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论坛欢迎傅德锋先生主持[新视界]‘书法评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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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法大众”与“书法精英”
　　

傅德锋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书法已由文人士大夫的书斋雅玩，一步步走向民间。特别是当代“展厅文化”盛行的三十年以来，书法实质上已演化为一种全民式的书法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书法展赛风起云涌，各类书法协会、印学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当代书法在具备了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前提下，其中一部分作者便通过展览迅速脱颖而出，构成了当代书法的“精英群落”，“精英”们来自于大众，但在创作观念、创作水平和审美理想等方面又与“书法大众”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的艺术活动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

　　然而，“书法精英”在影响“书法大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于大众层面的各种批评和挑战。在网络传媒尚未崛起之前，书法的话语权几乎被书法理论高端和书法精英所垄断，大众在书法上的失语，实质上使得书坛的活动几乎没有了必要的监督，从而导致了书坛各类不良现象的产生。大众与精英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结果，精英们的创作虽然越来越“流行”，而大众却越来越看不懂。展览上的作品，面目愈来愈新，但争议也愈来愈多。精英们也许可以极为自信地认为，大众读不懂他们的作品，是因为大众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眼光有问题，尽管笔者也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很多精英作者在创作方面意识太过于“超前”，即“才情大于功力”，虽然具备较强的表现意识是一个书家应有的素质．但这一素质如果不是建立在具备较好的传统功底(包括笔墨功底与文化功底)之上的话，其反映到创作上，就是古人所讲的“有性无功”。而“有性无功”必然导致作品的普遍不耐看，“不耐看”的作品，即使屡获大奖，其影响也终不能长久。用一句不无调侃之意的话说就是：“年年皆有‘精英’出，各领展览三五回”，书法大众从内心中虽未必看好精英之作，但为了入展或获奖．也就不得不以他们的作品作为自己临摹仿效的对象了。展览“跟风现象”的根源正在于此。

　　而现在网络传媒如此发达，大众利用网媒，也从书法理论高端与书法精英那里分得了一部分话语权，传统纸媒在这种新的形势和语境下，也逐渐为大众发表言论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这是社会逐渐走向文明的体现。而事实上只有大力提倡真正的民主，才可能建立相应的和谐。大众与精英之间应该是一种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互相轻视或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的关系。因为，中国书法要谋求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没有书法高端与书法精英的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就不可能有新的书法观念与思潮的产生，中国书法就有可能一直在原地打转；但如果缺乏大众这个强大的社会基础，精英也就无从产生。就书法在当下的状况而言，大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坚守在“传统”阵地上的，他们对精英书法的接受程度有多大，一方面取决于精英作品本身的艺术含金量，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个“观念认同”的问题。就精英而言，他们也并非完全不注重传统，只不过他们对传统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大众对传统的理解更为全面而深刻一些。但这绝不是说，凡展览文化意义上的“书法精英”都能如此．有的虽然在媒体上炒得“非常火”，但实际上他们在综合素养上还显然远远不够。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精英，如何努力加强自身的综合艺术修养，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古代意义上的精英书法(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主流书法)，特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书法作品，如钟王、颜柳、宋四家、赵子昂、董其昌等。而古代意义上的大众书法(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民间书法)，则是指非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民间书手的书法作品，如魏晋残纸、地契之类以及北朝碑刻等。这些民间书手的作品几乎是完全出自于实用的需要而作，并非如今人之有意“创作”，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艺术养料。尽管这些民间书手的作品在当时很难为文人士大大阶层所真正认可或看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在世间的留传。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民间书法作品的作者至今己无法去考证，但自从包世臣、康有为在书坛上祭起“尊碑抑帖”的大旗以来，“民间书法”便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社会上借鉴取法“民间书法”的风气日盛，一改明末靡弱颓废的帖系书风，由此相继出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碑派大家，所作拙朴天真，金石铿锵，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民间书法第一次正式走上了与所谓正统书法并驾齐驱的历史舞台。从弘扬中国书法，重视民间艺术的角度来讲，包世臣、康有为可谓功莫大焉!

　　传统帖学在明朝末年的江河日下和康、包的兴起，迎来了碑学的日渐兴盛，中国节法的取法范围随之扩大，曾经不为世人所重的“民间书法”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新的经典进入书法人的取法视野，这恐怕也是当初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由于当代人对傅山倡导的“四宁四勿”的片面理解和在康、包“尊碑抑帖”思想的影响下，创作方面在确实强化了精神气格的情况下，又不免矫枉过正，失之丑拙怪诞，刻意地追求所谓“金石气”，但所作却殊乏“书卷气”。因此，曾经在展览上红极一时的“魏碑行书”，有的作者不免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尚，跨越了大众时代审美承受的最大界限，一时之间，丑书铺天盖地，横行一时，引起了书坛上一场旷日持久的美丑之辩。有鉴于此，一些凭借“魏行”在书界走红的书家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新的审视。他们在不断加强自身综合艺术修养的同时，又从经典帖学当中汲取有益养分，将自己的书风进行雅化，以碑为主．碑帖兼融，逐渐达到了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山东于明诠、四川刘新德等即是这种类型的突出代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古典性与现代性得到了日臻完美的结合，没有了往日的那分牵强与生硬，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良好的创作心态，另一方面有赖于他们较好的综合修养。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碑学在近代的兴起，挽救了帖学的颓靡，而碑学对帖学的过度排斥，又导致了碑派书法的庸俗化、丑化，倘若继续偏执一端，其结果就是造成碑派书法在当下创作方面的日渐边缘化。笔者认为，无论是尊重传统还是反传统．其中都存在一个分寸与尺度的问题。何况在社会日渐走向开放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纯粹的复古已变得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对古代经典的过分“反叛”，甚至有意将其“异化”，恐怕也不易为中国大众所接受。这就牵涉到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但凡古代大家之作，几乎都能达到雅俗共赏，任何阶层的人都不同程度能够从中得到收益。虽说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书法已从实用领域退出，而其审美欣赏功能得到了有效地加强。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引领时代书法潮流的当代书法精英，他们的作品究竟是要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呢，还是尽量为大众服务呢？面对精英们的作品，书法高端认为这好、那好，但大众却无法知晓好在何处，难道精英们的水平果真到了“曲高和寡”的非凡程度？细究其实，恐也未必。

　　因此．我认为，任何囿于某些“流派”、“主义”圈子里而完全无视大众审美取向的艺术观点，都是偏激的、狭隘的、带有情绪化的，既不利于整个书坛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具体“流派”和“主义”自身的发展。书法既不需要“伊甸园”，也不需要“乌托邦”，但书法却实在需要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士了解、研究、探索、呵护。面对古代众多书法大家，然后看看自己，我想，书法大众需要反思，书法高端需要反思，书法精英更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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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   诗意   书境

——兼谈读书和书家的文化修养



　　 傅德锋



　　

　　

　　 文气的不足和诗意的失落已是时下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书坛有识之士早已达成的共识。当人们走进现代化的书法展厅，面对琳琅满目、几百上千的书法作品，却很难找到几件富有文气、诗意而书境颇高、耐人寻味的突出作品。什么是“文气”？所谓“文气”，就是指文人气息，也可以说是浓郁的书卷气，一种由多年的读书作学生涯磨练造就的文化人的精神气格；什么是“诗意”？就是指诗情画意，是高度凝练而蕴含丰富的人生情感的自然流露；什么是“书境”？就是指书法作品的境界，一种从点画线条、字里行间流溢出来的能够反映作者思想水平的修养与气魄。而只有文气、诗意、书境三者合而为一，自然融冶，才能算是高水准的书法作品。像《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自叙帖》、《书谱》等即属于此种类型。这是书作者长期的生活阅历、文化修养和书内功夫以及思想认识能力互相高度结合的综合体现。而中国传统的文学、哲学以及书法学术文献始终支撑和影响、指导着历代的书法创作（古人当然没有“创作”一说，此处只是为了表达上的需要而已），因此，对历代代表性艺术成果、经典性学术文献的学习研究对当代书法人是否能够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书法无疑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读书。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因此将2008年定为书法界的“读书年”，书法人必须及时地补上“学习、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一课，才算具备了最起码的文化修养。

