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论坛欢迎傅德锋先生主持[新视界]‘书法评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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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师不需要吹捧

□    傅德锋

真正的大师是凭借自己的作品、论著和丰厚的学养、高尚的人品来获得社会的认可的，因此，他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吹捧。倒是那些满天飞的伪大师们，不知道自己斤两几何，为了攫取名利，不顾脸面和事实，利用一些无聊的吹鼓手和媒体大做文章，大造声势。
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许多报刊和网站的头条，都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标题，而另一位与季羡林老人在同一天逝世的任继愈先生，所占的位置就不那么显眼了，媒体所用的标题也都是“著名学者任继愈病逝”，甚至有的报道连“著名”二字都给省略了，只用了“学者任继愈病逝”这样的标题。两位先生风骨高标，两袖清风，驾鹤西去，而他们的人品学识，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到了后来，各大网站的新闻栏目，关于“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相关报道，已经开始持续升温，而任继愈先生逝世的消息，居然已经在许多门户网站上消失了。出现这种情况，真的使人惊讶莫名。
那些自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者，纷纷粉墨登场，给逝者头顶戴上更多光环的同时，还不忘记炫耀来了多少重要领导参加先生的追掉会。我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这些人不过是借助季羡林先生去世这一事件来做做文章，貌似是抬高先生，其实是在不失时机地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罢了。
我们知道，对于生前就多次提出要“辞去国学大师头衔”的季羡林老先生来说，这谢世之后发生的这一切皆与他本人毫无关系。他的一生就是读书、写作、做学问，他只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从来都不会去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
而任继愈先生也一样，他一生读书、写作、做学问，可谓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相比于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的国学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著述也更丰富。仅主要著作就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北京图书馆方面所发布的讣告，对其学术成就有这样一段评价：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
两位先生是真正的学问家，把他们称之为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的逝世，对于我国文化界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损失。但他们两位老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我们的精神食粮，他们不仅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度，也融入了历史，成为了新的经典，值得后世去学习和研究。
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很多人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不肯在艺术本体和学问修养上下功夫，成天苦思冥想，挖空心思，企图通过刻意的炒作来“搞火”自己，无论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差，也不管不顾，或者手中有权者，或者兜里有钱者，信奉“官大一级压死人，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权合流，综合运作，以自己不入流的作品，煞有介事地办个展览，出个作品集，开个研讨会，媒体上一吆喝，就俨然是“一代书法名家了”。有的人，不择一切手段 ，给自己弄个“主席、副主席”的光鲜头衔，只可惜自己比低下的功夫不过关，到头来，也只是落得个身谢道衰的结局……一开始还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一旦退位，就很快被人们所遗忘。
有的人，尽管身微言轻，但他们能够对艺术真诚付出，花费数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出色的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以及深厚的学问修养和高贵的做人品质，最终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许若干年之后，他们倒是有可能被推举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吴昌硕先生的一生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虽为布衣，但他的艺术成就，举世瞩目。“一月安东令”没有成就他，而他在书画、篆刻上的过人作为，使他成为了令人敬仰的艺术大师。
启功先生是我们公认的书法大家，他人品高尚，学问丰赡，为人非常谦虚低调。他曾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从他这个墓志铭就可以见出他实事求是，不喜欢被人吹捧的可贵品质。尽管有的人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抱有异议，但那是单纯从书法层面提出不同的看法而已，并无损于启功先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何况启功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书法家，他深厚的学问修养，是当下很多所谓的“书法大家、大师”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而对于那些根本不入流而敢自封或被人吹捧为“大师”者而言，面对上述几位真正的大师，他们应该感到脸红和羞愧，因为真正的大师不需要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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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书坛的虚假与真实


■傅德锋



虚假与真实，本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但却有它统一的一面。当下书坛，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虚虚实实，乱象纷呈。分析这些虚假与真实，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我们这个特殊的书法时代。
  书法家也有既虚假又真实的一面，有的人一开始因为没什么名气，为了唬人，就要在名片上印上很多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头衔，诸如“世界功勋艺术家”、“某某国际书画院名誉院长”之类，以示自己是非同寻常的名家。等到自己真的功成名就了，名片上反倒少了很多虚衔。至于已经声名显赫者，则大多印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此而已。
  就像当年温州人制造的假皮鞋，看上去模样很光鲜，但大多却是用纸和布做的。货不真价不实，但能将顾客的钱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就是最大的胜利。后来温州人一个个赚得钵满盆溢，富足起来了，也就放弃了造假。这两者之间比对起来，真可谓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
  书法人之间互相交流，若非良师诤友，当人家拿出自己的作品，笑容可掬地请你多提批评意见时，你若信以为真，单刀直入，说人家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人家马上会一脸的不悦之色；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避重就轻，虚与委蛇，大加赞赏，连声说好，落得个皆大欢喜，岂不更好。由此可见，人性当中本身就具有矛盾的两面性，虚伪与真实并存，阳光与阴暗同在。这就无怪乎几乎所有的个人书法研讨会，都是叫好声一片，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书法人，即便他写得再差，美誉之词也是绝对少不了的。有的甚至被一些同样具有一定学术身份地位的人吹捧得淋漓尽致，甚至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
  有的展览开幕式，原本很少有人来参加，但为了制造热闹场面，好在镜头上渲染一番，就要硬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临时凑凑热闹，救救场子。待开幕式完毕后，就稀稀拉拉，门可罗雀了。但在新闻报道上，就会拿抢抓的镜头说事，俨然是一场万人空巷、趋之若鹜的盛大活动。事实上，由于当下的各种书法展览已经多得如同乡下人赶集一般，面对大同小异的展览，人们已经逐渐失去了观展的兴趣。实体展览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功效，而是沦为了媒体炒作的道具，成为了制造炒作话题的谈资。
  有的作品拍卖会，其实真正拍出去的的作品很少，大多都是一些事先设计好的托儿，煞有介事地来做做样子，故意制造一种争先恐后、高价竞拍的虚假景象。但参拍作者今后则可以堂而皇之地标出数字不菲的润格来，也总会有那些不明就里者来为其买单。即便不是这样，他拿作品送那些官家商贾，自然也是另眼相看了。
  而很多自行拟定润格的作者就更是自不待言了，动辄一平尺几千元，其实有时候连一个整张也卖不了一平方尺的价格。
  有的书法展赛活动，很不规范。原本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三五一伙合在一起，打着弘扬艺术的旗号，起一个来头很大的展名，许一些极具诱惑的“承诺”，或者收取大量参赛费，或者名义上是免费的，等作者一旦上了钩，就层层加码，一会儿收购书费，一会儿收奖杯费，等作者们愣过神来，早已是人去楼空，一切皆无了。有的展赛活动，即便是相对比较正规的单位主办，征稿时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可到了服务阶段，却是丢三落四，互相推诿扯皮。哪怕落得个“听取骂声一片”也是在所不惜！
  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对于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作者，我们要给与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往往就是这些弱势人群，恰恰才是真正在书法上肯下实际功夫者。由于不拥有更多的便利，有时候为了生计，弄些善意的“虚假”，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他的作品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这与他的人品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对那些身居要位条件优越而不顾道德弄虚作假者，我们要对其加以严厉的监督和批评。至于那些不学无术，东游西荡，以坑蒙拐骗为能事而招摇过市者，不仅会落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结果，甚至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因此说，人在做，天在看，凡事当前思后想，适可而止，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让短暂的虚假造成终生的遗憾，终归是得不偿失的。
  要做真正的书法家，就要实实在在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也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人生的未来才有希望。
（本文原载2014年1月18日《美术报》“深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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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风何以能够具备正大气象？

