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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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民族，一听到歌德、席勒、贝多芬、莫扎特、康德、爱因斯坦等一大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你就会倏地记起她那令人灵魂颤栗的故事：在深深省悟并拜谢世人宽宥自己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与苦痛之后，又奇迹般地谱写了经济繁荣的现代神话。她的思维的缜密与透彻，想象的蓬勃与飞扬，作风的细致与严谨，不得不使人肃然起敬。

    有这样一个民族，遥远的千年，尽情吮吸汉文化的甜甜乳汁，致使至今周身还汩响着异族的血流；而近代以来的百年，又掉头西顾，频望地中海流域熊熊燃烧的科学与民主的圣火。尽管在二十世纪中叶因军国主义的梦呓而遭受战争的重创，但她却又在本来贫瘠而又瓦砾遍地的废墟上迅速矗立起经济帝国的巍巍大厦。她的谦虚与执著，她的拼搏与进取，不得不使人赞不绝口。

    有这样一个民族，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偌大土地上，曾慷慨地用自己无数儿女的铁壁胸膛挡住了法西斯主义罪恶的子弹，在红蕾花绽放的季节里，让镶有镰刀与锤子美丽图案的鲜艳旗帜映亮了半个地球；而大半个世纪后的秋日，又毫不犹豫地抖落掉身上沉甸甸的包袱，从历史的阴影中大步走来。她的果敢与毅力，她的勇气与智慧，不得不使人击节赞赏。

    在这个现实与利益矛盾重重的世界上，还可以列举出无数可圈可点的民族。但这些民族在相互伸出友爱之手之际，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丛林法则，在各个领域里展开残酷的竞争。而竞争的最终表现则体现为民族素质的打拼上。

    “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句传诵至今的名诗至今可让人遥想当年大唐帝国强大的胜景。可是，卷黄霉臭的厚厚史书告诉我们，那不过是流星划过漆黑夜空的灿烂一瞬。中世纪之后直至近代，老大的华夏族却裹足不前了。长期的贫穷、封闭与压抑所习养而成的如鲁迅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所猛烈抨击的民族劣性：狭隘、骄狂、自大、虚伪、固执，已转化为久治不愈的痼疾。对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成果，一贯引领时代潮流而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英们，都将视之“奇技淫巧”，称之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遑论一般的芸芸众生了。

    想一想犹太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不懈追求，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广告词：品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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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战争有很多，但时间打得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则是两性战争，而且至今看不出有任何结束的迹象。看破红尘的人固然也有，不过他们所占人口比例极低，故基本上可说是全球皆兵。什么伊拉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之相比都属于小巫见大巫。

    迄今为止，从全局来看，男性仍然占据优势，不然女权主义的呼声不会此起彼伏；但从局部来说，女人也取得了可观的胜利，患上“惧内症”的男人到处都有。两性战争中的诱惑与被诱惑、控制与反控制，酿就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成为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的永恒题材。人们边打边写，又边读边打，不断地把战事推向新的境界。

    前一阵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被炒得很热。我抵挡不住诱惑，也找来读了一遍。胡氏在民族战争中是个败类，但在两性战争中却是个游刃有余的情种。他的才气、妖气乃至邪气，征服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不少女性。张爱玲处世阅人，本有一种冷眼相向的孤傲，可在胡兰成面前，竟然有“低到尘埃”的自况。胡兰成钟情张爱玲，有点像萨特之于波伏娃，但张爱玲毕竟不是波伏娃，她抱怨胡兰成未给她一生的安稳，言辞的酸楚令人叹腕。

    胡、张之恋，堪称两性战争中上演的经典之作。如果有人对张爱玲迷恋胡兰成感到不解，那么他最好别写小说，一写必归失败。女人最难忘怀的不是权贵，而恰恰是神思翻飞的浪荡才子。这里面隐藏着玄机和诡秘，是有不少文章可做的。