但是，读书也有很多讲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纯属“消遣性”的翻阅即能达到“补课”的目的。对于一个有意抑或有志于学问的人来说，读书必须要有计划，要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不能见什么就读什么，人生有限而书海无涯，若无所选择和侧重，何日方可读遍天下之书？那种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读书方法虽接触甚众然所获无多！我比较赞同“学以致用”的观点，不提倡读书人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物力花费在那些无用之学上。何为无用之学？就是指那些既无助于国计民生又无益于修身治本的奢靡浮华和玄虚空洞之类的东西。读书就要读既有助于国家民族又有益于修身治本的好书。但事实证明，任何好书又都不是绝对的，他既有精华的成分也带有糟粕性的东西，此因人因文而异，利弊多寡，各有不同。就像药物一样，它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关键是要懂得科学合理地使用，知道“择善而从”。读书要有分析和鉴别，不能囫囵吞枣、全盘吸收。哪些书是需要精读的哪些书只需泛读即可，要做到胸中有数。要带着问题去读书，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都要力求搞清楚，争取弄明白。自己理解不了，要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古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倡人要谦虚。“谦受益，满招损”，不要本来胸无点墨或粗知皮毛还故意端个架子，装出一副博学多才的样子，那无疑是可笑的，也是可憎而且可怜的。面对一本好书，要既能钻进去还能走出来，要达到这个目的，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我们读诸子百家的经典、读《古文观止》、读《史记》、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学习的不仅仅是它优美的辞章音律和行文的纵横披阖，更应当通过这些了解历史，认识作者的思想，从而获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欣赏古典诗词也同样如此，绝不是摇头晃脑、装模作样、煞有介事、有口无心地朗诵一通了事。稚童背诗如此犹可，因年龄所限而不求甚解实属正常；但作为成人，作为一个有志于书法艺术的人，就应当既知其表又知其里，既知其一又知其二，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时下有很多书法人，进行书法创作时，对所抄录的诗词要么不加选择，千人一同，不是“远上寒山石径斜”就是“故人西辞黄鹤楼”，拾人牙慧，味同嚼蜡；要么找一些冷僻的诗词内容，一抄了事，而诗词里面究竟讲的什么，大多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有的甚至错漏百出，将一篇优秀诗词搞得面目全非，不堪卒读；有的所写虽为“自作诗词”，惜乎其作音律蹩脚，平仄混乱，毫无诗词韵味可言，比之那些俚俗的“打油诗”更是等而下之；有的在注明诗词作者的时候时不时就闹出一些张冠李戴的笑话，把“诗一首”说成“词一首”，把李白的说成杜甫的，把白居易的说成苏东坡的，把唐朝的说成宋朝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就书法本体方面亦有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有的人搞不清“颠张醉素”是怎么回事，要么说“这就是一个起四个字名字的人”，要么说是两个人，一个“姓颠名张”，一个“姓醉名素”，还说“怎么百家姓里面找不到这两种姓呀”。记得有一篇文章里面说，一个书法爱好者不知道“二王”是谁？向另外一个书法爱好者请教，其人答曰：“你怎么连‘二王’都不知道，不就是我们单位的会写毛笔字的王某和王某某嘛！”听到这些，你不捧腹大笑，甚至笑出眼泪来才怪！

有的人不认识赵孟頫的“頫”字，便想当然地去猜，有的念“预”，有的念“兆”。有的人把米芾读作米市或者米沛，把蔡襄读作蔡壤，还有的人把王铎读作王泽，把郑燮读作郑变（还“政变”呢），把郑簠读作郑篮，等等。不懂也不去请教别人或者查查字典，当着众人之面，屡屡出错而浑然未觉！其实就是几个字的问题，说白了，只要稍稍加以用心就可解决。但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小事”，使得一些人丢了大面子。像清大某校长当众将小篆说成“小隶”，岂不是大煞风景？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玩笑”！还有的人，平时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沽名钓誉，一旦有露脸的机会那是决不放过。大庭广众之下，处处抢先，张大嗓门，一通胡侃，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才多艺”，如是之流，看似活跃，实则无赖，跳梁小丑，止增笑耳！试举一例：笔者前些天应某县书协之邀，出席其年终总结会。当主持人安排笔者发言时，当中我讲到了“甘肃从近年举办的全国大展的入选获奖比例来看，整体实力是在全国书坛排名靠后的省份”这句话之后，与会的一个市书协的副主席马上很不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说“不对！你怎么能说甘肃书法不行呢?甘肃省书协主席黎泉可是大家呀！你知道吗，他可是了不起啊！甘肃还有敦煌经卷、汉简、摩崖石刻以及历史上的张芝，这些都了不起呀！”与会者对此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面面相觑，有领导提醒说，人家说的是全省的整体实力，不是指某个个人，但此人依然“愤愤不平”地说黎泉如何了得甘肃如何了得。我没有当众指责此人的无知和缺乏尊重他人的基本教养，我不动声色地继续发言。未几，此人又一次粗鲁地打断了我，又大放厥词。我为了维护会议，再一次原谅了他的无知和无礼，十分平静地结束了发言。会后，进行午餐，在餐桌上此人又是“声惊四座”，但走后，与会者未有不骂者，皆云：此井底之蛙，自以为是耳！

对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来说，仅仅做到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尽量避免出现那种文字性的硬伤，还显得远远不够。尽管有人说，书法作品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作品，对于一件书法作品来说，点画线条、字形结构、笔墨情趣才是第一位的，偶然出现一些“硬伤”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硬伤毕竟是“缺点”，是“瑕疵”，我们总不能据此说出现硬伤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吧？在现实生活中，在艺术创作中，我们往往尽量防微杜渐，尚且纰漏时见；如果习以为常、听之任之，岂不是要乱套？因此，从事艺术创作，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个人的修养（包括艺术修养和品德修养）、见识的好坏决定着他的艺术创作品位的高低，我们今天提倡大家读书，提高自身综合文化修养就是为了祛除那种浅薄、幼稚和低俗、市侩。因为书法并不仅仅是一个“写字”的问题，书法人应该以“缺少文化”为耻，要“知耻而后勇”，要努力补课，迎头赶上。“书内功”的艰苦修炼固然不可或缺，但“书外功”的修炼也不容忽视。少时凭才气，老来凭学问，如果不重视书外功夫的研炼，只知道死抱一本字帖，描描画画，最终是画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古人所讲的“先文后墨”、“先器识而后文艺”绝不是欺人之谈，因为书画本来就是文章翰墨之余事。虽说进入当代社会，书法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但无论如何，书法的传统即文气、诗意、书境的讲求必将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书法作品的文气、诗意、书境的追求还将会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另外，在书法理论方面，目前有一种现象，很令人反感：即很多人写文章刻意追求所谓的“学术品位”和学术规范，其笔下的高文大作看似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动辄万言甚至数万言。但耐着性子读下来，却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空洞玄虚，言之无物。近日读《书法导报》所刊李刚田文《古与今的对峙与融合》一文，深有感触。诚如孟会祥先生在文前所加“编者按”中所言：“这么一篇大分量的文章，李刚田先生却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去写。当书法成为独立的学科，书学论著遵守‘学术规范’自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却不等价。古人只言片语，可能胜却有些高头讲章。没有内容提要、关键词、详细文献索引的文章，也未必就不学术。而锣鼓繁密，过场俱备，却言不及义、自欺欺人的文章，假学术之名，行不学无术之实，倒是学术的异化。曾几何时，斗大的字不识三升者，还在胸膛上别上三两枝钢笔呢”。如此看来，时下某些似乎颇受人追捧的“博学鸿儒”，其学问修养究竟如何，恐怕还在两可之间呢！

（本文原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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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人墨客的“应酬”


傅德锋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往往有很多应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应酬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应酬说白了是给自己所交往的人以面子，反过来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留面子。文人之间的应酬就更是必不可少，且情况尤为复杂。一个作家或者诗人，在其一生当中，除了其他应酬之外，文字应酬当属首要。因为文人们时常留恋于娱乐交际场所，要适应这样的生活场景，在文人手里便出现了大量的应酬唱和之作,而这些应酬唱和之作就难免有“俗”的倾向。我们往往对应酬之作抱有贬义的看法，觉得凡应酬制作，其艺术水平必然不高。有人对应酬之作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一种恶俗，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事实上，对于应酬之作也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一些应酬之作还是相当精彩的。譬如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以当时的环境和情况而言，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创作，确有“应酬”的嫌疑。而事实上，《兰亭序》这件作品，艺术水平极高，无论文章还是书法，都足以傲世千古。我们尽量不提倡应酬制作，但我们至少要从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正确看待和理解这种所谓的应酬。

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韩愈一生主张“词必己出，不平则鸣”，是“一代文宗，千秋楷模”，苏东坡谓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然而在昌黎先生的文集中亦有数十篇谄尸谀墓的应酬之作。

民国时期的文人多有四项应酬本领 ，即“一笔好字，两口二簧，三两老酒，四圈麻将。” 字是文人的“门面”，汉字几乎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在文场上混生活，没有一笔好字，是绝对拿不出手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旧时的文人，字都是写得不错的。道行深者大多具有很好的汉魏碑帖之修炼功底，像鲁迅、沈尹默等即属此例；道行浅一点的也要临摹一点米南宫、赵孟頫的法帖，作为自己的一种处世能力 。   二簧乃是京剧之称谓。当时，京剧不仅人人爱看，而且个个都能哼上两句。作为旧时文人，不懂京剧那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故而文人相聚便往往是有拉有唱，当然其中免不了大谈些“角儿”们的趣闻轶事，也是饶有兴味的。跟中国的方块字一样，中国的京剧几乎包容了中国的传统美学，固此备受文人们青睐。 酒，自古以来就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以致闹不清是诗借酒力还是酒壮诗胆了。酒与文人的关系就好像是琴弓与琴弦，一碰撞就出声，就有戏！“酒要微醺三杯好，人到老时万事明”，要的就是那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的感觉。 待到字也写完了，戏也唱够了，酒也喝得恰到好处了，便麻将牌一码，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龙门阵”式的“方城之戏”。早先文人打牌不在输赢，而在于游戏之外，感悟过程。在于“上听”之后的期盼，在于“和一手好牌”之后的喜悦，在于“骗上家，看下家”得手之后的小小得意。兴之所至，不禁大谈麻将哲学或曰起千十三张牌乃人生之基本定势，这比起贩夫走卒的麻将多出许多“文化”意味。
    可眼下“一二三四”巳过时了，都用电脑写作了，谁还去练毛笔字？京剧还待振兴，谁还敢去玩票？都改“XO”了，谁还喝老酒？唯有麻将一项，文人们尚能“与民同乐”一番。

古来书家多为文人，往往文书并佳，学力通达。当代书家则不然，大多书法尚能差强人意，而在文章诗词方面常常捉襟见肘，一脸窘迫。但时风如此，还得将他们归属于文人的范围之内。其实，书法方面的应酬，在古代书家那里也大量存在。只不过古来凡大才子、大学问家，在书法上的功夫都是可以说的过去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属于正业。当代书家在综合素养方面能与古贤抗衡比肩者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书法几乎完全沦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生活节奏加快，创作频率增高，应酬之作比比皆是，毫不奇怪。