□傅德锋

唐人楷书法度严谨，结体端庄，素来被视之为楷法之典范。特别是颜真卿的楷书，如大臣冠剑，俨立庙堂，富有正大气象。它与张旭怀素的草书共同代表了大唐帝国的繁华与鼎盛。

然而，当下书坛，唐楷已经从最初的淡出展览到现在的完全退出，在预示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书法逐渐失去正大气象的特殊时代的到来。

当下我们时常听到书风缺乏正大气象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多少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息过。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以金钱和权利的获取为根本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道德底线可以被随意突破，拥有特权者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书法界也是乱象丛生，各种雷人事件接连不断，协会组织的越来越官僚化，书法人的越来越功利化，都已经无一例外地预示着中国书法在当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如火如荼的书法展赛，一批又一批的书坛新人脱颖而出，书法界呈现出一片火热景象。为了追求短平快，书法人行色匆匆，来往穿梭于全国各地，办个展，办联展，出入雅集笔会和画廊会所，走穴赚钱，忙得不亦乐乎。有功力有名气的，依靠功力和名气赚钱，没功力没名气的凭借忽悠也要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于是乎，很多本不是书家的政府官员也纷纷跻身书协，争一个书协主席、副主席的位子来坐。一旦大权在握，便大打官腔，胡乱比划。凡此种种，试问笔底之下何来正大气象？！

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书法人越来越像商人。为了讨世俗之所好，逐眼前之名利，创作当中，千般点缀，万般装扮，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削足适履，无病呻吟，笔下焉有正大气象可言？！故古人云：“胸中有道义，再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试问当下那些官员书家，胸中之道义何在？圣哲之学何存？

我所理解的正大气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楷法遒美，风度超然；二是字势端庄，仪态雍容；三是笔法精绝，气韵生动；四是章法严谨，意境深远；五是行气畅达，墨色自然；六是文辞精妙，耐人寻味。凡此六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而试观当下之作，或功底欠缺，糊涂乱抹；或摇头摆尾，伸腿挂脚；或笔法凌乱，七拼八凑；或裁剪拼贴，莫名其妙；或气息阻隔，花里胡哨；或丢三落四，张冠李戴。虽不能一概而论，然落此俗套者却比比皆是。此风日长，岂能有望书风具备正大气象也！

古人不仅临池功底深厚，且见识广博，学养丰赡，对书法心存敬畏，“下笔便有千秋之想”，挥毫之际，绝不敷衍了事。故而古人之书，多有正大气象。一个没有时代担当，甚至首先对自己都不太负责任者，是断难对文字和书法心存敬畏的，只是把书法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来看待，心境浮躁，态度散漫，一下笔来，便想到一平尺能估价几何，一身铜臭，利欲熏天，笔下何来正大气象？！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绝不是书法人单方面的因素，而是和整个社会风气关系甚大。其中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的泛滥乃是罪魁祸首，钱权合流，占据主导，以至于道德下滑，人心浮躁，追求当下的物质享受成为人们之首选，而高尚的精神追求变得模糊不清，可有可无。

因此，真正要建立具有正大气象的当代书风，必须从道德修复做起。不仅全社会要大力提倡，还须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要让已经普遍过上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的人们转换自己的价值观念，将高尚的精神追求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将物质享受退居其后，唯有如此，才能加强思想修养，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尽可能抵挡住各种世俗的名利诱惑，在超逸中下实际的功夫，认真读书临池，修身养性，让书法回归到陶冶性灵，抒发情感的正常轨道上来。

只有书法人具备了崇高的思想修养，具备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具备对承传了几千年的汉字与书法的敬畏之心，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如果一味以赚钱多少、职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书法家的人生价值，则正大气象书风的呈现只能永远是一种奢望。

（本文原载2014年1月11日《美术报》书法周刊“深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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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展览研讨会之领导讲话


