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 郑素侠 【内容摘要】 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培养他们运用大众传媒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并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参与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群体不容乐观的媒介素养现状,并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媒介素养的途径。 【关键词】 农民工;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参与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参与四个维度。如果说媒介使用基本意味着单向、被动的信息接收过程,媒介认知反映出使用者对媒介性质与功能的大致了解,媒介评价则显示出使用者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处理与加工(如赞同、质疑或批判),媒介参与则更进一步:不仅接收、处理信息,而且主动参与信息的生产。可以说,媒介素养的四个维度构成了受众主动性递增的链条。诚如霍布斯所言,媒介素养就是从基本的能够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创造的过程。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培养他们运用大众传媒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并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研究者于2010年1月4日—1月24日利用农民工返乡的时机,在郑州火车站、二马路汽车站、二马路劳务市场、郑州长途客运公司等农民工聚集较多的场所,进行了一次中型规模的问卷调查。考虑到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不高,调查时采用了代填问卷的方式,即由调查员向农民工逐个讲解问卷中的题目,农民工做出选择后由调查员代为填写。调查历时20天,发放问卷1016份,回收问卷998份,其中有效问卷974份,回收率为98%,有效回收率为96%。所有数据数据输入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本次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对于问卷调查所反映出来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又通过深度访谈来获知更进一步的理解与阐释。 一、变量测量 媒介使用:考虑到手机作为“第五媒介”在农民工进行人际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对农民工的媒介使用状况进行考察时,将手机作为媒介的一种加以考量。本文侧重考察农民工对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手机这五类媒体的使用时间长短、使用频次,以他们的媒介类别偏好和媒介内容偏好。 媒介认知:本文用“媒介认知”来考察农民工对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性质与功能的大致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农民工对媒介功能的理解;(2)农民工对当今传媒自身存在问题的看法。 在考察农民工对媒介功能的理解时,本文将媒介功能划分为5类:(1)信息传递功能;(2)舆论监督功能;(3)宣传教育功能;(4)广告功能;(5)娱乐功能。 媒介评价:“媒介评价”包含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要求农民工对媒介是否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这一问题进行评价,即媒介的可信度评价;另一个指向用以考察农民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解读、处理与加工(特别是对新闻报道提出质疑或批判),即对媒介报道内容的评价。对媒介报道内容的评价,采用了由4个题项构成的量表:阅读新闻时,你常常…… (1)对新闻报道提出疑问; (2)有时拒绝接受新闻报道里的某些观点; (3)有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核实某个报道; (4)喜欢在读新闻时寻找“弦外之音”。 媒介参与:比“媒介评价”更进一步,“媒介参与”用以考察农民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主动介入媒介信息的生产。然而,诸多研究表明,在我国,即便是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公众中,真正有媒介参与行为的公众比例并不高。一项有关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表明,媒介参与行为总体活跃的大学生群体中,仅有14.5%打过热线电话,12.1%点过歌,10.2%投过稿。周葆华等在佛山市的调查也发现,仅有一成多的佛山市民在接受采访、投稿、向媒介提出批评建议等方面有过实际的参与行为。由此我们推测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参与行为并不活跃。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以社会心理学中对行为最有预测力的“行为意向”来替代,即以对“媒介参与意向”的测量来替代对“媒介参与”的测量。“媒介参与意向”使用了由以下4个题项构成的量表: (1)在大街上看到交通事故会主动给媒体打电话; (2)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我会向媒体投诉; (3)我会积极参与感兴趣的报纸征文或电台讨论; (4)发现身边非常看不惯的事情会向媒体反映。 以上问题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让受访者对相应的表述进行打分,由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半同意半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二、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 本次问卷调查共获得974个有效样本。974名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男性占71.1%,女性占25.5%(另有3.4%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年龄最大者76岁,最小者为12岁,平均年龄为34.7岁;已婚者占68.4%,未婚者占30.4%(另有1.2%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平均为8.7年;月平均工资为1479元;从事建筑装潢业者占比例最高,为35.7%。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以已婚青壮年男性为主,初中文化程度者占多数,多靠出卖劳动力以赚取收入。受访者的各项人口统计学指标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于2010年3月份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较为一致。 (一)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农民工群体接触媒体(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以及手机)的平均使用时间长短及使用频次如下表1所示。 表1 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时长及使用频次 由表1可以看出,就使用频次而言,农民工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体是手机,其次是电视,接触频次最低的是广播。就每次使用时长来看,最长者为电视,其次是网络,手机的每次使用时长最短。这与这五类媒体的传播特性密切相关。 