其实对于应酬之作，人们的看法和态度是不尽一致的。比方说，你在得不到名家的精品力作的情况下，对人家的应酬之作也会视若珍宝，人前人后免不了要如数家珍地介绍炫耀一番。你不喜欢评论家的应酬文章，可是当你本人出于宣传自我的需要，为了得到一篇评论家给你写的评论文章，那也是煞费心机，不惜代价，即使明知文中有很多吹捧应景之词，你也会“欣然”受之。你不能因为给人家是写给你的就是精彩绝伦，对其顶礼膜拜，感激涕零；而给别人写的就是“应酬之作”，进而说三道四，冷嘲热讽。其实，这些都是任何人在现实当中无法完全回避的现象，遇到特殊情况，出于对亲朋故交的情义，即使“落入俗套”，也实属正常，无可厚非。所以，我们应该对书法家和评论家笔下的应酬之作给于起码的理解。而且，品评一个人的艺术成就也不能因为人家有很多应酬之作就对其横加指责。

从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而言，任何艺术创作都存在一个创作动机和创作心态的问题。无论是独守书斋之中的“虚静创作”还是大庭广众之下的“炽情创作”，都离不开动机和心态的影响。

古人对动机在书法创作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是很早的。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就说：“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所谓“迫于事”，就是说为情势所迫，环境、心态未必适合，不能应乎自然，随机生发。据载，东晋书家王献之坚持不作应酬之书，即使王公大臣求字也无例外，显然就是王献之认为应酬之作往往是迫于外在压力，而非内在动机，故不便发挥自身实际水平。宋代苏轼亦道：“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此外对动机与书法创作的关系阐述得尤为精彩的是清代的周星莲和刘熙载。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正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也说：“信笔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随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从周星莲的论述可以看出，动机太强则创作效果反而不佳。而刘熙载则认为，动机太强抑或太弱，皆不利于自身创作水平的正常发挥，勉为其难，无法淋漓尽致。只有动机的强度适中，方可创作出比较好的艺术作品。这一思想显然是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是互相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就动机与解决问题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太弱，人的潜能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对比较差；如果动机太强，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反差太大，思路陷入狭窄状态，人的机体各部分不能有效协调，因此解决问题效率也相对较差。只有中等强度的动机下，解决问题的效率最好。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像张旭怀素大醉之后狂呼奔走下笔作书则又另当别论。

心态和情绪对书法创作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古人论述情绪和心态与书法创作的关系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首先，古人认为，书写内容对书作者的情绪状态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写悲则悲”、“写忧则忧”。孙过庭在《书谱》中说道：“（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过庭通过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分析，道出了书写内容对书写者情绪的暗示作用。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后世根据传世作品的书写内容做的臆测，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作品，确实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感受。其次，古人认为，不同情绪状态下，其书法风格亦有相应的变化。对此，元代的陈怿曾在《翰林要诀》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再次，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韩愈就说过“词必己出，不平则鸣”的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从古至今那些具有艺术天分和艺术良知的人，他们不仅能够从内心中、骨子里虔诚地对待艺术，苦干实干再加巧干，他们对于艺术创作的分寸和尺度的把握也必然是有其自身的利弊权衡和个性特点的。他们在一生当中，有艺术精品，也会有应酬之作。我们推崇他们的艺术精品，也不必对其应酬之作过多苛责。精品更多是倾向于艺术，而应酬则是为了谋生，生活是一切行为的前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说了，从某种角度而言，有多少精品力作又何尝不是从大量的应酬之作当中筛选沉淀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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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打造经典”和“推出大家”



　　

　　

　　 傅德锋





　　

　　

　　 自从张海先生的《努力以经典和大家推动中国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一文发表之后，书坛上便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经典与大家”问题的专题大讨论，各大专业报刊纷纷开辟专版刊发有关文章。大家知道，张海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中国书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健康有序发展、如何打造新时代的经典作品和推出书坛大家作的一种现实、全面而深刻的思考。笔者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很受启发，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们看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书法水平如何，关键就是看这个历史时期有没有产生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和代表书家，而且在有的朝代，经典作品与书法大家还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一件、两件或一位、两位。像三国、魏晋、唐代、宋代和明清时期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些朝代，几乎同时有好多位甚至十数位具有代表意义的书家活跃在书坛上，连同他们的代表作品，相互依托，褶褶生辉，共同演奏出时代的强音，百代流芳，千古传颂。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今天，随着世界的和平，社会的稳定，科技的昌明，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应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书法界而言，展览文化的兴起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可以说彻底改变了自清朝覆亡、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书法一直处于美术的依附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书法和书法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书法的独立艺术价值得到了社会的重新认识和尊重，书法教育的社会意义日益凸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欣慰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坛出现了几位真实意义上的书法大家，比如毛泽东，舒同、启功、林散之等。但是，他们并不是展览文化推动下产生的书法大家，尤其像舒同和启功两位先生，他们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第一、第三任主席，是对中国书协的争取成立具有开创和发轫之功的，他们都以自己深厚的学问修养、精湛的书艺和高标的器识人品赢得了书界的一致推重。他们的书法实践和为中国书协所作出的努力，为书法展览文化在我国的迅速崛起和盛行作了有益的铺垫。而他们的相继谢世，也使得当代书坛“大师缺席”，为之减色不少。因此，打造经典与推出大家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新一代书法人的身上。

关于“打造经典与推出大家”的话题，一直是今年以来书坛上的一个焦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不一。有人说，经典作品不是想打造就能打造出来的，而书法大家也不是想推出就能人为推出的，因为，通观书史，凡是能称得上“经典”的作品，都是经受过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与经典作品对应的大家也是如此。我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并无可厚非，因为经典和大家绝不是靠自我加冕的方式来实现的，也不是书法家相互之间随意给对方戴一顶漂亮的帽子就可以完成的，它确实需要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与认可。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仅仅去计较与考虑打造和推出的“经典与大家”究竟能否经受住历史考验的问题（注意，我这里指的是不“仅仅考虑”，而不是指“绝对不考虑”），而是在客观条件基本具备的前提下，在主观上是否对“打造经典”与“推出大家”加以重视的态度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在社会上竭力去营造一种适合产生和推出“经典与大家”的良好书法氛围。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态度决定行动，做与不做是立场问题，做好做坏是方法问题，我们只要本着重视这一问题的立场，尽量争取采取正确的方法，至于结果究竟如何，那就将它留给时间去加以鉴别。艺术精神需要有人来提倡，需要具备足以能引领群流的饱学和智能之士来进行倡导。如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和苏轼，他们先后对匡正当时的文风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他们的亲自实践和倡导下，使得当时奢丽浮靡、险怪奇涩的文风彻底得到了改观，文坛风气一时为之振作。在书法史上，欧阳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书法理论的建树上。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与身体力行的文学家，也是宋朝建立后百余年，真正对日益衰弱的书法现状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不断为之呐喊的第一人。他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对于当时书法的革新愿望也是非常迫切的。他虽以书法自娱，但却对书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以致他周围的蔡襄、唐询、苏舜元兄弟、文彦博、韩琦、刘敞等都在其带动下研习书法，并形成了探讨书法的良好气氛。

欧阳文忠提倡“文道并重”的观点，倡导“重理明道，由技进道”，尤其是“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在跋李邕书之中认为“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能够通过对李邕书法的研习而领悟到“得意忘形”之理。他主张博物穷通，以少悟多，在实践中感受和体察书道的本质之理，如他的有名的“转笔贵熟”说等，就是自己临池当中的收获。作为一代硕儒，欧公对文道、书道关系是极为明确的，他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强调道德文章时，更为注重“经世致用”之功用。欧阳修反对士人专一于书学而忽略修身之本，不赞同那种“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的舍本逐末倾向。他强调书法里的人格形象，身为理学开山，对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是仰慕已久。他认为艺术家若内有所养则形诸外者必然不俗，内实更重于外饰。他的这些书学思想，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对我们今天学习书法不无启发。欧阳修在一生当中一边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一边在文学和书法（尤其是书法理论）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经常为别人撰文作序，竭力为当时社会推举人才、选拔贤能，其德艺人品，广为后世所称颂。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有欧阳修这样的深具历史眼光和艺术水平的人物来为书坛张目。也许直到目前为止，书坛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贤达，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将来。

欧阳修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苏轼，而苏轼一方面承传了欧公衣钵，一方面又有所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精辟见解，又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黄庭坚、秦观等。为北宋时期“尚意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在唐代，也正是因为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并创立“书学”、开设“鸿文馆”，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书学风气。继“初唐四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和张旭之后，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孙过庭、释智永等书法大家，在他们的笔下，给后世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法书精品。由此可见，良好的社会风气、书学氛围的建立对一个时代的书法发展具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而社会风气、书学氛围的建立又与该时代的文化代表人物的影响、培养与带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目前这种社会氛围下，大力提倡“打造经典，推出大家”，是十分必要的，书坛上既然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就不能将它仅仅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喊上一阵，然后草草了事，而是要正确地客观务实地来看待。要分清时下书坛的利弊得失，祛除那些浮躁的不成熟的学书思想，扬长避短，勤勉精进，为中国书法在新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笔者分析认为，目前书坛基本存在四利四弊：