■傅德锋

点击进入《美术报》：http://msb.zjol.com.cn/html/2013-11/16/content_2412540.htm?div=-1

当下之书法展览，无论规模大小，但凡举办者有点来头，都要在开幕式之后，不失时机地安排一个“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的实质，本应是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和参展者以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欢聚一堂，自由民主地对展览的意义和参展作者的作品展开讨论，提出各种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促进其不断提升，继续健康发展。
  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式的展览研讨会已经完全沾染上了政府工作会议的不良习气，大多是按照官位大小、身份高低论资排辈，职务最高者先讲话，然后以此类推。于是，很多原本完全不懂书画或者一知半解的领导干部开始打着官腔煞有介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说了半天，基本上都是一些假大空式的泛泛之谈，丝毫没有触及到学术本体。有的领导一讲起来就讲个没完，原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研讨会，他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占去三分之一的时间。头号领导讲完，二号领导、三号领导接着讲。基本上延续着头号领导的“风格”，要么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要么套话连篇，一片赞美。与会者当中，虽然不乏真正懂学术者，甚至做了专门的发言准备，但轮到他发言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只能三言两语式地简单说几句，就一哄而散了。还有的专家，根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虽然受邀参加，但最终也只是扮演了一个普通听众的角色。
  平心而论，领导讲话也并非没有必要，在我国的国情之下，一切艺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官方紧密相连的。何况，艺术家们如果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与配合，自然会带来很多便利。但问题是现在的领导大多不懂艺术，面对艺术研讨，也缺乏自知之明和谦让他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风度。或许领导们从另外的角度对展览及其作者说几句支持和鼓励的话，也能从某个方面起到一定的特殊作用。然而，坏就坏在很多领导同志非要不懂装懂，以主宰一切的口气对艺术作品及其作者评头论足，草率地下一番结论。以至于甚至出现“天下第几”之类的笑话，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和误导。
  中国式的研讨会发言和协会的类官方体制是一脉相承的，是否是真正的艺术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份和地位，是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在权力的操控制之下，其他一切都变得惨白无力。艺术只能无奈地依附于权力，在有限的社会空间里生存，甚至要进行痛苦的挣扎……
  艺术是什么？艺术首先是很个性化的东西，艺术要表达作者的自由心性和审美理想。艺术要把自然、社会和人性当中真善美的东西表现出来，在给人以审美愉悦的同时起到洗涤心灵、陶冶情操和教化社会的特殊功效。然而，如今的艺术，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权势和金钱给污染了。政绩工程，歌功颂德。形式主义，到处泛滥。在官商合流的特殊氛围之下，各种好大喜功的展事、活动不断。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结果是，助长了急功近利思想的滋生和蔓延，书画界显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耐不住寂寞。不愿意在书画本体上去下实实在在的功夫，而是争先恐后、趋之若鹜般地追逐名利，利用各种便利，综合运作，从而制造所谓轰动效应。
  其实，这种类似于社会运动式的艺术运作机制，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热闹，似乎我国的艺术发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但透过表面的喧闹，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协会领导官员化、艺术创作炫技化、市场营销庸俗化、艺术教育功利化、学术研究市侩化、艺术宣传虚假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贤士退避，群魔乱舞，造成了各种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新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倡导社会新风，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发言要简短，做事须认真，不搞形式主义，反对浮夸作风。这是针对目前社会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所发起的号召。
  作为艺术界，更应当如此。政府官员只要做好宏观上的把握就可以了，不应过多干预艺术活动，更不应以自己对艺术的有限的理解来指手画脚。艺术要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去发展，而不是按照某个个人的意志去进行。
  艺术家固然需要适度的鼓励与赞美，但过度的迎合与吹捧，只能助长艺术家的惰性和自大心理。迎合与吹捧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艺术家失去了对艺术的真诚，那就与艺术生命的枯萎和凋谢不远了。
  所以说，只有当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时候，艺术的未来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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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头衔”

傅德锋

如今书画协会的机构越来越庞大，拥有主席、院长、博导、硕导之类的头衔者越来越能够在书画界炙手可热大行其道，充分说明，更多的书画作品收藏机构和私人的艺术品收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头衔收藏”。一个省级书法协会的副主席人选能够从几位发展到十几位乃至几十位，不正说明“头衔”对人们的诱惑力之大吗？不正说明“头衔收藏”的社会空间还十分广阔吗？

近来，陕西省书协换届，一下子出现常务副主席16位，副主席18位，加上主席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其主席团成员居然高达60余位！这等奇闻不敢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前些年，湖南省书协按照主席团成员的官衔大小，炮制出了一个集体润格，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一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而陕西省书协如此雷人的主席团人员构成，实际上道理是和湖南省书协的集体润格一脉相承的。

平心而论，在正常情况下，按理一个能够拥有显赫的艺术身份和社会头衔者，一般也是具有较高艺术成就者，比如徐悲鸿和齐白石以及于又任、启功等。他们社会职位高，在书画以及其他领域都有很高造诣，由于他们的身份头衔和作品艺术功力互为一致，因此收藏这一类人士的作品，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和偏差。另外一些政要、作家、学者的书画作品，也许艺术水平不一定很高，但它同样会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对这一类作品，人们更多地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加以衡量，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和鲁迅、郭沫若、莫言、贾平凹，他们的学问和其他领域的名声地位保证了其作品的价值。

然而，时至今日，早已没有了民国和建国初期的那种学术氛围，很多所谓的书画家的国学功底越来越呈现出薄弱的态势，学习书画艺术，往往从技术层面关注得较多，而从社会人文角度关注较少，有的甚至连起码的技术问题也没有解决好，仅仅是从人为炒作的角度把自己“打造”为一个“名人”。

平心而论，当下太多的“名人”其实就是“人名”，其所谓的艺术作品既没有技术含量，更缺乏历史情怀和人文精神的深层次观照。“名家、大师”满天飞，封号头衔使人眼花缭乱，不计其数，但时至今日，试问您能记住他的哪件作品？即便是“天下第一”的虚名之下，不过也是一些苍白无力的面孔。

