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与教育之道
——访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
按：陈跃红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实干精神的学者。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具有多学科的现代学术思想与眼光。陈教授做事讲究方法与策略，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能克服各种困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工作上都游刃有余，卓有建树。陈教授现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他在大学教育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与思考，对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都有深刻的理解，他的意见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一、我的学术之路：向着梦想前进 记者：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是1977年上的大学，77级大学生很多都有自己传奇的经历。您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过程吗? 陈老师：我刚考上初中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后来复课，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学了几天初中的课程，成天就学工学农搞大批判；1970年参加了工作，到铁矿当矿工。两年以后，被推荐到广西冶专（今天的桂林理工大学），学习金属矿找矿勘探专业；二十岁毕业后到地质队工作，后来又调到机关搞宣传，做团委领导等；二十四岁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77级学中文，毕业后在贵州教育学院工作；三十四岁，考到北大中文系，师从乐黛云先生读比较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我先后在香港、荷兰、台湾、韩国、等地访学或者教书，也在欧洲访问学习过，还曾经在荷兰莱顿大学注册读博士，可是没读完就回国了；之前还做过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做了九年的中文系副系主任，现在是中文系系主任。 记者：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曲折，也有些“不可思议”。从一个初中没读完的矿工，一个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到中国顶级人文学科的教授、系主任，是何种信念支持您跨越必然存在的巨大障碍？ 陈老师：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一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只要一息尚存，便要全力去实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朗读，当众表扬了一番。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了从事文学的理想，并且以后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此后多少年，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何位，我都没有忘记文学和写作，即使后来当了企业技术员和领导干部也一样。我无论是写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最终进入文学学术研究的道路，都与童年那个最初的理想有关。在一路奋斗的过程中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所谓权力、地位。这条道路对我来说虽然很长、很难，但我从未动摇过。 记者：那您是如何读书、学习的？ 陈老师：我很早就开始广泛地阅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已经在稀里糊涂地读长篇小说了，二年级下半年开始看巴金主编的《收获》。三年级，我就借学雷锋帮助工厂工会图书室整理图书的机会，与管图书室的老伯混熟了，可以随时蹭书看，从此“读书、读杂志”就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和习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流行的《山乡巨变》、《苦菜花》、《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都读过了。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和其他小朋友玩，就喜欢读书。因为小小年纪就喜欢并读了很多书，当时还在我们那儿的“三乡五里”小有名气呢。 初中停课以后，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参加工作，但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书。那时候书很少，如果发现一本“好书”，真的是欣喜若狂，一定要想办法买下来。同时我工作也做得不错，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这样就有一些到上级单位所在的大城市开会的机会，就可以抽空就到新华书店，用微薄的工资买一些书回来。记得在桂林广西冶专读书时，暑期同学们都到处游山玩水或回家，而我最兴奋的事情是无意中借到了学校图书馆的《鲁迅全集》，前后两个暑期，把《鲁迅全集》包括日记都读完了。广西冶专对我来说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我通过读书明白了很多当时年轻人不知道的知识、历史、人物和道理，接触了报纸、电台中没有的思想，看问题的视角、方法也大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那时候我常有一种见识、思想上的“优越感”，譬如知道鲁迅和文革中被批判的瞿秋白关系不错，知道鲁迅一度不喜欢左联的领导等，这就是读书、学问给人带来的乐趣，也激励我向更广阔的知识天地迈进。 记者：您后来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 陈老师：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从冶专毕业之后我就去“专业对口”的地质队工作。先做野外地质调查和钻井队的技术工作，后来因为“能写”和有组织能力，很快担任了贵州冶金勘探公司第一地质队的团委领导工作。我记得1977年秋季，有一次到省城共青团省委去开团代会，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可以考大学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通过上大学改变生活处境的压力，但还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就去我们地质大队的图书馆把所有能借到的世界史、中国史、文学作品、地理等书籍都借过来，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复习。我高考好像考了我们那个地区的第八名，顺利地进入了贵州大学。大学四年我也是专心致致地学习，在“高手云集”的77级同学中名列年级第一。