一、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及其主导下的书法展览文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书法人才，奠定了坚实的书法群众基础，为今后书法事业的进一步走向繁荣发展做好了有益的铺垫。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功绩，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是十分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是，一些艺术水平平庸而心胸狭隘的官员依靠手中权柄跻身书协，上下其手，对一些真正的书法人才施以打击、压制之手段，任人、举贤“唯亲”，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书法家和爱好者的感情，损坏了书协的形象。一些地方书协在这些人的把持和操控下，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一贯制，客观上严重阻碍着当地书法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那些真正有水平、既有事业心又有办事能力的人士却得不到重用，致使人才外流和人才资源浪费，从而导致全国各地书法整体实力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建议有这种情况的地区有关部门，能够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让书协组织能够真正发挥艺术团体的应有职能，确保当地书法事业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在各种中外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有力于促进书法风格的多样并存。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思想得到解放。反映到书法方面，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碑帖并重、流行与经典互融，使得当代书法在各种书法理论观念的导引下，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良好趋势，这是符合艺术发展的本质精神与客观规律的。但是，伴随着各种书法“主义”、“流派”的纷纷登场，也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尤其是一些西方文艺理论的介入，虽然对新的历史时期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构建不无补益，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在有意无意中造成了对中国书法的异化，书法及其理论的民族特色不幸被削弱了。人们在努力抬高中国书法的国际地位的同时，却又将其推向了边缘地带。在书法品评方面，失却了相应的审美评判价值标准，到底孰优孰劣，究竟是好是坏，似乎一时之间突然变得没有了依据，书法界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书法人在学习和创作方面亦步亦趋，无所适从，只好跟着展览的风向标兜来转去，严重缺乏独立的学书思想和艺术创作品格。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广大书法人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注重个人人格精神的塑造，全面提升自己的分析鉴别能力，不为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准自己的学书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作为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弘扬者，要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力，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文艺理论，要本着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正确原则，区别对待，择其善者而用之，其不善者则避之。

三、书法展览的频繁举办，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交流，给越来越多的书法人提供了展示艺术才华、脱颖而出的舞台，但也由此造成了书法人普遍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心理。一般而言，目前书坛上活跃的中青年书法家甚至是一些老年书法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参与全国大展在书坛上显露头角从而走向社会的，但我们同时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那就是我们愈来愈感觉到，全国大展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权威性”，以往只要在全国大展上获奖甚至入展一至两次，就能“名扬书坛”，但在今天，即使入展三五次甚至更多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书法队伍的不断扩大，竞争越来越激烈，书坛人才的新陈代谢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也因为好多书法人早已被层出不穷的书法展览改造成了“应试型”的平面人才，而知识结构日益狭窄，综合素养日趋低下，为书法而书法，创作沦为制作，有的书法人为了入选获奖，甚至“跟风”剽窃，不择手段。而有的地方性书协组织为了急于搞出所谓“文化政绩”，不惜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人为制造书坛泡沫，出现一种书法整体实力的“虚高”现象，不同程度地损坏了书协和权威大展的形象。建议中国书协适当调整或减少展览的次数，尽量拉大展览之间的距离，给书法人以足够的学习空间。同时还需进一步加强展览的评审监督机制，加强对评委的思想教育和监督测评措施，竭力维护权威大展的公正性、公平性与公开性。而书法人自身也应当加强自身定力，面对展览，要有所选择，正确对待，不仅要努力具备深厚的书内功底，还需要不断加强书外功的修炼，要让自己的书法具备相应的文化支撑，这样才能保持较大的发展空间。

四、书法传媒的发达，一方面有力促进了群体间的交流和艺术成果的迅速传播，但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舆论误导和书家之间的近亲繁殖。当代的书法传媒有两种，即传统纸媒与书法网络，两者互依共存，各有利弊。前者较后者封闭，但质量比较稳定；后者较前者开放，但水平参差不齐。长处是容量大，传播速度及时迅速。按理说，媒体对于介绍古今书家，展示书法作品，传播书法信息，可谓功不可没。但也由于自身生存的压力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编辑人员的水准等因素影响，在作品及评论介绍文章的刊发方面有所失误，使得很多欠水准的作品及文章大量传播，从而对那些尚缺乏分析和辨识能力的书法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导。一些刚会涂鸦的官员和游走江湖的投机之士被肆意鼓吹为“书法大师”，其不堪入目的信手之作被誉为“得意之作”，以次充好，良莠不分，泥沙俱下，混淆视听，以致造成了人们对“大师”与“得意之作”的普遍反感。因此，建议媒体要加强管理，提高艺术品味，切实维护自身形象，为书法事业的真正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平心而论，书法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书法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媒体，如果能够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是非常有利于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理论与创作水平的，但它一方面在给书法人带来方便与快捷的同时，又造成了书法人在学习和创作方面的近亲繁殖，一个书家或书法理论家的最新创作与研究成果刚一面世，通过媒体迅速传播，便马上引起很多人的因袭和模仿，这种因袭与模仿则导致不同地域之间书风的基本雷同，不利于书法风格的多元发展。但这却不能归罪于书法媒体，问题还是出在书法人自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打造经典与推出大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从团体到个人，从媒体到读者，都必须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和谐共处，通力协作，让真善美的东西永放光芒，让假恶丑的东西无处藏身，匡正书坛风气，营造良好氛围。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打造出真正的时代意义上的“经典”，才可能推出真正的时代意义上的“大家”。因为我们心目中的经典，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传统功底，还必须有独立的艺术品格（或曰创新精神）；我们心目中的大家，既要有真正具备“代表意义”的作品传世，又要有丰厚的文化支撑，还必须具备令人景仰的品德修养。如果失去这些，那么，即使那些所谓的“得意之作”和“书法大师”拥有再多的光环和荣誉，在时间老人的无情考验面前，也就会如同杜工部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本文连载于《羲之书画报》《中国书画报》，并发表于《青少年书法》青年版、被收入西中文先生主编的《时代的呼唤》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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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批评的两个极端和五种误区

　　

　　

　　

　　

傅德锋

　　

　　

　　

　　

　　

　　

　　

书法批评一直是当今书法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其实，自新时期展览文化盛行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就书法批评的方方面面多有探讨和论述。笔者为此也曾撰有《直面当代书法批评》《论书法批评的障碍》《批评不是把人搞倒，而应是成人之美》等文章发表在专业报刊和各大书法论坛，引起了普遍的讨论和争议。

　　

　　

　　

　　

　　

相对于美术批评和文学批评而言，很显然，书法批评更加难以开展，可谓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颇具胆识和品艺修养的人，在书法批评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可喜成绩。

　　

　　

　　

　　

　　

我认为，书法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出现以下两个极端并陷入五个误区：

　　

　　

　　

　　

　　

极端之一：处处叫好，吹捧无度。因为面对大家、名家，或者是自己的领导，或者是自己的老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同学，这种情况就很难避免。要么是慑于大家、名家与导师和领导的声望或权势，不敢或不便直言，唯恐开罪于他人，影响到自己。所以，不如叫好捧场，皆大欢喜。但这么做的后果是，当事人听不到真正好的意见和建议，往往蒙在鼓里，“自得其乐”，不利于自己的提高和发展。况且，吹捧过誉之词一旦泛滥，艺术审美与评判精神必将被慢慢消解，创作者从此紫雾绕身，飘飘欲仙，心生怠慢，忘乎所以，不知今夕何夕……就会像“温水煮蛤蟆”那样，最终被“倾情”捧杀。

　　

　　

　　

　　

　　

极端之二：处处贬损，全盘否定。此种情况如果除去某种变态心理，一般出现在或者和自己有怨恨过节，或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的人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批评总有相应的动机和目的。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自古至今亦多有文人相重的情况存在。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一生当中一边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一边在文学和书法（尤其是书法理论）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经常为别人撰文作序，竭力为当时社会推举人才、选拔贤能，其德艺人品，广为后世所称颂。由于苏轼过人的才华，欧阳修作为主考，面对苏轼的文章，也不竟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见，欧阳文忠知人识才的眼力极其敏锐，其选拨贤能的胸襟也是十分开阔的。然而，当下书坛，却存在有一种恶俗现象，那就是，一旦遇到与自己观点见解不一致或者有恩怨过节和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者，就乱打棍子，或者冷嘲热讽，旁敲侧击；或者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或者无论好坏优劣，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打击，全盘否定。有的甚至演变为严重的人身攻击，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棒杀！

　　

　　

　　

　　

　　

这种绝对极端化的吹捧抬高和无情棒杀，都不是批评的应有之意，鉴于此问题我已在文首所提到的几篇文章中详细加以分析和讨论，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批评的极端化（即捧杀和棒杀）有其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心理根源，但细究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外乎经常陷入以下五个误区的结果：

　　

　　

　　

　　

　　

误区A：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种情况表现为，面对他人的作品或是文章，仅凭自己有限的见识和眼力，想哪说哪，只顾图自己的痛快，却无视他人的感受。你是雄强的，就说你一味霸悍，不够柔婉；你是细腻的，就说你缺乏豪气，不够放达。你的文章有持肯定态度的，就说你溜须拍马，恭维奉承；你的文章有持反对意见的，就说你有意拆台，滋事找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出现这种情况，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批评者本身缺乏全面的艺术修养，自身见识和鉴赏能力有限，勉为其难，自以为是。何况书法作品和文章本身风格多样，观点各异，见仁见智，实属正常。总之，此类现象尚在情有可原之列，无知者无畏，不知者不怪，一看了之，一笑了事，并无大碍。因此，建议那些涉及批评行业不深者，在评论他人时，一定要慎言谨行。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误区B：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这种情况表现为，某些人对他人的文章开展所谓的批评时，有意歪曲事实，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偷梁换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打个比方，其实，一幅作品当中的某几个字或者一篇文章当中的某几句话，单独挑出来来看，或许很扎眼，形似败笔，不够稳妥。但将其放到整幅作品和全篇之中，却甚为和谐，甚至有可能会是点睛之笔。如果批评者是出于艺术修养、见识和眼力等等的局限，勉强为之，倒在情有可原之列，建议此类人要加强学习，提高鉴赏阅读能力，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朝一日方有可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若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可能就是做人方面有欠厚道了！此属于道德范畴，故在此不再展开。

　　

　　

　　

　　

　　