当下的书画市场可谓一片混乱，违背艺术发展规律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以各种名目招摇过市。各种奖项、荣誉、封号、头衔层出不穷，使人头晕目眩。急功近利思想、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甚嚣尘上，极难改变。各类投机分子利用这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以售其奸，使很多人防不胜防，受其蒙蔽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一些藏家把某些毫无艺术功底和综合素养而靠各类便利条件把自己炒得炙手可热，封号头衔多得惊人，大得吓人者的东西大量购进，以奇货自居，囤聚居奇，其实是不明智之举。早晚会大呼上当，深受其害。

当下的很多所谓的“书画名家”甚至是“大家”，其实都是综合运作的结果。假如其作品本身技术含量高、有思想深度和神韵意境，无论怎么宣传，似乎都无可厚非。反之，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欺骗。用等同于废纸一般的涂鸦之作，换取人家的真金实银，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好的东西，由于作者身微言轻，往往不受藏家之青睐；而位高权重、身份特殊者，再怎么糊弄，他的东西也会被很多买家所看好。一部分是被动接受，里面有着各种形式的交易，大多不会说明其中奥妙，心照不宣；一部分是主动接受，因为接受者从中看到了无尽的商机，至于结果最终如何倒在其次；还有一部分是不知就里，受其蒙蔽，待清醒时，已然悔之晚矣！

因此说，对封号头衔的崇拜，最终还是源于对利益的追逐。无论是买卖的任何一方，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买家要借助骇人的封号头衔获得一个较高的价位，而买家更希望通过这种封号头衔获得更大的升值空间。双方之间实质上在进行一场博弈，博弈的双方既有心理上的较量，也有实力的角逐。获胜的一方永远属于可以上下其手、左右局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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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大师

傅德锋

一、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首先，大师是一个比较神圣的字眼。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任何时代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以及科学领域都会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但大师的出现却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大师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自然生成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创作、研究成果以及思想、人格魅力在当时的社会起到引领时流的作用，然后通过历史的沉淀和检验逐渐得到人们认可，而不是同时代人刻意推选出来的，更不是权利钦定的。

大师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不同，社会和历史对他们的认定也就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所有的大师，也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大师的水准也绝不可能完全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学术研究领域和文学领域乃至书画艺术领域，我们对大师的定位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一生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并且同时关注社会现实和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仅仅独善其身研究学术，那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就与对待纯粹的文学家、学者或艺术家的时候有所不同。比如鲁迅和齐白石两位先生，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研究文学，一个从事书画艺术，以他们的成就，称之为大师也是毫不过分的，但人们在评价他们两位时，仍然会抱有不同的看法。吴冠中先生就曾这样说过：绘画“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来看，文学家和学者、书画艺术家对当时乃至后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师？
大师被用于学术领域，最早出现在汉代。《辞海》中的解释是：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这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巨大成就”，这显然不是指一两项发明或几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学富五车”的学者是不能当之的；二是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冠以大师桂冠的。我个人认为，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第二，要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社会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须是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领袖，且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榜样模范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师只限于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于其他各个领域，可以产生著名的专家、艺术家、歌唱家，但就是不能冠以大师的头衔。从这个角度来看，界定大师时又会产生很多分歧。

书法界也是如此，也同样存在界定大师的困难。如果以前面的四个标准来衡量，很多书法大家就不能称之为大师。但书法界在认定大师时，实际上并没有如此严格的标准，而是有所变通。把一些能够开宗立派的书法家都成为大师。遍观整个中国书法史，所有的能够称得上大师的人物，他们的造诣基本一致，但又各有所长。比如王羲之，他在书论方面的表现和他的书法造诣（特别是后者）在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成为了小楷和草书的集大成者，足以开宗立派，因而被尊为书法上的大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张旭、怀素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在其他领域和同行相比，成就不是很突出，但他们在书法上的造诣却是有目共睹、无可辩驳的。而像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这样的艺术通才，他们同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更应该是艺术大师。

二、当代书法界有没有大师？当代为什么没有出现书法大师？

很多人认为当代书坛没有大师。原因就在于当代的一些著名书家，其实际艺术成就和综合修养不仅不能和古代大师相提并论，就是和民国以来出现的那些书法大家也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人明明不是大师，为什么要故意炒作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好大狂”，二是“好为人师”，把前者中的“大”与后者中的“师”组合就成了“大师”。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是国人的通病，是一种很糟糕的思维方法。有观点认为，启功、沙孟海、陆维钊、林散之等几位先生不仅书法造诣好，还有国学修养，作为大家是可以的，尚不能称为大师，那其他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我认为，当代之所以没有大师，是因为当代社会受各方面的不良因素的影响，根本上缺乏出现大师的社会土壤。正如橡子先生所言：“先有文化革命切除了人民的文化之根，后有应试教育为年轻一代的审美做了绝育手术……”

浮躁、喧嚣的当代书坛，已经早已失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那种学术氛围，更多的人都纠缠和沉迷于金钱和权利的争夺，为一些华而不实的名号争得头破血流的所谓“书法家”们，是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的。

因此，呼唤和期待大师，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但，出现大师，还有待时日。

篇幅所限，无法展开，略及其要，未必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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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城七闲书法集序言