之后，我又到贵州教育学院工作，并担任了系领导职务，处级干部，进入了所谓的“第三梯队”，有很多通常意义上的“做官机会”。然而，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不足，于是就继续考研究生到北大学习，跟乐黛云先生学习比较文学。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我对这个学科的国际化要求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出国教学、访学的同时师从多位国际学者学习。我的硕士导师乐黛云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的指导老师安东尼•塔特罗是前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主席；在荷兰莱顿大学的指导老师伊维德教授在荷兰就很有名，后来做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和东亚系主任。这些学习经历都使我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思路日渐成熟起来。 记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难得：您不但有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而且有极为出色的处理各种事务的行动能力。您曾长期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的职务，有丰富的经验与长期的思考。现在您负责中文系的全面工作，有什么设想或计划？ 陈老师：我的态度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做到最好。我认为，一个人光有爱好不够，要做到把爱好、兴趣转化成职业的使命，再把使命变成工作的动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所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人文修养、理工科技术知识都可以跨学科地转化为工作上的优势。丰厚的知识储备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帮助的，各种实际工作经验对学术研究也都会有所启发，关键是看你以何种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一代人都很不容易，许多人觉得我们这种人能吃苦。其实我倒没觉有得多苦，努力的过程和结果是相互促进的，追求理想的过程也经常是快乐的，关键是你是否真的以此为嗜好，喜欢上了瘾。这样就不会计较苦与不苦了。你有听说过熬夜打麻将的人叫苦吗？从来没有。 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把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品牌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是在国内学科评估中要拿第一，更要使北大中文系真正成为国际中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面高端平台和引领性的学科院系。如果我不做管理工作，学术上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会多出些书，经济上也有许多机会，但是我觉得能为北大中文系乃至北大教育的整体发展做点事情，更有价值和成就感。 记者：具体来说，您打算如何推进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陈老师：对教育与学术而言，离开国情和校情搞“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思路是要不得的，管理者要如春风化雨，把大地本身的生机激发出来，也就是首先要设法把现有队伍的潜力激发出来。人文学科的管理要讲究精细和认真坚持的执行力，“细节决定成败”，这是管理者时刻要牢记的座右铭。人家对我有一个半带调侃的评价，说我做事穿钉鞋，还要拄拐杖，一切求稳求细。比如，最简单的会议通知。开会前我一定要让办公室再通知一遍。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会一个一个打电话落实。再比如教师治学，民主管理是好事情，但大家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休怎么办？你绝不可硬上，要寻求多数共识，否则宁可暂放一段。这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反复与老师沟通，以达到多数共识，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一定要有现代学术、跨学科和国际的眼光。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思路上。比如现在国际交流很多，但都是各自为战，老师个人出去交流，影响就有限。我现在经常组织老师以多学科团队的形式出国交流，整体展现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水准，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提升。我最近带着7个教研室的十八位老师，到威尼斯去开一个双方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因为我们阵容庞大、学科整齐，对方就很重视，结果威尼斯市长、威尼斯大学的校长、我们国家驻意大利北区的总领事都来出席会议并致辞，而且英文和中文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语言，与会的学者们顿时感到一种主体性和交流的自在感。 记者：现在学校及院系的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有时间系统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或者筹划实施工作的细节。这对教育的发展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陈老师：现在的问题是“底下一根针，上面千条线”，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找上门。教务部开会、研究生院开会、人事部开会，然后规划部、房产部、留学生办、校办、工会、基金会等都找来了，都说很重要。这里面的关键是行政职责不明确，他们没有区分哪些工作要找哪些人，总以为一把手出席就是重视，结果就造成了院系领导穷于应付。院系领导每天应付各种日常事务，却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院系最重要的学科发展问题、科研问题以及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这种状况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学校是否真下决心。欧美大学里就没这么忙乱，因为他们一年的日历都把各项工作安排出来了，除了哪天上课考试以外，哪天要开什么会都是清楚的。我们没有这种计划性，比如我作为一个系主任，我不敢安排下学期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校长、书记、教务部、研究生院要找我，甚至有人邀请我下周三去做一场讲座，我都不敢答应，因为不知道临时会有什么事情。还有像你这次来采访，我几乎半个小时前才能最后与你确定。 二、“比较”的真谛：打通学科壁垒 记者：前面您提到中文系的发展要有国际视野，这一定与您的“比较文学”专业训练密切相关。下面想请您从专业角度谈一谈治学思路。