    男人的贪心，在女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反过来，女人的缠绕也令男人有苦难言。故此，爱情也好，婚姻也罢，仔细思量都有某些残忍的成分。男女的私念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能揉碎春光，滋生愁怨。两性在心理上的差异，既置根于生理结构的不同，更归因于悠久文化的塑造。战争的难解难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心理差异这道鸿沟难以填平。

    近些年颇流行一句话，叫做“不图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历数千年之博弈，此话可视为迷茫之后的觉悟，疲惫之后的妥协，听上去还有些诗情画意。但生活之树决不会乖乖地按照这句话去生长，战争还会继续，大家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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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告诉我们：时尚往往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风向标，它所蕴含的精神或价值悄无声息地消解着传统和习惯，“润物细无声”啊，曾几何时，更会蔚成摧枯拉朽的大潮。试想一下吧，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早已惯于“文革”禁锢之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充满诱惑与欲望的奇装异服时，胸中压抑已久的对美丽的向往似开闸的洪水，顿时沸腾起来，彻底荡涤了由于荒谬的政治意识而导致的陈腐可恶的陋习与偏见。时至今日，看一看那些穿戴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亲人、朋友、同事甚或陌生的面孔满含自信与愉悦地走来时，又有多少人忆起当年生活中大大小小令人忍俊不禁的风波会演绎成眼前幸福之景的蓝缕之功呢。

    人们常说，华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她为人类的进步也曾奉献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影响甚远的四大发明，境界浑成的唐诗宋词，意味无穷的书画作品，神妙不尽的中医等。但客观地看，与西方诸多民族比较而言，华夏民族自应汗颜。因为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诸如精神文明中政治领域里的范式、意义的确立，物质文明中科技领域里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重大发明创造等，大都与华夏民族无缘。几千年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几千年来的孤陋寡闻、夜郎自大，老态龙钟的华夏民族有的是摧残人性、压迫百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在人类历史上绵延最久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王权体系。

    然而，可喜的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下，汹涌的资本、蓬勃的市场和飞速产生的技术完全改变了世界的图景。特别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洗礼，板结沉滞的黄土地上已荡漾起世纪的春风，以人为本、依宪治国、科学发展观……这些很早以前在西方已是耳熟能详的融铸普世永恒价值的名词渐渐成为国人的新宠。对于这个经历过许多沧桑与浩劫、蹂躏与磨难、无奈与失望的等待了太久的坚强不屈的民族来说，尽管它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一时的姿态或策略，如往年阿Q“革命”似的时髦，来不及让人咀嚼其深刻的意蕴，但在新思想的流行色中，一个古老民族涅槃出全新的自我确是无疑的。而且，面对遥远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红日所放射出来的金灿灿的霞光，每一位热血沸腾的华夏子孙都应该绽开欢乐的笑脸：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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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学过几年历史，我自认对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也略知一二。

    政治这个事物，对人类来说实属无奈的选择。资源有限，而欲望无涯，人类只好把政治当作调节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有了政治，也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这在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一样的。

    有些热爱民主的知识分子很讨厌“统治者”、“被统治者”这类说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统治者”醉心于“被统治者”的俯首听命，而后者则是“统治者”依赖于“被统治者”的自由同意。

    专制社会特别讲求“人治”，而“人治”又恰好是最靠不住的。历史上的任何专制君主，其仁慈行为都无法与其罪恶记录相匹敌。君主们视天下为私产，同时也就陷入了极度的忧惧。单是这一点，就注定他们会要经常性地犯错。相应的，民主社会则推崇“法治”。一个法治政府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发生的概率要比人治政府小得多，而且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正是法治社会优于人治社会的根源。到目前为止，人世间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个中道理称不上复杂。

    对权力的滥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症，所以要十分注重限制权力，监督权力。这种限制和监督与其说是针对权力者本人的意图，不如说是针对其权力的客观效果的。政治圈中总有人不习惯这种限制和监督，甚至认为玷污了他们的好意。实际上，好心办错事的情况屡见不鲜，何况人的德性也有盛衰盈虚呢？