误区C:任情使性，颐指气使。这种情况表现为，有的人出于嫉贤妒能心理作祟，对他人抱有极端的不服心理，为了很快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托艺术批评之名，行损人利己之事。其实，老子有言：“祸福相依”，“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损人者，往往自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咎由自取，惹火烧身，自食其果，得不偿失！不过，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见。我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况越少越好，最好烟消云散，销声匿迹……因为这和真正的艺术批评毫不相干。

　　

　　

　　

　　

　　

误区D：小肚鸡肠，缺乏胸襟。这种情况在批评的双方都有相应程度的存在。这也是书法批评的提出和能否被接受的一个关键所在。对于批评者，要祛除私心，本着艺术批评的根本规律客观公允地展开批评。批评者自身首相不能小肚鸡肠，缺乏胸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之亦然。我这里还要继续强调我的一个批评观点，那就是，无论怎么批评，首先要给批评对象以起码的尊重。既要尊重对方的人格，更要尊重他人为艺术所付出的种种艰辛。

　　

　　

　　

　　

　　

人性当中，本来就有喜欢赞美而不易接受批评的弱点，如果不讲究批评的态度、策略和方式方法，就往往适得其反。话说回来，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当你在批评他人时，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处境和感受，批评也要掌握好分寸和尺度。作为被批评者，如果你事先尊重了人家的人格和劳动成果，你又以比较坦诚的态度展开批评，即使话说的有点过，对方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人家不一定接受，至少也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一通指斥，把人家贬得一无是处，并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高明，那这种批评方式估计很少有人会愿意接受。试想，如果有人也采取这种方式来批评自己，那你将会如何呢？！

　　

　　

　　

　　

　　

作为被批评者，除去那种有意的贬损式的所谓批评之外，对坦诚的批评要有一种勇于接受的胸襟和气量，不能丝毫受不了他人的任何批评。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人为镜，可以照己，以史为镜，可以明心。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十分有助于自身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思考和看待问题，更会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只要他人不对你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在艺术的范畴内，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意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你任何批评意见都不愿接受，估计，这种人也不是什么正常人。我想，其实批评的不尽人意，更多地时候来自于批评者批评方式的缺乏艺术性。

　　

　　

　　

　　

　　

误区F：随意批评，缺乏典型。艺术批评要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要有普遍的影响力和社会意义。不是任何批评都可以构成真正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批评。批评对象缺乏代表性，太过于普通（主要指艺术成就），那这种批评，即使讲得再怎么“妙语连珠，精彩绝伦”，也很少会具有指导意义，最终会演变为一种说教式的空洞之谈。也会为他人所不屑。因此，从批评对象和批评事件的选取，也完全可以体现出一个批评者的眼光和品位。

　　

　　

　　

　　

　　

综上所述，我认为，书法批评能否尽快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除了社会体制、官本位思想等等因素的制约之外，与从事批评者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有关系。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的充分结合，往往才可以弱化和消解这种矛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具有较深的体会，工作生活中的批评的开展都需要讲求艺术性，而社会也正是在人们互相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的，那么，艺术批评岂不是更需要讲究艺术性？！作为批评者本人，如果能够谦虚低调，正确地估价自身，在批评他人时，尊重对方，讲究方法，注重批评的艺术性，被批评者一般都是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的，如此，则书法批评的某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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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书法的“美”“丑”之争

　　

　　

　　

傅德锋

　　

　　

　　

　　

　　

关于书法的“美”“丑”之争，一直是自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书法展览文化兴起之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书法界对继承取法正统意义上的经典碑帖和民间书法一直存在一种分歧。主张学习民间书法的人认为，正统意义上的经典碑帖在技法技巧等各个方面已几近完备，很难突破。而民间书法由于在很多方面还不尽成熟，正好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启发，进而挖掘出新的东西来，能够写出更为适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的具有新意象新感觉的作品来。但由于很多取法民间书法的书家所创作的一些作品偏偏很难适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大众欣赏群体认为只有像二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这些书家笔下的雅俗共赏的作品才是好的，才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平心而论，在书法由实用转向以审美为主的视觉艺术，书法从传统的书斋式的案头把玩进入现代化展厅从而特别注重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以来，很多具有探索精神的书法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民间书法，创作出了很多意象独特和传统书法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给人们以新的视觉冲击和审美感受。但不可否认，在一些人笔下也确实存在大量的缺乏传统根基的不堪入目的信笔涂鸦之作，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欣赏者以美的享受。也恰恰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造型怪异的作品经常在全国各种书展上入选获奖，无形中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使得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以此为高以此为美，趋之若鹜，东施效颦，以致此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人为此担忧，大胆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从引导初学者学习的特殊角度而言，这显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下面笔者就最近在网络上的一个书法吧发生的一次关于书法“美”“丑”之争的话题进行一些分析。鉴于行文的需要，不得不大段引用，请读者勿以为赘。

　　

　　

　　

一位叫王天鸣的网友的帖子里面说：

　　

“改革开放形势下文化环境的宽松和包容也是滋生艺术垃圾的因素之一，不仅仅是书法界，电影、戏剧、音乐、绘画、均在这30年涌现出了很多的笑话，有多少号称这大师、那大师的家伙嚼外国人的甘蔗渣，热外国人的‘文化’剩饭。你看看南方的一些电视节目，一大群瞪着无知的大眼睛的傻呼呼的美女主持和穿着稀奇古怪、花里胡哨服装的假娘们(上海人叫‘娘娘腔’），不男不女的小伙子们带着几百名同样瞪着无知的大眼睛的高中生、大学生‘哇塞’‘哇塞’‘哇——————’（至少他们或者她们不知道‘哇塞’是粗话），无知的观众培养出了像‘小沈阳’‘李宇春’‘周结巴’这样的货色”。这位网友以上所谈到的的确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发生在娱乐界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到底好不好？的确需要我们深思。我们知道，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包容，确实有助于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同时也会诞生很多畸形怪胎，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不是企图去完全杜绝这些，而是面对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各种现象如何客观、理智、公正、无私地去分析、评价、对待，如何正确地引导尚缺乏分析辨别能力的青少年。有的人反对别人指指点点，认为大家都是具有不同的分析辨别能力的，谁要站出来说话，谁就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其实不然，由于每个人的先天禀赋、生活环境、所受的教育、理解认识能力（其中当然也包括年龄因素）的千差万别，实质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普通人和那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相比起来绝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政治巨人和文化巨人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具体到书法上，试问有几个学习书法的人会不受古今那些书法家和理论家的影响？就是所谓的“民间书法”也是古代具体的个体创造出来的，不会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尤其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广大青少年来说，正确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是绝不可少的。可以说，是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什么样的人，至少基础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文化知识结构。因此说，王天鸣的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这位网友接着论述道：“书法、绘画界怎么能幸免呢？任意涂抹的造型叫‘新文人画’，用老年痴呆的颤笔划出的线条可不就得叫‘现代书法’？大糟老头子留上花白的长头发（或者剃个光头）可不就得叫‘艺术家’？审美习惯的培养很简单，民国以前的病态男人喜欢小脚女人，清朝的男人认为留上大辫子美不可言，从幼儿班开始就让孩子们每天模仿‘小沈阳’，长大后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的做派才叫‘纯爷们儿——嚎’，丑书天天看，课堂天天教，（当然请上述的大家们授课。笔者注：此处指王天鸣在文中提到的一些‘丑书家’），2040年的一天，书法研究生班的一个学生虔诚地问导师：王羲之是谁？到那一天，164楼（笔者注：指一个很年轻但却出言粗俗的跟帖者）那个‘无知的小辈’会说，‘哇塞，丑书好好看，好好漂亮吔’，遗憾的是，你肯定能看见那一天！！！！”对王天鸣网友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所谓的“丑书”能够在国家级大展上频频入选获奖，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追棒，就说明非议“丑书”的人压根儿看不懂所谓的“丑书”，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只知道二王一路的“美书”之美，是井底之蛙。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还似乎不能武断地认为凡是在大展上入选获奖的作品就一定都是好作品，也不能武断地说，一些人喜欢看“小沈阳”等的节目，喜欢所谓的“丑书”就是毫无道理的。关键还要力求让青少年朋友分清楚何者为雅何者为俗？何者应该深入学习，何者大可一笑了之？传统的经典书风的确不可轻易废弃，主流引导不容忽视。但是对一些探索性的东西也不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待。我想，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书法老师，他一般也不会直接让刚学书法的青少年练习自己擅长的那种夸张变形、粗头乱服的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不成熟之作，无论自己怎么写，他都应该提醒和指导青少年从传统的经典碑帖学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好的东西迟早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糟糕的东西也必将会遭到大家的无情抛弃……但时下社会上存在的美丑不分、指鹿为马、胡乱吹捧、妄自标榜的不良风气倒是真的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

　　

　　

　　

我们继续看王天鸣的帖子：“范曾大师说：‘装腔作势是最令人讨厌的。现在书法界很多人的字，我认为是装傻。一个书法‘理论家’对人们讲：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写字，一定比你睁着眼写字好。我深深地批判这种观点。要知道，书法艺术、绘画艺术是视觉的艺术，眼睛起着关键的作用，把眼睛蒙起来写字，只会把字写得怪里怪气的。而现在欣赏的标准，就是以怪、以丑、以乱、以脏为准，只要你的字写得怪、乱、脏、丑，就是创意，并且，还有很多“理论家”来分析，说这种创意的构成是多么的奇妙，它是怎么样表现主义、怎么样现象学、怎么样符合柏格森精神学，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他们对柏格森什么都不知道。你到一个书法展，大体上可以看到，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有个性，然而，加起来就是集体无个性，大家都把字写得歪歪斜斜的。一个人走路，如果东倒西歪，只能说明这个人体格不健全、心理不稳重。也有的是天生的，走路是协和步，有人写字也有这个意思。如果讲是天真的傻瓜，他这个简单，比那个装天真、装傻要好。他天生本身就是傻乎乎的，你本来就是个狡猾之徒，从眼神一看，就知道不是东西。你们到书法展览，可以看到无数的这样的作品。”这段文字里面所描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确存在，我们经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当今社会，人们为了迅速成名获取名利，各种“奇招怪术”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只要能够尽快达到出名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对此苦思冥想，煞费苦心。本土的招数不足以招人眼目，就拿洋人的把戏说事，不怕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客观地讲，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无视世界各国文艺思潮、艺术观念的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对国外艺术观念、创作理念的适当借鉴和吸收的确有助于我们开拓自己的思维。但对于书法这种诞生于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度的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来说，却不宜让外国的东西异化书法的民族特色，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还是要遵循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如果大家都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那我们可就真的没什么希望了。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这一代的影响下就会失去民族的自信力。   