比较文学会涉及两种以上语言、文化、学科的原始典籍，传统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比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似乎要求更高。 陈老师：这里所说的“比较”不是一般认识论上的比较，而是学科方法论上的比较、对话和阐释。一般认识论的比较是人天生的、直觉性的，比如大小、多少、长短、男女、老少，甜咸等等，这种比较很容易，只是类的区分。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构意义上的比较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不同事物间如何打通连接，共存共生进而发展创造新的事物。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要深入到文化的内层，比如审美观、生存观、信仰、风俗、价值观等，要揭示不同文化现象的源流和生长、演化规律。实际上“比较”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学术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像比较心理学、比较经济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社会学，比较考古学、比较政治学等等。可以说，比较和对话，是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宿命。 记者：按您的解释，我觉得“比较文学”的思路非常切合目前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性的要求。 陈老师：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看，这个学科就是研究不同文化间如何对话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这些欧洲国家初步形成的。由于殖民扩张遇到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他们需要了解很多不同的殖民地文化，所以要进行比较研究。要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思维方式等进行比较，必然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问题。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比较学科先后出现了法国影响学派、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等重要流派。二战以后，“平行研究学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只是考虑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人的信仰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要对人类的本质属性进行差异比较。现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同类型的对象，比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也可以用于不同学科间的研究，比如经济与文化。它能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实际已经形成了一类对话性的全球化意识下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 在我看来，“比较”可说是中国整个现代学术的命运。面对西方对我们从坚船利炮到制度文化的冲击，我们的学术也就形成了“冲击-回应”的模式，实际就是比较模式。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教育与学术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其特点是专深，缺点是没有通识，跨学科研究不足，这一情形已不符合现代学术的要求。其实不同学科之间本来就有自然的普遍性联系，比如不可能有孤零零的当代文学，近现代、古代、世界文学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贡献，它们甚至是源流；而过去的文学传统也只有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才能看清其历史价值，所以 “比较”的契机、需求和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国文化和学术也要由“冲击-回应”模式，转变为“对话”模式，再转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共创模式，所以广义“比较”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当前的学术与社会发展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记者：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重视跨学科视野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但 “跨学科”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如何用“比较”的方法打通学科壁垒？ 陈老师：比较、对话和跨学科研究，都需要一定的自身结构支撑，不同学科之间一定有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发展基础，而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又是为本学科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的，其间相互映衬。比如我们系开办了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就是让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学科前景。目前我们所做的智能化汉语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研究等很多科研项目甚至可以与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伯仲对话，而且没有花很多钱。我们的跨学科文学和语言研究既有明确的研究目标，也有深厚的学科基础为依托。目前中文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已有比较系统的计划和方法，本科采取合作培养模式，到研究生阶段则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跨学科课程和国际学术合作研究来推动。 我觉得中文系的跨学科研究有三个层次：小跨越是指不同的人文学科，中跨越是从中文的角度进入社会科学，大的跨越则是延伸到自然科学里。这些都是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的，有明确的目标和思路，不是盲目闯入不同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学科要精深，思想要开放，才会真正明白学科发展的局限，自觉地通过跨学科研究为本学科灌注一些新的生命力。