    公众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不仅有利于社会，而且也有利于权力者本人，起码有助于缓解他们未来的失落感。为何不少官僚一旦失势便深感悲凉呢？不为别的，就因为权力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东西。这权力，既是他们华丽的外衣，又是其体内强大的荷尔蒙，没有了它，自然就怯于见人，而且全身乏力。

    上帝决不会把一切好事都摊在一个人身上。生得炫目，大多死得困难，因为留恋而挣扎；反过来，生得寂寞，倒也死得从容，有一种快要解脱的欣慰。所以个体对权力，用不着过分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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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单位修建了一栋“知识分子楼”，我辈感激涕零，心里很受用。结果呢？一大帮小学都没念完却评了高级职称的人士欢天喜地地住了进去。当时，我很纳闷，想不到“知识分子”就这副模样，于是，我根本不愿与之为伍，害得我三年之后才分到新房。

    “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由来已久，且争鸣不休，难有公论。“书中自有黄金屋”，“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本是一种谋生手段，要想富，就读书；另一层，“学而优则仕”，“货 于帝王家”，知识又成了进身晋阶之通途，要当官，就读书。“忧患识字起”，“百无一用 是书生”，反过来又颠覆前二层的意识，矛盾至极。

    其实，我们赋予“知识分子”太多的内涵和意义，远远超出它的承载，弄得不堪重负。“知识分子”由日译转来，与传统的“士”之义接通，“智识分子”是矣，再后就蜕变成“知识分子”，概念顿成标鉴。往昔的诸多运动，谁搭上“知识”，且成“分子”，似乎难有好日 子过；改革开放以后，谁都想方设法往“知识分子”身上靠，评职称时，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从躲避不及到惟恐不及，心理跨度可谓大矣。九十年代以降，大家都成“知识分子”了，反倒就困惑起来。在我看来，二十世纪最复杂最难厘清的概念莫过于“知识分子”了。要不，现在还在说，还没说清楚呢!

    面对如此混沌，我十分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先要把“分子”还原为“人”，只有剔除附庸在“分子”身上的各种歧义，才能纯粹。更进一层，也是最起码的，“知识分子”首 先应是现代法理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担当，也在场，这样 总比正襟危坐，“把瞳孔搞大”或把嘴皮子磨烂，要好得多。

    金岳霖先生三十年代有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强调知识分子要“独立进款”，很名士气，一般人学不来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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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作为与世无争的学者，抑或清静无为的农夫，不论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乡村，不论在富庶发达的沿海，还是在贫穷落后的内地，于形形色色的假货，恐怕是避之不及了。当下，凡涉及百姓日用起居的重要用品，胆大妄为的不法分子没有不敢造假贩假和售假者。被政府捣毁的触目心惊的造假、贩假和售假的窝点，隔三岔五披之报端，在大众看来似是司空见惯了。更令人悲哀的是，在这个人情浇薄的年代，一味地较真有时倒显得“另类”。

    虽然我没有游历世上所有的发达国家，更谈不上对这些国家的民风与世情了如指掌，不知道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是不是也如国人一般，时刻担心自己吃了有农药残留的蔬菜，喝了细菌指数严重超标的矿泉水，一不留神掉进了广告的大陷阱，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真实情况是，尽管这些国家的人们也可能跟我们一样遭遇生活的不测，成为造假、贩假和售假的受害者，然而，这样的几率却是极低的。从他们悠闲自得、安然无恙的神色看，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对造假、贩假和售假的谨慎防范，更不会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我们呢？