淞城好友李兄春雨在其博客刊有一藏头自作五言仿古诗，诗曰：“凇景一奇观，城名天下传。七友聚胜地，闲来纸生烟。”诗中藏有“淞城七闲”之语，读来颇为耐人寻味。余尝窃思，古有“扬州八怪”、“竹林七贤”之谓，此皆风雅贤达之士，世所共仰者也。今观春雨兄之博客，读其文，赏其书，观其行，复见其交游待人之道，良有贤者遗风。若与其并称“七闲”者，料非泛泛之辈。岂不闻“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乎！
“凇城七闲”者，吉林李春雨、张久海、阎峰、刘宏林、曲万喜、刘洪生、赵云峰是也。辛卯春，七先生书百幅书法作品赠予百名孝子，获名“七贤”。七先生自谦，更之曰“七闲”。“闲”者，清闲安静也。虽非鸿儒北斗之贤，却愈见诸先生诗书养性之清雅妙境也。
“七闲”非仅擅书，更有善作诗文及兼尚他技者，盖“七闲”于书道以外，更重学养之故也。春雨诗文盈怀且富豪气；草书大气淋漓，潇洒风流。久海质朴敦厚且兼严谨；隶书古拙雅逸，法度森严。阎峰侠肝义胆且藏武学；草、隶善变，妙趣无穷。宏林学识深厚且极悟性；大篆高古厚重，沉稳庄严。万喜谨言慎行且少浪漫，魏碑铁画银钩，笔笔见功。洪生苦学经年且勤日课；楷书俊朗端庄，灵动自然。云峰江湖论道且重情义；行书挥洒自如，飘逸浪漫。
   “七闲”崇善。修心为境，养志为铭。“景行为贤，克念作圣。”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遂常有助学之举，弘爱之行，墨宝遍映大小学城，善举感动妇孺老幼。
   “七闲”常聚。形若莲社，类比兰亭。或临帖泼墨，或论印品茗，或推敲联语，或唱和辞令。拜先哲，访时贤。抚殷商卜辞以降之文字，习秦汉木牍所载之章经。时有诗赋载报，常见翰墨刊楹。壬辰岁杪，“凇韵诗痕”——“凇城七闲”原创雾凇诗联书法展，更得《书法报》等众媒体大幅特刊。四方贺庆，九州知名，此实为宇内对“七闲”之深望与厚报也。
“七闲”善创。因地以制宜，对症而调方。企业崇文请撰联对，官绅思齐邀作中堂，即见警语而鼓掌，得佳言以传唱。学养深厚以致用，文化力量得更彰。
汉字，民族之基因；书法，文化之指纹。故曰：华夏文明，源远泽长。“七闲”之路，鼓舞旌扬。又曰：松水腾细浪，七闲耀星光。诗书有魂魄，文化兴家邦。一时群星闪耀，蔚为大观矣。
今有京城君龙书画院，为彰“七闲”之才德，将诸精心之作，集为一册，刊布发行。非惟昭示“七闲”之风雅，或又为后来者作学之楷模也。
是为序。
醉墨先生  傅德锋
于癸巳年二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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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实践与书法事件■傅德锋

　　书法实践是指书法人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在书法临摹与创作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这种实践不仅有利于书法人自身传统功力的加深，也有助于自身创作水准的不断提升。而“书法事件”则是特指书法界发生的各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书法活动，具有较强的“轰动效应”。如“广西现象”、“学院派书法”、“流行书风”以及各种颇具轰动效应的展览（如全国展、多人联展和个展等）。在各种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书法人要想尽快在书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不仅要强化书法实践，还要善于参与其中并能制造各种新的“书法事件”。书法实践一般凭个体的力量即可进行；而“书法事件”则不然，需要以自身书法实践为基础，结合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力量方能达到。

　　书法实践讲求计划性，要有好的方法，才能出效果出成绩。而“书法事件”需要有新颖独特、细致周到的整体策划，方可出奇制胜“一鸣惊人”。

　　但本文所讲的书法事件主要偏重于具有一定行为艺术特征的书法活动，比如曾来德先生的“墨乐”，王冬龄先生的“巨幅书写”以及沃兴华、邵岩和曾翔先生的“现代书法探索展”等等。从广义上来讲，上述书法行为都是当下书法探索实践的种种具体表现，都有一定的传统书法功力作为依托。但从狭义的书法实践来看，这些行为毕竟和我们通常所讲的传统书斋式创作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因此也引起了各种争议。

　　临摹与创作，传统与现代等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多年以来书法界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些话题，也产生了各种观点、各种看法。但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内，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书法创作不能没有传统的支撑，不能背离汉字的书写。至于究竟什么是传统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从对传统经典的固守到对民间书法的再认识，产生了很多思想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的强烈冲击下，人们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热闹的书坛，于是，书坛尽管精彩不断，但同时也是乱象丛生。

　　客观地讲，当代书法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也出现了很多亮点。总体上而言，当代书法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出现这些亮点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迷惘和困惑。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面对各种“风”的流行和不可避免的书坛乱象不知所措。但在这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更多的人为了追逐名利，只好跟着展览的风向标往来冲突，游移不定。

　　从近年来的全国大展和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展览来看，倾向于传统一路的书法创作，除了技术上的不断成熟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迄今为止，真正具有经典特质（即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大作品）的书法作品少之又少，甚至尚未出现。而所谓的“现代书法”创作尽管看似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但透过“风生水起”的表象，更多的还是不尽人意。

　　关于“现代书法”，邱振中先生有一段比较深刻而到位的论述，他说，他一直很反对“现代书法”这个词，“因为它们所指的很多东西的概念混了，我一直用的是现代风格的书法”，而现在问题的难处归结在一点——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书法的规则和技巧，同时又有比较深刻的现代生存的体验，怎么表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如何理解一件作品是不是“好”的书法？邱振中认为，第一点，“你一眼看过去他必须包含传统中核心的东西”；第二点要包括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两点的共生有多难”。 邱先生这话说得极好，但他本人至今也没有写出能与他的理论互相匹配的成功之作，因此，他说的“很难”的确是大实话。邱先生作为在“现代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的标志性人物，尽管他对“现代书法”有很多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但其创作实践很难和理论求得高度的统一。由此可见，“现代书法”真的很难，绝非一时兴起的“狂涂乱抹”所可当之。

　　书法需要“守传统”，也需要“出新意”，但传统究竟该怎么守？新意到底应如何出？我觉得这个答案理应从整个书法史当中去寻找。看看我们的古人和前人是如何走进传统又怎样走出传统的。