也只有本学科达到比较高的研究水平，才会知道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高层次的“对话”和“贯通”，否则只是投机取巧，引用一些新的名词术语，这样的跨学科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记者：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对中文系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习惯是否也存在挑战？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文系未来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们除了做好自身专业的精深研究外，还要求老师做到两方面。一是要有国际视野。比如《诗经》研究是典型的“国学”，但是要求不仅要知道中国的《诗经》研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的《诗经》研究。国外的研究可能不符合我们的主流学术观点，也许比较“肤浅”，但他们怎么看待、为什么这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很有学术意义的，这是“国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只有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才能比较对话，才有可能把中国的地方性学术研究变成一种世界性的研究。第二是知识视野。就是说要懂得以比较、跨学科和文化共创为核心方法论的现代学术方法，具备跨学科研究和进行“通识教育”的素质。我们要求老师们要学会在多学科背景下关注自己的学科，最后达到一种从容治学、游刃有余的学术状态。 古代有六艺之学，即礼、乐、射、御、书、数，也讲六经。学术与人生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古代的学术传统。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在本专业内解决所有的学科问题。做文学研究，应该打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还有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实现古今中外的对话，这样学问才能做得好。 文学研究本来就需要综合素养，比如古代文学，必然涉及古代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宗教、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再比如现在研究侦探、犯罪小说，就要懂得生物学、心理学、法律、审判程序等等。古代中西方都是各种学科自然整合，文史哲数理化不分家，近代则是越分越细，而现代学术则又要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到跨学科整合的层面，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跨学科研究要从方法论的需求提升到本体论的角度，我相信中文系的老师会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性。 另外，跨学科的眼光还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我本人就招过几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学转过来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的人文基础没那么强，但我能看到他们的发展潜力，事实也证明他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 记者：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一般的研究者对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但对扩展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必要性还缺乏普遍的重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人文因素，单纯按照经济与机械的逻辑来应对已经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人文学者应该在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陈老师：是的，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整体性的，如果只是依赖于资本、经济、市场规律的投入产出思路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关注人的生存方式、生存选择、价值观念。北京古城墙如果保留到今天，它的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语言，譬如汉语和文学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价值至今也未必被真正认识到位，如果政治家、经济学家不懂得语言、文学和美学知识，不懂得文化知识，他们的目光永远都是短浅的；反过来也成立，一个文学家、教育家，如果不懂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懂得世界未来的走向，学术研究不与人类的命运相结合，他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以目前一度流行的苹果电子产品为例， Iphone、Ipad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美学、经济学、心理学、广告学、销售理论的成功，其本身是多学科的产品。我们培养学生更需要打好现代学科综合知识的基础，积极培养未来的人才。 三、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的思想、方法和人才思路 记者：“跨学科”研究，反映到教学上，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识教育”，这也已被国内许多高校所重视。但我感觉好多“通识课程”只是一个科普性介绍，好多学生也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学，这与国外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理念差距甚远。“通识教育”是否也应该有一定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陈老师：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提倡“通识教育”，但什么是“通识教育”，要怎样才能“通识”，理念、方法、步骤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搞清楚。不是说学几门其它专门的课程就算“通识教育”了。学这些课程对本专业的研究、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帮助？“通识教育”首先是对老师的要求，只有老师有了“通识”的思想意识、方法实践，才能去引导学生“通识”，否则除了学分上“好看”，没有什么积极作用。想想我们今天现有的师资队伍，真正具有通识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的有多少？再比如我们实行多年的双学位制度，它的目的是什么？效果怎么样？我们要研究清楚，不能照搬外面的理论直接套用，要把理念问题、方法问题搞清楚，才知道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去做。