在考察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类别偏好时,让受访者选择平时接触(使用)最多的媒体类别(单选)。统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农民工的媒介类别偏好* *其余8.1%为不详。 由表2可以看出,五类媒体中,农民工最为偏爱电视(38.9%),其次是手机(30.1%),而对广播的兴趣最低(4.7%)。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何农民工的手机、电视使用频次较高,而广播的使用频次最低。 本研究通过询问农民工最关注媒体上哪方面的信息来考察他们的媒介内容偏好。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的7个题项的得分统计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农民工的媒介内容偏好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最为关注媒体上有关自己家乡消息和情况报道(4.0062),其次是政府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和措施(3.7606)等这些与自身生活、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与消息,而对当前充斥媒体版面的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则不甚关注。具体而言,农民工对媒介内容的偏好次序为: 家乡的消息和情况>各级政府的政策,与农民工有关的措施>社会新闻与民生新闻>与所从事行业有关的信息>国内外大事>娱乐新闻>体育新闻 (二)农民工的媒介认知关于农民工的“媒介认知”,本研究侧重考察了农民工对媒介功能的认知和对媒介自身问题的认知。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的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4所示。 表4 农民工对媒介功能的认知 从表4可以看出,在农民工看来,媒体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其次是舆论监督,再次是宣传教育、娱乐及广告功能。以上各题项得分的均值均超过3,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基本上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媒体的功能及作用。 表5 农民工对媒介问题的认知 由表5可以看出,问卷中所列的当今媒介所存在的10个问题得分均超过了3,表明农民工群体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在媒体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在农民工看来,媒介自身存在最为严重的问题一是“有偿新闻与广告太多”,二是“重大新闻有所隐瞒”,三是“虚假新闻太多”,这与实际情形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大体上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前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三)农民工的媒介评价在“媒介素养”的构成维度中,媒介评价与媒介参与均为最为重要的构成维度,因为这两个维度反映了媒介使用者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媒介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解读,并投入到媒介信息的加工与生产中。 媒介评价维度包含两个指向,一个是农民工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侧重考察在农民工眼里,媒体是否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是否值得他们信赖。另一个指向是农民工对媒介所传递信息的解读,即他们是否能够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质疑与批判。 农民工对五类媒体的可信度评价得分如表6所示。 表6 农民工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 由表6可见,农民工群体对五类媒体可信度评价得分并不高,均低于3,由此可以推知,在农民工看来,这五类媒体未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他们身边世界的本来面貌,他们对媒介是否值得信任持怀疑态度。具体而言,他们最不信任手机(上的信息)(2.4062),其次是网络(2.5545);比较起来,报纸更可信(2.9585),其次是电视(2.8500)和广播(2.8379)。 由4个题项构成的媒介内容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695。统计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内容评价得分为3.0717,略大于3,表明他们在加工与处理媒介信息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性,即他们有时可能会对新闻报道提出疑问,或拒绝接受报道中的某些观点,或主动寻找其他途径来核实某个报道,但总的来说农民工对新闻报道提出质疑或批判的主动性并不高。 (四)农民工的媒介参与 如前所述,本研究用媒介参与意向替代媒介参与行为。媒介参与意向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92。统计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参与意向得分为3.1787,略大于3,表明他们有一些参与媒介信息生产的意向,即在某些时候他们可能会主动给媒体记者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权益受损时向记者寻求帮助等,但总的来说这种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生产的意向并不强烈。 三、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分析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概貌: 在媒介使用上,手机与电视是农民工接触最为频繁的媒体,也是他们最为偏好的媒体。在接触媒介时,农民工最为关注与自身生活、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与消息,如媒体上有关自己家乡的消息和情况报道,政府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和措施等,而对当前充斥媒体版面的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则不甚关注。 在接受课题组的访谈时,在上海某工地做建筑工的小詹(男,27岁,高中文化)这样说:我和工友租住的宿舍里有一台旧电视,是我们从旧货市场花180元买的。只要一下班,他们就挤在一起看,平时生活比较单调呗。我有时候也会从宿舍旁的电话亭里买报纸看,他们不看报纸。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报纸,一看到关于我们家乡那个地方的报道就非常感兴趣,家乡有什么事情了,无论好事坏事,几个老乡见面都会互相通知一下。还有,我们也比较关注政府一些政策的出台,比如有关农民工劳动保障方面的,子女入学方面的等等。电视上、报纸上的其他内容,感觉离自己生活很遥远,基本不关注,除非无聊时打发时间。 在媒介认知上,他们基本上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即媒体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其次是舆论监督,再次是宣传教育、娱乐及广告功能。另外,农民工并对媒体当前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即:“有偿新闻与广告太多”,“重大新闻有所隐瞒”,“虚假新闻太多”等。在访谈中,会电焊手艺的小王(男,37岁,初中文化)说:“打开电视,到处都是广告,热播的电视剧,插播的广告也很多。