　　至于当下书法人所热衷于制造的种种“书法事件”，尽管也是书法实践的某种体现，但它更多注重的是一种新闻宣传效果，与书法本体的突破关系不大。因为对于书法本质意义上的突破而言，无论你采取了怎样的方式，书写材质和字形的大小如何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书法的出路问题。从这个特殊的角度而言，书法事件的制造，尽管有助于引起社会对书家本人的广泛关注，从而给书家带来某种利益，但随着人们眼球的疲劳和认识的加深，也最终会流于昙花一现。

　　因此，仅仅热衷于书法事件的制造，依靠所谓轰动效应而欲求在书法界占有一席之地，在短期内并非没有可能。而从长期的发展眼光来看，忽略了本体意义上的书法实践，让自己在一种躁动不安的心理因素的支配下越来越远离书法的本质精神，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一步步边缘化，最终成为书坛的匆匆过客，被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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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书法当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
　　
　　傅德锋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学好书法，其中涉及到很多关系；而一个书法人从对书法萌生兴趣、初入门径起，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又必然牵扯到很多社会关系。书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和很多姊妹艺术诸如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宗教、建筑等等都有很多内在的联系。而作为个体的书法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必然要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就这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能够对初学书法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学习书法与兴趣的关系。“兴趣是人的第一老师”，学习任何一门艺术必须从兴趣的培养做起。具体到书法，当你在生活当中见到好的书法作品和遇到具有书法特长的人，那种由撼人心魄的点画线条与变化万端的章法所构成的意境和书法家们潇洒挥毫的场面也许就会使你产生共鸣，从而激发起你学习书法的兴趣。只有对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才更有可能学好书法。有的家长想让孩子学习书法，又不注意培养孩子的学书兴趣，往往事与愿违，半途而废，十分可惜。很多情况下都是老师讲得津津有味，而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到头来不过是强人所难，枉费心机。因此，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学习书法之初，都一定要注重兴趣的培养，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这样，学习起来就具有主动性和持久性。
　　二、学习书法与老师的关系。学习书法，历来讲究师承关系。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下笔有由，要学习古人，临摹名碑名帖；二是有名师指点，少走或尽量不走弯路。我这里主要讨论后者。在学习书法的前期特别是初始阶段，有无好的老师引导和指点显得极其重要。好的老师可以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学书道路并且制订出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训练方法来。这样，入门正，方法得当，学习起来效果就会十分明显。而有的老师只不过是徒有虚名，创作上稀松平常，理论上一知半解，这样的老师，大多都是自以为是，自欺欺人，不自量力，误人子弟，你跟他学习的时间越长，习气越大，危害越重。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已。因此，停下来就意味着进步，另择名师方为上策。“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自身水平不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非大谬乎？！
　　三、学习书法与临摹的关系。临摹是学好书法的关键所在，没有很强的经典碑帖的临摹功底，想搞创作甚至要妄想创立自己的风格那就无异于天方夜谭。尽管说，临摹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但没有临摹这个首要的基础，创作也就无从谈起。对于那些优秀的书法家，他们临摹前人碑帖会贯穿自己整个一生，“一日临摹，一日应请索”。比方说学习草书，不仅要打下很好的正书基础，而在转入草书的学习阶段后，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某一家某一帖的临摹学习，更需要广泛涉猎各家各派，自上而下，系统地梳理草书的整个源流变化，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达到根深叶茂，厚积薄发。
　　四、学习书法与读书的关系。从古代的角度来讲，读书和写字是不可分割的，就根本不存在学习书法是否要读书的问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法的实用功能几乎消退了，转入了“纯艺术”，这就引出了这个读书的话题。一般而言，要学好书法，必须要好好读书，读好书。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修养，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呢？关于书法与读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学好书法，主要在于做好书法的基础功夫和技法技巧的锤炼，不一定要读好多书。理由是很多大学问家也并不擅长书法，甚至字写得很糟糕。而一些并不怎么读书的人，反而书法出类拔萃；另一种说法认为，学习书法不仅要练好书内功，更需要加强书外功，要多读书。理由是古代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具有深厚学养的人，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我本人比较认同后者，因为那些书法水平不太好的学者，他们往往志不在于书法，而在于学问。他们疏于书内功的研练，因此书法写的差强人意实属正常。而作为有志于书法的人，就不能以此作为托词，疏于读书。你书内功再好，也还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将来到一定程度，要实现质的飞跃，要“由技进道”，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大学问家不一定会是优秀的书法家，但不具备较好的学问修养，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书法家。通观书史，从二王、颜柳欧赵到苏黄米蔡等等书法大家，哪个不是满腹锦纶的饱学之士？！
　　五、学习书法与游历的关系。学习书法一方面也需要深居简出，下苦功夫，但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广于游历，以增加见识，丰富生活阅历。即使是像怀素那样的大书法家，也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明公”但怀素的前提是有过在“绿天庵”退笔如山的艰苦磨炼。在游历的过程当中，揽胜于名山大川、探访于人文景观，问道于高人胜士，挥洒于故友新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往往灵机勃发，蠢蠢欲动。古来文人墨客不仅注重“读万卷书”，也注重“行万里路”，胸中有灵府丘壑，下笔则“似得江山之助”。何况在游历当中，还可以拜访名师，结识同道，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何乐而不为也？作为书法人，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势必是行不通的。所谓“川人不出蜀，难成大器”，即言此也。齐白石一生若是久居老家湘潭，估计也是不会有今日之大名声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中深意，可细思之。
　　六、学习书法与宣传的关系。说到宣传，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问题。古人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又说：“君子藏器守拙”，理固当然。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古今任何一个名人，他在未就大名之前，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自身必要的宣传。就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来说，他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目的就是为世人所广知，熟识和认可。他开办私塾，授徒讲学，以致“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所为者何？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宣传自己，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以成就自己进而播惠天下也。实现不了自己，也就不具备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无法完成自己的远大抱负。在任何时代，宣传力度的大小也都决定着一个书法家社会知名度的高低，这也就无怪乎狂僧怀素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在其表兄、诗人钱起的带领和引荐下在京城长安于达官显贵面前频频进行书法表演了。王羲之13岁时，曾去拜诣过周觊，觊身居高位，惜贤若渴。当时文人学士倘能得其一言之誉者，往往如膺荐命，因此视之为“龙门”，趋之若鹜。王羲之拜见时，恰好举行盛宴，高朋满座。周觊对羲之才艺甚为看重，“察而异之”。大家还没有动筷子，周觊竟然先割最使人垂涎的牛心让王羲之吃，一时四座皆惊，对其刮目相看，自此羲之名声不胫而走，遐迩皆知。王羲之、怀素的成名经历尚且如此，何况当今人之人乎？但对于那种不顾事实，胡吹乱捧的歪风邪气，应该是要坚决抵制，不屑为之的。