我们要改变中学造成的模式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要给学生提供重要经典的文本细读，引导学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路径和方法论培养，尤其是在当前中学教育千篇一律，知识刻板化，模式化、不重视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环境下，这样的通识教育更显得重要。 通识教育不能理解为普及教育和非主课的补充，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学生缺歌剧补歌剧，缺电影补电影，其实现在的网络、媒体、视频课，早就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超越单一学科的教学，夯实学生的学术知识结构，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打开学习思路，培养或提高创新思维与研究能力。 记者：具体地讲，“通识教育”应该有哪些内容，如何实施？ 陈老师：通识教育的内容，我认为有四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经典细读。所读内容不是以学科来划分，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本身就应该是“通识”的。现在的“通识教育”不过是让学生学一些不同学科的课程，本质上还是学科教育。“通识课”应选择文学、历史、哲学或思想史、科技史、方法论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且应该是全校的必修课程，这样才能达到“通识”的目的。第二，设立几门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课程。要改变学生单一的模式化的思维习惯、机械辩证法的简单逻辑方式等，培养学生积极地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开设普遍科学方法论的课程。方法论不同于学术规范，也不是处理问题的所谓技巧，它是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研究对象，让学生学会从不同理论视角理解问题，学会多元参照、整体性关照，掌握具有学科普遍性意义的理论与方法。第四，重视语言学习。语言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阶段要把语言教学上升到重要的地位，包括本土语言和外国语，其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无论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医学等，都面临国际化的挑战，必须为将来世界性的学术时代做准备。 我们目前的所谓通识课程，可谓五花八门，但总体上是重形式轻内容，实行的还是分科课程模式，没有共同的经典阅读训练、方法论修养、批判意识和语言能力的课程。实际上目前很多“通识”课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课下自学来了解。 记者：如您所说，这样的“通识教育”需要老师有“通识”的思想，跨学科的研究经验。 陈老师：所以学校要从下大工夫培养青年教师开始，让老师达到“通识教育”所需要的教学能力、方法、知识结构。我主张学校要有制度保证新教师任职以后，进行一个系列的培训过程，重点是教学思想与教学能力，不要很快就进入争取职称的程序。比如建立一个上岗准入制度，新教师入职以后，进行半年左右的一个真正的跨越所有学科的通识教育。现代教育的理念方法不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任何人也不能轻易掌握、运用自如。如果北大每年新入职的教师都经历这样一次严谨的训练，有一流的教授带着他们，教学效果一定会有根本性的提高。 除了老师的因素，我认为北大通识课的结构体系不清晰，通识课的目似乎也有问题，究竟是要General Education，还是Art Education，或是Humility Education？全人教育还是为了一个专业准备的教育？ 由于教育的思路不清晰，学生就不能正确领会和采取正确的态度，比如很多同学是选修学分相对好拿的课程，选修内容好玩的课，这也使“通识教育”流于形式。 记者：除了“通识教育”，目前“小班教学”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改革方向，您对此什么看法？ 陈老师：“小班教学”的主要问题也是师资。小班教学，实际上就是研讨课。但很多老师认为研讨课就是发几本书，让学生自己读，然后讨论。有的老师对如何组织讨论，提什么问题能引导学生兴趣、启发学术思路等并不清楚，这样的“研讨”效果有限。 小班教学，尤其本科生的基础课一定要进行精心设计，不是大家围着桌子坐起来就可以。教师主讲，引进讲座，学生选题，选题论证，教师审查，学生报告，课上讨论，教师提问、点评，最后是论文，这些环节都要有讲究。一个大学生在四年的时间里如果经过了五六个这样的课程，他的学习与研究能力就比较强了。 我们现在有挑战杯、校长项目等，但是学生拿了项目后怎么做没有具体要求和指导，这就达不到学术训练与社会实践的目的。 四、教育教学：趣味性与严要求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自己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经验？如何将现代学术思想落实到教学工作中？ 陈老师：我一直认为必须正视目前中文教育存在的模式化弊端，实现多元化、个性化和经典文本研讨化的教学。我教学工作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经典文本的阅读，注重提高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批判能力、方法论修养和外国语学习。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小课，学生不超过十二个人，全是域外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和本土文本的联合教学。学生所有的课程都是以研讨为主，在我的课程中，选题评议、文本细读考核、报告范式要求，发言次数和时间、讨论次数和教师评议都是有规定的，有做报告的具体要求，有选题论证及可行性讨论。这样的课程设计与要求，可以保证学生的阅读量，避免了现在有些老师开参考书目而学生不读的现象。每年我的研究生研讨课，效果都很好，大约一半的学生论文最后都能进入期刊发表，或参加重要的国内国际会议等。 记者：对于本科生的大课，您在教学上如何设计？ 陈老师：我上大课和上小课没有实质的区别，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我现在开设的比较文学原理课程，是面向本科生的，大约八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在这门课上，我其实不会去讲那些什么是比较啊之类的概念，学生完全可以自己看教材、看参考资料去学习。每节课我会进行一些主题设计，比如“贾宝玉伦敦奇遇记”、“天堂中的小说（戏剧，诗歌）对话”等，让学生想象两个小说家，比如吴承恩到天堂遇见了巴尔扎克，他们讨论小说的概念、原理、创作等等。设想吴承恩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巴尔扎克读了吴承恩的《西游记》，然后双方有个对话。我还会给学生一个提纲，学生可以根据我的提纲来谈，去想象他们怎么谈小说，有哪些共同和差异的认识。这种教学方式首先比较有趣，调动了同学的积极性；同时难度极高，学生要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进入两种文本的情境。学生收获也比较大，上完课之后，就会对中西方小说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看法。再比如我还会指定《红楼梦》这本书，让学生分组来讨论，一组假定自己是非洲人，再设计不同的身份，像非洲酋长的儿子和贫民，会怎么看？