用自己的产品。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套子干脆叫做“爱情套”或者“快乐套”呢？因为相爱，所以双方都要互相负责，所以都要预防艾滋病；因为要追求快乐，所以要戴套，因为得了艾滋病就没法快乐。这样的解释，比起目前这种基于恫吓而去刻意营造“杯弓蛇影、人人自危”的做法，哪个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呢？

笔者之所以“小题大做”，是因为“安全套”这个称呼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它根本没有考虑过：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性伴侣之间，还不可能坦率地讨论任何与性有关的问题，还无法彻底与“人情社会”的传统决裂，无法去搞什么“理性选择”（仔细地权衡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因此，这个套子应该叫做什么，还是要靠“逮住耗子才是好猫”的思维才行。如果闭目塞听地把“安全套”的称呼奉为经典，甚至以此来抨击别人“不科学”或者“落伍”，那就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食洋不化，甚至是挟洋自重了。这，实际上不利于预防艾滋病的大业。

潘绥铭（2002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