　　七、学习书法与参加展赛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微妙而敏感的，由于大家早已熟知的缘故，即当今展览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打击和挫败一个人，展览具有两面性，像一把“双刃剑”，再加之很多复杂因素，往往使很多人对其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和展览文化背景之下，你无视展览的存在和它的实际功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健在于你如何理解和对待。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从展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书坛人物时，你是跃跃欲试。但你在屡试不爽、屡投不中时又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其实更多的人被展览拒之门外，这是特定的游戏规则之下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恢心丧志，怨天尤人，还是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或者是自身功力不足？或者是作品风格不明显？或者是作品存在其它问题？或者是运气不佳？等等等等，都可以仔细想想，深加分析，但就是不能气馁、怀疑和放弃自己的追求。总之要明白一个最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参加展览只是走向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或曰门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和门径。要因势利导，灵活运用。这条路走不通，可以想想别的路，一样可以成就自己的书名啊！不走国展之路而效果良好者屡见不鲜，何故吊死于一棵树上耶……
　　八、学习书法与市场的关系。在当下作品最终能否走向市场似乎早已是书法家是否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人花费十几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在书法研究上面，首先面临的是是否能够解决好自己的生活问题。无论从事什么，物质条件是根本基础，生存的需要是第一需要，这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对于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书法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极其重要的。即使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也同样要力求把自己的作品打入市场，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市场规律不等于艺术规律，书法家面对市场，要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和运作能力。什么阶段需要目光瞄准低端市场，什么阶段需要瞄准高端市场，这都因人因时而异，不可盲目攀比，整齐划一。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是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之境。一般而言，靠书法吃饭真的好难，但“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正因为难，所以才要提倡大家“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具备一种灵活变通的处世能力。或者课徒，或者开画廊，或者卖字，或者兼作其它，或者……总之要懂得灵活机变，不至于使自己身处死胡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九、学习书法与社交的关系。这是一条很突出的问题，很多人自身书法水准不错，但就是缺乏建立广泛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能力。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街坊邻居之外，还要和老师、同学、领导、同事、朋友打交道。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关键是你能否不断地建立和处理以及保持以及发展好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说没有敌人的人是庸人，而缺乏朋友的人就更是庸人。你在学习生活当中，你要请教老师，得到名师的指点，如何和老师搞好关系就极为重要。你要和朋友合作共事，你就必须处理好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总之，你要善于整合各种人脉资源，以便发展自己。你要单打独斗，一意孤行，估计是要四面碰壁，八方受阻的，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鬼怪。况且即就是神仙鬼怪也会讲究“神际”和“鬼际”关系，所以，人有“人道”，神有“神道”，鬼有“鬼道”，处境不同，理固一也！我们读四大名著，那人间万象和神情鬼态，当可有所启发也。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一个篱笆三个桩，多个朋友都条路，千万不要在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
　　十、学习书法和人品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故列于最后来重点阐述。君子处世，首重人品。人品不高，不可与之论书法。像历史上的蔡京、秦桧以及民国汪精卫，在书法上尽管均有较高造诣，但因人品卑劣，人所不齿，故书法也被历史打入冷宫，成为一个个反面镜子，在警示着后来者。首先，中国有个传统，历来喜欢把美的事物同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较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人们特别崇敬，才算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其次，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欣赏品，从艺术接受心理学讲，人们在创作或欣赏艺术作品时都伴有一种使人愉悦的美感情绪。在欣赏作品时自然要联想到作者本人。如果作者是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英雄，或是一位人品很好的人，欣赏其作品时，在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受到其高尚道德情操的感染熏陶。试举一例：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一生忠心耿耿，处世刚正不阿。他的书法也是雄浑刚劲，气度轩昂，结构严谨，一丝不苟，体现出一种庄严正大的“庙堂之气”。尤其是《祭侄季明文稿》，将他的人品、感情、艺术功力高度融合在一起，确是笔笔似血，字字如泪。英风烈气，见于毫端。其感情通过书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恩来总理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所题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气郁而字敛，沉着稳健，表达了对敌人的强烈愤慨和对烈士们的深切哀悼，使人耐久品赏，不忍释卷，肃然起敬，心驰神往。再比如面对岳飞的“还我河山”横批，那纵横排突的铁画银钩体现着他那种“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欣赏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得到思想和美感的双重收获，兴致也就会愈来愈浓。类似的例子尚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假如作者人品不好，甚至很坏，面对他的字时，必然会想到他的为人，不免兴味索然，甚至产生厌恶或反感心理，避之唯恐不及，岂能有什么美感与享受可言！故而人们在对待这个问题时，都是慎之又慎的。
　　所以说，“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不仅体现在“善”和“恶”这类原则性的问题上，也包含着一个人的心胸、志向、学养、性格、情趣等等方面。“自来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李健《书道》）清代李瑞清在《清道人遗集逸稿》中说得好：“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比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这就是书品与人品并重，“立品为先”的辩证关系和历史事实。这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和评论书品和人品关系的根本观点，不是任何人任何时代所能随意改变的。
　　一个书法人，要是能够正确处理好以上十个关系，在社会上足可安身立命，立于不败之地也。有志于书道者岂不思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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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乎？书法乎？