　　

　　

　　

再看一段王天鸣的论述：正如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说的那样----“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将好好的字故意写的歪七扭八、如枯枝败草、张牙舞爪，还美其名曰：个性、创新。当然我并不主张顽古不化，但厌恶不具章法的糟蹋传统文化，先贤的东西还没有继承好，就开始闭门造车、任意胡为，谈什么创新？从何谈起？当今书展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病态，一些丑书、怪书居然得奖，所以逼迫一些书家为了迎合个别所谓的评委的好恶，也在胡写乱画，使当今书坛病入膏肓，真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走上了斜路。‘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这就是当今书坛的真实写照。正如范曾大师所言：如果中国书法按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中国书法没有前途。”读完这段文字，我有这样的看法，全国书展的导向作用无疑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位网友所描述的这种书法现象也并非空穴来风。许多人表示越来越看不懂时下的书法展览上的作品，看不懂众多传媒上琳琅满目的所谓“得意之作”，不知道这些作品究竟好在哪里！我觉得这有三种情况：一是某些欣赏者的确是由于所见不多，欣赏水平不高，看惯了二王、颜柳欧赵，就无法欣赏“二爨”、《好大王碑》和魏晋残纸，甚至看惯了沈度、黄自元和康熙、乾隆的书法，就连二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字都觉得特别别扭。有的人看规矩平整的隶书、唐楷还可以，一见张旭、怀素、徐渭、傅山、王铎的大草，自己不认识，就觉得受不了，认为是胡写乱画。二是个人好恶的影响，只认可自己喜欢的风格，我是写二王的，你写魏碑，我就看不出你的好来；我是写秦汉魏晋的，你写宋元明清，我就觉得你那个太低级，我照样看不出你的好来。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很多深层的原因，有客观上的理解认识不足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唯我独尊思想的作怪。三是一些书家笔下的作品本来就缺乏起码的传统功底，笔下的东西确实很糟糕，的确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由于当下的“造星运动”，往往把这些人抬得很高。利益的驱动使得一些批评家和评委指鹿为马、言不由衷，无限制的吹捧使得一些“皇帝的新装”成为了“惊世骇俗”的“得意之作”。而一些敢于说真话的人一旦指出这些作品的弊端，就会马上招致这些人乃至其门人弟子的围攻。就会以“你根本不懂书法”、“你的欣赏层次太低”“有什么资格来对别人评头论足”等等的说辞来堵反对者的口，这早就是当下书法界司空见惯的事了。

　　

　　

　　

一言以蔽之，关于书法的“美”“丑”之争，说白了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当代书法的主流导向问题。因着书法创作与鉴赏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就使得这种辩论始终都不会有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但笔者的观点是，无论这种争辩最后以什么方式而告终，或者始终延续下去，总比搞“一言堂”要好得多。至少这种争论会不断引起人们的相关思考，也会提醒学习书法的广大青少年朋友们懂得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解读自己心爱的中国书法，让他们不至于受一种尤其是不太正确的艺术欣赏观念的影响而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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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学书杂谈

　　

　　

　　

　　

傅德锋

　　

　　

　　

　　

爱好书法学习书法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故旧新知时时问我，说你平时除了写字还在干什么？我们知道你以前只是搞书法，你怎么突然在这几年又搞起了书法理论批评了呢？我说，其实，书法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要务，其实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读书、写作。事实上，我就是那种既不会不把书法当回事，又不会太把书法当回事的那一类人。书法这个东西，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只能以一种爱好来看待，对此，我自己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学习书法绝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但也绝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书法对于古代的读书人而言，学习它是必需的，因为你需要靠写字来记录文字，你对书写工具别无选择，你只能使用毛笔。何况在科举时代，你的书法不过关也是很难入仕的。文征明和谢晋就是因为书法不过关影响仕途才发奋学书终成一代大家的。现在时代变了，懂不懂书法和书法水平的好坏已经和高考没什么必然联系，书写工具的改变，又使得很多人对毛笔已经十分陌生。他们只要会使用钢笔和键盘就可以了。书法之于我们，成为了需要专门学习的一门艺术，它和实用已经越来越分离开来。

　　

　　

说学书法简单，是因为在当下要成为一个“书法家”实在是太容易了。浮躁的时代孕育了浮躁的书法人，也诞生了浮躁的当下书法。很多年轻人学习书法不几年就可以在“江湖上”一举成名；很多官员富商涂鸦未几，也可以借助自身便利，一夜之间功成名就，成为“名家大师”，在书坛炙手可热，左右群伦；长相好一点的女性，经过一番持续的包装炒作，可以迅速成为大红大紫的“美女书法家”……当下有太多的“书法家”，书法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热闹异常。协会、展赛、媒体、书刊四位一体，像一个规模庞大的现代化“造星工厂”，在这条生产流水线上，每年都会批量“生产”出一大批当下意义上的“书法家”。平心而论，对于更多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书法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进入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社会，进而改变自身处境，的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至于能否在进入社会之后进一步进入历史，那是将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但对于那些已经走进社会，且自身条件十分优越，而自从接触书法，将书法作为进一步谋名取利的工具之后反而因为思想不慎，继而晚节不保身败名裂者，就实在是得不偿失了。说学书法简单，其实简单的不是书法本身，而是学习者对于书法的认识过于简单。以为只要能够出名，可以不择手段，“名成而利至”，其它则可以全然不顾。

　　

　　

说书法复杂，乃是因为，书法并不简单得就是等同于“拿着毛笔写字”。也绝不是简单得只要是别人给自己贴上若干个“标签”就可以成为“书法家”，无怪乎现在的人都很多疑，你说什么，人们都会在心里嘀咕一下：“这是真的吗？”曾经见到很多所谓的书法家，连一些起码的书法常识也没有搞明白，对于其它姊妹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就更是不甚了了。一下笔来，就是老掉牙的那几句名言佳句和几首唐诗宋词，并且在署款时还屡屡出错，张冠李戴，闹出了很多笑话。书法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写字换银子”，别无其他。事实上书法远没有这么简单，学习书法一定得具备丰厚的文化底蕴。你得对文学、历史、哲学等等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看到一些人在书法网络论坛发的帖子，就感觉简直无法和其进行正常的沟通，因为他只认死理，那就是只要是自己不喜欢或是不能理解的东西，他就不能接受。你若是给他讲很多道理，他则很可能会认为你不过是在“掉书袋”，会引起他更大的反感，总而言之一句话，他只认可他自己，他也可以找出诸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正确。

　　

　　

书法网络里面经常发生一些“论辩”，论着论着，就会变成“吵架”。其实，观点不同，可以求同存异，论辩的实质是为了使大家更加全面地发现问题看待问题，而不是一方压倒另外一方。对于书法问题的争论，或单打独斗，或群起围攻，首先要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态度，论辩的双方要尽量能够给与对方以起码的尊重。我一般很少参与网络论辩，倒不完全是因为网络缺乏“严肃的学术”，其实，网络里面也有很多有益的东西，也有很多真正有才气和社会担当的人。我只是不愿参与那种由论辩转化为“对骂”的事情，我觉得那么做的确很无聊。我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尽量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使自己获得一种高雅和充实。至于别人是否认可我的观点，完全可以顺其自然。我对于别人的观点也是如此。一个关于书法问题的论辩，实质上无所谓胜负，败了又能怎样？胜了又将如何？那种拥有太多好胜之心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面对他人的主动退出之后的沉默，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是永远的胜利者，其实是何等的无知和肤浅！艺术上总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人，暴露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怯懦和庸俗。

　　

　　

我对书法的态度，首先是要使自己能够因为和书法为伍而更加快乐，而不是徒增烦恼。对于成名成家这些问题，也会正确看待。很多人往往感叹，说自己“怀才不遇”，“怀才不遇”事，历史上和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更多的人并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原本无才，“有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表现，“不遇”不过是一个必然结果。我总认为，才气是一个人综合修养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仅指某一点和某一个方面。比方说，有的人读了很多书，能够对一些名篇佳作熟稔于胸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才。但是他读了几十年的书，也写不出一篇有思想有价值的文章来，说的全是古人和他人的话，缺乏自己的观点和主见。你说这叫真正的“有才”吗？还有的人，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不能够大胆而智慧地走出去。你说他无才，好像他确实有才；你说他有才，却往往百无一用。所以说，真正的才气，也需要推广。想想孔老夫子和鬼谷子的几个徒弟，像苏秦张仪等等，能够周游列国，纵横捭阖，传达思想，树立威望，实质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充分体现。无能者和偏执者只能抱残守缺，固执己见，怨天尤人，长吁短叹！

　　

　　