    有人说，中国目前造假、贩假和售假行为的猖獗，皆缘于蓬勃的市场经济。粗看起来，似有其理，但细察乃为谬论。殊不知，如上所言的发达国家不都推崇市场经济吗？那里的人们童叟无欺、彬彬有礼不都有市场的力量吗？对个体而言，市场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张扬其生命的智慧和创造力，又可以撩拨其人性的丑陋和罪恶。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来讲，市场遵循的逻辑是，立于契约之上的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个人的言行应是一致的，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地位、财富、知识、信仰和出生等因素制约，完全是平等的。

    传统中国的文化倡导人与人之间应明礼诚信、肝胆相照。例如，《论语》等经典文献都从立命、安身和事功诸方面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及他人负责、守信的极端重要性。可惜的是，在千年生杀予夺的封建专制时代，道德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其色彩也常常是苍白的，某些人满口诸如“温、良、恭、俭、让”之后却都是肮脏的交易和卑鄙的勾当。由此看来，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大而无当的假话、废话、空话、套话和大话也是不是另一种造假、贩假和售假行为呢？自古以来中国某种程度上的信用危机是否与此“剪不断，理还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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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革”这一历史事件，或许很多人都曾经这么想过：要是毛泽东不产生“文革”的念头就好了。可惜历史往往是不能假设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个体，他面对历史和现实作何感想，起何念头，那是任何人无法阻止，也无权干预的。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复杂和深邃，其中有无数的危崖雪岭。以己度人，总不免左支右绌。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一句话唬住了不少人。而实际上，认识他人比认识自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思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完善的制度安排抵御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还是邓小平说得精粹：“……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也曾坦率地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还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有意借鉴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方法，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某些因为“文革”便认为毛泽东不懂民主的人，其见识距离历史之幽微不可以道里计。

    知识界研究“文革”，大多喜欢从文化着眼。有的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五四精神过于激进；有的则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我对这两种观点的大体看法是：前者失之诬，后者失之浪。

    五四先贤们并非没有缺失，但他们揭橥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却是五四精神的灵魂。它们与“文革”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文革”不正是对民主和科学的粗暴残踏吗？学者治学，创新精神固然可贵，但以偏概全，也只会把水搅浑。后一种观点，当然很有些道理，然而笼统地要传统文化为“文革”负责，似又不能令人信服。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单是一个文化问题。除了文化整合，它也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流动。一个农民，即使所受教育不多，但在城市呆上几年，其心灵世界也会有所变化。所谓启蒙，要针对多少有点准备的头脑，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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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料未及，本刊第八期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与权力关系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网站帖子拥挤，信息众多，这在文坛寂寞和批评家缺空的当下，能激奋精神，鼓噪群言，看来诸多现象还是需要真诚的批判。

    “五四”时期，吴稚晖先生曾言，机关枪对机关枪的时代，整理国故为时过早。现在已到了核弹对核弹的时代，似乎又为时过晚了。当今学界，文化保守主义甚嚣尘上，自由主义潜流涌动，无论何种主义，都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的赓续和重新解读。人各其是，笔调迥异，“读经”罢，“启蒙”也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即便旧瓶装了新酒，很可能于时无补？！思绪的浮躁、路径的芜杂；西学的斫伤、人格的窄狭，无处不在的投机和小气，最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回眸现代宏儒大硕的背影，这些背影是那么的令人低徊。《学衡》之后，“边疆人文”六十年来，剩下了什么，现在还能怎么样，怕是惊心的。

    傅斯年先生多年以后，在检视得失时，说过学衡派与新文化派都走了极端，比如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完全可以既文言，又白话，应该兼容的。可惜历史语境已逝，由彼及此，再好的提法，也仅止于他话他说，众人用姑妄言之，且姑妄听之的态度，当然难有融通之境界和现实对话的实力。

    各种价值的认知，确存在现实的困境，传统断裂太久，重拾终究难复原貌。徒有形式，失其神髓；只求表相，不存内涵，反倒不是桩好事。以往，郭沫若先生在整理国故热浪之中，曾泼过冷水，大意是许多事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的。时下，造化弄人，事未竟，而各种言、行不很及义，怕是另一惊心的。