报纸上好些,但那些报道,不知道是不是拿了企业的好处费,像前段时间报纸上老报道郑州的房价在涨,说卖出了多少套,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买房的?说不准都是记者拿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好处费,给炒作出来的……隐瞒重大新闻的做法,现在好像行不通了,有了网络,捂不住!但是以前他们经常隐瞒,担心报道出来有负面影响,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们了。” 在媒介评价上,农民工对五类媒体的可信度评价不高,表明在他们看来,媒体并未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不值得他们予以过高的信任。在对媒介内容进行评价时,调查表明他们具备一定的质疑与批判意识,但这种质疑与批判意识并不算强烈。在访谈中,刚从东莞返乡回家过春节的小赵(男,32岁,初中文化)是这样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看法的: “最不相信手机上的信息。现在手机上的骗人短信很多,有的是中奖信息,还有要聊天交友的……谁不想发财呀……干的活很累,无聊了想找女人聊天,可聊后发现话费被扣光了!我的工友们很多都被骗过。网上什么都有,骗子也很多。报纸嘛,都是由政府来办的,还有主编、领导来审核,应该做得比较好些。但我觉得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台,现在都有很多不真实的报道。可能是记者们为了抢时间,来不及核实,没办法才搞出这些不真实的报道的?唉,说不清,反正觉得不能轻信它们的报道。” “有时也会对某个新闻产生疑问:事实就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记者收人家钱了(笑)?偶尔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核实那个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这些电视台呀报纸呀都是给有钱人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追根究底有什么用呢?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在媒介参与上,调查表明他们有一定的参与意向,但这种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生产的意向不是十分强烈。访谈中,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小胡(女,21岁,初中文化)说:“我很爱看电视上比赛唱歌的节目,像星光大道、非常6+1,我都爱看。那些选手个个都很棒,人也长得漂亮……我想不想报名参加?嘿嘿,想过,但没行动过。一来觉得自己没人家优秀,你想呀,一个打工妹跟那些明星似的帅哥靓妹们站在一起,上去就被淘汰,多丢人。二来不知道怎么去报名。说不准耽误了上班,就被开除了。要是能专门办一场让我们这些打工妹参加的节目,老板准假,我会报名参加。 总之,由本次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结果来看,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1)媒介使用不均衡:对手机与电视过于依赖,而对报纸和网络接触较少;(2)对媒介的评价呈现矛盾心态:不愿轻易相信媒介,但又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与批判意识;(3)有一定的媒介参与意识,但苦于找不到途径。 四、提升农民工媒介素养的途径 对农民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将是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项相当现实而迫切的任务。 在西方国家,由社会团体极力倡导并推动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形成规模,或被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并逐渐被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之内。如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参与推动传媒教育运动的社会团体包括教师组织、妇女团体、宗教团体、关注传媒的组织、家长组织、教育电视如安大略电视台及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等。鉴于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刚刚起步,尚未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内,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本文认为目前对公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依靠社会团体及高校。具体到对农民工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尝试由政府和教育部划拨部分经费支持各高校大学生组成志愿者组织或社会实践团体,利用周末课余时间或寒暑假时间开展探索性、实验性行动。具体实施思路有: (1)志愿者到社区组织募捐,发动居民将家中闲置不用(虽已过时但不影响使用)的媒介设备如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电脑等捐献出来,由志愿者统一登记后发放给经济困难的农民工使用。 (2)由教育部或相关政府部门牵头,组织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师参与编写媒介素养教育普及读物,免费发放给农民工。 (3)由专业教师对志愿者进行先期培训,然后志愿者利用周末课余时间或寒暑假时间,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农民工聚集的市区工地或工厂开展讲座,向农民工讲授媒介使用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如何理性地解读和利用媒介信息。 提升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相当艰巨和长期的任务,非短期内可以达成,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推动。通过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期望达成如下目标: (1)提升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技能与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使其学会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和工作服务,并通过现代媒介了解社会,融入城市。 (2)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过程的统一,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保证。通过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农民工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帮助农民工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实现人的现代化。 (3)根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掌握了新技能及媒介使用经验的农民工将在新技术的扩散中担当“意见领袖”角色,并借助人际传播渠道将新技术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通过这种发散式的影响与带动,可促进媒介技术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覆盖与普及。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批准号:09CXW01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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