我不认为自己“有才”，因为面对古人和前辈，我只感到汗颜。自己尽管读了很多书，但相对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言，自己所接触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而已！自己在书法方面尽管坚持了一二十年，但只是一个兴趣的延续和增长罢了。以前不明书坛就理，热衷于参加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展赛，拿了很多“本本”，获得过各种“标签”。但反躬自省，这些东西之于我，虽不能说是毫无价值，但终究意义不大。人的一生不短也不常长，你若无所追求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中会感觉时间的漫长；但你若珍惜生命珍惜时间，追求高雅探索真理，会时常感到人生的短暂。有时候需要自己勉励自己，但更需要周围的人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有时候自己把自己标榜为什么什么或被他人誉为什么什么，其实不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罢了。其实，在再多的荣誉和头衔、金钱和权势面前，只要是一个明智的人，他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其实自己有几斤几两，都是心知肚明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对每个人来说，除了人的文化精神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获得永恒的，盛极则衰，生老则死，聚合则散，功成则退，此乃自然法则，是万世不变之理。

　　

　　

我们爱好书法学习书法，更多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安慰，以便使自己生活得有品质有充实之感。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书法而使自己患得患失甚至苦不堪言，扪心自问，何苦乃尔？！一个书法人，若能够在平日的工作之余，多读些好书，多写点心得体会，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所感所想传递给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以文章的形式传达给更多的书友，岂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作为我本人，就是把读书、临帖、写作充分结合起来的。我的书法作品，不一定要拿出去频频展示，但我却可以愉悦身心，体验古人的用笔结字，领会古人的技法技巧，以便在写作书法理论和批评文章的时候不至于仅凭想像信口开河。除了读书法本体的书籍报刊之外，多关注文史哲方面的著作，可以开拓自己的思想视野，提高艺术审美水平，不至于使自己总是从书法到书法，一直在书法的圈子里打转。

　　

　　

读书是为了明理，可以祛除愚昧，获得智慧。临帖可以与古人对话，走进历史，获得技法；读书、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悟道的过程，把自己真实的所感所悟形诸文字，就是我对写作的基本理解。拥有这些，并且一贯到底，那么，我还苛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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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进入书协主席团了吗？——关于书协换届引发的相关思考

傅德锋/文




年头年尾，书协换届成为了书坛一个热议的焦点，这个话题几乎牵动着每一个书法人的心。时至今日，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各省书法家协会以及其它地市、县级书法协会，大部分都已成功换届。当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名单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之后，换届之前人们对新的书协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的种种推想和猜测也就随着换届大会的最后落幕戛然而止，悄然冰释……面对进入眼帘的新一届书协主席团成员赫然在目的名单，人们各自的内心都不免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不论有什么样的看法，也都必须承认已经呈现的现实。



一举胜出之后的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可谓“志得意满，踌躇满志”，一些人大有大刀阔斧、厉兵秣马以图大业的气概，有人甚至也产生“普天之下，舍我其谁？”之感，无论如何，总免不了要奔走相告，“弹冠相庆”一番。那些落选的人士，虽说名落孙山，不幸出局，但为了今后的前途，即便心有芥蒂，也大多会很快调整心态，对新的领导们问好称贺。广大会员们更是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和新的主席团成员紧密靠拢，以期得到他们的关照和推举。当然，也有个别心胸狭隘的人士，因为自己“对手”的上台，而心生郁闷，暗地里咬牙切齿，但面对既定事实，也是无可奈何，只好耐心等待下一轮的角逐。



书协换届何以如此牵动人心？原因不外乎如下两点：



一、书协换届对全国书法界或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市一县书法事业今后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说，学习书法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一个地区书法风气的好坏往往会影响到每个个人，而地域书法风气的好坏又与书法协会的领导成员的综合素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又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当代书法毕竟进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展览和协会”时代。协会代表官方意志，代表官方意志的书法协会所操控的展览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权威和高度”（是否全然如此，先不做讨论，至少大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因此说，协会将来如何开展工作，展览如何合理举办，书协的主席团就是直接的管理者，由什么样的人来组成这个班子，就必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



二、书协换届关系到很多人的个人利益。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书以人贵”，“主席的最好”这个说法，尽管不无“调侃和讥讽”之意，但也已经成为了许多“收藏界”人士的“口头禅”。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会员，这些都是一些“社会身份”的“认定”，是也罢，非也罢，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你进入主席团了吗？进入了，也就将暗示着你的书法会迅速地在全国或者某一个局部地区“火”起来，成为人们追捧的热门，也许你就会从此“咸鱼翻身，鱼跃龙门”了，古人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苦日子”算是终于熬到头了，迎来的将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明天。而那些不幸被换届选举淘汰出局的人士，要么是往日的风光黯然失色，要么是未来的前景尚很渺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当代书法人的成功之路，走展览和协会的路子是很多人所无法回避的，而且大量的事实表明，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成功地走了出去。撇开艺术上是否真正成功不谈，仅就个体介入社会而言，协会与展览之功效委实不可小觑！艺术成就只有依靠时间和历史才能作出公正的鉴别，但个体在有生之年的“成功”与否，却不得不凭借现有的诸多社会条件的综合推动。尽管说这种“综合推动”的结果不完全等于个体的真实的艺术成就，但个体的艺术成就的将来的认定，必然会以今日的“综合推动”的结果作为基本依据。失去了这个根本依据，将来的“认定”，也就显得更其渺茫。故人们对时下社会身份的追捧和竞争既是在为解决身前的实际问题做努力，也是在为生后的艺术认证做准备。



平心而论，社会既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协会和展览现象，我们就必须正确面对，无视这种现象和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无疑是不客观的。任何一个书法人都有理由和资格在这个新的社会平台上登台亮相，展示自我。但由于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竞争，平均分配的社会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没有竞争，社会就无法进步，但有了竞争，同时也就会出现很多实际问题。因此说，人是在矛盾中不断成长的，社会是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能否解决好各种各样的矛盾，从而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既然是社会性的竞争，就会不仅仅局限于“书法”一技的竞争，而是综合素质和整个社会关系的整体较量。



书法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依靠书法介入社会，就会引发各种社会关系的介入。书法上的成就需要以艺术功力和综合素养作为基础，但在实际竞争过程当中，地位和身份、权势和金钱都会掺杂于其中，良性竞争之外，还有恶性竞争。好的身后名声尽管大部分取决于良性竞争的结果，但也不乏恶性竞争的力量因素的存在。尤其是一个人在生前的利益的有无和多寡，更不可能把某些“恶性”竞争的因素排除在外。因为机会对于每个人不是均等的，能否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赢得机遇和平台，其实是社会显规则和潜规则在起着交替作用。我们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他为了争取皇位，也不得不发动那场手足相残的“玄武门事变”。李世民在位数十年，励精图治，有了“开元盛世”那样的清平社会。他在书法方面贡献之大，世所公认。王羲之一代书圣的地位假如少了李世民的“尊王”之举，也就会为之减色。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看，李世民何其伟大，但从家庭亲情的角度而言，他也不乏残忍与无情的一面。这就是社会竞争的复杂性，不可避免。



文化界的竞争也是一样，不可能就文艺谈文艺。纯粹的艺术之争，不过是观念之争，文人之间打打“口水仗”而已，不会伤筋动骨；而身份与地位之争，往往是权利之争，不免带着一些“血腥”的味道。战场上的拼杀，往往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而文化人之间的权利之争，则更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笔管、口舌挥运鼓噪之间，可以“杀人”于无形。这就是笔杆子的厉害所在。



书法界的各种竞争，说白了，也就是利益之争。群体也好，个体也罢，总免不了一番综合实力的较量。写好字是一回事，而当书官，做主席、理事之类则又是另一回事。一个“草根”，身处弱势群体，你就是书法水平再高，在社会竞争当中，也很难占据优势。而一个有社会背景的人，他纵然书法水平再低，在社会竞争当中，也大有胜出的可能。书法在这种形式的社会竞争当中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师出有名”的角色。借书法的名义，可以达到更多的真实目的。



从当下书坛的主流而言，大部分书法协会的主席、理事在德艺两方面都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但其中也不乏洪水摸鱼、滥竽充数之辈。某些主席团成员或者创作委员，书法水平差强人意甚至一塌糊涂，何谈书法？某些学术委员压根不会写文章，也少有文章发表，何谈学术？！但这些人往往大多有钱有势，可以左右逢源呼风唤雨，可以上下其手玩弄权术，对此，你也是无可奈何！有很多创作和理论水平很高的人士，就是因为无钱无势，反而在艺术上遭人嫉妒，处在被排斥甚至是“打击、压制”的位置上。不要说当什么主席、副主席，就是当个理事、委员也比登天还难。这就是社会的“潜规则”在作祟。按理说，抓创作的书协领导，理应是书法创作上的精锐高手，而抓学术的领导也理应是理论批评方面的行家里手，除此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还要是那种较具公心的心胸坦荡之士。但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内心之中的企盼和渴望。事实上，那些在广大书法人心目中不称职的书协领导们，即使再怎么飞扬跋扈炙手可热，随着自己的逐渐老去和书协的不断换届，就比较应验杜工部的这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何种级别的书法协会，都会有人堂而皇之地占据相应的位置。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是为失职。因此，建言那些在换届之中一举胜出且走马上任的书协领导们，希望你们新官上任之后的“三把火”不是烧向书法上的弱势群体，而应该烧向各种愈演愈烈的书坛不良现象，把本来已经比较混乱的书坛来一个更为合理且众望所归的改组和清理。从而带领好协会，办好展览，把自身所在的书法事业发展壮大，尽可能让每一个真心热爱书法的人士，真正切切地感受到来自新一届协会和展览的关心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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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于书法人的“论持久战”

傅德锋/文



日常书友相聚，常常有人感叹，如今书法协会大多由官员、商人把持，展览竞争异常激烈，自己身处弱势，何年何月方能在当今书坛显山露水，占据一席之地？我则答之曰：“放平心态，‘论持久战’”。