——谈谈我对书法与写字的理解与看法


傅德锋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海岳名言》）“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內。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赵构《翰墨志》）　　翟伯寿问于米老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姜夔《续书谱》）



书法是写字？写字是书法吗？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过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比如对上文所转引的这一段文字的细心揣摩和拷问，古人写字，无论是“勒字”、“排字”、“描字”还是“画字”、“刷字”，终归都是在正正规规写先人创造发明的地地道道的方块汉字。至于是否能够成为当时后世所公认的书法家，则不在于写法的称谓如何，而恰恰在于是否真正“得笔”？有没有真正领会和掌握古人用笔的机巧和奥妙？是否有自己的个性创造？以前认为写字不一定就是书法，但书法一定是在写字。后来，真正进入到了书法的行当，反而有了一些困惑和疑问，觉得当下的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似乎已经不只是在写字了。之所以这么讲，乃是因为：书法在古人那里，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书写，是“文章翰墨之余事”。而在今天，时代变了，观念变了，习俗变了，看法变了，书法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艺术。如果说古人都是在写字，古代的书法家估计没有几个人会持反对意见的，因为人家的确是在写字啊！但要说今天的书法家都是在写字，很多人一定不会高兴，甚至会反感，认为你那几乎是在否定人家书法的艺术性，是在侮辱人家。



写字已经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最低级的书写行为了，只要是上过几天学的儿童，也都是可以写字的。但我后来还是坚持认为：写字不一定就是书法，但书法一定是在写字。尽管我觉得这个看法一点都不矛盾，但他人却未必知我本意，故而这里首先必须就“书法”和“写字”的概念作一些必要的分析。不然，就会出现概念混淆问题，愈说愈乱。书法是汉字书写的根本法则，是千百年来书法家们不断探索积累的关于点画、结构、章法、用笔、意境和对工具材料的使用经验的一个综合。笔法的实践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写”的过程。一个“写”字，其中可谓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这是对写字的高层次的理解，这对日常即以毛笔为书写工具和“书优则仕”的古人来讲似乎是没有多大疑问的。而事实上是，也不是古代所有的写字行为都会上升为书法艺术。民间书法固然也是艺术，但不代表古人的一切书写都成为了书法。这就有一个是否能传之后世的问题，有流传下来的实物为证，自然好做判断，反之则无从谈起。



写字质量的高低也就决定着书写艺术品位的高低。古人以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他们对毛笔的理解和熟悉掌握程度一般都是会高于今人的。但古代由于历史的局限，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有很大的限制，且从事文墨工作的绝对人口和现在的从事文墨工作者的绝对人口相比，数量显然是相当悬殊的。能够从事文墨的古人，必然会在书法上下一定的功夫，而今人之从事文墨工作者却未必都会对书法留意用功。因此，古人只要是会写字的人，其书写质量一般不会太差。但当学科地位发生重大改革和书写工具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写字”这一概念的实质性内容也就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如今少部分写字的人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字转化提升为书法，把兴趣转化为艺术专业。但更多的人之于写字，却不过是随心所欲、毫无法度的一般性书写，与书法的距离实在是差得太远！



出入学堂的儿童用铅笔写歪歪扭扭的字，也叫写字，毫无临帖经历的人用任何硬笔写的字也叫写字（比如小贩的日常流水账、民间道士们的神符、医生开的只有自己才能识别的药方和一些发廊女自己书写的招牌等等），试问，这些是书法吗？显然不是！但这种层次的书写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其数量之多是无法统计的。关于“民间书法”与“经典作品”的问题，白谦慎、于明诠先生等多有专论著述，大家可参阅。我在此就不再展开论述。至于“一些发廊女自己书写的招牌”（即白谦慎先生提出的“娟娟发屋”）是否也算民间书法？如果算，那为什么当代热衷于取法民间书法的人士为什么不取法于此的问题，大家可参阅白谦慎先生的《娟娟发屋》一书。此处亦不展开讨论。我之所以提及，也是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完全触及到了“写字与书法”的关系问题。



书法行为一定是写字行为，但写字行为未必是书法行为。如何界定二者之间的区别？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是否遵从并熟练掌握高层次写字即书法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和法度的问题。就拿钟繇、王羲之来说，他们在识字把笔之初的书写行为肯定是在写字，但由于此时尚未得法，也就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字而已。至初入门径，始得规矩，写字之层次渐有提升，最后像张芝、怀素那样“池水尽墨”“退笔成冢”，废纸三千，层次境界品位愈高，始为“得笔”，乃称书法焉！



从这个意义而言，古人今人，并无二致。从写字（低级阶段）进入书法（高级阶段），都要经历一个专门的经年累月的磨砺过程。所不同的是，就知识结构、综合修养来讲，古今之间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人有文野雅俗之分，书法亦然，是为有书法五品（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 ）之说，此论信焉！



时下认为书法不是写字者，此处之“写字”，所指者非“写字的高级阶段”也，乃是指初级阶段；而认为写字就是书法者，此处之“写字”，所指者非“写字的初级阶段也”，乃是指高级阶段。称谓虽同，然阶段层次不一，故对此多有误会和争论。



因此，我在这里不揣浅陋，加以澄清：对于层次境界高者，无论古今，写字即为书法，书法即为写字；对于层次境界低者，写字即是写字（未受雅训的一般意义上的书写），与书法何干也？！写字不一定会成为书法，但书法（特指传统意义上的毛笔书法）一旦离开了写字（用毛笔书写汉字），那它绝不再是书法！



匆匆成文，不暇细审，错漏谬误，在所难免，深恐遗笑于大方之家，愿闻同道方家高论。

2010年12月24日  星期五于古风堂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