再假定一组是来自苏格兰的人，站在英国莎士比亚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怎么评价？或者是印度、日本读者的看法等等。经过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学生基本上就能掌握比较文学的思路了。 记者：这的确是非常高明的做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学术上的挑战性。除了课堂教学，您还会有作业强化训练吗？ 陈老师：作业是非常重要的。大课每次课堂练习大概八、九十篇作业，我们会挑出十篇左右有代表性的作文读给同学们听，让大家感受、品评。期末考试只占六十分，剩下的四十分通过四次作业评定。做了三次作业可以算成绩，其中又选择两篇最好的打分，每篇满分二十分，这样学生每次作业都会很认真。 作业的反馈也很重要。每一篇作业我的助教都要批阅，改完了以后对作业的情况还要进行分析、分类，然后选择好的作文给我看，我再挑出最好的，在课堂上讲评。 记者：您在讲授上有什么特点？与教材是什么关系？ 陈老师：我自己参与编写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的教材，是北大和国家“十二五”重点教材，但我从来不讲教材，让学生自己看。一般性的学科知识、理论、历史结构框架等，在网络时代已经不成问题了。知识灌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方法和思维的启发以及形成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需要解决学生的思维问题，解决对于经典的理解问题，解决方法的问题，解决语言的运用等等。我上课，第一个单元就是改变思维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无论你是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我让你破除学科局限，把视野放大，有点类似站在立交桥上看交通汇聚路线；第二个单元，我讲的是方法论，讲比较方法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比较的基本概念、学科发展、研究范式；然后第三个单元是案例研究，譬如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案例，比如中国文学对韩国、日本的影响，讲一个叫做寒山的和尚为甚么在日本比李白还要出名；也会讨论儒家、道家、佛家，怎样彼此间影响对方的文学，又怎么参与文化创造。 上课的同时，要把学术研究和写作训练结合起来，并强调训练的技术、程序，完成的环节和最后的总结，这样学生就经历了一次从阅读认识到选题、报告、评价，学术讨论到完成论文的过程。 记者：看得出您在教学上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做好教学工作要投入很大精力，特别是基础课教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成果。您在教学、研究、管理上都有丰富的切身体会，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老师：这么多年来，教学工作的投入在现有体制内是被不公平对待的。在职称评审、升职、升档的时候，教学出色的人往往得不到承认，反而是论文发得多的人占便宜。我认为，高校的第一大成果首先应该是学生的成才，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应该提倡，第一成果是学生，第二成果是论文，第三成果是教材，第四成果是专著。如果有这个序列就好办了，但现在做不到。在现实条件下，作为系主任，我尽可能加强教学工作的地位，比如把主持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以制度化的方式安排进入系学术委员会，要求他审查老师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评估是否都达标了，否则就要对被评价的老师投反对票。上学期，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讨论教育教学的教师育人战略研讨会议，主要解决教学中比较急迫的问题。我们下学期还准备实行一对一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就是本科生进来前两年，给他指定一个指导老师，一个老师带一到两个学生。这个学生就跟着导师的研究生一起学习，这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应该会很有帮助。 五、招生制度改革： 改变应试教育的第一切入点 记者：您还在学校招生委员会、学校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担任重要工作，在北大的新生选拔与招生改革上，做了不少努力，获得过北大招生30年特别贡献奖。特别是2010年，您和十一位教授联名倡议招生制度改革，反响很大。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高校招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陈老师：不客气地说，我们目前招生遇到的问题严重程度，已足以构成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本体损害。比如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战，使得高校不是去招学生，而是在求高分学生，后者往往待价而沽。高校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游说、抢夺所谓“优秀生源”。高校往往要许诺奖学金、专业选择便利、出国培养经历等条件，而中学与家长也拿孩子的成绩与高校谈判，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一个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多了，对他们的声誉与利益都有极大的好处，所以中学就会利用高分学生，特别是“高考状元”来“作文章”。比如中学会说，“好学生”可以给你，但要搭配几个差一点的学生，还有大学夏令营、冬令营等与自主招生有关的名额也要增加。如此形式的招学生如同买学生，学生成了商品。这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而高校也只能按高考分数划线，无法选择真正符合自己培养理念的优秀学生。 随之而起的是，高校为了鼓励招生业绩，设置了各种招生指标，也助长了招生中的不正之风。每年统计的招生成绩指标，一是高分学生，“状元”的数量，一个是最低录取分数线。如果北大录取分数线低于清华、招的“状元”少，就可能影响下一年的录取。因为社会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比如很多人就是要固执地认为北大文科强，清华理科强。实际上北大文理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人们不明白理科与工科的差别，这种观念我们做了无数次宣传都改变不过来。 我们现在有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制度，对人才选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制度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中学，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两套招生制度并行，大大增加了招生的工作量与成本，所以我们此前提出的招生制度整体改革思路是充分考虑了教育规律、公平、效率、成本等各种因素的最佳方案。 