其实这也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话说回来，世间之事，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世事的变迁发生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爱好书法是一种好事，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修身养性，可以历炼一个人的精神和意志。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也希望能够凭借某种爱好或者特长来改变一下自身的处境，这些想法无可厚非，都可以理解。



但是，在书法圈内想抛头露面，也不是一踿而就的事，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磨练过程。急不得又慢不得。过急，“欲速则不达”，过慢，则生懈怠之心，人生短暂，倏忽而过，所以凡事还得讲求一些策略。
书坛之上，全国有全国的名家罩着，各省有各省的名家罩着，哪怕是一个地区一个小县，也无一例外，有当地的“斗方名士”罩着，你想出来，绝非易事。



持久战的前提必须是自己本身能够熬得住，耗得起，首先心态要平和，在年龄上还要占据绝对优势。可眼下许多弱势书法人的烦恼则在于一无权势，二无财力，三无身份，四无地位，“四无”人士有的只是对书法的热爱和自身的艺术才气。



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成名需赶早”，可要想早日成名，又谈何容易？！那些有社会背景的人，即便是学书未几，初出茅庐，也会利用自身优势，入展获奖、出书上报。投名师，办巡展，集中火力，闪电战术，可以享受迅速成名，如坐火箭般的快感。在现实社会当中，锦上添花远远多于雪中送炭。那些觥筹交错的往来应酬当中反映出多少世故人情……



有一句话说得其实比较实在，那就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比较刺耳，但实际上道出了朋友之间交往的本质所在。利益并非是仅仅以权势和金钱来衡量，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一个人要受人尊重和赏识，总要占着一头，要有相应的“过人之处”方可。否则，只有同情和可怜。而任何有志之士是不屑于被人同情和可怜的。经济上的落伍不等于思想上的落伍，一个人的价值体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自身不努力，要受人尊重，何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再好的朋友，当你全面落伍之后也大多会悄然离你而去……



作为弱势群体的书法人，首先要看清书坛形势，明白自己该想什么不该想什么，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无的放矢，空耗岁月。任何人最需要的是首先解决好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衣食住行得靠自己，不能有老是依赖别人的想法。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之上，励精图治，养精蓄锐，方能相机而动，厚积薄发。



假如只是把书法仅仅当作一种爱好，那就大可不必苦思冥想煞费苦心，你只需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当你要是想在书法上有所建树甚至要在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那就需要通盘考虑。



书法人的基础是书法功力的锤炼，要以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从事理论研究的自然要以理论成果（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就需要不断的长期的积累。因为不占据其他书法之外的优势，所以就要在书法本体上狠下功夫。常言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陈代谢，新老交替乃是万世不变之理。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有把握新的时机的能力和运气。任何人都有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最终离开眼前的花花世界。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占据在某个位置上不下来，他要下来，你就有可能会上去，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



事实上，从近年来书坛发生的一些人员构成方面的微妙变化来看，老一辈书法家已经逐渐淡出书坛。曾经的新一代书法家也已经功成名就，不再过于热衷书坛角逐。新生代书家脱颖而出，风头强劲，引领一时之风骚，这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常说，年轻就是一种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因为年轻，接受新观念新思潮就比较快，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办事讲求效率，因此更有可能有所作为。可能一时之间面对众多名家大腕，新生精锐，感觉压力很大。但反过来想想，他们的成功不也包含着许许多多辛勤的劳作和付出吗？



除了那些“富二代”，他们无需太多努力和付出即可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更多的人都是在不断的打拼中，在不断的遭受磨难和挫折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但生活品质也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的丰富与否，历史对艺术家的取舍也绝不是仅仅青睐于富豪和权贵。作品毕竟是第一位的。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和书协、展览从思想情绪上对立起来。我们只需认清协会和展览的实质即可。别人走过的路，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但却是可以作为借鉴的。爱好书法不一定要依靠书法过日子，能依靠固然无可厚非，依靠不了，就不要死钻牛角尖，条条道路通罗马，换个方式未尝不可，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权贵富人一日三餐鸡鸭鱼肉，我们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也没什么不好。广厦千间，夜眠八尺，死后都是一包黄土。因此说，什么事情都要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心态才好平衡，生活方有快乐。



许多人一生忙忙碌碌，争名夺利，有的还未来得及享受生活，突然之间就撒手西去了，留下的还有什么？有的人尽管生活清贫，但一生健健康康，坦坦荡荡，来去明白，不也是一种优美的风景？假如能作为一个智者，且在艺术上有所造就，即使清贫，也会悠然自得，其乐融融。



对于世间之事，要能够以辩证的心态来看待。一个人的一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无可挑剔。而作为弱势群体的书法人，假使让自己的爱好真真切切地给自己带来了生活的快乐，而让那些以书法的名义制造的种种不良事端远离自己，我认为你就已经是一个特殊意义上成功人士了。



诗人艾青有这样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而我要说，“为什么我们心中常怀希望，是因为我们对书法爱得太深”……

jssh365

书法人的贫富差距何以如此之大？


傅德锋/文



近年来，经常在全国各地走动，接触到不少的书法家，他们的生活状态虽说有一定差异，但很多人总体上都已经达到了比较丰裕的生活水平。好房好车等等，这些最能体现自身经济实力的物件可谓一应俱全。招待客人时的豪华宴席，时常可以一掷千金。尽管说他们的财富不一定完全来自于书法，但书法在他们从默默无闻的平常之人一跃而成为社会新贵的过程当中却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样是书法家，有更多的人尚处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水平线上，房子或买或租，大多是蜗居。车子除了自行车，顶多置一辆摩托车而已。朋友来了，要么在家里吃顿便饭，要么随便在某个小饭馆撮一顿完事。不要说依靠书法发家致富，就是连日常的笔墨纸张之类的开销也难以自给自足，还要经常当“三赔”（赔纸、赔墨、赔时间），给欣赏自己的人写作品。家庭开支捉襟见肘，一掷千金何敢奢望？



当然，我这里不是提倡和鼓励人们都去一掷千金，而只是为了比较而已。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因人而异，之所以提及这样的话题，也无非是为了探讨而已。
同样都是在从事书法，但生存现状却大有天壤之别。原因何在？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富裕的书法人有的往往是家底就比较殷实，父母为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自己无需付出太多即可坐享其成。而贫困的书法人有的往往是家境本身就比较贫寒，一时之间很难改变。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尚要很多花费，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富裕的书法人大多都是国展上的获奖专业户，因为迅速名扬天下，成为了人们追捧的热门。这一部分人据此可以进入书协当领导，办班收徒赚学费，走穴卖字赚大钱。一句话，是四方来财，八方进宝。而贫困的书法人则要么作品未能在国展上入选，即便入选，但由于不能获奖，更不能连续获奖，在人们眼中就不够突出和显眼，虽是中书协会员，也仅是勉强维持而已。



三、富裕的书法人大多善于经营，书法水平高的，自不待言，即使是那些水平一般的人，由于富有生意头脑，也完全可以从中把握商机。办班带孩子，照样火爆，所赚颇为丰厚。开店倒腾字画，一年下来也收入颇丰。写字赚钱两不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贫困的书法人，则大多不擅经营，入不敷出。水平高的有时略有所获，水平低的，也就仅是自我陶醉一下而已。不能以文养文，且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来购买书籍纸墨，生活每况愈下，日子难免清苦。形成恶性循环。
四、富裕的书法人有些一般都有比较好的工作，或者政府部门当公务员，或者在企业做管理。因为收入比较高，所以并无衣食之忧。而贫困的书法人则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工作不好，收入很低。



事实上，通观当下书法人的生存状况，大多不出上述几种情况。家境殷实的人搞书法，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完全可以全身心投入。且在各种学习条件方面占据很多优势，诸如占有资料、拜师、参展、出书、搞个展、媒体宣传等等。而家境贫寒的人从事书法就没有这么轻松。思想压力、经济负担等等等等时常困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人尚且可以经过一番努力拼搏，不断改变自身处境。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因为思想比较保守，或者根本不懂经营之道，或者不具备起码的条件等等，无奈中消极等待。
还有一些人，学习多年书法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书法家了。本身没有工作，也无稳定的经济收入，自身在思想上还属于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好的工作与自己无缘，不太理想的事情还不愿去做，放不下“书法家”的架子，自己给自己找别扭。或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或者有心进取而无实际行动。岁月倏忽而过，事业停步不前。



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人，是我所最为欣赏和佩服的。这种人出身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家庭，但骨子里有一种极为可贵的思想品质。自小胸怀大志，做事一板三眼，有条不紊。他们目标明确，总能想方设法找到适合发展自己的路子和具体的方法。他们能够稳妥地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谦虚好学，有吃苦精神。他们想到了就马上付诸行动，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日日有进步，年年有发展。他们懂得为人处世之道，不盲目和社会产生敌对情绪，而是智慧地认清楚自己所处的优劣所在。他们能够扬长避短，时时有所准备，机遇一旦来临，就能准确把握。



平心而论，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几次发展自身的机会，只不过有的人能够灵活准确地把握，而有的人则总是和机遇失之交臂，擦肩而过。人的性格和能力有差异，因此做事迥然不同。同样的起点，同样的事情，有的人一路走来，尽管千回百折，但他不屈不挠，百战不殆，屡败屡战，乘胜追击，直到成功。而有的人则不然，一遇挫折，就不免气馁，要么怀疑自己，要么怨恨他人。或半途而废，或消极守成，最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言以蔽之，任何人做事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自身的思想包袱。事业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自己。我们无需出处和他人攀比，但把自己的生活品质尽量加以提高的想法总是无可指责。能够正确估价自身，清醒理智而不乏自信，且能智慧地面对生活的人，他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最后，真心祝愿所有的书法人，艺术常常进步，生活越来越好！