    “边疆人文”已往矣，然精神犹在，痕迹依旧能辨认。走出书斋，踏足田野，怀抱理想，搜求证实，他们开启或承续了一脉学派，填石筑基，厥功至伟。再好再大的事，还是做出来的。如今，人们冷板凳坐不住，喧闹又受不了，若置两端，身子空悬，难得轻爽，距离真正的“读经”和“启蒙”，还远着呢。做点什么扎实事儿，可能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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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子瞻曾浩然叹道：“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就这样，岁月无痕，时光无声，在匆忙的不经意然中，编完十二期，极目天际间明明灭灭的万家灯火，似隐约传来新年悠悠的钟声了。

    作为编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似农夫默然匍匐于土地一样，兢兢业业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应是自己的天职。因此，整日里埋首众多的稿件中，寻寻觅觅，披沙沥金，尽管蜗居斗室，有酷暑严寒之虞，不免劳心劳形，也偶遇腰酸背疼，但终不敢丝毫懈怠，因为生怕愧对满怀希望的作者，生怕愧对满怀嘱托的读者。个中况味自不待言。而每期经过精心策划而编排的文章面世后，又急切地盼望各方面的赞扬或批评，哪怕是有失理性的指责与攻击，姑妄听之，有则改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刊物嘛，本身就是编者、作者、读者共同筑起的精神家园，是他们交流情感、活跃思维的理想平台，更何况学术文化的争鸣呢。最难以忘怀的是，每每读到文采斐然、识见高远的学界翘楚的扛鼎之作或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的压卷之笔，总会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拍案叫绝。此刻，沉浸于由精美的文字演绎氤氲而成的博大且深邃的纯粹境界之时，豁然开朗后的心胸澄澈而明亮：世俗的浮华、喧嚣和烦恼散尽后的恬淡、宁静及坦然才是生活的大美真美了。

    时常有人问：编辑图的是什么？在一个惟利是图的时代，官员求的是加冕晋爵，商人求的是财富的节节攀升，于这样的发难，是应答还是哑然？实际上，即如《书屋》的同仁言，清静几似无为，清贫安之若素，如马路上无数来来往往、行色匆匆，霎时消失在茫茫夜色里的过客一般，其所作只为“稻粱谋”而已。不追求当下的轰轰烈烈，也不奢望青史留芳，只待是，经自己亲手编辑的每一篇佳什能不愧对良知，可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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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雪舞梅花、腊鼓频催之际，2005年第一期《书屋》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但愿这本以品书、评书、荐书为主要特点的杂志伴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既然《书屋》是读书人的心灵家园，那么如何读书的话题便值得反复地讨论。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有次到湖南师大讲学，提出凡有志于治学的人都要有几本“看家书”。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一直深表赞同。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看家书”无疑是“四书五经”。只要真正把这些书读通了，博个封妻荫子是大有希望的。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科举便生恶感，其实那时中式者大多是聪明人，像“范进中举”一类笑话，毕竟属于科举的“末流”。作为后来人，我们对于科举的得失当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学界俊采星驰。细究起来，那时在做学问上有所成就者，在读书方面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就说鲁迅吧，在西学方面，他对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便下过苦功。对于中国的传统典籍，像《庄子》、《韩非子》等，他更是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至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大家也莫不如是。韩非子认为“深智一物，众隐皆变”。意思是说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秘不明的事也就会变得清楚明白。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首先下苦功读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乃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没有“专攻”的所谓博学，只可能产生皮相之见。唐人李德裕说：“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将此话作个也许不恰当的引申，“看家书”便有如读书人手中的“戟”，而其它知识则形同“狡兽”，没有前者，自然就难以应付后者。

    上海的周泽雄先生是《书屋》的老作者。很多读者对他写的《性格辞典》予以好评。周先生自称“文坛草寇”，而非“文坛流寇”，一看就是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