从我十年的高招经验来说，目前裸考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往往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学生往往没有走高考这条路，而是通过竞赛、保送、自主选拔等方式提前就被选拔了。事实上所谓“高考状元”进大学后的表现不少也不是理想的学科苗子，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有自己明确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学习思路，在强调平衡发展分数第一的应试教育上不可能是表现最好的。现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某种风气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尽其可能招揽所谓状元考生，但是实际上招到的往往并不是最适合自身培养理念的学生。这对大学和学生本人都是一种伤害，也是在人才成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非常大的浪费。 记者：您所参与起草的教授改革建议很好，现在两三年过去了，这个建议有没有受到教育部门的认真考虑？ 陈老师：我们联名上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办法是久经考虑的结果。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非常突出，比如功利主义盛行、压抑个性、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等等，但高考考试制度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这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我们是试图使录取制度发生变化，以弥补目前考试制度的缺陷，并慢慢引导整个教育观念向良性方向发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招生变成大学教授的工作，而不是单单行政人员的工作，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一个学生的发展潜力。像国外和港台的大学那样，让教授们去直接面对学生选拔人才，提高招生工作面试的比重，比如高考占百分之七十，面试占百分之三十，真正把适合一个学校专业培养，有相关能力、兴趣的考生选拔出来。这至少在“985”和“211”范围的学校有条件能够做到。为了保证其中的公平性，我们设计了省际回避、临时通知、快速面试等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教授自身的学术良知，我相信这个制度设计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防范腐败。我们的自主招生面试占很大比重，已实施了很多年，而有效投诉是零，反过来倒是普通招生的投诉居高不下，这也说明科学严格面试的方法其实可以做得更为公正合理，关键是要求有好的制度和程序设计。 但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分数才是公平的，并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难以得到理性的对待。其实，目前的高考制度很难说是公平的，因为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少数所谓“好学校”，各种为应试教育而设的培训班也只有相对富贵的家庭才能承担，这样的话必然导致“寒门子弟”更加希望渺茫，社会阶层流动更加困难，从而引起新的教育问题，乃至更深远的社会问题。 另外我在招生工作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学生学习的知识模式化严重，有天分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脱颖而出。每年我们招生专家去见学生，想招那些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学生，但是遇到的的确很少，而且这些来北大面试的学生都是宝塔尖上的。原因在于我们教育制度是单一模式化的，这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化，分析问题都是千篇一律的正反两面和肤浅的辩证。做题能力很行，创新能力很差；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强，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差；做理论分析洋洋洒洒，但拿到案例就失败，面对问题的实践能力比较差。高考招生制度再不改革，教育会越来越平庸化。 记者：您觉得您所提出的改革思路在实施上可能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陈老师：这个事情北大是重视的。那次公开信发出后，像广东、云南省一些高校的招办也都支持。但是中国的高考已经几十年了，教育管理部门有两个怕，一是怕带来一定的社会不稳定，现在管理上的基本思路是求稳，所以很难有大的动作。二是骨子里怕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招生已经变成一种准产业，有各种人事和经济的利益在其中，高校招生部门和地方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的高考制度已经把考生、家长到中学、大学几乎都绑定到一起了，如果松绑，还要经历一个文化的、思想的、社会民众的、管理阶层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 记者：好的，采访耽误了您很多时间，再次感谢您！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3－4－17下午4：00－5：30，5－14下午5：00－6：00 录音整理：胡士颍 文字编辑：胡士颍，郭九苓，陈跃红 定稿时间：2013年 7月18 日，经陈跃红教授审定。 附：陈跃红教授简介
陈跃红，男，1954年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大招生委员会委员，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先后担任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交换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1999-至今，导师为 W·L·Edema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91，导师为乐黛云教授）；贵州大学文学学士（1982）。 著有《比较诗学导论》、《欧洲田野笔记》、《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合著）、《中国傩文化》（合著）、《现状与构想》（合著）等。 主要讲授课程有比较文学概论（本科）、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经典著作选讲，比较诗学、比较诗学经典导读、二十世纪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级汉语写作（留学生）。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static/image/common/logo.png){kind=logo}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admin.php?action=setting&operation=basic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